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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PK明治维新 时间：2006/04/17 出处：凯迪网络 从“明.治.维.新”起，中国正式落后于日本！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强国之路，而中国的戊.戌.变.法仅百日而废。
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人们往往把责任推给慈禧，然后责怪光绪的软弱无能，更有人把这简单归结为“历史的必然”，但这次，俺要告诉大家，这是一段被误解的历史。
“戊.戌.变.法PK明.治.维.新”，历史已经证明，人家明.治.维.新赢了，咱们戊.戌.变.法败了，但很少有人能够从根源上搞清楚咱们为何败了。为了能清楚的对比双方，俺将不得不尽量“理性”、“中立”甚至“亲日”、“贬中”的来叙述，不如此，还是会被感情蒙住双眼。
此帖，应为“亲日（不是媚日）”、“知日”、“反日”“诸派”的“必读帖”、“扫盲帖”，不信请看：
1．明.治.维.新
1．1日本的宗教信仰
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别以为这个和中国的“神仙道教”类似，神道教是多神教。
多神教的特征是信仰“万物皆有灵”，石头、树木、花花草草、大小动物都有“灵”，具体到日本神道教，则是信仰“万物皆有灵而天皇最大”，也即天皇是“天之王，神中之王”，是一个“宗教信仰符号”。
在西方，多神教被一神教所代替，是因一神教的凝聚力更强，更能团结信众，消除信仰差异之争。世界三大“标准”一神教是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信仰的结构为“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余教众平等”。俺在《解析中西宗教信仰——解剖中国精神（五）》里说过，这应该是因犹太民族长期受到外族统治产生的“逆反宗教心理”，用“宗教的平等”对抗“政权等级的不平等”。教众信仰“一切为上帝安排，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决定一切”。
中国三大宗教是佛教、道教、儒教，这三者是标准的“层次教”，即神也分层次和等级。实际上，佛教中的“菩萨”本义为“觉悟者”，初期未必是神化象征，唯“释尊”为神，但当需要解释因果、修炼层次时，就明确划分了前后和上下层次。“层次教”的共同点是信仰自身修炼可以成“仙”，对于儒教来说，则是“世俗修炼当官”。
与上述两者都不同，神道教信仰的是“众神/灵平等，天皇最高”。
信仰决定思维模式。对于现实政权来说：西方封建社会的教皇成了实际主宰，教皇、君主、领主等是“分封”关系，而在信仰心理上，教皇负责神化封建君主的统治，但教众平等；中国的皇帝政权和等级政体成为神化的信仰，科举制度＝修炼途径（详见《科举，世俗中的修炼——解剖中国精神（六）》），即“皇帝世袭制、等级政体、科举制度”被神化；而神道教信仰下，能代表“众神/灵”的幕府和大名们在现实军政权力上，架空了“最高的神”——天皇。
佛教在汉代（标准说法，有可能更早）由印度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本土宗教已经形成牢固的信仰基础和一神的信仰结构，并且皇帝政权不仅强大还是“政.教.合.一”的，佛教不得不去掉所有“战斗力”才能生存发展。日本佛教来自中国汉传佛教，但在日本的佛教则有“僧兵”（类似少林武僧，呵呵）。西元594年，日本颁布诏书，阐明佛教为国教，这是其“大和政权”时期。儒学也在日本得到推广。
佛教和儒学在日本并未真正成为“垄断性质”的宗教，这是因为日本天皇的现实统治力一直没有象中国皇帝那样强大，氏族、大名、幕府等等担心佛教和儒教的思想崇拜象征——以皇帝为最高信仰的等级政体思想，会削弱臣民对他们的效忠，所以一直压制佛教和儒学。佛教就走上了和神道教合一的路线。这种信仰结构表现在政体上，就是天皇为最高信仰，但幕府和大名也具有“神圣性”，他们之下则有效忠等级。民众是“对天皇和主人的双重效忠”，后来则成为“对天皇、幕府和主人的多重效忠”（中国只效忠皇帝和政体；西方则效忠教皇，对待政体上级则是“契约关系”，教皇甚至可以废除民众对国君的效忠）。当主人和幕府（政府）发生冲突时，先办了主人的事，再自杀，就是武.士道的信仰核心。这种多重信仰，多重极端性格，成为了《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由来。
神道教至今仍是大多数日本人的信仰。靖.国.神.社则是众多神社里唯一的“信仰国家的神.社”。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登上日本传播基督教。当时的日本贵族渴望和外部世界开展贸易，基督教初期传教是较为顺利的。1579年，耶稣会教士建起了一个小镇作为皈依者之家，命名为“长崎”。（《基督教会史》，美，布鲁斯.雪莱）但由于基督教内部的新教（荷兰）和天主教（西班牙、葡萄牙）之争，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倾向，而且基督教的教民平等教义与日本宗教和政体冲突，1612年，幕府颁布禁教令，1622年，在长崎处死55名传教士和信徒。1637年，“岛原天草起义”（多信天主教）被镇压后，幕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日本简史》，王新生）
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信仰结构，表现在现实政治中，就是幕府架空天皇，民众同时还要向大名效忠（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类似），各地方政权势力较强而国家凝聚力不强。
1．2日本的武.士阶层
日本的武.士，和中国的侠客、帮会，以及欧洲的骑士，相去甚远。实际上，日本的武.士，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的“士”，即会武的门客。（详见《亲戚？友邦？世仇？——解剖日本国民性》）
日本武.士是随着日本“庄园制”兴起的。庄园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兼并其他庄园，将一部分庄民武装起来。这些人逐步由平时务农、战时从武，转变为完全脱离农业的职业军人，称为“兵”。在较大的寺院、神社所属的庄园里，也出现了“僧兵”。这些地方武装对政府机构形成威胁，于是，各地政府也开始组织私人武装。而以天皇为首的皇族、中央贵族也聘请其中的士兵作为自己的警卫，称其为“武.士”。（《日本简史》，王新生）
日本武.士组织与性格的形成，是与其宗教信仰和政体结构分不开的。中国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后，门客虽然有，但绝对不会能达到威胁政权的地步，也只有对主人和天皇的双重效忠感，也才会让武.士们效忠“独立于国家军队体系外”的半官方武装团体。这种效忠和中国“武林人士”的“义气”不同，也和“民团”不同，前者往往脱离政权存在，而后者是自保和临时性质的“非职业军人”。
武.士集团之间不断争斗和兼并，最终形成“恒武平氏”和“清和源氏”两大武.士集团。在参与平乱战争后，源氏家族进入关东地区，成为最大的武.士团首领，各领主纷纷要求其保护。而平氏转移到伊贺、伊势地区，集结了较多新武.士集团，等待时机。（《日本简史》，王新生）
进入11世纪后，武.士阶层逐渐扩大，地方各国行政事务官员逐渐由武.士担任。由于庄园不断增加，天皇直属土地日益减少，天皇开始整顿庄园，这引起了天皇和氏族之间的矛盾，双方都要使用武.士集团，而两大武.士集团也不断火拼。1189年，源氏家族拥有了全国的统治地位。幕府就在武.士集团崛起的过程中成形，1192年，源赖朝得到“征夷大将军”称号（类似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正式建立武家政权——幕府。（《日本简史》，王新生）
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御家人制度”，“御家人”即源氏家臣，本来这些人是各地的乡领主、庄官或名主等，源赖朝为得到他们的长期效忠，承认并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幕府建立了全国性机构，朝廷的权力被严重削弱。（《日本简史》，王新生）
此后幕府统治者虽然更替，但这种政体一直延续。
武.士是日本一个特殊的阶层，由于多神教的影响，日本民众对领主的效忠要比国家浓厚，这对天皇和幕府都不是好事，但如果让佛教、儒学成为统治性质的垄断性的宗教信仰，势必民众要效忠天皇而不是幕府。所以，在幕府时期，“武.士道精神”被神化，也即“尊天皇、效忠幕府”的信仰被立为根本，并成为唯一一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信仰”，被幕府宣传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所谓“军.国.主.义”，也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土特产”。
在主人（个人）利益和国家（天皇、幕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武将”“侠客”等都被要求先“服从大局”“忠孝不能两全时忠为上”，这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维系所在；“武.士道精神”则要求先办了主人（个人）的事，再服从幕府切腹谢罪。所以日本多发生刺杀后，刺客（浪人（失去主人的武.士）、武.士）再切腹的事件，这往往被人“叹为观止”，但这就是日本特殊的宗教信仰和政体结构的表现。
在日本，赤穗47义士被视为武.士道精神的楷模。1701年3月14日，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和幕府司仪吉良义央发生冲突，浅野用到刺伤吉良，遭到自行切腹和没收封地的处分。浅野的家臣大石为替主君报仇，集合47义士于1703年12月24日夜，杀死吉良。这种行为视为对幕府的不忠，被下令集体切腹。这种精神被日本民众盛赞。（《周作人论日本》，周作人）对主人要忠，但要服从幕府，有时就得“知必死而为止”。这种精神，一直到明.治.维.新时一直存在，比如明治元年，土佐兵士杀伤法国水兵，20人受切腹处分。
武.士不仅有世袭土地和俸禄，还拥有很多特权，比如可以公然杀平民而无罪等等。武.士就不仅获得精神上的神圣感，同时获得现实利益。
武.士把禅宗奉为自己的信仰。日本用神秘主义修行来训练武.士的单独作战。（《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但看日本书籍、动画、电影，武.士不懂点佛简直就“不入流”了，这不仅由于佛教是等级教，有利于对幕府政体结构的忠诚信仰，佛教的“自身修炼可成佛”，激励武.士的修习进取，禅宗的冷静清修也能磨练武.士精神。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净土宗在日本得到很大发展，净土宗是“易行宗”，只要念“南无阿米托佛”，死后就能去西天极乐净土，所以日本武.士和民众把祖先和自己的后世都可以当成“佛”。
中国和欧洲很少有延续很长世代的职业军人，即使有，也仅仅是朝廷高官，而日本这种家族很多，形成了一个“士族阶级”。这和欧洲的骑士相象，但骑士对政权的参与程度和社会影响力又不如武.士。
1．3日本的经济贸易
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天皇的直属领地总不是很多，都被领主们瓜分了。幕府上台后，控制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农业和工业、矿山等产业，但领主门的辖区自治权也较高。
