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宽-----前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海军司令

桂永清----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海军总司令

周至柔-----国民革命军空军一级上将、陈诚息（土木系）骨干、空军总司令

王叔铭------中华民国空军一级上将、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

陈绍宽

前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

　　陈绍宽（1889—1969），1889年生于福建省闽县，他的父亲原先是一名箍匠，后加入晚清海军，担任水手。由于家庭影响，陈绍宽在求学时代就不自觉地向海军靠拢。他17岁进入南洋水师学堂，攻读航海技术。毕业后，加入清朝海军服役。

　　辛亥革命后，陈绍宽在北洋海军任少校副官。1915年12月5日，陈其美等革命党人意图夺取“肇和”号军舰，陈绍宽指挥“海琛”、“应瑞”两舰截击，使革命党人夺舰计划功败垂成。因为这件“功劳”，他被破格提升为代理舰长，并获得赴欧留学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在英国的陈绍宽加入英国海军，参与对德作战。在激烈的海战中，陈绍宽奋不顾身，荣立战功，被英女王授予“特别劳绩勋章”。

　　1919年，陈绍宽又作为海军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在那里，他零距离目睹了西方列强是如何打着“议和”的旗号瓜分利益，欺凌弱小。中国虽是战胜国，却如同案板的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国权任人玩弄，让陈绍宽有了切肤之痛：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要想在豺狼虎豹林立的国际舞台上屹立不倒，唯有自强；于是，他暗自下了决心，将自己献给中国海军事业，用强大的舰队来捍卫国家尊严！这次抉择，为他的人生展开一条艰险的荆棘之路。

　　陈绍宽回国后，在北洋海军扶摇直上，官越做越大，成为第二舰队的司令官。与此同时，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发生着巨变。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随着革命枪声的响起，一道严肃的选择题又摆在了陈绍宽的面前；当时，直系军阀孙传芳控制苏、浙、皖等省，而陈绍宽则是一枚重要棋子。他的舰队游弋在长江下游，牢牢控制长江防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绍宽的态度对北伐举足轻重。到底是选择效忠自己的顶头上司孙传芳，还是归顺国民政府，反戈一击？陈绍宽沉思着。这些年来目睹的北洋军阀所作所为，以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欣欣向荣，很快促使他下令了决心。于是陈绍宽果断下令，率舰队归附国民革命军。“背叛”意味着刀枪相见。不久，龙潭之战打响，陈绍宽反戈击向孙传芳。龙潭之战异常惨烈。革命军与孙传芳在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你争我夺，相互厮杀。枪炮声、喊杀声、哀嚎声乱作一团，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终革命军取得胜利，摧毁了孙传芳的主力。陈绍宽因作战勇猛，被授予一等勋章和“中流砥柱”勋旗。北洋军阀的爪牙，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猛将。

　　对于陈绍宽的实力，蒋介石早有耳闻。很快，陈绍宽成为国民党海军“中流砥柱”。1937年，全面抗战的枪声响起。正在英国访问的陈绍宽被紧急召回。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海军司令，主持长江防务。那时，日本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三位的强大海军，而中国海军弱小落后，主力舰的吨位，甚至还不如几十年前的北洋水师。怎么打呢？蒋介石认为：如果不能阻止日舰溯流而上，就彻底切断长江，谁也别想从这儿过。领命之后，陈绍宽紧急征用了几十艘商船，连同海军的8艘旧舰一起沉入江底，几乎在一夜之间建成坚固的“江阴封锁线”。他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江阴水域阻断航线，筑成一道坚固的水上要塞。小鬼子岂肯就此罢休！1937年9月，日军第三舰队倾巢而出，扑向中国守军，惨烈的海战拉开序幕。这场决斗，从一开始就不公平。日军有战舰，有飞机，有强大的后援支持。再看中国海军，要啥没啥。陈绍宽带着一推破铜烂铁，跟武装到牙齿的小鬼子决一死战，在谁看来，这都是一个笑话。暴露在敌机火力下的中国守军，只好用重机枪和高射机枪对空开火，迫使日军飞机不敢低空俯冲投弹。这种打法等于拿匕首和人家的长枪对戳，杀敌八百，自损三千。虽然也击落了好些敌机。但随着战争的延续，中国守军的缺点暴露的越来越明显，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好在中国海军啥都缺，唯一不缺的，是拼死一战的决心。就凭这这股子狠劲，陈绍宽指挥的军队愣是将日军阻击了一个月之久。在日军的海空火力狂轰滥炸下，中国的舰艇，一艘接一艘沉没在长江的滚滚波浪中。江阴水战，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但虽败犹荣。陈绍宽同强大的日军周旋，也创造了世界海军史上的奇迹。在旁观战的德国顾问感慨说：这是一次世界大战后，最为激烈也最为奇特的一场海战。江阴海战虽然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但中国海军却几乎全军覆没。有人说：陈绍宽将中国海军原来不厚实的家底败了个精光。

　　要说败家，陈绍宽还有一段故事。早在1928年，时任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的陈绍宽就曾经上书，要求花2000万元建造中国第一艘航母。建航母！那绝对是中国军界的重磅炸弹！消息传开，众人议论纷纷。造航母当然是好事情，但中国有这个实力么？这个时候，蒋介石既不想出钱，又不想失掉人心，就使出“拖”字诀：五年，十年，十五年，给陈绍宽画了一个大大的饼。一转眼到了抗战，中国海军那点家底都让陈绍宽折腾没了，而陈绍宽还在做他的海军强国梦:从辽东到南海中越边界，划分四大战区，建造20艘航母，每艘航母造价约18亿元。这可真是“宏图大业”，一下子把中国海军未来几十年的实践和理想都说完了。坚持的反面，就是顽固。在陈绍宽看来，他是在实践自己的海军强国梦；在别人看来这就是固执己见，痴人说梦。蒋介石看到陈绍宽的计划，啧啧舌头。陈绍宽啊陈绍宽，你把自己的家底赔个精光不说，还要烧包造航母，疯了吗？从这时，陈绍宽的仕途就开始走背运了。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陈绍宽风风光光地出席受降仪式。随后，他就被架空。当年12月份，蒋介石将陈绍宽召到总统官邸，亲切问候了一番：厚甫（陈绍宽的字），近来身体如何？晚辈都上来了，你看他们干得都不错嘛。我就放手让他们干去了，你以为如何？你年岁大了，该休息休息了。与此同时，陆军长官周宪章已经带着蒋委员长的手谕冲向海军司令部。堂堂海军司令部，在毫不知情的情况被“清剿”。随后，蒋介石又清除了陈绍宽的嫡系，另设海军处，统办海军事务，处长由亲信陈诚担任。属于陈绍宽的时代已然过去了，他只有黯然离开。

