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茶真的能治胃病吗:道学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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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与医学

美国明道大学校长张绪通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作了题为《道学与医学》的演讲。他指出,道学中的许多合理思想,体现了对于人生命的关怀,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吸取。

张绪通介绍说,自古以来,道学与医学水乳交融。老子曾提出两个对人类生命非常有影响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为“长生久视”。人在生命的过程中,逐渐衰老退化,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白内障造成的老年性失明。老人在失明之后所受到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巨大苦楚是难以言喻的。失明通常成为长生的后果,因此长生与久视产生了矛盾。易言之,人能企求长生以保证生命的量,却不能同时保证活泼健康、青春常在的生命的质。人的青春难以长在,转瞬即逝,犹如滔滔江水;而尽情享用青春者,又必促成短寿。长生是指生命的量;久视是生命的质。人要尽量长久地享受活泼的青春,把长生与久视的矛盾统一起来,便成了道学里一个极重要而且现实的命题。

第二个概念为“深根固蒂”,为长生久视提供了方法。深根固蒂是老子以花果树木的生长发展现象来说明生命的规律。要求生命的良好持续,就必须先掌握好生命的规律。要花荣果盛,必须先把根扎稳扎深。根深,然后枝干才能得到保障和必要的营养,然后才可能开花结果。反之,如果根扎得太浅,只要人畜一碰或是大风一吹,就树倒根拔,以致于枯萎而死,根本就谈不到花荣果盛或长期繁茂。从而产生了东方特有的生命哲学思想与原则,这被东汉以后道教创立者和西汉以来的养生学家、医学家奉为圭臬,也从而形成了中国医学的独树一帜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整体思想;

二是固本培元思想;

三是气、血、营、卫循环思想;

四是阴、阳、虚、实平衡思想;

五是经、络、脏、腑中心病因思想;

六是辨证论治思想;

七是养生预防思想;

八是温、凉、补、泻调和思想;

九是用药中五味、五性,升、降、浮、沉,君、臣、佐、使的完全平衡的复方配剂思想。

    张绪通分析说,中国古代有神农遍尝百草,黄帝针灸推拿,伊尹煎汤调液,彭祖运气导引,以至扁鹊著《八十一难经》,张仲景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年,中国医学无论在学说理论上,还是在临床实践上,都是完备和高度发达的。华佗的外科医术等辉煌成就即是“中华大道文化”自然哲学思想系统下的硕果。

    东汉末期,中国有了道教。道教除了浪漫的人生色彩与宗教的戒律形式外,对外持“济世救人”的宗旨,对内则持“长生久视”的信仰。为了实现宗旨与信仰,通过宗教的热忱来实践,从而形成了东晋时代的道、医一体的结合论。其著名的代表者就是《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的作者——功封关内侯的道教理论家葛洪。他提出过:“为道者兼修医术,以救近祸。”“为道者以救人危,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把医术定为最重要的修道内容之一。

    到了唐代,道教徒中出了一位非常突出的医学家,就是药王孙思邈。他是中国医学的集大成者,所著《千金要方》包括医理、方药、针灸、内功、推拿、食疗、养生、性理等方面的内容,成为后世除《内经》、《伤寒论》外医家必读之书。中国医学到此,从大道的独特思想方法,经过后来道教的深化,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逐渐成熟,一气呵成,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然后东传朝鲜、日本等国。

从科学而言,17世纪以前,无论就哪方面说,中国的科学一直都是世界的先驱,同时和“道”都分不开。英国李约瑟博士曾下过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发展了科学,哪里就有道学家的足迹。”(转载自华夏经纬网)

 

 

 

道辨

 

张绪通博士(2003年11月7日)

 

《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开宗明义,其份量应该是极重大的。也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个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没有弄清楚,那么以下整本《道德经》都没有法子好好的读下去,更不要说如何去正确理解和实行了。那么,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到底应该怎样诠释?怎样理解?从古到今,不知道有过多少人注释过《道德经》,恐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这么解说的:"可以被人说明的道,就不是那永恒不变的道。"或者是:"道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或许有人用些不同的字眼,总其意义,都是相差无几。我察看过十六种英文版本,这句话都被翻译为:"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is not the eternal Tao."有些译文变易一些字眼,也于大意无害。可见中外古今,俱是一般。这样的解说就应该是铁定了的,不容别人置喙!可是仔细想来,这句话的本身,不仅文法上有问题,意义和逻辑上都自相矛盾。觉得如鲠在喉,不得不吐。

