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儿童牙膏能吃吗:张静江、戴季陶、居正、吴铁城

张静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挚友、蒋介石导师
戴季陶----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秘书、理论权威
居正----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辛亥革命元勋、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
吴铁城----国民党元老、“国父”的小同乡“蒋校长”的心腹
张静江
张静江（1876—1950），谱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任驻法商务参赞一职并开始在国外经商，自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识后便开始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在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美国纽约。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均与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中山称之为“革命圣人”，而蒋介石则称之为革命“导师”。
张静江在离开家乡南浔之前并不出名，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但他行侠仗义，深受乡人夸奖。由于南浔张家资产颇大，是南浔“四象”之一。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谚语，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十分形象。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百万两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两以上不足百万者称‘牛’；三十万两以上不足五十万两者叫‘狗’。”张家与张静江的外祖父庞家均被列为“象”。而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矰，“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字――引者)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
1.“革命圣人”――孙中山心目中的张静江
21岁时，其父以银10万两捐得二品候补道衔。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一等参赞，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提供白银3万两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曾在法国巴黎开设专卖古玩、茶叶、丝绸的通运公司，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资助革命活动经费。三十二年在法国参与创办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周报。次年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回国。1902年，张静江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此次法国之行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相遇时，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
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之后便积极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四象八牛”成员。这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
这一时期，张静江不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而且还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其中创办《新世纪》周刊即为一例。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发行《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赞助革命，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南浔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因张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但他却始终将为革命筹款作为最紧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杨寿彭的信中说：“因军事紧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处有款源汇济，则急转输策应，无慢滞之患，一切进行当能如意也”，足见张静江为革命筹款的急切心情。
1918年“讨袁之役”失败，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度过难关。由于张静江对革命的巨大贡献，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特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他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曾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继续为国尽力，为党做事，并说治好张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张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从经济上无偿捐助革命，默默无闻，为革命尽心尽力，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革命圣人”的雅号由此而来。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穗北上会谈南北统一，不期重病住院，张静江抱病赴京到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看到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的样子，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他忧心如焚，在京城遍寻良医。
自1925年2月2日起，张静江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每日详细地记录病情的变化情况，天天企盼出现奇迹。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照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
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2.革命“导师”――蒋介石心目中的张静江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蒋介石攫取广东革命政府权力后，应邀由上海到广州，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静江更是全力以赴支持蒋介石。1925年6月，蒋介石在广州遭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攻击时，急忙电促张静江赴穗助己。据当时蒋介石所言：“单枪匹马前狼后虎，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在张静江的帮助下，蒋介石逐步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影响，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为使蒋介石将来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军权，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翌年5月，蒋介石为在北伐期间使国民党的大权不至于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极力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个月后，张静江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此职，提名由蒋担任，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静江代理该职。两人你来我往，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便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张静江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对张静江革命“导师”的称谓看来并不为过。
1926年7月又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3月到上海后，与吴稚晖等人非法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提出“对共党弹劾案”。后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主持浙政，负责“清党”工作。后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旋又被迫辞职。1928年秋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29年，在杭州主持举办“西湖博览会”，曾轰动一时。张静江始终遵循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的遗训，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盟兄，蒋介石的发迹是和张静江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致力于国计民生的张静江与大权独揽、独裁中国的蒋介石矛盾日深，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黄郛等人冲突，1930年被免职。
双方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双方对建国之后在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张静江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把被革命破坏的生产重新建设起来，使国家变得富强，以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弱国被欺的局面。而蒋介石则想一心一意“剿共”，进而武力“统一全国”，确立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使经济建设缺乏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对于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而言，无疑是个不利的因素。况且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四大家族”的崛起对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也存排挤之意。因为虽然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已经按照计划成立，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按时为其拨付建设的经费，仅仅在其成立的时候，一次拨付10万元了事，直到建设委员会裁撤。由于张静江与蒋介石两人在“剿共”和建设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张静江于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上便被排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十年代中后期渐渐地离开了中央政治的核心。自然其所管辖下的建设委员会也随着其权力的下降而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逐渐变得微弱，以至于在后来仅仅管理属于自己的几个附属企业，如淮南矿路局、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等。虽然名义上还管理着全国的电力工业，可是也只是发发电厂的营业执照而已，别的也就没有什么建设事业可言。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机构繁多，如直属于行政院办公厅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除去这三个主要的负责全国经济建设事务的经济机构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机构：隶属于行政院的铁道部、交通部、实业部等，这些部门建制重叠，互不相属，彼此分权，职责不明，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1937年12月31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国民政府决定将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和第四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合并，成立经济部。随着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机构并入经济部，张静江便由港赴欧，最终赴美。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关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台湾方面闻讯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张静江不但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多方提携，对其婚姻大事也颇为关心。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婚姻，张静江可谓关怀备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婚姻之“合”乃张静江所为，“离”亦是张静江所劝。当然张静江为其婚姻的劝说“合”“离”的苦心也是为了其盟弟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故居
张静江故居系其父张宝善于1898年所建。故居中堂之画系谢公展的手指佳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为翁同龢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二厅、三厅里陈列着张静江手书赠陈立夫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对联。还陈列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手书的《酒德颂》（作者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板屏六块，系用银杏木镌刻，为国内珍贵文物。
“张静江故居”横额，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所书。大厅“尊德堂”为典型的江南厅堂建筑，有中堂、有对联。这儿是张家用来接待官场上的客人用的，堂匾上这“尊德堂”三字，为清末名人通州张骞题写。两侧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一付楹联“(静江兄雅居)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是同治、光绪二帝的老师翁同酥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尊德堂右边是边厅，为双层结构，冬暖夏凉，是张家用来接待一般客人用的。边厅有张桌子是明代家具，是用紫檀木所做。紫檀木产于南洋群岛，数千年才成材，世上十分稀少。其材色赤，质甚坚重，入水而沉。据说夏天菜放在桌子上不会坏。十多年前，有位来过这里的外宾，看了以后愿出一万美金想把它买回去作为收藏品。厅内有几幅书法，是张静江题写，其中有幅“铁肩担道义，棘手做文章”是送给陈立夫的。此字幅真迹现在陈立夫台北的私人客厅里面。厅内有张红木床，又称“太子床”，主要是午休喝茶用的。大厅总面积达624.6平方米。
故居二厅、三厅现辟为陈列室，再前面的一厅在战争中被毁了。新辟的陈列室是1994年在南京“第二博物馆”的支持下设立的。现展出的这一大批真品、真迹都是由南京“第二博物馆”所提供的。这橱窗内陈列的是一些影印件及往来信件。其中有孙中山委任张静江为国民党本部参议的委状；有孙中山写给张静江询问张的病情的信；有蒋介石的借条及蒋介石在丧母期间(因花费太大)写给张静江的信；还有张静江在孙中山遗嘱上的签名；有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三人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合股协议书等等。有趣的是孙中山写给张静江的信，大多是询问张静江身体状况的，而蒋介石给张静江的信，则以向张借钱居多。左边的一排是又一位民国元老于石任先生急需经费写给张静江的信；有何香凝就廖仲恺墓迁葬一事给张静江的信；还有孙中山病急时，张静江对孙中山病情及治疗过程的详细记载。右边的一排是陈立夫、陈果夫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给张静江的信。四周照片有孙中山和张静江在海宁的合影；有张静江在中山陵铜门上的题字照片。
故居还有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手书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酒德颂》板屏六块，系用银杏木锈刻,是国内珍贵的文物。这两边的二句诗句为清书法家赵子廉所写。再往左边走是边厅，这儿展出的是张家的一些家事记录,有“尊德堂”家庭合影,朱逸民、陈洁如的生活照;还有张静江女婿陈友仁致张静江的手札和张静江子女照片,张家的帐本、寿礼薄、全福帖等等。这两边的墙上都是张静江临摹“八大山人”所作的一些字画。厅内有张桌子叫琴桌，意在弹琴所用之桌。上面这付对联是张静江为他的姨表嫂六十大寿所题写。
张静江故居建筑为典型的江南宏门豪宅风格。厅堂两座门雕，雕刻精细，全部用方砖雕刻而成。这上面“有容乃大”四字，出自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丈，无欲则刚”名句。这墙门上面“世守西铭”四字，根据宋朝张栽弃官后授徒著有“东铭西铭”的典故而来。“有容乃大”和“世守西铭”两门楣，都是南浔镇前贤周梦坡(又名周庆云，近代实业家收藏家)所书。
张静江的女儿们
张静江共有12个孩子。前妻姚蕙生了5个女儿。即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茜英；她们均生在法国。，外语基础好，右手生母姚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个个都是“中西结合”的大家闺秀，格外引人注目。
大女儿蕊英嫁瞿濂甫；二女儿芷英嫁周君梅（南浔丝商之后，英国留学生，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
三女儿芸英嫁电影明星陈寿荫。张静江在外一向主张自由、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他认为文艺圈不可靠，所以他极力反对。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有一次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父亲，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主管财政，可张静江却看不上他。然而这一回芸英却决议“造反”。很快宋子文爱慕芸英的消息就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她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自杀。最后芸英她摆脱了宋子文，瞒住了父亲与陈寿荫完婚。
四女儿荔英是个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陈友仁。陈友仁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曾参加过巴黎和会，以及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之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并担任过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法国巴黎结婚，引起了一场轰动。
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大概其父亲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双方年龄差距甚远，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在“清共”中使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是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硬分子。荔英嫁给他后，他始终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五女儿茜英是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抗战前期，茜英在沪，喜欢一个人开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后嫁给华侨林可胜。
民国奇人张静江：与孙中山约定“ABCDE”
民国奇人张静江
他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也是20世纪初上海滩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其一生在商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他何以为支持孙中山革命，不惜毁家纾难，拖着病体奔走一生？
暗号：ABCDE
张静江出生在浙江南浔富商之家，自幼尚豪侠，慕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生当作人杰”句，自名“人杰”。11岁时因救火摔坏了左腿，落下终身残疾，也失去了科举仕途求取功名的机会。后按清政府惯例，捐银十万两，取得了江苏候补道官衔，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任清政府驻法国巴黎使馆的商务随员。
1906年3月4日，张静江从巴黎乘客轮返沪办理中国通运公司有关商务。在甲板上，他惊奇地发现擦肩而过的是自己崇拜多年的孙中山。张静江欣喜若狂地来到孙中山的客舱，自我介绍，表示愿为革命提供支持与帮助，包括经费。
素不相识，孙中山婉拒他的一番好意。张静江发现对方不信任自己，便直截了当地说：“孙先生是否还记得前年冬天在法国，您的一批文件失而复得之事？”
那是1904年冬天，孙中山为宣传革命来到了法国，住在巴黎利俟尼街的瓦克拉旅馆。兴中会法国分会几名叛盟者，潜入孙的卧室，窃得同盟会盟书等重要文件，赶到驻法公使馆向孙宝琦告密。若按大清律法追究，孙中山免不了再次蒙难。待那几人走后，张静江便对孙宝琦劝道：“孙逸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虽然这个革命是针对我们政府的，但法国乃至英美等国，除了大批民众，尚有不少政府官员同情和倾向孙先生革命。按这批文件论，逮捕和引渡孙逸仙均不为过，但这一来，你就成了致死孙逸仙、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成了历史罪人。”孙宝琦是位开明的官员，决定将文件退还孙中山。
再说孙中山，当晚回到住所，见屋内一片狼藉，那批文件不翼而飞，着实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召集有关人员，急商对策，并派人四处寻找，整整折腾了一夜，毫无所获。谁料次日竟由清政府使馆差人将文件送回，这一直成为孙中山心中的未解之谜。
听张静江绘声绘色说出那段经历，孙中山顿时哈哈大笑道：“原来那批文件失而复得，是你在其中巧施援手呀!”两人相谈甚欢。临别时，张静江和孙中山约定：“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随时打电报给我，为保密起见，电报上不用写数目，只写ABCDE，就可以代替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了。”
此后，孙中山领导成立同盟会，明确提出了武装反清的基本方针。意图首先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两广为根据地，进而挥师北上。打仗就需要购买枪支弹药，可当时同盟会经费枯竭。孙中山眼睛一亮，想到了一年前邂逅的张静江和他们约定的暗号。他取中间字母C，试着让胡汉民给张静江发电报。当时黄兴他们都不敢相信，在轮船上碰到一个还是清朝的官员，怎么可能给你钱呢？结果电报拍出去不到20天，钱就寄到了，是3万法郎。
以后，孙中山又先后以A和E为暗号，致电张静江，如约收到了1万和5万法郎。有这些资金做基础，1907年一年一连发动了5次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廉州起义、钦州起义。
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如实将己方的军事行动及收到捐款后用于革命的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张静江当即复信给孙中山：“……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孙中山读罢，深为感慨，觉得此人胸怀坦荡。如此慷慨大义，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少见。他钦佩地说：“人杰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
危难时刻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通缉孙中山等数十位国民党领导人。在张静江的掩护下，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潜回日本，大批党的骨干分子四处逃亡，数十万人的国民党几乎崩溃。
孙中山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反思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没有一个坚强有力、集中统一的政党，没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统帅者，没有一套严格的组织纪律。
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张静江不仅与陈其美等人成了中华革命党的首批党员，还积极说服隐蔽在上海的国民党人拥戴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维护了孙中山在革命最黑暗时期的领导地位，使大多数的国民党人重树革命信心。
1914年3月，张静江前往法国开辟通运公司在欧美的业务。不久，孙中山致电邀请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静江心里明白，孙中山革命几十年，眼下是最艰难的时期，作为一个忠诚于孙先生的革命党人，只有鼎力相助的责任，没有任何推辞的理由。他违背自己“只出力，不为官”的一贯主张，毫不迟疑地复电东京，答应出任财政部长。
据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此期间仅以书信及电报形式向华侨借款集资一项，便达英洋111万元，日金174万元，为孙中山第三次革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创办证券交易所 募资建陆军
1917年9月1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中国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及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军政府对峙的局面。
孙中山准备建立自己的陆军和海军，张静江受托筹集资金。然而，当时已向海外筹借300万之多，还有国内之筹借尚未统计，这些巨额借款都是以张静江的声誉和家产担保的，再借已十分艰难。而张静江在海外的经营，因欧战的持续不断，也生机渺然。
张静江心事重重回到上海，无奈之中想出一个绝招：开办证券交易所，利用证券市场的买空卖空来敛集钱财。于是，他联络四明银行的创办者上海大亨虞洽卿，共同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也是中国证券业的“开山鼻祖”。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20年2月4日正式开业。因有大亨的参与，社会信任度甚高，门庭若市，股票行情不断上涨。张静江将股份收入的部分经费，每月约1万—2万元及时划拨给广州军政府。
扶病送别孙中山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穗北上会谈南北统一，不期重病住院，张静江抱病赴京到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看到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的样子，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他忧心如焚，在京城遍寻良医。
自1925年2月2日起，张静江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每日详细地记录病情的变化情况，天天企盼出现奇迹。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照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
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蒋介石的导师张静江
蒋介石早年的盟兄张静江，是蒋步入政坛的开把师傅。1950 年张静江去世后，蒋介石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
张静江，名人杰，字静江，佛号饮光，别号卧禅。年轻时为驻法公使馆一等参赞，曾慷慨资助孙中山白银三万两，名列民国“四大*”首席。曾任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
1877 年9 月19 日，张静江在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镇呱呱落地。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很喜欢他这个聪颖过人的孙子，认为他的八字好，日后必成大器。但他命中有一缺憾，即“五行”缺水，说是注定要一生苦于奔波，所以给他增加“水分”，取名“增澄”。又为了减少他一生的奔波而起字“静江”。然而一切命中注定的事似乎是无法改变的，张静江一生中重大的几件事，恰恰都与水有关，越是“增澄”就越是风波不定。而且他的确是一生都在奔波，并且常常是奔波在互为矛盾的事务中。
张静江祖籍安徽休宁（今徽州），曾祖张维岳于康熙末年定居南浔，以经营蚕丝业和盐业起家。1843 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张家在上海开设的“恒和丝行”经营“辑里丝”，直接出口对外贸易，1862年又专营盐务，遂成巨富。对于江南一带上了年纪的人或是文化人来张静江说，“南浔张家”，也就是张静江家族，实在是个很亲切的称呼，因为这个家族很美——不仅在于共计近万平方米的大宅美院，几乎无处不雕花，无处不是景；还在于那些从青石板、漏窗格和中西各式砖雕的门楼里层层弥漫出来的、整整飘逸了一个世纪的江南人文气息。以至于一位外国游客在参观了张家旧宅后留言说：“这是我们在中国江南见过的最美、最好、最大的民宅，这座大宅本身就是一部书。”
虽生于富豪之家，但张静江从小乐善好施，豪情侠义，在四乡八邻大有名声。15 岁时，为了救火他从屋上跌下，伤了坐骨神经，因而成了跛足，故称跷脚二先生。他擅长经济，精于理财，家里非常富有。18 岁那年，有一次乘船去上海，不巧遇到险情，同船数十人落水。张静江得船主之助，脱离危险，立刻朝岸上大呼：“谁能救出一个人，我赏他一百两银！”四乡八邻都知张家的财气，更知二少爷一向说话算数，于是纷纷下水救人。救人者都获得了报答，对于船主，张静江更是仁至义尽，此后每年过年都要送上二百银元，直到他去法国为止。
商海露锋芒1901 年，张家以白银十万两为张静江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
1902 年，他随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任一等参赞。可能是出身于商家的原因，他一到巴黎，见中国丝绸、茶叶走俏，就敏锐地发现了商机，动了下海经商的心思。居法一年后，他已大致了解了欧洲市场的基本状况，便决定弃官从商。那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的风气尚未打开，就中法民间贸易来说，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开洋行，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所以人们不敢贸然投资。最后，还是他父亲支持了他，给了他三十万银元，招股成立一个通运公司，开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的先河。公司最初只是运销生丝和茶叶，后来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牙器，以及名贵的古董、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于是生意大旺。加上那时法国的关税制度，对于一切古代文化艺术品，给予免税进口的优惠，中国文物在欧洲市场上很走俏，所以张静江财运大发。而后，他以巴黎为基地，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文物等从中国廉价收购，再销往美国。
由于得天时地利人和，张静江的公司不仅货源充足，而且每两个月可销出一批货，一年可周转六次，获利甚巨。公司在巴黎繁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其陈设之豪华、民俗风情之浓郁，在巴黎首屈一指，成为当时人们到巴黎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最后竟发展成巴黎知识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
张静江经营头脑极为灵活，他甚至还趁法国牛奶涨价、供应紧张之际，开办了一家豆类加工场，供应价廉物美的豆浆，结果大受欢迎。张静江在巴黎旗开得胜，成为中国人大赚法国人钱的第一人。用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的话来说就是：“获利之巨，无法估计。”倾家助革命在张静江往返东西方之间为他的贸易和出版、印刷书刊奔波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出现了——在茫茫大海中一艘普通的轮船上。
1906 年3 月，张静江乘上从法国东归的轮船，而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绕道前往日本，也登上了这条船。由于张静江有清廷官员的身份，孙中山尽力回避他。不料张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攀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最后静江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二万元，“C”字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将他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并未很在意。后来孙到了东京计划再次在国内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第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过了一些时候又拍出第二字、第三字，钱均如数收到。
孙中山先生称其为“奇人”，民国后又称其为“民国奇人”，以后又称其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以后孙中山有急需求援，他总是如期按数汇到，所以孙中山视之为民国功臣。*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南浔封“市”，这也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市。1911 年11 月20 日，南浔进行了市长选举，市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另选议事会，由议员十余人组成。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次年元旦，*张静江故居。
