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西安事变系列之十三，十四

          杨虎城的转变和张学良的入党（西安事变系列之十三）   

       8月规模宏大的两广事变被蒋介石轻松搞定。当时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外，广东广西为中国最为强大的军阀割据力量。而此次事变中，两广中实力最强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所部20多万大军被蒋介石兵不血刃的全部瓦解，陈济棠张皇失措的单身逃往香港。随即中央军集中40万大军直逼广西，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虽然嘴上极硬，号称要决一死战，但已经无力回天，最终被迫宣布归顺中央，停止武装对抗。作为回报，蒋介石暂时让李白两人管理广西。在此次事变中，蒋介石将中央军10万大军进驻湖南，迫使有十万虎狼湘军的湖南军阀何健交出了该省的大权。由此，中华民国南部已定，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贵州六省均为中央控制，剩下只有云南和广西两个省军阀势力。在蒋介石看来，云南广西都是贫穷的省份，面积又非常广大，虽然两个军阀各有3万部队，但从任何角度来看已经不可能对中央构成威胁，只能勉强自保。事实证明蒋介石判断是正确的，云南和广西之后保持近十年臣服中央的地位，没有再敢于反叛。

南部，西部已定，东部中部本来就由国民政府控制，下面需要对付的自然是西北了。

随着两广事变快要结束，蒋介石将视线放回西北，准备迅速解决西北问题，消灭红军，肢解东北军和陕军十七路军。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也明确感到暴雨临近，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杨虎城的迅速转变

早在4月，中共派出特使王世英跟杨虎城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当时中共领导人非常高兴。但这个高兴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之后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杨虎城刻意拒绝再和中共接触，双方的合作没有办法再前进一步。

相比起张学良几乎每2个月的态度就改变一次，最终在6月决定干脆反蒋和中共一起干，显然杨虎城的态度非常不积极。

其实就杨虎城来说，这是必然的。

杨虎城和张学良不同，张学良在1935年去鄂豫皖苏区剿共以前，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中共，也没有接触过红军。张没和红军打过交道，也不知道他们的虚实，自然没有什么交恶的历史。

但杨虎城则和红军，则打了近10年交道，且有过极为不好的合作经历。

早在杨虎城在1928年北伐时期大败，被迫困居安徽太和县。当时他的老朋友，中共党员魏野畴试图让杨虎城将所部加入红军。杨虎城表示反对后，魏野畴策划杨部700多人在皖北阜阳兵变。这是中共策划杨部的第一次兵变，虽然拉走的兵力不多，但在杨虎城看来是很难接受的。

之后，从1928年开始到1933年杨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中共党员）在陕西耀县兵变，拉走了杨部整个骑兵团2000多人。这几年内，中共在杨部中先后实施的大规模兵变就有8次之多，小的兵变有几十次，前后拉走正规军民团近万人，搞得杨部军方地方一团糟，人心浮动。

所以杨虎城一直认为中共在其内部活动，根本目的在于拉走他的部队，完全是利用他而已，和军阀没有什么区别。

其次，杨虎城对中共有着明显的不信任，这主要在于他和中共的几次军事合作。

1.杨虎城和盘踞在川北的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进攻的协定，但张部突然违背这个协定，出兵重创杨部十七路军。不但占领了汉中几个县城，还消灭了杨部数千人。驻守该处的杨虎城爱将-独立旅旅长王劲哉，依靠带领几个卫兵扔掉部队策马狂奔，才勉强逃掉性命。此举让杨虎城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无法信任。

2.杨虎城和途径陕西的红二十五军达成协议，互不进攻，放红二十五军通过陕南。但红二十五军居然违背协定，连续三次伏击，将杨虎城苦心经营的西安警备师的三个旅全部重创，将三个旅长打死了两个，重伤了一个，再一次歼灭杨部数千人。其中让杨虎城最无法接受的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处死了他的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张汉民是杨虎城最喜爱的年轻将领之一，是个老共产党员，在杨部期间为中共做了好多事情。杨虎城派张汉民率领警备三旅尾随监视红二十五军，就是考虑到这点，认为都是共产党员会好说话，不至于火拼损失实力。但红二十军在和张汉民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以后，居然背信突然打了个伏击，将该旅几乎歼灭。最让杨虎城无法理解的是，红军俘虏警备三旅1000多人以后，问谁是共产党员，让他们站出来。在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站出来以后，全部被以叛徒罪枪毙，而被俘的其他三旅士兵军官却毫发无伤的被放回。此举让杨虎城认为红军过于凶狠，对自己人都如此凶残，无法和其有效合作。

3.陕北红军刘志丹在陕北起兵，先后两次大败杨虎城派来围剿的部队，前后歼灭杨部不下4000多人，还占领了陕北六个县的地盘。其实两军开战，有损失本没有什么。但杨虎城救过刘志丹一命，算是大恩德。当年刘志丹1931年4月在陕北彬县策划杨部骑兵旅旅长苏雨生叛变时候被捕，一同被捕的高岗（后来的东北王）由于名气较小，没有人认识他，侥幸逃过一劫。机灵的高岗自称是刘志丹雇来车夫（高岗是陕北当地榆林人），乘乱逃走了。高岗逃走以后，立即找人营救刘志丹，最终找到了杨虎城处。此时中央在陕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得知这个事情，他们命令当地军阀苏雨生立即把刘志丹送到省党部或者在彬县秘密处决。杨虎城得知以后，顶着中央巨大的压力，命令军师杜斌丞找了个理由把刘志丹保释了。后杨送给刘志丹五十块银元路费，还送给他一支手枪防身。杨虎城是土匪出身，向来重义气。在杨自己看来，救命之恩是很大的。但现在刘志丹把他打的那么惨，一点不恋旧情，实在是不讲义气。由此杨虎城认为红军也不讲义气。

这三次接触让杨虎城认为红军不讲信义，很难和他们合作。而之前的八次兵变让杨虎城认为红军和他合作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

除此以外，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和中共合作叫做通匪叛国，按照刑法是一律处死。这个罪非常之大，即使杨虎城之流的一省之长也一样掉脑袋。

从四一二反共清党开始，无数国民党员因为通共被处死或者长期关押（后来如杨部杜斌丞，东北军黄显声之流都因为通共被处死），杨虎城看了很多，也自然知道利害关系。

由于以上三点，杨虎城一直非常谨慎，甚至退在幕后希望由张学良出头。

--------------王炳南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杨虎城的世侄。

中共和共产国际了争取杨虎城，也费尽了脑筋。

4月，共产国际找到了杨虎城的世交好友王宝珊之子王炳南，让他回国做杨虎城的工作。

王炳南是杨虎城看着长大的，也是杨虎城当年资助才得以去欧洲留学的，双方交往很深。

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辛亥革命陕西省领导人之一，从靖国军起，就一直是杨虎城的高级参谋，两人交往20多年，私交甚厚。

王炳南早在17岁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20岁时杨虎城资助他去日本留学，后又去了德国。王炳南在德国时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等职，和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关系很好。

当时季米特洛夫让王炳南从莫斯科回国去做杨虎城工作，给他的任务是：劝杨签订和中共的互不侵犯协定，停止内战，共产国际允许通过新疆给杨虎城帮助。

王炳南自知身份特殊，向来被杨虎城当做亲侄子看待，所以很快接受任务在4月回到西安。

此时的杨虎城已经和中共特使王世英达成了协议，但始终对中共不太信任。

这次见到王炳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西安，杨虎城高兴地说：我已经与中共某些人接触过，可是毕竟素不相识。现在你回来就好了，可以无话不谈！

王炳南将季米特洛夫的话转告给杨虎城，这是苏联第一次给杨虎城以承诺，杨听了非常高兴。两人整整谈了一整天，由此，杨虎城打消了相当一部分顾虑，坚定了和中共合作的念头。

后杨虎城将王炳南留在十七路军，还让其和张学良在上海的好友杜重远联系，后让王炳南去拜访张学良，由此加深了张杨的联系。

杨虎城对王炳南非常信任，本来想继续重用他，但自此王炳南突然发作了严重的关节炎疾病，这个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副部长被迫长期卧床，直到西安事变前期才恢复健康。

话虽如此，杨虎城比较是老政治家，并没有因为王炳南的一番话就彻底改变态度。

6月1日，两广事变开始，杨虎城的态度却迅速改变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杨虎城知道一旦两广事变结束，蒋介石必然回头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而就处境来说，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比张学良的东北军还要坏的多。