德川幕府把社会分为士、农、工、商4个等级。士即武.士，是统治阶级，连家属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被禁止出卖土地、禁止迁徙、禁止过度分家、禁止奢侈生活等等；手工业者和商人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日本在整个17世纪，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业、手工业、交通、商业等等都开始兴旺起来。这不仅是当时的幕府较为开明和注重民生，也是与对外贸易分不开的。
16世纪后半期，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东南亚贸易发展迅速。幕府实行许可贸易制，即日本商船或外国商船均须具有幕府颁发的许可数——“朱印状”。荷兰人和英国人（信仰新教）受到幕府欢迎，但英国人与荷兰竞争失败，于1623年放弃了在日本的贸易。
幕府希望垄断贸易，限制不断增加。1624年禁止西班牙（信奉天主教）商船到日本；1635年，至今日本人到海外，在海外的也不准回国；1630年，禁止葡萄牙（信奉天主教）商船到日本；1641年，将荷兰商馆迁亡长崎，禁止与日本人自由交往，形成“锁国体制”。（《日本简史》，王新生）
日本的对外贸易增长是与中国分不开的。华人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早已在东南亚取得商业地位，尤其元末起义军后期，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者的残部很多逃往东南亚地区，垄断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郑和去东南亚的目的之一，就是剿杀他们，以垄断对外贸易（后来东南亚华侨又被欧洲殖民者剿杀，东南亚的华人势力几乎覆没）。但明中期开始闭关锁国（郑和船队的“武装游行”耗资过大），官方实际放弃了海上主动贸易，对外贸易实际一度由“海盗集团”把持，他们盘踞在海岛，与欧洲、日本、国内的商船进行交易。这种“贸易海盗”屡禁不止，到了明后期，郑氏集团被“收编”后，实际控制着“海关关税”，外国商队必须交纳足够的“保护费”，才准许开展贸易活动。而清代郑氏家族投降朝廷后，中国在很长时间实行“海禁”。在郑和时代，中国造船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从停止远洋到郑氏集团，又到全面“海禁”，中国不仅丧失了造船技术与海军的领先地位，同时损失了贸易利益，更让日本对外贸易得以崛起。
这个时期是现代世界各地区力量形成、竞争的关键时期，中国“自废武功”，就怪不得别人。有时俺不禁感叹，都怪中国地理气候太过优越，中原皇帝没啥侵.略.野.心，即使是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不过是：1.剿.杀陈.友.谅.残.部；2.连纵和侦察，防止元代后裔的帖.木.儿帝.国从南亚和东南亚对明帝.国包抄；3.炫耀武力和物力，输出文化，形成“东亚纳.贡.体.系”。
日本国土比较狭小（与中国相比，呵呵），人口又比较集中，虽然有锁国政策的不利影响，但西方思想传播远比在地域辽阔和大.一.统的中国更为迅速和普及。这时的儒学和佛教不仅在学术界成为主导，“荷（兰）学”也被日本人津津乐道，日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想文化。反观中国，西方文化不过是在部分“精英”层和商业人士中作为“奇异的玩意”琢磨一下罢了。
如果说日本有时象张“白纸”，随意写写画画，而当时中国由于思想政治体制在皇帝时代达到顶峰，则象一块“黑.幕”，任何书写和色彩都被湮没。难怪在日本传教效果很好的沙勿略老兄只偷渡到了广东一个小岛就没法进入了，而“1579年，耶稣会的亚里桑德拉.瓦里纳尼在澳门从他的窗户向外看，大声朝着中国海岸喊着：“噢，磐石，磐石，你何时才能打开？””（《基督教会史》，美，布鲁斯.雪莱）
十八世纪初开始，日本工商业地位显著上升，工业主要为纺织、陶瓷、造纸、酿酒等。由于工业需要大量工人，藩主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业仍然是被压制的，但“特权商人”（官商接合）开始取得很高的地位，他们通过贩卖各级武.士的禄米控制幕府财政，并借贷给各地大名，以致形成“幕藩疲弊，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的局面。与之同时，下级武.士破产不断，纷纷沦为与平民无异的农业、商业、手工业者和游民、浪人等。
商业在欧洲、日本得以崛起，是因这些地区都具有分.封.割.据性质，有商人互通有无的绝对必要性，而且商人可以利用其之间的矛盾保全自己。而在中国的大.一.统政权下，皇帝政权本身即具有调节全国商业的性质，皇帝也不允许出现另一个人能左右帝.国的命脉（谁钱太多，抄家就是，哈哈！）。
1．4列强的侵略
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时代，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殖民扩张，以英国为代表的“后殖民时代”则是掠夺资源开拓市场，被其自身的工商业服务。
19世纪初期，英、俄、美等国不断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均被德川幕府拒绝。幕府于1825年颁布《驱逐夷国船只令》，命令各藩击退靠近日本沿海的外国船只。
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幕府被迫稍微改变政策，并加强海防。
1846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比得尔率舰队到达日本铺贺，要求通商，遭到幕府拒绝。1848年，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根率军舰闯入东京湾，双方约定第二年春天给予答复，此事件震惊日本。1854年1月，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两个港口，后来又与英国、俄国、荷兰签订类似条约。
1858年，清朝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美国借机恐吓，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给予美国更多特权，后又与英、法、俄、荷等相继签署类似条约。
（上述均引自《日本简史》，王新生）
从表面上看，日本长期处于分封割据状态，国家信仰的凝聚力实际不如中国，幕府也难以及时顺畅的调动各藩军事力量，“国家军事势力”远逊中国，所以中国能够坚持了较长时间的抵抗，而日本很快就“几乎不战而降”了。中国的战败，也使得日本没有顽强抵抗的信心。
但从思想根源上看，首先，“西学”在日本影响很深，“学术界”并不主张顽固的“锁国”；第二，各藩心怀叵测，倒幕运动时有发生，不是全力抗敌。
面对这些“不平等条约”，朝廷、幕府、诸藩之间激烈争论，恰好在将军继承问题上，幕府内部也分裂。幕府对不服从者进行了镇压，杀死和处罚的大名藩主等上百名。这又引起浪人武.士刺杀幕府官.僚的事件，被称为“樱田门事件”，标志着幕府时代的终结。
开户后，进口商品猛烈冲击日本国内市场，国内物价飞涨，手工业纷纷倒闭。
中国银多金少（所以中国当时赔款以银结算），而日本金多银少（比较而论），日本贸易中的黄金贸易占很大比例。当时日本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市场为1：15，投机商人蜂拥日本，套取巨额差价，日本金融市场就长期动荡，物价持续飞涨。
农民和贫穷的下级武.士，开始暴动。
很多人奇怪为何“下级武.士”在此时成为核心力量，并产生对武.士道的崇拜感。实际上，不仅历代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有军事实力为后盾，日本的武.士还是一种具有神化和现实统治地位的阶层，其在日本信仰结构上具有中国儒教、科举制度的地位，其也早已和商人、手工业者相结合了（商人为了获得保护和贵族身份，往往和士族联姻）。中国后来的改革也是由下级儒教人士发动的嘛~~
拥有一定社会地位、拥有一定军事力量、拥有一定知识、拥有一定资金的阶层的中下层往往成为历次变革的核心力量。底层缺乏必要的资源和知识，而上层又是既.得.利.益层，都不能真正领导变革。但并不排除上层采纳中下层意见实行“中庸之道的和平过渡”。这是几乎是所有信仰“层次教”的东方国家的变革的唯一方法，而西方的“上帝在上、教众平等”的宗教信仰则需要形成左右势力的置衡来变革。
1．5从“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
下级武.士开始将社会混乱和自己生活艰难归结为外国入侵，所以浪人武.士多次袭击外国士兵和官员。以长州藩为中心的下级武.士云集京都，打出“尊王攘夷”（颇似“扶清灭洋”，但中国不幸的是，当时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真心“扶”者寥寥）的旗号。天皇朝廷也催促幕府采取“攘夷”行动。
幕府被迫通知各藩于1863年5月10日开始“攘夷”，长州藩迫不及待的于同日炮击外国舰船。6月，为解决“生麦事件”，英国舰队炮击部分炮台和鹿儿岛市区，萨摩藩被迫接受“赔偿条件”。
此后，幕府和各国舰队联合压制“尊王攘夷”各藩，尊王攘夷派意识到攘夷不可能，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独立自强。受到幕府镇压的“尊王攘夷”派，转向“尊王倒幕”，新继任的明治天皇也取得于倒幕派的联系，1867年10月，幕府“大政奉还”。
幕府不甘心这样失去所有权力，从大阪向京都进军。1868年1月，新政府军打败幕府军，幕府只得从海路退回江户。1869年5月，幕府兵败投降。
可以认为，“尊王攘夷”阶段和中国义和团时期基本相同，但后期大不相同。
一是因为日本的分封割据状态，使得改革派能够取得一定兵权，与幕府长期周旋，并最终取得胜利。
二是因为幕府长期架空天皇，成也幕府败也幕府，而天皇以“神”的名义存在，民众对天皇有信仰而无实际恶感，把失败全部归结到幕府头上。
三是因为日本形成了统一民族，天皇家族被视为“万世一系”，没有中国清朝的民族矛盾，“尊王”能够团结全国绝大多数民众。
四是因为日本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朝鲜能抵挡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大.一.统和科举制度，让民众的国家信仰力凝聚力很强，而幕府横亘在天皇和其他阶层之间，成为弊端。“王政复古”实际上是天皇夺（幕府）权，是天皇集权，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让“老佛爷”觉得是分权！这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
1．6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这些词汇其实都是中性的。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如果弱了，民族和国家凝聚力就瓦解，甚至国家和民族就瓦解，尤其在现代有神信仰下降的社会，这将使得民众没有了思想寄托，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而一旦极端，就走向暴力、极权和侵略。
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极端了就变成“一盘散沙的一窝虫主义”，并且迷失自由和民.主的方向，因为自由和民.主恰恰需要国家强制力来确保实现。而失去了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民众就会麻木，社会就会停滞。
它们之间的微妙拿捏，置衡竞争的把握，就是考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精英和执政者的能力了。来看日本人当年的吧：
“尊王攘夷”是一个明显的“民族主义”口号，而到了“尊王倒幕”则转变为“国家主义”，前者是用民族角度出发，后者则要修改政体。
这个阶段实行的新政主要有：
1．建立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各藩统治权收归中央，旧藩主成为藩知事。