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宣誓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欣悉此讯，张静江立刻从巴黎归国，回到上海公司处。这时，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又名陈其美）与其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在乡音乡语的交流中，二人的友谊愈来愈深，逐渐发展成为莫逆之交。一天，张静江在陈英士处宴晤中，陈的部下蒋介石进来请示，谈吐颇显才干，给张静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将世事哲理、商场政坛之事与蒋面谈，遂对蒋介石颇有“伯乐相马”之类的好感，于是交谊渐深。
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轻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
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所打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的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 年“讨袁之役”失败后，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等地筹款，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并成为蒋介石的入党监誓人。
1919 年暑假里的一天，蒋介石来看望张静江。张的续弦朱逸民的同学陈洁如也在张家。蒋介石见到陈洁如后，一见钟情，几次三番找上门要与之交朋友。1921 年9 月，陈洁如的父亲去世时，蒋介石竟穿着孝服来凭吊。陈洁如那时只有十六岁，只想读书不想嫁人，况且对蒋介石毫不了解，她的母亲也不赞成这门婚事。后来张静江亲自来陈家说媒，处处讲蒋介石的好话。张静江还出示了一张姚氏亲笔签字的离异协议书。总之他是劝陈家母女放心，说蒋先生是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是个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作用的人。张静江的口舌总算没白费，
终于说成了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事。
1923 年，孙中山由美国返回广州，就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不久，筹建黄埔军校，准备任命程潜为校长。张静江闻之，极力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称蒋有济世大志，为人忠挚，善于谋略，行事果断，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因为张静江的多次美言，几经周折，蒋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深得张静江帮扶，他从张静江那里得到的不仅是钱，更重要的是政治舞台。他曾致信张静江说：“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之仰泰山。”因此，不仅把张尊为大哥，更尊为政治上的引路人。
1924 年1 月，张静江在国民党“一大”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继续不遗余力地扶持“盟弟”蒋介石，为资浅势弱的蒋氏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和通向最高权座奠定了关键性的政治、军事基础。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参加西山会议，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6 年5 月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攫取广东革命政府权力后，张应邀由上海到广州，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6 年7 月又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但是，张蒋之间在如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上，意见相左之处不少。张终于被蒋介石排挤出国民党中央，贬为浙江省主席。
1928 年2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此时的张静江，已经被昔日所鼎力扶助的盟弟蒋介石所排挤，但曾经商海的他，敏锐地看到北伐战争胜利后经济建设的突出作用，故而在会上慷慨陈辞：“总理说过，革命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为了争得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几次同蒋介石争得面红耳赤，不达目的不罢休，足见其投身实业决心之坚之切。
张静江上任伊始，即面临一番难以想象的困境。蒋介石的心思并没有在经济上，他主要考虑的是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大业”，急于凑资聚款，筹集兵饷。因而，只许财政部划拨10 万元作为建设委员会的“建设基金”，另以每月3 万元应付日常开支。建设委员会的“钱袋子”如此窘瘪，张静江只好把自己在南京成贤街的私宅拿出来，做建委的办公室。
凭着在国民党高层的老资格老关系，以及在工商界“诺一不二”的信誉口碑，张静江四处奔走，八方借贷，周密算计，机巧运作，充分施展其“长袖善舞”、精擅腾挪的理财之术，硬是在人力财力极端匮乏且绝不向国外告债的情势下，与建设委员会的同仁们一道，奇迹般地兴建起一大批生气勃勃、令人惊叹的实业项目：改造电厂，接办煤矿，布设无线通信网络，修筑水利路桥工程，还兼涉了蚕丝、街政、卫生和农田改良诸端。其中，“四省三铁路”的建设，更是在现代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四省三铁路”，系指20 世纪30 年代前期，在浙、皖、苏、赣四省境内先后投入建设的杭江铁路、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最先进入施工的，是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全程333 公里，估算需投资千万元。此计划一经出台，社会反应炽烈。有人把张静江斥骂为“只知花钱，不知俭用”的“败家之子”，铁路部也借口杭江铁路未依部颁的“重轨标准”修建，拒绝审批计划。张静江则顶住各方压力，不为所动。
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均开工于1931 年前后，于1935 年间竣工。淮南铁路主要为运输淮南煤矿的煤而建，从安徽腹地的田家庵，经合肥，直抵皖中的货物集散埠裕溪口，全长公里。江南铁路是张静江构想的“华东华南铁路大网络”的一部分，他一度雄心万丈地欲把“长江以南的重要都会”，统统用铁路串联起来。由于计划过于庞大，付诸施工时，仅来得及修通了安徽省境内芜湖至宣城（今宣州）以及芜湖至江苏省省会南京这两段。
颇有意味的是，在建路的筹资方式上，淮南、江南二路与杭江铁路，适成“鼎足三制”而各具千秋，显示了张静江在兴办民族实业方面的惊人才能。杭江铁路所实施的乃是“浙省路靠浙人修，人人出力为筑路”的“省营”模式；淮南铁路因系建设委员会直接主持兴建的，当属“国营”性质；而江南铁路则掺进了民营股份性质。
三铁路修通后，无数原先积藏于江南僻地的物产，得以走出深山，源源不绝地输往沿海、内陆。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铁路之利，“莫不额手称善”。
国民党在20 世纪30 年代前期，虽然执掌国家政权未久，但无论是其党政机构，或者社会细胞，已经到处滋生、蔓延着*气息，庸浮怠惰、假公济私的丑象比比皆是。而张静江这个身材精瘦的望六老者，却能够在自己的治下，特立独行地标树一种风尚，引领着同仁为国家为民族多少成就一番事业，确实是很难得的。难怪国民党中央常委陈果夫曾不无心酸地慨叹道：“张静江先生是我们*和国民党里一位杰出的人才，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有会赚钱、又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全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更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唯静江先生一人而已。”
但蒋介石对张的种种实业举措，显然不尽欣赏。蒋介石就联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齐向“目无中央、胡作非为、贻误军机”的张静江施加压全家福力，逼迫他“请辞”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随后，蒋又挥起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议案”大棒，指命“建设委员会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接管”，削弱建委的职权。1938 年1 月，蒋介石更以一纸“意见”，将建设委员会撤销。
张静江奋斗了大半生，对蒋完全失望，就以“病体不支”为由，退出政坛。辞职后，张静江意态消沉，渐渐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总要劝其：“不要做官，没有做头！”1932 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炮火连天，死伤遍地。张静江遂决心从此吃素念佛，以示对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的仇视与厌恶。1936 年8 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
张静江虽皈依佛门，但凡心未断，仍然留意着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政坛顿时一片混乱。陈果夫于情急之中同CC系骨干商议，认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于是，陈果夫派人到上海，把张静江接到南京。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再次坐镇中枢，支撑蒋家王朝度过危局。在最关键时刻，张静江最后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帝师”的角色。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静江携家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1938 年8 月，张静江全家又离开香港前往欧洲，继而又到了美国，寓居纽约。此时，他的瘫痪症日益加重。张静江离港之际，抗战全面爆发已历一载。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猖獗横行，野蛮践踏，兽蹄所及，无所幸免。张静江当初呕心沥血主持兴建的许多实业项目，大半惨遭破坏或毁于战火。淮南铁路，被日军拆截了水家湖以东全部轨道而几近瘫痪；杭江铁路沿线，备受敌伪“清乡”、“扫荡”，设施摧残殆尽；江南铁路在修竣了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后，因为敌焰燃眉，仓促弃工，资材废失无算，续建计划也成为泡影。
1942 年12 月，在张静江的纽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美、法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
张静江的病情不断恶化。1945 年，他双目失明，仅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其间，抗战胜利给他带来短暂的欣慰。1948 年，蒋介石就任总统，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但此时的张静江已是风中残烛，生命岌岌可危。
1950 年9 月3 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他虽然晚年备受冷落，死后却极一时之哀荣。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都纷纷电唁，并给张的家人汇寄治丧费。16 日，台湾当局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为之题写“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1956 年，在张静江80 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豪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张静江
中国人大赚法国钱的第一人
张静江（1877~1950，谱名增澄，字静江、人杰，别署饮光、卧禅），在南浔老家时原本一公子哥儿。据其六弟张久香在《二兄行述》中回忆说：“二兄幼时，性殊顽劣，而智异常童。成年即患骨痛症及目疾，虽不良于行，仍精骑术，每于故乡南浔狭巷小街驰骋自如，见者无不惊叹，以为奇技。”（南浔老乡中至今传说，张静江的腿疾缘于骑马摔伤）又说：“二兄好弈，于燕寝之余，围棋解闷，兄弟相与抵掌论列是非。”又说他好交友，尚豪侠，喜冒险，故以“人杰”自名。但是真正令他出人头地，使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得英名的，还是在他远赴法国之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静江以随员的身份，随同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这一千载难逢的机缘，最初是他的丈人，前清翰林、山东学台、苏州人姚菊岐（丙然）给搭的“桥”。
姚菊岐是晚清高阳相国、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与李鸿藻的另一门生黄思永（慎之，北京工艺局总办兼英文学校校长）为同年。有一年黄思永摆宴请客，张静江随同岳丈也去捧场，在宴席上认识了黄氏父子及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张静江与李石曾原本一南一北，相隔万里，根本不搭界，没想到竟一见如故，尤其对于时局和政治，两人的观点非常相似，于是相见恨晚，立马订交，时间约在1900年左右。
两年后，李石曾获得一个偶然的机会要到法国去了。因为李家的邻居孙宝琦（字慕韩，晚清曾任直隶道台，民国后曾任国务总理。其父孙诒经是光绪帝师之一）将赴法出任清廷驻法国公使，李石曾通过父辈的关系，得以以随员的身份随孙宝琦同去。事情被张静江得知后，他羡慕极了，觉得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通过李石曾去央告公使大人，要求也带他同去。孙宝琦，好好先生一个，从不愿得罪人，又素闻南浔张家贤达，反正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就一并答应了下来。他在庚子年间保驾朝廷“西狩”是有功的，所以他的呈请也容易得到认可。
孙宝琦与李石曾等人于1902年8月29日从北京出发，转道天津到上海，到了上海再带张静江上路。而张静江则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带上一个助手周菊人同去，这就使得这支公使队伍拉拉杂杂，最终达到20余人，总算于10月14日乘上法国邮轮安南号，前往法国。他们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后，先到达马赛，再换乘火车，于12月17日抵达巴黎。
到巴黎后，李石曾要读书，入蒙达顿我农校，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而张静江则热衷实业，他本是商人世家出身，祖父一代就与上海的洋行做生意，对于出口贸易有天然的兴趣，很想以巴黎为基地，亲自从事中法间的民间贸易，并想尝试着开拓整个欧洲市场，与势头强劲的日本人一比高低。
居法一年后，他已了解欧洲市场的大致状况，决定招股成立一个贸易公司，依照外国洋行的样子，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文物等从中国廉价收购，运到法国卖大价钱。于是第二年年底回国，在亲戚朋友中动员招股集资。可是那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的风气尚未大开，就中法民间贸易来说，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开洋行的，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能不能办成谁都没有把握，所以人们不敢贸然投资，应者寥寥。最后，还是他父亲支持了他，给了他30万银元，使他终于在1903年于巴黎办起了独资的商行，即著名的通运公司，地址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从此开辟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之先河。
李石曾先生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我初识卧禅（张静江），他不过二十四岁，已是‘眇能视，跛能履’，虽还不是卧禅后几年抬在椅子上的形态，但已是初步。他本生在一个富豪之家，而潜伏在内心的却是佛而杰之大施舍家！大建设家！大革命家！大慈大悲的佛家！”“我们同船到了巴黎之后，常常一同出去，或工作或游览。卧禅向以大富见称，但其行动极为随便。那时巴黎还无汽车，只有马车与马拉的公用车，或火力电力发动的公用车。公用车并多用楼形，楼的上层为二等，价廉；下层为头等，稍贵一两个铜板。有时楼下坐满了人，卧禅并不要改用单雇的小马车，也不耐烦等候下一班的公用车，而运用不便之目与不便之足，手紧紧地抓住铁栏杆走到上层。有时他与我及几个朋友，或是他店铺中的同事一起到树林中去玩，从他那在马德兰广场的商店，各骑一辆自行车，同穿过最热闹、最繁华的总统府大街，直奔树林而去。要知道，在巴黎最热闹的街市，如上所举之广场和大街，普通人有时还觉得害怕，而‘眇能视，跛能履’的张先生居然能之，或勉强为之。见微知著，此可以看出一点他与常人不同的个性！”
通运公司最初只是运销生丝和茶叶，后来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牙器，以及名贵的古董、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于是生意大旺。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无意中撞上了一个外国人睁开眼睛看中国艺术品的时代。当时上海等城市虽然已经开埠60年了，但是到中国来的基本都是生意人，欧美国家只是知道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是好东西，而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还不了解。自从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从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及紫禁城中抢走了大量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之后，这下让西方的收藏家、艺术家、考古学家如梦初醒，眼界大开，原来中国还有这么灿烂的古代文化，还有这么丰富的艺术品！因而中国文物一下子成了欧美市场上的走俏商品。利益所趋，致使文物大盗斯坦因和伯希和，先后深入西部大漠，去敦煌莫高窟淘金淘宝，他们盗走的唐宋年间的珍贵经卷都是马拉驴驮的。接着就不断有西方的考古团和调查团深入中国内地，所到之处，他们总有所获……张静江等到达法国的时候，正是1900庚子年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西方人正急吼吼地大肆搜刮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关税制度，对于一切古代文化艺术品都给予免税进口的优惠，中国文物的走俏就势在必然了。而中国还没有像后来这样完整的文物法规，文物不但没有级别上的鉴定和管理，而且大量都散置在山川田野和老百姓家里，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市场的红火，管理上的漏洞，都大大刺激了张静江的胃口，所以除了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之外，他看准了行情，在文物和艺术品的经营上很下了一番功夫，这使他财运大发。
有一次他手下的人在山西某地，用10块银元买了一只宋代的瓷钵，运到法国后很快就以一万美金脱手。
又有一次在宁波某寺院，他在国内的“收货”人花了300元，向一僧人买了一个身高一公尺的白瓷兰彩的观音菩萨像，其瓷质的细洁，色彩的亮丽，造型的生动，世间罕有其比。此菩萨是寺中之宝，经办者深恐被人发觉而阻止运出，于是在得手的当夜急急运至上海，又乘最近的一班轮船运往美国。这个白瓷观音一到纽约，当即就有人出价20万美元收购。而张静江心还要“狠”，非50万美元不卖。 后来这个白瓷观音在张静江家收藏了几十年，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在去世前，把它捐献给了纽约郊区的一个大庙（由著名船商沈家桢先生捐建，庙里有几十米高的菩萨），该庙特意为之建一座观音堂，供大家瞻仰。
通运公司后来在纽约和伦敦都设有分公司。纽约公司的经理是张静江的妻弟姚叔莱。在上海也设有分公司，地址在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鸿仁里，即张家的同乡，南浔刘家三房刘梯青的老根据地。他的不少亲戚和同乡都是他的帮手，如其舅父庞莱臣，是国内第一流的书画收藏大家，正可以当他的供货参谋；其同乡蒋孟苹、周佩箴及薛竹荪也都曾积极参与其事。
后来，通运公司的茶叶部业务一再延伸，在巴黎繁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其陈设之豪华、民俗风情之浓郁，在巴黎首屈一指，成为当时人们到巴黎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最后竟发展成巴黎知识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而革命党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曾在这个茶馆里召开。
那时张静江得天时地利之助，不仅货源充足，而且每两个月就可以销出一批货，一年可周转6次，其获利之巨，可以想见。总之，张静江在巴黎的确旗开得胜，钞票不知赚了多少，成为中国人大赚法国人钱的第一人。用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的话来说就是：“获利之巨，无法估计。”
旅法华人中的“三剑客”
人的命运有时会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而变得异彩纷呈、波澜壮阔。张静江一生的命运就跟他的几次奇遇大有关系。如同他在北京的宴会上遇到了李石曾，从而带出了他赴法经商的经历一样，他于1905年在法国又遇到了吴稚晖（吴稚晖慕名前去访问他）。这一相遇非同小可，把一个商人的张静江，居然变成了一个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张静江。
当时的巴黎，是各种社会思潮的荟萃之地，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派别。张静江受到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影响，思想锐进，言论开放，俨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家自居，在公开场合大发议论，逐渐在留学生中出了名。他思想激进，但公开身份却是清廷驻法国公使馆的一个外交官，所以他的过激言论就受到了怀疑，甚至有人怀疑他是清廷派到旅欧学界的间谍，有一次还差一点挨了打。这使得张静江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没有料到事情竟会是这样。但是他很快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确是个主张思想解放、实行社会改革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革命派。
吴稚晖也是一个民国奇人，其性格上的豪迈不羁，比起张静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大张静江12岁，在日本时，曾因中国驻日本公使蔡钧（和甫）不肯保送留学生进成城学校之事，而率众大闹公使馆，最后被日警押解出境，由蔡元培先生陪伴回国。他回国后参与创办爱国学社，又为《苏报》撰文抨击清廷。1903年《苏报》案发，他被怀疑告密而出走伦敦、巴黎，当时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家。他与张静江的见面颇似当年李石曾与张静江的见面，两人一见面就长话不止，感慨万分，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看法一致，一拍即合。他们两人又都认识李石曾，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张之识李，已如前述。吴之识李，则首先是因认识了李鸿藻。当初吴稚晖参加壬辰科（光绪十八年）会试时，李鸿藻就是四总裁之一，因此亦可以师生视之。后来李家老太爷请齐令辰先生（齐竺山、齐如山、齐寿山之父）来家教读，王照（小航，甲午进士，也是李鸿藻的门生）也常往来于李氏家塾中，李石曾从王照的谈话中，多次听到吴稚晖的大名。所以在李石曾赴法前到上海等乘法国邮轮时，即去访问过吴稚晖。现在他们三人都到了巴黎，来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的、最适合他们的性情发展的自由世界，他们的满腹经纶就算找到共同的喷发点了。
为张静江管过三十年账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在《漫谈张静江》一文中说，吴稚晖终年布衣大褂，手携布伞，说话口无遮拦；李石曾亦是一样的落拓不羁，蓄着满口大胡子，在上海住在张家时，张家的佣人从其床底下发现一大堆脏衣服。他衣服脏了从不交佣人洗，而是上街买新衣服穿。
张静江的举止行为倒没有什么怪癖之处，但是思想上有时甚至比他们二位走得更远，笃信西方的所谓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等学说，比起他们两位似乎更加来得“煞根”（彻底）。其关于男女关系之界说，尤其颠人魂魄，认为：“世人过分重视性的关系，最为错误。盖社会所以划分男女关系，如此明显，乃传统的习惯使然，而种种罪恶即缘是产生。此种习惯未尝不可改革，譬如我们的手可行握手礼，口可以行接吻礼，则性的关系又何尝不可用以行礼乎？”此时还是20世纪初，中国人的思想还在孔孟学说的轨道上，不知那些穿长袍、梳长辫的人们听之，有没有昏过去？
尽管如此，他们三人还是非常情投意合的，所以他们合作的产物很快就诞生了。1906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在巴黎创建了著名的世界社，第二年又刊发了《新世纪》（周刊）杂志（吴稚晖担任主编，张静江供应所需经费）。该刊的宗旨，在其创刊号的“趣意”中指明“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还出版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知识性画报《世界》，以此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基地。这些刊物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大力鼓吹革命排满的思想，反对君主立宪的主张，广泛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壮举、地理风俗、民主制度，猛烈抨击了清廷的专制制度，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与同盟会在日本的《民报》遥相呼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故其影响，不只是留欧学界，对于唤醒旅欧华侨的觉悟，亦颇多贡献。《新世纪》周报一直出版到1910年5月，终因财力不济，无法支持，只好停刊了，共刊行了121期。《世界》画报第一期就印行了一万册，第二年出版第二期，还增刊近代世界六十名人传。这些书刊，都曾在知识界风行一时。
他们三个人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思想锐利，行动果敢，在欧美华侨中影响深远，也就成了旅法华人中勇敢的“三剑客”。
自然，所有办杂志和出版图书的钱，都是张静江掏腰包。为此，他还不远万里，亲自东归筹办具体事项，其中最为不易的是，将中文字模和一中文排字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巴黎，时间是在1906年春天。为了使这些书刊在国内广为发行，张静江还以其夫人姚蕙的名义，在上海成立发行所，并由姚蕙担任《世界》画报的发行人。张乃凤先生在他的《读<丝>随笔》中说：“《世界》画报，我在南浔时看过这个画报。画报的大小跟现在的《人民画报》相仿，印刷精良不亚于现在的《人民画报》，共七八页。姚蕙（张静江夫人）任主编。该画报满载彩色相片，主要为暴露满清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介绍欧美文化和风景。还记得有一张康有为的相片与类人猿相对照，其他记不起来了，画报很美丽。”
这个世界社后来在上海望平街204号设立分社，几十年间做了很多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事情，在中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社曾代表中国参与各项国际教育文化会议，与有关方面合作，办理“勤工俭学”，先后创立了里昂中法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药学专门学校、上海世界学校，以及在日内瓦、上海和纽约的中国国际图书馆等，还在上海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建筑世界大厦和世界文化协会会所……
其中，上海世界学校是世界社创办的一所非常有创意的新型学校，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界的一朵奇葩。该校学制七年，教材和教学方法都自成系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法语，三年级时，中文、英文、法文并举，延聘了一批绝对有责任心的中外教师任教，目的是培养优秀的出国深造的人才。按原计划，学生在该校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日内瓦世界大学（这个计划由于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张静江的大女儿张蕊英曾在这所学校教过法文，张静江的一个外孙陈平（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的大儿子）是这个学校的二期毕业生。现在，尽管这个学校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校友们始终保持着联系。目前陈平和他的校友们，都已到了白发盈鬓的年纪，他们正在积极筹办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活动。
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四一二”事件中，张静江是主张“清共”的主要骨干，但是他所创办的世界社却掩护了大批中共人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客观上保护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将近80年过去了，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与孙中山先生邂逅于船上
当张静江往返于东西方之间，为他的贸易和出版而辛勤奔波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出现了，这就是在茫茫大海上的一艘轮船上，他与孙中山先生不期而遇，时间是1906年春天（一说是1905年冬天）。
据胡汉民后来回忆（载周贤颂《纪念张静江先生百岁冥诞》），这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乘船绕道前往日本，在这艘海轮上遇到了张静江先生。“彼时，他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要求和国父谈话，国父有戒心，回避他。不意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会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最后静江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两万元；“C”字则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先生将他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当时并未很在意。
1907年孙中山先生前往河内，计划再次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第一字即一万元，第二字为两万元，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反正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又有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过了一些时日，又拍出第二字、第三字，钱均如数收到。不仅如此，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武装起义，还有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清廷大官僚良弼，以及蓝天蔚在关东起义等行动，均得到了张静江财力上的资助。只要孙中山有电报来，他从不回绝。
所以孙中山先生称其为“奇人”，民国后又称其为“民国奇人”，以后又称其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事后孙中山先生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则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以后孙中山如急需求援，他总是如期按数汇到。所以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后来张静江因骨痛病加剧，在家养病时，孙中山先生还特意推荐留德回来的名医李其芳为其诊治，劝张安心养病，并在信中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原信现存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从那以后，张静江的政治倾向渐渐从无政府主义，走向了孙文主义，他口袋里的钞票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用途。
民国元老戴传贤还曾向人讲述张静江在护法战争时的壮举。当时蓝天蔚在广州起义，张静江一次就送他大炮4门，步枪3000支，都是他在国外设法买来的。
“民国奇人”的大手笔
世人皆知张静江是倾其所有赞助革命的功臣，但究竟赞助了多少，向无具体的统计。近期笔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又参考了为张管理了30年账务的李力经先生的回忆录（《漫谈张静江》），方才有了些具体的印象。这些资料证明，张静江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又鼎力支持蒋介石。从他到法国创办通运公司，到国民党北伐战争胜利这几十年间，处处都显示了他超乎寻常的经济才干和舍家取义的大手笔。
除了在海外的大笔捐款，在上海时张静江亦是如此。据李力经先生说，辛亥革命时，张静江正在上海。陈英士率兵攻打上海制造局时，张负责后勤供应，为筹措各种军需，两天两夜未合眼。李力经又说，在他担任张的账房后，曾看见有一木箱的沪军都督府的公债票。当时曾有人劝张，可将这批公债票向国民政府索款，但张不同意，说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为革命用去许多钱，从未去要过。这些公债票是陈英士在上海起义时的一部分垫款，就更不必去计较了。于是就关照李力经烧掉算了。烧掉的时间是1932年春天，是由李力经亲自办理的。究竟烧掉了多少公债票，也就是说，沪军都督府时期他究竟赞助了国民政府多少钱，已永远是个谜了。
李力经还说，张静江不仅倾力支援革命，国民党中一些高级人物私人向他开口借贷时，也总是有求必应。张在辛亥革命后最初住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的大庆里，后迁至成都路的广仁里，不久又迁居武定路的鸿庆里，最后才搬到马思南路的花园洋房里。
在大庆里时，蒋介石常来向他私人借款，每次二三百元不等。每逢年终时，蒋总要张的账房间抄一账单给他，煞有介事地像要准备还钱的样子，可是从来没见他来还过。其他借钱人基本也是如此。李力经接手正账房时（最初是副账房），发现账面上应收的款项内，绝大部分是私人借款，诸如戴季陶、蒋介石、于右任、周佩箴、孙科、宋子文都赫然在内。可知这些人见张是个“大手笔”，久借不还已是常事。后来因为这些呆账常年“挂”在那儿，已成为账务上的累赘，李力经就请示张该如何处理，张竟说：“看来都是些烂账，算了嘛，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于是一笔勾销，人们更可以有借无还了。
事实上，张静江并非永远是富翁，相反，他始终在为民国尴尬的财政绞尽脑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08年，他在法国的通运公司，因多次为革命大笔汇款而发生资金周转不灵，当时的同事又以这样的汇款漫无节制而对张静江心存不满，终于导致一些人跟他分道扬镳，另立门户。他的开元茶叶店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卖掉了。
于是他联络中外友人，筹措举办通易银行，可惜并非所有的人都热心革命，投资者大多热衷近利，取观望态度，终使这个银行流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成为战场，贵族们人心惶恐，保命要紧，中国的丝绸、瓷器、古董等不再是人们争相抢购的奢侈品；况且因战事交通阻滞，张静江在巴黎的生意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不得不再次东归。但那时国内民国初建，南北对峙，袁世凯在北京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时时梦想复辟帝制当皇帝，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的确“尚未成功”，正是需大量用钱的时候。1915年，张静江被中山先生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部长，居上海经商筹款，部长职由次长廖仲恺署张代行职权，而张肩上的经济使命就更重了。