张学良虽然现在走投无路，但终究有二十多万大军。将来就算被迫跟红军彻底拼了，再被调离陕西，他的兵力损失一半以上，剩下部队也至少十万以上。

根据兵力来说，一旦全面抗战爆发，张学良那时候肯定能做个战区司令，一样统领几个军，控制一两个省的地区。

而且张学良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基本都听张的，也是张一手提拔起来的，一旦张不愿意，随时可以将他们换掉。所以东北军内部相对比较团结，老蒋很难将彻底瓦解。

现在东北军反正也是没有地盘，将来再惨也无非是没有地盘。

但杨虎城就不同了，他现在就剩下地盘了

杨部虽然现有兵力5万，但除去不可靠和不能打仗的新建部队，能真正顶用的只有2万多人，靠这点部队，杨虎城顶多只能当个军长，集团军司令之内的，就像西安事变之后陕军主帅孙蔚如一样。

一个军长算得了什么？中国在抗战前有正规军就有182个师，总兵力超过200万人。一个军长不过领导2，3个师，只是民国军界一个普通的人物而已。

和杨虎城现在称霸一方，同中央分庭抗礼，和蒋介石几乎平起平坐，在陕西做土皇帝的地位来说，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更可怕的是，蒋介石一旦解决西北问题，肯定会控制陕西省，抢走杨虎城的地盘。

一旦没有地盘，靠中央补给以后，杨部一举一动都要听中央的。杨虎城部下非常复杂，很多将领素有异心，一旦处于这种情况下，很难再跟杨一条心。说不定很快就像当年福建十九路军，很快被中央瓦解收编了，最终落一个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成为一个空有中将军衔的寓公）。

根据杨虎城判断，两广事变将会在8月底到9月初解决，其后蒋介石会将几十万大军北调，很快会对他们动手。

但杨虎城又接到密报，5月中旬日本扶持内蒙古的蒙奸德王和李守信在绥远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并且扶持武装了伪蒙古和当地土匪汉奸部队共2万多人，蠢蠢欲动，多次宣扬准备武力占领绥远全境。

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并成立国防会议，同时调动在山西的中央军向绥远靠近，还大力支持绥远主席傅作义（阎锡山部将），准备跟日伪在绥远开战。

杨虎城认为有了绥远抗战的影响，估计蒋介石不会立即动手。

但早也好，晚也罢，最迟1936年底到1937年初，蒋介石一定会对杨虎城张学良动手。

此时已经到了8月，也就是说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再不破釜沉舟而是像之前那样犹豫回避观望，将来等老蒋的大刀砍到头上，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杨虎城很沉稳，非到紧要关头绝不会出面和中共合作。

“小开”潘汉年和毛泽东秘书张文彬 

所以， 8月下旬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代表，也是秘密战线超级特工大师潘汉年从陕北到西安找到杨虎城，杨虎城内心已经很急了。

当时潘于在5月从莫斯科回到香港，随后在7月代表共产国际赶赴南京和中统陈果夫陈立夫谈判（主要谈苏联希望国共合作的事情），谈判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

8月初潘汉年带着共产国际的让中共务必联蒋抗日的命令（中共由此立即改变之前反蒋抗日的观点，在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并且愿意“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请注意国共合作几个字，只是自1928年以来，中共政策最大一次转变）和一套苏联和中共联络的密电码赶赴陕北苏区（由此苏联可以和中共直接通过电报联络，之前从苏联带回的密电码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使用，导致苏联和中共联络长期中断），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面谈。

后潘汉年被毛泽东派出张学良处，向张解释共产国际支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立场。

张学良听到潘汉年的汇报以后非常高兴，随即将其介绍给杨虎城。

但潘向杨虎城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张杨同红军合作的支持，以及中共方面需要进一步合作的时候。

杨虎城仍然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十七路军不能转变为红军，只能同红军合作。

二是即使三军合作，也不能由杨虎城单独出头，需要由张学良牵头，张杨两军合作一同形式（张杨两者合作，这样力量较大，杨比较放心）。

三就是杨虎城认为最重要的，必须由红军首先打通国际交通线，先可以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不然十七路军无法和红军进一步合作。

当时潘汉年表示这些问题都可以商量，但希望杨虎城能够直接设置一个电台，好直接跟中共联系。在潘汉年看来，这也是最基本的举动，也是杨虎城本人所需要的。但出乎潘汉年预料的是，杨虎城居然断然拒绝，他以西安有很多中统军统特务监听无线电报为由，不同意自己搞一个电台，说是可以通过张学良的电台代发就可以了。

潘汉年以多年秘密工作经验判断，杨虎城并没有什么合作诚意，所以他很快返回陕北，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毛认为杨虎城虽然态度消极，但是陕西的地头蛇，终究要争取他，所以毛写了一份亲笔信，上面明确写道：但为敌为友，在先生没有明确表态，又虚与委蛇的办法，似乎不是先生本意。全国各派联合逐渐有成就，但先生反而持冷静态度，对于秘密联系，暗中准备，都不去做，不是我们中共所希望的。

毛泽东派出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带着这份信在8月26日赶到西安，在31日晚于杨虎城的心腹秘书王菊人面谈（王菊人在1926年加入中共，算是老党员了，张文彬自己还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比王晚了一年）。

张文彬当时年仅25岁，年纪虽轻，但早在17岁就参加中共的农运，后来还上了井冈山，担任过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也是个老红军了。1936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于才能出色，很受毛的称赞。此次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也是信任他能力的意思。

张文彬来西安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中共希望杨虎城能够落实上次潘汉年谈得关于互不进攻，两军通商，协助共产党干部出入苏区，以及在十七路军建立和中共联络电台。

但王菊人的话让张文彬大吃一惊，王刚一会谈，开门见山提出：杨将军认为目前政治形势极为紧迫，抗日反蒋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杨部有必要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并且有了军事计划意见，希望中共，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召开三方会议，进行讨论。

仅仅10天之前，杨虎城同潘汉年面谈的时候，不但提出一堆要求，全是推诿，甚至连安电台这种小事也不愿意。现在突然180度的大转变，完全比张学良还要激进，这让张文彬顿时措手不及，难以置信。

张文彬第一个念头是，可能是杨虎城想试探我们未来军事行动计划和我们的诚意。

由此，张文彬做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回答，他表示杨虎城这样表示中共非常赞同，但杨虎城这样的表示尚没有合作的前提，还是希望杨能够脚踏实地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空话。至于张学良情况张文彬不了解，无法答复，但如果真到了杨所说的地步，可以三方坐下来谈。

可见，张文彬对杨虎城的态度一点也不信任。

果然，在和王菊人见面之后六天内，杨虎城都以生病为借口不和他见面。

9月6日，杨虎城终于和张文彬见面，双方连续谈了两个小时。对于张文彬提出的包括互不进攻，互相通商，建立军事联络的要求，杨虎城完全答应，甚至主动提出要求中共派代表来西安长住，并且在西安设立一部电台。

同时，杨虎城向张文彬提出几点怀疑。第一，杨虎城表示十七路军现在还不可能离开南京国民政府。

这点张文彬表示，应付南京政府是必要的，但杨必须努力做些实际的抗日准备，以防备蒋介石的阴谋。

第二，杨虎城表示十七路军目前不可能改编为红军，但可以合作。

这点张文彬表示，红军不会挖十七路军的墙脚，但希望杨部真的能和中共合作。

第三，杨虎城表示红军必须要接受苏联援助才能生存发展，应该将根据地设在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交界处。

张文彬表示根据地的建立，必须根据各方面情况再决定，不能简单决定设在陕甘宁。

第四，杨虎城担心红军无法获得苏联援助，也担心苏联只愿意援助红军，不会援助杨部。

这点张文彬表示红军获得苏联援助没有问题，而且苏联早已表示愿意援助一切抗日友军，这个杨虎城不用担心。

最后，杨虎城表示西北发动反蒋，必须由张学良来领导，但张学良子承父业，没有经过艰苦考验，关键时候可能靠不住。

这点张文彬没有正面回答，因为他对东北军不是很了解，但希望杨虎城能够帮助张学良。

可以看到，此次谈话杨虎城基本交代了自己真实想法，没有再有什么保留，甚至连怀疑红军挖他墙脚，认为张学良能力不足的话都说了出来。而张文彬回答也算中肯，但其中一些显然是开了空头支票。其实就苏联援助这件事，目前为止也没有明确的答复。

