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步踩银牌套路:军统（26）军统大案之“顾顺章案”

闲话军统（93）
　　1930年8月，蔡孟坚抵达武汉，就任“两湖特派员”。
　　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被蒋介石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接任的是何应钦。

　　蔡孟坚前去拜谒何应钦。何对他说：共产党趁着中原大战，在湖南湖北两地实行“李立三城市路线”，来无影、去无踪，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杀”的办法。
　　按：何应钦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线”，在中共党史上称为“立三路线”。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长期做劳工工作，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并且，南昌起义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议的。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1930年3月，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去莫斯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适逢中原大战，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而且口气还非常严厉：“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红）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且满怀豪情地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再次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 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9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没打下来。
　　在此之前的1930年7月,彭德怀曾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机，第一次攻打长沙,并占领了一个月时间，8月撤出。
　　两次攻打长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是——何健为了报复，于1930年11月14日，杀害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后来，朱、毛转而进攻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吉安，一举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随后被免职，并被派往苏联学习。
　　“立三路线”维持了仅仅三个月，但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本人，都为这三个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谓“即捕即杀”——按照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的《戒严条例》，共16条，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可处以死刑。

　　蔡孟坚很谦虚地说：“蒋公”临时把我从中原战场上抽调出来，到武汉镇压暴乱。但对付共产党，我没有什么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希望能与被捕的共产党谈一谈，才能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
　　对此，何应钦也表示认可，并说他也觉得目前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毙的做法，确实不好。
　　于是何当时就拿起电话问“军法处”，有没有现成的共产党可供讯问。一问说有两个，明天就要执行枪决。
　　蔡孟坚第一时间找到二人分别谈话。他的审讯别开生面，不像别人那样剑拔弩张，动辄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俗话说“软刀子杀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坚这把“软刀子”剌开了口子，供认一个叫宋惠和，系中共汉口区行动委员会委员，另一个叫陈谦。
　　不仅叛变投敌，宋惠和还为蔡孟坚制定出了一个“实施现场捉共办法”。
　　所谓“实施现场捉共办法”其实十分小儿科，就是我们在《红岩》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当有共产党叛变之后，就给他配备几个便衣特务，随着叛徒满大街溜达。一旦遇到原来的的上下级或联系人，马上由特务现场逮捕。
　　蔡孟坚又去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办法，我认为可行，但我是一个人来的，无人可用。
　　何应钦当即表示，他认识上海的一个洪帮大爷，此时正在武汉，可以让他找些人供你驱使。
　　不久，蔡孟坚就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帮分子以外，宋惠和、陈谦二人成了蔡孟坚的左右手。
　　很快，这个“小儿科”的办法就收到了成效。

　　据武汉党史资料记载，仅9月到12月的4个多月时间里，就有100余人被捕牺牲，其中包括长江局总行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秦了君、武汉市委代理书记郭士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沈绍藩、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孙良惠、中共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武汉市委常委郑德辉、市委书记陈洪周、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张采真、长江局共青团负责人袁树人等同志。
　　同时，武汉市委秘书机关(汉口合兴隆杂货店)、武汉市委会议机关(汉口方正里8号)、长江局秘书机关(汉口湖南街5号)、长江局接头机关(汉口第一宾馆26号)、长江局接待机关(汉口中山路新成里)、长江局印刷机关(汉口张美之巷6号)等秘密机关被全部破坏。
　　由于从省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遭破坏，1930年12月，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销长江局。
　　按：这里所说的“长江局”并不是抗战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担任负责人的那个“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0年7月下旬，为实现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工作是：“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集中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信阳等中心城市；组织地方农民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组织兵变与兵暴，配合武汉暴动。”
　　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任常委会书记。8月7日，长江局与中共湖北省委“合并”，党团组织“统一”，成立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书记仍为项英。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秦了君的直接下级，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名基层负责人。
　　这一下，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声名鹊起，短短几个月，俨然以“铲共专家”的面目出现在武汉三镇。

      闲话军统（94）
　　“实施现场捉共办法”仅仅是蔡孟坚的“三部曲”之一，后面还有之二、之三，当然，在当时，蔡孟坚自己并不知道、
　　1930年底，一个共产党叛徒，指使特务在武汉街头抓了一个叫华夏的人，逮捕后一审，还真是共产党。再往深了问，华夏不肯说了，只是说，叫你们的“铲共”负责人亲自来谈。
　　蔡孟坚当即“闭门审讯”，这一审，还真审出了一起“惊天巨案”。
　　被捕的华夏，真名叫做陈华，被捕前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

　　原来，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蒋方大获全胜而告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会后巡视武汉。汉口工商组织准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介石将亲自出席并演讲。
　　据陈华供认，共产党已经打入大会的会务组，并主管分发入场券。他们拿到两百张，这两百张票，他们将从湖北各地分头来到武汉，并分组进入会场，每组5人，当蒋介石上台后，大家一起向台上投掷炸弹。
　　不问可知，蔡孟坚当即令手下展开全城大搜捕，同时报告何应钦。因此，陈华的叛变，不但令刺蒋行动彻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蒋介石听了何应钦的报告，大为高兴，当然，他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笔者相信，这种简单的所谓刺杀行动，头脑简单的热情多于冷静严谨的设计，根本奈何不了蒋介石。