革命军队所需的款项是巨大的，不得已，只能以他的信誉和影响，向海外华侨借贷。据1917年1月31日张静江通电各地的报告说，借款的总数已达日金174万、英洋111万，另借日本人久原房之助私人款日金80余万、犬冢信太郎15万、山田纯三郎5万，还有国内借款若干。后来，不仅他在巴黎的开元茶叶店卖掉了，在上海马思南路的6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全都成了革命的经费。所以后来人们称他是“毁家襄助革命”，实不为过。
事实上，张氏家族中，不仅张静江本人多次向革命大笔捐款，南浔张家的其他人，如张石铭、张弁群、张乃骅等都曾经在张静江的带动下，多次向革命事业大笔捐款。
根据现在的不完全统计，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对革命的捐款达到了11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按购买力的比价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钱款，大约相当于2000万美元。张氏家族其他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捐款大约为20万两白银。所以，张氏家族为辛亥革命的捐款总数，大约在130万两白银以上，相当于2006年的2600万美元。
这个数字意味着，张氏家族的捐赠在国民革命中的确意义非凡。虽然国民革命迟早总会成功，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张氏家族的财政支持，孙中山先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通运公司在大家拆伙后还有一段后续的故事——张静江的小舅子姚叔莱（姚蕙的弟弟）仍旧坐镇公司大本营，而原在张静江家里当大菜师傅的卢芹斋和在张家典当铺当“朝奉”的吴启周，他们自行在巴黎先后办起了来远公司和卢吴公司，继续从事文物的出口贸易。也许他们不愿被张静江的革命需要所牵累，也许他们原本与张就不是一条心，总之，通运公司后来是走下坡路了，但卢吴公司却还兴旺。他们中的主要人物除了卢、吴两人之外，还有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苏州人，人称叶三）。他们的分工是，卢坐镇巴黎销货，吴在上海办货，叶则中间跑运输，他们都发了大财，尤其是卢芹斋，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俨然欧美古玩界的大人物，声名显赫。
这个卢吴公司一直到中国大陆解放才不得不结束在中国的业务，因为他们在国内收货的叶某出事了。叶某因过去的文物走私而判了刑，被送到青海劳改，后来就死在那儿。但是他在解放初向国家捐献的各式文物有3000件，这在上海博物馆的档案中有记载，而且在该馆的捐献者的人名墙上，至今还刻有他的名字。再后来，卢、吴二人也不在人世了，但是卢吴公司仍旧还在，是卢芹斋的后人在经营。卢吴公司在巴黎的那栋仿中国古代式建筑，如今被视为古董建筑而受到保护。
浙江省长上任后的第一件要事
民国初期，当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发动内战，并下令解散国会、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时候，同时在全国通缉捉拿国民党主要人物，张静江也名列“乱党”之列。他本人在南浔镇的住宅被查封，在上海的资产也受到监视，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的族人见势不好，生怕受到连累，因为所谓张静江的财产，有些实为张氏大家族的公有财产，是大家庭兄弟们共有的。为了保全共有财产，族人们曾联名向吴兴县政府呈文，要求驱逐张静江出族，不认其为弟兄，请求备案。这在张氏大家庭中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
张静江时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讨袁运动，风闻“后院起火”，极为震惊，自是牢记在心。
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着的，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2年之后（即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张静江又回到了上海，并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当年的“通缉犯”一下子成了政府大员，形势遂大变。据李力经先生说，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吴兴县政府调阅“南浔镇张氏弟兄驱逐张人杰出族”的全部档案，阅后并嘱咐秘书：“此件要传之子孙，存入银行保管箱！”
此话一出，张氏族人们慌作一团，赶紧摆下宴席，欢迎他衣锦还乡。张静江内心虽未释然，但面子上还是要顺水推舟的，即席作了一番讲演，主要内容是请父老乡亲为革命捐款，他说：“革命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大家自然一致鼓掌，一致拥护。后来张静江在大办建设的时候，果真借助了不少家人和同乡的经济力量。
至于那一份卷宗，张命李力经一直保存到解放后。1955年有关部门要接管这批档案，连同他所有的股票、合同、单据等档案，均被上海法院取走了，现在大概仍在上海法院的历史案卷中。也有消息说，已经被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囊括去了。
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陈立夫先生在张静江百年冥诞时写的纪念文章中说：“张静江先生，彼既以其富裕之家资，协助国父革命；复以其豪迈之气魄，协助蒋公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以有限之经费，为国家建造若干铁路，开发若干矿产，成立若干电厂及无线电台，并规划导淮灌溉等大规模工程，为实现国父实业计划开其端。其时政府苟能宽筹经费，听其发展雄才，则国家早已由农业进入工业化”；“静江先生乃国父挚友，其意气之豪，魄力之大，时贤罕有其比，故国父曾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一联书赠，而静江先生对于国父遗教，乃最能信守力行。”
文中，陈立夫将张静江称之为伟人之一，可见对其推崇非同一般，并且强调了张对中山先生遗嘱的忠实执行。这后一条是在中山先生逝世数年之后的事，足见其于公于私，践诺笃行，表里始终如一的高贵品德，也证明了他不愧为是孙中山先生的挚友。
张静江天生是那种危难当中见真情的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能显现他的品行的高贵。他与孙中山先生相见于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当时同盟会还刚刚在组建，还看不到成功的曙光，眼前最棘手的事情也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武装暴动要枪、要粮、要子弹，组织部队要军饷，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武装夺取政权就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赤手空拳”的思想家，革命的先行者，不仅需要钱来组织军队，需要张静江的帮助，而且，有时他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张家关照。
张静江的侄子张乃凤先生在他的《读<丝>随笔》一文中曾讲到这样一件事。他说：“孙中山在巴黎时，可能有时就在张静江寓所开会，而且会后住宿在张静江家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请看下面的一件事。张静江全家从南浔去巴黎居住时，他们的大女儿蕊英、二女儿芷英可能才五六至多七八岁。那时南浔街上常看到要饭的，南浔方言叫做告化子（南浔方言“叫”字音读“告”）形态可怕，一般躺在地上，有时腿上生疮，或有残废……而且有时要拉住人要钱要饭。小孩子一般见了都害怕。上面写的可以说是背景，下面是真的故事。后来我和蕊英、芷英见面时有时就谈到孙中山先生。提到孙中山，蕊英和芷英就相视而笑说，就是那个叫化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她们说，在巴黎时，她们早上开房门出来，看见有人躺在会客室的地毯上睡觉，怕是要饭的人，急急忙忙去告诉母亲说‘那个叫化子又来了’，其实是孙中山。我回忆这个故事没有轻视孙中山的意思。只是说明革命的人是不拘形式的。一心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奔走全世界的人，可以随便而不拘形式的。”
不仅如此，张静江还是孙中山先生政治智囊团的核心人员。辛亥革命爆发，中山先生回国，眼看大清王朝已被推翻，接下来就是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中山先生遂召集张静江、黄兴、陈其美、胡汉民、宋教仁、马君武、居正等召开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新政府实行总统制还是实行内阁制的问题。会上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而中山先生力持不可，认为内阁制断非眼下非常时期所宜。张静江在会上率先支持了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指出这是中国国情所必需，此项争论方告平息。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财政依然非常困难。张静江与禇民谊等就以商人身份，再次捐赠和筹办款项，以充军饷。
在南北对峙过程中，扬州的大盐枭徐宝山被袁世凯招抚，任第二军军长，手握重兵，成为重大祸患，威胁着新生的南京民国政府。张静江毅然设计，针对他嗜古董的特点，派人装扮成古董商潜入其家，在其看古董时，将炸弹引爆，为革命除掉一害。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时，张静江抱病北上探视。中山先生病危中亲签遗嘱时，张也是在其身旁签名证明的人员之一。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张静江为12位丧事筹备委员之一。最后，他又亲自着手办理南京中山陵的选址、定方案、筹备资金、挑选承建单位等等事项，直到最后的“奉安大典”全部完成，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
张静江与蒋介石的恩怨
南下北上，数次助蒋脱危机
张静江虽系病残之身，却是那种一言九鼎、为了哥儿们可以粉身碎骨的硬汉。他不仅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还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助危难中的蒋介石。蒋介石一生曾多次面临政治危机，尤其在1927年北伐战争之前，历经坎坷，屡战屡败，在他的盟兄陈其美（著名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被袁世凯刺杀后，他更需要一个有钱、有义、有实力的人物做后盾，尤其需要一个在孙中山先生身边说得上话的上层人物。这时，他选中了同为浙江人的张静江，与之交换兰谱，结为把兄弟。
蒋介石没有找错人，因为张静江正是那种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血性义士。有了这样一个盟兄为之铺路，蒋介石才渐渐地羽翼丰满，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峰巅。对于这一点，现在无论是蒋介石的传记还是张静江的传记，以及国民党大员陈果夫、陈立夫、李石曾、李宗仁、杨恺龄等人所写的文章，均是直言不讳的。
张静江与蒋介石相识于民国初年，那时正是新旧交替、南北对峙、天下大乱的年头。张静江从海外回到上海，蒋介石也从日本赶回了上海，他们相聚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那时，张静江因多年有功于国民革命早已是孙中山先生的座上宾，能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最高级核心会议了，而蒋介石还只是个受人差遣的、刚从日本陆军学校留学回来，在必要时当个部队小头头的基层干部。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由于张静江的堂侄张乃骅（仲平，张石铭的四子，1892~1918）的引见。张乃骅与蒋介石的相识则是缘于张静江的族侄张秉三的介绍。因为张秉三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是同学，更重要的是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原本是张秉三家在奉化的盐栈的经理，相互之间早就认识。张乃骅时有“四太子”之称，花钱如流水，在上海十里洋场名气很大，周围的朋友不知有多少，与蒋介石认识后，觉得蒋是个有抱负的新派青年，就把他介绍给从海外回来的叔叔张静江。后来张静江又把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先生。
他们这些人在那个时期的活动，都被张静江的族侄张秉三记入了日记。据张秉三的好友、常熟人曹大铁撰文说，张秉三的日记中有大量关于张乃骅与蒋介石交往的记载。可惜这些日记原先都堆在张秉三家（康定路三星坊5号）的阁楼上，数十年没有人动过，“文革”一来，全被一把火烧掉了。
蒋介石真正对张静江有了“感觉”，大概是在“二次革命”中，蒋介石再次被追杀的时候。
所谓“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革命。因为辛亥革命数月之后，孙中山为形势所迫，已经让位于袁世凯了。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表面上与革命党人敷衍，实际上一心要复辟帝制当皇帝，搞独裁。为了遏制南方的革命热潮，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前夕，他派人南下，暗杀了革命党领袖之一宋教仁（国民党代理理事长）；4月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的革命力量。这是一个导火索，即刻引发了全国以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
这期间，孙中山先生命陈其美在上海举兵反袁，蒋介石在陈其美手下担任重要任务。他们发表独立宣言，通电全国，并且把进攻的重点，再次放在了倒霉的江南制造局（辛亥革命时江南制造局就是清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军事堡垒，被革命军重兵攻打），因为袁世凯的心腹，海军中将、淞沪镇守使郑汝成率领的北洋精锐团，就驻扎在那里。
可是豪情和赤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战事进行得非常艰难。袁军倚仗有利地形，又有黄浦江上的军舰以炮火相助，双方力量悬殊，终于导致讨袁军损失惨重，一个星期后支持不住了，只好潜入地下。郑汝成四处贴出告示，悬赏两千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这么一来，蒋介石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只好躲到奉化乡下去；但是乡下也接到了通缉令，他只好逃往到日本。
第二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在上海再次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这次蒋介石制定了一个夺取上海的作战计划，计划分三路进攻，他自己任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小沙渡路，负责潭子湾、小沙渡、梵皇渡一带的军事行动。但是还没有等他们开始动手，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悉了，巡警夜半袭击了他的司令部，搜去了枪械、子弹、旗帜和文件，多名革命党人被捕，其中四人殉难，军事行动败露无遗。袁世凯遂以大总统的名义向各省发布通缉令，追缉肇事的主谋者，蒋介石再次成为通缉犯。
这一次他没往乡下跑，而是躲到了张静江家里，昼伏夜出，张静江出面保护了他。因为张静江是民国元老，在社会上地位很高，郑汝成的部下是不便直接闯入其家抓人的。
但是事隔不久，革命党内部出了叛徒，叛徒竟是当年鉴湖女侠秋瑾的战友，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时与蒋介石一起攻打杭州城的王金发。王金发这时已经被人收买，投靠了袁世凯，他指挥便衣队，夜间把张静江的住所包围了，只等蒋介石一出门，正好逮住。也算蒋介石命大，那天他碰巧在王金发等到来之前先出门了，到一个朋友家里联络事情，当他回到张静江家的时候，远远地发现情况不对，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在张家房子周围转悠，凭借职业军人的警觉，他知道大事不好，转身就走，逃回了家乡奉化。这期间，多亏了张静江对他的有效的庇护。
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暗杀，这对蒋的政治生涯无疑是个重大的损失。他于无抓无落之中，与张静江互换兰谱（两人年龄相差10岁），结为把兄弟，同时结盟的还有一个许崇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是广东籍的一个握有兵权的实力派。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这使他在后来革命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即他离开部队、混迹上海滩的时候，有了一个抓钱吃饭的地方。他加入张静江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恒泰记”，做股票生意，就在这段时间。
1926年，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又出现重大危机。那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国民党内部帮派林立、四分五裂，反蒋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与之成了死对头，这时候他在党内能够借重的力量只有他的盟兄张静江了。
当时张静江在上海，正在想方设法为国民党筹集北伐的经费。蒋介石先后多次把他请到广州去，向其密告党内一切，灌输“联俄、联共”不切实际的思想，以期先入为主，要其为自己撑腰。张静江应蒋介石之邀，多次南下广州，每次蒋介石都给他洗脑筋，历数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方面的“破坏”活动，证明国民党面临的危险。张觉得他说得头头是道，但也拿不出办法，因为张的社会基础都在江浙和上海方面，广东一地，他鞭长莫及。何况，联俄联共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定下的基本路线，不是谁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
在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决定近期挥师北伐。那时虽然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力量日益壮大，但是周围的环境仍旧对他很不利，一方面他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等矛盾日益加深，对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充满了恐惧，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树敌很多，遭人妒忌，甚至连国母宋庆龄女士也看不惯他，认为他在党内搞独裁，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他担心的是，他的部队一旦北上以后，广东的后方基地乏人照看，弄不好就会后院起火。他不能顾了一头而失掉另一头，丢了广东这个国民革命的根据地。环顾左右，想来想去，只有张靠得住，于是电请张静江火速南下，帮他主持一切。
1926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广东处境日益困难，他再次要张静江前来救场。这次不是吹风和务虚，而是一次与共产党的公开较量。经过事先的密议，他们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抛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目的是要把共产党“清理”出国民党。并且在3月19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又由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立刻挥师北伐。这样一来，他们一个管党务，一个抓枪杆子，国民党的天下就基本掌握在他们哥儿俩手里了。
在蒋介石率兵北伐时，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大大加强了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张静江本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一坐镇广州，形势果真发生了变化。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他看不顺眼时，把鲍罗廷也叫到家里来教训一通。他积极扶植他的盟兄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启用他当组织部长，先后把要害部门的领导权，统统抓到国民党手中，逐步排挤掉那些“跨党分子”（既加入国民党又加入共产党者），此所谓“整顿党务”。张静江一生主要是抓经济，为国民党搞钞票，但在这一段时间（即北伐战争期间）还是干了不少“党务”的。对此，陈果夫有一篇《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详叙了其中种种曲折，可知当时张静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与蒋介石是完全一致的。
这期间张静江的父亲去世了，他忙得竟没能回去奔丧。
当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打下了南昌，军事上大局看好的情况下，蒋介石又着手做长远打算了。他知道眼下虽然还没打到长江边，但迟早要打到江浙和上海去的，那时，他需要大量的钞票对付军饷这个老难题，这就势必要与江浙财阀打交道。而打通江浙财阀的大门，又非张静江不可，因为他有很多亲戚朋友掌管着那些银行的大权。
于是，在北伐军还没打到武汉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议决，设立浙江临时政治局会议，任命张静江为主席。目的很清楚，老蒋派他的用场，一定要派足！经过张静江的一系列活动，才有了后来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东莱银行等等的“来归”和“报效”，也才有了成千上万的军需债券的认购！换句话来说，这么一来，北伐军才有了充足的军饷，对付北洋军阀才有了足够的保障！
可见，张静江对蒋介石的帮忙可谓是帮到了家。
汪精卫和胡汉民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死对头，在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汪、胡二人出走国外，任你蒋介石唱独角戏去。这一招，政治上对蒋十分不利。
张静江知道盟弟的苦衷，于1927年3月提起笔来，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给汪精卫写信，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回国，共谋国事，实际上是为蒋介石打圆场。
他在信中说：“……我本废人，暂时问政，原极滑稽，毫无嫌疑之可避，因即用整理案选举法等，相与周旋，而且时时疵议其失，尽我友道之直谅，皆示以适可而止，不应包办。乃至今思之，弟亦愚妄可笑。欲就条文组织方面与彼辈为疏阔之制裁，真所谓弄斧班门，太不自量……而弟亦居丧啣哀，癃罢日增，更不欲以老朽面目，同彼辈天壤视息，因此随介兄于前数日共民谊兄飞渡海西，泣求兄姊早归。弟不及兄姊之至，已即日拔出政潮，完我残息，冀张目病床，以待党之不亡，国之不卖，然后死去，乃得笑语在天之总理也。言尽于此，敬祝长途曼福。弟张人杰谨启。”
此番话似乎是一位行将就木之老者在向他们祈求。身为国民党元老的张静江历来是干脆利落之人，能这样期期艾艾地说话办事，生平还是头一遭，不知汪精卫夫妇看后有所感动否，反正张静江已是把话说到头了。
后来汪精卫等人在北伐接近胜利的时候还是回国了，但是并不买蒋介石的账，站在了武汉方面，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国民党武汉政府对峙）。
总之，在所有蒋介石需要张静江的时候，张静江都以病残之身，恰如其分地到场了，该发挥的作用也都尽其所能地发挥到位了，甚至在北伐之前，蒋介石在上海最为穷愁潦倒的时候，还是靠老张在经济上拉了他一把呢！
张静江亲自为蒋介石说媒
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常熟人）与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原先是中学同学，而且是最要好的堪称密友的同学。当初她们同在蔡元培先生创办的爱国女校（海宁路上）读书。那时陈洁如才十几岁，朱逸民大陈5岁，也不到20岁。据陈洁如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她们放学后常在朱家一起做功课，有时陈洁如回家晚了，其母就会找到朱家来，因为两家相距不远，都在西藏路上，中间只隔一条弄堂。朱逸民功课好过陈洁如，常会对她有所帮助，因而陈一直视朱为大姐。
正如陈洁如所叙述的那样，这样姐妹般的日子“好景不长”。后来张静江的元配夫人姚蕙在纽约不幸去世，两年后他回国续娶了朱逸民，这样朱逸民就无法再读书了，虽然仍住在西藏路（张家当时住西藏路南京路口的大庆里，张家的“盐公堂”总管理处早先也在那里，现在那里耸立起了南京路最高的大厦），但毕竟不能朝夕相处了，朱逸民就常邀陈洁如到张家来聊天。
1919年暑假里的一天，陈洁如正在张家聊天，孙中山先生带着两位男士来看张静江来了。那两位男士一个是戴季陶，另一个就是蒋介石。却不料蒋介石见到陈洁如后，对其一见钟情，此后几次三番找上门要与之交朋友，还通过张静江，请其夫人朱逸民为之说媒，表明他对陈小姐的爱慕。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去世时，蒋介石竟穿着孝服来凭吊。陈洁如那时只有15岁，只想读书不想嫁人，况且对蒋介石毫不了解，蒋介石越是追得起劲，她越是胆战心惊。
她的母亲也不赞成这门婚事。后来张静江派朱逸民来陈家正式说媒，与陈洁如的母亲作了一次长谈后，陈母按照当时一般的做法，雇了一个私家“侦探”，去调查蒋介石的身世。结果调查报告拿来之后，更让陈母大失所望，因为那白纸黑字分明写着，蒋介石已有一妻毛福梅且不说，还有一妾姚怡诚，而眼下正是革命受挫，他居沪无业，是个无现成的家业来养家糊口的城市“盲流”。于是陈母决定将此事一笔勾销了事。
想不到这倒令张静江着急起来。有一天他亲自大驾光临陈家，为盟弟“打”到人家门上来了，好像陈家小姐必须嫁给蒋介石似的。张静江毕竟是民国元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分量”自然比朱逸民重得多。他这前脚一踏进陈家的门，陈母已经被感动得就差没掉泪了，心下已有一半同意了。
讲到正题，张静江处处讲蒋介石的好话，说蒋的元配已皈依佛门，与世绝缘，而且那是蒋母包办的婚姻，所以虽生有一子，却无夫妻感情可言的。侍妾姚氏住苏州，近来已接受一笔5000元的离异补贴，从此放弃对蒋的任何要求。张静江还出示了一张姚氏亲笔签字的离异协议书。总之是劝陈家母女放心，蒋是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是个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眼下虽然还没有发挥出他的能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肯定是中国的大人物。“只要您惠然同意这桩亲事，令爱将能协助他为国家成就一些大事。”按这个逻辑，好像没有陈洁如，蒋介石就无法革命似的。
张静江的口舌总算没白费，陈家母女终于被说服了。与其说是被他说服，倒不如说是被他的苦心所感动，或是被他本人的人格力量所感化了。总之，这个媒人他做成了。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楼的大东旅馆的大宴会厅里，一对新人在朋友们和亲属簇拥下，举行了半中半西式的婚礼。戴季陶主持结婚仪式，张静江为证婚人。
可是这一切竟又是一次“好景不长”。6年后，也就是国民党北伐基本取得成功的时候，蒋介石“为了革命的需要”，又要另择新欢了。他的目标是“蒋宋联姻”。
对蒋介石来说，宋美龄这个洋气十足的上海小姐是无以伦比的，年轻漂亮，英气焕发，身后又有宋氏家族这个强大的背景，所以从他见到宋美龄那一刻起，他又开始为一个女人而坐卧不安了。宋氏家族，政治上有宋庆龄，经济上有孔祥熙，只要他能挤入这个家族，其政治资本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起码在宋家内部，作为女婿，他就能和孙中山先生平起平坐了，何况还有经济利益。北伐战争初告成功的时刻，经济实际上就是政治，因为当年辛亥革命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政治成果有时是要靠经济局面来维持的。如果没有经济后盾，政治成果再大也容易得而复失的。如果说蒋介石有一点比孙中山先生精明的话，就在于他太明白经济利益的巨大潜能了。于是乎，他必须实行“蒋宋联姻”。
然而这么一来，陈洁如就成了多余的人。据说在谈判的最关键的时刻，宋霭龄与蒋介石来到九江附近的一条江轮上，费时24小时，讨价还价，终于谈成了这笔“蒋宋联姻”的交易：蒋介石娶宋美龄为妻，而宋子文就会在宁汉分裂中倒向蒋介石，从而为其筹款，保证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金融盘子。这是“蒋宋联姻”的“一揽子计划”中的关键内容，蒋介石为此任何代价都肯出，何况一个小小的陈洁如呢！
眼看木已成舟，该把陈洁如放在哪里呢？在这紧要关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静江在蒋介石作出“五年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的承诺后，再次为盟弟赤膊上阵，细细谋划，并派他的两个女儿陪同陈洁如漂洋过海！
五十万美金支票的轩然大波
如前所述，蒋介石1927年8月19日把陈洁如哄上了船，说是为使北伐军得到宋子文的财政支持，他必须娶宋美龄为妻，从而换取宋子文的金融盘子，为期5年，所以请她暂时回避一下，去美国读书深造，5年后仍旧恢复夫妻关系。好像是在换一件衣服穿，穿5年后再换一件。陈洁如那年才21岁，如何能洞察蒋某人的阴谋诡计？为了蒋介石的“革命”，她只好牺牲自己，痛苦地躲得远远的，乘船到美国去读书。她与蒋的婚事是张静江做的媒，张静江倒也好汉做事好汉当，不回避责任，他除了再次去说服陈家母女外，还派出他的两个女儿张蕊英和张菁英，陪同陈洁如一同前往美国。
在陈洁如与张蕊英、张菁英9月8日抵达旧金山后，蒋介石10月4日就东渡日本向正在那里治病的宋母求亲；12月1日，就在上海最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了“中国人最隆重的婚礼”，火速实现了“蒋宋联姻”。从此对陈洁如弃之如敝屣，再也不提“5年”之约期了。陈洁如哪里能料到，后来等待她的竟是四十多年的孤灯清影！
且说当初张静江派两个女儿陪陈洁如上了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要他们一路小心行事，因为陈氏是第一次出国，于国外的一切规矩、习惯皆不熟悉，有她们作陪，一来可以权当翻译，方便生活；二是也有人做伴，可免除旅途寂寞。张静江待朋友的真诚，可谓是彻头彻尾的。两位小姐认真履行了职责，老天也帮忙，总算一路顺风，安全抵达了旧金山。
想不到他们在船上风平浪静，下船之后却遇上了“轩然大波”。原来张家小姐虽然几次出入国门，但大凡细琐之事都由仆人代办，对外轮上的一些办事惯例并不熟悉。她们三人上船之后，轮船上的账房照例通知各旅客，若有贵重物件如首饰等，可送交账房代为保管，否则一旦遗失，轮船公司概不负责。两位张家小姐对此并不上心，而陈洁如倒担心起来，因为她身上带着一张50万美金的支票，自己初出国门，一旦遗失岂不酿成大祸，于是商之于两位小姐后，将支票送交船上账房保管，下船时再去取回，倒也无事。
乱子是当地的新闻记者捅出来的。关于蒋介石夫人陈洁如赴美之事，外界报端已有披露。“杰克逊总统号”中途在日本和夏威夷靠岸时，当地的新闻记者尤其华语报纸记者均蜂拥前去采访、拍照，船抵旧金山时更是如此。当时任中国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的是安徽望族之后龚安庆，他事先已接到国民党方面王正廷的电报，要其关照此事，切记保密，千万不要让陈洁如接触新闻记者，不要让她抛头露面。
不料新闻记者是无孔不入的，船抵码头时，竟然人头攒动。他们知道陈不谙英文，就去采访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张女已得父亲关照，不可以随便讲话，所以也一问三不知。记者们无计可施时，转而向船上的服务人员和账房“进攻”，问一些她们在船上的生活起居琐事。这时一位账房先生脱口而出：“别的我不知道，只是有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她们曾交账房保管。”这一下捅了马蜂窝，第二天的《旧金山日报》即以头版的大字新闻刊出“蒋介石的夫人随身带50万美元来美”，一时成为特大新闻。当天华侨办的《侨声报》等即予转载，并加以评论：“蒋介石何来如许美金？”又说,“苟非贪污，中饱各地华侨输助的北伐军捐款，即为其新得的赃款！”于是各地华侨甚为不满，表示不愿再为国民党捐款，一时闹得纷纷扬扬。王正廷曾电致龚安庆要严查此事，后经颜惠庆代为解释而未再为难。
后来据说此款大部分是用来委托某公司购买军火的，陈洁如名下的生活费仅占极小部分。她们想不到去“劳驾”了一趟船上账房，竟惹出如此一场麻烦，蒋介石知道了自然对陈洁如更是一肚子窝火。
初到美国后的日子比陈洁如原先想象的更为可悲，因为她已从报上看到了蒋介石在国内《申报》上的“蒋中正启事”，以及他在“蒋宋联姻”问题上对记者的谈话。蒋介石已公开否认有陈洁如这么一个夫人存在，她变成了一个“蓄意冒充蒋夫人”的坏女人。陈洁如痛不欲生，在纽约七十九街徘徊了一天，决定跳河自杀，结果被路边一老者拦住。
张家两位小姐则看不下去了，她们义愤填膺，怂恿陈洁如向蒋介石报复，劝她：“以不义还不义，以欺骗还欺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欺人太甚，简直是魔鬼！”但是善良的陈洁如还在念记那“革命的需要”，始终泪往自己肚子里咽，这倒令张氏姐妹大为困惑，无可理解。
她们从旧金山到纽约一周后，菁英按自己的计划去学服装设计了，蕊英去攻读师范课程，她们完成了陪同的任务，各奔前程，陈洁如就更孤独了。
5年后，蒋介石并没有履行他那与陈洁如恢复夫妻关系的诺言，等于把盟兄老张给出卖了，张静江在陈家母女面前，甚至在妻子朱逸民面前横竖都交代不过去，自然就对蒋介石很有意见。中国人讲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领袖呢！他这时才看清了蒋介石这个人的真面目，原来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小人！他心里非常失望，从此渐渐与之疏远了，加上还有政治上的种种分歧，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竟到了不屑于理睬的地步。
要建设，不要打内战
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之后，张静江与蒋介石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张静江一心要按总理遗嘱大搞经济建设，蒋介石则热衷于“剿共”，消灭异己。同时，蒋介石搭上了孔、宋和江浙财团，羽翼渐丰，登上了权力顶峰，张静江对于他来说，成了老朽一个，利用价值已经完了。
而张静江则不肯买账。他1928年当上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后，我行我素，大搞基本建设，对蒋介石想顶就顶。在修建铁路问题上，蒋介石出于“剿共”的需要，主张先建杭州到南昌的铁路，以路权向德国借款，一次建成重轨；而张静江则从经济发展考虑，先修浙江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铁路，并由他出面，向国内银行界借钱造轻轨，这样成本低，客货运输量大，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于是下令动工而置蒋介石的主张于不顾。同时，在修建浙江的公路上也未能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以全力先建成了杭州到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内唯一盈利的公路。这些都令蒋介石大为恼火。
于是老蒋就存心找张的岔子，打击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威望，借嵊县一股土匪抢劫富户的案子，对张静江为省长的浙江治安大加批评，并在南京政府的“纪念周”例会上，有意给张难堪，还将他对此事的“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读了之后说：“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乃以出国就医提出辞呈。当时秘书的拟稿中有“请辞去本兼各职”字样，张大不以之为然，说：“我只是辞去省政府主席的行政职务，建设委员会是做建设的，我绝对不辞！除非将我撤职！”
你不辞职，蒋也有办法对付你！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弄了一个议案：“建设委员会应将所属各部主管的事业分别交各部接管”，于是铁路交给铁道部管了，电厂交给电力部了，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为缩小了。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建设委员会上面又多了一层领导，及至1938年，建设委员会干脆就归并于资源委员会了。
尽管如此，张静江在主持建设委员会的10年中，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他手里的启动资金只有10万元，其余主要靠民间集资，和发行地方债券。他先后办起了南京发电厂、戚墅堰电厂、杭州电厂、国际无线电台、长兴煤矿、馒头山煤矿、淮南煤矿、宜洛煤矿、江南汽车公司，以及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等等。221929年，还在杭州成功地举办了影响深远的西湖博览会，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展览会场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参展的商品达14.76万件，历时137天，接待国内外团体1000多个，参观者达2000万人次，再次显示了他那“民国奇人”的大手笔。