和杨虎城面谈以后，再次由王菊人出面达成几点协议，兑现了之前张文彬的要求。

尤其在杨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共产党员)家里设立了电台，这样杨虎城可以直接联络中共。

此次，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终于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杨虎城也明确表示准备联共反蒋的意图。

为什么前后变化这么大，其实很容易理解。

8月末，在桂系和国民党大佬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调节下，桂系表示只要中央军不武力进攻广西，就可以宣布归顺中央。

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至此，两广事变解决，蒋介石没有费一枪一弹消灭了两广分裂力量。

消灭两广以后，蒋介石必然会立即转头对付张杨，所以杨虎城此时已经被逼入了绝境，再不做打算就要完蛋了。

在之前，中共先后跟陕北的实力派军阀两个师长高桂滋，高双成达成合作协议，由此陕西四个实力派都和中共搭上了关系，保证和红军的互不侵犯，陕西的形势稍有好转。

------------------张文彬在1942年因为从事反政府的地下活动被捕，1944年因为肺病在狱中去世，年仅34岁。

张学良的入党

形势逼人，连一向保守的杨虎城都这样，早在6月就决定跟红军一起干的张学良就更不用说了。

6月30日，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刘鼎突然密电中共中央，其实最关键的只有一句话：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对这份电报，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次日，中央即在陕北安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了张学良的入党申请。会议中，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认为此举对联合东北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最终中共决定允许张学良入党。同时也接受了张学良心腹67军军长王以哲的入党申请。

由于接收张学良加入中共事关重大，而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么重要的决定，必须经过苏联的批准。故7月2日，由当时党的负责人洛甫（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对此事的具体指示。张闻天当天的电报上即有：“我党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等语句。

之后，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李宜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这封信里称张学良为同志，称杨虎城却没有称同志。

同志的称呼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当时只有除了国民党员内部，共产党员内部，军统中统特务内部会互称同志，其他是不会称为同志的。在之前写给张学良的信都称为先生或者将军，从无称过同志。

但共产国际方面的态度很微妙，再多次研究以后，共产国际在1个多月的8月15日后，回电报道：关于你们申请张学良入党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心，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军阀集团(即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最终共产国际的结论为：不允许张学良入党。

话虽如此，但目前对张学良是否入党问题，学术上仍有较大争论。而争论关键在于相关资料的解密问题。

可见，俄罗斯方面已经解密了他们的资料，当年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拒绝了张学良的申请，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一向反苏，甚至出动部队查抄了苏联驻北平的大使馆，绞死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李大钊。而张学良自己在中东铁路事变中查抄了哈尔滨的苏联办事处，并且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苏联员工全部武装驱逐出境，双方由此开战，各伤亡数千人。加上苏联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盛世才等中国实力派都没有好结果，最后都被这些人利用后背叛。尤其冯玉祥曾经连续两次利用苏联后将其出卖（北伐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冯又是杨虎城的上级，属于同一个系统。苏联认为对这些新军阀都不能给与信任！所以拒绝张学良入党，在苏联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但关键是苏联拒绝张学良入党，中共方面就没有同意张学良的入党吗？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共就没有任何举动？难道张学良不是特别党员吗？

什么是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党员通常都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

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

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二是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这是为特别党员的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如杨虎城的心腹部将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另外如国防部作战次长刘裴（桂系著名军事家），作战厅长郭汝瑰（民国著名军事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吉鸿昌，他们也是潜伏在国民政府内的特殊党员，而他们身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而吉鸿昌如果不是在就义前高喊我就是共产党员，谁又会知道这回事情。郭汝瑰如果不是在1949年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谁知道他是中共党员。至于刘斐更是厉害，他应该早在1920年就入党，之后潜伏了29年之久，不但骗了蒋介石，连一手提拔他的白崇禧都被骗了。直到今天刘的身份还是秘密，无法确定他如何入党的。而刘斐和郭汝瑰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几乎了解国军全部作战军事计划。刘郭两人合作，将内战中国府国防部制定所有的军事计划全部交给毛泽东，甚至文件还没有发到国军将领手中，毛泽东就已经先得到了。这也导致了国军在内战中的一再惨败！

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张学良是中共特殊党员，也是最为机密的大事。这种事也必定只有毛周等高级领导知道，或者就是当时张学良身边最亲密的共产党员，如叶剑英，刘鼎，宋黎等人才会知道，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西安事变后中，张学良被软禁长达70年之久，期间算是生不如死（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到，其实他这一辈子就活到35岁，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前）。中共方面虽然曾经希望释放张，但最终没有成功。如果有明确资料证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那么中共无疑于见死不救，牺牲了盟友成全了自己（周恩来曾经说过对不起张学良这个朋友），政治上会遭受很大的问题。

而如果蒋介石可以证明张学良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方面就会很轻易的证明西安事变就是中共策划的阴谋，也可以解释西安事变并非因为国府的无能，而是中共的狡猾。

另外，共产国际虽然做出明确答复，但中共有无将共产国际的消息明确通知张学良，这也是个秘密。要知道现在对比电报可以知道，自1936年初中共秘密与张学良接触后，就常常有选择地将共产国际的电告内容转告张，甚至到西安事变之后也是这样。这些目前为止都没有可靠的解密资料。

所以，这方面的求证是非常困难的，恐怕也这几十年内也不会有相关资料解密。

但最近一些其他资料似乎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东北军将领阎宝航之子，阎宝航是张学良的好友）在张学良的葬礼上曾经和张的心腹将领之一，后来为解放军铁道兵司令的吕正操将军（吕在东北军中担任过张学良的副官，同张非常亲近）有过对话。吕正操将军明确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

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编辑的宋黎（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共产党员，学运领袖）曾对他说过，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张学良是党员这件事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只有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当时为驻张学良处的中共代表）。宋黎曾经就这件事去访问过叶帅，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黎把他和叶剑英谈话的内容纪录下来，装进一个信封，放在保险箱里。宋黎说，等我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阎明复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呢？宋黎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话虽如此，目前宋黎，叶剑英，张学良都已经去世，这份文件并没有公布。

其实就目前国内情况来说，对待抗战，文革，三年饥荒这类世界早已定论的事情仍然不能正式，怎么可能去颠覆西安事变这类严重的问题。即使有这份文件，就现在来说也根本不可能公布。

--------------------------张学良在1936年两次申请入党，而杨虎城早在1927年就两次申请入党。区别是杨虎城的党员资格中共已经批准，但杨虎城因为投靠蒋介石国民中央政府，自己拒绝了。张学良的请求则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

现在已经得到证实的为，80年代叶剑英将军肯定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为中共党员，他同张学良都在6月提出申请，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85年公布了干审字460号档案，档案中可以查阅到共产党员王以哲的入党手续）。由于此时非常机密，连当时在东北军活动的共产党员基本都不知道王以哲已经入党这个情况，就更不用说张学良入党的问题。作为一个东北军军长的王以哲入党的事实，直到王在西安事变时被杀的50年后才解密。如果张学良本人是党员，至今不能解密也是必然的。

而且如果当时只批准了王以哲的申请，却不批准张学良，会对张有多大的打击？这无非是暗示苏联和中共不信任张学良。张之所以敢于反蒋，无非第一得到中共愿意和他合作，第二得到苏联愿意援助支持他的承诺。如果没有苏联援助的肯定，没有中共愿意军事合作的肯定，张学良单纯联合杨虎城反蒋同聚众集体自杀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证明在西安事变中，张杨捉蒋以后，苏联拒绝援助张杨，中共也不愿意出兵。张杨虽然抓了蒋介石，但在仅仅二周内迅速垮台。张杨先后被捕，一个被杀一个被终生囚禁，东北军和西北军很快被瓦解，两个军事团体就此消亡，这可谓对张杨最坏的结局。

拒绝入党就是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不认可，这点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情况下，张就是再傻，就真的毫无顾忌的冒着这么巨大的危险捉蒋吗？如果说苏联认为张学良是军阀靠不住，那张的部下王以哲军长难道就不是军阀？

有些人说，中共曾经第一次拒绝张学良入党，是因为如果张学良入党，只是争取了一个人，对全局不利。但中共为什么在几十天以后张学良第二次申请的时候，却同意了张学良的申请？当时情况有丝毫变化没有？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无法经得起推敲的。

