偈怎么读音:民国十大奇女

<绝世佳人的秘辛往事：民国十大奇女子的美丽和哀愁>

民国十大奇女 相关内容 目录

    1．绝世名伶——孟小冬

    在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问世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她。

    她的名字只有在那些关于《梅兰芳》或者《杜月笙》的传记中偶尔出现。

    但现在，通过陈凯歌的这部电影，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开始注意到这个闪耀着奇异光辉的名字。

    她的绝世唱腔，她与梅兰芳、杜月笙缠绵悱恻的动人爱情，她的真性情与绝世的美貌，让她注定为世人所注目。她是梨园的“冬皇”、著名的美人，她就是绝世名伶——孟小冬！

    2．旧上海的交际女王——唐瑛

    云集的美女，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显得分外的香艳。

    六十年前的上海百乐门舞厅(Paramount)，号称“远东第一乐府”。梦幻般的灯光，玫瑰花图案的地板，浪漫的爵士音乐，光滑如镜的弹性舞池，仿佛都述说着上海的绚丽与奢华。有一个曼妙女子时常来此跳舞、消闲、挥洒青春，她就是唐瑛。当时，在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她与陆小曼被并称为“南唐北陆”。

    3．寂寞烟花——陆小曼

    如果说“南唐北陆”中的唐瑛是男人心中的朱砂痣，那么陆小曼便是那床前的一抹明月光。她不是烟花，却比烟花寂寞三分；她不是玫瑰，却比玫瑰美艳动人；她是一汪碧海，澄净透明却又深广难测。她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兴风作浪，她可以挑起所有男性潜藏的热情与欲望。

    陆小曼因徐志摩而被人熟知，而徐志摩也以他毕生的灿耀光芒燃烧着陆小曼孱弱的青春，却同时也掩没着陆小曼绝世的才情。

    4．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如今，知道凌叔华其名其人的并不多，但她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凌叔华学养丰厚、文才画禀皆长。在写文作画与处世待人上，凌叔华都以平和、温婉、淡雅着称。她用女性特有宽厚与温润看世界，也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她周围的人们。

    凌叔华的才情及艺术实践，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重要的篇章。走近这位曾被文学史忽略了的艺术家，我们可以从中体悟到一种令人思索的历史况味。

    5．她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林徽因曾为徐志摩写诗，说他是人间的四月天。事实上，在当世男人的心中，她才是他们的四月天。她的美貌、她的才情以及她惹人怜惜的小性情，这一切都让人心动不已。林徽因是一个有着卓越才华却也普通性情着的女子，三个杰出而优秀的男子成全了她的美丽。

    现在，有关林徽因的一切都成为了一个不休的话题。人们艳慕她的美貌、智慧和才气，更慨叹她拥有了世间最美好的爱情。可是，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可以活得如此完美吗？

    6．风华绝代的小姐——殷明珠

    自小就容貌出众、洋气十足的殷明珠，被中学同学们称为“FF”（followingfashion）小姐，意为紧跟时髦的女士。从此以后，FF女士成为殷明珠的代名词，并且闻名上海。

    后来，这位时髦洋气的美人又成为上海滩女明星第一人，改变了当时电影多男扮女装的局面，中国电影也由此开始了由女性担任女主角的历史。

    7．盛氏豪门七小姐——盛爱颐

    民国期间，上海滩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一个是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她就是张爱玲的后母。而另一个七小姐就是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闻名整个上海滩的盛爱颐。

    盛爱颐以“盛七”闻名，她在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中尽展个性；在中国第一桩女权案中大显风采。这样一个出生在盛世豪门的女子，尽然还拥有着如此大气勇敢的性情，这不得算是旧上海的一个传奇。

    8．她是传奇——张爱玲

    古人云：“传奇者，因奇而传。”对于传奇，张爱玲有自己的说法：“书名则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遍人，在普遍人里寻找传奇。”

    其实，传奇无需寻找，张爱玲其文其事便是。她的一生坎坷曲折，犹如一卷长篇传奇，而她的文字也宛若金针，貌似漫不经心地描龙绣凤，实际上却将字字句句都刺在了读者的心头。

    9．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

    没有郁达夫，就没有王映霞。王映霞一生的是非功过，都和那位文学才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幸福是因为郁达夫，不幸也是因为郁达夫。这么说或许有点偏执，但事实的确如此。

    王映霞与郁达夫的传奇恋情，在民国时期的已被传为佳话，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但这段*才子与江南美人的轰烈爱情却最终以悲剧草草谢幕。

    10．“风采一生”的绮霞美人——赵一荻

    如果说，20世纪除了战争之外还曾留下玫瑰的话，那么，“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赵一荻无疑是其中最绚丽的一对。

    很多女人都会爱上*少帅，但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几十年寂寞幽禁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

    张学良与赵一荻延续70多年的真挚爱情，堪称中国20世纪的爱情神话。如果不遇到张学良，赵一荻会有一个什么样完全不同的人生？如果没有赵一荻始终陪伴左右、相濡以沫，张学良将怎样度过那孤寂的软禁岁月？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事实是他们相遇了，相识了，相爱了，共同走过了漫长的人生岁月。

民国十大奇女 相关内容 序

    民国，中国历史上拥有特殊意义的一段时期。那是个政治与思想极为动荡的年代，其间各色人物轮流登场，或改换门庭，或散逸江湖。

    当时的中国，古典的气质还未褪去，现代的风情刚刚演绎，一切都是精致而新鲜的。更重要的是，曾经用双手摇摇篮的女性，已经开始运用自己独立的思维来颠覆这个传统的世界了。

    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有着这么一群传奇的女人，她们或生自盛世豪门，身价矜贵无比；她们或拥有绝代风华，魅力无人能及；她们或才情千万，傲然自立；她们或人生绚丽璀璨，故事曲折离奇。

    这些奇女子追求自由，敢爱敢恨。她们用自己的美丽、智慧，书写了一代不朽的传奇。

    在这本书里，我们详细记录了十位民国时期绝世奇女子的秘辛往事，追忆100年前那些乱世佳人的喜怒哀乐、人生起伏。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就从这一点历史的余温中，感受戏里戏外的繁华吧。

绝世名伶：孟小冬 孟小冬与梅兰芳——当“伶王”遇见“冬皇”

    孟小冬的故事里，不一定非要有梅兰芳。就像梅兰芳的故事里，并非一定要提及孟小冬。但是他们对于彼此的意义，就好比彩虹之于天空、云雾之于青山，少了对方，终是少了一份最美的记忆。

    1925年孟小冬离开上海初闯京城时，正值18岁青春妙龄。当时，孟小冬在南方已声名鹊起。但是，对于京戏演员来说，若得不到北方观众的认可，即便名气再大，却总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当时京剧艺人就有这样一句话：“情愿在北数十吊一天，不愿沪上数千元一月。盖上海人三百口同声说好，固不及北边识者之一字也。”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认可，孟小冬来到了北京。

    1925年4月，孟小冬在北京进行了初次登台，首演剧目是《四郎探母》，一炮而红。当年撰写剧评的“燕京散人”，对孟小冬的唱腔有过细致的描摹和评论：“孟小冬生得一幅好嗓子，最难得的是没有雌音，这在千千万万人里是难得一见的，在女须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说是前无古人。”

    同年八月，孟小冬出演《上天台》，与同日出演《霸王别姬》的梅兰芳相遇，上下场之际，身着龙袍的“刘秀”看见“虞姬”，尊称了一声“梅大爷”——这是“英雄”和“美人”的第一次见面。

    而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则是在1926年下半年。当时北平的政要，财政总长王克敏举行半百生日宴会。王克敏是典型的戏迷，他过生日自然要大唱堂会戏。因此，王氏生日当天，到会贺寿的可以说都是北平城内数得到的人物，其中也不乏名伶俊秀。而风华正茂、名满京城的当红须生孟小冬和举世闻名、众望所归的青衣花衫梅兰芳，自然均在被邀行列。

    在酒席筵前，大家正在商量晚宴以后的戏，座中忽然有个人提议，应该让孟小冬和梅兰芳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提议者说：“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众宾客听了纷纷鼓掌，全体赞成。

    这是一出生、旦对儿戏，唱做并重。梅兰芳常演这个戏，并多次与余派名家余叔岩合作。而孟小冬虽曾学过此类戏种，但在此之前尚未有过公开的演过经验。但“艺高人胆大”的孟小冬并未因此怯场，她从容的答应了众宾客的这个提议。

    其实，早先的演员大多有这样的本事——只要是按照老本老词演唱，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一句不改，双方都有一定的交代，再加上本身具有一定的舞台实践经验，也准能把戏演下来，绝不会僵在台上。

    这天孟小冬是由师傅仇月祥替她化的妆，他将她头上的网子勒得比较高，这样看上去显得长眉入鬓，又带点武生气。眼皮上的红彩抹得稍重一些，带点浪漫气息，觉得像旧时的军官，但又保住了皇帝的身份。

    上台后，年轻的孟小冬显得落落大方、非常潇洒，演出的结果也出奇地好，得到了在场戏迷和观众的一致赞赏和欢呼。

绝世名伶：孟小冬 王皇同堂，戏假情真

    就这么一段《游龙戏凤》，让梅兰芳的戏迷们极希望自己的“偶像”与美丽的“冬皇”能假戏真做，谱出一段绝世恋曲。因此，当时就有两位戏迷提议说：“这确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成人之美，亦生平一乐，如果把他们凑成段美满婚姻，也是人间佳话。”其他的梅兰芳戏迷一听，还真的是一件两全齐美的好事。

    当时在场的有一位叫冯六爷，是梅兰芳的顶级戏迷，而且与梅兰芳等名伶来往也比较密切。他见一些朋友不断地要求促成梅孟百年之好，也就不再坚持梅兰芳已有家室的己见，同意与大家一起促成这桩婚姻。大家还正式委托另两位戏迷齐如山、李释戡做大媒。

    而孟小冬对梅兰芳，其实也早是“罗敷有意”。“梅兰芳”三个字，全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社会上不知有多少千金小姐、名媛贵妇暗恋于他而求之不得。再者，孟小冬对于梅兰芳的才华也钦佩不已，因此对于齐如山和李释戡的提议，也就欣然接受了。

    只不过，孟小冬的姑父仇月祥对梅孟这桩婚姻是持反对态度的，而孟家的其他人也以梅兰芳已有两房夫人为由，表示不愿女儿作偏房。

    鉴于此，齐、李两人提议，让梅兰芳为孟小冬另购屋院，与福芝芳分开居住，这也就是所谓的“兼祧两房”。这个提议终于得到了孟家的同意，梅孟二人的情意也终将开出花来。

    1926年８月２８日《北洋画报》上有一篇署名“傲翁”的文章说：“小冬听从记者意见，决定嫁，新郎不是阔佬，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而是梅兰芳。”报纸还刊发了梅兰芳和孟小冬两人的照片各一张，照片下的文字则是“将娶孟小冬之梅兰芳”和“将嫁梅兰芳之孟小冬”。

    1927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四，梅兰芳与孟小冬在东城东四牌楼九条35号冯裁的公馆里举行了极为简单的婚礼。

    两人结合后，梅兰芳的舞台演出和社会活动一样不少，而孟小冬却被“藏”了起来。原先人们期待的“乾坤绝配”并没有在舞台上出现。孟小冬收拾起了当初的浮华，甘愿隐在梅兰芳的身后，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

    齐如山的儿子齐香曾在晚年时回忆孟小冬新婚之后的模样：“平时我看她并不过分打扮，衣服式样平常，颜色素雅，身材窈窕，态度庄重。有时候她低头看书画，别人招呼她一声，她一抬头，两只眼睛光彩照人，如今六十年过去了，她那天生丽质和奕奕神采，就在目前。”

    关于，梅兰芳与孟小冬新婚时的甜蜜，通过后世流传的两人之间的一段小段子就能窥出些许迹象。据说，某日午后，梅兰芳用手往墙壁上投影做动物造型，孟小冬就在旁边问他：“你在那里做什么啊？”

    梅兰芳回答：“我在这里作鹅影呢。”

    须知，生活中的梅兰芳一向持重儒雅，这般活泼的样子着实少有。可见，与孟小冬结合之后，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愉悦，甚至说是雀跃，也是不为过的。

绝世名伶：孟小冬 突发惊世血案，小冬迫离爱巢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爱情因两人特殊的身份，所以特别的受到关注。在当时，他们的结合是人人喜闻乐见的，一个是伶王、一个是冬皇，这是多么的绝配的组合。

    但如花美眷，终也似水流年。婚后不到一年，两人的关系就开始时疏时密，时好时坏。

    而1927年9月14日发生的东四九条冯宅的一件惨案，让梅、孟让两人的关系发展了本质上的改变，这就是著名的“梅兰芳枪击案”。

    这桩名噪一时的案子是由一个名叫王惟琛的纨绔子弟引发的。原来，王惟琛一直暗恋孟小冬，并写过多封书信，但却得不到回复。因此，当他得知孟小冬与梅兰芳相恋并成婚的消息之后，非常气愤，也因此对梅兰芳怀恨在心。