"道可道"中,第一个"道"字是名词,第二个"道"字是动词,"可"字是副词。第一个"道"字是一个总体的名称,它的内涵应该是整本《道德经》的内容。"可道",是去界定头一个"道"字,说它是"可以说明"的,引申来说,就是"可以思议"的。因为"言"为"心声",必先有思,后才有言。根据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如:"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道冲而用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以道佐人主。"等等,这"道"不仅可以思维,可以议论,可以阐明,而且可以施行,并且很有实用。因此,"道,可道。"这句话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可是,跟着来的"非常道"这一句话就出了问题。这个"非"字一般人都把它当"不是"讲,"常道"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五千八百多言的《道德经》中,只出现了这一次。"常道"可以当"平常之道""正常之道"讲,也可以当"永恒之道""不变之道"讲。证诸《帛书》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那么把"常道"解释成"不变的永恒之道",猛然间似乎比较接近"合理",而古今中外一般学者也都是这么解释的。把"道可道,非常道。"前后两句话连接起来,就自然变成:"那可以思议的道,【但,并】不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这样初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反转来读,"常道乃不可道之道。"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不可施行的,不可实用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可大了。

我们接著必定要问:第一,这个"常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老子既然提出这个名词,为什么不说它是什么?给它特别下个定义?第二,老子既然只提出而不加说明,大概是因为它是不可以说明的。既然是个不可说明的东西,那么提它出来做什么?第三,老子在《道德经》第一句里,就提出一个"常道"的概念,可见是很重要的,甚至于比第一个"道"字还重要些。可它又是一个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东西,那么把它放在第一句话里,除了"否定"了第一个"道"的总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外,还有什么作用?第四,老子既要些写《道德经》来传《道》,而第一句话,就把《道》否定了,这是何苦来哉?因为除了《永恒之道》以外,就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的"道",用整本书来描写那样无谓的"道",又所为何来?第五,在短短有限的五千八百个字里,要说"宇宙论""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甚至于策略,这么多东西,为何还提出一个毫不相干的"常道"来?还有许多连带多的问题,问不胜问。总之,是老子自己矛盾呢?还是解读老子的人矛盾?

论者或谓,老子既然说出一个"常道"来,而未加进一步的解释,不要紧,我们帮他解释就是了。这样对"常道"的解释大致分成两部分:一是从《道德经》里去找"相近"的字眼,然后把它们"栽"到"常道"身上去;二是凭着自己的想像力,编造出一个"常道"来。

前者,例如找到了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16章,以下简称16)意思是说:回复到根本(如叶落归根),就叫做【常】。知道(认识)【常】的,就叫做明。他们把这句话说成:回复到根本就是"常道",认识"常道"的,就是聪明。这似乎太简易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道德经》第一句里的《常道》,应该是个很重量级的奥秘字眼,而且注明了是"不可道"的。怎么在这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马马虎虎的就"说明"了那个《常道》?知道叶落归根就是"常道",知道"常道"的就是聪明。这有什么神秘不可说的地方?这个《常》字分明不是《常道》,应该是《常理》,《常规》或《常识》。不然,那个不可思议的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不就成了个"纸老虎"了吗?其次,例如"见小曰明,...是谓袭【常】。"(52)。意思说:见得到微小之处,叫做聪明,..这就是因袭了"常道"。还有,:"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这些地方,虽然老子用了个【常】字,分明不能就把它认做第一章里的那个《常道》讲,把它们当作同一回事。

后者,认为《常道》即是不可思议的永恒不变的,那么它必定是高超于万有之上,或高超于可道之道的一种"东西"。于是他们替老子建立了一个"自在天"。按"自在天"是佛教语,意思是一个"创世主"。佛教不立"自在天",就是佛教没有创世主。如犹太基督教,就有一个.全智全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的创世主-亚娃(中译:耶和华),回教称:"阿拉"。儒教中也有自己的《天.上帝》。而创世主都是有人格的。于是他们把《常道》看成了创世主一类地东西,替老子立了一个"自在天"。甚至于,把老子这个"人",变成了那个创世主。这个"命题",牵涉到了宗教的领域,而且内容十分庞杂,不是本文的重点,只好到此打住。