“我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
久之，张静江实际上被架空了，经济上的实权已经完全掌握在宋子文、孔祥熙手里，他逐渐对蒋介石的真面目越发看得清楚了，对之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曾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像蒋介石这种人，只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只知为己，不知为人，而且毫无信义！”渐渐地，他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离开了中国，晚年在美国以念经和下棋度过了余生。
张静江在任何时候都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绝不趋炎附势。一旦他认为是该做的事情，那是奋不顾身，什么都不怕的。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深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时有摩擦，蒋介石邀他前去南京面谈。李济深深恐有诈，到上海后先找张静江，问他怎么办。张认为蒋介石是欺软怕硬的，若胆怯不去，以后更难出头，还是应当去。于是邀了吴稚晖权当李济深的保镖，同去南京会蒋。张静江还说：“要杀头一起杀，谅他也不敢！”结果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附近的汤山招待所内，而张静江为了防备蒋介石对李的迫害，日夜与李同居一室，不离左右，并命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每天下午陪李下象棋消遣。张如有事离开，就一定要等到吴稚晖到来后才走。两人如此交替陪同，大约有一年时间。张静江如此保护老蒋所痛恨的李济深，当然也成了恶人，只等有机会收拾他了。
抗战爆发后，张静江全家先是避往武汉，后来又转去香港。在武汉的时候，他家已经门庭冷落，仅有李济深、于右任等人时来访问。他满腹牢骚，不去重庆而决定去香港。在香港的时候，无形中还把宋子文顶撞了一下。那时他正患眼病，宋子文来看他，第二天为他请医生来家里看病，并关照账房，医药费由他来付。一周后张的病情有好转，他问账房花了多少钱。账房以宋子文的话相告，老张立即生气了，立马叫账房去医生那里要来清单，一定要自己付——我才不买你宋子文的账呢！
1938年8月，他们一家与他的侄子张叔驯夫妇离港赴欧洲，继而前往美国，寓居纽约治病。离开香港启程的前一天，张静江伤感地对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说：“此一去恐怕尸骨难归了！”
李力经问他，要不要电告蒋介石，他一下子变了脸，生气地说：“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第二天上了船后，前来送行的张的弟弟张澹如又问他：“二哥此去有无电报给蒋介石？”张静江本来半躺在沙发上，听此话忽自沙发上坐直，非常愤怒地说：“我为什么要通知他？我又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张这样发怒地对人讲话，生平是极少有的。可见这当初的哥儿们，已经完全无法对话了。
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2.11.）
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同年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1927年，协助时任国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期为国民党出谋划策。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11日在广州自杀。
另一面的戴季陶
戴季陶是四川广汉县人，公元1891年出生，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四年后，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戴安国是戴季陶之子。一般相信蒋纬国亦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蒋纬国晚年公开承认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亲生父亲。
据说，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津渊美智子的儿子，津渊美智子和有“帝国之花” 称号的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是戴季陶一生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女人。
戴季陶幼肆业于四川客籍学堂高等科，年二十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工书，能画，书宗北魏，入能品，画以兰竹为多，偶写山水，亦有韵致。颇得其师刘子泉薪傅。
名言
中国强，日本就是妾；
中国弱，日本就是贼！
西安事变后的南京：戴季陶磕头放弃“主战”
作为十朝古都，南京城里发生过数不清的故事。那些远去的昨天，常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露出一张面目模糊的脸。从本期起，《发现》周刊特别推出《历史上的今天》，挖掘被掩埋的细节，以飨读者。
1936年12月14日这天，南京街头平日卖得特别寒碜的《中央日报》突然洛阳纸贵，刚上摊儿一会儿工夫就销售告罄。因为就在昨天，《中央日报》在第三版刊出了一则新闻——《张学良率部叛变》，短短六百多字，一时间引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蒋介石被拜把兄弟给武力扣留在西安了，消息是真的吗？
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官报”《中央日报》自然比一般报纸消息更加可靠。果然，12月14日“京市新闻”版上，《市府布告严禁造谣》的标题赫然出现在头条。文章告知各界，两天前的西安事变“中央有适当处置，望市民力持镇静各安生业。京各界致电慰问蒋委员长。”然而在这条消息的周围，围绕的是《京市今日举行冬季大扫除》、《第六届集团结婚明日举行》、《玄武湖捕鱼，两日捕鱼百余担》这样的“市民”新闻。对于南京而言，西安事变，这似乎只是一个来自西安的不幸消息，事实果真如此吗？
●蒋介石在西安被抓，南京的媒体作何反应
●真救蒋假救蒋，南京军政界要人的幕后闹剧
●作为民国首都，南京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
戴季陶铁汤池公馆内下跪“主和”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武力扣留,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事发突然，南京的高层得到消息已是这天的下午。
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2日下午，在位于南京斗鸡闸4号何应钦家中，政要们聚集在一起.刚刚切入到实质问题，分歧出现了。“一、协和(李烈钧)主张安全介石为主。二、陈璧君主安全。三、陈公博亦然。四、朱益之主打。五、何敬之主打。六、叶楚伧主打。七、戴季陶主打。”意见没有得到统一，他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将蒋介石“蒙难”西安的事情告知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并商讨对策。
从国民政府《中央日报》12月14日的新闻可见，国民党中央是于12日当晚12时召开紧急会议，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铨叙部政务次长、几次中常委会议记录的王子壮在他的日记手稿本中记载，但凡能够及时赶回南京出现在会场的人员基本到齐，共计38人。
第二天晨，宋美龄、孔祥熙从上海赶到南京。当天下午3时至5时半在位于丁家桥16号的中央党部召开会议，紧急磋商。随后至蒋介石返回南京为止的14天时间里，这里车流不息，召开的大会小会一个接着一个，前后不下20次。会议的焦点就在于对张学良“打”或“不打”。
考试院长戴季陶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态度异常激烈。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
当时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高级会议的黄绍竑，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回忆，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在中山东路128号、国民政府财政部内的孔祥熙南京铁汤池公馆。休会时，戴季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南京各界组织赴难团，空谈“救主”
蒋介石在西安“蒙难”的消息传来，“民间”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各机关各行业，包括学校、工商界等团体都纷纷表示要“效忠党国，”并“通电讨逆”。
接着是付出实际行动的问题。《发现》周刊记者在12月23日的《中央日报》上看到，12月22日上午九点，召集的各界扩大纪念周大会上，有关方面做出决定，“即日组织首都各界救国赴难团，营救蒋委员长出险。”会场气氛悲壮紧张，各代表均奋不顾身，愿赴西安营救蒋委员长，至11时，始高呼口号散会。散会后，各界代表自动报名参加营救蒋委员长赴难团者，甚为踊跃。
而南京童军组织营救会长(编者注：指蒋介石)讨逆服务团也很快成立，南京城里许多小学的学生都报名踊跃，拟定参加资格并推定领队人员，待截止报名后即准备出发。
南京市民众代表及各机关都宣传讨逆，当时的情景可谓是“首都百万市民，咸欲争食张逆之肉而寝其皮以为快”。
各类赴难团成立了不少，只是到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止，没有一个赴难团有离开南京、奔赴西安的“壮举”。
市政府宣布全面停止娱乐宴会
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以往都是夜夜笙歌。蒋介石被困西安的消息传来后，人们也一如往常。南京市政府社会局觉得不妥，遂于12月21日通过南京的各种纸媒，从《中央日报》到广受欢迎的《南京人报》宣布，在领袖蒙难期间，全市停止娱乐宴会，并禁止跳舞。并建议中央转明广播电台，在此期间，停止音乐游戏节目。很快，中央电台广播节目对内容进行调整，侧重时事要闻，以唤起全体国民讨逆杀贼，音乐节目改播军乐、国乐及雄壮的爱国歌曲。
此外，戏院业协会决定停业三天，以伸义愤，这三天时间是22日到24日。原本计划上映的电影往后顺延。
1936年帮助父亲在南京下关一带经营茶馆的王女士还记得，茶馆里原本说书唱小调的艺人在那段时间被禁止表演。“但茶客反而比以前多了，原本不爱喝茶的也来了，茶馆成了大家打探消息的地方。以前下午三四点就打烊，西安事变期间，都要到天黑了才关门。”
而家住孝陵卫经营酒坊的86岁的江家华老人也记得，那段时间，自家酒坊的订酒量急剧减少。“虽然禁止宴会的时间有限，但在蒋介石回南京之前，谁也不敢摆酒席，那段时间，南京城里没人办喜事。我们家在那年的十二月生意不好做，全靠周边一些零散的销售在维持。”
南京宣布戒严，病人就医需持警察证明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考虑到南京作为首都所在地，可能会有极端分子来“趁乱打劫”，扰乱秩序，遂决定加强防范。首都宪警当局接到命令后，对治安尤为注意，南京警备司令部更是于12月16日起宣布戒严。
之后，南京街头的宪警明显增多。宪兵方面加派步哨巡逻，昼夜警戒。警察方面，自下午五点起到翌日上午七点戒备。而且，宪警联合检查旅店、对特种户口比如外来临时户口随时加紧检查。此外，公共汽车行车时间及茶楼酒馆营业时间均不得过夜间十二点。为了避免误会，禁止燃放爆竹，这个规定由警察挨户通知。每日夜间自十二点起各宪警步哨岗位，得检查行人车辆，对普通人给予警告，而对可疑人暂行扣留；夜间一点以后，市民不得再行外出，但遇病人求医或产妇，经所在地警察证明，得许通过。凡于禁止通行时间，各军事要地及各重要机关附近，自夜间十二点起，绝对禁止闲人接近或无故通行。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后对于南京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来说影响不是很大。”王女士说。
南京童家巷17号陷入一片悲哀
但对于少部分南京百姓来说，西安事变的爆发，无异于当头一棒：他们的亲人已随同蒋介石到了西安，近况如何，无从知晓。
在惶恐不安中度过几天后，12月15日，位于南京童家巷17号的邵宅隐约得到消息，说跟随蒋介石前往西安的邵元冲在事变中受伤。邵宅陷入一片慌乱，邵夫人即大名鼎鼎的民国女权运动家张默君赶紧电询张学良，被告知12日当天，邵元冲从西京招待所跳窗逃遁时，被士兵开枪击伤，送到医院救治，于13日晚医治无效离世。年仅46岁的邵元冲英年早逝让邵宅陷入一片悲哀中。
邵元冲，字翼如。博学多才，曾是民国第一任杭州市市长，曾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因此，他是国民党中当之无愧的元老级人物。邵元冲的身故一方面令家人悲恸欲绝，另外一方面，又成了国民政府号召民众“讨逆”的幌子。
12月21日《中央日报》第一张第三版头条位置上，邵宅关于邵元冲的讣告赫然显目，上书“报丧 顷接西安电 邵翼如先生于十二月十三日晚因西安叛变不幸殉难哀此报 南京童家巷十七号邵宅谨启”。接下来直到蒋介石返回南京的三天里，邵元冲的讣告都出现在头版的位置上。
这个讣告成功地激起了市民对张学良的仇恨。国民政府趁热打铁，一面派各种要员前往邵宅吊唁，发表各式慷慨激昂的“讨张檄文”，一面在《中央日报》上发文，准备在25日遥祭尸体还在西安的邵元冲。12月25日，《中央日报》第三张第一版专发了“中央遥祭邵翼如先生暨在西安殉难诸同志特刊”，林森、李烈钧、冯玉祥都在特刊中题词悼念。
那么，跟随蒋介石前往西安的其他人员情况又如何呢？据国民党《中央日报》当年12月23日的文章说，蒋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时，随从官佐共五十二人，殉难者四十六人，其中包括他的侄子蒋孝先。
有南京市民要求枪毙张学良
除此之外，南京方面开始了对西安事变的“始作俑者”张学良展开了各种攻击。比如，在12月19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浣花”的文章。
文中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有一群匪寇，在某地猖獗起来，这匪寇的大头目，却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张学良。关于这个假黑旋风的消息，自然很快地传到了真黑旋风的耳朵里，张学良赫然震怒道：“他也配叫张学良？”于是在一纸命令之下，那个张学良，不“学良”而“学狼”了。这不知是哪位秘书的高见，因为古时流匪，叫做白狼，那么，在良字上加个反犬旁，遂十足道地画出一个强盗形来。其后，东北军旅方面，有个上尉副官，名字也和张学良一般无二，在某次的呈文里，被张学良发觉了，随即在后面批诫道：“冒用长官名字，实属不敬；该张学良饬即改名。”这位无权无勇的张学良，虽没有被派做学狼，但在咫尺权威的压迫下，只有奉命维护，偷偷不学良了。
文章中还质疑，从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他自己的名字是如何爱惜，何以现在又“形同匪寇”，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不“学良”而“学狼”。
“西安事变的消息刚传到南京，茶馆里的茶客谈起来都不相信，说张学良那是好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拜把兄弟给扣下来了呢？许是有什么误会吧。但几天之后，随着报纸上对此事的分析，茶客们就越来越认定张学良真的不是个东西了。”王女士告诉记者，张学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南京形象十分高大，但这次事件后，张学良就“声名狼藉”了。后来，他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许多市民都要求枪毙张学良。
大批市民拥到大校场机场迎接蒋介石
在各方势力的斡旋下，12月25日，蒋介石安全离开西安。当天下午五点半，抵达洛阳。而消息传到南京，是在他抵达洛阳二十分钟之后。而最先得知消息的，便是《中央日报》。该报在六点之前，一面开始印号外，并通知各电影院，将这个好消息用幻灯片报告观众，一面在报馆的门口立即贴了两张“临时壁报”，写着“蒋委员长安抵洛阳”几个字。
该报报馆还预备了一辆大卡车，围上“蒋委员长安抵洛阳”的布标语，边开边燃放鞭炮。卡车先向夫子庙方向开去，沿途许许多多人都被鞭炮声吸引了出来。当《中央日报》的工作人员第二次(六点半)带了号外再向夫子庙驶去时，一路上老百姓燃放的鞭炮声已不绝于耳。从华侨路一直到夫子庙，沿路人山人海，许多商店都挂起国旗来，以示庆祝。12月26日的《中央日报》在第二张第三版上以《昨晚全市狂欢，本报散发号外》为题，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报道了相关情况。
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一时太平路、中山东路、黄埔路、明故宫及由明故宫至中华门一带，有超过四十万人出门迎接。大校场机场四周挤满了热情的市民。
“我13岁，读小学高年级，老师带我们上午8点钟从孝陵卫出发，赶到大校场，已经快11点半了，我们排着长长的队，走了整整三个多小时的路，很兴奋，没觉着累。”江家华老人告诉记者，他觉得，那个时候，百姓们对蒋介石平安归来的热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蒋介石被困西安前后14天，南京百姓也高度关注了14天。至于蒋介石为何被张学良困在西安，随着国民党当局的舆论导向，市民鲜有关心。毛泽东在当年也曾对这事发表了自己的忧虑。记者在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一书第227页中看到，1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张、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
大胆的戴季陶
戴季陶，本名字良，又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民权报》于1912年3月28日创刊，是同盟会会员中部分激进分子创办起来的，对外自称是自由党的机关报。周浩担任发行人，戴季陶、何海呜等任主编。该报创办于清帝溥仪退位、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显露出不尊重《临时约法》的迹象。可是，该报创刊后很快便以反袁世凯为宗旨，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特别是主笔戴季陶，发表了一系列以“天仇”为笔名的反袁“时评”和论说，针对袁世凯践踏民主、破坏约法、推行专制的行径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抨击。特别是1912年5月20日，该报刊出了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以《杀》为题的短评，公然喊出“熊希龄卖国，杀！章炳麟阿权，杀！”的大胆言辞。
戴季陶的文章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也激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决定拿他开刀，下令将他逮捕入狱。
戴季陶看到拘捕他的传票上写着：“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指国务总理唐绍仪）、熊（指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章（即统一党领袖章炳麟）应即提究。”戴不服，当即振振有词地申辩说：“拘票上说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这算什么罪状？你们是租界的巡捕，袁世凯远在北京，并不住在你们的租界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哪管戴季陶的抗议，粗暴地将他带回捕房。他是学法律的，很懂得使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遂向领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是什么关系？租界捕房能否代表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领班瞠目结舌。
戴季陶第一次尝到了铁窗滋味。同室的囚犯见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问道：“先生，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怎么也会到监牢里来呢？”
戴季陶说：“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阶级制度苦我，强弱关系害我。我不住租界，我不做官，我是中国人，我就到这监牢里来了。”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戴季陶能言善辩，巡捕房又没有什么把柄，不久以无罪释放。
戴季陶自幼好学，从4岁起就跟其祖父识字，6岁入塾读书，以后逐渐接触一些西洋史方面的书籍。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学日文，受到业师徐炯反清思想的影响。次年考入客籍学堂。因抨击学堂监督品评课艺不公、偏袒富家子弟，而于翌年被开除学籍。该校理化教员日人小西喜欢他聪明好学，收容他在私人书斋继续读书。1905年秋他赴日本留学，先进师范学校，两年后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
戴季陶留日期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到日本。第一次在1906年4月，蒋介石到日本进清华学校学日语，同年冬回国，这次他结识了陈其美；第二次在1908年春，蒋介石到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编入炮兵班。戴季陶与蒋介石在留学生聚会时相识。
1909年夏，戴季陶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后为谋生计，往苏州投江苏巡抚瑞潋，被委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次年春，转往上海中外日报社任职。后考入《天铎报》，不久任主编，以天仇笔名撰写社论，词锋犀利，言论激越，对清朝的黑暗统治进行抨击。1911年春，戴季陶在上海与钮有恒结婚，还来不及度蜜月，即遇《天铎报》文字狱，清廷指名要抓他。戴季陶不得不匆匆登海轮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益处，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在陈其美、钮永建等的主持下，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戴季陶回到上海后，立即投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戴季陶与陈其美、钮永建一起率民军进攻上海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经过曲折的斗争，于11月促进了上海的光复。唐绍仪内阁辞职，他已走出班房，并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任戴季陶为机要秘书。1913年2月10日，戴季陶随孙中山访问日本。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孙中山在27日返抵上海，立即主张武装反对袁世凯，戴季陶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那时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动员旧部在沪参加反袁斗争，蒋、戴之间有过一些接触。
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参加《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浙江支部长。他同一些日本政界人士交往密切，吴组湘在《民国百人传》中写道：当“犬养毅竞选时，戴季陶曾应邀参加协助，四处演讲，大受欢迎，而日本选举法遂因此而有限制外国人参加助选之规定”。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离日返上海。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4月，林森署理军政府外交部长时，戴季陶代理外交次长。随后，军政府改组，孙中山受排挤，戴季陶随同一起回上海。这时他将家迁回浙江原籍吴兴（即湖州），与张静江关系密切。
戴季陶回到太湖之滨的吴兴，本想过一段桃花源般的悠闲生活，不料五四运动的浪潮很快波及这里。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起全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巨大力量。这促使戴季陶又回到上海，投入了新的潮流之中。
戴季陶在孙中山的授命下，与沈玄庐合作创办《星期评论》，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该刊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正式出版，宗旨是介绍世界的大势和思潮，唤起青年。当时廖仲恺、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为之撰过稿。接着他又协助孙中山组织“建设社”，筹办《建设评论》月刊。
《建设》杂志于同年8月1日创刊，内容很广泛，分论说、纪事、通讯、杂录等，形式生动活泼。戴季陶常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针砭时政，评论社会问题等。在有些文章中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宣扬爱国和民主思想，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新思潮。他曾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和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热心研究劳工运动并积极参加劳动问题的讨论，在《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他想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改良”的途径。6月22日戴季陶在回答孙中山的提问时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在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紧要的事。”
当时，戴季陶还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日译文和其他一些著作。他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从1919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登。在他的文章中也试图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词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他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对当时进步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戴季陶所主张的是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认为“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歧路上，主张中国人“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开得一步才走得一步，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
五四新潮流,是戴季陶继“天仇时代”后的又一个高峰。
当时，蒋介石除在粤军任职外，常滞留上海，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也开始研究俄国革命问题，同时对经济问题和当代政治学说颇有兴趣，1919年10月还撰写了《列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与打破外交的迷信》等文投于《星期评论》。这说明戴季陶与蒋介石这时的思想脉络也有相近之处。
在交易所中仍不忘政治
1920年前后，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为了从经济上支持援闽粤军的军事行动，曾广泛寻找生财之道，发掘财源。戴季陶、蒋介石等人本身在经济上也缺乏来源，寻思摆脱困境。于是，戴季陶、蒋介石等便同一些人搞起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营活动。据有关当事人回忆：“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便和日本某企业代表计议开设交易所。先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着手其事，又同上海大亨虞洽卿等联络，开设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戴季陶和蒋介石均出身商人家庭，对经营之道从小耳濡目染，颇受熏陶，对贱买贵卖、转手倒卖等做法，也较熟悉。交易所开业初期，经营比较得手，股票行情不断上涨，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骤然获得巨额收入，“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戴、蒋之间就在1920年交易所繁荣之时，兴高采烈，彼此换帖结为异姓兄弟。蒋介石比戴季陶年长3岁为兄，戴季陶为弟。
同年12月，戴季陶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为“集合资本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之经纪人事”立了一个合同契约，其中规定：“牌号定名为恒泰号，经纪人由张秉三君出名；营业范围暂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资本总额计上海通用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蒋介石以蒋伟记名义占四股，实际上由张静江垫款投资。戴季陶以小恒记名义有二股。这是他们从事交易所经营证券期货的一个实例。
1920年是戴季陶等人获取厚利的一年。他们手里有一笔巨款，便花天酒地大加挥霍，也拨出一些款项资助驻闽粤军。当年8月粤军能够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戴、蒋等人也尽了一些力。但好景不长，戴、张、蒋等人所从事的交易所逐渐面临危机。他们没有充足的保证基金，依靠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继续哄抬股市。股票不断涨价，兑换的人日渐增多，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果然，事故发生了，戴季陶与某钱庄往来，因所开支票超过存款，被钱庄拒付。这样，戴季陶一下子信誉扫地，更严重的是暴露了同伙的老底。以此为起点，他与蒋介石等从买空卖空的巅峰跌落下来，其经营苟延残喘地拖延到了1922年春便彻底垮台。至此大量股票成了废纸，众多受骗上当的人，纷纷来找当事人逼债。证券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被债权人逼得走投无路，急得曾两次要跳黄浦江自杀。戴季陶也沮丧不已，告别了经济活动的舞台，从此再不愿涉足。
交易所经营中的起落，使戴季陶与蒋介石共同饱尝了甜酸苦辣，彼此间都视为知己。戴季陶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表白：“弟之对兄，唯有一爱在，爱之变体成为痛则有之，决不成为愤也。”蒋介石也致函向戴季陶表示：“然兄之待吾，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结，对戴季陶日后政治生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戴、蒋两家联系密切，生活上很亲近，彼此间称兄道弟，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称蒋介石为“三伯伯”，而蒋介石养大的次子蒋纬国的生身父亲究竟为何人也令世人难以分清。日本有资料认为纬国是蒋介石和日本女人所生；蒋介石的第三位妻子陈洁如以及厨师蒋小品则说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的私生子，因戴季陶怕老婆，不敢养，就由蒋介石交姚冶诚抚养。
戴季陶在上海从事交易所买卖期间，与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也有交往。1920年5月，俄国人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达上海，首先会见了陈独秀，双方商谈了筹组中国共产党的事宜。经过陈独秀的介绍，当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和沈玄庐、李汉俊以及《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也曾参与会见维经斯基等人。同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戴季陶曾参加过一些活动，但当要正式建立组织时，他借口孙中山还活着，不能参加别的党派，就退了出去。
1920年11月，粤军从福建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取得节节胜利。孙中山返粤重新建立军政府，戴季陶也跟随赴粤。12月下旬，戴季陶到浙江奉化探望蒋介石并劝说蒋介石到广东任职。戴季陶以情动人，以理相劝，一方面以“革命”、“党国事业”等晓以大义，又以“广州政府此时缺人”、“此去奇货可居”等词说明利害。但蒋介石嫌孙中山没有授予大权，很不高兴，以恶语相待。加上当时两人都因交易所失落，政治上也不顺利，彼此心情不好而大吵一架。戴季陶只好怏怏而回。此后他仍接受孙中山的调遣，往返于广州和上海之间。他为广东政府草拟法律文件，并对有关的法律进行探讨。
当蒋介石稍平静后，给戴季陶写了一信，检讨自己“为人不自爱惜，暴弃傲慢”，认为“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益友”，大有“悔不该当初”的心情。戴季陶也回信一封，云：“即劝兄赴粤，虽属为公，亦有一半系为兄打算”，道明自己不远千里到奉化劝驾的一片良苦用心。从来往信件的字里行间，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确是不同寻常。
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和北伐军讨陈失利后，离粤去沪。10月上旬，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到沪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命戴季陶入川，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这时戴季陶在遭受了一些公务私事上的挫折之后，心灰意懒，在途中又得悉川军各派正在酝酿战争的传闻，精神更加颓丧。戴季陶后来回忆他当时的心境说：“这时我的心里，廿四分的苦痛，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件很错误的恋爱，种种魔障缠绕……再加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来招我了。”当戴季陶所乘之船驶向宜昌途中，他便趁夜跳江自杀，幸好渔夫搭救而未死。从此他便信仰佛教。戴季陶抵川后被四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11月18日到渝就职。他解释孙中山对川局的主张是：消极的，避免战争；积极的，整顿教育、实业，以谋建国之基。由于军阀混战不休，戴季陶在四川期间工作没有什么成效。
蒋介石和戴季陶一样，自从上海交易所经营失败，革命又遭受挫折，心情极为沮丧，加上身体不适等原因，曾经产生过悲观厌世情绪。在戴季陶自杀未遂数月后，1923年春蒋介石也心灰意懒，加之“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者再”。直到4月15日，他才从上海起程赴广州。
1923年12月上旬，戴季陶从四川回到上海。当他得悉孙中山已决定容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准备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便向廖仲恺表示，对国共合作“根本怀疑”。他主张说：“共产党人加入，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能存留两党籍。”有一次，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的。”
不久后，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当时只有22岁的他，能受到孙中山如此垂青，确实很不容易，他也深以为荣，自豪地说：“本人在当年追随总理的同志中间，要算是最年轻的一个。”
孙中山对这位机要秘书既信任又爱护，还亲笔赠送给戴季陶一副对联：“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其言殷殷，寄托了对戴季陶的深情厚爱。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戴季陶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戴季陶掌管的政治部中人才济济，当时和后来成为中国革命风云人物的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均曾在戴季陶手下任职。