    1927年９月１４日，王惟琛终于决定动手“解决”他很梅兰芳之间的“恩怨”。当天正午，梅兰芳和几个朋友正在冯耿光的公馆里吃午饭，这时候，一位用人通报说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执意要见梅兰芳。当时在座的友人中有一个名叫张汉举的人听后，便自告奋勇要去“打发”掉那个不知情识趣的大学生。

    张汉举来到公馆门口，正准备开口，那个大学生就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张汉举叫道：“叫梅兰芳出来见我。”

    原来这个大学生正是准备与梅兰芳“算账”的李志刚。

    王惟琛的这个举动让张汉举大吃一惊，他转身便想退回公馆内，然而，这时的李志刚却突然紧张起来。

    这时旁边的一个下人自作聪明的缓解这场危机，于是他告诉李志刚，梅兰芳并不在公馆内。

    下人的这个说法让王惟琛的情绪更加的激动起来，他颤声要求张汉举转告梅家，要梅家赔偿他五万元，以作为自己失去女朋友的精神损失。此时的张汉举已经吓得不轻，他立刻答应李志刚的要求并大声呼唤下人赶快去筹款。

    下人冲进公馆内汇报了外面的情形，公馆里的人立刻乱作一团，有人趁乱通知北洋军警督察处，又通知了银行迅速提出五万元现款以备急需。当这笔钱送到时，军警也已经包围了冯宅。但王惟琛拿到这笔赔偿金后又将张汉举挟持为人质，慢慢离开。

    胆子并不大的王惟琛发现自己已被大量军警包围，一时间方寸大乱，慌乱之中不小心抠动了枪机，可怜张汉举就这样成了冤死鬼。人质既死，军警们怕王惟琛杀机再起，于是纷纷开火，将李志刚当场击毙。

    此事当时闹得满城风雨，而侥幸逃过一劫的梅兰芳自是吓得不轻。此案的追踪溯源皆由孟小冬引起，刚刚死里逃生的梅兰芳自然不敢再回他和孟小冬的家，终是惶惶的回到了福芝芳的身边。

    而一直在梅、孟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福芝芳终于找到了予与反击的理由，她高调宣称：“大爷（梅兰芳）的命自然比什么都要紧。”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相比于梅兰芳的生命，区区一个孟小冬，以及她所给予梅兰芳的“微不足道”的爱情又算得了什么。

    当时的舆论也都站到了福芝芳的一边，而梅兰芳的沉默以及一度丢下孟小冬，而与福芝芳避居上海的举动，终于让本已出现裂缝的梅、孟关系发展到了岌岌可危的黯淡境地。

绝世名伶：孟小冬 戴孝风波，割断最后情缘

    1930年8月5日，访美回国的梅兰芳一到天津，便知道大伯母去世的消息。旧时人家，治丧是大事，也是家庭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机。

    按照当时的规矩，梅兰芳的妻房都应该披麻戴孝在孝堂接待四方吊唁的宾客，福芝芳应如此，而梅兰芳的另一个妻子孟小冬，也应如此。

    当时，梅、孟的关系虽已出现问题，但两人还没走到决裂的边缘，再者孟小冬仍是爱着梅兰芳的，为了弥补两人的关系，她去了梅宅，准备去尽作为“梅夫人”的应尽之责。谁知道，一心言好的孟小冬却被下人拦在了门外。

    此刻的孟小冬才知道，什么“双祧”、什么“两头大”，不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她心碎了，对梅兰芳的这份情，也终于死了。“戴孝风波”之后，孟小冬从此不愿再见梅。

    1931年夏秋之交，孟小冬南下上海，聘请郑毓秀律师为法律顾问，在上海大亨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给了孟小冬4万元作为补偿，两人从此脱离关系。

    1933年9月5——6日7日在天津《大公报》第一版上，孟小冬连登了《孟小冬紧要启事》：

    启者：

    冬自幼习艺，谨守家规，虽未读书，略闻礼教。荡检之行，素所不齿。迩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为冬所不堪忍受者。兹为社会明了真相起见，爰将冬之身世，略陈梗概，惟海内贤达鉴之。

    窃冬甫届八龄，先严即抱重病，迫于环境，始学皮黄。粗窥皮毛，便出台演唱，藉维生计，历走津沪汉粤、菲律宾各埠。忽忽十年，正事修养。旋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

    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抑冬更有重要声明者：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迫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并有好事者，未经访察，遽编说部，含沙射影(编者按：时传李某乃孟小冬的未婚夫)，希图敲诈，实属侮辱太甚！

    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凡走一地，先严亲自督率照料。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惟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

    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惑视听者，冬惟有诉之法律之一途。勿谓冬为孤弱女子，遂自甘放弃*也。

    特此声明。

    传奇不见得要幸福美满，童话也不见得就花好月圆。在孟小冬此后的人生中，竟再未与梅兰芳有半句交谈。这样的决绝，需由多大的爱引起，多大的恨使然……

    故事到此早该戛然而止了，但关于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也成为时下最热门的饭后谈资。哪些茶余饭后的八卦颇多，而其中最为传奇的说法是，1932年梅孟决裂之后，孟小冬曾生下过一名女婴，但因对梅兰芳的怨恨太深，因此将孩子交予他人抚养云云。

    当然，都说了是八卦，那也就无需太在意与深究了。

绝世名伶：孟小冬 《搜孤救孤》成“广陵绝响”

    1947年8月，孟小冬接到杜月笙的亲信手笺，邀她参加杜月笙60大寿的义演活动。感于杜月笙对自己的多次关照，孟小冬便先于其他被邀名伶来到上海。对孟小冬的到来，杜月笙十分高兴。

    祝寿义演准备举行10天的堂会。梅兰芳也在义演的被邀请之列。但孟小冬和梅兰芳没有同台，10天的大轴，梅兰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见面的尴尬。孟小冬此后只字不提梅兰芳，解放后，杜月笙和梅兰芳也没什么联系了。

    事后，据梅兰芳的管事姚玉芙说，孟小冬演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先生在家听了两次电台转播……

    据说祝寿宴是盛况空前。正式演出当天，中国大戏院门前人头攒动，车水马龙。那真是一票难求，以至当晚马连良要看戏，只得在过道加了椅子。各界人士赠送的花篮排了有一里路长，全部花篮折款竟达十二亿（旧币）之多。

    前8天热热闹闹的堂会结束后，迎来的最后两天的大轴戏就是孟小冬主演的《搜孤救孤》。按说，这出戏并不像《珠帘寨》、《失空斩》那么繁重，又没有旦角衬托，一般挂头牌的老生很少演出，即便演出了，也很少放在大轴。

    但是孟小冬不但选了这出戏放在大轴演出，而且连演两场，场场爆满。据当年身临其境的谭元寿先生说，那两天，台下是满坑满谷，舞台两侧也全是来观摩的南北名角，塞得水泄不通。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与后来香港《大成》杂志主编沈苇窗是合坐在一个凳子上看完了这出戏，而且连连给孟小冬喝彩。

    最让人惊叹的是，那两天的上海滩是家家打开收音机，户户收听孟小冬的演出实况。这出戏，孟小冬每个腔都唱得让人回味无穷。四大须生的另一个成员谭富英看完戏后连声称绝，遇人便说：“小冬把这出《搜孤救孤》给唱绝了，反正我这出戏是收了。”

    后来，曾任梅兰芳秘书的京剧史家许姬传先生在1986年的*中写到：“1947年，是我最后一次在堂会上看到孟小冬饰演程婴，小冬唱‘虎’字用强烈的脑后音发出，全场气氛立刻变得紧迫肃穆……”他盛赞孟小冬是“成熟的大演员”，比现在漫天乱扔的“著名艺术家”头衔要值钱得多。

    但遗憾的是，孟小冬在创造了这一京剧历史上的奇迹后就谢幕转身，至此决绝的退出那曾让她风光无限，也哀愁黯然的绚丽舞台。

绝世名伶：孟小冬 上海大亨情迷“冬皇”

    梨园再没了孟小冬的身影，伊人隐退后的归属，成为当时上海滩最热门的谈资。

    当时上海滩小报记者的本事绝不亚于如今的“狗仔队”，他们很快挖出了一块“猛料”，原来“冬皇”隐退后进了杜家的门，成为了上海传奇大亨杜月笙的女人！

    说到杜月笙，那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当初无论什么劳资纠纷、拆股份、贩卖军火、打官司以及修造寺庙、救济灾民等等，凡是去找杜月笙商量，便没有不能解决的。

    杜月笙一生和京剧有缘。当年无论多有名的京剧演员到上海，都会到杜月笙那里去。他常常请客吃饭，偶尔也会在吃饭时唱几句。

    1921年，33岁的杜月笙，娶坤角老生姚玉兰为妻。姚玉兰嫁给杜月笙后，因为只是四房，所以未能住进杜公馆，而只能另择新屋。杜月笙的前几房太太都是苏州人，很齐心，共同抵制姚玉兰。长期以来，姚玉兰孤立无援，心情一直很郁闷。她知道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好感，而且很想占为己有。如果出于女人本能的嫉妒心，她似乎应该很排斥孟小冬。

    事实却相反。一方面是因为姚玉兰很清楚杜月笙的为人，自己绝不可能是这位*大亨的最后一个女人，既然如此，还不如为杜物色一个跟她有亲密关系的人。这样一来，杜月笙肯定会对她感激万分而不至于有了新欢而厌弃旧爱，她也因此能长保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她也需要有人跟她结成妾的同盟，共同对抗杜月笙的那几个苏州妻妾。孟小冬显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也是北方人，与姚玉兰又是结拜姐妹。加之，姚玉兰知道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外界传言的那么简单，这其中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据杜家后人回忆，姚玉兰告诉家人，孟小冬离开梅兰芳是被迫的，因此她十分同情孟小冬的境遇。至于逼迫孟小冬离开梅兰芳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现在已经无从考证，这个秘密随着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的离世，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综合上面两个原因，姚玉兰积极的撮合孟小冬和杜月笙，以此来帮助自己，也顺带为孟小冬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人。

    对于姚玉兰的撮合，杜月笙自然是欣喜不已。据杜月笙的儿子回忆，事实上，在孟小冬正式与杜月笙在一起之前，这位上海大亨已经暗恋孟小冬很久了。但之前，孟小冬是梅兰芳的妻子，而梅兰芳又是杜月笙的朋友，朋友妻不可欺。因此，杜月笙也只能“望冬心谈”了。而现在，孟小冬离开了梅兰芳，姚玉兰又在一旁撮合，杜月笙自然是正中下怀，喜上眉梢。

    1947年祝寿义演时，小报时时报道孟小冬与梅兰芳将要和好的传闻，为了避开谣传，孟小冬演出完毕之后很快就离开了上海。

    孟小冬的离开，让杜月笙更是万分难舍，萦念伊人。1949年初，平津战役爆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平津推进。杜月笙担忧孟小冬在北平的安危，他要姚玉兰以姐妹之情马上去信，劝孟小冬迅即来上海。那时，北平几成围城，人心惶惶，谣言纷传，孟小冬孑然一身，六神无主。

    接信后，孟小冬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便匆匆打点行李离开北平，因当时交通已阻隔，杜月笙特派专机去接。杜月笙要她安心留在上海，把杜公馆当作自己的家，不必拘谨，等有合适的机会，一定让她再度登台，这使孟小冬感受到了有生以来少有的温暖和恩情。姚玉兰也劝说道：“小冬，你留下来吧，这么大年纪，还只身漂流，什么时候为止呢?”孟小冬感于杜月笙数年来的情深意重，加上姚玉兰的一再撮合，此次赴沪不久，终于以身相许。

    张伯驹曾为孟小冬赋诗：“梨园应是女中贤，余派声腔亦可传，地狱天堂都一梦，烟霞窟里送芳年。”看来，张伯驹对于孟小冬嫁给了杜月笙，是很惋惜的。

    而孟小冬的好姐妹余慧清则说：“孟小冬同梅兰芳离婚后，曾对我们姐妹说，她以后再也不嫁人，又说不嫁则已，要嫁就嫁一位跺脚乱颤（即有权有势）的人”。而孟小冬与杜月笙相交之日，他早已经是“跺脚乱颤”的人了，如此看来，杜月笙的条件倒也算合了她的心意，虽算不上“神仙眷侣”，但也不至于是“委屈下嫁”了。

    孟小冬进了杜家后不久便跟随杜月笙去了香港。到香港后的杜月笙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在杜月笙病重的时候，姚玉兰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孟小冬。

