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烯表面能:敬爱的爸爸

敬爱的爸爸 朱秀娟　
爸爸与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年月里，有许多事使我永生难忘， 他以自己高尚的人格影响了我们，敬爱的爸爸，如果您能活到现在， 让我们一起回忆当年的情形该有多好！ 现在我仍希望您在天之灵能看到我们兄弟姊妹、党和人民对您的怀念！严格要求子女　　爸爸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平时， 我们在家只能做两件事，一件是跟妈妈做家务或跟爸妈到田畈干活；另一件就是读书写字，不能空着闲聊闲玩。
　　我5岁那年，爷爷、奶奶还健在，一天在老屋门堂里，奶奶、妈妈带我们在乌桕小枝上一粒一粒地摘乌桕子。不一会，我的手磨痛了，就走开与别的小孩去玩。爸爸知道了，就要打我的手心。妈妈叫我赶快逃，我躲进了一个稻草堆， 天黑了也不敢出来。爸爸、妈妈、奶奶提起灯笼到处找我， 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快回家。他们经过我躲着的稻草堆， 我听见妈妈在与爸爸讲话：“秀娟年纪这么小，她的手是嫩嫩肉， 她摘得手痛了，玩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谅她这一次，不要打她了。 ”妈妈从来很袒护我们，从小到大没有骂过我们一声，更不要说打了。 爸爸则说：“我的子女，从小就要培养他们吃苦耐劳， 摘乌桕籽都怕痛，以后能做什么大事业！”但后来爸爸还是答应原谅我这一次。妈妈继续大声喊着：“娟，快出来吧！爸爸不打你了！ ”我在稻草堆里面听得清清楚楚，钻了出来，并向爸爸保证， 以后决不再偷懒怕苦。这件事过去五十九年了，但我还记得每个细节。
 　以后，爸爸经常教育我们，一个人要做大事业，一定要吃苦耐劳。要有真才实学，不要成为绣花枕头稻草芯。
　　一次，正值农忙季节，爸爸叫我到25 里以外的山外朋友家去借牛。当时我只十一岁，妈妈有点不放心， 年纪这么小，要翻山越岭，何况那里又从来没有去过。 但爸爸说要让我锻炼锻炼，我就壮着胆子去了。爬山越岭出了乌竹岭，面前有了几条路。 我不知道走哪一条好，幸好来了过路人，问清了才 顺利抵达目的地。爸爸的朋友热情地留我吃中饭，饭后牵了牛往回走。 一切很顺利，我心中非常高兴，心想今天 可以得到爸爸的表扬啦。谁知到离家二里地的洞桥湾时，突然狂风大作， 落起了瓢泼大雨，倾刻间路旁小溪中混水翻涨。 因为我借的是水牛，经过翻山越岭，大概也累了、渴了，见到溪水涨漫喜欢之极，就径自跑向溪里的深水处，怎么用力牵也牵不上来。雨越来越大，溪水越涨越高，我已经成一只落汤鸡， 牛又拉不上岸，我怕极了，只好哭着跑回家去告诉爸爸。爸爸说， 水牛喜欢水是本性，它经过长途跋涉，需要休息，正在水中泡得舒服， 怎肯马上上岸呢？过一会就可牵上来了， 果然爸爸去了后就把它牵回来了。爸爸说，一个人多做些事就能多长知识， 多看书也能多长知识，开卷有益。
　　爸爸常有意识地让我去做一些难事。13岁时，就让我自己走几百里路到金华八婺女中去读书等等， 让我得到锻炼，以便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爸爸的这些教育使我受用一生。 爸爸带我们劳动　　我们在家时，常跟爸爸出田畈劳动，到水高坞干活时， 道路崎岖陡峭，费时又吃力，为避免把体力消耗在走路上， 都是清早出发，带上中餐，再带一葫芦和一茶壶茶水，挑足要施的肥， 在田野中干一天活，到天黑才收工。
　　爸爸抗日负伤后身体虚弱，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常力不从心。 家中无劳力，他又不肯让我们多挑点，说年轻人超重会影响发育， 于是只有他自己多挑一些，在路上因挑得过重而常常是跌跌冲冲， 我们看了真是心疼。
　　夏天劳动，出汗多， 爸爸总是把带去的有限的茶水让给我们喝，他只喝一口就不舍得喝了，有时就扯一撮青松针放到嘴里嚼，他说早年在部队行军时，常用松针来解渴、充饥， 这是好东西，还能延年益寿。而我们觉得味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咽。 夏天太阳火辣辣的，我们穿了长袖上衣，免遭太阳直晒，而爸为了节省，总是打赤膊，让太阳直射，还说要让太阳把背晒得油黑发亮， 下雨都浸不进去，说早年他在部队时见到过一位老农，就是这样的。