所以，目前尚不能肯定张学良就是共产党员。但即使张就是共产党员，他毕竟还是东北军的领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以他之后的作为，他也没有像彭德怀，贺龙那样把整个部队拉走成为红军。

所以张学良入党的目的，和当年杨虎城两次申请入党如出一辙，也就是想彻底获得中共的支持，从而获得苏联的彻底支持，和新疆王盛世才入党的目的一样。

苏联对中国军阀虽然顾忌，但对中共的援助一向不遗余力。远的不说，9月11日，共产国际即欲从外蒙古提供给中共第一批物资，包括1.5到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足可以把现在陕北3万红军全部武器换一遍。后又准备通过新疆向中共提供一批1160吨箱装货物（用苏联卡车运输的话，需要近500辆），200万卢布和35万美元的现金，15万美元用于采购飞机的拨款和484名相关的专业军人，可见数量之多。

而苏联对于后来成为苏联共产党员的盛世才也给与大量军事援助，仅在1933年12月就援助给盛世才300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30架飞机（包含机组人员）、机枪、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火和战时物资。1935年8月，苏联向新疆省政府提供500万金卢布的借款，用以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偿付苏联军火款。1937年1月，苏联又向盛世才提供250万金卢布的借款。

就之后的行为来看，张也好，盛也好，一个是身边不明的中共党员，一个是确实的苏共党员，但都并非真正以共产党员自居。

中共和国府的谈判

---------------------陈立夫和其兄陈果夫一手创建了中统，是国民政府一股强大的力量。

张杨迫于形势先后作出了这样的行动，中共方面也在积极活动。

此时中共情况很不妙，他在陕北的部队有三万人，但仅有一万支步枪，弹药方面虽经张学良大力支持，但终究无力进行一到二次大规模战役。

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以后，迅速调转约30万大军北上，加上原本在西北的约10万中央军，中央军总数可能达到40万人。这些部队都是中央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早在长征期间，薛岳领导9万多中央军，一路击败数量多达8万多人的红军，将其从江西中央苏区一路打到陕北苏区。一路上红军损失了接近10万人（沿途招兵），最终仅剩下约6000到7000人到达陕北。一路上，薛岳中央军仅在第二次遵义战役被林彪出奇兵击败一次，损失也不过只有几千人，其他和红军的交手都是完全获胜。当时中央军不过9万多人，而现在中央军数量多了4倍。红军数量却只有中央苏区的三分之一，此消彼长，将来作战结果结果可想而知。

除此以外，陕北虽然遍布沟壑，是防御的好地方，但如果蒋介石继续采用步步推进，层层紧逼的战略，红军就无法集中兵力打伏击战，自己的优势无法展现，很难获得决定性胜利。

另外，即使没有中央军的进攻，红军在陕北生存也非常困难。此时红军有3万多人，而陕北整个苏区人口仅有40万人，地广人稀。当时陕北很多村镇只有十几户人，一个县城只相当于江西的一个镇子大小。就算是在延西公路这样的大路边，也是经常走上几十里没有一户人家！

而在四川被击败的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和长征而来的红二六军团1万人，可能在几个月后到达陕北。这两支部队都是新败之师，战斗力虚弱，在短时间内无法起到什么作用。而一旦他们到达陕北苏区，红军总数就达到8万多人，相当于苏区每4个老百姓要养活一个红军士兵，这在自己也经常遭遇饥荒的陕北人民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之后的抗战，也大约100个老百姓养活一个抗战国军士兵，就这样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红军处在这种绝境下，除了军事上奋力自保以外，也在寻求其他方式解决。

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希望苏联压制中共和谈，合法解决中共武装。

双方在苏联和南京多次接触，但双方在1936年初谈崩，苏联表示不愿意压制中共谈判，蒋介石愤怒的撤回正在谈判的驻苏联武官邓文仪。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方面在国内也跟中共搭上了头。

1月，中统陈立夫部下曾养甫（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硕士，他和中共北方局有些秘密关系）联络上中共地下组织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张子华。国民党提出三个要点：1.中共协助国民政府联苏;2.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3.帮助国民政府先统一，然后抗日。

这也是国民政府之后和中共谈判基本点，一直没有变过。

由于周小舟他们不过是北方局，只是中共一个支部，不可能做如此决定性的谈判。所以国府安排共产党员董健吾，张子华两人赶赴苏区谈判（董张两人无法进入苏区，只要拜见张学良。由此被张发现蒋介石在和中共谈判）。他们此次带去几点交换条件，如果中共同意收编，国府可以不进攻红军，之后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

2月份董健吾他们赶到苏区时，毛周对国府的收编要求有明确认识：无非是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在共赴国难口号下节制红军，最终将其瓦解。

他们回复为，如果国府同意以下要求可以考虑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容许红军迅速集中河北，准备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政治自由；内政经济上必须改革。

可见，中共提出条件和国府的要求相差很远。

其后，3月，苏联正式和外蒙古签订武装协定，也就是和外蒙古建立军事联盟，由此违背了之前和中华民国的约定，也是苏联占领外蒙，分裂中国的最好注解。蒋介石再次勃然大怒，由此基本停止和苏联的谈判。

这边直到4月底5月初，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等人再次和国府谈判，提出希望国府停止在山西队红军的进攻。

国府这边在5月15日再次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要求红军将主力部队集中起来，赶赴察哈尔绥远边境靠近外蒙一侧驻扎，国内其他零散部队向国府投降。国府可以改组，加入抗日人士；和日本正式宣战以后，给与红军正式编制，一起抗日；希望红军领袖来南京谈判，同时帮助国府联合苏联。

可以说，此次国府提出的要求更为实际，也非常中肯。其中将红军移驻绥远察哈尔靠外蒙边境，表面上对红军有明显好处，也就是红军可以得到苏联的军援。

但察哈尔北部东部已经为日军控制，而日军扶持伪军准备进攻绥远。红军驻扎在察绥就必然要和日伪冲突，这样苏联如果支持红军，就必然和日本反目，对中国有利。如果苏联不支持红军，那么红军荒凉的察绥边境自然无法扩大，不被日伪消灭也会始终保持小规模，不会对国府再造成威胁，对国府非常有利。

此次谈判意图传到陕北苏区的时候，正好是两广事变开始，中共觉得情况一切大好，所以对这个建议不敢兴趣。毛泽东甚至直接说出：满纸联合抗日，其实是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导致日苏战争。

所以周小舟在7月再次和曾养甫谈判时候，虽然说了很多点，但始终在外围绕圈。

由于此，双方之后多次联络，均没有达成决定的协定。

其实当时蒋介石没有放弃武力解决红军的主张。最近一部电影《建国大业》，片子很烂，但蒋介石有一句话是真理。蒋对儿子蒋经国说：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怎么谈都是一样的。蒋最明白政治手段的和平收编，只是军事行动的一种延续而已。

这边毛泽东周恩来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和国府接触的同时，只要红军没有落入万劫不复的绝境，是绝对不会被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中央军开入西北，蒋介石宣称已经到消灭中共的最后十分钟。

双方最终开始正式有诚意讨论这个问题，则是在11月。

虽然在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3大方面军胜利会师，全国规模的红军长征终于结束。但此时红军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中央军几十万主力纷纷准备开入西北。而最可怕的是红军准备靠近苏联求生的宁夏战役基本失败，红军剩余最有战斗力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5万大军在黄河一线，刚渡了一半就被中央军击溃。最终只有大约2万1000多人渡过黄河，剩余3万多主力在中央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回到陕北苏区。宁夏战役失败，就意味红军无法得到苏联援助。而光靠渡过河的西路军2万多主力部队是无法占领宁夏，也很难穿过青海到达新疆（后西路军在马步芳的打击下全军覆没）。由此红军第一兵力大减，第二四面都是敌军，第三试图获取苏联援助也失败，按照当时情况是极有可能被中央军歼灭或者被打出陕北苏区的。当时红军高层已经开始计划再次放弃陕北苏区进行长征，形势逼人啊！

此时的谈判才是有实质意义的，由于战场上的胜利，国府方面此时非常强硬。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见到潘汉年的时候，一改之前客气的态度，对潘提出中共方面要求一概不理，还说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陈立夫直接提出蒋介石的条件：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目前可以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才可录用；中共的党和政府干部可按照适当比例分配到南京政府机关服务。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如果红军按照这些办了，也就等于比无条件投降好一些。