    由此可见，杜月笙待孟小冬的心，真的是“日月可鉴”。对于此，很多人感到疑惑，一个整日被如玉美人环绕的一代大亨，为什么偏偏对一个孟小冬如此爱慕，在杜家后人的回忆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一方面孟小冬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杜月笙喜欢，在杜月笙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杜月笙可能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不像姚玉兰，虽然嫁给杜月笙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有人问姚玉兰怎么跟杜月笙沟通，姚玉兰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绝世名伶：孟小冬 妙人床畔侍疾枭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孟小冬随杜一家迁居香港。此时杜因喘病不能乘坐飞机，遂改乘客轮，但只购到一张头等仓票，于是孟、姚便轮流在头等仓中服侍。在杜月笙痛苦磨难、呻吟床第的病中生涯中，他惟一的安慰是孟小冬的尽心侍疾，柔情万种。

    孟小冬陪侍杜月笙到香港后，虽然在杜月笙跟前强颜欢笑，神色自若。然而，即使是朝夕相见，杜月笙都可以看得出她花容憔悴，日渐消瘦，眉宇间常有忧悒之色。孟小冬在香港杜公馆是孤寂的，忧闷的，她不能随波逐流，更不会敷衍应酬，对内对外，一应交际酬酌、家务事项，都是属于姚玉兰的职责范围，孟小冬轮不到也不想挨，看护随时可有生命危险的丈夫，却成为落在她肩头的一副重担，而这一副担子，一日24小时，常年累月，没有一时一刻可以卸得下来。

    杜家是大家庭，两房太太合住一座屋顶下，姚玉兰和孟小冬即使情同姐妹，牙齿也有咬着舌头的时候，杜公馆因为男主人病重，仿佛一年四季不露一丝阳光，不闻一阵笑声，这凄凉黯淡的日子，孟小冬过的更是心不舒，气不畅。

    经常出入杜公馆的亲戚朋友，常常可以看得到，坚尼地18号杂乱无章，一片散漫。家里面往往只有三五个人，一日三餐，也得开上好几处，除了中午外面厅上开一桌或两桌招待客人，就常是姚玉兰在房自己吃饺子，孟小冬冲牛奶下洋点心，也是关起门来吃，病人杜月笙，他那一碗煨面当然要端到床上。其余少爷、小姐，各有各的卧室，同时也各有各的吃处。杜月笙的那个大房间，由于他病中怕烦，儿子、女儿，平时就没有和他亲近的习惯，于是连那一个房间，也不能成为全家聚晤欢谈的集合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把坚尼地18号的大门一关，杜公馆便成为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单位，凑在一起的大杂院。

    当然孟小冬会更寂寞、更孤单，她只有机械般的每日从事“看护”的工作，而她所悉心调理的病人，又是几乎已经注定了是不可能痊愈的。

    杜月笙体会得出孟小冬的心境，了解她的苦闷，因此使他对孟小冬一向具有的“敬爱之情”，一变而为“深心怜惜”，他很小心地不把这种“怜惜之心”形诸颜色，他深知孟小冬“荷尽已无擎雨枚，菊残犹有傲霜枚’，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她不会皱一下眉，叫一声苦，然而，假若有人贸然地向她表示同情、怜悯，她反而会怒气填膺地绝裾而去。

    愧于孟小冬给予他的太多，而杜月笙能为孟小冬尽心尽力的地方太少，杜月笙急于争取补偿的机会，在日常的生活中，杜月笙对孟小冬总是那样礼敬爱慕，忍耐着自已的痛苦，跟她轻声细气地说话，聚精会神地交谈，平时称呼也跟着自己的儿女一样，亲亲热热地喊她“妈咪”。“妈咪”想买什么，要吃什么？只要孟小冬略一透露，他便忙不迭地命人快办。当年，有人在香港目睹杜孟二人的生活，说两人“嗲是嗲得来”，这句上海话要是翻译成普通话，恐怕“浓情蜜意”亦未能状其一二。

    孟小冬自入杜门，两年多里对于一切看不惯、听不得、受不了的事情，向来都以不屑与问的坦荡襟怀，付之漠然。她从没有发一句牢骚，出一声怨言，然而她却在她53岁生辰前夕，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在事后杜月笙回想便觉得其关系之大，分量之重。

    直到1950年，杜月笙有移居法国的打算，他要姚玉兰计算办多少张护照才够数。一直侍病在侧的孟小冬，轻悠悠插了句嘴："我要是跟了去，是算丫头呀，还是算女朋友？"一语道破实情，杜月笙一愣，当即宣布尽快与孟小冬成婚。

    杜月笙吩咐万墨林立刻筹备，赶紧办事，因为在孟小冬之前杜月笙还有一位已逝的原配和三位夫人，所以原则上决定不能举行仪式，再加上杜月笙自己抱病在身，出不了门，于是见礼喜宴只好在坚尼地杜公馆举行，为地点所限，请的只有杜月笙的至亲好友。

    但是杜月笙坚持要叫好的酒席，万墨林便渡海到九龙，在九龙饭店点了900元港币一席的菜，把九龙饭店的大司务统统拉到坚尼地来做菜做饭。

    喜期已近，坚尼地楼下的大厅不够摆，因为喜筵有10桌之多，临时又借了楼上陆根泉的那间大厅，邀请的亲友全部到齐，无一缺席。

    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杜月笙也难得有了精神，他带病陪客。孟小冬终于成了杜月笙的第五位太太。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杜月笙一向重视她的艺术成就，孟小冬也很仰慕杜月笙，她同杜月笙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

    一年后，杜月笙病逝。

旧上海的交际女王：唐瑛 旧上海最香艳的交际花

    云集的美女，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显得分外的香艳。

    六十年前的上海百乐门舞厅(Paramount)，号称“远东第一乐府”。梦幻般的灯光，玫瑰花图案的地板，浪漫的爵士音乐，光滑如镜的弹性舞池，仿佛都述说着上海的绚丽与奢华。有一个曼妙女子时常来此跳舞、消闲、挥洒青春，她就是唐瑛。当时，在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她与陆小曼被并称为“南唐北陆”。

    但现在，陆小曼因诗人徐志摩而被人熟知，而唐瑛的面目渐渐隐匿于浮世风霜。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唐瑛虽美，但毕竟没有轰动性太强的婚姻史。

    不过，单单从“交际花”这个名称来说，当初的她究竟比陆小曼要“称职”得多，也“名副其实”得多。

    现在，以昔日上海滩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作品成为时尚，在这些作品中，“交际花”是不可缺少的主要角色之一。她们既长得美艳又善于交际，常年周旋于一些有钱男人之间，依靠这些男人供养，物质生活十分优裕。

    事实上，当时的旧上海确实存在这样一群女人。

    当时上海的一些甲级旅馆如“大东”、“东亚”、“大中华”等都有这样的女租客住着。而长期租住在“国际”、“金门”和华懋公寓这几家特级旅馆中的这类女人的“档次”则更高。

    这些女人中，有的是上海各大舞厅中的红舞女；有的是过去书寓、长三中的红信人，从良嫁人后重又下堂出来招蜂引蝶；也有的是脱离了家庭住到外面来广交“朋友”、受人供养的……这些女性过着阔绰的生活，有着相当的排场，甚至在上至政要下至黑道之间周游交接，但她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些“交际草”。

    有资格称为“交际花”的，首要条件是当时公认的“名媛”。那时，交际花是舶来的褒义词，多为出身豪门的名媛所垄断。她们经过系统有序的培训后，集才艺与美貌于一身，实在令人艳羡。交际花其实就形同特工，后者是以窃取情报为目的，而前者则是以“窃取感情”为主，都有着同样鲜明的目标。一句话形容就是——交际场合的润滑剂、爽身粉，乱世中粉饰太平的一道流苏。

    那么，哪些女人是上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上海滩交际场上的最富盛名的交际花呢？

    半个世纪以前有一部《春申旧闻》谈起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媛”写道：“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唐瑛、陆小曼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这些交际名媛风姿绰约、雍容大雅，如一群美丽的蝴蝶精灵。而这群美丽的蝴蝶精灵中，最吸引世人目光的、最光彩照人的，就是长相漂亮、五官有着一种西洋风情的唐瑛。

    唐瑛生于1910年，她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赓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洋的西医。回国后在北洋舰队做医生，后在上海开私人诊所，专给当时的上海大家族看病，因此唐家的家境自是富足。

    唐瑛不但身材苗条，嗓音甜美，衣着前卫，且多才多艺，秀外慧中，擅长昆曲。她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中西女塾，中文、英文的水平都很杰出，艺术造诣也很高。

    唐瑛之所以能成为旧上海的头牌交际花，出了美丽的容貌外，还与她自小严格的家教分不开。唐瑛除修养极佳外，她穿衣考究而前卫，一直都是引领上海滩时尚风潮的风向标。ChannelNo5香水、Ferregamo高跟鞋、CD口红、Celine服饰、channel香水袋、LV手袋……凡是当时法国贵妇人所有的，她也都具备。

    据当时的传闻买描述，唐瑛有十个描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的大衣橱。唐家养了一个裁缝，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因此唐瑛的穿着在当时总是代表着上海滩最顶尖的时髦的女郎。

旧上海的交际女王：唐瑛 华丽人生，风光无限

    即便磨刀霍霍十余载，进入社交界还是要有契机的。陆小曼进入社交场的理由很堂皇，她因精通英法两门外语，被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给钧聘用为兼职外交翻译。这样，陆小曼才名正言顺地在会议及权要的舞会上大出风头。而唐瑛那时还是旧上海中西女塾（张爱玲曾就读的圣玛利亚女校前身）的一名13岁青涩女生，正处在一个憧憬未来的懵懂年纪。

    唐瑛的父亲深受西方文明影响，加之唐家又是基督教家庭，所以有些“重女轻男”。女孩子地位高，但也不是说就可以随便出门交际，必须等到有男士上门邀请或者婚后才能开始社交。唐瑛正式进入交际圈是在1926年左右，完全符合16岁开始社交的西方规矩。

    当时“社交”是被当作新鲜玩意儿引入中国的，有个杂志叫《玲珑》，整天鼓励女性要学会社交，并且把唐瑛当成“交际名媛”的榜样。一次，英国王室来访问中国，唐瑛过去表演钢琴和昆曲，很是耀眼。当时的各大报纸上登了她的大幅玉照，风头盖过了王室，也是她交际生涯最显赫的时期。

    当时就有一种说法：“南唐北陆”，意思大概就是中国南方有佳人唐瑛，北方有绝色陆小曼。后来，陆小曼去到上海后，她与唐瑛惺惺相惜，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1927年，在中央大戏院举行的上海妇女界慰劳剧艺大会上，陆小曼与唐瑛联袂登台演出昆剧《拾画》、《叫画》。有一张陆小曼与唐瑛的对戏照，当中陆小曼轻摇折扇，唐瑛走台步，两人皆是一身的戏。

    1935年秋，唐瑛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在卡尔登大剧院用英语演出整部的《王宝钏》。当时，扮演王允的是《文汇报》在沪创刊之初的董事之一方伯奋、扮演薛平贵的是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扮演王宝钏的是唐瑛。这次因为是用英语演出京剧的第一遭，所以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加之，唐瑛不但英语流利，而且也很会做戏。因此这场演出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轰动。

旧上海的交际女王：唐瑛 尴尬的一个饭局

    唐瑛年轻漂亮、又爱出风头，身边自然有不少名门望族的男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杨杏佛就是其中一个。

    杨杏佛与徐志摩、陆小曼是好友，而徐陆二人又是唐瑛家的常客，因此杨杏佛顺理成章的结识了美貌出众且风情万种的唐瑛。

    当时的陆小曼还未与王赓离婚，而她与徐志摩的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边厢，杨杏佛又苦恋上美丽的唐瑛，而唐家却已经为唐瑛定下亲事。唐瑛未来的丈夫叫李祖法，是宁波小港李家成员，从耶鲁留学归来。而杨杏佛正好又认识李祖法，并且还与李祖法形同兄弟，因此进退维谷、形容憔悴。

    当时的唐瑛、杨杏佛、李祖法与陆小曼、徐志摩、王赓，成为上海滩最著名的两对“三角恋”。

    1925年下半年，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著名画家刘海粟应徐志摩的请求，决定开一个饭局。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最尴尬的一个饭局”。

    那天刘海粟在上海功德林菜馆请客，把陆小曼、徐志摩、王赓、杨杏佛、唐瑛、李祖法、唐腴庐、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哥哥张歆海等，与这六个情债冤家有关联的人都请在一起，吃了这么一顿饭。

    席间，刘海粟高谈阔论，在祝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违反道德的。

    就在这个饭局后，王赓后来同意同陆小曼离婚，成全了这对。而唐瑛这边却是“流水有意，落花无情”，她也明确的拒绝了杨杏佛。杨杏佛失望而归。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驾车外出，被设伏特务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这可真是“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旧上海的交际女王：唐瑛 云想衣裳花想容

    1927年，对时尚颇有心得的唐瑛与陆小曼等人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云裳服装公司位于上海的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里，它是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