2．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士族俸禄逐步减少，后来改为一次性发给“公债”。
3．改革土地制度。增加农民自由减少赋税。
4．废除地方关卡，撤销垄断组织。
这些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国家统治力，但士族和农民仍然不满。士族看到自己要求的“复古”（恢复武.士阶层的权威、地位和利益）反而成了削弱，在1877年又叛乱，政府招募的平民军队最终打败了武.士和贵族的军队，标志着其不再成为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存在，此后的维新则转变为民.主主义。
农民们也没闲着，在明.治.维.新最初10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农民们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这其实也好理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往往如此，10年后，这种局面才得到逐步改善。但这恰恰推动了民.主主义改革。
1874年，“爱国公党”成立，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同年4月，成立“立志社”，主张“人民平等”。1875年2月，各地政治团体代表成立“爱国社”，以“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人民平等”是不包括天皇的，这个时期乃至后来很多变革口号，并没有反对天皇的神化地位，因为天皇是作为“万世一系”民众信仰，而且是事实国教——神道教其中的国家神道信仰的核心，起着维系民族和国家信仰，维系社会道德的作用。这些口号实际是为彻底消除封建贵族残余势力，和对官.僚体制进行监督约束。
政府处理这些民.主意愿的方法很简单，让闹事的“头”来当官。果然，爱国社在1875年4月解散。但政府在1875年6月颁布《新闻纸条例》，禁止批评政府官员，10月，闹事的“头”板坦助退退出政府，继续从事自由民.权运功（有骨气！但也是因为日本长期幕府和政府平行，“官本位”思想不如中国浓厚。）
民.权运动再次“风起云涌”，政府颁布《集会条例》，规定集会必须得到警察批准、警察有权解散集会、禁止发行议论政治的广告、集会禁止在室外进行。但各地“请愿活动”此起彼伏，1880年就递交58份，25万人签名。1880年，“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大会，大会决定努力争取开设国会，并要求各地政治团体拟定宪法草案。
此后各地的民.权运动进入高潮，而士族对政治制度不满，农民对征兵也不满，多次爆发大规模起义、暴动、骚乱。政府则在1887年12月颁布《保安条例》，进行镇压，数千名自由民.权分子被逮捕，数百名中坚分子被驱逐，自由民.权运动遂告结束。
民.权运动虽然被镇压，但其思潮也影响了政府高层，其也被迫作出民.主改革姿态。实际上，政府内部也有“民.主人士”，但其为具有“国粹主义性质的保皇渐进派”而不是“激进民.主派”（说老实话，渐进派如能取得政权，使各方达到妥协，能避免激进的大规模动乱和流血，并减少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1882年伊藤博文等前往欧洲参观，决定以君主立宪政体的普鲁士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制定日本宪法。归国后，日本官方开始多项“改革准备活动”，即扩大天皇直属财产，选拔贵族和政府官员。
1889年2月，明治天皇亲自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天皇的绝对权力和神圣性，然后确定了国务大臣辅佐天皇的地位，规定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臣民”有多项义务但也增加了很多自由。
众议院从诞生起，就不断和政府、贵族们作对，众议院多次被解散，双方斗争激烈，后来终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甲午战争，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双方才趋于缓和，而军部成为日本国内的实权派。
《明治宪法》的诞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发起者实际是民.权运动人士，但其激进政策对上层贵族、政府（他们很多自视为倒幕运动的“开国元勋”）造成严重冲击，而政府军和警察（效忠天皇）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这些激进运动，结果民.权人士被镇压。但这些民.权思想并未触及天皇的“神圣性”，政府内部也基于形式所迫，采取了“中庸”政策，使双方达成一定妥协，当矛盾再次激化，则采用对外战争转移视线和增强内部凝聚力的方法得以缓解，但也就为日本再次走向军.国.主.义埋下伏笔！
日本各方能够妥协，主要因两方面原因，一是都以天皇和国家为最高信仰，实在不行，天皇可以出来“现身说法”维持大局，日本也就把天皇一直供奉下来；二是日本民众广泛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对君主立宪、民.主政治等等理解较深，开始就覆没了幕府，也就没有过于强大的顽固势力阻碍。反观中国，汉人反满运动在清代一直延续，内部没有形成坚强的信仰核心，西方思想虽有影响，但远未成为普及的思想；中国很早就是大.一.统的帝.国，革新派、民.主派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八旗贵族势力一直强大，皇帝和皇太后本身即为其中一员（幕府有皇亲关系，但绝非皇族），戊.戌.变.法失败是一定的。
日本的武.士道文化也起了关键作用，具有战斗力和先进思想的下级武.士成为变革的核心力量，民.主人士也受武.士精神鼓舞，坚持了长期的斗争。而戊.戌.变.法中也就谭嗣同先生能有“一死为天下表率”的气质，戊.戌.变.法也没能取得军队甚至民间武装的支持，镇压起来也很方便，把那几个书生砍了就是。
这个时期暴动不断，但没有席卷全国，也是因为天皇和政府不仅把持军队，警察也向天皇直接效忠，地方难以控制武装力量，没有酿成大的武装割据，激起全国联合反抗。
1．7产业革命
日本的工业革命与欧洲大大不同。
日本先是办了很多官方“示范厂”（中国的洋务派工厂类似），但官营企业后来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1881年，政府决定把大部分官营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处理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促进了日本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这些政商也成为“财阀”。民间产业迅速超过官方，开始的军工产业还是官方把持，后逐步转为民间承包。
官方大型企业和关系国计民生产业的出售对象，都是公认的“善于经营者”，由于日本当时强烈的国家危机感和民族意识，这些政商财阀在获得低价企业的同时，也肩负上了民族振兴的重任，同时要为天皇和国家尽法律税收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义务，起到了调节国内市场、工业、资金的作用。这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转制过程中被忽略了的，转卖成了滥卖。
这种政策的优点是民族产业迅速崛起，缺点是形成了寡头垄断。直到日本战败，美国进入日本，在美国的授意下，日本非财阀民间企业才真正大规模兴起（如松下）。只有当平民阶层的社会资源占有量能够与天皇、贵族、财阀置衡，社会的政治权力也才能达到平衡，也即民.主社会的真正稳固。
2．戊.戌.变.法
大家对中国的戊.戌.变.法过程应该比较熟悉了，俺无意象明.治.维.新那样较为详细的介绍，但俺将用自己的观点消除几个长久以来的误区。
2．1中国的宗教信仰
详见《解析中西宗教信仰——解剖中国精神（五）》和《科举，世俗中的修炼——解剖中国精神（六）》，这里只说大概。
儒教正式形成时间较早，佛教在东汉正式传入，道教在汉代由方士和道学合流形成。
道教在初期即有较强的战斗力：汉末农民起义，张角是“太平道”的，张鲁是“五斗米道”的；晋代道教盛，两晋之间的氏族战争是“天师道”（五斗米道演变）教长孙氏搞的。后被政权统治者不断打压。道教主要由两大流派，即上层的丹鼎派和民间符箓派，前者是主张政教分离，游于山水之间，炼丹修行的；而后者则是经常发动政.教.合.一起义，画符念咒的。
在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激烈的竞争，由于战乱和逃避赋税兵役，民众不断归信。政权统治者需要宗教来神化自身统治，但当宗教势力过强，威胁了世俗统治，就会发生毁佛灭道事件。在隋代，统治者为了和宗教竞争，利用了佛教和道教的“层次说”和“自身修炼可成佛/仙”的教义精髓，有了科举制度。
唐代、五代十国等，道教佛教的地位仍领先与儒教，宋代的理学派将道教神秘主义思想嫁接给儒教教义，儒教和科举被神化，儒教逐渐压过道教和佛教。
明代的八股取士，将考试规范化，形成官定教科书，儒教和科举就走向了极端化。
由于科举的实施，儒教彻底压过佛教和道教，中国人的科举就有了神圣的外衣，同时神化了政权（顺天承命），当官不仅获得现实利益，还有了神圣的味道。一方面，官本位思想浓厚，现实主义成为社会主要思想；另一方面，皇帝政权不仅本身是政.教.合.一，还完全压制了道教、佛教等宗教，对于大.一.统的帝.国的管理和国家凝聚力大有好处。
基督教很早就曾经传入中国，但其教义与中国传统宗教冲突，其教众平等威胁皇帝的统治，也和中国传统伦理不符，所以多次受到排挤。清末洪秀全曾利用拜上帝教起义，但其政权统治结构并没有什么进步之处。
日本人把天皇当作万世一系，而中国皇帝轮流坐，则把科举当成“万世一系”。日本人和欧洲人信奉宗教，而中国人则信奉“政体”。所以在遇到变革维新时，主要思想障碍是“政体保守派”的思想观念。
实际上，由于儒教思想深入人心，科举制度打通上下，中国皇帝政权本身就“先进”和“民.主”于日本、欧洲等封建政体，中国的问题在于科举的极端化压制了其他所有思想，压制了商业、科技、工业的创新，民众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获得政治地位。具体到清代，是少数满清贵族对绝大多数汉人的统治，民间的民族主义暴动和上层的镇压不断，上层更不敢进行任何解放民间生产力和政治权力的变革。
2．3官.僚组织
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官.僚组织为世界之最。虽然从人口比例上未必最高，但其“神圣性”“垄断性”“党派复杂性”是全世界最高的。
中国宗教的层次，神化了世俗政体的层次，但作为皇帝尚有调节国民经济的责任，而中上阶层的高级官.僚却“只进不出”，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明代东厂西厂和御史们都负有监督责任），腐败盛行，“灰色收入”远高于俸禄。
中上阶层由皇亲贵族、高级儒教人士、武将们组成，他们不是具有龙脉血统，就是具有儒教的神圣性，也就武将们还算“实心眼傻乎乎”的爱国，但明代文官挂帅，重文轻武，武将地位最低。
中上阶层的神圣性仅次于皇帝，但现实利益极高，是绝对的既.得.利.益者，还不用负道义上的责任。工商业者想要发展，也必须“挂靠”于他们，否则就给你来个充军抄家。
在王安石和康有为的改革中，都把这部分人和大地主阶层视为顽固的主要阻碍势力，虽然得到当时皇帝的支持，但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或者军权，都归于失败。
这个阶层严重阻碍了上下层次的打通和平等，成为中国历代皇帝政权的痼疾，即使重新来次改潮换代的阶级人员洗牌，不出百年，又将成形。
这个阶层对于上传下报和中央集权统治力也构成威胁，分散了国家权力，新的改革政策只要触犯他们的利益，就打了折扣，难以执行下去。