戴季陶同时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等，身兼多职，忙得不可开交。他还负责起草了考试院组织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这为他后来成为考试院院长并任职20年之久打下了一个基础。
孙中山对戴季陶信任有加，还特地派他和蒋介石一文一武两员大将，一道去汕头做陈炯明的工作，希望能将该部改造成为一支革命部队。但戴季陶走后不久，孙中山感到身边实在须臾也少不了这么一个得力帮手，遂发急电将他召回了广州。不过，陈炯明对戴季陶印象特佳，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忙电告广州，要求孙中山准许戴季陶继续留在汕头。孙中山哪里肯听，又发急电说：“介石留下相助，唯季陶实难久离，望嘱速返。”
寥寥数字，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戴季陶的钟爱和厚望。
1924年底孙中山到北京后，肝病进一步恶化，确诊为肝癌。
戴季陶其时正在上海，得悉孙中山病情后，立即起程北上，前往侍疾。
孙中山见到戴季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问道：“听说你近些时在上海求学十分用功，不知看些什么书？学些什么东西？”
戴季陶回答后，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孙中山能允许自己将多年来钻研三民主义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面世。病中的孙中山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病情进一步恶化。何香凝和汪精卫曾根据孙中山的意见，起草了两份遗嘱：一份是政治遗嘱，一份是家事遗嘱。他们和戴季陶都认为应请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
有关史料对此作了如下记载：
午正，国父忽张目遍视床前家属及各同志，召之面前曰：“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纸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汪兆铭将两遗嘱稿并水笔呈上，国父因手力甚弱，颇颤动，无法自持，夫人含泪托起国父右手腕执墨水笔写下了“孙文”两字……
这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除夫人宋庆龄和儿子孙科外，尚有国民党大员十余人，其中有戴季陶。孙中山签字后，宋子文、孙科、孔祥熙、何香凝及戴季陶等九人亦签字证明。
3月12日凌晨，夜色沉沉，戴季陶接到通知，说孙中山病势危急，他立即赶到了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孙中山的病床前。这时孙中山不住地喘息，已不能进食，不能讲话。延至9时许，孙中山双目向上直视，瞳孔渐渐不见，面转灰白色，手足渐冷。9时30分，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走完了他59岁的人生历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戴季陶痛心疾首，号啕大哭，他写了一副挽联：
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
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
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十余年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成为他传奇生涯中绚丽多彩的一页。
“创作反共理论第一人”
作为国民党的“著名理论家”，戴季陶对共产主义思想曾经做过一段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最早的领导人陈独秀成了要好的朋友。陈独秀曾赞扬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
但是，戴季陶与李大钊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同。他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让民众都皈依到三民主义的思想中来。
带着反共情绪，戴季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持消极态度。当孙中山派廖仲恺到上海敦促戴季陶南下时，他明确地对联共政策表示了反对。但当时的戴季陶还没有公开站在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对立面上，他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宣布脱离中共党籍来掩盖他的反共真面目。所以，他四方奔走，借维护国民党的单纯性为由，煽动中共党员退出中共，为此，他被国民党右派人士称作“创作反共理论的第一人”。
对于戴季陶的反共态度，支持国共合作的各方面人士纷纷予以口诛笔伐，或公开指责，或撰文批评。戴季陶一气之下，以辞职来表示不满，离开广州返回上海。
孙中山去世后，当时接班人中呼声最高的首先要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四人，论资历、论党内军内地位，都远远轮不到蒋介石。他当时连中央执行委员都不是，军内仅仅是黄埔军校校长，手下没有战斗部队，要问鼎接班人“宝座”，谈何容易呀！
然而不甘心久居人下的蒋介石早就觊觎着最高权力的“宝座”了，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标”，他一方面千方百计抓兵权、抓枪杆，同时也物色能给自己鼎力相助的笔杆子、“理论家”。
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蒋介石首先想到了戴季陶。他这位把兄弟的文笔堪称天下一绝，他主编的刊物和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主编的刊物都曾风靡神州。请出这样一位笔杆子去与党内“左”派和共产党打笔墨官司，蒋介石坚信稳操胜券。
蒋介石立即给远在上海的戴季陶拍了一份电报：“请兄速来广州。”
戴季陶很快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广州。
蒋介石大喜过望，他向戴季陶介绍了广州乃至全国的政治情况，中心意思是共产党很猖狂，也很难缠，绝不能让其在国民党内坐大，更不能让他们在军内掌握兵权。
蒋介石认为戴季陶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先造舆论，让国民党乃至全国人都知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苏俄式的暴力革命势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听任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必将造成三民主义的赤化。
蒋介石知道戴季陶两手空空，就慷慨地给了他一大笔款子，嘱咐他到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从理论上对共产党来个“重拳出击”。
戴季陶果然不负蒋介石所托，几个月后，他的“反共理论成果”出来了。这就是《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个小册子，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三民主义哲学系统表》，三篇文章构成一整套理论体系，“戴季陶主义”从此成型。在他的理论中，他企图用孔孟的儒家思想取代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用民生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用泛泛的民权主义取代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学说，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而且“独具一格”，确实也迷惑了不少人，特别是造成了中间派思想上的混乱。
戴季陶为了树立起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威望，还喋喋不休地鼓吹说：凡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而且一定会发生冲突，尤其是一个团体有两个中心、两个领袖，这个团体一定要分裂。
为了实现戴季陶的“理论”，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中央还必须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名单。
令人叹息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竟然没有看出蒋介石、戴季陶的险恶用心，认可了这个无理的、胁迫性的要求，使得蒋介石在会议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戴季陶为蒋介石一步一步地接近权力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蒋介石布置鸿门宴
在建立蒋家王朝的残酷争夺中，蒋介石一巴掌把共产党打下去之后，又面对着党内元老重臣的挑战，首当其冲的便是汪精卫和胡汉民。
当时，在国民党内流行着三句话：胡汉民腿能跑，汪精卫口才好，戴季陶文采高。这表明，戴季陶无论是资历、才干，都与汪精卫、胡汉民在伯仲之间。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略施小计，将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排挤出国“访问”，戴季陶成了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他还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的要职，并与于右任、丁惟汾三人共同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由此，他成了国民党中央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并成为蒋介石首席国策顾问，春风得意，红得发紫。
胡汉民回国后，向蒋介石、戴季陶发起了挑战。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定于翌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胡汉民强烈表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强调国民党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限制军人专权；而且主席的权力要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院院长的权力相等。胡汉民的用意就是要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是个嗜权如命的人，岂能让胡汉民得逞？他立刻找来戴季陶商量对策。
这时戴季陶是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主任，但人远在广州。向各地派出特务监督代表选举的陈果夫和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据初步测算，在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如果进行总统选举的话，胡汉民将得到68％的选票，而蒋介石只能得到32％的选票。
蒋介石大吃一惊，脸上露出沮丧之色，他问二陈该怎么办。
二陈建议派国民党元老级重臣吴稚晖去见胡汉民，请胡汉民“出国休养”。
胡汉民见这位比自己大14岁的老大哥，居然登门替蒋介石当说客，也顾不得他的老面子，将吴和蒋都骂了个狗血淋头。
蒋介石左想右想无计可施，遂请戴季陶速速离开广州来南京。戴季陶一到，蒋介石立即将戴季陶召到自己公馆密商。
戴季陶和胡汉民都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两人私交很好。但戴季陶权衡得失后，决定站在蒋介石一边，扶助蒋介石坐上“龙椅”。他向蒋介石附耳低言，进谏了一条破胡之策。蒋介石听完后，不禁抚掌大笑，称赞戴季陶此计高明。
这天，胡汉民接到蒋介石的一份“请柬”，邀请胡汉民到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赴晚宴。
胡汉民哪知是计，应邀赴宴，一进门，发现迎面坐着戴季陶，此外还有吴稚晖、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等军政大员。众人和胡汉民冷冷地打了招呼。
一位秘书接过胡汉民的帽子、手杖，请他进里面去坐。
胡汉民继续往前走，跨过一道门，来到另一个房间，抬头一看，只见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一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室内别无他人。吴思豫向他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胡汉民感到气氛不对头，正欲向秘书打听，忽见满身戎装的蒋介石走了出来。蒋介石挥挥手让吴思豫和秘书退下。于是，室内只剩下了蒋、胡两个政治上的冤家对头。
这次两人会谈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史家更无记载。
戴季陶等人在外面等了很久很久。后来，见胡汉民神情黯然，脸色灰白，低着头一言不发，从房间里缓缓走了出来……
第二天，胡汉民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送来一份辞呈，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并提出健康不佳，想到汤山居住，享受“温泉疗养”。
蒋介石当即提笔写了“照准”二字。
一场没有枪炮声的“鸿门宴”，扳倒了蒋介石最大的政敌，而献计献策的就是戴季陶。他向蒋介石进献的计谋是：一不做，二不休，将胡汉民予以“软禁”。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蒋介石给予戴季陶以丰厚的回报，让戴季陶担任了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
交往夏之时董竹君
戴季陶与夏家的关系很密切。戴母收董竹君为干女儿，戴季陶又收董竹君的长女夏国琼为干女儿，而戴的大儿子戴安国也是夏家的干儿子。
1928年10月，戴季陶担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在成都期间就经常待在夏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辛亥革命的元老。早年留学日本东斌学校，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入四川新军。1911年11月领导四川新军一部在龙泉驿起义，后被推举为四川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政府副都督。民国成立后辞职再赴日本留学，其间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讨袁。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就任靖国招讨军司令，在川南作战，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
四川护法失败后，他因不满军阀专制，毅然退出军政界，1939年底回，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老家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
1950年镇反运动中他被人诬告为匪患主谋，1950年10月6日被判处极刑。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1911年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新党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的最安全的地点。
在这个嘈杂的烟花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伎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由于家里太穷无法维持生计，父母只能把她卖到青楼。董竹君当时只有十三岁，年龄太小，按照行规她只需卖唱，不必卖身。而如今，这个少女已经长大，出落成了俏丽动人的红牌歌女，老鸨要依靠她的肉体去赚取更多的钱财。而不出卖身子和脱离火坑的唯一途径就是嫁人，聪明伶俐的董竹君存下了一份心思，开始在客人里挑选能够托付终身的对象。青年豪杰夏之时正是在这个时刻走进了她的视线，使她感到异样的温暖。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三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夏之时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也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的怀抱。
几天后，董竹君与夏之时就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在日本，董竹君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还在家读完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在那时候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素养，还有后来她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
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并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选择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与夏之时行了结婚大礼。
1919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一个革命者转变为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老实说，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多见识，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他多，而夏之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更能干。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恢复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恩感德，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一个重生的机会。
然而，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虽然生下一个男孩，但夏之时重男轻女，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枪来威胁董竹君，董竹君伤心绝望。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越来越令人窒息。
据董竹君回忆说：“戴季陶也跟夏之时谈过，他说你对你的老婆不可这样子的，将来你的老婆就要跑掉的。他（夏之时）不相信。他（戴季陶）说你们两个人的思想呀，背道而驰了。”
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回到上海。
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1930年春末，董竹君向朋友借钱创办了群益纱管厂，眼看事业慢慢红火起来，不料厂房却被日军飞机炸为一片废墟。
不屈不挠的董竹君经过一番策划再次筹集资金，于1935年3月创办锦江川菜馆（即现在享誉全国的锦江饭店前身），成为女权运动的典范人物。戴季陶曾力劝董竹君加入国民党，都遭她婉言拒绝，反以女老板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邓颖超登门鼓励和交待革命工作后，她更加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送一批青年去苏北解放区参军；虎口救出革命同志，租房掩护革命工作。她创办永兴印刷所、协森印刷局，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印刷革命传单、《解放》杂志、《告上海市市民书》等。1946年，上海发电厂发生“索夫团”事件，董竹君利用与戴季陶及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为共产党搞“特别通行证”及“记者证”，多次营救革命同志脱险。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北京安然逝世，享年九十八岁。
在1924年戴季陶与孩子们于四川成都将军街的夏公馆前合影中，后排左为杨吉甫博士大女儿杨毓琳、右为夏国琼、中为戴季陶，前排左为夏国秀、中为夏（董）国瑛、右为杨慧琳的二女儿。这张照片证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保存至今十分不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处抄家，董竹君的家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为了保存这张照片，董竹君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个脸，好让抄家的人看不出是谁。如果当时发现是戴季陶的照片，说不定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
1997年，在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一书出版前，夏（董）国瑛请北影厂原厂长、摄影专家朱德熊于病榻上，在腹部刀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一笔笔地修复了这张照片。现在仔细看还能看出，戴季陶的额头有修复过的痕迹。
国民党党歌的谱曲者
戴季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之后，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刻。他将孙中山1924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所做的十二句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追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正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谱上了曲，后经国民党中央确定为该党党歌。这首党歌一直延续到陈水扁上台才废除。
戴季陶就职考试院长后，选择南京鸡鸣寺东关岳庙兴建考试院大楼，1929年夏落成。院外书写耀眼的大字：“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材，鼓励有方，则野无抑默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悻进之徒。”在其接待室悬挂一联：“入此门来，莫作升官发财思想；出此门去，要有修己安人功夫。”其办公室则自称为“待贤馆”，以“选贤任能”自命。从设立考试院，直到1948年7月，戴季陶连任考试院院长达20年之久，经手制定颁布法规多达100多个。1931年举行第一届高等考试，考试的范围为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外交事务5种。以后逐渐增加，到1946年第十三届高等考试时，范围扩大到13种。此外还有普通考试和特种考试。
1931年7月，戴季陶在南京主持第一届高等考试，担任主考官兼典试委员长，亲自主持命题。考试完毕，2000余名考生在南京停留等候发榜，他组织人员日夜阅卷核分，因及格人数寥寥无几，决定凡得分55分者均算合格录取。放榜后，发现有一考生在录取分数线内而被遗漏。戴季陶一面下令补录，一面上报呈请处分，甚至声泪俱下，承认忙中出错，不能免其咎。在他坚持下，决定罚扣戴季陶本人薪俸3个月，秘书长扣薪1个月，科长记过一次。戴季陶苦心经营考试院，其目的是选拔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才。但是在独裁政治体制下，真正能够猎取到较高职位的人，大都是靠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考试院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装潢门面的一个机构。
戴季陶在考试院设立的初期，比较专心主持院务，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考试制度奠定了基础。自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思绪和行动，与蒋介石的政治需要息息相关，考试院的院务主要交给副院长钮永建等负责，而戴季陶只是成为该院长期挂名的“长官”。
在生活上他标榜“舍己为群”、“清廉寡欲”，实际上始终得到蒋介石的特殊关照，多处住宅都相当豪华、典雅、舒适。例如他在南京汤山购地引泉，修建别墅，落成“望云书屋”，还在上海觉园修西式住宅，所有经费都是经蒋介石特批的。这是因为蒋介石不仅与戴季陶有金兰之谊，需要他作为幕后智囊，参与重大决策，而且需要他在宗教、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戴季陶自己信佛，同时主张运用宗教手段对内蒙、西藏王公喇嘛、上层宗教人士实行怀柔政策。蒋介石对有关边疆地区的决策和重要人事安排，往往先征求戴季陶的意见后，再决定。1933年12月，达赖十三世病逝于拉萨。次年1月班禅来南京时，戴季陶便提议由国民政府举行达赖大师近孝会，设坛诵经。他陪同班禅主法，内外坛设于考试院和鸡鸣寺。当时北平《世界日报》登载了刘半农撰写的《南无戴传贤菩萨》一文，描绘了戴季陶官、佛两栖生涯的状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为应付这一事件，国民党政府设立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讨论，戴季陶提出了一个所谓“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的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力求对日妥协。11月，戴季陶以“国难严重”为词，发起“修建仁王护国法会”，用“诵经护国”等办法祈求“神佑”。
政客原是风流才子
戴季陶一生中的婚恋，也十分富有浪漫色彩。
戴季陶东渡日本留学时，开始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两年后毕业，接着进入久负盛名的日本大学法科学习，其时，他用的名字叫戴良弼。
戴季陶天资聪颖，才思过人，文笔优美。他用“散红生”的笔名，在《新闻杂志》等几种日文报刊上发表了小说、诗歌、散文等不少文章，被同学们广为传诵。
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戴季陶还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几乎使他一夜成名，并得到了一位朝鲜皇族公主的垂青。
原来，当时在日本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为数多达千余人，但一盘散沙，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戴季陶跟同学们串联后，酝酿成立一个全校性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戴季陶被公推为代表，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并获得批准。
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成立大会召开那天，日本文部省和清廷驻日本大使馆专门派代表出席，校长和许多教授也到了会，日本学生和朝鲜等国留学生纷纷闻讯而来，到会人数多达两千余人。戴季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用汉语、日语致了热情洋溢的开幕演说，博得了满堂掌声，人人称赞，风头出足。会上，他被选为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
一位朝鲜女留学生一直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丰逸英俊的戴季陶，她满怀钦慕之情，对戴季陶已芳心暗许了。
女大学生姓李，据说是一位朝鲜皇族公主。戴季陶在学校中交友广泛，和朝鲜留学生也常有往来。李公主早就开始注意戴季陶，大会后，她和戴季陶有了单独接触，双方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
这桩普通的异国情缘，在今天来说司空见惯，但在那时却惊动了日本、朝鲜、中国三方的官方。特别是日本，一口鲸吞朝鲜后，由于朝鲜人民的不断反抗，所以对朝鲜留学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防范，对他们的活动有着严格的限制。李公主作为朝鲜皇族的后代，影响很大，日本当局对她的限制也更严。
戴季陶第一次谈恋爱，炽烈似火，哪管这一套；李公主对戴季陶爱得也是热烈、执著。两人遂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邀约到一起，举行了一次宴会，公开宣布正式缔结婚约。谁知这一下捅了“马蜂窝”。此后几天，李公主突然失踪，去向不明。戴季陶痛哭失声，到处寻访，可是偌大一个东京，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觅她的芳踪……
戴季陶铭心刻骨的初恋，就这样在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一直到死，他也不知道一往情深的李公主的下落，弄不清是谁拆散了他们的姻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在中间起了极坏的作用。
戴季陶后来娶了个志同道合的妻子，那是他在江苏省地方自治研究所期间结识的一位叫钮有恒的女子。钮有恒老家在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1887年6月4日，是湖州名人钮承聪的第三个女儿，比戴季陶大4岁。
两人见面“相亲”时，戴季陶一眼就看中钮有恒气质高雅，丽质天生，不愧是吴兴女子学校首屈一指的高才生。钮有恒看中戴季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人们都说婚姻讲求的是“缘分”，戴、钮两人真是前世有缘，所以一见钟情，在大媒人钮耕孙先生主持下，两人都欣然同意订婚。戴、钮的“缘分”，还由于他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都是同盟会员。钮有恒原名钮浩，字养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秋瑾在浔溪女校教课，钮浩也在该校，两人志同道合，关系十分密切。后来秋瑾英勇殉难，钮浩秘密逃回吴兴老家，改名为“有恒”，并到上海进入吴兴女子学校教书。戴季陶这时在上海《天铎报》任总编，笔挟风雷，横扫千军，在上海名声大噪。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更使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1912年春，戴季陶和钮有恒在上海喜结伉俪。婚后，戴季陶在孙中山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钮有恒也常为孙中山料理杂务，并在上海与东京间从事联络工作。
《民权报》案发生后，钮有恒前往探望。戴季陶对她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净，不证菩提。”钮有恒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一时被传为佳话。
戴季陶好激动，有点儿神经质，在婚后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的病症，三十多岁时又得了一场大病，缠绵日久，身体很差。
钮有恒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从四面八方请医生，找秘方，弄名贵药材，使戴季陶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上海沦陷后，戴季陶随国民党政府西迁武汉、重庆，而钮有恒因患高血压，不宜远行，遂留在上海隐居，不料这一别竟长达5年之久。戴季陶对妻子牵肠挂肚，日夜萦怀，只得以鸿雁传书，传达相思之苦。
老夫老妻长期分居两地总非久长之计，于是钮有恒决定从上海到重庆和戴季陶团聚。
戴季陶见到阔别5年的妻子后，高兴得泪流满面，喜不自胜。执手相看，妻子虽然仅56岁，然而多年卧病，加上长途跋涉，脸色蜡黄，气色很差，身子衰弱至极。戴季陶心痛得不得了，嘱咐她好好休息。
然而病魔肆虐，天不永年，夫妻团聚才短短4个月，钮有恒就患脑溢血溘然长逝。戴季陶号啕大哭，悲痛不已，多年病体益加衰弱。
钮有恒去世那年，戴季陶52岁。于是他有了第二次婚姻，续弦的夫人名叫赵文淑。
说起赵文淑，她和戴季陶也是一段奇缘。
关于赵文淑的家世，现有资料不多，只说1922年她就到了戴季陶身边，开始侍奉戴季陶。看来，她大概算是“侍女”或“小妾”。几十年来，她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戴季陶。
有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侍奉在侧，钮有恒有没有“吃醋”呢？说起来也怪，戴季陶惧怕钮有恒河东狮吼，但他倒不顾忌赵文淑夹在自己和钮有恒的中间，这也是一个谜。
据范小方、包东波、李娟丽等人所著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披露：赵文淑和钮夫人结成了亲密的姊妹情谊。十多年来，戴季陶、钮夫人、赵文淑和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奇特和睦的家庭，情谊融融，不分内外……钮夫人不在的日子里，一直是赵文淑陪伴着戴季陶，倾尽心血给他以慰爱，他们两人的感情之深是人所共知的。
钮有恒去世后，戴季陶一直寂寞度日，尽管有性格温和、柔情似水的赵文淑陪伴在侧，然而她毕竟没有正式名分，特别在公开场合有诸多不便。于是，1944年1月27日他和赵文淑正式举办了婚礼。
在悲观失望中自杀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戴季陶竟“忧恐至数日不能起，起时亦无喜色”。这固然与其重病在身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之于对人民革命力量壮大的畏惧。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他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即十分忧虑，认为是心腹之患，其害无穷。日本投降后，他郑重地向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说：“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他还认为，“战时固艰苦，战后艰苦将十倍于战时，危险亦不可想象。非不可避免，只在人心知与不知之一转耳。”他预感到人心将转向共产党，担心国民党将因腐败无能而失去人心。9月，他约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等在陈立夫寓所商讨东北战局，力主不要匆忙派兵出关，以免兵力分散被各个击破。他的这个主张未被蒋介石采纳。
1946年春，戴季陶随国民政府从重庆山城还都南京，进入了他整个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他率属员返抵原考试院旧址办公，这时该地呈现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使他感叹不已。他虽病情恶化，力不从心，但仍念念不忘国民党统治的兴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蒋介石也给他保留一席高位。这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戴季陶对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全力予以支持。战争初期蒋介石表面上有所得手，实际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但仍能支撑局面。194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戴季陶继续任考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3月国民党的所谓“行宪国大”开幕，戴季陶以浙江省吴兴县选出的代表资格出席大会。戴季陶在这次会议上倾全力支持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使蒋介石获得绝大的权力。6月，戴季陶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考试院长一职改由张伯苓继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这位桂系首领和蒋介石是冤家对头，但对戴季陶倒也十分客气。他竞选副总统时，为了争取戴季陶的支持，专程登门拜访，并且送给戴季陶一尊金佛。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江左，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作鸟兽散。戴季陶可以去台湾，也可以去四川，但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又是打电报又是派人，盛情邀请他前往广州。
戴季陶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台湾。对于四川老家，他只想能荣归故里，哪能以战败者的身份逃回老家，岂不被人笑话？！至于广东，他感到自己跟随孙中山在那里奋斗多年，还在中山大学担任了多年校长，于是他和夫人赵文淑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到了广州。