    云裳服装公司的形象代表就是唐瑛和陆小曼。公司的开幕典礼上明星云集，吸引了上海媒体的眼球，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唐瑛自称她们的公司为美术服装公司，公司采取的是世界最流行的装束，其宗旨是在“新”而不在“贵”。并且，唐瑛还聘请了从法国和日本学习美术回来的江小鹣为云裳服装公司的设计师。江小鹣的加入让云裳服装公司的服装有了大师和高品位时装的保证。

    此外，开业时，唐瑛和陆小曼还亲自在店内为顾客试穿新衣，相当于巴黎高级时装店的专业模特，如此服务，当然颇具吸引力。

    1927年的冬天，上海以及附近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大街上，凡是有时髦女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道道由云裳牌大衣组成的亮丽风景。

    很快，云裳牌大衣走向北京和天津等地，成为时尚女性不可缺少的冬日装扮。

    第二年，云裳公司又设计、制作了春秋两季的夹大衣、单大衣和仲夏夜所穿的具有装饰作用的绸外衣，并迅速推向市场风靡上海滩……

    云裳服装公司的成功带动了上海滩服装的发展与兴旺。上海于是也成了30年代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亚洲的时装之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富商大贾，都会赶到上海，选购时装——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10天之后，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

    唐瑛的初次商业尝试，绝对的大获全胜，这让本已风光无限的她成为上海滩名媛中的名媛、焦点中焦点。如此璀璨的女人，自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此刻，有着万丈光芒般耀眼魅力的她，终于把当时全中国的富有、最受女人推崇的“钻石王老五”宋子文给吸引了过来。

旧上海的交际女王：唐瑛 与宋子文的一段情缘

    现在的世人熟知盛家七小姐和宋子文的爱恨情仇，却不知在盛七小姐之后，唐瑛成了宋子文的最爱。

    唐宋两家之间早有交情，唐家的儿子唐腴庐和宋子文便是好朋友，不仅一起在美国读书，回国后唐腴庐还成了宋子文的秘书。在唐家人的眼中，从政并不是一份好的事业，因此唐乃安夫妇并不看好儿子的事业。但唐腴庐并没有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上，他不但与宋子文来往密切，还常常把宋子文带回家来。一来二往，宋子文终于结识了唐瑛。

    第一眼，宋子文便被正值人生最好年华的唐瑛强烈吸引。宋子文开始猛追唐瑛，一封封炽热的情书被呈递到唐瑛的梳妆台上。宋子文虽然长唐瑛16岁，但当时的宋子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成熟英俊、多金多权的男人，这对唐瑛自然也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但是唐瑛的父亲对她与宋子文交往的事情极为反对，唐乃安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他的观念里面，与政治扯上关系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反倒有可能为家人带来不能预知的麻烦。没想到，他的顾虑真的发生了。

    1931年，唐腴庐被刺杀了。

    当天，唐腴庐和宋子文本来准备到上海的火车站乘坐早晨的火车离开。很不巧的是，当日唐腴庐的穿着打扮与同行的宋子文极为相似。两人坐车到达火车站之后，唐腴庐首先下车朝火车走去。这时突然有人放出烟幕弹来，随即一片烟雾散开。这时，本来宋子文也已下了车，但他见到烟幕弹后，立刻警觉的钻到火车下面。

    果不其然，在宋子文藏匿起来的同时，烟幕中传来一阵枪响，唐腴庐应声倒地。

    事情发生之后，司机和宋子文马上把唐腴庐送到最近的一家德国医院。当时唐腴庐膀胱上中了很多枪，情况十分危急。但是医院的医生却迟迟没有赶到，最后等德国医生准备好上手术台时，唐腴庐已经去世了。

    这次刺杀事件震惊了上海滩。当时很多传言说唐腴庐是因为帮宋子文挡子弹，所以被杀的。事实上，知情人都知道，唐腴庐是因为穿戴与宋子文极为相似，而因此被误杀的。

    唐乃安本来就反对自己的孩子与宋子文来往，随着唐腴庐的去世，唐乃安对政治以及与政治有关的人更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而唐瑛与宋子文的关系，也注定不会再有任何结果。

    而宋子文这边，在侥幸捡回一条命后，他对唐家的人自然是既内疚，又感激。也因为此，他不想再扰乱唐家的生活，于是打消了继续与唐瑛交往的念头。

    宋子文的离去对唐瑛是否造成情感上的伤害，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只是宋子文写给她的那二十多封情书，一直深锁在唐瑛的小抽屉里，好好珍藏着，这也足见她曾对宋子文的一番真情。

旧上海的交际女王：唐瑛 锦衣欢，浮世痛

    与宋子文分手后不久，唐瑛很快便嫁给了宁波“小港李家”、沪上豪商李云书的公子李祖法。李家是社会名流或富商，李祖法的父亲李云书是更是沪上巨商。嫁入这样的豪门王族，唐瑛的生活一开始是惬意的，她仍维持着交际花的排场，继续风光无限的生活着。

    与唐瑛“过于热闹”的生活方式相反，她的丈夫李祖法却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不喜欢交际，自然也不喜欢自己的妻子总是过着“花蝴蝶”般的交际花生活。

    这一切，与视交际如生命的唐瑛自然是格格不入。1937年，唐瑛与李祖法终因性格不合而离异。离异后的唐瑛，并没有因此黯然，她反而在社交场上更加的如鱼得水。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用这首诗来形容唐瑛当年的生活是最恰当的。

    后来，唐瑛嫁给了时任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的中国总代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

    熊七公子个子不高、外貌不俏，但他的性格活泼，和唐瑛正是“同道中人”，彼此都有很强的娱乐精神，因此两人的结合也算是相得益彰了。1948年，唐瑛随熊七公子远赴香港，接着移民到美国。70年代时，唐瑛回上海探亲，一袭绿旗袍的她让人恍以为仍是葱茏少女。实则，她已是六旬老妇，只是美人迟暮的哀愁似乎总是与她无忧。

    继唐瑛之后，旧上海又涌现出几个有名的交际花。如周叔苹、陈皓明等。但她们与唐瑛相比似乎总少了点什么，套一句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比我漂亮的人，没有我聪明；比我聪明的人，又没有我漂亮”。这是唐瑛的得意之处，也是这位旧上海交际女王让人难以忘怀的根本所在。

寂寞烟花：陆小曼 与王赓的第一次婚姻（1）

    1922年，陆小曼19岁了，面目长得清秀可人，身材也越显婀娜娉婷，出落得更加漂亮了。来陆家说媒的人多得踏破门槛，但陆定夫妇坚决不肯轻易将陆小曼许给他人。他们知道自己女儿的价值，除非一个将来可能飞黄腾达的男人出现，否则他们愿意继续等待。一天，陆家的好友唐在礼夫妇将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介绍给陆小曼的父母，这青年就是后来陆小曼的丈夫王赓。

    王赓，1895年5月15日生，191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留学。最初入密歇根大学，不久改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同学。1918年6月，以第十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这样一位留洋8年，既有文科修养又有西点军校背景的年轻人，在军阀混战时期，必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前途无可限量。

    王赓一回国就供职于陆军部，1918年巴黎和会期间，需要留洋的军事专家协助争取中国的权利，旋又任他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译。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在巴黎和会外围到处呼吁中国权益的梁启超。梁启超看重他的人品和才华，收他为弟子。1918年秋，王赓任航空局委员。1921年为陆军上校，正是在这个时候，唐在礼夫妇介绍他认识陆小曼。

    陆小曼之母，看到有这种少年英俊，认为这是雀屏中选的最理想人物，虽是王赓年龄长陆小曼七岁，但陆母认为这并无大碍，于是毫不迟疑的便把陆小曼许配了王赓。

    王赓与陆小曼的婚姻，是当时上流社会典型的绅士配淑女的婚姻。极有自信和野心的王赓需要一位中西融通、娘家财力雄厚、社交网络广博的太太相助开拓事业。而名媛淑女陆小曼则需要一位将来能够给她带来荣华富贵生活的丈夫，这是一桩利益均等的婚姻。陆小曼与王赓从初识到订婚、结婚，不到一个月。在这场婚姻中，陆小曼自始至终是一个被摆布的木偶。

    当时的王赓虽然前途无量，但还是一个穷小子。而正处于鼎盛时期的陆家却财大气粗，因此婚礼的一切费用都由陆家负责，婚礼的一切仪式也由陆家安排。陆小曼的婚礼震惊四方，婚礼在“海军联欢社”举行，仪式之浩大，场面之阔气，轰动京城。

    据当时的报纸登载：“光女傧相就有九位之多，除曹汝霖的女儿、章宗祥的女儿、叶恭绰的女儿、赵椿年的女儿外，还有英国小姐数位。这些小姐的衣服，也都由陆家订制。婚礼的当天，中外来宾数百人，几乎把‘海军联欢社’的大门给挤破了。”

    19岁的陆小曼就这样风风光光地嫁作了王赓妇。学，自然是用不着上了，作为一个女人，人生的最大目标已经实现，此后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这就是女人们的生活轨迹。外交部的事当然也是不能做了，如果她还抛头露面在外头做事，那还像什么样子，丈夫的面子往那里搁，有本事的男人当然要让妻子待在家中，受着供养，也受着约束。她们是皇后，也是奴隶。而妻子，特别是一个有前途的男人的妻子，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乖乖地待在家中，生儿育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分守己，这才是女人的本分，才是好太太。

    可陆小曼已不是母亲辈的名媛淑女，她接受了现代的西式教育，受到西风的长久熏染，又涉及交际界多年，过惯了明星一样被捧追的生活，懂得什么是快乐和飞扬，也有了自我的启蒙，让她再回到家中，像笼中鸟一样生活，已经不可能。对于新女性来说，活着已不仅仅是为了丈夫和孩子，她还要张扬个性，还要找到快乐的感觉。陆小曼曾在日记中写道：“她们（母亲）看来夫荣子贵是女子的莫大幸福，个人的喜、乐、哀、怒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也难怪她不能明了我的苦楚。”

寂寞烟花：陆小曼 与王赓的第一次婚姻（2）

    陆小曼的苦楚是什么？陆小曼的苦楚是没有爱情，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而所有人都要求她做一个好妻子，所有人都对她指手画脚，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她的需要和感受。她虽然是一个新女性，但社会还是旧社会，她的自由是相对的。但她却不认这个理，她是那样任性，她要过她想过的生活。于是，必将和社会、和他人冲突。

    王赓少年得志，每天忙于公务，早出晚归，从没有时间陪伴陆小曼。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在美国生活多年，一切都按西式的工作方式行事。什么时间工作，什么时间娱乐，泾渭分明，对自己要求极严，是一个尽心尽职的军官。周一至周六只能工作，绝不娱乐，他的行为刻板到苦行僧的地步。因此在所有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尽职的军官、公民、男人，所有人对他的印象都十分的好。当然，王赓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但所有的男人不都是这样被教育的吗？服务于统治集团，为了随时讨得主子的欢心，为了提升，为了满足他的成就感和虚荣心。女人应该理解男人，支持男人，为这样的男人骄傲和自豪。但陆小曼偏偏不是这样传统、刻板的女人，她希望丈夫多关心、体贴自己，多分一点时间陪伴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机器，而自己也不仅仅是一个花瓶和摆设。总之，她渴望爱情，渴望被男人呵护的感觉，渴望陶醉。但王赓太忙了，把这样一个如花似玉，喜欢热闹、被人捧追的女人扔在家中，不过问她的感受，让她过寂寞无聊的生活，女人当然要不满和反抗，何况是任性惯了的陆小曼。

    陆小曼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女性，她已经看透了她母亲辈生活的无聊和无奈。如果说幸福仅仅指来自于物质，也许王赓可以做到。但在这桩婚事中，陆小曼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被风浪颠来颠去，.

    032完全是被动的。当蜜月的激动渐趋平静后，她渐渐发觉自己并不快乐，她觉得自己和王赓之间在性情和爱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陆小曼在日记中写道：“从前多少女子，为了怕人骂，怕人背后批评，甘愿自己牺牲自己的快乐与身体，怨死闺中，要不然就是终身得了不死不活的病，呻吟到死。这一类的可怜女子，我敢说十个里面有九个是自己明知故犯的，她们可怜，至死不明白是什么害了她们。”

    陆小曼朦胧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她不想成为这一类的女人，她毕竟比上一代的女性接受了更多的现代教育，不再认同过去女人的生活。

    在认识徐志摩之前，她只是消极反抗。与一些和她命运相同的权贵的千金小姐、太太们一起出去吃饭、喝酒、打牌、捧戏子、跳舞、唱戏，过着名媛富足而百无聊赖的生活。很晚才回家，晚睡晚起，整天萎靡不振，生活没有目标，没有信心，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为此丈夫对她多有微词。王赓虽然不能常在家中陪伴她，但对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劝她不要出去，免得把身体搞垮，其实关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是不愿意妻子抛头露面，不愿意妻子惹事。

    她在《爱眉小札》中写道：“在我们（她与徐志摩）见面的时候，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别人结婚了，虽然当时也痴长了十几岁的年龄，可是性灵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婚后一年多才稍微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和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事。当时因为家庭间不能得着安慰，我就改变了常态，埋没了自己的意志，葬身在热闹生活中去忘记我内心的痛苦。又因为我娇慢的天性不允许我吐露真情，于是直着脖子在人面前唱戏似的唱着，绝对不肯让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间认识了徐志摩，叫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

    我们大致能够知道，陆小曼的婚姻生活是不快的，痛苦的，得不着安慰的。她感到随时随处都有一张大网网着她，使得她手脚伸不开，真苦极了。她不自由，这是她们这一代曾得到过自由，婚后又失去自由的名媛淑女们的苦恼。她认为自己的生活是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她需要发自内心需求的生活，需要生活中的"真"。

寂寞烟花：陆小曼 胡适与陆小曼的一段秘情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收有陆小曼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后所写。且看这样的句子：

    “我们虽然近两年来意见有些相左，可是你我之情岂能因细小的误会而有两样么?你知道我的朋友也很少，知己更不必说，我生活上若不得安逸，我又何能静心的工作呢?这是最要紧的事。你岂能不管我？我怕你心肠不能如此之忍吧!”