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实际相当于“日本的幕府”，但与幕府平行的还有天皇的政府机构，虽然被幕府严重削弱，但依然存在。日本又是分封割据状态，倒幕派可以借助各藩和政府机构进行倒幕活动。欧洲则是教会与君主政权的置衡，改革者们可以借助一方的力量置衡另一方。而中国，没有第二个“平行的神圣的组织系统”。
这些官.僚还实际拥有“儒教教义解释权”，成为“学术界的垄断思想”。
判断中国民.主改革的标准，与其说是民众的平等与自由，还不如是这个官.僚阶层受监督与控制的程度。在可预见的将来，政体层次和高级官.僚阶层也会一直存在下去，甚至通过政治特权（特权也会一直存在，否则也就无法行使政治权力）获得经济利益的问题也会时有发生（美国、日本、德国等等同样），想“绝对公平”就是“绝对的不公平”，但其合法性和透明度就必须要严格控制。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削弱贵族的政治特权，而补偿其经济收入，尽可能平稳过渡，但仍引起士族的暴乱。康有为也提出过类似设想，但他忘记了不仅而中国官.僚“灰色收入”难以想象，绝非“长工资”可以平衡，很多人又是皇族，必然影响皇帝和皇太后的切身利益，让其有“被架空”的感觉，和明治天皇的“夺权感”整相反。即使在现代中国，“高薪养廉”还是不通时务的“秀才们”异想天开罢了，也许对下层公务员（副科级以下）有点效果，但这些人也没啥实权，起不了太大作用。不公开透明，“高薪”永远无法“养廉”！
2．2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
首先澄清的是，这三者都是“爱国者”，只不过前两者爱的是“大清国”（当时中国就是清代，也情有可原），后者爱的是“中国”。洋务派代表是李鸿章，希望保留政体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技术；维新派代表是康有为，要求改革政体，但仍保留皇帝，由皇帝的极权专制变为君主立宪；革命派是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旗号，以建立共和国体为目标。
以上三派在戊.戌.变.法时期同时存在，但有了明显的前后顺序。日本也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即幕府末期、倒幕运动和民.权斗争时期。
洋务派的崛起是与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运动分不开的。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击溃了腐败的八旗兵，历代满清朝廷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得不启用汉族军事将领和民团武装，曾国藩权倾一时。曾国藩实际是用儒教、忠君爱国、抵制洋教的思想灌输军队，和太平军作战的，几次差点丢了老命以后，终于剿灭太平军。李鸿章老兄在此时加入曾国藩的“湘军”，后来成立自己的“淮军”，上海虹桥一战，以三千“叫化子般”（军容不整）的淮军破十万太平军，名声大燥。
李鸿章的时代，列强已经入侵中国，同时带来了坚船厉炮和各种先进技术，由于李鸿章守住上海，洋人们对他也是“感恩戴德”。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官商企业对抗洋人商品和行业垄断，修铁路、电报、船运、建立近代工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其仍希望保留皇帝极权政权，保持政局的稳定，对官场腐败虽然痛恨，但并不想激进改革。
就李鸿章个人来说，他曾经对慈禧自称“康党”，他并没有追杀“革命党”，当孙中山派人联络时，他没有表态。虽然李鸿章具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仍是一个爱“国”者，未必没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愿望，但毕竟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还没有彻底失败，他无法接受全国陷入战乱而被列强趁火打劫的可能局面。
甲午之战让人们丧失对洋务派的信心，认识到政体是根源，只改改外表是不行的了。康有为作为维新派领袖出现了。康有为几次科举不中（和洪秀全一样，可见科举坑人呵，哈哈!），大志难伸，他对科举制度提出强烈的攻击。康有为主张学习日本、学习德国，改变政体政体结构，以求根本富强。
康有为的主张粗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即使现在，君主立宪国家也不少），但其犯了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理想主义和不通“时务”的错误。他忽视了欧洲变革的基础（宗教改革和平民经济崛起），也以为日本能这么快变了（日本早就受到西方思想影响，而且国土不大，传播容易，又以尊王倒幕为民族主义口号），中国为啥不行？康有为们自始至终没有取得任何一支武装力量的坚定支持（日本则又两个藩的武装力量支持），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何况百日？
康有为很多计策也是“急病乱投医”，比如“遗民巴西”、“和美国建立联邦”、“全国换西装（指西方服装）”、“剥夺贵族和高级官.僚政治权力，可以给他们长“工资”养老”、“炮轰慈禧太后”（不怪慈禧要砍他们的脑袋，哈哈！）等等，现在想来也算匪夷所思。更重要的是，日本不仅长期受西方（荷兰）思想影响，而且是天皇先夺权，然后再逐步推行新政。而光绪和慈禧娘俩还争夺统治权呢，光绪统治并未牢固，就如此着急的推行新政，没有取得朝廷上下和民众的广泛支持，实在操之过急了。被保守势力一反扑，就失败了。
（俺也就是“事后诸葛”“放马后炮”，但康有为们真能先尊王，再收买人心统治思想，夺取兵权，然后全力推动改革，结果真的未知。如果清代是汉人的朝廷，也许改革还容易一些。也许，也许，太多的也许，反正中国也就没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最终成功，是与天平天国运动、甲午之战失败、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被镇压等等都分不开的。镇压太平天国，让汉人将领得以掌权，汉军营/绿营成为最先进的军队；甲午失败，对洋务派丧失信心；戊.戌.变.法失败，让“精英”阶层对皇帝政权丧失信心；太平天国运动让民众对朝廷极度痛恨；这才有了孙中山振臂一呼，以民族主义号召民众，以民.主主义号召“精英”，几乎兵不血刃的结束中国满清政权。
孙中山虽然看到康有为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军权，他选择了武装暴动的起义，但其不脱“中国儒教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他想成为中国的“思想家”“国父”而不是一个现实“铁腕统治者”。临死时看到军阀割据混战，其伤心程度可想而知。这才有了后来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封建思想反而复辟，加上外来入侵的威胁，蒋.介.石实际成为具有“封建”性质的统治者，中国民.主运动又被拖延了很长时间……
2．3官商企业
洋务派创建的工商业属于官商企业，即使是当年有官员下海经商，也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东方近代工业起步时的特点。
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上大.一.统的帝.国，制约了商业的发展，儒教又把商人一律当作奸商，败坏风气，扰乱“市场”，威胁中央政权的统治力。商业贸易在欧洲和日本能够成为领先于工业的先行者，都与其分封割据状态有关，商人能够跨国贸易，并最终靠借贷左右国君、贵族、官.僚、教会，但中国商人发财之后，先要考虑如何进入官场以保住脑袋不被窥视者们抄家。
再者因为后来长期的战乱，民族经济多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只有官商工业能够幸存。与日本的国家建设低价卖出，以扶植民族工业不同，中国的官商工业一向“以垄断为己任”，排斥民间经济发展。更由于民族主义的功利化，中国官商企业的民族责任感远不如日本财阀。比如当年官商船运公司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挤走洋商，实现垄断后，船票价格立即上涨，大发其财。（让人联想到…….，嘿嘿~~）
2．4祖宗的江山
由于多种原因，慈禧太后被严重的脸谱化了，成为反动势力的代表。但问题是，一个只知道腐败和杀戮的女人，怎么就能把持中国几十年？又何以得到很多拥后派的拥护？甚至“外国友人”也颇多赞许？中国历史上的暴君（秦始皇、隋炀帝）都不是昏君！
实际上，慈禧是满清政权皇亲贵族的“领袖”，他们的国家信仰，首先是祖宗的基业，祖宗的江山。他们同时也是最高的既.得.利.益阶层，并掌握军权。
上文俺说了，明.治.维.新是从“尊王”也即“天皇夺（幕府）权”开始，而中国皇帝一向极端极权着，如果实行维新政策，将“分权”，威胁了皇族利益。
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政权，万一分权引起地位不保，势必引起“清算”，而此时满清的退路（东北）被截断了，俄国和日本在那里争得不可开交，满清贵族退无可退，从自身利益角度讲，也只能“顽固”下去，更甭说康有为的某些政策过于激进了。
康有为的国家信仰，有皇帝有国民，而没有皇族，这是慈禧不能容忍的。
上述这些才是光绪和慈禧争论的焦点，或者说拥后派实际成了“幕府”。光绪想“倒幕”，却无兵可用。光绪其实也是要保“祖宗的江山”，但他处于下风，希望通过新政巩固自己的权威，而慈禧处于上风，不希望新政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是，慈禧们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国亡而权焉存？！
慈禧立了个大阿哥，这个大阿哥和光绪是平辈，准备让光绪让位，看到列强支持比较开明的光绪，慈禧操纵了后期的义和团运动，但列强真的进入北京了，慈禧“狂奔”出京，一路跑到偏远的内地（西安），终于算是“醒悟”了。
慈禧在临回北京时，指示光绪发召：“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此话至今不“过时”！）后又设立专门处理变革奏折的“政务处”，成为“维新的领导者”。但一切为时已晚！
谢谢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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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籍：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简史》，王新生
《基督教会史》，美，布鲁斯.雪莱
《周作人论日本》，周作人
《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王树增
“解剖国民性”系列至今已发表的帖子：
《一段被误解的历史——欧洲近代改革》
《亲戚？友邦？世仇？——解剖日本国民性》
《牛仔or暴发户？警察or大盗？——解剖美国精神》
《“虽远必诛”还是“联姻和亲”？——解剖中国精神（一）》
《明代屈服史——解剖中国精神（二）》
《中国近代宗教战争——解剖中国精神（三）》
《把脉中国封建史——解剖中国精神（四）》
《简析中西宗教信仰——解剖中国精神（五）》
《科举，世俗中的修炼——解剖中国精神（六）》
《戊.戌.变.法PK明.治.维.新！——解剖中国精神（七）》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强国之路，而中国的戊.戌.变.法仅百日而废。
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人们往往把责任推给慈禧，然后责怪光绪的软弱无能，更有人把这简单归结为“历史的必然”，但这次，俺要告诉大家，这是一段被误解的历史。
