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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发型：从“形而上”到“神而上”
高艳艳
 
2009年03月16日18:08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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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型是一定历史时期物质和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人类与动物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头发，没有哪种动物有着能和人类媲美的发型。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到今天复杂多变的发型，从“形而上”到“神而上”，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和载体，发型贯穿了中国各个时期，一部发型嬗变史也是文化发展的历史。纵观我国的发型发展史，发型繁荣与否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连。发型文化与大众媒体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发型；发型角色；大众传媒；发型文化；男性长发
发型（hair form），又叫发式，是指头发梳理的式样。发型的历史几乎和人类史一样长久。发型由单纯占据有利地势的“形而上”，到现在意义丰富的“神而上”，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这期间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近代传媒的作用是巨大且不可比拟。
一、 发型——头顶上的风景
头发本来微不足道，但因高高在形体之上，关乎门面问题，受到我们先祖的重视，于是发型应运而生。古代无论男女，一律披肩散发，开创了先民发型最古老的一种——披发覆面，后来因为劳动时不方便就改为束发，“挽结束发，以利劳作”。男女皆梳成发髻，只是男人的发髻造型简单而且样式基本固定不变。女人的发型则相对复杂多变。随着时间的变迁，男女发型逐渐丰富并开始出现差别。
绕开泱泱数千年的发型发展变化史不说，单是解放后每个年代就有诸多较为流行的男女式发型：五十至七十年代，女性中流行齐耳短发、麻花辫，男性则是分缝发型；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女性流行梳双辫；七十至八十年代中期女性则是大家较为熟悉的烫卷花头；八十年代女性的披肩发到今天还在流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男性风靡 “郭富城头”；二十一世纪初， BOB头开始出现在女性的头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发型非常单一，不但没有发展还有些止步不前，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人们头顶的发型之花，发型的春天才真正来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审美取向发展更新，对发型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八十年代的流行装扮就是烫花头、蛤蟆镜，喇叭裤，从城市到农村，人们的装扮越来越时髦，发型也重获生机，变得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直发、卷发，长发、短发，散发、束发，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用以配合不同的脸型、服饰和职业。不但女性的发型变化多样，男性的发型也变化多多。男性已经不再是坐在美发厅等待女友的角色了，而是光明正大地坐在镜子前做头发。
以电视和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所表现的人物发型，特别是中外名人明星的发型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英国王妃戴安娜、球星贝克汉姆、美国前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林青霞、费翔等名人明星的发型一度流行。曾几何时中国大街小巷男生都是“郭富城头”，女生则是林青霞式的无刘海长发。
二、发型的角色与功能扫描
发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但是人们用以表现自我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工具，也是人们定位和解读他者的凭据。发型还包含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功能。
1、审美功能
审美的功能一直是发型自产生以来最重要的功能。人类自从摆脱了茹毛饮血，懂得了树叶遮羞之后，就有了爱美之心。发型的历史也就源于那时。头发自然是增加美丽的重要筹码，有人说发型是“头顶上的第二张脸”，发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现代社会发型则是演绎时尚的晴雨表。
2、性别象征
男女发型一直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这个功能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发型已经不能作为区别男女的重要依据了。女性和男性的发型区别界限已日渐模糊。在另一方面，女性头发与性的诱惑总是纠结在一起。描述一个美女时，我们总不会忘记她漂亮的头发，连大众情人刘德华也在广告中深情告白：“我的梦中情人要有一头乌黑靓丽的长发”
3、生命阶段象征
古代男二十岁行冠礼，女十五岁行笄礼。女子梳发髻或梳发鬟是成婚与否的标志。发型似乎总是代表人生的某些阶段。古人用“黄发垂髫”来指代孩子和老人。现代人想要改变生活时，有时会选择改变一下发型，“从头开始”，这种做法在失恋后的人群中很典型。
4、发型与身份建构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具有社会身份。但是人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有时甚至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发型在人的身份建造中的作用不言自明。发型与身份也是严格相配，人们总是通过发型来加强或改变某种既定身份。某个明星可能会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保持同一种发型，加强其在观众心中的印象，比如鲁豫、肥姐；也有的想与以前的形象说“再见”或为了增强观众对其的新鲜感，保持自己的人气，会一直不断地改变发型，比如贝克汉姆。发型还是一种形体语，在非语言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头发的优点在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命不止，头发不绝”，数量繁多，剪了也不痛不痒，可以相伴一生并重复造型。这也是人们乐于利用发型“表达”或重构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