　　丢官之后，陈绍宽回到福建老家种菜养花，倒也清闲。就是在这两年，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一败再败，眼看江山不保，蒋介石败走台湾已成定局。临走之前，蒋介石又想起：陈绍宽曾经贵为海军司令，说什么也不能让共产党拉拢过去。于是，他派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请”陈绍宽一同赴台。朱绍良置办厚礼，带着随从浩浩荡荡而去，结果陈府大门紧闭，拒不见客。没办法，朱绍良调转马头。毕竟是省主席，半道上老朱又生一计：打发随从先回去，自己杀了个回马枪，二上陈府。陈绍宽还以为来客已走，结果一开门正好撞上朱绍良，只好接客。朱绍良单刀直入：委座来电，要老前辈离闽赴台，共襄国是。 陈绍宽才不吃这套。国民党执政几十年，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有目共睹。再想想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航母计划被蒋介石搁置一边；堂堂海军司令部竟然无故撤销；海军强国梦遥遥无期……这不都是国是么？如果可以商量，早就商量了，何必等到今天！他索性倚老卖老：老夫年逾花甲，月是故乡圆，水是家乡好，还去台湾做什么?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只好从飞机上跃下，葬身闽海波涛之中。陈绍宽无儿无女，孤零零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你逞凶！朱绍良撞了一鼻子灰，只有悻悻而去。

　　不久，福建省解放。陈绍宽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为新中国尽心出力。在大是大非的政治议题上，陈绍宽又一次做出重大抉择：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生命最后的20年，陈绍宽身体力行，践行诺言，直到1969年7月30日，安然而去。关于这20年，史料记载不多，但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定评。“四人帮”打倒后，福建省政府为陈绍宽召开追悼会，推重他“是一位受人们尊敬的爱国民主人士”。

　　陈绍宽年谱

　　1889年10月7日生。

　　1906年，17岁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航海科驾驶专业，1908年毕业于，历任见习生、二副、大副、艇长。

　　辛亥革命后任镜清练习舰大副。

　　1914年，调海军总司令部任少校副官。

　　1915年12月，参与夺回被革命党人强夺的“肇和”舰。不久，擢升“肇和”舰上校代理舰长。

　　1916年，被派往美国考察海军，当年底又被派往西欧各国参观战事。

　　1917年5月，在英国战列舰队和潜艇部队参加对德国海军作战，获英国政府颁发“特别劳绩勋章’。

　　1918年，赴法国、意大利调查海军。同年秋任驻英武官等职。

　　1919年，任北京政府驻英海军武官兼海军留欧学生监督，并任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海军专门委员、国际海道会议中国海军代表。翌年回国，任“通济”舰舰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助直有功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1923年，调任“应瑞”舰舰长，升海军少将。

　　1926年，任第二舰队司令，响应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率舰倒戈。

　　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8月率领舰队歼灭已抢渡长江南岸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龙潭一役击败孙传芳。9月国民政府传令嘉奖，授一等勋章和“中流砥柱”勋旗。

　　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海军署署长，晋升中将。

　　1929年，海军部成立，任政务次长兼代部务，兼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6月任海军部次长（副部长）。

　　1932年1月，任海军部长。决定福州海军学校每年定期招生，聘请英国海教官到校任教，培养出数百名毕业生。先后派出数批海校留学生，为海军培育一批骨干力量。在出任海军要职的几年中，对建设海军，争回祖国版图、测量权、引水权以及造就海军人才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晋升海军上将，叙第一级(为首批9名一级上将之一)，同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至1946年，兼任私立勤工学校董事长，将部分海军资产转拨勤工学校作教学经费，支持长期办学，培养出数以千计人才。

　　1937年，“七七”事变时，正在欧洲考察海军，闻警迅即回国，指挥海军抗战。8月亲临江阴指挥。一夜间建立举世闻名的江阴封锁线。

　　他指挥海军官兵坚持抗战，持久胜敌，先后参加上海、武汉等地会战。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积极组织海军敌后布雷游击队，长期打击敌人，配合全国各战场的作战。

　　1938年，改任海军总司令。

　　1945年，以中国代表团海军顾问身份赴美参加联合国筹组工作。1945年5月，任中国出席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顾问。9月9日，作为中国受降代表之一在南京出席日军投降仪式；抗战结束后，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拒不受命率舰堵截从山东半岛渡海挺进辽东的人民解放军，率长治舰南下台湾视察，返南京后即告辞职。1945年底遭蒋介石裁免，回福州隐居。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前夕，拒绝蒋介石的赴台电召，参与策动部分国民党海军起义；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预备退守台湾，派人请他赴台，他严词拒绝，影响并带动一批海军官兵留下迎接解放，参加新中国建设；福州解放后，他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他是全国政协第1届委员、全国人大第1、2、3届代表、民革中央副主席。

　　1969年3月，患病住院；在生命最后一息，留下遗书，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铭感终生，并劝告在台国民党军政人员为祖国统一事业做出贡献；7月30日在福州病逝，终年80岁。

　　2009年，在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影片《建国大业》中，著名武打巨星李连杰饰演陈绍宽这位中华民国时期的海军宿将。

　　陈绍宽故居

　　陈绍宽故居坐北朝南，占地754平方米，为中、西合璧的建筑，建于1921年。抗战后不愿打内战的陈绍宽回乡隐居，在这里生活了23年。故居门前有一处埕，正面墙为西洋建筑式样。高大的鞍形封火墙带有典型的福州传统民居的特色，主座为穿斗式木结构，前、后天井，单进，进深7柱，面阔5间。东批榭现辟为“陈绍宽事迹展列室”，展列室墙上挂着主人在不同时期的照片。故居厅堂上有精美的灯杠，前廊的雀替、木垂花引人入胜。

　　花园故居西后侧为后院，正座西侧为花园，占地1000多平方米。花园内茂密的树木下由一座月型的水池，一座日型的池塘和一座四周环水的亭子组成，三者间水道相连。这正是主人的职业的再现，日型的池塘象征大海，月型的水池象征军港，四周环水的亭子象征指挥塔，相连的水道象征江河。可惜的是，由于年久失修，池塘石驳岸大部分已坍塌，池塘也成一潭死水。1960年，政府拨款重修陈绍宽故居。陈绍宽的祖宅，也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村中中街的小山坡上与村幼儿园相隔不远的地方。