陈立夫表示以上条件不可以商量，大有中共要么同意，要么就武力消灭的势头。

潘汉年这位特工大师也不是泛泛之辈，他直接质问陈立夫：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吧？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陈立夫表示这些条件确实有些苛刻，但目前红军处境潘汉年自己知道，他可以和蒋协商，或许将红军保留数量增加到1万人。

后在11月21日，由于王以哲的配合红军作战（王以哲故意不进军，导致中央军一部突出），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军一部孤军进入山城堡，遭遇了红军数倍主力伏击，损失了第78师第232旅。

胡宗南赶忙率领第一军后撤，由此红军稳住了阵脚。

由此，国府才在谈判桌上让了一步，在11月19日到22日潘汉年和陈立夫第二次谈判中，陈立夫表示同意红军数量扩大到3万人，并且同意留用红军军官继续指挥部队，其实也就是不在强调收编红军，可以有红军保留现有部队。

可以看到，条件有很大的变化，宽松了不少。由此可以说，这基本是之后西安事变解决的条款了。

       随着局势的变化，连一向落后的杨虎城也下定决心和中共合作反蒋，由此张杨彻底决定和中共的合作关系。既然大方面已定，那么下面需要做的就是：1.尽快打通和苏联的援助补给线。2.获得国内军阀实力派的支持。3内部整训，培训一批愿意反蒋的军政干部和士兵，同时得到陕西群众支持。

打通苏联的地面援助线谈何容易，在陕北苏区四面都有重兵围困的情况下，乐观估计至少要1936年下旬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至于国内军阀实力派的支持与否，主要是看张杨的实力到底能否跟中央对抗。换句话说，只要张杨能否获得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就勉强能够和中央对抗。如果没有苏联帮助，张杨是支持不下去的。实际上，军阀是否站在张杨那一方，就是看张杨能否打通苏联的援助线。这两点无法短期做到，那么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对内部人员进行整训了。

为什么要整训内部?

       这是因为张杨是军阀，军阀内部一般都是派系林立，四分五裂。他们多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没有什么信念和宗旨，一旦这个共同利益被破坏。军阀的部下很容易倒戈，叛变和自立。中华民国从1912年以来的20多年，几乎就是军阀上演背叛，合作，再背叛的活历史大舞台。皖系，直系，奉系，西北军甚至中央军等等，叛变和倒戈不计其数，还出了很多著名的三姓家奴军阀。

大名鼎鼎的军阀石友三，吴化文都是有奶就是娘的人物。以石友三为例，他本来是投靠西北军冯玉祥做了一个马夫，后积功升至西北军一个军长。后随着国内局势变化，石友三先后倒戈投靠晋军（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失败，石友三见势不妙立即投靠山西阎锡山）；

西北军（回归西北军时，石友三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才得以加入。其实不是石友三想回归，实在是阎锡山对其太刻薄，还时刻想吃掉他的部队）；

中央军（冯玉祥和桂系第一次反中央作战，石友三见冯玉祥不是蒋介石的对手，随即接受蒋介石的500万银元价码倒戈）；

北伐叛军唐生智（石友三和北伐叛将唐生智合作反中央，石友三还在南京江北用数十门大炮轰击城内，造成城内极为惊慌）；

晋军（唐生智被中央和杨虎城击败，石友三赶忙率部再次投靠阎锡山）；

西北军（中原大战中石再次回到冯玉祥麾下）；

东北军（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石投靠入关的东北王张学良）；

粤系军阀（石投靠陈济棠，同时被日本收买反张学良作战，结果主力被歼灭，但由此张学良调动大军入关，造成东北兵力空虚，后九一八中陷入全面不利境地）；

韩复榘（再次兵败后投靠老战友韩复榘，还帮助韩诱杀了山东老军阀张宗昌）；

中央军（石投靠中央军率三个旅在河北驻扎准备抗战）；

中共（抗战以后石为了反对中央军，和中共合作，吸收很多中共党员加入该部，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在石部工作过）；

日本（由于感到中共对其部队有野心，石友三很快反共，结果主力被八路军重创，他随即倒向另一个实力派日本。得知石友三和日本合作，蒋介石下密令给他的结义兄弟高树勋，让其严惩石友三。后高树勋将石友三诱捕，拖到黄河边活埋了）。

石友三一生不过40几岁，成为军阀时候已经30多岁，也就是说他在16年军阀生涯中先后倒戈叛变不下12次，先后跟过9个主子，几乎是一年倒戈一次。

为什么这样？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谁给他利益他就跟谁走，也就是所谓有野心，有利益，但无宗旨！

同样出自于西北军的吴化文跟他也差不多，先后跟过一堆主子，包括抗战中1943年投靠日军成为伪军上将，还面见了冈村宁次。

吴部随后参与多次日伪军对解放军的扫荡和清剿，所部1万多伪军和日军合作执行三光政策，杀了不少八路军官兵和地方干部，造成山东解放军很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但最终吴化文的下场很好，他在济南战役中率领所部96军2万多人临阵倒戈中共，导致济南被中共乘虚攻陷，算是立了大功，后被任命为解放军35军军长，下辖3个师，即103、104、105师。

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大家都看过，就是解放军战士占领了南京总统府，升起了红旗。这绝对是同苏军占领柏林帝国大厦一样重要的事件，但奇怪的是谁也不知道这些战士是谁？半个世纪了都没人知道？其实这些战士就是吴化文的35军104师312团特务连士兵，他们在渡江战役中首先占领了总统府。

为什么不宣传他们？因为他们大部都是之前效忠日本人的伪军，是汉奸部队。后来又是在山东追击屠杀解放军的国军，是蒋匪军。

1949年后，吴化文有段时间住在上海养病，当时有原山东解放区群众派代表来到上海请愿，要求杀吴化文以惩其过去残害山东人民之罪行，但被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制止。

由于民愤较大，后吴化文的35军在1950年1月就被撤编，该军存在期仅仅一年，是解放军历史上生存时间最短的一个军。

对于自己的行为，吴化文自己倒是心知肚明，也觉得不光彩。吴化文在九十六军改编为解放军三十五军后，有一天吴在军官会议上说：“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今天跟这个，明天又跟那个，现在咱们‘从’了‘良’，嫁了个好丈夫，今后再偷人可不行了!”

后吴化文担任浙江省政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交通厅厅长，带着4个老婆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最终在1962年病逝，得了个善终。

石友三和吴化文的例子在军阀中司空见惯，当时民国军阀不倒戈的几乎没有。就以他们的老上级冯玉祥来说，他也先后跟过几个主子，甚至背叛直系乘机攻陷北平，囚禁了直系大总统曹锟。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不脱离军阀部队的本质。

------------------石友三还放火烧了少林寺，给中国佛教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下面是吴化文部占领总统府的照片，大家都应该看过。

一盘散沙的内部

张学良的部下较为复杂，有遗留的奉系历史因素。

张学良在其父皇姑屯被炸死以后，手下主要是张作霖的老军官，主要是杨宇霆，常荫槐，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

这些老军官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都是张作霖做土匪时候结识的老兄弟，还结拜过，类似于三国刘备的部将关羽张飞，而杨宇霆，常荫槐，熙洽，臧式毅等人都是跟随张作霖十年以上的老部下，都是奉系的老臣子，类似刘备身边的诸葛亮，赵云黄忠马超等人。

这些老军官在张学良上台时候，基本都成为奉系核心高官或者省长一级的重要职务，但张学良对他们并不满意！

在张学良看来，如杨宇霆，常荫槐虽然能力极强，可以一手控制奉系大局，但举止嚣张，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有当年鳌拜的势头。

张作相，汤玉麟对张学良虽然比较忠心（张一直尊称两人为大爷），但能力平平，年老昏庸。

至于张景惠，熙洽，臧式毅之流表面上或阿谀奉承或老成持重，实则军阀思想严重，各顾自己的利益，不可靠。

其中杨宇霆当时为奉军总参谋长，实则负责奉系军政全局的掌握。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是杨的心腹。

其实就现在看来杨宇霆对张学良还是忠心的，但由于张作霖在世时候对杨言听计从，对其非常尊敬，给与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在杨宇霆看来，风云人物大帅张作霖尚且这样，年轻且狗屁不通的少帅张学良更是应该把他当做父亲看待。