戴季陶到广州后，不顾年老多病，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到广州后的第一次常委会。也许，他认为说不定国民党能凭借这块“风水宝地”东山再起……
然而，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都逃到了台湾。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去台湾，他仍然斩钉截铁一句话：“不必去！”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长年罹患的神经痛发作得非常厉害，他辗转床铺，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
入夜，戴季陶像往常那样，吃了安眠药后微微睡去。到了半夜，他又被痛醒，无奈之中，他又拿起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
本来，妻子赵文淑一直陪伴着他，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和服药。可是不久前赵文淑突患中风，尚未脱离险境，于是房间里只剩下戴季陶一人。
到了第二天早晨8时许，随侍人员没有听到他房间里的声音，遂推门而入，撩起帐子一看，戴季陶面色灰白，奄奄一息，再说不出一句话了。
这位以喊杀人著称的戴季陶，以理论乱天下也以理论安天下的戴天仇，最终在绝望中自杀。
在台湾的蒋介石听到戴季陶去世，“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还明令褒扬，称赞戴季陶“才识恢弘，勋尤懋著”。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孙中山先生长子、时任行政院长孙科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为戴季陶举行了丧礼。
“理论权威”戴季陶
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戴季陶有句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反映了国民党新右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心理。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一直追随蒋介石，鼓吹“三*义”对抗*主义，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制造法理依据。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1891 年1 月6 日，生于四川广汉，自幼天资聪颖，机敏过人。1902 年考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业师徐炯影响，开始有了反满思想。1905 年，14 岁的戴季陶与同学马君武、宋耀如赴日本，先入师范学校学习，1907 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后转入振武学校。1908 年春，蒋介石赴日本，进振武学校学习。因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府吴兴县，蒋氏向来注重宗族思想、同乡观念，何况在异国他乡，自是格外亲热。常常一谈就谈到了深夜。
他们感到相见恨晚很快就结拜为兄弟。戴季陶和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和陈其美等人到“黑龙社”等场所拜会避难日本的孙中山，孙中山也十分器重这些风华正茂的进步青年，为戴季陶等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与别人不同的是，戴季陶在经常拜会孙中山的过程中，结识了在“黑龙社”工作的日本少女津渊美智子，并发生了一段罗曼史。尤为不同的是，这一浪漫故事的结晶，又牵扯出蒋介石次子蒋纬国身世的传闻，更增加了戴季陶早期生涯的传奇色彩。据戴季陶亲近的人说，蒋纬国称戴为“亲伯”，蒋纬国长大后，饱受身世流戴季陶言的困扰，曾亲自前去问戴季陶究竟是不是他的生父，戴未明说，只把镜子给蒋纬国，反问：“你说呢？”
1909 年，戴季陶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在《中外日报》任记者，不久任《天铎报》编辑，由于知识渊博、笔锋犀利，旋升主编。1911 年，戴因在报纸上鼓吹反清革命而被追捕，不得不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并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戴季陶返回上海，参加创办《民权报》。不久，孙中山回国主持革命大计，途经上海。戴季陶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而孙中山对此时已显露才华的戴季陶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成立大典，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在上海、南京进行反袁军事联络。
1917 年7 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不久，蒋介石也来到广州投奔孙中山，戴季陶积极加以引见，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浙江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劝蒋介石要学会忍耐，“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表示“自愧而又可笑”，称赞戴季陶“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历史的真实永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谁能想到，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右派领军人物、死硬的*分子。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为此，戴季陶还痛哭一场，并解释说，由于他与孙中山个人关系甚深，当孙中山还活着时，他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但他表示同情共产党，“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
1922 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顿时感到心灰意冷，在回四川的船上，备感凄凉，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度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十分高兴，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 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前不久还积极宣传*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派。
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接任主任。
1925 年3 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冯自由、邓泽如、邹鲁、谢持等*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夹在二者中间的是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随着统一战线的分化，原来的中派甚至左派的一些人也转化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新右派，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他力促蒋介石尽心尽职当好黄埔军校校蒋介石与蒋经国（左）蒋纬国（右）。从长相上看，蒋纬国确实有几分像戴季陶。
长，说：“这是抓兵权，要把学生培养成忠于你的带兵官，你也就成了百万大军的统帅。”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羽毛尚未丰满之时，还不敢和中国共产党完全决裂，乃积极在暗中抓牢兵权，排斥异己，积蓄力量。如果说国民党老右派是公开反对革命的话，那么新右派则是打着三*义的旗号，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篡夺领导权，其理论基础便是戴季陶主义。
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表现失常，出台的政策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的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之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气焰更加嚣张，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感到时机成熟，公然举起*大旗，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
据不完全统计，3 天中被杀害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五千余人下落不明。7 月15 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提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铁石心肠，面目狰狞，对曾经的战友毫无怜悯。他说，这个事只能“不讲感情”；消除敌人，只能用刀子，只能大屠杀。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作为蒋介石最看重的宠臣、最信赖的国策顾问、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文化教育方面的决策者，戴季陶踌躇满志，更加卖力地推行他的戴季陶主义，从法理上为国民党的统治提供依据。
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 年版易名为《三*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戴季陶认为，三*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要图*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戴季陶的论著除上面所提之外，还有《青年之路》、《日本论》、《学札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1935 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虽做了一些解释，但戴季陶仍听不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虽然觉得戴季陶太过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又是至交，不得不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的，实是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对此，戴季陶明白得很。果然，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问计于他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相互间的往来也少了，诚如专家评论的那样：蒋戴之间的关系已经蒙上了某些阴影。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戴季陶与众不同，高兴不起来，拿他的话来说是：“忧恐数日不能起床，起时亦无喜色。”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在蒋介石那里日渐失宠。二是身体每况愈下，常转侧难眠，晚上须服安眠药，方可有短时间的入梦。更重要的是，他的死对头——共产党
的势力发展壮大。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十分担心，主张强力压制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而今抗战胜利了，戴季陶更加害怕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为此曾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多种原因，使得戴季陶早先就患有的神经衰弱症更加严重了。
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专门提出要会见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时，部长就是戴季陶。戴虽然*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还是欢迎的，特别是对毛泽东登门拜访他十分高兴。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为约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 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时间推移，蒋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黯然登机飞往广州，行前去考试院上下各室看了又看，流露无限眷恋之色，情不自禁悲从中来，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说着竟如孩童般号啕大哭起来，如丧考妣。
“四一二”政变时的国民党行刑队。
身在广州的戴季陶，日夜盼待局势奇迹般地好转，却事与愿违，噩耗接踵而来。1949 年1 月21 日，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1 月31 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2 月5 日，人民解放军炮火威胁下的南京政府，宣布迁都广州。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大员纷纷南逃。
一日，戴的老友、监察院长于右任前来看望，问候过后，话题转入时局，相对摇头叹息，不胜悲观。于右任仗为知己，直言责备：“戴院长系总裁最可信赖之人，胜过至亲，言足轻重，而今弄成国已不国的局面，实是难逃其责呀！”戴季陶无言以对，潸然泪下。
他年轻时即嗜酒似命，由于酗酒数度被送去医院抢救。成为中枢要人后，戴季陶酗酒恶习未改，更利用职权强拉下属陪着喝酒，且要一醉方休，常常彻夜狂欢，烂醉似泥，也几次差点使僚属在酒桌上丢了性命。每酗酒后，都要昏睡几日如大病了一场，导致神经衰弱，变
得暴躁易怒，乃至失去理智。时局的种种忧愁，搅得戴季陶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整日以酒消愁，以药助眠。
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判断下来，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
“为*尽节，此其时矣！”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所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也决计效法陈布雷杀身成仁，可得个*忠臣的好名声。
1949 年2 月11 日夜间，戴季陶面对窗外的风声雨声，自感油尽灯枯，绕室徘徊了好一阵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第二天上午，仍不见戴季陶起床，左右大着胆子叫唤，没有回音，于是边喊边敲门，仍是毫无反应，料是有了异常，急忙撬门入室，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
13 日，“戴传贤在穗逝世”的消息见诸报端。当局为防动摇民心士气，在电讯中只字不提自杀，而是说：查戴氏向患心脏病，每晚需要服安眠药始能入睡，来穗后亦然。昨晚或进服安眠药过多，以致影响心脏，于12 日晨8 时不起……
蒋介石是在12 日当天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的，据蒋经国的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
（一）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下反清反袁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季陶，谱名传贤，号天仇。1891年1月6日生于四川广汉一个衰败小商人兼儒医的家庭。其母黄氏信佛，对戴季陶以后笃信佛教有一定影响。
戴季陶童年时上过私塾，11岁时曾参加童子试落第。12岁随长兄戴传薪在成都以学日语为主的东游预备学校学习。学校创办人徐炯为新学领袖，对戴季陶影响较大，使其萌发了反清的民主思想。13岁戴季陶考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因抨击反动校长而被开除。日本教师小西三七因戴季陶在东游学校有日语基础，就聘其为自己教学时的翻译，使戴季陶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1905年，戴季陶15岁。他大哥卖掉家中的30亩沙田，资助他到梦寐以求的“先进国家”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法科学习。
东京当时是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这使戴季陶有机会与他们往来。早期的同盟会员王用宾是戴季陶的好友，他向戴季陶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使戴季陶认识到只有跟着孙中山“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联合世界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与革命力量，全力以赴推翻腐败透顶的清王朝，建立民生、民权、民主的共和政府，中国才有希望。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黑夜的火炬。戴季陶从此决定了要跟随孙中山革命。
留日学习期间，戴季陶与后来成为《大公报》主编、政学系的胡政之、杨子鸿等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戴季陶因勤奋学习、思想较激进、日语精通而被选为会长，这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也是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1909年戴季陶在日学习4年后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这是一所官办的教育兼学术机关，他因看不惯这里的守旧人物而一度流连于花楼酒肆寻求慰藉。这时很欣赏他的江苏巡抚瑞澂调走，戴季陶亦离任前往上海。时《天铎报》社长陈屺怀（即后来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之兄）招考各省新闻编辑员，月薪30元。戴季陶前往应试，一小时写一篇政论文，戴季陶一挥而就。又经口试，被选中作编辑。戴季陶从此以“天仇”为笔名发表文章，取其与清王朝不共戴天之意。他的文章能针砭时弊，笔锋犀利，很受读者欢迎，报刊发行量也因而不断攀升，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3种大报之一。戴季陶的思想与同盟会员的陈屺怀自然一致，因而备受陈的赞赏，仅两个月后便被提拔为总编辑，这时戴季陶才19岁。戴曾评论此事说：“屺怀先生识人得人，余得所得业，相得益彰。”
出了名的戴季陶还为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在上海办的《民呼报》撰稿。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创办的南社。这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宗旨是宣扬民族主义。戴季陶还与先后加入该社的邵元冲、叶楚伧、陈布雷、于右任、吴稚晖、邵力子、钮永健等革命党人常有往来。
1911年，他与浙江吴兴人，长他4岁的钮有恒结婚。钮氏的祖父钮福保是道光十八年进士，殿试甲科第一名。父钮承聪亦为湖州名士。钮有恒曾在著名的辛亥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的结拜姐妹徐自华办的浔溪女校读书。秋瑾从日本留学归来在该校教书时，钮有恒与其时有往来，因而深受其革命影响，以后还加入了同盟会。自然，钮有恒对戴季陶的革命活动十分支持，曾担负许多革命党人的联络庶务工作，还担任过孙中山在上海和东京间的联络员，亦曾为孙中山做过一些杂务。
由于戴季陶不断发表抨击清王朝的文章而遭通缉。此信息被戴季陶的好友，时任上海会审公堂的法官关炯之获悉，密报给戴季陶。戴不得不告别新婚的妻子，在南社社员雷铁崖的邀请下来到马来西亚槟榔屿这个著名的革命圣地，担任《光华日报》编辑。因其在报上发表了一些宣传革命的文章，加之过去的影响，在同盟会员雷铁崖、陈新政（《光华日报》主办）、黄金庆介绍下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麾下的一员干将。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主要军事领导人黄兴亲临武汉，组织对反扑清军的抵抗。戴季陶闻讯十分兴奋，遂决定回国参加革命，10月20日到达武昌。在指挥部外的广场上，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湖州同乡陈果夫。戴季陶以革命军普通一兵的身份，持枪参与攻打招商局的战斗。队伍攻打到二楼前遇到清军依靠工事负隅顽抗，两名革命军战士手持炸药包冲了上去，但在工事前三十多米的地方被密集的子弹打倒。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又抱起了炸药包，他借着敌工事外的一只石狮子隐蔽，让机关枪手掩护自己，沿着S形路线冲了上去，终于成功地将炸药包放在敌工事下。随着一声巨响，敌工事及士兵被炸飞了天，在弥漫的硝烟掩护下，革命军冲了上去，攻占了招商局。戴季陶提出将招商局中清朝官吏及洋人买办所得不义之财川土货栈火焚，战友们纷纷赞同，面对洋溢着强烈革命气氛的烈火浓烟，戴季陶的内心充满了激情和喜悦。
清军疯狂地进行反扑，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统领清军的正是当初很欣赏戴季陶的瑞徵，戴一度萌生利用这种关系前往晓以大义劝降，但听瑞徵狂妄地说过：“不灭起义‘匪徒’，湖广便无宁日！”再看到清兵疯狂地烧杀抢掠，便知道谈也无益。
武昌起义在清军的反扑下失利，汉口被清兵烧成一片火海，这使戴季陶认识到革命的残酷与艰难。他没有退缩，他决定到当时革命的中心上海去。在上海，他积极协助革命党人陈其美、李平书、李燮和多方奔走，联络同盟会、光复会、商团、学生军等革命力量，积极筹备起义。戴季陶同陈其美冒死到上海警察厅与厅长谈判，向他宣讲了革命形势，劝其对起义予以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使得厅长考虑到形势的严峻及个人的利害，答应保持中立，并通知各分局维持治安。
11月3日，起义爆发，陈其美、戴季陶等亲率起义部队进攻上海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戴季陶试图说服守军投降，便与王一亭带领几名革命军战士到制造局的大门前，劝说守门的士兵将门打开，但守门士兵不同意，并示意楼上有大批清兵防守。戴季陶一看敌兵设置了排炮、水压机关枪、小钢炮等重武器，这说明只有武力解决了。陈、戴二人亲率200多人的敢死队发起猛攻，清兵倚仗厚重的铁门和高高的围墙固守，双方僵持不下。陈其美想到李平书是制造局会办，便同他去与总办张士珩交涉，但谈判破裂，陈其美被扣。
午夜，李燮和、戴季陶、钮永健带领3000多革命军向江南制造局再次发起猛攻，戴季陶带领敢死队和南京陆军学校前来参战的学生，悄悄来到西边围墙下，将墙角挖开一个洞，爆破人员将四个炸药包捆绑在一起，将围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大家呼喊着顺缺口冲了进去，在堆放枪炮材料的地方放起火来。此时革命军的大炮也将大楼轰塌一角，战士们潮水般地冲进去。制造局总办见大事不好急忙逃走，大家将陈其美救了出来。第二天9时，起义队伍占领制造局，这标志着光复上海的胜利。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戴季陶认为江南的革命已经成功，应将革命重点放在北方。恰在此时，东北的起义被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军阀张作霖镇压下去。革命军首领蓝天蔚逃到上海，寻求支持。上海军政府让戴季陶负责接待。戴季陶了解情况后电请南京政府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蓝接命后任命戴季陶为交通部长，负责联络各方面的革命力量举事。
1912年1月中旬，蓝天蔚、戴季陶、商震乘海容、海珍、南珍三艘军舰，另备商船三艘，载北伐军进军东北。上海陈其美支援的一大批军火由沪军将领刘基炎由海上押运，刘妄图将军火据为己有，以扩充个人势力。戴季陶闻讯，将刘基炎诱骗到海容舰上，戴季陶与彭汉怀用手枪逼住刘基炎，令其交出军火，刘被迫答应。
北伐军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后，相继攻克了瓦房店、庄河、铁岭、开原。正节节胜利之时，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协议，由袁任总统，清帝退位。袁世凯取消了关外都督府，迫使蓝天蔚出洋，派亲信曲同丰将革命军改编，戴季陶自然也是无事可做，于是来到上海与周洁共同创办《民权报》，他出任主笔。针对袁世凯的窃国大盗行径，戴季陶发文予以揭露。他在《今日之政治观》、《国家与社会》等文章中写道：“今日之政争亦急矣，所以造成此现象者，袁氏实不能谢责??袁世凯之行为，假共和之名，而拥兵以行专制者也。”按照南北协议，首都定在革命势力较强的南京，但袁世凯导演曹锟北京兵变，不肯南下。戴季陶尖锐指出这是“袁氏之欺国民者，欺中国人耳”。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戴季陶抨击道：“袁氏欲帝制自为也久矣！”
戴季陶的文章揭露了袁世凯的本质，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周恩来1946年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时曾说：“戴季陶出了《民权报》，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
恼羞成怒的袁世凯勾结巡捕房在5月22日将戴季陶抓起来，戴这时才明白“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在庭审时，留学日本学法律的戴季陶将法官驳得哑口无言，常引起旁听席上阵阵的嘲笑声，搞得法官狼狈不堪。后戴季陶由张静江出面保释出狱。
（二）孙中山秘书
戴季陶因《天铎报》文字狱风波流亡到槟榔屿时，孙中山先生虽不在该岛，但他妻子卢慕贞与孩子们还住在该岛。孩子们需要一位国文教师，经雷铁崖介绍，戴季陶受聘成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孙琰与14岁的孙琬的国文教师。他们每天跟戴学习两小时，全家人对这位博学的老师印象都很好。孙中山当然了解到这个情况，这成为孙信任戴季陶的缘由之一。
武昌起义后，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沪。12月29日，上海同盟会总部开会欢迎中山先生，戴季陶作为同盟会员与新闻记者参加了这项活动。戴在会前与孙中山作了短暂的交谈。孙中山在问询中知道他就是名闻遐迩的戴季陶，并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时很高兴。这是二人第一次直接接触。
后来卢慕贞领着女儿从南洋到南京与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团聚，戴季陶因这层关系便常去孙中山寓所，向中山先生请教，孙中山也进一步了解了戴季陶其人，两人关系日益密切。
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于1912年10月14日在上海设立铁路督办办事处，戴季陶因为是同盟会会员，且又受到江浙同乡陈其美、张静江举荐，孙中山对其文采又很赞赏，便被聘为孙中山的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戴季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年孙中山46岁，戴季陶22岁。戴季陶说：“在当时追随孙中山的人中，本人算是最年轻的一个。”“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没有离开总理过。”戴季陶因此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
这期间，孙中山的夫人与孩子已回广东老家去了，戴季陶夫人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孙中山饮食起居的事情，孙与戴也因而进一步加深了感情。戴季陶形容孙中山对他：“爱护之殷，关垂之切，实已超出师之于弟，直与父子无异。”
戴季陶每天上午8时便去孙中山寓所听他讲建国的纲领，并奉命将这些讲话记录下来。孙中山共讲了一百多天，戴季陶将这些讲话记录整理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两本书，孙中山思想得以流传，戴季陶功不可没。孙中山许多重要的文件、宣言、关于三民主义的全部演讲录都是戴季陶审订出版的。因为孙中山眼睛不好，戴季陶还要为孙读书报，以便他及时掌握时局动态。
1913年2月10日，为实现社会改革与经济建设的理想，孙中山偕夫人卢慕贞、秘书兼翻译戴季陶、英文秘书宋霭龄，随员马君武、宋耀如等一行乘“山城丸”轮船访日考察。
在日期间，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桂太郎两次会见了孙中山等人，谈话内容包括他对袁世凯这个奸臣的认识。密谈时间前后长达15个小时，戴季陶对桂太郎的见识极为钦佩，详细地记下了谈话内容。为取得日本朝野人士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支持，戴季陶还协助孙中山会见了日本民党首领犬养毅、著名政客头山满、自由党及立宪政友会创始人坂垣退助。戴季陶自己还与日后成为侵华的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有所往来。
孙中山、戴季陶等还会见了日本铁道协会会长古氏公威，商谈了中国铁路修建和筹款事宜。之后，孙中山一行人到日本各处参观访问。根据访日见闻，戴季陶后来写了颇有影响的一本书--《日本论》。
在犬养毅招待孙中山的宴会上，犬养毅与孙中山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是由戴季陶翻译并记录下来的。
犬养毅问孙中山：“您很喜欢看书吗？”
孙中山答：“是的，我很喜欢看书。”
犬养毅又问：“除书之外，或者说，比书更使您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孙中山稍微考虑一下微笑着答：“当然是女人喽！”
中外景仰的伟大革命家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使戴季陶是否翻译颇为犹豫了，但孙中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用英语强调：“Woman（女人）！”
另一位在座的日本人问：“那么，最使您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革命！”
又一位在座的日本人说：“您是著名的革命家，您最喜欢革命，这我毫不怀疑，但您把喜欢女人放在书之前，这说的是否是实话？”
孙中山正襟危坐，严肃地说：“我们革命者的语言中，‘女人’与‘母亲’应该是同义词。当妈妈把她身上最富有营养的乳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丈夫，她们的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是，我们很多男人不懂得这种爱，不怜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以至千百年来，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这世道太不公平，太可惜了！”
孙中山先生的肺腑之言、深邃思想令在座的日本人深受感动。
宋教仁被刺杀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得此凶信，即中断访日，率一行人赶回上海。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居正等一起到黄兴住宅参加党的领导会议，讨论应对宋被刺后的措施。会上孙中山积极主张武力讨袁，但黄兴等人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用法制办法加以解决。戴季陶发言支持孙中山意见，认为对袁世凯无法施之于法，结果引起黄兴不满，并斥责戴为何许人，不应在此多嘴。
还在革命党人争论不休时，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向帝国主义善后大借款，出兵进攻革命党军。在这种形势下，黄兴等人也改变了态度。“二次革命”爆发。
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以秘书身份作为他的代表到各地去做起义的发动、准备工作。戴季陶到南京时，正赶上南京讨袁军发生内变，黄兴的卫队长程德全被收买后，接受了“捉拿黄兴”的密令，黄兴被迫离开南京。戴季陶即与讨袁军总司令何海鸣与一、八师中的中下级军官再次兴兵讨伐袁世凯。当时军费没有着落，戴季陶在南京恰遇其留学日本的同学金锐新，金此时任交通银行协理。戴季陶通过他担保，从南京银元局借了6万元作为军饷，解了燃眉之急。接着，戴季陶在都督府召开了军事会议，宣布人事安排。由钮永健任总司令，徐涛为一师师长，王兆鸾为二师师长。这些措施虽迅速扭转了危局，但无法扭转整个战局。随着全国讨袁军的失败，南京局势再度告危。9月1日，张勋部队以炸药轰开南京城墙，守军不支，南京陷落。
城陷后，戴季陶没有逃走，他打算在城里联络散落的革命军人以图再举。戴季陶在南京秘密下榻于日本人开的旅社宾来馆，化名金子光。此事被张勋部属侦悉，他们派一连军队包围了旅馆。戴季陶坐着人力车回旅馆时看到情况异常，但车已拉到旅馆门前，逃不了了，戴季陶急中生智，故意少给车夫车费，车夫大吵，戴便用流利的日语在围馆的士兵前说了车夫一顿，然后交足车费。士兵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进去后，他回到房舍赶紧化装，出来时挽着一位熟悉的在旅馆当服务员的日本女子，一边用日语谈话一边走。士兵再次将他当成日本人，他才极侥幸地脱离危险。
当时的大连属于日本控制，革命者在那里活动容易一些，当时聚集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已有200多人，孙中山很重视这支革命力量，他派陈其美、戴季陶、蒋介石前往大连。大连的宁武、刘纯一、石磊、傅之鱼、王明山等革命党人已利用东北统治相对薄弱的机会成立了反袁斗争的领导机构“实业研究会”。陈、戴、蒋等到大连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戴季陶等还实地考察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的革命形势。他们在东三省各地组建了一些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受到张作霖的通缉，活动受到限制。陈其美、戴季陶、蒋介石看到当时的国内形势，许多人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东北的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是在近50天的时间里，他们毕竟了解了东北的局势，壮大了革命力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他们将东北的党务交给方剑飞主持后就离开了。
“二次革命”失败，戴季陶也受到通缉，随孙中山一行三十几人来到日本。戴季陶仍然做孙中山的秘书，负责保管党内的文件，作会议记录，常伴随孙中山外出，兼做翻译与保镖。
在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因孙中山吸取以往的教训要求忠于其个人而产生了分歧，戴季陶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戴认为：“中国革命有世界眼光，有一贯的理想，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没有第二人。”
戴季陶同胡汉民一样，也是党的纲领《革命方略》的起草人之一。
建党后，孙中山派陈其美、居正、许崇智、邓铿、蒋介石等军事人员回国组织讨袁军。
戴季陶是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国》的编辑。这时期他发表的主要文章有《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中国革命论》、《欧美时局观》等。这些文章主要内容是总结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联邦制的民国制度的新设想，探讨世界问题。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困窘，戴季陶跟随孙中山等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许多人的衣食都有困难，在大雪天时，因无钱购柴生火致使有的革命同志生病。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各省纷纷独立，孙中山在此形势下偕廖仲恺、戴季陶等于1916年4月27日秘密回国，参加国内的斗争。戴季陶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袁世凯在孙中山回国后不久即病死，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执掌实权。段与大总统黎元洪发生了争权斗争，张勋以“调停”为名借机上演复辟丑剧，他派人到日本寻求支持。