    ……

    “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说坏到极点，不知者还许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永久的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与外人一样的来责罚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让你误会我下去了，等你来了可否让我细细的表一表?因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岁月愿有一二人，能稍微给我些精神上的安慰。”

    这样的话语，若说两人之间只是要好的朋友，未免也太过牵强。

    当年，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的关系闹得轰轰烈烈、人人皆知，但是也因为此，陆小曼与胡适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情愫，也就被世人忽略，甚至是淡忘了。

    事实上，胡适认识陆小曼是早于徐志摩的。而徐志摩认识陆小曼，也是通过胡适引荐的。1924年底的一天，画家刘海粟与胡适、徐志摩在北京闲聚，偶然间，胡适告诉刘、徐2人，北京有位王太太，又聪明又漂亮还会画画，英法文都很好，到了北京不能不去看看。说着几人便一道去看望陆小曼。就是这一次探望，让陆小曼与徐志摩初识。

    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当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避风，王赓也赴南京任职，陆小曼一个人留在了北京。

    王赓临走之时，托付胡适和张歆海照料陆小曼。在给胡适的信上，王赓说：“谢谢你们两位种种地方招呼陆小曼，使我放心得多。这几个月来陆小曼得着像你们两位的朋友，受益进步不在少处，又岂但病中招呼而已。”

    同样，徐志摩去欧洲之前也托胡适照顾陆小曼，甚至还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但令徐志摩没有想到的是，胡适和陆小曼之间却在这非常时期擦出了一些火花。

    1925年6月14日，北大教授吴虞在开明剧院曾看到一幕，并写在了自己的日记中：“立三约往开明观剧，见须生孟小冬，其拉胡琴人为盖叫天之拉胡琴者，叫座力颇佳。胡适之、卢小妹在楼上作软语，卢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扮春香者，唱极佳。”

    卢小妹即陆小曼，值得注意的是“软语”二字。北京当年的戏院，楼上大都是包间，在包间而作软语，可以想见两人关系之暧昧，昭然若揭。当年甚至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而许身徐志摩的。

寂寞烟花：陆小曼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叛逆之恋（1）

    陆小曼在日记中写道：“其实我不羡富贵，也不慕荣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如心的伴侣，谁知连这一点要求都不能得到，只落得终日里孤单的，有话都没有人能讲，每天只是强自欢笑的在人群里混。”她需要一个了解她，理解她，安慰她，关心她，欣赏她，爱护她的知己，总之她需要一场爱情。她认为做人就应该轰轰烈烈的做一番，她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这也是所有有个性的不甘心的名媛的特点。她们什么都不缺，当初为了富贵而结婚，婚后才发现没有爱情是绝不行的，她们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那才能配得上她们名媛的身份和心灵。她们是那样纡贵，要体验尽人间的一切，当然包括爱情。

    这样一个如花女子，就在婚姻的折磨里，一点点暗淡下来，灰了心。而在这时，她遇见了同样在婚姻里不如意，灰心暗淡的徐志摩。

    1924年的一场舞会，造就了这段惊世绝恋。当踏入舞会的徐志摩第一眼见到翩翩裙裾的陆小曼时，立刻被她的美、她的媚所吸引。在朋友的引荐下，两人相识交谈之后，徐志摩更是为陆小曼优雅的气质、睿智的思想、幽默的语言所成服。

    从此，徐志摩成了王家的常客。由于王赓专注于工作和前途，陆小曼想去玩时，他就说：“我没空，叫徐志摩陪你玩吧。”当徐志摩来邀请他们夫妇出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很忙，叫陆小曼去陪你玩吧。”王赓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样处理会产生婚姻危机。就这样，徐志摩与陆小曼在王赓首肯的大好形势下一起玩耍。他们游长城，逛天桥，到来今雨轩喝茶，去西山上看红叶，忙得不亦乐乎！陆小曼喜欢打牌，徐志摩就陪她打牌；陆小曼喜欢听戏，徐志摩就陪她听戏；陆小曼喜欢画画，徐志摩就给她介绍北京画画的名家。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的时候，是离异了的“单身贵族”，而陆小曼却是正宗的“有夫之妇”。徐志摩，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女子。他知道，这就是他于茫茫人海中访的唯一灵魂之伴侣。徐志摩曾经这样描述当初他为陆小曼而受到心灵震动的事：“今晚在真光我问你记否去年第一次在剧院觉得你发鬈擦着我的脸。”

    陆小曼爱好文艺，对徐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十分敬仰，因此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两人意趣相投，共同语言渐多，谈话内容也丰富起来，渐渐产生情愫。王赓调任哈尔滨警察局长后，徐志摩与陆小曼接触机会更多了，使他们感情越陷越深。陆小曼原来沉静的心中掀起了波澜，丈夫虽然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武夫，不懂女人心理，不会讨其所好。亲切的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一个能写浪漫爱情诗篇的诗人，一个风度翩翩的*才子，更不容易的是他能读懂陆小曼内心痛苦而深沉的世界。

    这个时期，陆小曼成了诗人诗歌的源泉。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他更向世人宣示着自己对陆小曼的爱：“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徐志摩的“爱的宣言”公之于众后，惹来众怒。在那个年代，一个男人爱上一个有妇之夫，这简直就是要进猪笼被水淹死的孽障事，哪里还能如此大胆直白的向世人宣言。但徐志摩这么做了，他的宣言直白露骨，又无比犀利，就像一张向传统礼教、向拘泥于四书五经的卫道士宣战的战书。

寂寞烟花：陆小曼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叛逆之恋（2）

    可想而知，此事一出，徐志摩自然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连他的家人也加入征讨行列。面对巨大的外界压力，徐志摩在惶然中决定离开中国，去那个他“一别再别”的康桥。

    临走之前，徐志摩去见陆小曼，他希望陆小曼能等他回来。面对徐志摩的款款情深，陆小曼被激活了。她似乎骤然明白自己以前过得日子是多么的可怜，她似乎第一次尝到了被人深爱的甜蜜滋味。

    不久后，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他美丽立刻去上海找陆小曼，而是先去了北京，找到当时十分有社会影响力的画家刘海粟，请他出面帮忙调解这桩爱情悬案。刘海粟思索一番后，当即决定陪着徐志摩去上海，寻机找王赓商谈。到了上海的第二天，刘海粟便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宴客，所请的客人中除徐志摩、王赓、陆小曼外，还有张歆海、唐瑛、唐瑛的哥哥腴庐和杨杏佛、李祖德等人。

    当时王赓看到桌面上的这些人，就隐约感觉到今天的这场宴会有名堂，但他表面上显得很平和，知道该来的总是要来。众人客气了一番之后，刘海粟就端起酒杯说：“今天我做东，把大家请来，是纪念我的一件私事。当年我拒绝封建包办婚姻，从家里逃了出来，后来终于得到了幸福婚姻。来，先请大家干了这一杯。”

    大家举杯共饮，王赓不露声色。刘海粟继续说：“大家都干了这杯酒，表示大家对我的举动很支持。大家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新旧思想和观念正处于转换阶段，封建余孽正在逐渐地被驱除。但是，封建思想在某些人的脑子里还存在，还冲不出来。我们都是年轻人，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渴望幸福？谁愿意被封建观念束住手脚呢？”他继续说：“所以我的婚姻观是：夫妻双方应该建立在人格平等、感情融洽、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妻子绝不是丈夫的点缀品，妻子应该是丈夫的知音，‘三从四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刘海粟越说越来劲儿，他又举起了杯子：“来，我们祝愿天下夫妻都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干杯！”

    刘海粟话已说到此处，王赓自然是什么都明白了，覆水难收，与其等别人一而再在而三的暗示，还不如自己洒脱一点，放手算了。于是，在这次宴会后不久，王赓便同意与陆小曼离婚。

    1925年底，陆小曼与王赓解除维持了4年的婚姻，离婚时陆小曼年仅23岁。

    与王赓离婚后，陆小曼便可与徐志摩在一起了，幸福似乎也就近在咫尺，但这时的陆小曼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因为她在离婚后不久便发现自己已经有了王赓的骨肉。这一发现使她痛苦万分：如果生下来，那她就无法和徐志摩结合，一年多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如果打掉，又觉得对不起小孩，对不起王赓。

    考虑再三，为了爱情和自由，陆小曼选择了流产。这件事情她既没有告诉徐志摩，也没有告诉王赓。只是自己偷偷地带了个贴身丫头，找到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对外则谎称身体不好去休养一段时间。没料到手术非常失败，从此陆小曼的身体一蹶不振，并且无法再生育了。

寂寞烟花：陆小曼 来自徐志摩家庭的压力

    虽然陆小曼和王赓离婚了，但她和徐志摩的婚事还是好事多磨，她的再婚遭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一是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反对，一是徐志摩的父母也反对。

    自己母亲反对还好说，陆小曼自己撒撒娇、外人再劝解一下、徐志摩自己再走动一下，吴曼华的气很快就消了，也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但徐家的反对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富绅，他认为儿子离婚已是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再则他不喜欢陆小曼，认为这样的女子肯定品行轻薄，不会给徐志摩带来安定的生活。

    徐申如告诉徐志摩，他若想要再婚，必须征得张幼仪的同意。原来，徐申如一直认为儿子和张幼仪在德国的离婚没有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是不作数的，他是不承认的，他一定要亲自听到张幼仪的意见才行。于是，儿子要再婚，首先得听听张幼仪的意见。她要真同意与儿子离婚了，那么就算过了“儿媳”这一关。1926年初，张幼仪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由于战争的原因，直到当年夏天才回到上海。到的第二天，张幼仪就到张园徐家拜望原来的公公徐申如。她看到徐志摩坐在一个沙发上，对着她微微点头。向徐申如行礼后，张幼仪被示意落座。徐申如随即和缓地问她：“幼仪，你和徐志摩离婚是真的吗？”

    张幼仪是个聪明人，早已从哥哥张歆海处知道了徐志摩的恋爱进程。看到徐志摩在旁边焦急地望着她，等她的表态。张幼仪说：“是真的。”徐申如显然有些失望，他继续问：“那你反对他和陆小曼结婚吗？”张幼仪迟疑了一下：“我不反对。”

    这时，徐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站起来向着他的前妻说：“谢谢你。”说完跑到窗口，伸出手臂，好像要拥抱整个世界似的。

    过了第一关，徐申如还是不肯痛快地答应。7月，徐志摩在硖石的西山上和父亲作了恳切的交谈，并不顺利。后来，经胡适、刘海粟等人出面周旋，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但他有三个条件——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婚礼必须由胡适作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己过日子。这三条徐志摩都答应了。

寂寞烟花：陆小曼 盛大的婚礼

    1926年10月3日农历7月7日，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新郎是诗人徐志摩，*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族繁不及备载，总之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不过比起证婚人的祝词，上面那些盛况都只不过是过眼乱花了。在婚礼上，梁启超对自己的学生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梁启超的证婚词明着是对徐志摩，但他更看不惯的其实是陆小曼。在他第二天给儿子梁思成和媳妇林徽因的信中更可以看出来：“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棍，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很难），免得将来把徐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信中所谓的“那个人”，当然是指他看不惯的陆小曼。

寂寞烟花：陆小曼 神仙眷侣也生分歧（1）

    1926年10月（农历九月九日），新婚后的陆小曼依公公之命随徐志摩离开北京南下，回到徐的家乡海宁硖石。在徐志摩给张慰慈的信中写到：“上海一住就住了一月有余，直到前一星期，咱们俩才正式回家，热闹得很哪。陆小曼简直是重做新娘，比在北京做的花样多得多，单说磕头就不下百次，新房里那闹更不用提。乡下人看新娘子那还了得，呆呆的几十双眼，十个八个钟头都会看过去，看得陆小曼那窘相，你们见了一定好笑死。闹是闹，闹过了可是静，真静，这两天屋子里连掉一个针的声音都听出来了。我父在上海，家里就只妈，每天九点前后起身，整天就管吃，晚上八点就往床上钻，曼直嚷冷，做老爷的有什么法子，除了乖乖地偎着她，直偎到她身上一团火，老爷身上倒结了冰，你说这是乐呀还是苦？咱们的屋倒还过得去，现在就等炉子生上了火就完全了。”