　　1986年，陈绍宽故居被批准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福州市名人故居。

桂永清

国民党将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病逝于台湾。 　

个人简介

　　桂永清（1900-1954）别字率真，汉族，江西省贵溪人，县鹰潭高等小学、江西公立国语讲习所肄业，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德国步兵专门学校毕业。曾任高等小学教员，北伐赣军总司令部军需，中央直辖讨贼军游击第一旅司令部书记等。1923年冬到广州，人大元帅府军政部教导团军士连当兵。1924年初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第一队学习，后由江西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徐苏中、彭素民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6月转入黄埔军校，入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九连上尉连长、党代表，第一师特务连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特务营营长。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于第一次东征战后，擅自没收敌军财物，邮寄回江西，事泄后被判死刑。后因学生联呈国民党中央，请念其淡水、红湖、兴宁战功，从宽处治。1925年4月8日依中央议决案，免桂永清死罪，令其戴罪立功。1927年起任独立第五十八团上校团长，第一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一团团长，第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

人物生平

　　他曾发起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参加东征、北伐，成为蒋介石心腹亲信。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1930年留学德国步兵学校，次年秋回国，与贺衷寒等组织复兴社。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一队队长、总队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训练处长。旋即调任安庆警备副司令。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辖三旅九团四万三千余人)中将总队长。

　　1935年升任师长，南京警备司令。兼任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暑期军事集训总队总队长。西安事变发生后，任讨逆军第五路第一纵队指挥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六师(由教导总队改编)师长，1937年参加南京保卫战，擢升第二十七军军长，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总团教育长。

　　1938年5月因兰封战役失利被撤军长职。后任三青团I临时中央监察会监察，1940年任驻德国武官。

　　1944年调任驻英国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盟军攻克柏林后，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转赴伦敦接受英国政府赠送的军舰，抗战胜利后回国，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1947年3月升任总司令，兼任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海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创办青岛海军训练团；任海军军官训练团团长。

　　1949年指挥战舰27艘和其他船只计15万吨撤至台湾。

　　1948.8.26-1952.4.9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对台湾军队进行嫡系大接替，成为受益者之一。

　　1951年春授海军二级上将；（1935年4月13日授予少将、1936年10月22日晋升中将，1951年2月由海军总司令晋升海军二级上将。

　　翌年4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4.6.21-1954.8.12，1954年6月授海军一级上将，就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仅45日，病逝于任上）。

　　1954年8月12日病逝台湾。

　　台湾出版有《海军上将桂永清先生传》、《桂永清先生纪念集》等。

　　曾写《领袖歌》歌词：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

黄埔军魂----桂永清

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年32岁。经历龙潭、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特务营长、编练团长等职。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被派赴柏林，学习装甲兵战技战术。

这是一个“实干家”。在德国，他曾以自己的吃苦耐劳、谦逊诚实，博得教官、同窗一片赞誉。他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钻研课程。前后两年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桂永清留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职务。他的严谨习气、刻苦态度，也渐渐闻达于南京军界高层。不久后，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1935年，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式，是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桂永清一下子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他不顾军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的话，他肯定会放声大哭。

一直到报告蒋介石时，桂永清仍然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代表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流亡到淞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时光重新流回1931年的初冬。满洲事变爆发后，在德国的桂永清，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迅速从德国出发。他“一去万余里”，一路经由中东铁路，走过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

找到马占山部的营地时，满洲的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在高耸深黑的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队已经人疲马惫，但士气却仍然高昂着。桂永清决心为满洲保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寒暄。他的诚挚和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的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部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以持久。然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地和众多蒙古的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赢得了这些成吉思汗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漫漫视野中，他的满蒙活动“不辱使命”。

这一年冬天，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以牲口、步行、汽车、铁路等方式，艰难辗转地回到南京。但几乎还没有安顿下来，他的旧日同窗贺衷寒、腾杰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聚会。

短短的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了力行社的一个新成员。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桂永清曾发起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参加东征、北伐，成为蒋介石心腹亲信。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1930年留学德国步兵学校，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旋即调任安庆警备副司令。

1935年升任师长，南京警备司令。

1937年参加南京保卫战，擢升军长。1940年任驻德国武官。

1944年调任驻英国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

抗战胜利后回国，出任海军副总司令。

1947年升任总司令，创办青岛海军训练团；

1949年指挥战舰27艘和其他船只计15万吨撤至台湾。

1948.8.26-1952.4.9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对台湾军队进行嫡系大接替，成为受益者之一。

1951年授海军二级上将；（1935年4月13日授予少将、1936年10月22日晋升中将，1951年2月由海军总司令晋升海军二级上将。

翌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

1954.6.21-1954.8.12，就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仅45日，病逝于任上）。

1954年8月12日病逝台湾。

周至柔

周至柔（1898年10月28日－1986年8月29日），字百福，浙江台州临海人。国民革命军空军一级上将。

　　1986年8月29日卒于台北。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兵学教官。1931年后任国民政府军陆军第14师师长、第十八军副军长。1933年被派赴欧美等国考察航空。1936年返国后任中央航校教育长、校长和航空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兼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总指挥，率中国空军对日作战。1946年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任司令。

　　1949年去台湾，后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 国防部兵 工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1957年调任“台湾省主席”，兼任“台湾保安司令”、“民防司令”。1962年改任“总统府”参谋长 。1966年9月以后相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总统府侍从室”主任 、“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理事长等职，并获授一级上将军衔。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常委，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86年8月，任内病逝于台北，享年88岁。

个人年表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委员(1932年6月12日-1937年)

　　中央航空学校校长(1934年7月-1935年)

　　（国民政府）全国航空建设会委员(1935年)

　　（国民政府）全国航空建设会常务委员(1935年)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1936年2月-1937年)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常务主任委员(1937年-1938年)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一厅厅长(1937年-1938年)

　　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38年5月-) （国民政府）

　　航空委员会主任参事(1938年)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1939年-1946年)

　　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1940年-1941年)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1943年4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5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5年)

　　空军总司令部（第一任）总司令(1946年5月31日-1952年3月)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11月-1947年)

　　国防部参谋总长(1950年3月-1954年6月)

　　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50年3月-1952年3月)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团务指导委员(1952年1月-)

　　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1953年7月-)

　　中华全国篮球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

　　国防会议秘书长(1954年7月-1957年8月)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1956年6月-)

　　中华奥运会主席(1956年-)

　　台湾省政府主席（第六任）(1957年8月16日-1962年12月1日)

　　台湾省政府委员(1957年8月-1962年11月)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957年8月-1958年6月)

　　台湾省民防司令部司令(1957年8月-1958年6月)

　　行政院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2年3月-)

　　总统府参军长(1962年11月22日-1967年6月)

　　全国高尔夫协会理事长(1965年1月-1972年8月)

　　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67年2月-1972年8月)

　　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8月-1986年8月29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76年11月-1986年8月29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81年4月-1986年8月29日)