“戊.戌.变.法PK明.治.维.新”，历史已经证明，人家明.治.维.新赢了，咱们戊.戌.变.法败了，但很少有人能够从根源上搞清楚咱们为何败了。为了能清楚的对比双方，俺将不得不尽量“理性”、“中立”甚至“亲日”、“贬中”的来叙述，不如此，还是会被感情蒙住双眼。
此帖，应为“亲日（不是媚日）”、“知日”、“反日”“诸派”的“必读帖”、“扫盲帖”，不信请看：
1．明.治.维.新
1．1日本的宗教信仰
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别以为这个和中国的“神仙道教”类似，神道教是多神教。
多神教的特征是信仰“万物皆有灵”，石头、树木、花花草草、大小动物都有“灵”，具体到日本神道教，则是信仰“万物皆有灵而天皇最大”，也即天皇是“天之王，神中之王”，是一个“宗教信仰符号”。
在西方，多神教被一神教所代替，是因一神教的凝聚力更强，更能团结信众，消除信仰差异之争。世界三大“标准”一神教是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信仰的结构为“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余教众平等”。俺在《解析中西宗教信仰——解剖中国精神（五）》里说过，这应该是因犹太民族长期受到外族统治产生的“逆反宗教心理”，用“宗教的平等”对抗“政权等级的不平等”。教众信仰“一切为上帝安排，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决定一切”。
中国三大宗教是佛教、道教、儒教，这三者是标准的“层次教”，即神也分层次和等级。实际上，佛教中的“菩萨”本义为“觉悟者”，初期未必是神化象征，唯“释尊”为神，但当需要解释因果、修炼层次时，就明确划分了前后和上下层次。“层次教”的共同点是信仰自身修炼可以成“仙”，对于儒教来说，则是“世俗修炼当官”。
与上述两者都不同，神道教信仰的是“众神/灵平等，天皇最高”。
信仰决定思维模式。对于现实政权来说：西方封建社会的教皇成了实际主宰，教皇、君主、领主等是“分封”关系，而在信仰心理上，教皇负责神化封建君主的统治，但教众平等；中国的皇帝政权和等级政体成为神化的信仰，科举制度＝修炼途径（详见《科举，世俗中的修炼——解剖中国精神（六）》），即“皇帝世袭制、等级政体、科举制度”被神化；而神道教信仰下，能代表“众神/灵”的幕府和大名们在现实军政权力上，架空了“最高的神”——天皇。
佛教在汉代（标准说法，有可能更早）由印度传入中国，当时中国本土宗教已经形成牢固的信仰基础和一神的信仰结构，并且皇帝政权不仅强大还是“政.教.合.一”的，佛教不得不去掉所有“战斗力”才能生存发展。日本佛教来自中国汉传佛教，但在日本的佛教则有“僧兵”（类似少林武僧，呵呵）。西元594年，日本颁布诏书，阐明佛教为国教，这是其“大和政权”时期。儒学也在日本得到推广。
佛教和儒学在日本并未真正成为“垄断性质”的宗教，这是因为日本天皇的现实统治力一直没有象中国皇帝那样强大，氏族、大名、幕府等等担心佛教和儒教的思想崇拜象征——以皇帝为最高信仰的等级政体思想，会削弱臣民对他们的效忠，所以一直压制佛教和儒学。佛教就走上了和神道教合一的路线。这种信仰结构表现在政体上，就是天皇为最高信仰，但幕府和大名也具有“神圣性”，他们之下则有效忠等级。民众是“对天皇和主人的双重效忠”，后来则成为“对天皇、幕府和主人的多重效忠”（中国只效忠皇帝和政体；西方则效忠教皇，对待政体上级则是“契约关系”，教皇甚至可以废除民众对国君的效忠）。当主人和幕府（政府）发生冲突时，先办了主人的事，再自杀，就是武.士道的信仰核心。这种多重信仰，多重极端性格，成为了《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由来。
神道教至今仍是大多数日本人的信仰。靖.国.神.社则是众多神社里唯一的“信仰国家的神.社”。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登上日本传播基督教。当时的日本贵族渴望和外部世界开展贸易，基督教初期传教是较为顺利的。1579年，耶稣会教士建起了一个小镇作为皈依者之家，命名为“长崎”。（《基督教会史》，美，布鲁斯.雪莱）但由于基督教内部的新教（荷兰）和天主教（西班牙、葡萄牙）之争，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倾向，而且基督教的教民平等教义与日本宗教和政体冲突，1612年，幕府颁布禁教令，1622年，在长崎处死55名传教士和信徒。1637年，“岛原天草起义”（多信天主教）被镇压后，幕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日本简史》，王新生）
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信仰结构，表现在现实政治中，就是幕府架空天皇，民众同时还要向大名效忠（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类似），各地方政权势力较强而国家凝聚力不强。
1．2日本的武.士阶层
日本的武.士，和中国的侠客、帮会，以及欧洲的骑士，相去甚远。实际上，日本的武.士，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的“士”，即会武的门客。（详见《亲戚？友邦？世仇？——解剖日本国民性》）
日本武.士是随着日本“庄园制”兴起的。庄园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兼并其他庄园，将一部分庄民武装起来。这些人逐步由平时务农、战时从武，转变为完全脱离农业的职业军人，称为“兵”。在较大的寺院、神社所属的庄园里，也出现了“僧兵”。这些地方武装对政府机构形成威胁，于是，各地政府也开始组织私人武装。而以天皇为首的皇族、中央贵族也聘请其中的士兵作为自己的警卫，称其为“武.士”。（《日本简史》，王新生）
日本武.士组织与性格的形成，是与其宗教信仰和政体结构分不开的。中国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后，门客虽然有，但绝对不会能达到威胁政权的地步，也只有对主人和天皇的双重效忠感，也才会让武.士们效忠“独立于国家军队体系外”的半官方武装团体。这种效忠和中国“武林人士”的“义气”不同，也和“民团”不同，前者往往脱离政权存在，而后者是自保和临时性质的“非职业军人”。
武.士集团之间不断争斗和兼并，最终形成“恒武平氏”和“清和源氏”两大武.士集团。在参与平乱战争后，源氏家族进入关东地区，成为最大的武.士团首领，各领主纷纷要求其保护。而平氏转移到伊贺、伊势地区，集结了较多新武.士集团，等待时机。（《日本简史》，王新生）
进入11世纪后，武.士阶层逐渐扩大，地方各国行政事务官员逐渐由武.士担任。由于庄园不断增加，天皇直属土地日益减少，天皇开始整顿庄园，这引起了天皇和氏族之间的矛盾，双方都要使用武.士集团，而两大武.士集团也不断火拼。1189年，源氏家族拥有了全国的统治地位。幕府就在武.士集团崛起的过程中成形，1192年，源赖朝得到“征夷大将军”称号（类似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正式建立武家政权——幕府。（《日本简史》，王新生）
镰仓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御家人制度”，“御家人”即源氏家臣，本来这些人是各地的乡领主、庄官或名主等，源赖朝为得到他们的长期效忠，承认并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幕府建立了全国性机构，朝廷的权力被严重削弱。（《日本简史》，王新生）
此后幕府统治者虽然更替，但这种政体一直延续。
武.士是日本一个特殊的阶层，由于多神教的影响，日本民众对领主的效忠要比国家浓厚，这对天皇和幕府都不是好事，但如果让佛教、儒学成为统治性质的垄断性的宗教信仰，势必民众要效忠天皇而不是幕府。所以，在幕府时期，“武.士道精神”被神化，也即“尊天皇、效忠幕府”的信仰被立为根本，并成为唯一一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信仰”，被幕府宣传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所谓“军.国.主.义”，也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土特产”。
在主人（个人）利益和国家（天皇、幕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武将”“侠客”等都被要求先“服从大局”“忠孝不能两全时忠为上”，这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维系所在；“武.士道精神”则要求先办了主人（个人）的事，再服从幕府切腹谢罪。所以日本多发生刺杀后，刺客（浪人（失去主人的武.士）、武.士）再切腹的事件，这往往被人“叹为观止”，但这就是日本特殊的宗教信仰和政体结构的表现。
在日本，赤穗47义士被视为武.士道精神的楷模。1701年3月14日，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和幕府司仪吉良义央发生冲突，浅野用到刺伤吉良，遭到自行切腹和没收封地的处分。浅野的家臣大石为替主君报仇，集合47义士于1703年12月24日夜，杀死吉良。这种行为视为对幕府的不忠，被下令集体切腹。这种精神被日本民众盛赞。（《周作人论日本》，周作人）对主人要忠，但要服从幕府，有时就得“知必死而为止”。这种精神，一直到明.治.维.新时一直存在，比如明治元年，土佐兵士杀伤法国水兵，20人受切腹处分。
武.士不仅有世袭土地和俸禄，还拥有很多特权，比如可以公然杀平民而无罪等等。武.士就不仅获得精神上的神圣感，同时获得现实利益。
武.士把禅宗奉为自己的信仰。日本用神秘主义修行来训练武.士的单独作战。（《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但看日本书籍、动画、电影，武.士不懂点佛简直就“不入流”了，这不仅由于佛教是等级教，有利于对幕府政体结构的忠诚信仰，佛教的“自身修炼可成佛”，激励武.士的修习进取，禅宗的冷静清修也能磨练武.士精神。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净土宗在日本得到很大发展，净土宗是“易行宗”，只要念“南无阿米托佛”，死后就能去西天极乐净土，所以日本武.士和民众把祖先和自己的后世都可以当成“佛”。
中国和欧洲很少有延续很长世代的职业军人，即使有，也仅仅是朝廷高官，而日本这种家族很多，形成了一个“士族阶级”。这和欧洲的骑士相象，但骑士对政权的参与程度和社会影响力又不如武.士。
1．3日本的经济贸易
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天皇的直属领地总不是很多，都被领主们瓜分了。幕府上台后，控制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农业和工业、矿山等产业，但领主门的辖区自治权也较高。
德川幕府把社会分为士、农、工、商4个等级。士即武.士，是统治阶级，连家属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被禁止出卖土地、禁止迁徙、禁止过度分家、禁止奢侈生活等等；手工业者和商人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日本在整个17世纪，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业、手工业、交通、商业等等都开始兴旺起来。这不仅是当时的幕府较为开明和注重民生，也是与对外贸易分不开的。
16世纪后半期，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东南亚贸易发展迅速。幕府实行许可贸易制，即日本商船或外国商船均须具有幕府颁发的许可数——“朱印状”。荷兰人和英国人（信仰新教）受到幕府欢迎，但英国人与荷兰竞争失败，于1623年放弃了在日本的贸易。
幕府希望垄断贸易，限制不断增加。1624年禁止西班牙（信奉天主教）商船到日本；1635年，至今日本人到海外，在海外的也不准回国；1630年，禁止葡萄牙（信奉天主教）商船到日本；1641年，将荷兰商馆迁亡长崎，禁止与日本人自由交往，形成“锁国体制”。（《日本简史》，王新生）