    不久，徐申如终于做出了令陆小曼难以接受的决定。因为看不惯陆小曼的作派，他先期到了上海，不几天就要妻子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启程赴北京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了。这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婚后在徐家受到的第一个打击。不久后，陆小曼得了肺病。很长一段时间后，她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没有了二老的严格监督，陆小曼在生活上感觉反倒轻松，她不用再受这样那样的拘束。她和徐志摩在硖石这座别具一格的住宅中种草弄花，过着一种“草香人远，一流清涧”的超然生活。可惜，好景不长。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告独立。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军发起江浙战争。3月19日占领杭州，然后沿沪杭线北上追击孙传芳的军队。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得不中断了这一段新婚燕尔如世外桃源的生活。

    1927年1月（农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陆小曼和徐志摩被迫移居上海。初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这是一幢三层洋房。后又迁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那是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一百元左右。

    尽管徐志摩将陆小曼视为至死不渝的灵魂伴侣；尽管两人各以《爱眉小札》、《眉轩琐记》和《陆小曼日记》等篇闻世，成为社会流传的美谈，但夫妇间却有了越来越多的厌倦和苦恼。

    有一次，陆小曼对日渐熟悉的郁达夫之妻王映霞诉说：“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徐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爱。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此外，陆小曼对徐志摩劝她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也啧有烦言。同时，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对陆小曼的冷淡和不理不睬，也成为她情绪苦闷的因素。

    而徐志摩也对逢场作戏的生活深感痛苦。为了投“妻”所好，当陆小曼登台客串时，徐志摩也凑个角色为她配戏。一次演京剧《女起解》，陆小曼饰苏三，徐志摩短褐跣足为解差；又一次，客串《三堂会审》，陆小曼依然饰苏三，徐志摩则扮蓝袍陪审。如此妇唱夫随，尽管博得满堂喝采，但徐志摩内心深处却日趋厌倦。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写下了这样苦涩的文字：“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寂寞烟花：陆小曼 神仙眷侣也生分歧（2）

    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以至北平北京大学等到处兼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即便如此仍不够陆小曼的挥霍。

    1929年，徐志摩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上海南京两地来回跑，以挣家用。

    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徐志摩自己北上的同时，极力要求陆小曼也随他北上，幻想着两人到北京去开辟一个新天地。可陆小曼却执意不肯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得落寞黯然的只身北上。

    由于与陆小曼分居两地，徐志摩需要经常上海、北京两地奔波，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节约路费，他常常会选择乘坐别人的免费飞机。在那个时代，飞机还不是一种普及的交通工具，对于它的安全性，大众百姓都十分质疑。陆小曼也不放心徐志摩坐飞机，虽然思想时髦前卫，但她仍然觉得乘坐飞机是十分危险的。对于她的担忧，徐志摩只得安慰她说：“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条件，你不让我坐免费飞机，坐火车可是要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钱去坐火车呢？”这下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陆小曼听得哑口无言，只得说：“心疼钱，那你还是尽量少回来吧！”可事实是不可能的。徐志摩虽然在北京工作，但他还是顾念家的，家里一副摊子还要他来收拾。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

    1931年4月，徐志摩母亲病重，徐志摩赶回去探望。由于徐志摩的父亲和陆小曼的关系日益恶化，徐申如便不让陆小曼去徐家探视。对于父亲的决定，徐志摩很生气，碍于母病又不便发作。几天后，徐申如又打来电话说徐母病重，让徐志摩赶快回去。徐志摩就问：“陆小曼怎么办？”徐父说：“且缓，你先安慰她几句吧！”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想让陆小曼踏进徐家大门。

    不久，徐母过世，陆小曼急急地赶到海宁硖石，这是她第三次到海宁。但徐志摩的父亲不让陆小曼进家门，她只得呆在硖石的一家旅馆里，当天就回到上海。而张幼仪却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这件事情对陆小曼的打击相当大，她认为自己在徐家没有一点地位，反不及已离婚的张幼仪。

    徐志摩当即给陆小曼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奈：“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情也多多少少影响了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关系，使他们本已紧张的关系更蒙上了一层始终抹不去的阴影。

寂寞烟花：陆小曼 诗人一生黯然落幕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架。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徐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徐志摩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于是在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往北京。

    登机之前，徐志摩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当时的《新闻报》这样报道：“该机于上午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十时二十分继续北行，是时天气甚佳。想不到该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村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进退俱属不能，致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飞机师王贯一、梁壁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时遇难。死者三人皆三十六，亦奇事也。”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9岁。

    据陆小曼的表妹吴锦回忆，陆小曼多次跟她讲起当时一件奇怪的事。徐志摩坠机的那天中午，悬挂在家中客堂的一只镶有徐志摩照片的镜框突然掉了下来，相架跌坏，玻璃碎片散落在徐志摩的照片上。陆小曼预感这是不祥之兆，嘴上不说，心却跳得厉害。谁知第二天一早，南京航空公司的保君健跑到徐家，真的给陆小曼带来了噩耗。她一下昏厥了。醒过来后，陆小曼号啕大哭，直到眼泪哭干。陆小曼此时究竟悲伤到什么程度，连郁达夫都觉得难以描写，他说：“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陆小曼夫人当初接到徐志摩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徐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陆小曼清醒后，便坚持要去山东党家庄接徐志摩的遗体，被朋友们和家里人死命劝住了。最后决定派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张幼仪所生）去山东接回。”

    郁达夫之妻王映霞也在自己的自传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下午，我换上素色的旗袍，与郁达夫一起去看望陆小曼，陆小曼穿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包了一方黑纱，十分疲劳，万分悲伤地半躺在长沙发上。见到我们，挥挥右手，就算是招呼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在这场合，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徒劳的。沉默，一阵长时间的沉默。陆小曼蓬头散发，大概连脸都没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几个年头。”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6岁的诗人竟不永寿，真悄悄地走了。徐志摩的遗体从济南运回上海后，陆小曼见到了现场惟一的一件遗物——一幅山水画长卷。这幅画是陆小曼于1931年春创作的，堪称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风格清丽，秀润天成。更为珍贵的是它的题跋，计有邓以蛰、胡适、杨铨、贺天键、梁鼎铭、陈蝶野诸人手笔。徐志摩把这张手卷随带在身，是准备到北京再请人加题，只因手卷放在铁箧中，故物未殉人。陆小曼看着这张画卷，想到徐志摩的种种好处，泪水涟涟，百感交集。自此，她一直珍藏着这幅画，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徐志摩失事后，陆小曼受的打击最大，遭受的批评也大，徐志摩的一些朋友不愿再跟她来往。徐志摩的朋友们认为是陆小曼不肯北上才导致悲剧上演。

寂寞烟花：陆小曼 几多前情，几多哀愁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再出去交际。陆小曼对徐志摩的思念之情，我们还可以从她在徐志摩死后的几篇文章中看到。在徐志摩死后一个多月，陆小曼写了《哭摩》，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悲伤痛苦跃然纸上：

    “我深信世界上怕没有可以描写得出我现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枝笔。不要说我自己这枝轻易也不能动的一枝。可是除此我更无可以泄我满怀伤怨的心的机会了，我希望摩的灵魂也来帮我一帮，苍天给我这一霹雳直打得我满身麻木得连哭都哭不出来，混（浑）身只是一阵阵的麻木。几日的昏沉直到今天才醒过来，知道你是真的与我永别了。摩！慢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能知道我现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起“心痛”我老笑他们虚伪，我想人的心怎么觉得痛，这不过说说好玩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你知道么？曾记得当初我只要稍有不适即有你声声的在旁慰问，咳，如今我即使是痛死也再没有你来低声下气的慰问了。摩，你是不是真的忍心永远的抛弃我了么？你从前不是说你我最后的呼吸也须要连在一起才不负你我相爱之情么？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是要飞去呢？直到如今我还是不信你真的是飞了，我还是在这儿天天盼着你回来陪我呢，你快点将未了的事情办一下，来同我一同去到云外优游去吧，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逍遥，忘记了闺中还有我等着呢！”

    陆小曼在徐志摩在世时是不大写东西的，但天天和徐志摩在一起，无形之间便受了他的文学上的熏陶，她的这篇《哭摩》浓丽哀婉，文风直逼徐志摩，可以说对徐志摩是个最好的怀念。

    1932年，在海宁硖石召开了徐志摩的追悼会，陆小曼因为公公徐申如的阻止，没有能到海宁硖石参加追悼会，她作为亡妻送了一幅挽联：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在给徐志摩的悼词中，陆小曼明确表示活下去的原因是“因母老”，而活下去要做的则是“遗文编就答君心”。

    1933年清明，陆小曼独自一人来到硖石，给徐志摩上坟，这是陆小曼第五次到海宁硖石，也是最后一次。陆小曼没有再到她与徐志摩婚后小住的“香巢”中去，那是徐家的房产，她无福消受，她也不愿再去那一块让她甜蜜而又令她伤心的地方。她站在东山万石窝前，远远地望着那一幢中西合璧的红色砖瓦房子，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寂寞烟花：陆小曼 难舍翁瑞午（1）

    在陆小曼美丽与哀愁交融的人生中，翁瑞午这个人是不能不提的。

    翁瑞午，江苏常熟人，清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之孙。翁瑞午在事业上的成就、各界的声望等方面，当然不能和徐志摩相比，但他有自己性格上的优势。徐志摩夫妇从北京回到上海不久，就与翁瑞午相识，并经常串门，相约一起登山游湖。他的北方话说得不错，很会花言巧语，人活络又很风趣。他喜欢唱戏、画画，又教陆小曼学会了吸鸦片，与陆小曼可以说意味相投。

    陆小曼天*美，又喜作画，翁瑞午便投其所好，时时袖赠名画，以博其欢心；而徐志摩虽然对陆小曼有天大的爱心，但他只会送诗，而不会投陆所好，送几张好的画给她。慢慢的，翁瑞午就在陆小曼的朋友中占了比较特殊的地位。徐志摩并未吸取王赓的教训，当初正是由于王赓工作忙，经常请徐志摩陪陆小曼玩，才惹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情事来。现在，徐志摩又拉翁瑞午参与他们夫妇间的旅游，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翁瑞午与陆小曼的进一步接近是由于陆小曼的病。据陈定山《春申旧闻》载：“陆小曼体弱，连唱两天戏便旧病复发，得了昏厥症。翁瑞午有一手推拿绝技，是丁凤山的嫡传，他为陆小曼推拿，真是手到病除。”

    陆小曼在翁瑞午给她推拿治病的时候曾问他：“瑞午，你给我按摩确实有效，但你总不能时时刻刻在我身边啊，你不在的时候万一我发病的话，有什么办法呢？”翁瑞午想了一下，对陆小曼说：“有是有办法的，但这个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好采用的。”陆小曼连问是什么办法，翁瑞午就说：“吸鸦片。”陆小曼一听是这个馊主意，就大骂翁瑞午害人。但是，后来看到翁瑞午一直在吸，而且很有味道，自己又老是犯病，一时控制不住，慢慢地吸上了。陆小曼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坏习惯，可一旦上瘾，就无法控制自己了。她和翁瑞午两人，常常一起在客厅里的烟榻上隔灯并枕，吞云吐雾。

    在徐志摩死后的岁月里，陆小曼几乎是背叛亲历。徐家长辈只愿意付给陆小曼很少的生活费，这对于奢侈惯了陆小曼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一开始，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还想法多方周济陆小曼，后来幼仪随徐家去了香港后更是没有人再给陆小曼扶助。

    这个时候，翁瑞午来到了陆小曼的身边，他一直供养着她，对她嘘寒问暖。有一次，国民党禁毒抄家，发现陆小曼家有烟具，就把她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还是翁瑞午打通了关节，把她保了出来。

    不久后，陆小曼便与翁瑞午同居了。在上海中国画院保存着陆小曼刚进院时写的一份“履历”，里面有这样的词句：“我廿九岁时徐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卅五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在1955年犯了错误，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还多了一个小孩子的开支。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女儿给他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这样一来，时间和事实都已很明确，陆小曼因此受到外界的强烈指责。翁瑞午对她仍是一往情深，只要陆小曼开心，他什么都能替她办。