中国空军创始人周至柔

 2006年4月30日《重庆晨报》，刊出一条消息《中国空军创始人周至柔官邸五一首次开放》。消息称：中国空军创始人周至柔的官邸，经近一年的修复，作为重庆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三大陈列之一，2006年“五一”首次向游客开放。周至柔官邸，始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原为重庆富豪蒋葵住宅。1938年周至柔随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渝后，就此居住，直到1946年5月离开重庆。这位名闻海内外的周至柔，即是中国空军创始人。

照片有周至柔题字“鸿钧同志，周至柔”。鸿钧即俞鸿钧（1899——1960），广东新会人，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

周至柔（1899——1986），中国国民党军队一级上将。原名百福，浙江台州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人。省立第六中学毕业，继入保定军官学校。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为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生，分发浙军第二师见习。1925年，任黄埔军校兵学教官、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21师上校团长、师参谋长，第33旅旅长，第14师副师长、中将师长。1933年，任第18军副军长。后赴欧美等国考察航空事业。返国后，拟写考察报告及建立空军计划，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继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曾随蒋介石出访印度。

周至柔十分重视航空教育，并著书立说。1936年4月，作为当时国防教育丛书的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长达171页的《国防与航空》一书，即是周至柔考察欧美等国航空事业回国后所作。1940年，周至柔又编著了长达186 页的《世界空军军备》一书，作为国防科学丛书，由青年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前者重在航空教育，后者重在了解当时世界空军概况。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标志中，军事力量和军事将领的世界性眼光是主要因素。周至柔的《国防与航空》与《世界空军军备》，是当时中国空军军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在马天保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军事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空军战术研究”条目中，将周至柔的《空军之指挥及运用》、《国防与航空》、《世界空军军备》三本书，列为民国时期空军战术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成果。

    重庆周至柔官邸

周至柔认为：空军教育是决定空军建设成败的关键。空军教育两大要素：一是精神；二是技术。从战略上要培养“攻击精神”，周至柔认为：攻击精神是军队的灵魂，是发挥战斗力的先决条件，这种攻击精神即是为国献身的牺牲精神。在战术上，要有创意的战术思想；即“为人之所不敢为，能人所不敢能”。强调“训练重在实战”。

据唐学峰《中国空军抗战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与许蓉生、林成西《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等史料记载；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

截止1937年8月14日，日本陆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 480架，海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 220架。日本工业基础较坚实，能够生产各类飞机和技术装备，作战损耗后能及时得到补充。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训练有素，作战指挥关系明确，各项保障有力。日军装备的飞机性能较好，其中1936年投产、1937年参加侵华战争的96式舰载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435公里/小时，航程1 267公里，以后又衍生多种改进型，先后生产1 094架。而日军96式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372公里/小时，航程1 300公里，机上装有4挺机枪、1门航炮，可载800公斤炸弹，先后生产了1 100架。这两种飞机是侵华战争初期日军装备最多的飞机。此外，日军还装备有96式舰载轰炸机428架、96式舰载鱼雷攻击机200架等。

1941年9月25日周至柔（右）在重庆会见美国客人

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将各地区、各派系的航空队统一于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但兵力仍十分有限，飞机陈旧，机型杂乱，性能落后，机种配备比例失调。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从美国购买了霍克Ⅱ、霍克Ⅲ、波音—281型战斗机以及雪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马丁—139WC型轰炸机，数量都很有限。国内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虽也仿制了部分作战飞机，但其主要部件仍依赖进口。截止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正式与日机交战时，列编的9个大队零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型飞机296架，不及日军的九分之一。其中轰炸机148架，占50%；战斗机101架，占34%；侦察机41架，占14%。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人不足半数，且战斗机飞行员训练重点是对地攻击，更无空战经验。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装备的主要战斗机是霍克Ⅲ，其最大飞行速度387公里/小时，航程625公里，装备数量最多的轰炸机为道格拉斯02M，其最大飞行速度为238公里/小时，航程524公里，均不及日军当时装备的同类型作战飞机。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在兵力兵器上，处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周至柔兼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总指挥，率领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写的《国民党将领传略》（新华出版社，1989年内部发行），记载周至柔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空军建设、指挥空军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适应抗战作战需要，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做了必要的调整。1937年7月，在航空委员会下新设前敌总指挥部，担负空军的作战事宜，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在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设：轰炸司令（张延孟）、驱逐司令（高志航）、侦察司令（晏玉琮）。并制定了中国空军“以奇袭敌空军基地，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防空为原则”的作战概要。为了对付日军的全面进攻，中国空军首先拟订了《冀北作战计划》，其要点是：“先以空军主力奇袭天津、丰台等处，摧毁敌陆军根据地，并相机协同我陆军击破该方面之敌。同时，以空军一部担任京杭防空及沿海沿江之侦察与警戒，并对京沪方面之敌仍作紧急时主力转移之准备，以防万一”。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心士气，打乱日军战役部署和作战计划，削弱其作战实力，中国空军在周至柔指挥下曾多次出动轰炸机，远程奔袭日本本土、日占台湾机场等战略目标。

周至柔“现代防空”（杂志）手迹

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副中队长佟彦博率机组驾驶2架马丁B—10型轰炸机，当日从四川凤凰山机场转到宁波栎社前进机场。当晚23时48分从栎社机场起飞，20日2时45分飞抵日本长崎上空，尔后到福冈，几乎飞遍日本九州全岛，沿途投下20万份传单，4时左右返航，安全降落在玉山和南昌机场。

这次作战行动在世界上和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日本就决定充实日本本土的防空设施和防空力量。美国《生活》杂志曾指出：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升是先于美军飞行员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此战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赴中国空军领导机关慰问并敬献锦旗，中共中央敬献的锦旗上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敬献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表示了对中国空军的敬意。

1937年7月11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订立了《陆海军航空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开战之初，就要一举歼灭中国空军主力，夺取制空权。同时策应地面部队和舰艇作战，进攻华北以陆军航空队为主，进攻华南以海军航空队为主，进攻华中由陆、海军航空队协同作战。陆军航空队投入兵力28个中队、240架飞机，海军航空队投入各型飞机220架。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军曹大山勇夫乘摩托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

8月13日14时，中国航空委员会在周至柔主持下颁布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中国空军主力南下，配合淞沪地区陆军部队作战并保卫南京的安全。各部队要于8月14日前均到达指定位置，做好作战准备。

此日，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撤出上海的保安部队，拆除防御工事。被中国拒绝后，8月13日晚，日本军舰向上海闸北地区开炮，双方发生炮战，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与中国陆军第88师发生战斗。“八一三”淞沪抗战从此爆发。

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任务：一是抗击日机进袭，保卫城市和重要目标安全。二是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三是突击日军后方的机场等重要目标。　　

奋勇抗击日机进袭 1937年8月14日，日军18架96式轰炸机袭击杭州笕桥机场。当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21、22、23队霍克Ⅲ型战斗机奉命从河南周家口机场转场笕桥机场，准备参加淞沪作战。当第21、23队飞机刚转到笕桥机场，即接到报告有日机入侵。大队长高志航旋即率队升空迎击敌机。