日本的对外贸易增长是与中国分不开的。华人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早已在东南亚取得商业地位，尤其元末起义军后期，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者的残部很多逃往东南亚地区，垄断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郑和去东南亚的目的之一，就是剿杀他们，以垄断对外贸易（后来东南亚华侨又被欧洲殖民者剿杀，东南亚的华人势力几乎覆没）。但明中期开始闭关锁国（郑和船队的“武装游行”耗资过大），官方实际放弃了海上主动贸易，对外贸易实际一度由“海盗集团”把持，他们盘踞在海岛，与欧洲、日本、国内的商船进行交易。这种“贸易海盗”屡禁不止，到了明后期，郑氏集团被“收编”后，实际控制着“海关关税”，外国商队必须交纳足够的“保护费”，才准许开展贸易活动。而清代郑氏家族投降朝廷后，中国在很长时间实行“海禁”。在郑和时代，中国造船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从停止远洋到郑氏集团，又到全面“海禁”，中国不仅丧失了造船技术与海军的领先地位，同时损失了贸易利益，更让日本对外贸易得以崛起。
这个时期是现代世界各地区力量形成、竞争的关键时期，中国“自废武功”，就怪不得别人。有时俺不禁感叹，都怪中国地理气候太过优越，中原皇帝没啥侵.略.野.心，即使是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不过是：1.剿.杀陈.友.谅.残.部；2.连纵和侦察，防止元代后裔的帖.木.儿帝.国从南亚和东南亚对明帝.国包抄；3.炫耀武力和物力，输出文化，形成“东亚纳.贡.体.系”。
日本国土比较狭小（与中国相比，呵呵），人口又比较集中，虽然有锁国政策的不利影响，但西方思想传播远比在地域辽阔和大.一.统的中国更为迅速和普及。这时的儒学和佛教不仅在学术界成为主导，“荷（兰）学”也被日本人津津乐道，日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想文化。反观中国，西方文化不过是在部分“精英”层和商业人士中作为“奇异的玩意”琢磨一下罢了。
如果说日本有时象张“白纸”，随意写写画画，而当时中国由于思想政治体制在皇帝时代达到顶峰，则象一块“黑.幕”，任何书写和色彩都被湮没。难怪在日本传教效果很好的沙勿略老兄只偷渡到了广东一个小岛就没法进入了，而“1579年，耶稣会的亚里桑德拉.瓦里纳尼在澳门从他的窗户向外看，大声朝着中国海岸喊着：“噢，磐石，磐石，你何时才能打开？””（《基督教会史》，美，布鲁斯.雪莱）
十八世纪初开始，日本工商业地位显著上升，工业主要为纺织、陶瓷、造纸、酿酒等。由于工业需要大量工人，藩主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业仍然是被压制的，但“特权商人”（官商接合）开始取得很高的地位，他们通过贩卖各级武.士的禄米控制幕府财政，并借贷给各地大名，以致形成“幕藩疲弊，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的局面。与之同时，下级武.士破产不断，纷纷沦为与平民无异的农业、商业、手工业者和游民、浪人等。
商业在欧洲、日本得以崛起，是因这些地区都具有分.封.割.据性质，有商人互通有无的绝对必要性，而且商人可以利用其之间的矛盾保全自己。而在中国的大.一.统政权下，皇帝政权本身即具有调节全国商业的性质，皇帝也不允许出现另一个人能左右帝.国的命脉（谁钱太多，抄家就是，哈哈！）。
1．4列强的侵略
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时代，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殖民扩张，以英国为代表的“后殖民时代”则是掠夺资源开拓市场，被其自身的工商业服务。
19世纪初期，英、俄、美等国不断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均被德川幕府拒绝。幕府于1825年颁布《驱逐夷国船只令》，命令各藩击退靠近日本沿海的外国船只。
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幕府被迫稍微改变政策，并加强海防。
1846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比得尔率舰队到达日本铺贺，要求通商，遭到幕府拒绝。1848年，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根率军舰闯入东京湾，双方约定第二年春天给予答复，此事件震惊日本。1854年1月，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两个港口，后来又与英国、俄国、荷兰签订类似条约。
1858年，清朝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美国借机恐吓，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给予美国更多特权，后又与英、法、俄、荷等相继签署类似条约。
（上述均引自《日本简史》，王新生）
从表面上看，日本长期处于分封割据状态，国家信仰的凝聚力实际不如中国，幕府也难以及时顺畅的调动各藩军事力量，“国家军事势力”远逊中国，所以中国能够坚持了较长时间的抵抗，而日本很快就“几乎不战而降”了。中国的战败，也使得日本没有顽强抵抗的信心。
但从思想根源上看，首先，“西学”在日本影响很深，“学术界”并不主张顽固的“锁国”；第二，各藩心怀叵测，倒幕运动时有发生，不是全力抗敌。
面对这些“不平等条约”，朝廷、幕府、诸藩之间激烈争论，恰好在将军继承问题上，幕府内部也分裂。幕府对不服从者进行了镇压，杀死和处罚的大名藩主等上百名。这又引起浪人武.士刺杀幕府官.僚的事件，被称为“樱田门事件”，标志着幕府时代的终结。
开户后，进口商品猛烈冲击日本国内市场，国内物价飞涨，手工业纷纷倒闭。
中国银多金少（所以中国当时赔款以银结算），而日本金多银少（比较而论），日本贸易中的黄金贸易占很大比例。当时日本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市场为1：15，投机商人蜂拥日本，套取巨额差价，日本金融市场就长期动荡，物价持续飞涨。
农民和贫穷的下级武.士，开始暴动。
很多人奇怪为何“下级武.士”在此时成为核心力量，并产生对武.士道的崇拜感。实际上，不仅历代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有军事实力为后盾，日本的武.士还是一种具有神化和现实统治地位的阶层，其在日本信仰结构上具有中国儒教、科举制度的地位，其也早已和商人、手工业者相结合了（商人为了获得保护和贵族身份，往往和士族联姻）。中国后来的改革也是由下级儒教人士发动的嘛~~
拥有一定社会地位、拥有一定军事力量、拥有一定知识、拥有一定资金的阶层的中下层往往成为历次变革的核心力量。底层缺乏必要的资源和知识，而上层又是既.得.利.益层，都不能真正领导变革。但并不排除上层采纳中下层意见实行“中庸之道的和平过渡”。这是几乎是所有信仰“层次教”的东方国家的变革的唯一方法，而西方的“上帝在上、教众平等”的宗教信仰则需要形成左右势力的置衡来变革。
1．5从“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
下级武.士开始将社会混乱和自己生活艰难归结为外国入侵，所以浪人武.士多次袭击外国士兵和官员。以长州藩为中心的下级武.士云集京都，打出“尊王攘夷”（颇似“扶清灭洋”，但中国不幸的是，当时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真心“扶”者寥寥）的旗号。天皇朝廷也催促幕府采取“攘夷”行动。
幕府被迫通知各藩于1863年5月10日开始“攘夷”，长州藩迫不及待的于同日炮击外国舰船。6月，为解决“生麦事件”，英国舰队炮击部分炮台和鹿儿岛市区，萨摩藩被迫接受“赔偿条件”。
此后，幕府和各国舰队联合压制“尊王攘夷”各藩，尊王攘夷派意识到攘夷不可能，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独立自强。受到幕府镇压的“尊王攘夷”派，转向“尊王倒幕”，新继任的明治天皇也取得于倒幕派的联系，1867年10月，幕府“大政奉还”。
幕府不甘心这样失去所有权力，从大阪向京都进军。1868年1月，新政府军打败幕府军，幕府只得从海路退回江户。1869年5月，幕府兵败投降。
可以认为，“尊王攘夷”阶段和中国义和团时期基本相同，但后期大不相同。
一是因为日本的分封割据状态，使得改革派能够取得一定兵权，与幕府长期周旋，并最终取得胜利。
二是因为幕府长期架空天皇，成也幕府败也幕府，而天皇以“神”的名义存在，民众对天皇有信仰而无实际恶感，把失败全部归结到幕府头上。
三是因为日本形成了统一民族，天皇家族被视为“万世一系”，没有中国清朝的民族矛盾，“尊王”能够团结全国绝大多数民众。
四是因为日本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朝鲜能抵挡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大.一.统和科举制度，让民众的国家信仰力凝聚力很强，而幕府横亘在天皇和其他阶层之间，成为弊端。“王政复古”实际上是天皇夺（幕府）权，是天皇集权，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让“老佛爷”觉得是分权！这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
1．6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这些词汇其实都是中性的。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如果弱了，民族和国家凝聚力就瓦解，甚至国家和民族就瓦解，尤其在现代有神信仰下降的社会，这将使得民众没有了思想寄托，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而一旦极端，就走向暴力、极权和侵略。
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极端了就变成“一盘散沙的一窝虫主义”，并且迷失自由和民.主的方向，因为自由和民.主恰恰需要国家强制力来确保实现。而失去了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民众就会麻木，社会就会停滞。
它们之间的微妙拿捏，置衡竞争的把握，就是考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精英和执政者的能力了。来看日本人当年的吧：
“尊王攘夷”是一个明显的“民族主义”口号，而到了“尊王倒幕”则转变为“国家主义”，前者是用民族角度出发，后者则要修改政体。
这个阶段实行的新政主要有：
1．建立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各藩统治权收归中央，旧藩主成为藩知事。
2．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士族俸禄逐步减少，后来改为一次性发给“公债”。
3．改革土地制度。增加农民自由减少赋税。
4．废除地方关卡，撤销垄断组织。
这些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国家统治力，但士族和农民仍然不满。士族看到自己要求的“复古”（恢复武.士阶层的权威、地位和利益）反而成了削弱，在1877年又叛乱，政府招募的平民军队最终打败了武.士和贵族的军队，标志着其不再成为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存在，此后的维新则转变为民.主主义。