寂寞烟花：陆小曼 难舍翁瑞午（2）

    两人刚住一起时，翁瑞午每晚必至深夜才回家，抗战后他为造船所处长，有特别通行证。一天过了凌晨二点，他说汽车坏了，就一个人在陆家二楼烟榻上睡一晚。从此常常如此，陆小曼上三楼，任他独宿。到那月底，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送来三百元附了一条云：“如翁君已与你同居，下月停止了。”后来才知道，徐申如买通弄口看门的，监视着陆的一举一动。当时翁瑞午大怒，毫不客气，搬上三楼，但另设一榻而睡，从此以后陆小曼的生活，由他负担。

    陆小曼说她对翁瑞午“只有感情，没有爱情”。就算是这样的感情，也是难能可贵的，并不该遭受他人的鄙薄。试想，一个无依无靠，被社会公众所遗弃，没有能力生存的女子，在那时，面对那么多的责难，那么多人的鄙弃，不为所动，甚至拒绝了胡适的援助，只因胡适的条件是要她断绝与翁瑞午的关系，便能负担她今后的所有。

    如果陆小曼真的是贪图生存，那么与胡适在一起自然可以衣食无忧，可是她却断然拒绝了：“翁瑞午虽贫困已极，但始终照顾得无微不至，廿多年了，吾何能把他逐走呢？”陆小曼有丈夫之气，所以胡适空认识了陆小曼一场，却会提出这样一个对于陆小曼来说违背其心性品格的条件来，不能不说是遗憾。

    患难之中，相互扶持，不以爱情之名去美化，却也不该以其它的蜚语去诋毁。因此在以后的岁月里，陆小曼再不与胡适来往。这份坚决与坚贞，哪里是一个羸弱女子能为，更非一个乞讨他人怜悯之女子能为。在乱世之中，能这样坚守，谁有资格对这样情感鄙夷？王亦令在《忆陆小曼》一文中说：“凡是认识陆小曼的人，几乎异口同声称赞她宅心忠厚、待朋友热情、讲究义气。”甚至有人作出这样的评论：“男人中有梅兰芳，女人中有陆小曼，都是人缘极好，只要见过其面的人，无不被其真诚相待所感动。她绝不虚情假义敷衍他人，而是出于一片赤子之心。”

    随着时光悄悄褪去隐藏在陆小曼身上的面具，那些陈旧不堪的纱幔渐渐支离破碎的时候，陆小曼这个曾经千夫所指的女子，终将把她散发的所有的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于自己与翁瑞午之间的关系，陆小曼一直觉得问心无愧，她说：“我的所作所为，徐志摩都看到了，徐志摩会了解我，不会怪罪我。”她还说：“情爱真不真，不在脸上、嘴上、而在心中。冥冥间，睡梦里，仿佛我看见、听见了徐志摩的认可。”

    60年代初，翁瑞午病重。他托人要作家赵家璧和赵清阁去他家，他有些话要交代。

    一天晚上，赵家璧和赵清阁去了陆小曼家里，到翁瑞午的床前。翁抱拳拱手招呼他们：“我要走了，今后拜托两位多多关照陆小曼，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

    赵家璧对他说：“放心放心，我们也是陆小曼的好友，自然要关照好!”

    1961年，翁瑞午在上海去世。

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民国书生”陈西滢

    1924年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京城文学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台风登陆。一帮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胫骨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得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所有男人，其中就包括陈西滢，凌叔华日后的丈夫。

    陈西滢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事实上，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动以来的10部著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和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是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先生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作为评论家，陈西滢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立论为公。他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词藻。”对徐志摩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著，批评他“跑野马”。

    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力”之风。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与徐志摩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得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八宝箱”之秘（1）

    凌叔华、徐志摩的情感纠葛本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可是却极少有人愿意提起，或许是关于徐志摩的感情方面做的文章已经太多，或许是这牵涉到一些当事人，人们就不愿意提起。

    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

    凌叔华较之冰心，伦理上多些叛逆，而对照林徽因，又未能完全挣脱传统道德羁绊。凌叔华的情感生活最能说明问题，她强烈地追求所爱，并付诸大胆行动，最终却不能义无返顾，造成情感生活缺憾。

    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得多，但又掺入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日后的“八宝箱”事件，使得两位才女在这场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两败俱伤。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就是1925年徐志摩外出旅行那一次，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那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再次保管。

    只是，再次寄存时，箱子里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从那时起便开始认真记日记，把日记本当*人的化身，一个人的时候便去亲近、诉说。不过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骂林徽因的最多，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也被宣扬了出去。徐志摩一生*浪漫，对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很多人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打起了这个“八宝箱”的主意。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两个人还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

    “……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八宝箱”之秘（2）

    而“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林徽因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

    胡适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

    凌叔华在1983年5月7日致陈从周的信中说：

    “至于徐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徐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陆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徐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徐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陆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她，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凌叔华最后似乎把余下资料交出，已不得而知。“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八宝箱”的至今何处？却众说纷纭。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却因为“八宝箱”事件交恶，两人从此再不往来。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南下武汉，经历“后方”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与朱利安，一段悲伤的恋爱往事

    凌叔华的魅力男人们无发抵挡，对女人似乎也通杀。1967年，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一个以刻薄着称的女人，居然可以这样以情人的口吻称赞另一个女人。

    在那个年代，凌、陈是十分难得的自由恋爱结合的伴侣，且志同道合，简直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只可惜没有不灭的神话，他们七年之痒过了，十年之劫却没躲过去。

    1935年，凌叔华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

    朱利安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也是一位知名画家。朱利安是一位有才华又有激情的青年诗人，他1935年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时，才年仅27岁。

    朱利安与凌叔华在珞珈山相识，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来。不久之后，这个浪漫的外国小子，就狂热地爱上凌叔华。朱利安从离家上学起，就喜欢给母亲写长信，每个星期总有一封两封。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信件很有文学史价值。朱利安在信中提到女朋友时，一向用的是编号，凌叔华是K，即第十一。

    如此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坠入情网容易，理顺关系就极难。而且，对此事凌叔华一个字没有留下，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情事的过程有些曲折，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明显的，那就是“东窗事发”。1937年，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情在武大闹得人人皆知，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文学院辞职，回到英国。

    朱利安回国后不久，不顾母亲和阿姨的强烈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死亡造就完美的情人，女人在回忆中慢慢老去，这是最圆满的爱情故事，凌叔华得到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人意料的一页，一个摧心荡腑的爱情，一桩卷进太多现代文化名人的悲剧。

    朱利安去世后，凌叔华开始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通信，经弗吉尼亚的鼓励，不爱透露隐私的凌叔华开始用英文写作，回忆自己童年的生活，写好一部分就寄给弗吉尼亚。通信最终因弗吉尼亚的自杀而终止。

    1944年陈西滢赴英工作，凌叔华跟随前往。到了英国后，凌叔华找回了自己寄给弗吉尼亚的小说，后来以《古韵》的名字在英国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成为畅销书。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多年后，一位旅英女作家虹影根据在英国发表的有关朱利安?贝尔的材料撰写了一本讲述朱利安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后，与凌叔华及其丈夫之间的三角恋爱。该书1999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中文繁体字版，并在瑞典、荷兰、法国译成不同语言出版。

文学界奇女子：凌叔华 客居英伦，家国情深

    1946年冬，陈西滢成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英国的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1956年到1960年，凌叔华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的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

    “冰心，大作收到，吴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三两年，便已隔世，永远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以再找到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好了，你已经够难过，我不应再招惹你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

    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同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之后，凌叔华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凌叔华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

她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徐志摩，林徽因人生的一个匆匆过客

    旅居英国将近两年的日子里林徽因也有寂寞，尤其是父亲去欧洲大陆开会的时候。她才十六七岁，又是在异乡天涯。

    后来林徽因这样回忆那时情景：“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能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独自坐着，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

    1920年秋天，林徽因认识了风趣的徐志摩，她的寂寞减却不少，但谈不上萌生恋情。

    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他刚由由北美大陆越洋过海来到西欧岛国，原是为崇拜罗素。他宁可放弃不难到手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帽，情愿在英国皇家学院，以求作罗素的及门弟子。

    但老天总爱作弄人，徐志摩踏进皇家学院校园之前，罗素已被学校除名启程来了中国。徐志摩失望之至，经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的劝说和介绍，留下来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后再转到康桥皇家学院，住在沙士顿小镇。

    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父女，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也许是初次社交性见面的拘谨，徐志摩没很在意林长民旁边十六岁的大女孩。张奚若当初是和徐志摩一同到林寓拜访林长民的，他后来回忆说，林徽因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他和徐志摩叫作叔叔。

    随着与林长民交往的深入，徐志摩和林徽因也熟了起来。他发现，这个梳着两条垂到肩膀的细细辫子、像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不仅长得俊秀可爱，而且是个可以对话的朋友。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林长民，林长民不无骄傲地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徐志摩发现林徽因读书很多，他们常常谈及一些作家作品。这些谈话让他兴奋。他感到，林徽因的可爱不仅在她的外貌，更在她活泼跳跃的思维，明澈清新的识见。林徽因的表达能力极强，她的北京话略带一点儿福建方音，她的英语则是地道的牛津音，发音吐字有音乐感，听上去舒服极了。而她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和悟性也超出了她的年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徐志摩发现自己来林寓不仅仅是为了找林长民，而是想见到林徽因，想和林徽因说话。

    徐志摩是可爱的，而于林徽因来说，这不过是朋友式的可爱。她没有料到，他们的亲切交往在徐志摩那方急速超越了友谊的界线，于是她惶恐起来，不得不求助于父亲。所以就有了林长民给徐志摩一封信婉拒的信：

    “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惊，徽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

    徽徽问候”

    虽然在林徽因这边已经“碰壁”，徐志摩却仍是决意跟张幼仪离婚。他在写给张幼仪要求离婚的信中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在徐志摩看来，解除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就解除了痛苦。假如没有这种勇气，怎么能谈得上改良社会，造福人类。他决心“勇决智断”，去争取自己真正的恋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生命。

    当时张幼仪有孕在身，而徐志摩却毫无怜惜地抽身离去。当时梁启超作为老师，得知徐志摩离婚，以导师的名义给徐志摩写信,要求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林徽因回国后不久，她和梁思成的婚事便很快确定下来，但徐志摩仍不放弃，甚至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因车祸感情已经发展到密切阶段还闯入两人圈子。出于无奈，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人不得不用英语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恋人想单独在一起。”这时，徐志摩才知趣地离开。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全程陪同，并请林徽因在泰戈尔访问北京期间做副翻译。这段时间徐志摩不免飘飘然，但这时林徽因突然告诉他，下个月她和思成便要赴美留学了。

    这个消息对徐志摩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大哭了一场，失望之余，便转而追求另一个女人陆小曼。他与陆小曼的恋爱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梁启超勉强同意做两人的证婚人，但他却在婚礼上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要他“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徐志摩曾爱过林徽因，这似乎已经是不可怀疑的了，但是林徽因是否爱他呢？梁从诫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明确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那时，像母亲那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她却是不爱他的。”

    在这种放弃之中，林徽因没有象同时代的一批新女性那样，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最终为爱所困厄。她遵守了父母之命，步入了一个平凡而踏实的家庭主妇的生活，却和丈夫一同成就了不平凡的一生。

她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此情可待成追忆

    1931年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作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飞机师只得降低飞行高度辨别，不料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徐志摩驾鹤西去。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梁思成前往撞机的济南附近收尸，带去了林徽因亲手制作的希腊式铁树叶小花圈。

    11月20日下午，北平，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适家中，众人相对凄惋，林徽音溘然泪下。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同人委派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于不同地点赶到济南白马山，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徽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悼。

    在徐志摩头两年的忌日里，林徽因都哽咽着嗓子，用鲜花围住逝者照片，和朋友们默默相对。以后她不满意这悼念的通常形式，认为近于伤感，又不够庄严，除点明阴阳两界的阻隔外，实在没有什么纪念意义。第三个周年，林徽因恰好在浙江考察古建筑。那天火车驶过海宁硖石，她站在车门外，凝望故人家乡，身处幽暗的站台，又一次泪水溢出了眼眶。尽管她仍不满意自己的伤感，但伤感与否哪里能由自己把握。

    四年后林徽因终于挣脱出这份伤感，她给已在另一个世界的徐志摩写道：“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林徽因理智地认识到，“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

    后来，林徽因在致胡适信中回顾了她与徐的十年多过从：“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徐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她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1）

    追求林徽因的男子一直颇多，其中不乏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男人，但最后与林徽因终成眷属，却是十分内敛低调的梁思成。

    梁思成个子瘦小，却白净秀气，妹妹梁思庄怎么看他怎么潇洒，叫他“Handsomeboy（漂亮小伙子）”。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后便是校园里异常活跃的少年。他喜爱绘画，任《清华年报》美术编辑；喜爱音乐，当管弦乐队队长，吹第一小号；喜爱体育，获得过校体育运动会跳高冠军。他的外语也好，翻译了王尔德作品《挚友》，发表于《晨报副镌》；还与人合作译了一本威尔司的《世界史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出乎意料的是，这么活跃的大学生，留给同学们的强烈印象竟是“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