空战中，高志航与李桂丹、谭文、柳哲生、王文骅、郑少愚先后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该机返航至台湾基隆以北海面坠毁），加上日机在到达笕桥前失踪2架，实际日军损失飞机6架，而中国空军则“零损失”。这是进行全面抗战后中国空军对日军航空队空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以6比0的辉煌战绩载人空军史册，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庆祝中国空军的首战胜利，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双方为争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经过三个月的英勇奋战，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飞机230架、击毙飞行员327名，日军号称精锐的鹿屋、木更津两个航空队基本被歼灭。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10月22日，仅剩飞机81架，其中许多是战伤和故障待修的，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

　1937年11月，中国空军开始获得苏联的援助，先后装备了苏制伊—15、伊—16型战斗机和爱司勃—2、特勃—3型轰炸机，作战实力有了恢复。在随后的南昌空战、武汉空战、南雄空战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战绩。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24架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掩护下，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60余架伊—15、伊—16型战斗机，双方经过30分钟激战，共击落日机21架，己方损失12架。在这次战斗中，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1架日机后，被5架日机围攻，当自己座机多处负伤时，毅然驾机与附近1架日机猛撞，与敌同归于尽。陈怀民英勇的献身精神，被誉为“中华之魂”。后来日本飞行员“神风敢死队”，就是从陈怀民“驾机相拼”中得到启发。

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参加了追悼大会，并致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解放周刊》还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短评，赞扬中国空军飞行员精忠报国精神。

淞沪战役中，连续组织空军部队向日军突击，迟滞了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速度，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一天中出动飞机8批76架次，集中轰炸日军在上海的军械库、码头、军舰等重要目标，给敌以沉重打击。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在机场与周周至柔亲切握手

8月17日，中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阎海文驾驶霍克Ⅲ型战斗机袭击日军陆战队司令部，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跳伞后落入日军阵地附近，日军迅速将其包围，并蜂拥而上，阎海文毫无惧色，掏出手枪先后击毙靠近的5名日军士兵，尔后自尽。

8月19日，第2大队分队长沈崇诲、轰炸员陈锡纯驾驶诺斯罗普-2E型轰炸机，轰炸长江口处日军军舰，因飞机机械故障，他们杀敌心切放弃跳伞生还的机会，驾驶飞机向一艘日舰撞去，轰隆一声巨响，与日舰一起沉入大海。他们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震撼了敌人，同时鼓舞着抗战中的中国军民。

其后，在1938年12月23日，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0架轰炸机袭击日占台湾松山机场，共投弹280枚，炸毁日机40架、营房10栋、机库3座，焚烧大量航空油料等物资。日军号称战斗机“四大天王”的三轮宽、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南乡茂章等曾经骄横拔扈不可一世的空中杀手，在开战一年多时间内，其中3人先后被中国空军的陈其光、高志航、徐葆昀等击落毙命，1人被击伤后迫降被俘。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于1939年11月4日在率队空袭成都时，被中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邓从凯击落毙命。

1939年2月5日，中国空军第10中队中队长刘福洪率4架轰炸机，对日军所占山西运城机场进行袭击，投弹40枚，炸毁日机10架。1939年10月3日和14日，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空军协助下，两次空袭日占汉口机场，共炸毁日机150架（一说80余架）、车辆40余辆、弹药3万余箱、油库一座，炸死、炸伤日军530多人（其中飞行人员60多名），空战中还击落日机3架，己方仅轻伤1架。

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在华的作战飞机仅剩300架左右。中国空军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飞机数量和质量都优于日军，逐步掌握了中国战场上的制空权。支援地面军队作战抗战初、中期，中国空军在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空军在美国援助下，支援地面军队作战行动十分频繁，而且战果卓著。1943年5——6月的鄂西会战中，中国空军4个大队和美国第14航空队有165架飞机参战，共出动53批406架次，袭击汉口、宜昌、荆门、沙市等日占机场、前沿阵地，共击落日机41架，毁伤机场5处、炸毁飞机6架，军事设施6处，炸沉炸伤舰船23艘。

1943年11——12月的常德会战中，中美空中力量共战斗出动216批1 747架次，主要袭击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日军阵地。空战中击落日机25架、击伤19架，炸毁日机12架。

1944年4月18日～6月10日的豫中会战中，中、美方共战斗出动飞机312批1 918架次，主要袭击洛阳、郑州、陕县、灵宝、宜昌等地日占机场、黄河大桥、日军阵地。共击落日机87架、炸毁79架，炸毁日军坦克、各种车辆1000多辆，炸沉船只36艘。其中中方击落日机32架、炸毁日机11架，己方牺牲飞行员24名。以后在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中，中美方都出动大批飞机，支援地面军队作战，袭击日军前沿机场、交通枢纽、仓库等目标和日军阵地，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到1944年底，经过中、美空中力量联合对日打击，已经取得中国战场上的空中优势。1945年初，中美方连续3次袭击日军主要基地武汉，使其航空队主力受到重创，4月间被迫撤出华中，中美机群进一步对日占运城、太原、青岛、上海、南京、徐州、杭州等航空基地进行袭击，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志愿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以及美陆军第14航空队的配合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计作战4 072次，出动飞机18 509架次，投弹715吨，击落日机568架、击伤110架，炸毁日机627架、炸伤120架，毁伤舰船282艘、坦克和军车8 456辆，以及一批日占机场、码头、交通枢纽、仓库、阵地等。己方损失飞机2 468架，牺牲空、地勤人员4 321人。涌现出许多英勇骁战、捐躯沙场的战斗英雄，如高志航、李桂丹、刘粹刚、沈崇诲、阎海文、乐以琴、陈怀民等。还有不少飞行员智勇双全，创造出优异战绩，如柳哲生击落日机11架，王光复、谭鲲、袁葆康、高又新各击落日机8架，周志开、周庭芳各击落日机6架。他们均可称之为中国的王牌飞行员。　　

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配合中国空军的正面作战，共击落、击毁日机57架。如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1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日机24架。1938年八路军临汾游击大队夜袭日占临汾机场，击毁日机2架。1940年11月，八路军第4纵队5旅特务团在安徽蒙城板桥战斗中，击落日军战斗机1架。1941年2月5日，日本海军大臣、南洋联合舰队司令官大角岑生大将的座机，在广东中山县附近被当地游击队用机枪击落毙命。1945年3月7日，日本海军中将山县正乡座机，在中国台州临海县椒江葭沚水面上空迫降，被当地抗日武装消灭。