加上杨宇霆素来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张学良的好友郭松龄就是被杨宇霆强力排挤后被迫反奉，后兵败被杀）。在张学良执政初期，杨几乎决定奉系一切大事，很多事情只是时候跟张学良说一下。每当张学良向杨询问情况或发表主张时,杨都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同时杨以父亲身份看待张学良，对张懒惰，吸毒，好色等缺点动辄破口大骂，张学良也不敢顶嘴。甚至有一次张学良因为抽大烟没有及时去议事厅处理政务，杨宇霆居然冲入少帅府，推开卫兵的阻拦，用脚用力踹门大声叫张学良起床。张学良出来以后，杨宇霆大骂张不肖：老帅在世可不这样,混帐东西,你若这样,东北的事能干好吗？张学良忍无可忍，顶了一句：我不行，你来干吧。

杨宇霆居然接口说：你别说这种话，我能够在你身边出出主意就行了。把张学良气得当场面目铁青！

张学良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个人就是有这种脾气，不愿意让别人控制我。谁想控制我，我就跟谁干。对杨宇霆，日本人，蒋公都是这样！

所以这种性格导致张学良下令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在大帅府老虎厅乱枪打死，虽然除了眼中钉，但也杀死了继郭松龄后奉系唯一可以控制大局的人才。

之后这些老奉系军官在九一八前后先后发生大变。日军攻打东三省时候，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臧式毅（投降后其母自觉成为汉奸母无面目做人，自杀身亡），吉林省代省长的熙洽（省长为张作相，张父逝世回去奔丧，将该省交给熙洽代理。此人是满洲遗老，要求恢复大清），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一个特别行政区设定，首府哈尔滨，包括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各一部）先后投靠日军，导致东北军相当一部分没有抵抗就倒戈投降，其中张景惠还成为后来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而之后的热河会战中，张作相，汤玉麟表现的都非常无能。尤其汤玉麟年老昏庸，所部几乎没有做出有效地抵抗，一部率部投降，一部不战溃败。日军只用了10天就占领热河省会承德，此时汤玉麟不但不布置部队抵抗，反而截留运送到军火到前线的卡车将其搜刮的财物运走。在而张作相在热河抗战中指挥也非常失败失败，导致两个旅从热河省会承德未战逃散，这个省会仅为日军128人的一支骑兵侦查部队占领。

热河会战以后，老奉系军官除了投降的以外，剩下的也被张学良清除出东北军，其中汤玉麟被因为热河抗战严重失职，被政府通缉，后退隐天津租界在1937年病逝。张作相本人也在1933年退出东北军，在天津租界隐居。老奉系军官仅剩万福麟，于学忠两个军长而已。

而这两人公认为才能平庸，但在当时都对张学良忠心耿耿，所以仍然被留用。后在西安事变中万福麟投靠中央（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前对万福麟有怀疑，曾经奉命少壮派军人黄显声为53军副军长，监视万）。除了万福麟以外，于学忠是东北军中资历最老的元老。于虽然支持张学良，授予上将军衔军长和甘肃省主席，但于能力平平，人又比较忠厚老实，实在不是一个优秀领袖的料子。

取代他们的是张学良扶持的新奉系军官，诸如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缪澄流等人。

这些新奉系军官的特点都是年纪较轻，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上来的。诸如张学良的心腹王以哲军长，在1922年在奉系进入张学良组建的教导队时，仅是一个教导队第一期中尉连副，一个再小不过的角色而已。在张提拔下，仅仅6年内，在1928年王以哲成为张学良卫队师的中将师长。这种高速的提拔，在奉系内部极为罕见，可以称为史无前例。到了1931年底918以后，王以哲已经成为67军中将军长，成为东北军四大将之一，前后只有10年时间。

何柱国也差不多，在1931年还是一个旅长，到了1933年初就被张学良任命为57军军长，称为东北军四大将之一。

但军阀毕竟是军阀，随着时间的增长，短短几年内，这些所谓的新奉系军官很快也有了老奉系的样子。这些新奉系军官也被东北军年轻人称为元老派。

他们军长，师长通常都有自己一套班子，扶持自己的亲信排除异己，长此以往，都形成了自己一个利益团体。他们所有的行为第一位都是维护这个利益团体，也就是不可靠的。

对于张学良来说，他多少有些优势，就是这些军官都是自己一手提拔，互相之间没有形成大的利益团体，也就是不可能联合起来。一旦有严重问题，张随时可以将他们撤换，就如之前因为刘元峰109师被歼灭而降职的董英斌军长。

通俗来说就是分而治之，让他们无法联合起来，也就不可能联合起来将张学良推翻。但此举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都是东北军所有事情都以张学良为核心，所有将领互不买账，只听命张一个人。

东北军其他人无法统帅整个部队，如果张学良本人是英明神武的明君，那么东北军就会很强。

但如果张学良是现在这样冲动短视，缺乏军政能力，身边又没有能力出众的副手，整个东北军就会一蹶不振。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这个道理。

这也是之后张学良西安事变后离开东北军，东北军迅速内乱的原因。

------------------刘多荃本来是张学良卫队少校副队长，对张非常忠心，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就有刘多荃参与。张学良对其也破格提拔，将其任命为105师师长，该师实则有一个军的兵力。

张目睹新奉系军官的现状，考虑扶持一批决定听命自己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张学良希望首先必须对他绝对忠心，其次要按照红军大学的样式来培养，保证其想红军军官一样有战斗力，最后他们必须是绝对支持反蒋抗日的骨干力量。

在从欧洲解毒回国后，张学良就开始着手这方面工作，提拔了如高福源，白凤翔，刘桂五，刘多荃，黄显声，吴克仁等年轻军官，其中刘多荃还成为105师师长，实际有一个军的兵力。黄显声，吴克仁为副军长，白凤翔，刘桂五为骑兵师师长，高福源之流也是团长一级的军官。

但这些都不够，还需要加大新军官的数量和质量。

解决这个方法，张学良早就想到了，也很快付诸实践，他们产物就是抗日同志会，王曲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

抗日同志会，王曲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

这个抗日同志会是一个东北军的秘密团体，在1936年7月建立，创建时只有15人，除了张学良自己以外，其他全部是张学良提拔起来的少壮派军官，包括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都是张学良的心腹。另外就是还有中共党员刘澜波，刘鼎，苗勃然等人。

后逐步扩大到七十多人的规模，新加入现有忠心于张学良的军官，旅长以上军官：黄显声，董英斌，常恩多，霍守义，刘桂五，高福源，吴克仁，赵毅等人，还有团长级军官：吕正操，万毅，张学文等人，还有就是一批营连军官。另外原黑龙江抗日名将马占山，张学良的好朋友杜重远，中共党员学运领袖马绍周，宋黎等人。

抗日同志会主席为张学良，书记应德田，行动部长孙铭久，理论部长苗剑秋，组织部长刘澜波，宣传部长苗勃然。

其中刘澜波，苗勃然，刘鼎，高福源，马绍周，宋黎等人都是中共党员，而马占山，杜重远，吕正操，万毅等人都是中共的支持者，所以这个抗日同志会一部分核心人物都是共产党员。

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得以实施反蒋的骨干力量，一个秘密的团体，它主要负责东北军内一切秘密抗日活动。它的行动包括军官教育，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等等；同时包括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工作，包括接待保护中共代表叶剑英，刘鼎等人，负责和红军联络的电报，掩护红军在东北军内活动的干部；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张学良明确指出由抗日同志会骨干逐步代替奉系军官的元老派，实现东北军军官的换代。

其中最后一点也是很多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拼死为张学良效命的原因。

抗日同志会主要目的是培训强化张学良的亲信，所以存在的四个多月期间，先后开过多次小组会，加强内部思想工作。同时由中共在东北军宣传的干部刘澜波和刘鼎组织，张学良的亲信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组织和行动。抗日同志会除了将会员训练为听命于张的骨干以外，还大力在东北军干部中进行宣传。东北军的师和团中逐步建立了抗日同志会的秘密组织，大力宣传抗日联共。

虽然抗日同志会是骨干力量，但张学良畏惧元老派的反对，也害怕规模太大被中央政府发现，抗日同志会发展的会员始终有限。很多有抗日思想的军官没有得以参加，而高级军干参加不多，排连等低级干部参加更少，因此对东北军的作用有限。

