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匀磁场:关于汉语优劣论的几点思考

　　　　中国虽然有3500年的文明历史，但几乎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理性的东西。我们在学校学的数理化、政治经济法律，全是根据洋人的思想编写的课本，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学习的理性知识，可以说全部是欧洲人的理性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除了政治家就是文学家；中国历史上的名著，都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的自然科学名著，更没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名著。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给人类留下理性思维的遗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先天论，另一种则是后天论。这里暂不对“先天论”和“后天论”观点进行探讨，而仅就关于汉语文优劣的问题进行简单分析。
　　　　汉语的艺术性
　　　　欧洲人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而中国人则把语言当作一种艺术，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汉语的一种长处。欧洲人的艺术是建筑、雕塑、绘画等，中国人则把说汉语写汉字，都作为艺术来对待。“书法”是一种艺术自不必说，“汉赋”、“唐诗”、“宋词”等，都是只限于汉语才有的语言艺术。中国画也是用写汉字的笔和墨来进行绘画，而不象欧洲人那样另有一套专用的绘画工具。
　　　　“唐诗”、“宋词”等，特别强调平仄声韵、排比对仗，巧妙地运用汉字同时表达发音和词义的特点，使诗词不仅读起来好听，而且还借用描写景色来抒发内心的感情。“唐诗”、“宋词”的确是汉语艺术的顶峰。汉字的艺术性，使多少中国的文人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磨炼汉语这种感性艺术上。
　　　　一位日本教中文的大学教授，翻译冰心写的《樱花赞》时难得他手足无措。《樱花赞》中写道：“樱花，，，呆映重叠，争妍斗艳，，，却是我所看过的最璀璨、最庄严的华光回射的樱花，，，花象云海似的，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那位教授对我说：“你们中国的形容词太丰富了，仅用来形容‘美’的词就枚不胜举，而日本只有‘很美’、‘非常漂亮’几个有数的形容词，《樱花赞》翻成日文就成了干涩无味的糟米饭。”
　　　　中国人看《樱花赞》，最钦佩就是作者巧妙地使用“呆映重叠、争妍斗艳、华光回射、绯红万顷、溢彩流光”，这些只可意会的形容词。可是这些中文最精妙的部分，即使请第一流的英语大师来翻译，恐怕也难把“呆映重叠、争妍斗艳、华光回射、绯红万顷、溢彩流光”这些词，原汁原味地翻译出来。
　　　　中国人老是埋怨中国有那么多好作家、好文章，洋大人却不肯“赏”中国人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其实理性的洋人实在无法体会汉语文章之优美洒脱、传神会意的精髓。由于洋文没有中文这么多感性词汇，再优美的汉语文章翻成洋文，也只能成为干涩无味的糟米饭。看来中国人感情洋溢的文章，实在不对洋大人的胃口，所以中国人想拿到洋人的“诺贝尔赏金”，怕是遥遥无期了。
　　　　“褒贬赞骂”是汉语的精髓
　　　　汉语和英文的最大区别之一，莫过于汉语的褒义词和贬义词很多，而中性词却很少。相反英文基本上都是中性词，褒义词和贬义词则很少。汉语文化的精髓其实就是“褒”“贬”二字。自从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褒君子、贬小人的“春秋笔法”，中华文化就一直贯穿着“褒”和“贬”的主线，把人物分成“忠”和“奸”两派。“褒忠者、贬奸者”一直成为中国历代文人最大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人敢违反中华文化中“褒忠贬奸”这一条铁则，就一定会被斥为“不是中国人”。
　　　　西方文化崇尚公正客观的“公正性”，中华文化却强调“褒忠贬奸”的偏向性，即所谓“一边倒”的表现手法。为了强调鲜明立场，中国人创造了很多褒贬之词。谈到政治问题时，汉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带有褒贬之义的偏向性。比如我们只能说“美国敌视中国”，这样才能表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如果有人反过来说：“中国敌视美国”，那肯定不会认为是中国人说的。然而欧美人谈到中国时，就不会用“敌视”这样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贬义词。