　　老蒋的身边，先不说有多少护卫——仅仅戴笠，从特务处成立的开初，就将自己手下的黎铁汉派到了老蒋的身边。
　　黎铁汉，1904年生，广东海南定安人，军校二期步科毕业。
　　黎铁汉跟郑介民是同乡，又是军校二期同期的同学，但他却不是郑派的人。
　　黎铁汉的资格很老，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他都参加过。
　　我们知道，黄埔早期的学生，尤其是一、二两期，只要是“挺”过了北伐的，几乎个个是国民革命军“名将”。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元帅、大将，也不在话下。
　　原因何在？
　　因为第一、第二次东征太残酷了！
　　前几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都是以学兵的身份，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去打仗的——枪子儿无情，他可不管谁是蒋校长手下的“天之骄子”，只要是一枪命中左胸，管你是军校学生，还是长官的马夫、勤务兵，一样“回家”！
　　所以军校早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大量牺牲，侥幸活下来的，后面跟着还有平定杨、刘叛乱、还有同样残酷的北伐。这个时候，早期的学生，都成为了下级军官，即便如此，牺牲的概率依然很高。
　　最典型的，当属革命军人的典范——曹渊。在武昌城下，年轻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以最军人的方式、死在了胜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军校早期学生中惊人的“成材率”，但往往忽视了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以，黎铁汉能从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真的不容易。
　　别人都不说，就以他的同学郑介民做比，同样是军校二期学生，1925年，黎铁汉去参加东征，郑介民呢？
　　人家到苏联上大学去了——郑介民也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一学就是两年，1927年8月，郑介民回国，这时，蒋校长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郑介民又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去了。三折腾两折腾，复兴社成立，郑介民成了特务处副处长了，就这人家还不愿意呢——上头还有个六期的戴笠，觉得冤！
　　说那都没有用！黎铁汉也不是一般人，从军校毕业当排长、连、营、团、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旅长。

　　1932年，黎铁汉进入特务处，被戴笠看中，1933年7月，戴笠将黎铁汉推荐给蒋介石，任“随节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公开职务，叫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备组长。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蒋委员长门前的官，这个“侍从室警备组长”听着不起眼，一个“组长”而已。
　　然而，这个“组长”是少将级。
　　就此，黎铁汉一步登天，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年仅29岁。
　　黎铁汉是戴笠的特务处中，第一个晋升为将官的。
　　以年龄论，特务处（包括后来的军统、保密局）最年轻的将官，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沈醉，1942年，沈醉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年仅28岁。
　　但沈醉从参加工作到1932年参加工作，到1942年晋升少将，用了整整十年。
　　黎铁汉1925年进入黄埔，仅用了8年时间即成为将级军官，这个速度，在军统排名第一。
　　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兼上级、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驻北平，刚刚指挥特务处北平站刺杀汉奸张敬尧。
　　至于戴笠，前面我们说了，此时根本不具有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军人的身份，军衔云云，那是根本谈不上了。

　　戴笠这点很好，要权力不要名义，他有很多担任公开职务的下属，都比他提得快，很早就成了将极军官，但戴笠依然安之若素，不以为意，他的这些下级，也依然把他看做“戴老板”。
　　也是一种本事！
　　有黎铁汉这等人物，给老蒋做警卫，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据记载，蒋介石曾4次遇刺，均有惊无险，跟安保工作的严密，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相比于汪精卫和杨永泰！
　　当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西安事变，老蒋不是照样做了阶下囚！
　　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案件，被蔡孟坚破了，而且证据确凿，而且距蔡孟坚到武汉履新仅三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老蒋的心中，有多么嘉许！
　　有的时候，能够赏识别人，也是一种成就，也能获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别人的赏识为荣。
　　当长官的，则以能赏识别人为自己的成就。
　　蒋介石当即电令蔡孟坚到庐山汇报工作——此时，蒋介石正在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蔡孟坚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老蒋特地偕夫人宋美龄一起接见，听了蔡孟坚的汇，蒋介石大喜，当即发出“手谕”，晋升蔡孟坚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

　　25岁的蔡孟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从一个“新大学生”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这个速度，黎铁汉、沈醉、赵世瑞一比，可就相形见绌了。
　　不过不能这么比——黎铁汉等人的后台，不过是一个“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戴笠。而蔡孟坚身后站着的，却是民国第一人！
　　不过，“武汉行营少将参议”，是一个虚衔，拿少将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权力。
　　稍后，武汉行营成立侦缉处，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指定由蔡孟坚任处长。“真除”少将，这可是实打实的。