5、政治权力功能——惩罚的手段
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头发本来不具备任何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但是在历史中有过多次和政治勾结的经历。及至近代，发辫问题又因为历史的嬗变成为历史的焦点，相对于既往的历史，发辫问题背后是更为复杂而隐晦的政治意义。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就知道“割发代罪”，把“身外之物”作为代替惩罚的对象。清朝剃发和蓄发始终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头发终于由“一己之私”变为“一发千钧”，关乎到了个人性命和国运浮沉。无论如何，剃发令最终使汉人男子的发式，从束发向结辫转变。可围绕辫发而引起的矛盾、斗争，则远没有结束。
儒家从伦理的角度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的观点后，保护头发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剪发往往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如出家为僧尼。在这种思想下，被强制去掉头发就成为一种刑罚，这也是头发与政治关系的最初表现之一。文革时期盛行臭名昭著的“阴阳头”，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也是近代发型与政治的第二次勾结。福柯认为一种免于酷刑的恐怖但却持续地令人痛苦的剥夺，在罪犯身上产生的效果要比转瞬即逝的痛苦大得多，“时间是惩罚的操作者” 显然文革时期给所谓的“右派”剃阴阳头的始作俑者深谙福柯的意思，阴阳头给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的耻辱永生难忘，远远为身体的痛苦所不能相比。早在古典时代，人们就已经发现人体是权利的对象和目标，头发也是惩罚实施的对象。
按理说，头发乃是我们生来之物，似乎可以随我们处置，但是从监狱给犯人剃发，学校强迫学生留短发等事件来看，发型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事情了。改革开放后，政治文化环境日渐宽松，头发才真正超越政治的束缚，而逐渐成为一种个人爱好，成为人们展示个性和审美偏好的重要道具。各种发型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不过，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对各种奇形怪状的头型颇有微词，但这也仅仅是一种个人好恶，头发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基本上已经终结，更谈不上作为惩罚的工具了。
三、“剪不断，理还乱”——发型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传媒与发型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型一直处于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中。它依赖大众传媒的强大传播优势，但又时刻不在想要挣脱大众传媒所赋予它的特殊意义。大众传媒也在一方面利用发型来达到其传播目的，一方面又极力贬低甚至压制想要“冒出头”的另类发型。
1、发型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消费社会背景下，发型文化在当代大众文化中凸显，是大众传媒、后现代泛审美化和人的自我认知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多元化后现代社会，人们对外形的要求不断增高，发型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生活，这也是发型在当今社会如此繁荣的重要原因。
在大众传媒营造的影像世界里，各式发型绝对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发型文化是大众传媒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试想电视上的男男女女们若是一色发型或者干脆是秃头，那会是多么的乏味。对于一些美容时尚类杂志，发型就是其内容的一部分。大众传媒用人物的发型来直接或者间接表现内容。电视节目中人物的发型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功不可没。虽然现实中流行的发型大部分都会在大众传媒上呈现，但是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角色要求在其媒介场域中只表现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者的立场一致的发型。
2、大众传媒对发型的影响
“媒介创造的文化是一个由自我指涉符号构成的世界，是一个超现实的“拟仿”世界。”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我们生活“拟态环境”的建构者，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文化传播与建构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大众传媒对发型文化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我们进入一个“读图时代”，发型作为身体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是我们向外界表达意义的重要的图像之一。
（1）大众传媒影响发型变化和发型文化
报纸、美容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等“可视”媒介对某一发型的传播和流行与否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大众媒介通过直接的宣传和间接通过媒介上人物的发型来引导发型的发展方向和代表意义的变化。大众传媒不但影响发型的传播与变化，还影响发型所蕴含的意义，即发型文化。霍尔等“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的独特功能。 北京奥运会火炬手金晶勇护圣火后，她的发型经过大众传媒的“再生产”，在社会上再次流行时，已经不单纯体现为它的表象，而是成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符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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