１９５８年，周至柔考察台湾农村，慰问由退伍军人转业的农民

抗战后的1946年，中国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周至柔任司令。1949年去台湾，后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兵工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1957年调任“台湾省主席”，兼任“台湾保安司令”、“民防司令”。1962年改任“总统府”参谋长 。1966年9月以后相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总统府侍从室”主任 、“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理事长等职，并获授一级上将军衔。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常委，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86年8月29日病逝于台北。

周至柔作为中国空军的创始人，抗日战争中，在指挥中国空军抗日救国、奋勇作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争取外援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指挥中国空军的抗战事迹亦将永载史册，这也是台州人的骄傲！

“毛邦初事件”：给蒋介石带来极大痛苦的亲信

毛邦初乃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美的亲侄子，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即投身军事航空界，先后留学于苏联、意大利，成绩优异。由于毛邦初氏身上具有为蒋介石所器重的多重因素，诸如浙江人、黄埔生、内戚、军事航空指挥干才等，特别是在组建、主持中央军校航空班、军政部航空学校即尔后的中央航空学校，以及指挥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对日空战过程中，创造了斐然的勋绩，故深为蒋介石器重，长期以来倚畀甚殷，屡以高官厚禄酬其功，曾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副总指挥、空军第一路司令及航空署署长、空军副总司令等职。抗战时期毛出任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专司空军在美军购业务，因此日渐膨胀，豪气干云，大有国民革命军空军的天下舍我毛邦初其谁之慨！

    时光流至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下野之前，蒋曾密令毛邦初把军购公款1000万美元转入其在美个人账户，以免遭美国冻结，并规定：动用此款须由俞国华、毛邦初两人同时具名，但如遇紧急情况，毛邦初个人也有支配权。蒋未曾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个命令，正是这个自己高度信任的毛邦初，后来不仅胆敢将此巨款贪污挪用，而且还利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挟洋自重、反噬自己，陷自己于政治上极为被动之境。
　　与周至柔交恶
　　毛邦初多年来即对国民革命军空军总司令一职觊觎不已。但天不遂人愿，自1934年4月以后，他就心有未甘地被迫雌伏于周至柔之下。毛邦初清晰地记得：1934年4月，中央航空学校兼任校长蒋介石，罔顾自已工作业绩和副校长职务，竟然任命于空军毫无瓜葛的周至柔接任校长。尤其令毛难以容忍的是，周氏升官上任之日，正是自己黯然离去之时。眼瞅自己苦心经营禁脔之地，竟被他人轻易夺去，自己种树，他人摘桃，外行领导内行，毛邦初委实难以咽下这口恶气。

    及至国民政府败逃台湾后，毛、周旧怨未去，新仇又添。此时的周至柔因有陈诚臂助，炙手可热，不仅仍任空军总司令，而且还兼任参谋总长，权倾一时。在美国柯克上将的协助下，周下令在空军司令部内成立“中国国际商业公司”，意在取空军驻美办事处军购业务而代之。周、毛矛盾日益激化。

    1950年5月，毛邦初以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名义电告周至柔：建议取消中国国际商业公司向美国购买300万加仑航空用油的合同。理由是：如按该合同行事，不仅每加仑价格将高出华盛顿市价3美分，而且将比空军驻美办事处在华盛顿购进的另外300万加仑同质汽油多支付10万元。但周至柔不为所动，复电请毛不必多虑，令毛既尬尴又气愤。遂通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向蒋介石举报：一是中国国际商业公司在美采购的300万加仑航空用油，系通过旧金山一家杂货店进行，为此支付了中间人佣金10万美元；二是中国国际商业公司所购25架美式P-5l型战斗机，单价高达3.6万美元，与该机在美国售价1.6万美元相比，相差悬殊，中间一定有人中饱私囊。

    蒋介石闻讯大惊，急召毛邦初回台湾述职。毛到台北后，蒋令其秘书周宏涛与毛接谈。毛告周宏涛：业已查明购油合同是经周至柔首肯，由宋美龄二弟宋子良经营的“中福行”进出口公司在台北签约，而由该公司设在旧金山的代理机构华南企业公司向美国一家石油公司购进的。华南企业公司乃一小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仅2500美元。庆幸的是，此批航油尚未运交，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请总统下令终止合同。

    至于购机一事，因价格实在太过悬殊、反常，也请总统下令彻查。毛并说：蒋总统引退前后，空军总司令部所签支的各笔款项均有可虑之处，不仅周至柔曾把其中40余万美元公款自美国汇到香港其私人账户上，而且还发生了以公款汇交联勤总司令郭忏之妻的咄咄怪事。郭忏，时任国民革命军联勤总司令，与周至柔在保定军校先后同学，浙江诸暨人，也为陈诚至交，圣眷正隆。

    次日周宏涛将毛邦初所述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汇报。经核实，关于“购油案”毛氏所述不虚，宋子良曾有假借宋美龄名义向毛邦初疏通的行为，确有借机中饱私囊的企图，只不过毛氏未予答应。蒋介石闻后怒不可遏，下令将购油合同取消。

至于“购机案”，经调查，毛邦初渲染过甚。事实上，3.6万美元购机单价中，除飞机外，还含有装运费及外加的无线电设备及武器配置等费用，其中仅无线电设备及武器配置两项价值即达1.4万美元，实属物有所值。

    在蒋介石看来，“购机案”基本上无大的问题，只不过采购渠道由原来的空军驻美办事处转变为中国商业公司而已。被人分肥，甚至断了财路，毛氏的不满甚至怨艾实属自然，气极诬告，则太过分。想到这里，蒋介石似有所悟，沉吟片刻，即作出决断。

    次日，蒋下令毛邦初调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代理团长，驻美空军办事处撤销，并明令日后有关“中华民国”空军在美军购事宜将不再由毛负责，毛须将业务及所保管的款项从速移交。同时蒋介石还批示：将毛在驻美空军办事处的得力部下向惟萱上校调回台湾。

    未久，蒋介石收到美国众议员周以德的一封信，谓：1950年10月，“中华民国”空军驻美人员曾有将一笔巨额外汇汇到香港私人户头事。此事发生在“中华民国政府”向美国争取经济援助期间，实在太不相宜。周以德的信言之凿凿，蒋颇为尬尴，下令周宏涛彻查。周宏涛细阅周以德来信，发现来信锋芒直指周至柔，遂不敢怠慢，径直向蒋汇报，蒋果断下令，密查周至柔。

    周宏涛遂约请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秘密查周，吴嵩庆因兹事体大，特请蒋介石颁发秘密调查手令。蒋当即书就，亲自交吴。可见蒋处理此事的决心。
　　周至柔愤而请辞
　　1951年3月9日中午11时，周至柔不知从何处知道有人对其进行秘密调查，大恚！遂以蒋介石不信任自己的操守为由，愤而请辞。蒋经国闻讯，颇为周至柔叫屈，建议乃父对周进行慰留。蒋介石遂向周直言：为了证明自已的清白，同时也为了维护空军总部的清誉，还是请你暂缓辞职，支持并配合调查。

