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 a green zone:从《批评官员的尺度》谈媒体

在最高人民法院当法官的何帆，是这几年来在法律图书中最盛 产的作者。除了自主写作之外，他的法律图书翻译，尤为可观。2011年年中，他连续出版了两部译作：《批评官员的尺度》和《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在中国 司法界频遭诟病的今天，何帆对于美国司法实践的一系列引介，由不得人不敬重其写作的勇气，与思怀千古的深远。

《批评官员的尺度》是美国两度普利策奖获奖者、前《纽约时报》编辑安东尼?刘易斯的著作，叙述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如何通过审理《纽约时报》诉警 察局长沙利文案，确立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尤其是对政府进行批评的自由的过程。1960年代的美国处在黑人民权斗争最炙热的时代，媒体在推 动黑人争取平等权利与免遭毒手方面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而南方各州包括政府、社会与民间，都视倡导平权的媒体为仇寇，试图通过惩罚而惊慑媒体。最高法院 经此一役，不仅使美国媒体获得了自由报道平权运动的过程，亦使第一修正案从此成为保护媒体免遭政府干预的护法，遂使后来的《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 《纽约时报》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俱成为可能。

本案从发生到审理过程迂回曲折，风云变幻，读起来委实惊心动魄，不输于武侠小说。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安东尼?刘易斯并不止步于此，从而延伸出第一修正案对于媒体的保护局限、媒体自身的伦理困境和社会与媒体之间的权争，一步步诱发关于媒体自由的全部讨论。

近期以来，毋论中外，媒体突然集中性地遭受到众多的指责，似乎媒体权限过高，成为了一个公共思维。《世界新闻报》所引发的对于默多克及其集团的新闻过度操作，中国诸多媒体低俗的娱乐报道，官方媒体对于主流新闻事件的置若罔闻，无不令公众对媒体有切齿之恨。

第一修正案诚然伟岸，然而若未明了媒体自身之本质，法律之保护、补偿与惩戒，都流于无谓。因而，这倒使我反思起媒体在与政治、社会和私人的权力争夺之中，其自身的角色定位来。

无论是美国那样的开放社会，还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媒体与世界的关系无非三种：

媒体和政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媒体有否权力报道？报道是否有界限？批评是否有边界？

媒体和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媒体报道社会，有否判断的权力？其伦理边界又在哪里？

媒体和个体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媒体可否介入私人生活？介入到如何程度算是合理？私人事务与媒体之间又如何取得平衡？

媒体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说到最后，无非是媒体何时进，何时退？

我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怕是要回答：媒体究竟是什么？媒体对于社会究竟起什么作用？

自19世纪以来，公众对于媒体的期许越来越高，而媒体的自我定位也是越来越正义化。诸如“第四权”、“无冕之王”等等帽子，已然成为公共认识。

然而，仔细查究，我却不能不说，媒体对于社会之贡献委实有限，其对于人类之进化、社会之进步、公共之健康，都流于表面。事实上，科学、书籍、法律，都在实质意义上推进世界之改良，而媒体无非以其资讯、意见与表达，呈现以上领域之进益，其本身并不生产进步。

媒体常自诩其乃是真相甚或真理的发现者，然而这个论断一样无法经受推敲。真理惟有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予以论证，在理工领域有科学技术，在文史领域有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何时轮到媒体说三道四？媒体莫说掌握全部真理，便是部分真理亦都可疑。

以新闻为职业者，常说新闻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意思是今日之新闻，等不到一个完全全面精细之表达，已成为昨日黄花。在我看来，它最多只是一门遗憾的手艺，因为它无精确之计算论证，无严密之推理试验，无推敲之优雅灵感，如何算得上艺术？

当然，同样作为一个职业媒体人，我并非媒体虚无主义者。媒体之存在，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毕竟，它提供了一个探测与观察当下所掌握的至少部 分真相的渠道，它建设了一个发表言说的公众性公共平台。通过职业媒体人之运营与操作，公众得以知晓自身之外的公共信息，并在此公共畛域之中，体察与了解他 人的观念与知识。

因而，媒体是什么与起什么作用的答案便已昭然：它乃是公众了解公共之窗台，乃是参与社会发言之讲台。

那么，我们便可以大约定义在三大关系之中，其进退的原则。

在公共事务之中，即其与政治与政府之关系，应当拥有全面之发言权。而这个发言权，不当受到任何的限制与压制。政府乃是公众委托以管理公共事务之机 构，媒体本质上与政府是平行之社会机构，无隶属主从关系。政府管理媒体，乃是僭越，乃剥夺公众了解公共信息之权力；政府任何机密之事务，惟有从其自身谨 守，若被媒体获得，便是其自身失职，而不能以国家机密搪塞。政府官员既是人民公仆，其自身便已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下，而不可以其自监为名，禁绝公众的了解。 于是审查与追惩媒体的报道，便成为其监守自盗之掩盖。任何与公共事务相关之领域，大可以此原则推断。在这种关系中，媒体惟有进，无有退。政治、政府、官员 无任何权力可以监管、指责、起诉媒体。

在社会事务之中，即与社会与公众之间，媒体乃是有限责任与自我伦理设限。社会事务不完全等同公共事务。社会之结构，除了政府之外，有公司、社团、民 间组织、机构等等。各种部分，都自有其利益与成员。若是这些部分之行为涉及公共利益，媒体自然有权力报道与发言，而其自主发言之行为，不当受到这些组织之 干扰。但设若这些部分之行为，仅限于其自身之关涉，则媒体应当止步。媒体没有裁判权力，更非伦理法庭，动辄以言论自由侵扰，如何保证自我的权力？媒体与此 尤其当有自我伦理设限，社会事务纷繁复杂，是否关涉公共利益乃是根本的判断标准。人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社会有共同道德、传统伦理、区域历史、族群特 征，媒体好以公共、进步、世界等等大词品评，并喜好充当包青天，无非自我膨胀而已。

在个人事务中，即个体与私人之间，媒体当采取尊重与退却。个人与家庭乃是人类在不得已的群居生活中之最后的堡垒。多数普通人并不能承受来自公共瞩目 之下的压力。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崇高与渺小、伟大与龌龊，只要与公共事务无涉，都不当予以披露，这乃是事关个体生存尊严的领域，不容侵犯。不过，所谓个人 事务，并不包括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乃是依靠公共关注获得其自身利益，隐私权相对狭小本身就是其职业风险，侈谈个人隐私，不过是鱼与熊掌得兼的贪得无厌而已。

1919年，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在一份审判的异议 意见中写道：“如果宪法中存在一条值得我们当前必须关注的原则，自然非思想自由原则莫属。这项自由，不仅属于那些我们所赞同的思想，也包括我们深恶痛绝的 思想的自由。”社会与世界乃是阔远而进化的，媒体对于人类而言，并非解决之道；而媒体之存在的理由与价值，乃是提供真实反映当下的信息与资料，以供在各个 层面中的人作为参考之依据，行动之借鉴与观念之比照。其本意并不包含改造社会，尽管有时候其附带作用的确是改造。

我对于中国的媒体素来怀有强烈的不满。其来源尚不在于言论之空间，行为之果敢，技术之进益，而更在于立基于当下的环境，其自我伦理之欠缺，观念之颠 乱，报道之偏颇，连号称第一流者都未能免俗。中国媒体，要之三媚：媚上、媚俗与媚己。媒体人若有缘读读《批评官员的尺度》，与其哀叹第一修正案之缺乏，不 若反求诸己，做一个称职自知与平衡的媒体人，怕才是成为职业媒体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