　　同时，蒋介石奖励蔡孟坚现大洋一万。蔡孟坚没有忘记他这一万块钱怎么得来的，他以原来手下那些帮会分子和叛徒为主，组建了侦缉处，同时把奖金分成两部分，帮会分子和叛徒各奖励一半，自己则分文未取。
　　这是蔡孟坚“铲共”的第二部曲。
闲话军统（95）
　　在“铲共”的第三部曲之前，蔡孟坚还遇到了一次危险，险过剃头。
　　原来，蔡手下的几个“自首”分子，准备杀掉蔡孟坚，重回革命阵营——他们对蔡说，打算在武汉办一份报纸，名字叫做《醒报》，意思是“唤醒共产党”。
　　蔡孟坚当然很高兴，并答应参加他们的“创刊”筹备会。
　　于是，这几个人找了间房子，预先准备了菜刀，打算届时用打麻将的声音做掩护，杀掉蔡孟坚。
　　这天是1931年2月22日，距蔡孟坚的侦缉处成立，刚好三个星期。
　　可巧了，当天晚上蔡孟坚也在玩牌。请客的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委员单成仪，先吃饭后打牌。
　　单成仪，1902年生，辽宁庄河人，军校步科第一团第八连。他这个连里，比较有名的是徐志道，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毛人凤也辞去保密局长职务，指定徐志道为局长。李宗仁要放张学良、杨虎城，找到徐志道，结果徐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张、杨关在何处，把李宗仁气得够呛。
　　与徐志道不同，单成仪是中统分子，而且是老牌的中统特务了。抗战胜利之后曾任中统东北区“总督导”，即中统在东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中统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续任党通局东北区总督导。
　　更巧的是——单成仪的家，就离大家准备“做”掉他的现场隔一条胡同。
　　宋惠和——这时已经是蔡孟坚的秘书，来请蔡孟坚去开会——蔡孟坚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变了卦，对宋说我不去了。
　　多少年以后，蔡孟坚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说清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说当时输了13块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玩得兴起，不想去了。
　　这个话，可能是真，我们都玩过牌，无论是输是嬴，有的时候，确实是欲罢不能。
　　不过，从蔡孟坚的个性看，这是一个工作十分敬业的人，不大可能因为娱乐、应酬等等而放弃工作。另外，上次老蒋给的一万块钱，蔡分文未取，都奖励了手下，区区13块钱，蔡岂能放在眼中！

　　现在看来，蔡极有可能当时已经有了警觉，或者是已经得到了情报，明了对方的意图而做好了必要的处置。
　　当晚10点来钟，隔壁胡同里传出了呼救声，蔡孟坚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被杀的居然是刚刚与他分手不久的宋惠和！
　　蔡孟坚当即通知武汉警备司令部封锁所有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果然在一条去往上海的船上，抓回了他那7个手下。
　　原来，对方早就买好了当晚11点的船票，打算杀掉蔡孟坚之后马上逃往上海，结果因苦等蔡孟坚而不至，一怒之下，将死心塌地追随蔡孟坚的宋惠和给宰掉了。
　　这回，蔡孟坚不再心慈手软，将7人交军法处审讯后，全部问成死刑，择日枪决。
　　处决之前，7人中有一个人，从监号中辗转托人送出一封“血书”，发誓效忠于蔡孟坚，表示愿意继续用“游街抓共”的方式，为蔡孟坚“再立新功”。
　　蔡孟坚考虑再三，可能是觉得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于是就同意了，放了这个人一条生路。

　　当然，蔡孟坚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人——将一个几乎能改写国、共两党历史和命运的机会，交到了自己手中。
　　这个人，就是尤崇新。
　　尤崇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其本名游无魂，“尤崇新”是其化名，另外，“吴浑”、“郁伍文”、“梅卿”也都是其化名。鉴于大家看到的多数文献均称其为“尤崇新”，那么我们也从众好了。
　　尤崇新是江苏人，1925年参加革命，并积极投身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1月，尤崇新曾担任了三个月中共沪中区委书记。
　　中共沪中区委是为了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专门建起来的，1927年3月7日成立，最初叫中共公共租界（沪中）部委，后改为中共沪中区委。
　　尤崇新是中共沪中区委的第三任书记，其前任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大家会看到，有的文献中说尤崇新是中共江苏省委干部，就是这么来的。
　　1930年秋，尤崇新被调到湖北工作。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重新组建武汉市委,市委书记就是尤崇新。武汉市委下设汉口、武昌区委和汉阳三个区委，陈华叛变之前就是汉口区委书记。
　　1931年1月,尤崇新被捕,旋即叛变。后参与了杀死叛徒宋惠和的行动之后，尤崇新与其他6人再度被捕，准备择日公开枪决。在此之前，尤崇新咬破手指，给蔡孟坚写了一封血书。
　　这个时候，据蔡孟坚回忆，“此时已接近五一劳动节”，推算时间，估计应该是4月的中下旬左右。
　　没有过几天，尤崇新就给蔡孟坚送上了一份惊喜，蔡孟坚“铲共”的第三部曲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