    经蒋介石授意，“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与周宏涛共同约见空军政治部主任徐焕升。徐报告：空军于1946年以后，即设有一个对外不公开、对内公开的“财务公开监察委员会”，设置该机构的目的是保管自航委会时期开始的历年结余经费，总共有美金近73万元、黄金10.1万多两、港币74万余元、银元35.5万余元以及台币575万余元。所有公款都存放在前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设在广东信托公司的户头，其中存放在香港的有美金45万余元、港币81万余元、英镑1.1万余元，周以德所指的45万美元，正是其中一笔，从未使用，有案可稽。至此，周至柔始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换言之，毛邦初为一己私利，利用“政府”争取军援而未获的“良机”，借美国政治家之口诬告周至柔、要挟蒋介石的企图未能实现。　
　　毛邦初反了
　　毛邦初见诬告周至柔不成，即开始向蒋介石叫板。1951年1月24日，毛氏令其部下--抗命不归的驻美办事处人员向惟萱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宣称：中国商业公司采购的雷达，有转运资助中共之虞，致使美国国务院吊销了向中国商业公司出口雷达的许可证。此事令蒋介石和宋美龄非常震惊和气愤，宋美龄强调：“空军要加强防御战力，非借助雷达不可。”后来美国国务院“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建议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向美国购买军用品而不经过中国商业公司，此举使毛邦初、向惟萱的阻挠失去了意义。

    谁知未久，毛邦初又五管齐下，将事态扩大：一是召开记者会以揭露周至柔总长的罪恶；二是公开抗拒蒋介石要其回国的命令；三是继续贪污挪用公款,不仅将数百万美元的公款转存到瑞士银行其私人账户，还买了200万美元的美国不记名可兑换国债；四是以周至柔贪污45万美金公款为由拒绝办理移交手续；五是将“中福行购油案”曝光于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以损害“中华民国”政府形象。毛氏所为，激起轩然大波。至此，蒋介石始正式下令将毛邦初停职处分并限令回国听候查办。

    “毛邦初案”爆发之日，正值美国参议院讨论军援台湾之时，故美方对蒋予“毛案”的处置十分关注。美国驻“中华民国”公使蓝钦建议“外交部长”叶公超采取紧急措施，敦促毛将公款账册及档案交出，如毛拒交，可征询律师意见，由律师展开诉讼程序。蓝钦还建议：“毛案”如循法律渠道解决，则“中华民国”政府必须首先取消毛邦初的外交官身分，即剥夺其外交豁免权，如此，即使美方给予毛政治庇护，也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

    由于毛邦初对台湾方面的敦促置若罔闻，并一意孤行，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派员赴华盛顿兴讼，循司法渠道对“毛案”进行处理。

    1951年9月28日，周宏涛及查良鉴、夏功权等5人携带大批相关文件飞往美国，拟对毛邦初提起民事诉讼。10月2日周宏涛等数人抵达华盛顿后，风闻毛已把公款转移他处，根本不打算移交。周、夏、查等人经缜密调查，得知毛在美任职6年期间，大肆挥霍，不仅奢侈地花光了580万美元的办公经费，而且还超支38万美元。并查证，毛挪用公款和一中国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开设一家商店，还在美国西岸开了一家商行做生意。

    11月14日，诉状经律师递至华盛顿地方法院，要求法院令毛、向两被告10日内禁止动用或贷出款项及转移文件；将全部公款和文件交还“中华民国”政府。两小时后，法院发出命令，通知毛、向两人5日后到庭，然毛、向两人此时已避居纽约到了李宗仁的府上。
　　 “毛邦初事件”之结局
　　 11月19日，即华盛顿地方法院原定“毛案”的开庭日，毛邦初通过律师在纽约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已非“中华民国”合法总统，而是篡位者，李宗仁才是合法总统。故华盛顿地方法院依据蒋“政府”提出的诉状采取法律行动是不合法的。11月24日，美国各报登载了李宗仁于11月9日致华盛顿地方法院的信，信中称自己才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总统，毛邦初及向惟萱的职务是由他任命的，故蒋政府所提诉讼无效。11月29日，联邦法院开庭，判决：立即封闭空军驻美办事处，延长禁止毛动用公款的时限。1952年2月，大势已去的毛邦初未待法院最终审决，改名王景纳斯，携款潜逃到墨西哥。1954年6月，美国法院最终判决：“中华民国”政府有权向毛邦初索还636万余美元。至此，轰动一时且令蒋介石头痛不已的“毛邦初案”终于画上了句号。1974年，查良鉴等人奉命专程到墨西哥将毛捕获，押入墨西哥监狱，毛氏后况不详。

王叔铭

　　王叔铭（1905年10月16日—1998年10月28日），本名醺，号叔铭，以号称。汉族，山东诸城人。中华民国空军一级上将。

　　1924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1期，同年12月，入广东航空学校。1925年6月参加讨伐杨希闵、刘震寰战役。1925年9月和1924年5月入苏联第二军事航空学校和苏俄高级战斗射击轰炸学校以及苏联飞行侦察专门学校学习，1931年毕业后回国任中央航空学校飞行教官。其后历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长、空军第5路司令部副司令、云南省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航委会第1志愿军大队服务团管理主任、美籍志愿军大队中国人员管理处主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等职。1943年2月，调任空军第3路司令官，1946年6月，调任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副总司令，1951年晋级中将，1952年3月，升任空军上将总司令。1957年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59年7月，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2年2月，任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空军代表兼首席代表。1972年5月，任驻约旦王国大使。1975年7月，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98年10月28日病逝台北，享寿92岁。

　　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幼年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1924年4月，王勋离开家乡，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编在学生第四队训练；9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大沙头航空局飞机修理所附近创办军事飞行学校，11月王叔铭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进入广东军事航空学校第一期学习飞行，成为国民政府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1925年2月参加了第一次东征，6月参加讨伐杨希闵、刘震寰作战；7月从广州军事航空学校毕业，被广东革命政府派到苏联，9月进入第二航空学校飞行科继续深造。1926年2月，王勋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旅莫支部领导。