农民们也没闲着，在明.治.维.新最初10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农民们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这其实也好理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往往如此，10年后，这种局面才得到逐步改善。但这恰恰推动了民.主主义改革。
1874年，“爱国公党”成立，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同年4月，成立“立志社”，主张“人民平等”。1875年2月，各地政治团体代表成立“爱国社”，以“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人民平等”是不包括天皇的，这个时期乃至后来很多变革口号，并没有反对天皇的神化地位，因为天皇是作为“万世一系”民众信仰，而且是事实国教——神道教其中的国家神道信仰的核心，起着维系民族和国家信仰，维系社会道德的作用。这些口号实际是为彻底消除封建贵族残余势力，和对官.僚体制进行监督约束。
政府处理这些民.主意愿的方法很简单，让闹事的“头”来当官。果然，爱国社在1875年4月解散。但政府在1875年6月颁布《新闻纸条例》，禁止批评政府官员，10月，闹事的“头”板坦助退退出政府，继续从事自由民.权运功（有骨气！但也是因为日本长期幕府和政府平行，“官本位”思想不如中国浓厚。）
民.权运动再次“风起云涌”，政府颁布《集会条例》，规定集会必须得到警察批准、警察有权解散集会、禁止发行议论政治的广告、集会禁止在室外进行。但各地“请愿活动”此起彼伏，1880年就递交58份，25万人签名。1880年，“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大会，大会决定努力争取开设国会，并要求各地政治团体拟定宪法草案。
此后各地的民.权运动进入高潮，而士族对政治制度不满，农民对征兵也不满，多次爆发大规模起义、暴动、骚乱。政府则在1887年12月颁布《保安条例》，进行镇压，数千名自由民.权分子被逮捕，数百名中坚分子被驱逐，自由民.权运动遂告结束。
民.权运动虽然被镇压，但其思潮也影响了政府高层，其也被迫作出民.主改革姿态。实际上，政府内部也有“民.主人士”，但其为具有“国粹主义性质的保皇渐进派”而不是“激进民.主派”（说老实话，渐进派如能取得政权，使各方达到妥协，能避免激进的大规模动乱和流血，并减少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1882年伊藤博文等前往欧洲参观，决定以君主立宪政体的普鲁士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制定日本宪法。归国后，日本官方开始多项“改革准备活动”，即扩大天皇直属财产，选拔贵族和政府官员。
1889年2月，明治天皇亲自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天皇的绝对权力和神圣性，然后确定了国务大臣辅佐天皇的地位，规定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臣民”有多项义务但也增加了很多自由。
众议院从诞生起，就不断和政府、贵族们作对，众议院多次被解散，双方斗争激烈，后来终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甲午战争，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双方才趋于缓和，而军部成为日本国内的实权派。
《明治宪法》的诞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发起者实际是民.权运动人士，但其激进政策对上层贵族、政府（他们很多自视为倒幕运动的“开国元勋”）造成严重冲击，而政府军和警察（效忠天皇）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这些激进运动，结果民.权人士被镇压。但这些民.权思想并未触及天皇的“神圣性”，政府内部也基于形式所迫，采取了“中庸”政策，使双方达成一定妥协，当矛盾再次激化，则采用对外战争转移视线和增强内部凝聚力的方法得以缓解，但也就为日本再次走向军.国.主.义埋下伏笔！
日本各方能够妥协，主要因两方面原因，一是都以天皇和国家为最高信仰，实在不行，天皇可以出来“现身说法”维持大局，日本也就把天皇一直供奉下来；二是日本民众广泛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对君主立宪、民.主政治等等理解较深，开始就覆没了幕府，也就没有过于强大的顽固势力阻碍。反观中国，汉人反满运动在清代一直延续，内部没有形成坚强的信仰核心，西方思想虽有影响，但远未成为普及的思想；中国很早就是大.一.统的帝.国，革新派、民.主派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八旗贵族势力一直强大，皇帝和皇太后本身即为其中一员（幕府有皇亲关系，但绝非皇族），戊.戌.变.法失败是一定的。
日本的武.士道文化也起了关键作用，具有战斗力和先进思想的下级武.士成为变革的核心力量，民.主人士也受武.士精神鼓舞，坚持了长期的斗争。而戊.戌.变.法中也就谭嗣同先生能有“一死为天下表率”的气质，戊.戌.变.法也没能取得军队甚至民间武装的支持，镇压起来也很方便，把那几个书生砍了就是。
这个时期暴动不断，但没有席卷全国，也是因为天皇和政府不仅把持军队，警察也向天皇直接效忠，地方难以控制武装力量，没有酿成大的武装割据，激起全国联合反抗。
1．7产业革命
日本的工业革命与欧洲大大不同。
日本先是办了很多官方“示范厂”（中国的洋务派工厂类似），但官营企业后来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1881年，政府决定把大部分官营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处理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促进了日本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这些政商也成为“财阀”。民间产业迅速超过官方，开始的军工产业还是官方把持，后逐步转为民间承包。
官方大型企业和关系国计民生产业的出售对象，都是公认的“善于经营者”，由于日本当时强烈的国家危机感和民族意识，这些政商财阀在获得低价企业的同时，也肩负上了民族振兴的重任，同时要为天皇和国家尽法律税收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义务，起到了调节国内市场、工业、资金的作用。这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转制过程中被忽略了的，转卖成了滥卖。
这种政策的优点是民族产业迅速崛起，缺点是形成了寡头垄断。直到日本战败，美国进入日本，在美国的授意下，日本非财阀民间企业才真正大规模兴起（如松下）。只有当平民阶层的社会资源占有量能够与天皇、贵族、财阀置衡，社会的政治权力也才能达到平衡，也即民.主社会的真正稳固。
2．戊.戌.变.法
大家对中国的戊.戌.变.法过程应该比较熟悉了，俺无意象明.治.维.新那样较为详细的介绍，但俺将用自己的观点消除几个长久以来的误区。
2．1中国的宗教信仰
详见《解析中西宗教信仰——解剖中国精神（五）》和《科举，世俗中的修炼——解剖中国精神（六）》，这里只说大概。
儒教正式形成时间较早，佛教在东汉正式传入，道教在汉代由方士和道学合流形成。
道教在初期即有较强的战斗力：汉末农民起义，张角是“太平道”的，张鲁是“五斗米道”的；晋代道教盛，两晋之间的氏族战争是“天师道”（五斗米道演变）教长孙氏搞的。后被政权统治者不断打压。道教主要由两大流派，即上层的丹鼎派和民间符箓派，前者是主张政教分离，游于山水之间，炼丹修行的；而后者则是经常发动政.教.合.一起义，画符念咒的。
在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激烈的竞争，由于战乱和逃避赋税兵役，民众不断归信。政权统治者需要宗教来神化自身统治，但当宗教势力过强，威胁了世俗统治，就会发生毁佛灭道事件。在隋代，统治者为了和宗教竞争，利用了佛教和道教的“层次说”和“自身修炼可成佛/仙”的教义精髓，有了科举制度。
唐代、五代十国等，道教佛教的地位仍领先与儒教，宋代的理学派将道教神秘主义思想嫁接给儒教教义，儒教和科举被神化，儒教逐渐压过道教和佛教。
明代的八股取士，将考试规范化，形成官定教科书，儒教和科举就走向了极端化。
由于科举的实施，儒教彻底压过佛教和道教，中国人的科举就有了神圣的外衣，同时神化了政权（顺天承命），当官不仅获得现实利益，还有了神圣的味道。一方面，官本位思想浓厚，现实主义成为社会主要思想；另一方面，皇帝政权不仅本身是政.教.合.一，还完全压制了道教、佛教等宗教，对于大.一.统的帝.国的管理和国家凝聚力大有好处。
基督教很早就曾经传入中国，但其教义与中国传统宗教冲突，其教众平等威胁皇帝的统治，也和中国传统伦理不符，所以多次受到排挤。清末洪秀全曾利用拜上帝教起义，但其政权统治结构并没有什么进步之处。
日本人把天皇当作万世一系，而中国皇帝轮流坐，则把科举当成“万世一系”。日本人和欧洲人信奉宗教，而中国人则信奉“政体”。所以在遇到变革维新时，主要思想障碍是“政体保守派”的思想观念。
实际上，由于儒教思想深入人心，科举制度打通上下，中国皇帝政权本身就“先进”和“民.主”于日本、欧洲等封建政体，中国的问题在于科举的极端化压制了其他所有思想，压制了商业、科技、工业的创新，民众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获得政治地位。具体到清代，是少数满清贵族对绝大多数汉人的统治，民间的民族主义暴动和上层的镇压不断，上层更不敢进行任何解放民间生产力和政治权力的变革。
2．3官.僚组织
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官.僚组织为世界之最。虽然从人口比例上未必最高，但其“神圣性”“垄断性”“党派复杂性”是全世界最高的。
中国宗教的层次，神化了世俗政体的层次，但作为皇帝尚有调节国民经济的责任，而中上阶层的高级官.僚却“只进不出”，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明代东厂西厂和御史们都负有监督责任），腐败盛行，“灰色收入”远高于俸禄。
中上阶层由皇亲贵族、高级儒教人士、武将们组成，他们不是具有龙脉血统，就是具有儒教的神圣性，也就武将们还算“实心眼傻乎乎”的爱国，但明代文官挂帅，重文轻武，武将地位最低。
中上阶层的神圣性仅次于皇帝，但现实利益极高，是绝对的既.得.利.益者，还不用负道义上的责任。工商业者想要发展，也必须“挂靠”于他们，否则就给你来个充军抄家。
在王安石和康有为的改革中，都把这部分人和大地主阶层视为顽固的主要阻碍势力，虽然得到当时皇帝的支持，但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或者军权，都归于失败。
这个阶层严重阻碍了上下层次的打通和平等，成为中国历代皇帝政权的痼疾，即使重新来次改潮换代的阶级人员洗牌，不出百年，又将成形。
这个阶层对于上传下报和中央集权统治力也构成威胁，分散了国家权力，新的改革政策只要触犯他们的利益，就打了折扣，难以执行下去。
也就是说，这个阶层实际相当于“日本的幕府”，但与幕府平行的还有天皇的政府机构，虽然被幕府严重削弱，但依然存在。日本又是分封割据状态，倒幕派可以借助各藩和政府机构进行倒幕活动。欧洲则是教会与君主政权的置衡，改革者们可以借助一方的力量置衡另一方。而中国，没有第二个“平行的神圣的组织系统”。
这些官.僚还实际拥有“儒教教义解释权”，成为“学术界的垄断思想”。
判断中国民.主改革的标准，与其说是民众的平等与自由，还不如是这个官.僚阶层受监督与控制的程度。在可预见的将来，政体层次和高级官.僚阶层也会一直存在下去，甚至通过政治特权（特权也会一直存在，否则也就无法行使政治权力）获得经济利益的问题也会时有发生（美国、日本、德国等等同样），想“绝对公平”就是“绝对的不公平”，但其合法性和透明度就必须要严格控制。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削弱贵族的政治特权，而补偿其经济收入，尽可能平稳过渡，但仍引起士族的暴乱。康有为也提出过类似设想，但他忘记了不仅而中国官.僚“灰色收入”难以想象，绝非“长工资”可以平衡，很多人又是皇族，必然影响皇帝和皇太后的切身利益，让其有“被架空”的感觉，和明治天皇的“夺权感”整相反。即使在现代中国，“高薪养廉”还是不通时务的“秀才们”异想天开罢了，也许对下层公务员（副科级以下）有点效果，但这些人也没啥实权，起不了太大作用。不公开透明，“高薪”永远无法“养廉”！