　　我们劳动累了，就坐到树荫底下暂歇， 奇怪的是只要爸爸对旷野叫一声“呜……”，微风就会徐徐而来， 立时感到凉爽舒服。再听到远近各处传来的各种野鸡、鸟、知了等的鸣叫声， 好似一曲动听的交响乐，顿时使人心旷神怡，消除了疲劳， 我们又开始愉快地干活。
　　家中没有牛，旱地里，我们都是一锄一锄地挖， 爸爸给我们讲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听着、说着、 笑着不知不觉地把一块又一块地挖好了。爸爸种田虽是半路出家，却能科学种田， 他告诉我们，挖地不能只图快，要处处挖到，每锄挖深， 这样作物才能根深叶茂；适当密植和套种，可提高土地利用率；适时锄草、施肥，加强管理才能使作物长好；但要获得丰收，还要选择优良的种籽，这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种牛头这块地时， 爸爸就是实施这些原则而获得丰收的。
　　爸爸不辞辛劳到山外去采来优良的玉米种籽。 为了挖深地，我们的背要弯得很低，好心的过路人，停下来看看， 就善意地喊着：“福星先生，挖土种玉米啦！你们的腰背弯得这么低，太累了，用锄头身子要挺直，就省力些。 ”我们异口同声说：“谢谢××伯的指导”，于是我们直起了身子， 但身子直起来后土就挖不深了，我们又弯了下去。我们细心地把种籽播种， 等玉米苗出土之后，好心人告诫我们，“福星先生，你地里的玉米苗太密了， 要删去四股一才好，否则会没有收成的(那时传统种得比较疏)。 ”苗长得很壮，黑油油的，十分可爱，我们不舍得拔掉， 爸爸估计了日照情况，决定不拔。我们细心地管理着，到长蒲时， 果然不错，长的蒲又长又大，有不少枝上还长出了两个玉米蒲。 过路人啧啧称赞：“福星先生真本事，才学起来种田， 玉米就比我们种的大。”还问：“你是用的什么方法？ ”爸爸谦虚地说：“我是不会种田的，现在是在学习，只不过是找来了优良种籽， 适当密植，加上适时、适量施肥，加强管理而已！ 明年你们拿我的种籽去试试看吧。”事后有的农民从我家拿去了种籽， 并适当密植，也得到好收成。
　　1949年秋到50年底因无钱交学费，我休学在家， 有机会经常和爸爸一起到田畈劳动。我们割柴、挖地、挑肥、摊栏粪、插秧、塞毛灰、翻田等样样干，不怕累不怕脏。 但我最怕水田里的蚂蟥叮在脚上，爸爸说不要怕，只要用手轻轻地拍脚，它就自行跌落，这方法果然很灵。
　　横大村边“六十”田里的稻谷成熟了，爸爸、 我和英妹三人割了几天，一担担地挑回家，当时我16岁，其他弟妹还很小， 稍大的帮助妈妈看护更小的弟妹，或负责在地场看鸡， 妈妈忙着晒谷，并把先晒干的谷舂成米，让我们尽快地吃上新米粥， 再炒上盐豆，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了。 当时姐姐在罗店小学教书，晚上也能回家和我们团聚，晚饭后， 在门堂里围在爸妈的周围，一起观星星，听爸爸讲天文地理， 全家在一起享受丰收后的天伦之乐，真是好开心啊！ 培 养 子 女 读 书　　爸爸看到旧社会如此落后，人民、国家被帝国主义欺压、 侵略，认为国人的文化素质低也是原因之一。妈出身贫穷， 小时没有读过书，在生活中深感不识字的苦楚。因此， 爸妈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再苦也要把子女培养成有文化的有用之材，以报效祖国。
　　生活困难，无钱交学费，我们就在家里学习， 爸爸就是我们的老师，无钱买纸、笔，于是细柴棍子当笔， 晴天以黄泥地场当纸，雨天就用沙盆当纸。 两个爱画画的弟弟则喜欢用木炭条或彩色嫩石头在水泥地上作画。我们兄弟姊妹中， 许多人都是这样学完初小的课程的。然后跳级读五、六年级，获得小学毕业证书。
　　我们知道家穷，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不能让爸妈失望， 因此，我们学习都很努力，成绩很好，我们都考上了中学。