但抗日同志会的东北军年轻会员则包成了一团，成为一个团体。这些人年轻气盛，思想激进，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这些人绝对听命于张，后成为西安事变中捉蒋的核心力量，也被称为少壮派，有一定的实力。后少壮派在西安事变后和元老派激烈对抗，甚至发动了流血兵变，杀死了王以哲军长。

------------抗日同志会的领袖之一孙铭久，他也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副官，在1936年仅有26岁，其后他亲手捉住了蒋介石。抗日同志会有明显的法西斯结社性质，核心会员都必须向张学良一人效忠，这也是最大的宗旨，至于抗日什么都是其次的。所以西安事变失败以后，包括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在内的一批同志会核心人物先后投靠的日寇。孙担任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应任伪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苗剑秋则在事变发生之前赶赴日本，负责捉蒋的白凤翔师长投降成为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张学良的智囊鲍文樾任汪伪政府代理军政部长，也成为西安事变所谓抗日反降的大笑话。整个参与捉蒋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只有刘桂五将军一人在抗战中壮烈殉国。

成立了自己反蒋联共的核心组织，之后自然就要大力进行宣传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关心的自然是内部将领的培训，他们组织了王曲军官训练团。

王曲军官训练弹在1936年5月成立，地点在西安市南郊的王曲镇。王曲军官训练团团长和副团长分别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团副为杨虎城大将孙蔚如，教育长为张学良大将王以哲（后王以哲回前线，就由黄显声接任）。训练团的学员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的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现任军官，前后办了三期。其中第一期就有500人，主要是东北军军官，十七路军军官只有不到100人。训练科目为军事课，政治课和精神讲话等。

其中以政治课和精神讲话为主。开学第一天，张学良就在开学典礼讲话题题目就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第一句就是要打回老家去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全篇大力宣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而杨虎城讲话也是抗日的问题。

整个训练期间，抗日同志会的会员在王曲大力宣传抗日联共的主张，有时候甚至公开演讲。

为应付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说王曲军官团完全按照庐山军团训练团的样式举办，以剿共为主题。而庐山军官训练团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央训练军事干部的组织，宣扬三民主义，国家统一，先安内，后攘外等思想。庐山军官训练团实施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开了南京国民政府大规模训练军事干部的先声。杨虎城在1932年曾经参加过，知道这是中央收复地方军阀，强化反共抗日思想的洗脑学校。张杨通过这个方式掩人耳目！

除了王曲以外，张学良还秘密成立了学兵队，这是张培养新一批抗日中低级军官的组织。张学良计划由这些新军官进入东北军，充实内部新力量，改造东北军。

1936年8月学兵队成立，队长是孙铭久。学兵队有300多人，大部分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介绍过去的积极抗日青年，其中很多事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有一部分是中共党员。

他们主要成员从北平上车，坐的是东北军运兵列车，一路不允许下车。到了西安以后，学员一下火车就带领他们去军队内部的澡堂洗个澡，洗澡后把他们带到东城门楼上，换上军装。途中没有和任何人接触，很注意保密。

中共在学兵队中不断进行宣传，收入新人，力量逐步扩大。

学兵队的体制和红军后来的抗日大学类似，学兵队半天进行军事训练，半天进行政治学习。军事训练以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为重点，并以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为重要内容。政治学习此外还曾邀请刘鼎、孔祥桢等中共党员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红军的军事民主”等问题。

学兵队全部训练生活都是东门城门上，平时不允许下楼，四面都有卫兵站岗，非常秘密。当时军统特务已经发现有这个组织，但由于无法登上城楼，始终无法得到确切情报。

可惜由于到西安事变爆发只有4个月时间，最终没有培训出来。

该学兵队在西安事变以后被解散！

除了军官以外，张学良通过抗日同志会写了大量抗日宣传资料，发到东北军士兵手中，进行抗日宣传。

其实相比军官来说，东北军普通士兵抗日回家的意志更强。他们基本每人都在九一八事变中奉命离开东北，搞得妻离子散。以早在1935年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俘虏一批东北军官兵，发给他们5块银元让他们回家的时候，很多士兵就痛哭流涕的表示自己无家可回。

到了陕北和中共交手三次，东北军士兵普遍不愿意打内战，觉得要死也要死在东北，所以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三次交手俘虏了数千东北军士兵，当时中共给他们进行宣传，既不讲马列主义，也不讲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一致，打回老家去。当时大部分东北军士兵都深深认同这句话，在他们看来他们和中共无冤无仇，而且都是中国人，根本没必要拼命。而日本才是占领他们老家的侵略者，自然应该去和日本人拼。

由此，东北军很多士兵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言论，很多人从中共处回来就成为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

相比如火如荼的东北军内部的活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就差得远了。因为十七路军的情况更差。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骨干都是当年中秋会，靖国军的老军人，这些人之前多为土匪，民团或者老兵油子，从军本来就是为钱为权，军阀思想更为严重，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排挤，非常腐败。

杨虎城曾说：我们有些带兵的人本身眼光太小，地域观念太重，只知道用私人，甚至用些亲戚邻居来当兵，对外人一律不用。更重要的不但不用人甚至虐待他们，因此就发生不少的变故，形成很多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团体。外省人顾虑到这点不敢加入我们的队伍，本省人在外转战多年，一回到家（回到陕西），便什么成家立业，从事整理私活，对团体（十七路军）的前途不在顾虑，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啊。

军官如此，士兵也好不到哪儿去。杨虎城自己曾说：我们的兵多半是募来的无业游民，军队裁一个兵，社会上就多一个匪，多年来的盗贼分析起成分来，多半是当兵的。

十七路军为老陕军，军队内部都是陕西人，没有东北军那样离乡背井的心态，也没和日军交过手，抗日思想相对较轻。而军官都是地头蛇，对中共占据陕北苏区后搞得诸如土改，肃反那些也深感恐惧，对其比较仇视。

所以随便宣传抗日联共，恐怕会遭到内部很多反对，尤其是高级军官。

杨虎城对他的部队心知肚明，他说过：我们团体内，重要干部都是过去用义气结合的，是封建底子，像张学良这样组织起来就要分裂。只能一步步的来，一点点的替换。

杨虎城早期曾经培养了张汉民，赵寿山，孔从洲，许权中等年轻军官，但毕竟人数较少，不能彻底改变整个十七路军。

所以杨虎城出来派出少量干部去王曲培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培训干部的举动。

杨虎城曾经考虑让中共党员王炳南邀请一部分进步人士在十七路军内部成立政治训练班，训练中下级干部。但因为杨虎城本人顾虑很多，王炳南也因为关节炎卧床数月，这个计划直到西安事变开始也没有实现。

所以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一开始就出现归顺中央的现象，后接二连三将部队拉走。

-------------十七路军成分复杂，曾经被人攻击为兵匪不分。后在西安事变中，十七路军出现一定程度的抢劫现象，还枪杀了西安边业银行经理王德俊。后十七路军军官纷纷投靠中央，包括杨虎城最信任的王老虎王劲哉旅长。

中共主打的群众宣传

除了军队内部以外，张杨为了争取陕西的群众支持，还开始了规模庞大的群众抗日运动。

这点对于他们来说有些难度，但对于中共来说是小菜。中共以宣传起来，群众运动是他起家的法宝，无论工运，农运，学运都是他们最擅长的东西。早在1935年的129运动，在北平就有6000学生参加，最终蔓延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几乎全国范围都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整个搞得天翻地覆，就是中共的杰作。

张杨的宣传，主要也是靠中共的两个地下组织，东救和西救。

东救骨干是学运领袖宋黎，马绍周，刘澜波等人，西救的骨干则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谢华，徐彬如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东救和西救都是共产党领导，各有各得团队，宣传力量都很强。