　　　　再比如“抗日战争”是个褒义词，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直观地明白这场战争是中国正义，日本非正义。而中国的“抗日战争”翻译成英文，就变成非常罗嗦的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这显然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而英文则用“中日战争”Sino-Japanese War这样简洁的中性词，我们从字面上无法直接看出谁正义、谁非正义。西方人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中性词，而不用“抗德意日战争”这样的褒义词，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中没有“褒忠贬奸”的表现手法。
　　　　如果用“中日战争”“朝鲜战争”这样的中性词，人们还要想一想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这个问题。而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这样的褒义词，人们一看就知道谁是正义的一方，根本不会再思考正义是非的问题了。所以褒贬化的语言也扼杀了中国人的思考能力。
　　　　在文学创作时，美化正面人物，丑化反面人物，使用褒贬手法来增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中国人却把文学的褒贬手法，推广应用到政治、历史等领域。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被神化的人、就是被丑化的人，却看不到真实的人。中国搞历史教育，不是意在让学生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意在教导学生谁是最可爱的英雄，要歌颂赞美；谁是最可恨的奸逆，要贬斥唾骂。
　　　　正因为中国的褒贬文化和西方的求实文化不同，中文翻成英文就要被中性化。比如汉语中的“恶霸”，翻成英文叫local tyrant，失去了中文原有的贬义。又比如蒋匪军的“匪军”，英文则硬翻成bandit troop，如果不作特别的解释，英国人还以为bandit troop是一支由职业强盗组成的强盗军团。其实“蒋匪军”倒是正规的政府军队，英美人怎么也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如实地称呼“国民党政府军”，而喜欢用“蒋匪军”这样感情色彩十分浓厚的词汇。英美人没有用蒋匪、共匪、剿匪这样的贬义词来称呼敌军的习惯。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人没有把临时拼凑起来的反英独立军称为“匪军”，美国人也只是中性地讲“南北战争”，没有人称林肯部队是在进行“剿匪”或“讨逆”。
　　　　相反英文翻成中文则要被褒贬感情化。在英文中hegemony（领导权，权威）这个词本来没有什么贬义，hegemonism翻成中文却成为贬义的“霸权主义”。西方人说“非人道”本来是中性的表述，用汉语则感情地表现为“惨无人道”。中国人喜欢用“日本鬼子”、“四人帮”等贬义词，翻成英文也变成了“日本人”、“四人集团”这样的中性说法。
　　　　汉语经过汉代的“赋”，两晋的“玄谈”以后，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文章里尽是堆砌美丽的词藻，却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比如司马相如的“赋”写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思想内涵。到了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古文复兴运动，提倡写简朴达意的“古文”，反对花哨做作的“今文”，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文艺复兴运动。
　　　　事物的两面性
　　　　事物总有两面性。全面看，有两面；两面看，就全面。利和弊都总是相对的。
　　　　汉语的优点，另一方面又是汉语的缺点。汉语具有“一荣一枯”的特点，擅长描写细腻的感情，却不擅长阐述复杂的逻辑推导。纯粹的汉语完全无法对理性的科学进行表述，代数方程、物理学公式、化学方程式，都不得不借用大量欧文字母，完全使用汉语则根本无法写科技论文。现代汉语不仅经常借用欧文字母数字，还大量使用具有很长定语的、欧洲语言特有的长句子表达方法。特别是传统汉语没有标点符号，现代汉语不得不借用洋式的标点符号，才使汉语能够表达比较抽象的理性思想。
　　　　写到这里，忽然冒出一个“牛顿猜想”：说不定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先于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微积分，可惜使用古典汉语无法把这种超群的理性思维表达出来，传授告诉别人，中国的牛顿只好遗憾地带着“有口说不出、有笔写不出”的伟大思想告别人间。
　　　　更让中国人难过的是：现代汉语中夹杂欧文字母数码、借用洋式标点符号、借用洋文语法的“半汉半洋”表现方法，还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引进西方文化思想时，发现他们以前专程派人到大唐天朝学习引进的汉文，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根本无法表达理性的西方思想。日本人百般摸索，终于找出一个在日语中夹杂洋文字母，使用洋式标点符号，日语单词套用洋文语法的方案，才基本解决了用日语表达洋人理性思维的难题。另外汉文中描写感情的形容词特多，表达理性的词汇却很少，日本人只好自造出大量新词，比如“政治”、“经济”、“哲学”等，用来表达洋人的理性思维。