2．2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
首先澄清的是，这三者都是“爱国者”，只不过前两者爱的是“大清国”（当时中国就是清代，也情有可原），后者爱的是“中国”。洋务派代表是李鸿章，希望保留政体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技术；维新派代表是康有为，要求改革政体，但仍保留皇帝，由皇帝的极权专制变为君主立宪；革命派是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旗号，以建立共和国体为目标。
以上三派在戊.戌.变.法时期同时存在，但有了明显的前后顺序。日本也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即幕府末期、倒幕运动和民.权斗争时期。
洋务派的崛起是与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运动分不开的。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击溃了腐败的八旗兵，历代满清朝廷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不得不启用汉族军事将领和民团武装，曾国藩权倾一时。曾国藩实际是用儒教、忠君爱国、抵制洋教的思想灌输军队，和太平军作战的，几次差点丢了老命以后，终于剿灭太平军。李鸿章老兄在此时加入曾国藩的“湘军”，后来成立自己的“淮军”，上海虹桥一战，以三千“叫化子般”（军容不整）的淮军破十万太平军，名声大燥。
李鸿章的时代，列强已经入侵中国，同时带来了坚船厉炮和各种先进技术，由于李鸿章守住上海，洋人们对他也是“感恩戴德”。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官商企业对抗洋人商品和行业垄断，修铁路、电报、船运、建立近代工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其仍希望保留皇帝极权政权，保持政局的稳定，对官场腐败虽然痛恨，但并不想激进改革。
就李鸿章个人来说，他曾经对慈禧自称“康党”，他并没有追杀“革命党”，当孙中山派人联络时，他没有表态。虽然李鸿章具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仍是一个爱“国”者，未必没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愿望，但毕竟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还没有彻底失败，他无法接受全国陷入战乱而被列强趁火打劫的可能局面。
甲午之战让人们丧失对洋务派的信心，认识到政体是根源，只改改外表是不行的了。康有为作为维新派领袖出现了。康有为几次科举不中（和洪秀全一样，可见科举坑人呵，哈哈!），大志难伸，他对科举制度提出强烈的攻击。康有为主张学习日本、学习德国，改变政体政体结构，以求根本富强。
康有为的主张粗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即使现在，君主立宪国家也不少），但其犯了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理想主义和不通“时务”的错误。他忽视了欧洲变革的基础（宗教改革和平民经济崛起），也以为日本能这么快变了（日本早就受到西方思想影响，而且国土不大，传播容易，又以尊王倒幕为民族主义口号），中国为啥不行？康有为们自始至终没有取得任何一支武装力量的坚定支持（日本则又两个藩的武装力量支持），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何况百日？
康有为很多计策也是“急病乱投医”，比如“遗民巴西”、“和美国建立联邦”、“全国换西装（指西方服装）”、“剥夺贵族和高级官.僚政治权力，可以给他们长“工资”养老”、“炮轰慈禧太后”（不怪慈禧要砍他们的脑袋，哈哈！）等等，现在想来也算匪夷所思。更重要的是，日本不仅长期受西方（荷兰）思想影响，而且是天皇先夺权，然后再逐步推行新政。而光绪和慈禧娘俩还争夺统治权呢，光绪统治并未牢固，就如此着急的推行新政，没有取得朝廷上下和民众的广泛支持，实在操之过急了。被保守势力一反扑，就失败了。
（俺也就是“事后诸葛”“放马后炮”，但康有为们真能先尊王，再收买人心统治思想，夺取兵权，然后全力推动改革，结果真的未知。如果清代是汉人的朝廷，也许改革还容易一些。也许，也许，太多的也许，反正中国也就没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最终成功，是与天平天国运动、甲午之战失败、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被镇压等等都分不开的。镇压太平天国，让汉人将领得以掌权，汉军营/绿营成为最先进的军队；甲午失败，对洋务派丧失信心；戊.戌.变.法失败，让“精英”阶层对皇帝政权丧失信心；太平天国运动让民众对朝廷极度痛恨；这才有了孙中山振臂一呼，以民族主义号召民众，以民.主主义号召“精英”，几乎兵不血刃的结束中国满清政权。
孙中山虽然看到康有为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军权，他选择了武装暴动的起义，但其不脱“中国儒教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他想成为中国的“思想家”“国父”而不是一个现实“铁腕统治者”。临死时看到军阀割据混战，其伤心程度可想而知。这才有了后来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封建思想反而复辟，加上外来入侵的威胁，蒋.介.石实际成为具有“封建”性质的统治者，中国民.主运动又被拖延了很长时间……
2．3官商企业
洋务派创建的工商业属于官商企业，即使是当年有官员下海经商，也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东方近代工业起步时的特点。
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上大.一.统的帝.国，制约了商业的发展，儒教又把商人一律当作奸商，败坏风气，扰乱“市场”，威胁中央政权的统治力。商业贸易在欧洲和日本能够成为领先于工业的先行者，都与其分封割据状态有关，商人能够跨国贸易，并最终靠借贷左右国君、贵族、官.僚、教会，但中国商人发财之后，先要考虑如何进入官场以保住脑袋不被窥视者们抄家。
再者因为后来长期的战乱，民族经济多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只有官商工业能够幸存。与日本的国家建设低价卖出，以扶植民族工业不同，中国的官商工业一向“以垄断为己任”，排斥民间经济发展。更由于民族主义的功利化，中国官商企业的民族责任感远不如日本财阀。比如当年官商船运公司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挤走洋商，实现垄断后，船票价格立即上涨，大发其财。（让人联想到…….，嘿嘿~~）
2．4祖宗的江山
由于多种原因，慈禧太后被严重的脸谱化了，成为反动势力的代表。但问题是，一个只知道腐败和杀戮的女人，怎么就能把持中国几十年？又何以得到很多拥后派的拥护？甚至“外国友人”也颇多赞许？中国历史上的暴君（秦始皇、隋炀帝）都不是昏君！
实际上，慈禧是满清政权皇亲贵族的“领袖”，他们的国家信仰，首先是祖宗的基业，祖宗的江山。他们同时也是最高的既.得.利.益阶层，并掌握军权。
上文俺说了，明.治.维.新是从“尊王”也即“天皇夺（幕府）权”开始，而中国皇帝一向极端极权着，如果实行维新政策，将“分权”，威胁了皇族利益。
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政权，万一分权引起地位不保，势必引起“清算”，而此时满清的退路（东北）被截断了，俄国和日本在那里争得不可开交，满清贵族退无可退，从自身利益角度讲，也只能“顽固”下去，更甭说康有为的某些政策过于激进了。
康有为的国家信仰，有皇帝有国民，而没有皇族，这是慈禧不能容忍的。
上述这些才是光绪和慈禧争论的焦点，或者说拥后派实际成了“幕府”。光绪想“倒幕”，却无兵可用。光绪其实也是要保“祖宗的江山”，但他处于下风，希望通过新政巩固自己的权威，而慈禧处于上风，不希望新政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是，慈禧们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国亡而权焉存？！
慈禧立了个大阿哥，这个大阿哥和光绪是平辈，准备让光绪让位，看到列强支持比较开明的光绪，慈禧操纵了后期的义和团运动，但列强真的进入北京了，慈禧“狂奔”出京，一路跑到偏远的内地（西安），终于算是“醒悟”了。
慈禧在临回北京时，指示光绪发召：“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此话至今不“过时”！）后又设立专门处理变革奏折的“政务处”，成为“维新的领导者”。但一切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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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籍：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简史》，王新生
《基督教会史》，美，布鲁斯.雪莱
《周作人论日本》，周作人
《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王树增
“解剖国民性”系列至今已发表的帖子：
《一段被误解的历史——欧洲近代改革》
《亲戚？友邦？世仇？——解剖日本国民性》
《牛仔or暴发户？警察or大盗？——解剖美国精神》
《“虽远必诛”还是“联姻和亲”？——解剖中国精神（一）》
《明代屈服史——解剖中国精神（二）》
《中国近代宗教战争——解剖中国精神（三）》
《把脉中国封建史——解剖中国精神（四）》
《简析中西宗教信仰——解剖中国精神（五）》
《科举，世俗中的修炼——解剖中国精神（六）》
《戊.戌.变.法PK明.治.维.新！——解剖中国精神（七）》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的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有什么区别？
比较俄国日本革命,或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或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
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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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又补给分！！！是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异同点！！急！！！！
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会失败？
什么原因导致明治维新成功而戊戌变法失败，两者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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