然而,中国古代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对"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不是没有另一种的读法和解释。他们把这句话这样地解读:"道,是可说明的;道,不是一成不变,永恒的。"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如朱熹,这样的大学者就是持这种看法的。朱案:老子著五千之文,于此首发其立言之旨趣。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这里把老子所说地的"道",定义为:"变化之总名"。周《易》,时周朝代表性的学术。《易》就是变化,宇宙万有都在阴阳的相激相荡、相辅相成中变化无穷。《易经》的大前提是: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地变化,所以称之为:《易》。但变化不是没有规则的乱变一通,它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所以称之为:《易简》。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却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的本身。变化的本身是不变的,也是不许变的。因为如果《变化》的本身都变了,那就变成没有变化了。这样就会破坏了大前提,整本《易经》都不能存在了。所以称之为:《不易》。《不易》以已经被包藏在《变易》之中,因此不必再作单独强调。从而朱子认为:道,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焉,此可谓之常。这一点没有什么不通之处。可是,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就大错而特错了。从高诱注解《淮南子泛论训》,开始说:"常道,言深隐幽冥,不可道也。"推到《关尹子》(伪书):"不可言者,即《道》。"达到了极端。实在说: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者也。老子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而以《常道》谓不变不易,实为解老者之偏。以上这段话把强调"不可道的常道"之说的错误,剖析得非常清楚了。

另外,"道可道,非常道。"还有一种读法。就是把"非常"两个字连用,当作形容词,去形容最后那个"道"字。也就是把这句话读成:"道是可道的,是非常的。"就是说: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的《道》,既是可思议的,也是特殊的,不是一般普通的道。不难想象,在老子写书的当时,社会上还存在了一些别的《道》,例如,郑子产的治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夷吾之道。周朝开国是的先王礼乐之道。至少还有与老子同时,周游列国的孔子,到处宣讲的尧舜之道,大学、中庸之道。宗祧体制下的孝道。....。老子以作者的身份,把自己的著作,做了说明,给它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位,不是没有道理的。林希逸说:"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故以此处世,则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49)。以此应物,则『建之以常无、有』(庄子天下篇)。即谓:事能常无、常有。不主故常也。不主故常,故曰:非常。常有、常无,故曰:复命曰常(16)。知和曰常(55)。常,即非常也。"老子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23)天长地久,四时变化,都是可变可易,安有所谓:《常道》者哉?总之,这种解法,也是旨在破解"不可道的永恒不变之常道",朱、林二人,可谓:殊途而同归。

我想:"道可道,非常道。"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个专有名词。应该著着重研究的就在这个"非"字上。"非"字可以当作"违背"解,可以当作"错误"解,...也可以当作副词"不是"解。问题是:"非"字能不能当作"无.没有"解?考诸古代《书经.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孔颖达疏:"君非众人无以守国,无人则国亡。"其次,《元史。食货志》:"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近代,邹容《革命军.革命之原因》:"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鬻妻典子而后已。"以上诸例,都是把"非"字当作"无.没有"解。如果"道可道,非(无.没有)常道。"那么就彻底否决了常道的存在。排除了因《常道》而带来的困扰。和朱、林二人殊途而同归。也彻底解决了矛盾。不过,这里比较直截了当。

老子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他的书中有些话,都要叫人转几个圈圈,才能理解(辩证逻辑)。他这《道德经》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埋伏"了什么"机关"在内?因为如果第一句话就解歪了,那么以下就不知道要歪到哪里去了。如果解读的人没有"真知卓识",蘧而发言,就应了《言者不知》(56)的话了。按老子的话,本来是:"甚易知,甚易行(70)"的,可偏偏就"天下莫能知,莫能行。"(70)因为老子老早就知道:天下的人自作聪明,会把最简最易的事,弄得复杂万分,就掉到自己的陷井里,出不来了。老子他明说:"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70)因此,"知我者,'希'(很少)。"(70)大多数的人把老子第一句话就解歪了。对老子能不能有真知灼见,就在《道德经》的第一句话上,马上就现底。莫非,"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老子"埋伏"下的"试金石"?这样说来,老子真伟大啊!真是微妙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