孙中山闻讯后即派戴季陶以党代表身份赴日了解情况。戴季陶凭借孙中山和自己的老关系拜访了日海军军令部部长海军中将秋山贞之、参谋部次长陆军中将田中义一，此二人都熟知中国的情况。戴季陶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张勋复辟的信息，写了一封详细的报告寄给孙中山，使革命党人据以掌握应变策略。
由于段祺瑞不要约法，迫使孙中山再次组织护法运动，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即兼任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外交部次长。军政府刚刚成立，事务十分繁忙，戴季陶以超人的勤奋和精神，将千头万绪的事情办得有条不紊。
孙中山南下护法借助的是西南军阀陆荣廷等人的兵力，但这些军阀实际上不听孙中山的号令，而是借助孙中山的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面对这一情况，戴季陶对孙中山说，没有兵权，总是受制于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十分赞同。戴季陶想到广东的陈炳焜虽然归属陆荣廷，但对孙中山很尊敬，便向孙中山建议向陈炳焜要兵，孙中山同意，但遭到陈的婉拒。
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看清了军阀的嘴脸，认识到只有孙中山才是真心护法的。看到孙中山的处境决定予以支持。他当时有40个营的省长警卫部队，便对胡汉民、戴季陶提出交给孙中山20个营作为孙的基本部队，然后再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孙中山很高兴，他令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汪精卫做好有关工作，克服陆荣廷等的阻挠。孙中山向陆等表明，这8000官兵将组成“援闽粤军”，去进攻福建的北洋军阀李厚基，不会留在广东与地方实力派争地盘，使陆荣廷等人放心。孙中山以陈炯明为这支部队的总司令，蒋介石、戴季陶协助整编。
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辞职偕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朱执信等到上海。
回沪后，戴季陶过了一段清闲生活，便奉孙中山之命与沈定一、孙棣三创办了革命报纸《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不久，又协助孙中山编辑《建设》月刊。这两种报纸杂志以孙中山的“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孽，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社会之雏形”为宗旨，发表了不少有关劳工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后，戴季陶参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该党最高革命原则。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借此契机令陈炯明部队进兵广东驱逐陆荣廷，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了在经济上支持这一军事行动，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筹建了“恒泰号”，以张静江所占股份最多，以陈果夫为经纪人。1921年，股市看好，获利不少，既支持了粤军，个人也发了财。但到了年末和第二年初，股市猛跌，“恒泰号”也深受其害，这些人的投机以失败告终。但这项活动使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的代表，也成为以后政治上的挚友。
孙中山因革命、建设等方面很需要人才，因而对教育十分重视。他看到民国成立以来中小学的教科书没有反映辛亥革命的成果和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便委托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研究中小学的教育，负责重新编辑了中小学、师范等教科书，加进了新的进步思想内容。
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后，戴季陶仍是重要的助手。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时，第二军长许崇智因病不在军中，由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蒋介石统领。由于旧军队人事关系，第二军一些军官不听从蒋介石指挥，蒋气得回奉化老家了。
蒋介石是保定、日本士官学校名牌军校毕业生，在陈炯明的部队中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国民党军事人才极缺的情况下，孙中山对蒋介石很看重，几次亲自给蒋介石发函去电要蒋出来担任军职，但蒋介石不肯出来。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也去电邀请，还是请不动。戴季陶见状，凭借他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亲往劝驾，他们同是蒋纬国的父亲（当然戴是义父），又是留日时同寝室的把兄弟，证券投机的铁哥们儿。戴季陶利用这些关系亲赴奉化，对蒋介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原来蒋介石不知孙中山给他什么官职，便以老母有病为由在家待价而沽，现在得知会委以重任，加上上述人情，不能不出山了。
孙中山在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宪法、法律、法规、施政情况后认为：“各国宪法??只分三权，不完备地方很多，而且流弊不少。”为把革命政府建成一个理想的政府，他向国会提出制定“五权宪法”，即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再加上“考试”、“监察”二权。他让戴季陶起草一个宪法草案和相关的法律文件，按照孙中山的意图，戴季陶研究了许多国家的宪法、法律，努力写成了一部反映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成果，对今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有利的数万言的法律草案，推动了法制建设的发展。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脱险来到上海，戴季陶随之住到孙中山寓所，为孙分担孤独与苦闷。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自己这位忠实的追随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三）投江自杀原因新说
1922年，四川省督军刘成勋派戴季陶的朋友向育红、吕超带了四川将领的信慰问孙中山并邀请戴季陶到四川帮助制定省宪，其目的是为了抵制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保住自己的地盘。孙中山虽然不赞成湘、滇等省的省宪自治或联省自治办法，但主张军阀息兵停战，发展实业，便决定戴季陶作为他的代表，赴川宣传贯彻自己的主张。
孙中山对戴季陶此行很重视，除写了亲笔信外，还邀请了上海的一些四川籍人士，各党派的在革命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到自己的公馆里吃饭，并向中外记者发布戴季陶入川的消息，以扩大影响。
戴季陶离开四川，离开老母已经18年了，也想顺便回家看看，便带着秘书赵文田、随员陈鸣谦等，随向育红、吕超在旧历九月初四乘船返川。但谁也没有想到戴季陶会投江自杀。
戴季陶一路上很少说话，常常独自一人在船舷来回踱步，或凭栏沉思，神色呆滞。到了晚上11点多钟，航船沿长江行至宜昌附近，其他人都已睡熟，戴季陶走出舱房，来到船尾，举身投入江中。当时他穿的是花缎薄长棉袍，落水后，长袍像汽球一样托着他顺流漂浮。据戴季陶事后回忆，“当时万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沉越不得沉，自己钻下去，又从对面浮起来，向左左浮，向右右浮，把头埋入水中，拼命地饮水，但肚皮已饱不能再喝，只有听天由命，站在水里，很清楚地觉得我站在水里成二三十度的倾斜，两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天气很冷??”戴季陶漂到枝城南岸的沙州搁浅。他爬起来没走多远，便冻得倒地呻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渔民齐顺发闻声发现了戴季陶，将他救回家中，给他身下垫上稻草，身上围以棉絮，并喂酒取暖。
第二天将戴季陶送到枝江县城亲戚杨开锃家，杨给戴季陶买了由枝江前往沙市的船票。戴季陶往码头去时发现赵文田与毛副官正在码头小轮船上，双方不期而遇，惊喜交加。
原来在天明时赵文田不见了戴季陶，估计是落水了，大家只好在宜昌登岸。赵文田与一名工役雇了一叶小舟，沿江顺流寻找；向育红则托宜昌政府通知沿江团防、军警协查，自己在宜昌掌握情况。
戴季陶与齐顺发、杨开锃分别时，给了他们20块银元。
在戴季陶获救后大家为其举行的压惊席上，戴谈自杀的原因时说：“军阀横行，各自为政，频年内战，民不聊生。列强虎视眈眈，伺机吞食，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又被陈炯明窃据，国是如斯，我等皆将为亡国之俘矣。中夜不寐，忧心如焚，独步船头，凭栏远瞩，忧时有泪，救国无方，猛见江心月圆如镜，明彻天空，四际无涯，觉浮生之渺小，念此行仆仆风尘，亦属劳而无益，一时愤悔，奋起投江。”
后来戴季陶又在其《八觉》一文中说到投江时的心情：“这时我的心里，二十四分的痛苦，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直很错误的恋爱，这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以假作真，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断。再加上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事业，什么政治、实业、教育这些问题，决不能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来招我了。”“公”说得很清楚了；“私”是指错误的恋爱，但文中没有具体说明。
戴季陶的秘书，亦即他的外甥赵文田揭开了这个秘密，在赵写的《戴季陶自杀真相》一文中说，因戴的妻子钮有恒需在家经营家里的500亩水田，照料家务与儿子安国，不能随戴季陶因革命需要而在外奔走。钮有恒考虑到戴季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身边需要有人照料，便将外甥女，亦即赵文田的姐姐赵文淑送到上海渔阳里戴季陶住处服侍他，戴将赵奸污了。赵文淑已经订好了婆家是准备出嫁的，戴季陶赴四川前得此信息十分恐慌，怕因此暴露他的乱伦丑行，使这位当时已颇有影响的人物没脸见人，才投江自杀的。
以后戴季陶利用他的职权和钱财，解除了赵文淑与未婚夫的关系。1926年春天，赵文淑生下一女，取名家祥。钮有恒1942年去世后，戴季陶才与赵文淑正式结合为夫妻。在戴季陶于1949年自尽后的第二年，赵文淑去世。
1922年11月，戴季陶回到成都家中，见到了老母、大哥戴传薪与两位姐姐，18年后团聚自是悲喜交加，一言难尽。
由于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再加上地势险要，历来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要地，战争连绵不断，“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戴季陶虽知孙中山的意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还是殚精竭虑，在各路军阀之间奔走，解释孙中山对时局的主张，介绍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但收效甚微。1922年终戴季陶被四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赴重庆就职，受到各界欢迎，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制定了省宪草案。
戴季陶的母亲黄夫人笃信佛教，幼年的戴季陶也经常跟母亲烧香拜佛，那时不过是出于好奇罢了。这次自杀遇救后，冥冥之中，认为是佛祖所救，命不该死，从此对佛教深信不疑，每天与钮有恒烧香拜佛，还给自己取了个法号--潜园居士。
后来他任考试院院长时，还研读佛教经典，在南京的住宅专辟一室，供奉如来佛、观世音的瓷像。布置有香炉蒲团，四壁挂有他亲笔写的金刚经条幅。手上常戴一串佛珠，还常常大谈什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为了取得戴季陶的支持，还送给他一个金佛像。
戴季陶在四川期间，建立了国民党四川支部。由于四川局势多变，他的许多工作实在难以开展，又加上这时国民党将要进行改组，孙中山嘱在四川待了8个月的戴季陶回沪。
1930年春，不忘救命之恩的戴季陶托人带给齐顺发、杨开锃1000银元，一封感谢信，各一块匾额。赠齐顺发匾额的题字是“佛心侠骨，古道照人”；赠杨开锃匾额的题字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1931年春，齐顺发、杨开锃应戴季陶邀请，各偕全家共十几口人，到南京戴家做客。一向不以官职送人的戴季陶这次却表示要将齐、杨给予安排，但齐、杨二人觉得没什么文化，难以胜任，便谢绝了。戴季陶派副官陪同两家人在南京游览观光后，又在他们走时送给每人一匹绸缎。
以后，他每年均给齐、杨二家寄钱，直到抗战爆发为止。
居正
居正，中国当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年轻时赴日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辛亥革命元勋。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著有《辛亥亲历记》、《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辛亥礼记》等书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
居正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湖北武穴
出生日期：
1876
逝世日期：
1951年11月23日
代表作品：
《辛亥亲历记》、《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辛亥礼记》
生平：
居正，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湖北省广济（今武穴）县人。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有文采，为时人称颂。1900年中秀才。1905年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东京参与组织共进会，并亲手制订章程。同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
民主革命时期，1908年赴新加坡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论战。后往缅甸仰光，主持《光华日报》，并组织中国同盟会支部。1910年与宋教仁等筹设中部同盟会，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1911年初来武汉与党人联系，策动起义。参与筹组湖北军政府和制定《都督府暂行组织条例》。7月任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负责人。1912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内政部次长，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工作。1913年“二次革命”率少数随从配合部分倾向革命的军队坚守吴凇炮台数日，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兼《民国》杂志总理，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干将。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率部与北洋军鏖战胶东、三打济南，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批令委任为国民党总务主任。
大革命时期，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司法院院长。组织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反共反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29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囚禁两年。1931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1932年起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同时兼任中华民国法学会理事长。是蒋介石反共清共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抗日战争时期，续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之一，主持国民党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为使废除外国在华的治外法权作出了努力。还兼任慰劳总会会长一职，亲率慰劳团赴滇、黔、桂、湘、粤、鄂、赣等前线，慰问将士，鼓舞士气。
解放战争时期，续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47年国民党开始进入宪政时期，遂卸任司法院院长职务（连续担任司法院院长前后近17年之久）。同年双十节时，作《齐天乐》诗6首，追记武昌首义。1948年参加总统竞选失败。1949年当选为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兵败后，11月去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党评议员。生活俭朴，每逢外出，都以三轮车或公共汽车代步。晚年热心教育，任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董事长。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潜心于佛经的研究。文采颇高，擅做诗写文，平时凡朋友去世或周年忌日，都作文哭之。
1951年11月23日写作至晚11时，照例洗足就寝，于洗足时坐化，终年75岁。著有《辛亥亲历记》、《梅川日记》、《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辛亥礼记》等，遗著编为《居觉生先生全集》。
学历
日本法政大学
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
经历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6年11月-1947年)
参议会议员
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部长
民国杂志经理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1916年5月-)
中国国民党本部总务部主任(1919年1月-)
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9月17日-1947年)
（国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22年5月-)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1934年10月20日-1934年12月22日)
（国民政府）内务部次长(1911年1月-)
（国民政府）司法院（代理）院长(1932年1月7日-1932年5月10日)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1932年1月-1935年7月22日)  　（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32年5月10日-1948年7月1日)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1931年12月28日-1932年1月)
（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5月3日-1933年1月7日)
（国民政府）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33年9月25日-1946年7月9日)
（国民政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46年7月9日-1948年)
（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委员(1941年)
（国民政府）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1932年)
著作
《居觉先生全集》
《张振武死义事》
《梅川谱偈》
《梅川日记》
《清党实录》
家庭
其子为淡江大学的前校长居浩然，女儿居瀛玖小时送给日本人做养女，後来嫁给台湾籍的张惊声当继室。1951年居正和女婿张惊声联手创办淡江英专，後来居正、张惊声相继去世，居瀛玖接任董事长、居浩然任校长。
1876年出生于中国湖北，少时求学并不顺遂，1905年于上海工作时，因得友人资助始留学日本。同年，居正经由田梓琴与宋渔父介绍，加入同盟会。1907年，居正前往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周围组织中兴日报与保皇党梁启超等人展开笔战。同年，前往缅甸仰光创办《光华日报》。1909年，居正前往武汉，为武昌起义策动人之一，1911年10月11日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创办关键人物之一。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政部次长并兼所有部务。1916年，于山东任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1932年，居正被任命为司法院长，其任期至1947年，任期长达16年又6个月。1948年居正与孙科搭档参加第一届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这次由国民大会代表的间接选举中，另一位总统候选人蒋介石以2430票票数击败居正的269票。1949年，居正随国府迁至台湾，旋即被任为国民党评议员，此职位一直到1951年11月23日去世为止。    家庭
其子为淡江大学的前校长居浩然，女儿居瀛玖小时送给日本人做养女，后来嫁给台湾籍的张惊声当继室。1951年居正和女婿张惊声联手创办淡江英专，后来居正、张惊声相继去世，居瀛玖接任董事长、居浩然任校长。后淡大校长一职再由外孙张建邦、外曾孙女张家宜接任之。
人物传奇辛亥革命元勋、共进会领袖居正
居正作为中华同盟会总部和孙中山先生的代表，以及其个人的学识、品格和能力，成为湖北地区革命党领袖，负起了中枢领导的责任，对发动武昌起义推进辛亥革命作出了尤为重要的贡献，成为辛亥革命的元勋。
1905年，居正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时值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组建革命政党同盟会，即加入同盟会，左右于孙中山、黄兴、宗教仁等革命先躯之中，并成为得力助手。当时国内斗争重在沿海及两广等地，革命党人回国发动了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居正于是力排众议，建议发动长江流域革命，中间突破，各地响应。
1907年，他联络川、鄂、湘、赣会员，成立“共进会”，并着手两湖地区革命。191O年居正回到湖北，首先在家乡武穴市发展同盟会会员20余人，如方震、胡采香等，后来都成为了武昌起义的中坚分子。 翌年春，孙中山、黄兴着人送亲笔信，谓广州准备起义，请其主持湖北革命，迅速起义配合。
居正受革命领袖之命，快速集合在汉革命党人杨时杰、刘公、孙武、蒋翊武、刘复基、邓玉麟、杨玉如等商议，部署湖北起义组织和发动工作。9月14日，将“湖北地区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组成 “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居正被推举为负责人，统一了同盟会对湖北革命的领导。
谭人凤到汉，同时还带来了黄兴为湖北革命党募集的800元活动经费。居正用其中的600元，在武昌胭脂巷租了一个房子作武昌机关，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租房设立了革命党总机关，在武昌黄土坡开办了“同兴酒店”，效法“梁山朱贵酒家”供食军人，联络新军。革命党人邓玉麟被委任为“店老板”
湖北新军是一支近代军队，“招收士兵；必须识字；且命题考试，衡文以定去取”。由于士兵有文化，较易接受革命思想，居正等人非常重视詹大悲任主笔的《大江报》对新军的宣传作用。他亲自撰稿，“激扬民气”，借“同兴酒店”在新军中“暗暗偷传”。居正在《辛亥扎记》曾写道：“黄土坡位于武昌山前工程营与武建营之间，为军队出入必经之地。新军下操后；来这饮酒歇息，酒酣耳热之后，咸慷慨激昂，人人有陈涉倾秦。寿辉覆元之志。时吾鄂有识之士，皆知情这将终，多有怀革命之志。而入新军者，各个秘密组合。……由此加盟者日多；还形成一秘密公开之革命团体，声势日益渐大”（《居正文集》13页 ）
由于新军中士兵接受新思想较快，居正还同蒋翊武等人利用“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会员，采取“招营主义”方针，即新军中“除满人官长外”，全体运动加入。
革命党人运动湖北新军成功，湖北新军整标整协已都为革命党所掌握。为了在发难之前不被清廷识破，居正组织革命党做了大量蒙蔽清廷的工作。
是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运动崛起，各地纷纷响应，全国民情激越。特别是湖南的动作对湖北影响很大，“许多革命同志摩拳擦掌。按捺不住欲响应。”
清廷被武汉局势所迷惑，以为武汉地区无事，抽调湖北军队对付四川风潮，使敌人没有嗅出湖北革命党人的计划和力量。
还有迷惑清廷的一事是，抽调湖北军队到四川的恰恰是革命党人最多的新军三十二标。当时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之间杀掉大臣瑞方起事，“居正闻之，乃力加劝阻”（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居正在《辛亥扎记》也对此事也这样记载道：“继有告余者，余乃力加阻止，告以革命策略。”（《居正文集》第35页）确保了革命力量的隐蔽。
居正在选择起事最佳时机，同时，抓紧了确保起事成功的各项准备工作。除组织力量外，还急需经费安排三件事情：1、开“旅社”作为集合点；2、购买制造武器原料；3、购置手枪。恰巧当时有一革命党人刘仲义，带有5000元钱受父之命上京应试，居正通过彭楚藩，用计在楚雄楼使该同志将钱全部捐出。居正随即办成了上面三件事。在武昌城内准备了七个集合点；在汉口租了六处房子制造爆炸物品和制造旗帜文告；派人赴上海购置枪支弹药，武汉已经成为了一支一触可发的上弦之箭。
在武汉山雨欲来的前夕，居正考虑更深的问题是，湖北的起事必须全国一盘棋，作为全国革命的开局；必须置于孙中山先生整个革命谋划之中，希望革命领袖来主持；必须得到全国革命党人的响应和支持，否则清廷各地的爪牙会毫无牵制地向九省通衢的武汉扑来。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海外募款，国内只有黄兴、宋教仁等人。黄兴收到居正湖北情况报告后，回电表示“不日到汉”。于是，9月17目居正就带了杨玉如赴沪，通过陈其美会见了宋教仁，并在陈其美家召开了上海革命党会议，决定武汉起事后，上海、南京一起发动，还决定陈其美购置枪械交居正、谭人凤带回武汉。
孰料，武汉方面还未等到居正一行回来，因为两件意外的事，起义提前爆发了。一是南湖炮营革命党人为退伍士兵饯行，群英集会，笑声达外，队官进入干涉，与队官冲突，队官派马队来镇压，革命党人欲动手，后刘复基等人做工作才未动。但已引起对方怀疑；二是孙武在汉口装置炸弹，因吸烟发生爆炸，俄国巡警发觉，搜走了革命党人名册、印信和炸弹，总督瑞澂得报；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三烈士的牺牲，武汉革命党悲愤至极。
湖北革命已处于了一种要么爆发、要么坐以待毙的两种选择之中。二十九标蔡济民、吴醒汉等革命党人决定10月10日夜第一次集合点名时，比原计划提前在营房发难。工程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方兴等坚决拥护。是夜，按计划熊秉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并由哨官吴兆麟率领，占领了楚望台。当时由于瑞澂下令收藏弹药，熊秉坤等还仅只有子弹二十颗。就是这二十颗子弹，在中国革命史上却留下了壮丽的篇章。随后，武昌陆军测绘学堂、南湖炮营闻声响应，并置炮于蛇山，轰击督署，瑞澂逃之夭夭。四十二标接着光复汉口，凌晨又攻下汉阳。并在武昌成立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在汉口设军政分府，詹大悲为负责人。闻名全国的武昌起义取得了初步胜利。居正在返鄂船中听到消息后，激动不已，以急迫的心情抵到了汉口。武汉革命党人闻讯，齐集码头迎接，当天晚上；又在农务学堂召开欢迎居正大会，听居正作革命形势报告，革命党人倍受鼓舞；斗志旺盛。居正于当天深夜，又在军政府就起义后敦促各省响应，抵抗清廷反扑等内外大势和长短计划，认真筹谋，研究了一夜。
10月15日接到报告说，清廷已派大臣前荫昌镇压武昌起义，率军已到武胜关，龟缩在汉口刘家庙的清军残部张彪，也开始进攻大智门一带的革命军阵地。这时，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汉奸张景良，也要挟黎元洪。
黎元洪本身就是一个被革命土兵被迫推出来的领导者，立场摇摆未定，但表面上还称要与革命共存亡。处在襁褓之中的武昌革命政权，形势严峻，军官中“时有弃械而逃者”。居正召集革命党人会议，倡议要黎元洪公开搞誓师活动，并获一致同意。
10月16日早晨，阅马场中央祭台高筑，四周剑戟林立，黎元洪着军常服在黄帝神主位前宣读祭文，并宣誓：“务以歼除满酋，恢真神州为目的！”
居正带领各军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元洪大受感动。并遣兵渡江向汉口大智门张彪反击，革命军大胜。
然而，清兵力量继续加强，敌我力量悬殊，汉口保卫战打得十分激烈。革命紧急关头，黄兴从广东来到武汉，立即在汉口满春茶园设立司令部组织反攻，示自督率革命军凭借工事阻击清军。清军冯国璋部放火焚烧繁华的汉口街道，革命军在烈火中浴血奋战；直到11月2日下午，敌众我寡汉口失守。革命党检讨汉口失利原因有两条，一是增援武汉的革命军未赶到，力量悬殊；第二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军政府未完全授予黄兴的统领指挥权，名不正言不顺，一部分军官不服从命令。如一次黄兴命令一名标统率部增援，该统领迟迟不动，黄兴无权处理，最后还是由黎元洪下令惩罚。黄兴能够指挥多天巷战，完全靠他个人的声望。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居正，果断地向黎元洪提出，授予黄兴完全军事指挥权。要在公开场合下授黄兴委任状、印信和令箭。11月3日，黎元洪接受革命党人的意见，在阅马场公开拜将。拜将台设在广场中央，台上放一白布夏盖的桌子，都督府部长将官位列两旁。营以上军官静候检阅。都督黎元洪与黄兴并辔骑马而来，黎庄重授黄委任状、印信种令箭；并宣布“各军将领绝对服从。”革命军军令统一，士气大振；革命党人稳稳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武昌起义发动后，居正通过电报联络运动。他的东京同盟会盟友焦达峰10月22日晨在湖南发动起义，分两路进攻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九江革命党人23日起义，马毓宝成立了九江军政府。随后，合国各地普遍起义，成立军政府，陈其美任上海沪军都督；汤寿潜任浙江都督，林述庆任镇江都督；张骞任苏州都督，接着又光复南京。其他各地的革命党人，加重庆的张烈武、夏之时，陕西的张凤翔，山西的温寿泉、孔庚、王用宾。广东的朱执信、胡汉民，福建的许崇智，云南的黄子和等，也均起义成功。
“振臂一呼，群众响应，清之将吏，不战而奔。”各地起义的胜利，给了武昌革命党人极大的鼓舞，坚定了固守武昌的决心。同时，居正还联络了革命党人沈秉坤的广西军，李烈均率江西军，云集武昌，武昌划江固守成功。取得胜利的各地革命党人，纷赴南京，参加了被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大典。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当时，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欲谋取革命果实，逼迫清廷退让，取而代之。他派唐绍仪和伍廷芳与南京议和，孙中山先生让出临时大总统职务。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殖民统治，中国人民的一声怒吼，显示中国人民不可侮辱的伟大力量，显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追求进步，不甘落后的民族精神。
辛亥革命是上一个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巨变，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其贡献是昭彰历史的。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一代民族解放功臣，海外内中华儿女将永远铭记。
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和女婿竟是共产党
李敖关于居正共产党员女儿和女婿的说法
台湾的大名人李敖，兼具政论家、史学家和白话文作家于一身，他批判国民党，骂蒋介石。然而，他对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子女们，却充满了同情之心。他和居正的次子居浩然是好朋友，居浩然去世后，李敖以他犀利的文笔写下了有关居浩然及居家的一系列文章，发表在他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上。
在这些文章中，李敖都提到了两个人，就是他所说的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但居正有7个女儿、7个女婿，究竟哪一个女儿和女婿是共产党呢？他并不是很清楚。他的朋友王小痴（本名王翼樟，是台湾一位能写、能画、能编的奇才）有一文谈到居正第四个女儿居瀛玖和女婿张惊声嗣子张建国，内中提到"在张惊声和居瀛玖夫妇名下，尚有一个户籍上的‘儿子'--张建国"，据说这是"居正另一个女儿"所生，而"这个女儿和女婿，在抗战结束时期，被当司法院院长的自己的父亲、岳父，大义灭亲，判处了死刑"。"这个女儿身后遗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就交给居瀛玖去带养"，这个孩子就是张建国。
王小痴文章里提到了居正将自己的女儿女婿判了死刑。但李敖却觉得不大可能，由于对留在大陆的居正女儿的情况不了解，他在分析居正家庭成员动向后推测道：
居正共有子女十人。元配夏夫人生男居伯强，女居叔康、居季复；继配钟夫人生男居浩然、居伯齐、女居瀛初、居瀛玖、居叔乐（瀛棣）、居载春（叔和）、居叔宁。这些子女中，到台湾的只有居浩然、居瀛玖、居叔宁（还有侄儿居伯均），其他居伯强早在1942年死于西安；居伯齐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没到台湾的只是居叔康、居季复、居瀛初、居载春。这四位千金中，居瀛初随婿在美国，自不在被枪毙之列，但居浩然《先君行述》中只说"长姐叔康、二姐季复、六姐叔乐，沦陷大陆"。语气上并没先先君而死，所以被枪毙云云，是可疑的。居叔康的丈夫是朱干青，曾任最高法院书记官长、司法院会计长；居季复的丈夫是"王某"；居叔乐的丈夫是祁乐陶，曾任中央银行专员。似乎只有"王某"最可疑，也许他是共产党，但我很怀疑居正会如此"大义灭亲"。
李敖查阅了居正夫人钟明志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3-5期的《我的回忆》，内有居浩然的注释，提到他的六姐居瀛棣和六姐夫祁式潜：
瀛棣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去延安。在延安与原籍山西之祁式潜结婚，改名朱慎，参加新四军苏北支队（支队长陈毅，副支队长张云逸）抗日游击活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邮政储汇局工作。大陆变色后情形不详。生子女四，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
李敖从史学家的敏锐目光出发，认为居浩然这段话语焉不详，似有所隐讳。但他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即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就是居瀛棣和祁式潜。居正的女婿中只有一个姓祁，那么，祁式潜必定就是祁乐陶。他进一步分析：
祁乐陶后来既然是"中央银行专员"，居瀛棣后来既然"胜利后在上海邮政储汇局工作"，可见都是做过共产党以后的事。并且做过共产党尚有此种职位，自是国民党看居正的面子。他们夫妇在做共产党期间，或被国民党逮捕期间，才有"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的事。
因此，李敖的结论是：抗战胜利以后，居瀛棣和她的丈夫已不是共产党的身份，在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候他们不肯跟着去，而是"归队"了。
居正的女儿与女婿
早年参加学生运动
李敖的这番推论，写于1987年11月。当时，台海两岸依然对峙如故，相关的资讯一般人是无从了解的，因此李敖的推论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应该说，居瀛棣和祁式潜这一对夫妇，是在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加入共产党的。
居瀛棣是居正的第六个孩子，1916年生于日本东京，她也是居正生于东瀛的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位。因为生于东瀛，所以，居正将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瀛初、瀛玖、瀛棣。居瀛棣小时候生活在母亲的故乡江苏省宝山县（今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由外婆抚育长大。乡居的生活，养成了她平民化的直率性格。后来，居正虽然做了国民政府的司法院长，她的这种平民化的性格也没有改变。在家中，她不许佣人称呼她及兄弟姐妹为小姐少爷，要直呼其名，家中有绫罗绸缎她不穿，却偏爱布衣布裤（顺便说一句，居正的打扮也很随便，平常也是一袭布衣）。