    众多兄弟姐妹里，梁启超最寄望于梁思成，从学业、婚姻到谋职，无不一一给予入微的关怀、照顾。梁思成结婚前夕，梁启超致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然而，梁启超还是开明的。具备多方面发展潜能的梁思成，他没有规定儿子一定走哪条路，只是不希望他再做政治家。

    林徽因十五岁的那年，林长民和梁启超成了好朋友。1919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双方父母的介绍下相识了。接触不久，很快两人便都有了好感。见孩子们十分合拍，于是梁启超有了与林长民家联姻的想法，对于梁启超的这个提议，林长民也十分赞同。

    不过，梁启超与林长民对儿女婚姻的态度相当*，他们对孩子们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开始也仅限于好朋友的关系，他们真正恋爱开始在林徽因回国以后。但一开始的交往仅限于一起看书、看音乐演出或逛太庙，恋情进展十分缓慢。没想到，一场意外的车祸却加速了他们的恋爱进程。、

    1923年5月7日是国耻日，梁思成骑摩托和弟弟思永上街要参加学生示威*，摩托行到长安街时被汽车撞倒。

    梁家两弟兄住院治疗，梁思永伤轻不几日出院，梁思成却大伤了筋骨，落下残疾，左腿比右腿短了小小一截。林徽因每天往医院服侍，恰值初夏时节，梁思成汗水淋淋，她顾不得避讳，揩面檫身，无微不至。两人恋爱以来从未如此频繁亲密地接近，恋情经受惊吓、焦虑过后愈发显得甜蜜。

    因为车祸，本来梁思成计划1923年赴美留学的日期只得推迟一年。这一迟，正等到林徽因中学毕业，她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

    1924年6月，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到了大洋彼岸，身处异国他乡，双方家人都在遥隔万里，一对朝夕相伴的年轻人，彼此日益依恋，感情弥笃。

    许多年后，当梁思成谈起自己为何进入建筑专业，并成为中国建筑史权威时，毫不讳言地说是因为林徽因的影响。梁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她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梁上君子，林下美人（2）

    爱屋及乌，梁思成先是被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尔后才走上建筑这门学术道路的。当然，这一抉择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支持，颇具学术眼光的梁启超也很想让自己的儿子到国外学习这些在俗世看来极其偏僻的专业，并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期待。这对年轻的情侣结伴抵达美国后，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入该校美术学院学习，但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刚入学不久，聪明绝伦的林徽因就在大学生的圣诞卡设计竞赛中获奖。那是用点彩技法画的一幅圣母像，大有中世纪欧洲圣母像的苍古感，这件珍贵的文物至今保存在学校的档案馆中。她用两年时间，如期取得了美术学士学位，又作为建筑系旁听生，竟然不到两年就受聘担任建筑设计教师助理，不久更成为这门课程的辅导教师。

    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使得林徽因越来越成熟自立，而后梁、林双方家庭恰逢的变故，使得她和梁思成的关系也越加的稳固弥坚。

    林徽因与梁思成出国前夕，梁思成的母亲李惠仙已经乳癌复发。为了孩子的前程，坚强的母亲忍痛放行。梁思成到美国仅一个多月，母亲病情急速恶化，梁启超发电报急召梁思成回国，然而未待梁思成准备就绪起程，他的母亲已经气息奄奄，等不得游子归来了。梁思成无奈放弃床前尽孝的远行，悲痛不已。梁思成的伤感也波及到了林徽因。她不但要收拾好自己的心情，还需好好的开导梁思成。

    而1925年冬，林长民被刺杀的噩耗又传来，林徽因悲恸欲绝。林长民一直扮演着女儿精神导师的角色。林长民正值盛年，与各界具有广泛关系，尽管事业受挫，毕竟还具有声望。他是女儿前行的坚实后盾，现在后盾没有了。林长民的收入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他死后，两位太太，一大帮未成年的儿女，生计全成了问题。林长民在世品格廉洁，死后只留下三百余元现钱。梁启超写信给朋友说：“彼身后不名一文，孀稚满堂，饘粥且无以给，非借赈金稍微接济，势且立濒冻馁。”

    为此梁启超四处设法筹集赈款，筹建“抚养遗族评议会”，然而集资有限，评议会也不了了之。起先林徽因得到的是父亲尚幸存人世的误传，她心存一线希望。后来她得知父亲确死无疑，遗骸被焚烧，而且无从运回。父亲的死是她人生中遭受的第一次巨大打击。为此林徽因难以专心在美国的学业，她渴望立即回国，但遭到母亲和梁启超的劝阻。她又考虑在美国打工一年，自己解决留美经费，结果仍然未能得到梁启超的同意。林徽因具有独立的性格，如此受到梁家恩惠，她不能不感到寄人篱下的懊丧。此前她从未产生过忧患和屈辱的意识，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了立足社会的压力。

    就在梁启超奔波料理林长民丧事的同时，他本人健康也出现了问题，小便时常带红。由于一贯体质很强，他没有警觉，没料到这是要他性命的肾病先兆。林徽因失去父亲，梁启超嘱咐梁思成转告林徽因：“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的看待。”

    不久后，梁启超因病去世，这对于林徽因和梁思成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段多难的日子里，两个年轻人艰难的相互扶持着。

    1927年，林徽因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又进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了半年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位留学生。同年2月，梁思成获宾大建筑系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家中举行了婚礼。

    梁思成在林徽因心目中终究是位温和的君子，他对林徽因关爱无比，两人精神上亦息息相通。他们的婚姻与悲剧无缘，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充满了情趣。有时夫妇俩比记忆，互相考测，哪座雕塑原座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那甜美的家庭文化氛围总会令人产生李清照、赵明诚在世的感受。

    民国时期文人中流行着一句俏皮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将其改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也在朋友中流传。诚然，两人结伴一生难免龃龉，也起过波折，但不论一帆风顺还是困顿颠踬，哪怕落在极度艰苦的境地，梁、林夫妇都始终相扶相携，相濡以沫。林徽因自嘲两人是一对“难夫难妇”。最后，“难夫”把“难妇”送到了她的人生终点，留下了国人称颂不已的佳话。

她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沉默而深情的——金岳霖

    在世人的眼里，林徽因已经是个传奇，是只能仰望的女子。她早已隔着如许烟波岁月，隔着那些男人的深情，美成书页中的一个剪影。所有人都知道她有着大批的爱慕者，大家都津津乐道于她与徐志摩的绯闻轶事，但事实上，相比徐志摩对林徽因“轰轰烈烈”的爱，金岳霖的沉默与深情更令人动容与感怀。

    金岳霖是中国一流的哲学家，和徐志摩、梁思成一样，在各自领域中都是一代宗师。他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金岳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

    三十年代，梁家住在北京北总布胡同3号，由于林徽因的关系，他们家常常高朋满座。林徽因扮演的是“闲谈主持人”的角色，她向来是一个群体的中心，总是一群男人如壁脚灯一样地抬头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愈发显得她眼波灵转，顾盼生姿。

    一天，徐志摩带来了他的朋友金岳霖。虽然金岳霖是一个满腹学问的大教授，留学过欧美，见过许多中外女子，但他却被美丽年轻的女主人林徽因迷住了。当时的金岳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渐渐的他成为梁家沙龙座上常客。

    金岳霖与梁林二人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而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

    1932年夏天，梁思成从河北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说：“思成，我痛苦极了，我现在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

    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他们三人毫无芥蒂，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而金岳霖也就与梁家联系在了一起，基本上成了梁家一员。金岳霖曾给费慰梅写信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这句话也表露了金的心迹。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出一种超脱凡俗的襟怀与品格。

    1955年林徽因在同仁医院去世，时年五十一岁。那年，建筑界正在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虽然林徽因头上还顶着北京市人大代表等几个头衔，但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上几分冷清。亲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的别有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上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下联是：“万古人间四月天”。此处的“四月天”，取自林徽因一首诗的题目《你是人间四月天》。这“四月天”在西方通常指艳日、丰硕与富饶。金岳霖“极赞”之意，溢于言表。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他为了她，终身未娶，因在他心中，世界上已无人可取代她。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多年以后，当金岳霖已是八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可当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来请他辨别的时候，他仍会凝视良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语不发，紧紧握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

    有人央求金岳霖给林徽因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很多神色，仿佛一时间想起许多事情。但是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顿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睛，垂下了头，沉默了。

她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没有同性缘的林徽因

    众所周知，林徽因除了因“八宝箱”事件与凌叔华结怨之外，她与冰心之间，也存在很多间隙。

    冰心与林徽因在早些年曾经有过交集。那时冰心的爱人吴文藻与林徽因的恋人梁思成是室友，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们四个曾经有过相聚，并留下一张野餐聚会的合影，但这样的相聚并没有给她们带来什么友谊。

    林徽因聪明、心直口快又好强，很难和女*上朋友，而冰心在林徽因面前，几乎没有什么优势。更何况，在当年还有徐志摩为林徽因撑着。

    林徽因与梁思成从美国返京后，每逢周末便会在他们家里举办一次文化沙龙聚会。聚会上的座上嘉宾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胡适，而林徽因虽为*，那样的优雅大方也是让男人们为之心怡的。每逢聚会，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谈论文学上的问题。

    人们来这里不仅仅是因为林徽因生得漂亮，更主要的是因为热心的女主人知识渊博、思想独特、个性特别、语言幽默。因此，每到周末，梁家充满阳光的起居室里总是座无虚席。

    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林徽因病故后，林洙做了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是这样描述这间客厅的：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着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在这间客厅里。林徽因常常侃侃而谈。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无所不包，林徽因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丈夫梁思成打趣道：“你一讲起来，谁还能插得上嘴？”林徽因说：“你插不上嘴，就请为客人倒茶吧！”

    在这蜚声文坛的“林徽因客厅”，这些人创造了北平的安宁、自由的文化繁荣，同时也以其自身的参与和成就，成为了这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化史段落中的一束束的阳光。

    可能是因为过分吸引了男人的眼球，便造成了某些女人的微词，冰心就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个。

    据说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影射的就是梁家的“太太的客厅”，冰心在小说中写道：

    “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事实上，林徽因就有一个学名叫再冰，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女儿名曰“彬彬”。

    不仅仅这样，冰心还在《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写道：

    “这帮名流鸿儒在‘我们太太的客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的归来与太太临阵退缩，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萧乾夫人文洁若后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韵事。”

    冰心娓娓道来的笔调看似调侃，实则很是讽刺。哲学家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而冰心后来辩解说，她写的并不是林徽因，而是陆小曼。林徽因是何等聪明之人，冰心的公开讥讽，聪明而孤傲的林徽因又怎能容忍，又怎么能免得了结怨。于是，好强的林徽因送了冰心一坛醋。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住居了近三年，刚开始彼此的居所还离得很近，步行不过十几分钟而已，但二人有交往的迹象，却丝毫寻不到，不管是在双方留下的文字里，还是他人的所见，都无法寻得。

    而冰心直接提到林徽因的文章，也仅能在晚年的一篇中寻得零星几笔：“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不过是男友的好友的未婚妻而已，关系交代得如此简单，不免显得口气冷淡。但冰心在介绍其他女作家时，却充溢着情感，不至于这般冷淡。林徽因直接议论冰心的文字，只在她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信中有过一段话，但林徽因对冰心的名字在英文信中译成IcyHeart。IcyHeart在英语中显然不是褒义词。以林徽因让人折服的英文水平，至于犯这样的错误吗？

    1955年51岁的林徽因已乘鹤西去，1999年99岁的中国文坛祖母冰心，也撒手人寰。逝者如斯，是友是敌也许都早已不重要。

她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林徽因与林洙

    林洙曾这样评价林徽因：“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热情。”

    林洙与林徽因是远房亲戚，也是本家。1948年中学毕业后，林洙，随男友程应铨来到清华大学。程应铨在建筑系任教，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于是她父亲开了一份介绍信，叫她去找林徽因。她和林徽因就是这样认识的。

    由于清华大学不办先修班，林洙只得自己进行复习，有时还去听梁思成讲的西方建筑史和其他几个教授的课。林徽因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自己来教林洙的英语，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林徽因上课很严厉，这使林洙进步很快。

    林洙的第一次婚姻是林徽因替她操办的。当时林洙收到父母从香港辗转寄来的信，让她和程应铨尽快完婚。为准备婚事，林洙准备卖掉自己的首饰。这事不知怎么让林徽因知道了，就对她说：“营造学社有一笔用来赞助青年学生的专款，你可以先用这笔钱，以后再还。”说着就把存折给了林洙。第二天，林洙到银行里去取钱时，发现上面写着梁思成的名字。以后林洙每次要还钱时，林徽因总是把话题岔开。此事一直到“*”中，林洙才搞清楚，林徽因给她钱的时候，营造学社早就停办了，这其实就是林徽因自己的钱。

    1955年林徽因去世，林洙于1962年嫁给了梁思成，十年*中与梁思成先生共同度过了苦难的岁月，给梁思成以极大的精神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