　　　　近代中国照搬了日本的新汉字系统，以至于现代汉语中有800多个用来表达理性思维的常用词，如“思想”、“主义”、“自由”、“民主”、“辩证法”等等，都是直接借用日语词汇。所以现代汉语其实是一个“汉文”，“洋文”和“日文”的大杂烩，实在没有什么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而且现代汉语还有进一步洋化的趋势，洋文词汇不断增加，出租车改叫“的士”（taxi），激光改叫“镭射”（laser）,动画片改叫“卡通”（cartoon），日文词汇也不停粉墨登场，“卡拉OK”、“人气”等等。现代中国人已经没有人会用纯正的传统汉文写文章了，只会讲“半汉半洋”的假洋鬼子语言。诗圣李白、词圣陆游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们手里发挥到炉火纯青的汉文，会被他们的后代“糟蹋”成现在这个非驴非马的样子。
　　　　汉字这样的象形文字，基本上是“看图会意”，感性的成分很多。中国人使用这样感性的文字，妨碍了中国人理性思维的发展，也是可以假设的。而欧洲的拼音字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抽象符号。欧洲人使用这样理性的文字，自然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发达。日语借用中国的汉字，加上自创的50个表音字母“五十音图”，使日语成为一种“半拼音文字”。日本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在洋人和中国人之间，说不定和日本人使用介于中文和洋文之间的“半拼音文字”有关。
　　　　永远的“二进制”
　　　　1960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当时人们对计算机的预测非常乐观，以为到21世纪，就可以诞生“人工智能”，计算机就可以象人一样进行思考。当时不少大学的研究室都开展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甚至一些小说家也写出科幻小说，幻想人类制造出比人脑更聪明的超级电脑，结果造成超级电脑统治人类的悲剧。
　　　　可是40多年过后，人们发现人脑的思维方式远比当初人们预计的要复杂，用电脑来代替人脑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人工智能”这个词了，渲染比人脑更聪明超级电脑的科幻小说也已绝迹。为什么电脑赶不上人脑？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问题。计算机用所谓“计算机语言”进行“思考”，而人脑用各种人类语言进行思考。计算机的各种语言：BASIC、FORTRAN、C、PASCAL、JAVA等，与人类的语言相比，非常简单幼稚，我们不可能用计算机语言来交换思想，表达感情。现在科学家们认为，必须创造出一种能够用来交换复杂思想、表达各种感情的计算机语言，使用这种语言进行思考的计算机，才有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
　　　　由于计算机无法直接听懂英语或汉语，我们必须化人力把我们的想法翻译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计算机语言。所谓“程序员”，其实就是在人脑和电脑间作翻译工作。如果计算机能够直接理解人类的语言，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计算机下达命令，电脑程序员也就无用了。有人预测到22世纪有可能出现能直接听懂人类语言的计算机，但也有人认为让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是根本不可能的。
　　　　计算机之所以难于理解人类语言，是因为电脑和人脑的思维方式不同。人脑用极其复杂的方式进行思维，电脑却用简单的二进制方式进行思维。电脑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将其简单化为0和1两种，然后再在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基础上进行“思考”。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电脑的二进制式思考方式，中国人思考时，把一切事物都变成“阴阳”、“正反”、“虚实”、“好坏”、“善恶”这样的“非零即一”的二进制数字，而没有0.2、0.5这样的中间数字。据说电脑二进制模式的发明，就是根据中国人的“阴阳八卦”。
　　　　中国人采用这样二进制式的思考，必然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粗糙化。比如中医的基本概念都是一组组简单的二进制概念：“虚－实”、“表－里”、“凉－热”、“补－泄”等等，中医理解病人的病情，开方下药，其实不过是将这些简单二进制概念进行一下排列组合。由于个人对：“虚－实”、“凉－热”等非定量概念的理解不同，一个病人如果找10个不同的中医看病，这10个中医将给病人开出10种不同的药方。即使对于同一种病症，几乎没有两个中医会开出同样的药方。而对于同样的病症，西医开的药方都是基本相同的。
　　　　无奈的“尴尬”
　　　　中国人创造的汉语，也有这种简单化、粗糙化痕迹。汉语的语法和欧洲语法相比，要简单得多。比如英语的语法比较讲究，要考虑事情发生的时间，在讲话时对动词进行词形变换；还要考虑事物的单数复数，可数与不可数，阴性阳性，在讲话时对名词进行词形变换；对事情进行修饰时，还要考虑修饰名词时用形容词，修饰动词时用副词，在讲话时对修饰语进行词性变换。