　　1927年5月王叔铭从第二航空学校毕业后，到苏联空军高级战斗轰炸学校驱逐科进修。1928年又入苏联将校飞行视察专门学校学习，并曾到苏联空军部队中见习，掌握了当时空军的战斗、轰炸、侦察等飞行技能，成为具有全面飞行技术的第一流空军技术军官。1931年秋，王叔铭毕业回国，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后得毛邦初①力保才获释②。1933年2月，王叔铭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飞行科第一期深造，此间航空署全体职员改叙空军阶级，此为空军官制之始；6月毕业后留校任上尉飞行教官；7月调任空军第二队代理队长；11月“福建事变”爆发，王叔铭奉命组织轰炸队，以温州为基地，轰炸福州。1934年1月福建事变平息，王叔铭因功晋升少校；4月率空军参加第五次“围剿”，参加了建宁、广昌、瑞金诸“剿共”战役；7月航空委员会在南昌设飞行训练班，名为“中央康空学校第五期甲班”，王叔铭以空军第二队队长兼任该班班主任。1935年8月，国民政府派王叔铭赴意大利考察空军及航空业。1936年4月王叔铭回国后，任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主任，兼空军轰炸机第二队队长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年底国民政府在成都筹建空军军士学校，培养飞行军士，充实空军下级战斗骨干，蒋介石兼任校长，张有谷任教育长，王叔铭任教育处长，培养空军预备飞行人员，对航校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训练一丝不苟，毫不松懈，作风规范，时间观念极强。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中国空军积极参战。1938年5月杨杰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王叔铭任大使馆空军武官，从新疆赴苏联任职，洽购各式战机及武器装备，为争取苏联空军的大量援助作出了很大贡献。1940年8月王叔铭回国，19日接任空军第三路司令。1941年1月22日任空军军士学校教育长，培养空军预备飞行人员；4月空军增设第五路（驻昆明），以王叔铭任上校司令官，兼云南省防空副司令、昆明城防副司令；8月1日任“中美混合航空联队（即飞虎队）”参谋长，参加了多次空战，表现英勇。1942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美国志愿队所有飞机与人员并入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大队，与刚派驻中国的一个战斗机队和一个轰炸机队组成美国援华空军特遣队，由陈纳德指挥，王叔铭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美国空军志愿大队中国人员管理主任，与盟军协同作战。1943年4月8日，任空军第三路（驻成都）司令官兼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曾指挥空军参加过滇西、鄂西、豫西、鄂北、中原诸战役。1944年8月14日国军空军节，国民政府以空军在抗战的历次空战中攘御外侮著有功绩嘉奖空军将领，授王叔铭青天白日勋章以酬其战功。1945年5月任航空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6月获美国嘉禾勋章；9月27日，蒋介石秘密派王叔铭带亲笔信给云南警备司令杜聿明，准备免除云南王龙云的职务，29日乘专机将蒋介石解决龙云的命令送到昆明；10月3日又飞到河内，给卢汉带去蒋介石的亲笔信，让卢汉主持云南政务。

　　1946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在公墓灵堂举行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公祭典礼，由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主祭；5月31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周至柔），6月29日王叔铭任空军副总司令兼空军参谋长、空军总部物资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北平行营副主任，多次指挥空军与解放军作战；10月配合陆军占领张家口。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赴西安指挥空军，率领七十五架飞机支援胡宗南作战。1948年5月31日继续担任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9月22日晋任空军少将，解放战争期间参与战役四十多次，个人出机二百三十多次；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王叔铭列第五位。1949年初去台湾，仍任“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以舟山为基地，封锁大陆沿海。

　　1950年4月兼任台湾“国防部”防空司令部司令。1951年初晋任空军中将，同年兼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教育委员。1952年3月14日升任“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本月兼任“中华民国足球协会”第一任主任委员；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组织台湾空军特战部队多次远飞川藏边区，空投国民党特务人员及物资、传单。1953年7月，王叔铭命令空军二十大队、运输机群支援掩护海军陆战队、伞兵、步兵，在东山岛与解放军作战，伞降部队遭到解放军炮兵猛烈打击，遭到惨败；10月晋任空军二级上将。1954年6月24日连任“空军总司令”；8月指挥空军参加铜山之役。1955年1月，王叔铭派空军掩护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常以此夸耀。

　　1957年6月25日，王叔铭升任“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时台海战局紧张，甫上任即闻中共建筑完成由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鹰厦铁路，准备攻打金马，立即督令三军，研拟作战计划；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本年美国援台第一批导弹——“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抵台后，台湾便成为拥有导弹的地区。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国民党前线溃不成军，王叔铭竟因“八二三炮战运筹帷幄得宜”，再次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一枚；11月兼任“国军体育总会”会长；12月，鉴于金门炮战的需求，台湾向美国紧急购买了一批“奈基”地空导弹。1958年12月31日，台湾“总统令”，“空军二级上将王叔铭晋任为空军一级上将”，由于他的前任周至柔获叙陆军一级上将，所以王叔铭是国民党第一个空军一级上将；6月29日王叔铭免参谋总长职，转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副主任委员。

　　1962年1月26日转任“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代表团”首席代表兼空军代表。1963年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九届中央评议委员。1969年4月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1972年4月任驻约旦王国“全权大使”。1975年5月王叔铭回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7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1981年4月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1988年7月1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1993年8月被聘为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1997年8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

　　1998年10月28日，王叔铭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三岁，“总统”李登辉亲临悼祭，并颁“勋猷懋著”匾额及旌忠状，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第十六号墓穴。

　　王叔铭长期担任周至柔的副手，对国民党空军建设贡献甚大，是我国抗战的空军英雄，曾出战二百三十多次，战功非凡，因其勇猛，敢于犯险，在空军中有“王老虎”的绰号，他对台湾空军的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叔铭为人倔强奸险，脾气暴躁，善于手腕，又贪财好色，他爱好广泛，最喜欢跳舞，常由亲信驾车寻找舞伴，尤其爱好京剧，公务之暇常参与唱和，并创立大鹏剧校，训练京剧人才，组建剧队；著有《赴美考察空军纪要》等。

　　广东军事航空学校一期学员；

　　苏联空军第二军事航空学校飞行科学员；

　　苏联高级战斗射击轰炸飞行学校驱逐科学员；

　　苏联空军将校飞行侦察学校学员；

　　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第一期学员；

　　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回国脱党追随蒋介石。

　　后接替周志柔长期担任中央空军学校教育长，国民党的空军人员大多出自其门下。

　　王叔铭在空军三十年，个人出击记录230余架次。

　　1949年撤台后任军职如下：

　　空军总司令（1952.3-1957.6）；

　　国防部参谋总长（1957.6-1959.6），对台湾军力进行嫡系大接替，成为受益者之一；

　　1960年6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62年-1971年任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兼空军代表；

　　1972年至1975年任驻约旦大使；

　　1975年退役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3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1969年起被聘历届中央评议委员。（1941年授予空军少将，时任空军第五路司令官，1946年6月29日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3年10月晋升二级上将，时任空军总司令）

　　1998年10月28日在台北病逝，葬于台北五指山国军公墓特勋区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