其中西救更是有力量，主要是他们一直有杨虎城的支持。

自从杨虎城在1930年主政陕西以来，奉命武力自保，政治反蒋的政策，所以一项支持省内反蒋的教育政治势力。

当时潜伏在西安的军统中统特务向中央报告：西安教育界通匪现象严重，一部分中共和亲共人士担任高级职位，搞不好，惹恼了杨虎城不好办。

早在1931年初，杨虎城主办《西北文化日报》和《西安日报》，任命共产党员宋绮云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老共产党员蒋听松为《西安日报》社长。其中《西安日报》为西安省政府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为先绥靖公署的机关报，都是公办的报纸，影响力很大。这两份报纸在当时非常的红，是杨虎城的舆论阵地，其中又以《西北文化日报》为最，他的总编辑宋绮云为徐州人，1927年入党，担任过徐州邳县县委书记，后由于被中央通缉才改名换姓转到杨虎城处工作。宋绮云一向很红，担任总编以后，用这份报纸宣扬中共立场。1934年元旦，全国报纸以剿匪胜利为题目，但《西北文化日报》则以危机严重的新年为题目，攻击国府政策卖国，导致国土沦丧，经济崩溃，国难当头。

1935年10月蒋介石赶到西安部署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西北文化日报》则故意以“将委员长飞抵西安”为题目，暗示蒋委员长掉了脑袋，一时间该报纸被抢购。

宋绮云敢这么做自然是有原因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中统负责人宋志先曾经亲自带领特务来逮捕宋绮云，但《西北文化日报》名义上的社长是杨虎城的心腹陈子坚。陈的身份是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实则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陈得知宋志先来抓宋绮云，亲自出面让特务们抓他。当时西安还是杨虎城的地盘，中统特务不敢得罪杨虎城的心腹，只得走了。

宋志先后来抱怨说：江西是共匪集中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里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但说的确实共产党的话，甚至做共产党的事，红白不分！

中央为了制约这两份报纸，派出中央人员邱元武赶赴西安办了《西京日报》，宣传中央的言论，包括剿共和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思想。杨虎城对这份报纸非常痛恨，他多次找邱元武进行劝说，希望他不要宣传这些。但邱元武信奉三民主义思想，加之有国府中央支持，对杨虎城劝说根本不为所动。

杨见此种情况决定杀一儆百，找了几个十七路军的特工将邱元武暗杀。杀鸡吓猴，从此以后西安亲中央势力不敢在公然对抗杨虎城。

张学良这边在1936年6月18日也主办了《西京民报》,其总编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翰伯担任,该报的宗旨是宣传东北军复土返乡、团结抗日思想。

1934年中共从上海派来谢华和徐彬如等党员来到西安，并且在1935年10月建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后有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就会，宋绮云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杨虎城对西救会给与默认，并且尤其领导十七路军的抗日宣传工作。这些有丰富经验的老共产党员加入西北军宣传机构以后，该部的力量更为强大。西救会逐步发展到下属二十三个组织，并且和陕北苏区接上了头，直接受毛泽东周恩来领导。

国府对陕西文化界通共早有耳闻。

1931年蒋介石特地派来中央教育高官李范一来担任陕西教育厅厅长，并且撤换了一批西安的校长和教师，试图宣传中央的立场。但杨虎城随即暗中支持中共组织西安学生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李范一下台，并且列出十大罪行。李毕竟是个文人，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急忙向杨虎城报告学生中有共产党煽动，要杨虎城派出军警捕捉惩办。

杨虎城冷冷的回答：教育不是李先生负责的吗？我如何插手？你说有共产党，有什么事实根据吗？李范一大惊之下赶忙向杨虎城辞职回南京。杨虎城随即任命自己手下的亲共人士李白龄接任教育厅长，立即将李范一任命的校长教师全部撤换，还安插了一批亲共人士为校长。

在1933年国民党大佬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府教育界位置最高的官员，传说蒋纬国的生父）在西安对学生演讲，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这些学生都是接受中共宣传的亲共积极分子，他们根本不听戴季陶的言论，反而群起攻之将其围住要殴打。后戴季陶在随行人员保护下狼狈逃走，但坐车却被学生放火烧了。由此戴季陶大怒，将西安情况汇报给蒋介石，蒋也非常不满，认为西安教育文化节实在太差，没法不整顿。

1933年3月蒋介石亲自约杨虎城在石家庄见面，蒋说：你行伍出身，读的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以后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好好查查。

杨虎城此时情况不太好，进入甘肃部队被蒋介石瓦解，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只得表面上听从蒋介石的说法。

后蒋介石在1933年再次派来中央的周学昌担任陕西教育厅厅长，杨虎城没有拒绝，但对周极为冷谈。周比李范一狡猾一些，他老老实实做官，对于南京的命令，知道杨虎城反对的，他一律不敢执行。由此昏昏庸庸的在西安混了几年，蒋介石知道周学昌有苦衷，也没有给与催促。

所以在杨虎城主政几年内，西安文化界亲共现象很明显。在西安宣扬反对内战，反对中央之内是自由的，街上可以买到亲共的报纸，甚至学校中看以看到马列主义的书籍。

但发展到了1933年春，又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当时中央在西安设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这是国府名义上在西安党一级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在陕西的权力象征。省党部里面有大批中统特务，负责搜集情报，打击亲共反中央力量，尤其负责抓捕共产党员。

中统在1933年活动频繁，并且在各学校发表公告禁止学生阅读马列等中共书籍。由此中共再次组织一部分学生冲击省党部办公室，将其全部砸毁，还搜出了省党部委员的一个大烟灯（当时西安抽烟片的人很多），学生将烟具举着上街游行！冲击党部时候，十七路军负责站岗的卫兵未予组织，而中统特务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武装，人数也少，更不敢开枪，无力对抗人数众多的学生。

冲击省党部等于冲击中央政府，是天大的事情。省党部的中统负责人找到杨虎城告状，杨却说：学生闹事，全国皆然，我看南京闹的更厉害。蒋委员长都拿学生没有办法，我能怎么办？

中统负责人只好走了。杨虎城随即对身边秘书说：打一下他们也有好处，这些太嚣张了，不打不行。

省党部其实好惹的，他们随即将这个情况报告蒋介石，说杨虎城煽动学生冲击省党部，大逆不道。蒋介石认为需要给杨虎城点教训，在消灭杨部进入甘肃的力量以后，蒋在1933年底没有通知杨虎城，直接将其陕西省主席职位撤掉，安排邵力子接任。

杨虎城措手不及，也算吃了一惊，由此杨没有再敢于搞如此直接对抗中央的暴力行动。

----------------宋绮云出名是因为其子小萝卜头宋振中，他和夫人徐林侠及他们8个月大的幼子宋振中在1941年被逮捕（当时宋夫人抱着孩子，宋夫人也是共产党员）。8年牢狱生活后，他们三人在重庆被军统特务处死，同时被处死的还有杨虎城父子，都是用匕首刺死的。

在西救会成立的同时，张学良手下的高崇民，共产党员宋黎（当时名义上是张学良的秘书），刘澜波等人组织了东北救亡会，简称东救会，负责东北军方面的宣传。

东救和西救会合作，在1936年连续多次举行大规模群众运动。

5月西救会组织大游行，但由于被军统特务侦查得知内幕，当场被捕二三十人。西北剿总参谋长，也是蒋介石派出监视张杨的晏道刚向蒋介石报告到：近破获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炒出反动刊物若干，均极力诋毁中央反对剿匪。

杨虎城得知后，命令十七路军宪兵营给与保护，该宪兵营很多中共党员，营长金闽生就是共产党员。平时他们集会由军人保护，之后的游行中一律由宪兵队穿便衣给与保护。

张学良则派出副官孙铭久的学兵队学员，由他们穿便衣保护游行。

这些军人身体强壮，受过军事训练，一般警察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之后的游行都很顺利。

918纪念日召开抗日大会，并且组织了大游行。

10月10日双十节期间，两会又组织了群众大会，批判国府亲日媚日，并且再次举办游行。

10月下旬，两会组织追到鲁迅先生大会，攻击国府政策，举办更大规模游行。西安军统组织武装警察进入会场试图驱散群众，学生不退，双方对峙。结果张杨派出部队迫使警察撤退，游行得以继续举行。这是张杨公然支持两会的明显表示。

到了12月9日是129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两会组织的群众运动达到高潮，动员十几万人参加，直接参加游行的就有1万多人。游行队伍甚至准备步行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示威，后被张学良拦阻（张准备捉蒋，不想打草惊蛇）。该次活动为张文彬负责，张文彬是毛泽东的秘书，派到杨虎城处做代表的。运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杨虎城参谋长王根生家里，所以军统中统特务没办法查。

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想不被中央得知是不可能的。

中央潜伏在陕西的特务对此作出一系列的反应，并且直接导致张杨和蒋介石的关系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