　　　　英美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进行词形变换，所以不得不考虑说话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考虑说话对象的单数复数、阴性阳性，考虑修饰语的对象是名词还是动词。由于英美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思考，进行适当的词形变换，才能使其说出的话不犯语法错误。这样的语言在无形中锻炼了欧洲人的思考能力，使欧洲人的大脑更善于进行复杂的思维。
　　　　相比之下，汉语根本没有任何词形变换。中国人讲话时，根本不用考虑说话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也不用考虑说话对象的单数复数、阴性阳性，更不用考虑修饰语的对象是名词还是动词，只要把想说的词汇堆砌出来即可。因此中国人用汉语讲话时大脑进行的活动，比欧洲人简单得多，这样就使用汉语的中国人的大脑不能得相应的锻炼，就造成中国人的思维能力较差，对世界认识的简单化和脸谱化。
　　　　汉语几乎没有什么语法可言，其实汉语就是简单地对词汇进行堆砌。汉语本来不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因为汉语中没有词形变换。比如“欺骗”这个词，在说“我们被欺骗了”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动词用；在说“欺骗是不良行为”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名词用；在说“他的话具有欺骗性”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形容词用。可是用英语来说这些话时，“欺骗”就不得不用deceive，deception，deceptive这三个不同形式的词。英语之所以需要对词汇进行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是因为说英语时我们必须根据话语中词性对词汇进行词形变换。
　　　　如果一个人搞不清deceive，deception，deceptive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形容词，他讲英语时必然出错。而一个人即使搞不清汉语的“欺骗”这个词什么时候当动词用，什么时候当名词用，也并不会说错话，因为汉语不需要词形变换。本来讲汉语不需要对词性进行分类，可是现代中国人硬是套用欧洲语法，把汉语词汇也分成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反而把中国人搞得更糊涂。
　　　　讲英语时人们要考虑时态、语态，单复数，由此来对动词进行变化，还要考虑到哪个词当名词用，哪个词当形容词用，才能确定用词的词性。以上这些都是说汉语时不需要考虑的。由此可见，讲英语时人脑的活动程度，要远远高于汉语。所以经常讲汉语的人，用脑的程度就远远低于经常讲英语的人，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中国人的大脑欠思考，看问题简单化粗糙化。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汉语除了不便于阐述理性思维，还有其他一些突出的缺点。比如汉字的数量太多，难认难记，学汉语比学欧洲拼音语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学汉语的“老外”没有不抱怨汉字太多记不住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汉语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语言。学习汉语特别费力，好不容易学会了，用处又非常小，汉语真是把中国人坑苦了。然而偏有那么一批“以苦为乐”的文化战士，总是孜孜不倦地喊叫：“汉语世界第一”。这句话如果加入两个字，改成：“汉语坑人世界第一”，倒还有些能说得过去。
　　　　另外，中国传统上选任官员的科举制度，也和汉语的艺术性有直接联系。科举考试时，既不考应试者的政治经济专业知识，也不考应试者的管理领导才能，只是单考应试者“作文章”的水平技巧。谁文章写得漂亮，谁就有资格做官。这种把写文章的技巧，作为衡量一个人才能唯一标准的方法，造成中国历史上一直由一群只会作文章、没有思想创意的秀才治国，焉能将国家治好？如果汉语象洋文那样缺少艺术性，考写文章技巧的科举制度大概也无法诞生。
　　　　现代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的确受汉语“坑害”不浅。但是，是汉语的褒贬性、模糊性造成了中国人的缺乏理性？还是中国人缺乏理性才创造出汉语这样缺乏客观性的语言？这又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后天努力不够，人们一般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该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先天不足，就往往要被人指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