　　上中学之后，爸妈为给我们筹借学费， 或写信给在外工作的朋友，或东奔西走于邻近三村的亲朋好友之间， 有时走得脚酸手软，还没有借足学费，只好托人担保向学校申请缓交。一次， 爸爸向在上海国棉一厂当厂长的朋友──傅鼎元伯伯借学费。 傅伯伯建议我和三妹到他厂里当童工，这样还可以赚钱贴补家用， 爸爸的其他朋友也觉得这样好。说经济这么困难， 女孩子就不必多读书，读了也是别家的人。但爸妈认为男女都一样， 中国要富强起来不能没有女孩子这半边天。只要有办法， 还是要送我们上学。最后是把“外六十”等处的田和山卖给傅鼎元，给我们继续读书。
　　1946年秋，我已在东中读高一、开学进高二， 进校就要交学费，爸爸写信向上海的朋友傅鼎元和吕国华借钱，都落空了。 妈妈跑遍了邻近的亲朋好友也没有借到。 但我与爸爸还是整装出发了，我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到表叔处借借看。 在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蟠松，一到蟠松，得知表婶刚病故， 他家正在悲痛之中，当然就没有开口借学费了，我只好回家休学务农。
　　1951年1月，同学吕祖通来告诉我，现在学校里，交不起学费可以申请助学金，欢迎休学的学生复学。1951年3月，我复学到东中高春二。1952年夏，提前半年高中毕业， 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此时，大学是免交学费，并提供伙食。 但上学无路费，还得向别人借， 现在还留有爸爸向吕国华为我借钱的信及吕先生给我和弟弟的回信。 我上学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有爸爸妈妈的心血，也有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
　　1952年，我到南京大学上学去了，走后不久， 爸爸就受到诬陷迫害了。 由于经济困难，我在三年后的暑假才向吕国华先生借了路费回家。 我去东城西街看爸爸，这时，他比三年前苍老多了，当时， 我感到一阵心酸，不知该说什么好，后来， 我说：“爸爸您自己要注意身体，妈妈、姐姐和弟妹们都叫我向您问好。”爸爸说：“我好的，你们放心好了，你要安心读书，争取进步，听党的话， 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人。”1956年，爸爸回家与妈妈团聚了， 大家都很高兴。从1952年开始到1975年，这漫长的23年中， 爸爸妈妈不仅在经济上困难，物质上极其贫困， 更痛苦的是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创伤。我在外面工作，很少回家， 他们在家受苦的情景从来不写信告诉我，总是说家中一切都好，叫我自己注意身体好好工作。
　　1974年的暑假，我曾回家看望爸爸妈妈， 那时爸爸已卧病在床，但他仍然很乐观。他对妈妈说：“我们的孩子个个听话，都知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前途都会好的。”又说：“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我的身体也一定会好起来的，我80岁还要遇文王呢！”他80岁正好是 1976年打倒四人帮的那一年，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 如果他的身心不是受到那么多的摧残，他是能活到八十岁遇到“文王”的，他能亲眼看到科学的春天，看见新时期祖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也能在有生之年再为人民做许多好事的！爸爸， 现在党和人民终于了解您了，您在天之灵安息吧！
                                        
                                                                                 1997年4月5日，长沙                          转载自《朱福星》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