1935年夏，居瀛棣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住读。在金女大，居瀛棣结识了一个叫周曼如（后易名周南）的同学。周曼如是学运积极分子，"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的外围组织）成员，后加入中共，受中共北方学委黄华、韩天石的派遣，来南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居瀛棣受周曼如的影响很大，使原本喜看武侠小说的她，对现实的政治有了了解和认识。当时她的大弟居浩然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社会系，加入了清华学生救国会，曾起草了《清华大学全体学生敬告同胞书》，参加了北平学生"一二一六"大游行。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居瀛棣原先对政治无所谓的态度。
当然，对居瀛棣影响最大的人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祁式潜。
祁式潜别名祁乐陶，原籍山西寿阳，191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东圈门外"祁氏山林"，世家出身。父亲是晚清咸同间的大学士祁寯藻的孙子、光绪朝工部尚书祁世长的次子；母亲是道光年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的孙女、光绪年闽浙总督卞宝第的季女。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家族逐渐败落，祁式潜这位世家子弟头上的光环也没有了。1927年，祁式潜与两个姐姐随母亲从出生地扬州迁居南京，在那里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新贵的姻亲李石曾冷遇。世态的炎凉及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少年的祁式潜对现实社会及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反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及热河相继沦陷，这极大地激发了南京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931年9月25日，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推动下，南京学界成立了"首都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央大学学生痛殴了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此同时，北平南下学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怒打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学生中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步步地高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本已对国民党新贵产生反感的祁式潜思想上开始左倾，成为南京钟英中学的罢课学生代表。这是他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充分显示了他的宣传及组织才干。后来，他参加了由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等人发起的南京读书会，利用每周六晚上或周日上午进行国内外时事分析，也学习马克思、列宁及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后，祁式潜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后转文学院政治系），很快成为金大的学运领袖。在《金陵大学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中有关于祁式潜记载：
金大中共党的活动被镇压后，金大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进步学生的运动一度转入低谷。......由于当时南京和金大的中共党组织均遭到破坏还没有恢复，金大学生的抗日活动缺乏直接有力的指导，而学校学生会又被学生中的ＣＣ派和复兴社分子把持。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学校里以祁式潜为首的一些进步学生乃行动起来，自觉地承担起在同学中作发动工作的艰巨任务。他们先是在学生中开展了"读书会"活动，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籍，扩大中共党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又以"救亡"相号召，积极在同学中从事抗日宣传和鼓动。通过一个时期工作，在祁式潜周围，逐步集结起一些活动骨干，如李庚、胡笃弘等，学生中的进步力量也日渐发展。
1936年春，以祁式潜为首的一批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学运骨干（包括李庚、胡笃弘、后文翰、薛葆鼎等）开始了筹组南京学生界救国会的进程。学运骨干们先后与在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李昌）及在上海的全国学联（负责人段君毅）建立了联系。8月1日，学界救国会正式成立，祁式潜当！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作为学界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又被推！为南京市各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
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内部名称叫南京秘密学联，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地下学联"。它与那些五花八门的救国团体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它的组织是秘密的；其次，它从筹备到成立再到活动，始终处在中共的指导之下。《南京大学共产党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一书有这样的介绍：南京学联虽用的是公开的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的名称，它却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而是一个只有先进分子参加，秘密进行革命工作的，作为救亡运动骨干组织的革命学生团体。学联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产生的，即在南京党组织遭破坏后一段时间活动的，有其特殊性的革命学生团体。秘密学联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了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革命力量。
陈毅说："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居瀛棣和祁式潜相识于1936年的夏天。当时，华东地区的多所教会大学在浙江的普陀山举行了一次联合夏令营活动，在营地，他俩认识了。对居瀛棣而言，"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居瀛棣：《自传》）。祁式潜起先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知道了，就把她作为"发展外围团体"的工作对象。随着交往的加深，祁式潜觉得居瀛棣不像国民党大官的阔小姐，慢慢地，俩人就有了爱情的萌芽。
1937年7月7日，抗日军兴，此时居瀛棣和祁式潜却天各一方。这时祁式潜已加入中共，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并兼南京学联外围组织"首都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总负责，奔走在抗日救亡宣传的前线。他受南京市委派遣，来到了出生地扬州，与扬州的中共党员朱迈先（朱自清长子）取得联系，组建了隶属南京市委的中共扬州支部。居瀛棣则离开南京去了武汉，借读于武昌的华中大学，也参加了救护伤兵的工作。1938年初，俩人在江城重逢。见到心上人，居瀛棣感到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和自己所爱的人又见面了；难过的是两人又将面临着分别，而此别又不知什么时候再重逢。在这个时刻，居瀛棣暗下决心：离家出走，随爱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夏，作为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的祁式潜来到成都，向中共成都市委青委传达长江局的指示精神，顺途也去看了就读于迁蓉华西坝之金女大的居瀛棣。这一次，居瀛棣再也不放过这个机会了，她在《自传》中回忆道："1938年8月10日清晨，我向熟睡的母亲暗暗告别。我一口气随祁君由成都又到了重庆。9月18日这一东北沦陷的纪念日，我又重登上了汉口码头。这时马当已失，汉口十分吃紧，码头上、街道上，人车喧嚷，一片惊慌扰乱现象，我却兴冲冲唱起了新学会的‘快乐的心随着歌声飘荡......'的歌。"从此以后，居瀛棣随祁式潜进入了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在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县）白水河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居瀛棣经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常务委员方毅、何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居、祁两人完婚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祁式潜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东特委委员、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委员、中共苏皖省委委员、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委员、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委员、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还有政、军、教、文多方面的兼职。夫唱妇随，居瀛棣在根据地担任文书、文化教员及农村党组织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941年1月，居瀛棣当！为津浦路东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参议长先是邓子恢，后是刘顺元）。
由于祁式潜、居瀛棣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祁式潜的高级干部身份，使他们成为上述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受到刘少奇、陈毅的多次接见。陈毅这位留学生出身的新四军代军长还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居正女婿脱党、被捕及释放的经过
以上，就是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参加中共革命的简况。由于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相关资讯的断绝，所以居浩然在1970年为其母回忆录所作的有关居瀛棣的注释部分内容不确：（1）居瀛棣是肄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3年，而不是毕业；（2）居瀛棣与丈夫祁式潜均未去延安；（3）居瀛棣在中共根据地参加的是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纵队下属的新7团（团长余龙贵，政委廖成美，祁式潜以路东省委委员兼新7团政治处主任）。李敖的推测也不准确。李敖说："抗战胜利以后，居瀛棣和她丈夫已不是现役共产党的身份。"又说，"他们夫妇在做共产党期间，或被国民党逮捕期间，才有‘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的事。"其实历史事实则要曲折复杂得多。
1943年，对身为中共党员的居瀛棣和祁式潜而言，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这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地区，区党委部署妇女、儿童疏散。5月，居瀛棣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撤退到上海。同期，淮南区党委开始整风运动。整风中途，审干开始。8月，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出走，引发淮南东南地区（祁兼淮南东南中心县委书记）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连祁式潜的南京学联战友李庚也被抓了起来，有人甚至断言南京学联是个打着红旗的特务组织。
祁式潜究竟为什么要出走？笔者认为，从客观上讲，与淮南区党委的先整风后审干有关。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第二个"四三"决定，号召抓内奸。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延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说："特务之多，本不足为奇。"这种心理及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整风与审干运动。从主观上讲，妻儿撤退到上海，对祁式潜的心绪也不无影响。在主客观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祁式潜抱着"不叛党，不脱离革命"的宗旨走了。
但实际情况是，祁式潜、居瀛棣夫妇有两年时间（1943年8月-1945年8月）未能与中共组织联系上，"叛党"自然谈不上，但"脱党"就脱不了干系了。
祁式潜夫妇在上海，而居瀛棣的姐姐居瀛玖夫妇也在上海。居瀛玖婚后8年未育。于是，他们将出生不久的次子祁懿年（这是祁式潜的母亲按照卞氏家族的"年"字辈排行命名的）送给了居瀛玖、张鸣（即张惊声）夫妇，祁懿年从此就成了张建国了。
1944年1月，祁夫妇抵重庆。居正第一次见到了带她女儿出走的这位女婿。居正当然是知道祁式潜身份的，但翁婿双方都抱着"家中不谈国事"的态度。不久，居正还设法将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这是一个拿干薪不干事的闲差）。王小痴所谓的居正"大义灭亲"，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祁式潜确实被国民党逮捕过，不过，一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知悉者除居正外，还有一人是祁式潜的二姐夫，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有清楚的叙述：
1945年4月，我应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之邀，离重庆赴鄂西宣恩，接任湖北省鄂西地区（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8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军统机关）副处长张达的一封电报。张达是常州同乡，但与我素味平生，只是在旅渝常州同乡会的聚会中见过几次面，他为何有电报给我？经拆阅后才知电文是关于妻弟祁式潜的，要我证实祁式潜对他们所说关于费巩教授失踪案是听我说的事并复电。嗣后，又连接岳母卞氏快函，说祁式潜已被捕，关在××地方，并说听说那里有你的同乡，盼速去救他等语。我当即复电张达，说我似曾对祁式潜讲过费巩教授失踪案。旋即派专署秘书谢亚云持我专函赴渝，面见张达，请其援手。谢到重庆见到张达后，方知祁式潜数日前已被其岳丈居正保释出去了......
这就是抗战末期居正的女婿被捕并获释的经过。作为当事人，祁式潜的岳丈居正不仅没有"大义灭亲"，反而为亲情所驱使，假以援手。所以李敖说："数天涯，依然骨肉。"其实，了解居正的人应该知道，居正虽然反共但反对屠杀共产党人。在国共对立最甚的1930年初，居正就应同乡好友黄侃之请，出面保释了被捕的共产党人汪楚宝（汪季琦）和李俊民，对共产青年是如此，更何况是自己的女婿呢？
归队及结局
1945年9月，祁式潜夫妇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团接上关系，周恩来派胡乔木与祁接谈，他们归队了。经过审查，1946年3月，祁式潜恢复党籍。夫妇俩旋在杨超领导下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他们的工作关系转入中共"吴克坚情报系统"。他们的身份又是共产党了，只不过是执行"隐蔽精干，单线联系"方针的地下共产党人罢了。
1946年夏，祁式潜与吴克坚同机由渝飞沪。居瀛棣则随家庭经南京转上海。在南京，居瀛棣曾专赴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向董必武汇报工作。到上海后，居瀛棣的公开职务是邮政储汇局的会计，祁式潜的公开职务是中央银行稽查（李敖文章说是中央银行专员，待考）。祁式潜并以"徐大可"、"李公然"为化名开展情报工作，他的直接领导人是吴克坚。他发展了一些方面的关系，如他的堂弟祁式弇（化名肖大成），后来肖大成成功策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并在上海解放前夕策动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还有如国民党要员杨虎及其夫人、胡公冕等。
抗战胜利以后，居正全家搬入沪宁地区，居瀛棣姐姐居瀛玖夫妇的沪上寓所--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411号成为居家的中心。居瀛棣通过姐姐的关系，将该寓所的客厅提供给吴克坚，由萧光华负责一部中共秘密电台。她自己还亲赴香港，秘密会晤中央情报部驻港的情报负责人潘汉年，从潘处接回译电员和密电码，从而保证了情报联络的畅通无阻。
后来，他们夫妇俩在上海江湾寓所的阁楼上也安置了一部秘密电台，直接与中共中央情报部联络。当时，中共地下党情报经费紧张，夫妇俩还拿出了3000美金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1949年5月24夜，解放军从沪西徐家汇向市中心发起总攻，并推进到了中心地带，次日下午，祁式潜以"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的身份，在其联络关系李思浩寓所，约见了刚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的赵祖康。经过谈判，最终就移交资料、保管档案、维持治安、恢复交通、厂商银行复业等事项达成一致，为即将在5月28日下午举行的国共两党上海市长陈毅、赵祖康的交接仪式打下了基础。
上海解放了。鉴于祁式潜、居瀛棣夫妇在上海3年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卓越表现，祁式潜被任命为上海联络局专员兼秘书处处长，居瀛棣则不仅受到中央军委联络部的公开表彰，还被推举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人民代表。
按说，破坏旧政权的使命完成了，建设新政权的使命开始了。可是，对祁式潜、居瀛棣夫妇，尤其对祁式潜而言，其后的岁月却是命途多舛。有人翻出祁式潜淮南出走的"旧账"进行清算。于是，他的党籍被停止了。一直"审查"了4年，总算查清楚了，但党籍却不能恢复了，必须重新入党。这样，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就变成1956年重新入党了。使用呢，当然也受影响，他离开了情报系统，又重操宣传工作旧业，干部定级时，只定了个13级。后来，整个中国大陆"极左"思潮盛行，在这种潮流下，祁式潜也"左"了。所以，有祁式潜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李新在其回忆录《"四清"记》（载《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说的那些话，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根源在哪里，却是今天需要好好反思和总结的。
祁式潜从1949年以后一直生活在"1943年淮南出走事件"的阴影之中，1966年6月文革伊始，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卷入了一场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后被当时主持该所工作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打成了"小三家村"成员和"叛徒"。"小三家村"意味着他是和邓拓、吴晗、廖昧沙一样的"黑帮"分子，而"叛徒"，则是要再次清算当年的"淮南出走事件"了。总之，在劫难逃。8月4日，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批斗以后，祁式潜彻底的绝望了。是晚，在一个公园内，他服下了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身亡。
死者逝矣！却把痛苦留给了活着的人。居瀛棣个性刚烈，她无法相信丈夫会自杀，她要为夫申冤。然而，在经过近3年的不断告状和申述以后，她却被打成了"反革命翻案集团"头目。1969年夏，心力交瘁的居瀛棣，倒在了麦收劳动的田野中，再也没有醒过来。
2002年，居瀛棣、祁式潜夫妇的次子居瀛玖、张鸣夫妇嗣子张建国从美国来到北京，在与诸兄弟协商以后，决定将父母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移葬京西昌平凤凰山陵园。这里位于长城脚下，依山傍水，没有了八宝山的等级，却有了一份宁静。与他们夫妇同属"一二九"学运一代的中共老干部韦君宜、杨述夫妇也安葬在这里。逝者终于得到了安息。
晚年笃信佛学国民党元老居正坐化而死
居正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后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为了革命事业，他不惜休学，转战南洋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后回汉口，参加武昌起义。
居正１８７６年生于湖北省广济县，字觉生，号梅川。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有文采，为时人称颂。
１９０７年秋，居正考入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准备深入研究法学。这时，革命风潮日甚一日，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国内展开。居正自感推翻清政府、建设新国家的革命任务高于自己的学业，便毅然暂时放弃学业，为革命奔驰南洋各地。在新加坡，居正参加《中兴日报》的工作，不辞劳苦地宣传革命。
１９０９年２月，居正前往汉口。到汉口后，居正碰到了谭人凤，并从他那里得到了活动经费和起义计划。于是，居正在武昌和汉口，分设商店、酒店，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进行联络新军的活动。革命经费不足，严重地制约了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居正早已听说家乡蕲州达城庙里藏有金佛，乃亲率数人回乡盗取，以充革命经费，未能成功。居正吸取教训，作了周密安排。时隔不久，便“卷土重来”，终于得手，但却无法运输出境，以致功败垂成。
其时，四川的保路风潮愈演愈烈，其他省的革命党人加强了对保路运动的响应和支援。在这种形势下，居正及武汉方面的革命党人也加强活动，并决定在鄂起义。箭已在弦，不得不发。９月底，居正赴沪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商讨起义的具体事宜。他们决定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党人同时举义；派人赴香港邀黄兴北上领导起义。由于情况有变，湖北新军在１０月１０日晚提前起义，居正闻讯后即偕谭人凤等急归武昌。他们在１０月１４日到达武昌，武汉三镇已光复，遂入都督府，参加新政权的建设。
湖北都督黎元洪是由于革命党人逼迫，无奈之下上任的“床下都督”，革命党和黎元洪双方之间并无诚意。居正深恐黎元洪徒具虚名，不能指挥部下，终将导致革命的失败。于是，他建议设坛于都督府前，请黎元洪登坛，受革命军的参礼，以增强黎的指挥地位。１０月１６日，拜帅典礼在都督府举行。黎元洪在仪式上，当众坦白宣布，他昨天不是革命党人，在行此仪式之前也不是革命党人，但在此刻起，他已决定站在革命行列，生死在所不顾。自此，革命党人与黎元洪之间，遂能融洽无间，团结一致，共御外敌。
居正还召集武汉方面的重要革命党人，致力于制定军政府组织条例。组织条例确定后，军政府工作有章可依，有条不紊，效率大为提高，有利于三镇之安定。其他各省光复后，大都模仿武汉军政府的建制组织政府。
督守吴淞要塞为北伐雪中送炭
辛亥革命失败后，居正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诸役，并身先士卒，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１９１２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居正出任内务部次长，总长为归顺革命的原江苏巡抚程德潜。程以江苏方面尚有许多军事、政治的善后事宜尚待处理为由，未就职，故部务由居正代理。
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欲将革命派一网打尽，实行独裁专治。１９１３年年初，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遭袁世凯毒手。宋案发生后，全国震惊，李烈钧首先在湖口起义，继而黄兴、陈其美等人纷纷率部起义，旨在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
１９１３年１月在正式国会选举议员时，居正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二次革命爆发后，居正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联络反袁力量。７月底，孙中山授予居正为吴淞要塞司令官。居正受命后，即赴前线，他首先发放了拖欠的军饷，全军大受鼓舞。在居正的领导下，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先后收得滇军一连、刘福彪福军千人、钮永建松军五六百人，还收复了宝山县城，顺利接收吴淞要塞。
８月２日，北洋舰队来势汹汹，妄图闯入吴淞地区。居正督率要塞炮兵，发炮攻击。北洋舰队的两大主力舰狼狈而逃，两小舰逃避不及则发旗语表示投降。居正率部下乘胜追击，收服了水上警察队等附近的武装部队。但陈其美领导的陆上讨袁军，在北洋的猛烈攻击下，损耗巨大，不能组织起有力的反攻，致使吴淞要塞孤立无援。居正坚持２０余日后，奉命撤退。
１９１７年，段祺瑞击退张勋，复辟丑剧草草收场。段祺瑞因再造共和有功，执掌北京政府。段祺瑞上台后，继承袁世凯的反动衣钵，明令解散国会。孙中山在上海宣言护法，不久率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非常会议规定参议员不得兼任官职。居正严守规定，没有兼任何官职，专门致力于议会的工作。由于孙中山对居正深信不疑，实际上，居正仍参与军政府的工作。
１９２０年，孙中山偕唐绍仪、伍廷芳等回粤，再次领导军政府。居正向议会建议将军政府的总裁制改为总统制，议会通过了该项议案。１９２１年，进行选举，孙中山得票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选为大总统。５月５日，孙中山就职，并宣布立即进行北伐，居正被任为总统府参议。
居正用日本友人萱野长知资助的一笔钱，在广州创办了广东交易所和国民储蓄银行。由于经营有方，短短几个月即获利１００万元，悉充北伐经费。北伐所需费用都靠广东支持，而广东都督陈炯明对北伐阳奉阴违，分文不予接济。这１００万元，真可谓雪中送炭。
１９２２年３月，陈炯明派人暗杀了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其反叛之心更为昭著。孙中山震惊之余，撤去陈炯明的本兼各职，陈愤而率军至惠州。居正在上海闻知，急忙南下，谒见孙中山，密呈善后方案。居正奉命三赴惠州劝说陈炯明，但均未奏效。６月，陈炯明将驻广西的叶举部调回广州，准备炮轰总统府。居正和马君武已察觉叶举部行动有异，遂于６月１６日一起到白云山会晤叶举，劝他能弃暗投明，接受孙中山的指挥。叶向他们表示绝对忠于孙中山。
谁知当夜，炮声四起，叶举部炮轰总统府。居正怒火难捺，特以军用电话痛斥叶举言而无信。第二天午后，居正急往鱼雷局拜见孙中山。孙中山已在士兵的保护下，安全离开总统府。孙中山命居正至广州英租界办理部队的接济事宜，居正欣然领命，在危局中，坚持了５０多天。
坚持反共清共协调西山会议
居正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反共清共是其一贯主张。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居正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由第一次全体中央会议推为常务委员。但居正却逆孙中山之意，坚辞不就。原来，居正虽积极配合廖仲恺等人主持的国民党改组工作，但他却坚决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认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渗透在国民党中，是要篡夺革命领导权。
居正自忖留在广州，已无多大作为，乃请命赴哈尔滨，发展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但中间发生误会，赴哈之行告吹。居正甚感遗憾，乃离开广州，隐居在上海附近的宝山县扬行乡，以养蜂自娱，拒见一切访客，也拒不出席国民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
孙中山逝世后，居正兼程至北京，在灵前致哀痛之诚。居正顺便参加了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但因意见不合，中途退出，随宋庆龄南下上海。其时，留在北京办理孙中山丧事的右派中央委员邹鲁、林森、谢持等计划召开第四次中央委员会议，遂电邀居正出席。
当时，上海方面也分为两派：许崇智力劝居正参加，而张静江则不赞成，甚至对居正说：“如你北行，我即前往广东，与你作对！”居正也不示弱，气愤地说：“我本无成见，但是你老要作对，我定去北京！”恰在这时，邓家彦自北京函居正：“西山会议，内容复杂，可不必来。”至此，遂决定回扬行闲居，暂时避开纠纷。但许崇智却力促居正北上，并代购船票，代定舱位，居正不好驳许的面子，只好乘船北上。
西山会议派内部意见相左，各派相持不下，甚至发生了戴季陶被殴事件。居正抵京后，协调各方，促使会议按预定的程序继续进行。１１月２３日，西山会议派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３个重大决议案：开除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党籍；解除俄国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弹劾汪精卫。在这次会议中，居正被派为上海执行部委员。
１９２６年１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中央党部，与广东的中央党部相对抗，居正为中央常务委员之一。以汪精卫为首的广东中央党部即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出席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全部予以否认，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委员，一律予以党纪处分。居正既出席西山会议，又被推为常务委员与上海执行部委员，且为上海中央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然受到严厉的处分。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即孙中山诞辰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居正以第一届中央委员的资格，出席会议，并被选为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在随后的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上，居正被推为常务委员，并被选为司法院副院长。司法院院长伍朝枢辞不就职，居正乃代理其职务，仍兼任最高法院院长。“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于３月初在洛阳举行四届第二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准许伍朝枢辞职，由居正继任。自此，居正一直担任司法院长，前后近１７年之久。
居正鼓励青年救国其子投笔从戎建功
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居正为委员之一，并主持国民党武汉办事处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两个月之后，犬养毅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力主“和议”。居正在南京招待了犬养毅的私人代表，自己的老友萱野长知。两人研究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达成以下协议：占领东北的日军撤退，恢复“九·一八”前的状态；日本人在东北有居住之自由；日本放弃在东北的领事裁判权。
然而，不久日本军进犯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居正电报责问犬养毅，犬养毅复函“前奉高谕，深感仁人忧世之言。仆以衰老之身，误当调升之任，窃期以此机会，定兴亚之长计。是为孙中山先生首倡，而仆等之共鸣，希阁下为黄种发挥大手腕，为幸。”并拟再派萱野来华，作进一步的谈判。但日本军方不满犬养毅的“和谈”态度，遂将其暗杀于寓所。东北问题之谈判，遂成泡影。
居正在抗战期间还兼任慰劳总会会长一职，亲率慰劳团赴滇、黔、桂、湘、粤、鄂、赣等前线，慰问将士，鼓舞士气。另外，居正还积极鼓励青年入伍作战，保卫家园。其子居浩然，清华大学毕业后，受其影响，投笔从戎，考入军官学校。毕业后，转战于桂南的昆仑关等战场，建功不少。
陪选“总统”救场笃行佛法坐化
反共清共，是居正一贯最坚决的主张。在国共十年内战和抗战期间，居正是蒋介石反共清共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自由。重庆谈判，中国人民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１９４６年１月，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讨论和平建国的基本问题。居正却将此会议诬为“与虎谋皮”、“教猱升木”、“蒸沙成饭”、“画饼充饥”。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为挽回内战中的败局，决定提前结束训政，开始进入宪政时期，居正遂卸任司法院长。
居正对旧中国司法的改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表彰他的功绩，国民政府决定从１９４５年起，每年１月１１日为司法节。１月１１日是居正就任司法院长之日。
１９４８年，国民党第一届行宪国民代表大会集会，准备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其实，总统人选非蒋介石莫属。居正认为如果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只有一人竞选，有违民主政治的体制，因此决心作蒋介石的竞选对手。他提出三点竞选政见：改革地方政治；抢救农民危机；养成守法精神。因居正的参选，首届行宪的总统选举，终于没有出现蒋介石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选举结果，完全在人们意料之中，蒋介石得２４３０票，居正得２６９票，蒋以绝对优势，“当选”民国总统。第二年，居正当选为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兵败后，居正于１９４９年底赴台湾。居正生活俭朴，到台以后，时居正虽为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但每逢外出，都以三轮车或公共汽车代步。居正晚年热心教育，曾任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董事长。居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老年更加潜心于佛经的研究。
居正文采颇高，擅做诗写文。１９４７年双十节时，作《齐天乐》诗六首，追记武昌首义。凡朋友去世或周年忌日，都作文哭之。１９５１年居正开始为武昌起义领导人张振武作传，每日坚持到深夜。１１月２３日晚，写作至１１时，照例洗足就寝，但于洗足时坐化，享年７５岁。有人认为居正无疾而终，是笃行佛法功行圆满之结果。居正的晚年著作主要有《辛亥亲历记》、《梅川日记》等，颇具史料价值。
吴铁城
吴铁城，字铁城，广东香山人，生于江西九江。早年在江西九江同文书院读书，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九江军政府总参议官，兼交涉使；11月被推举为江西省代表出席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组织临时政府，制定宪法。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出走日本，入明治法政大攻法律。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8月5日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檀香山主持党务，并任华侨《自由新报》主笔。
1917年9月回国任广东大元帅府参议。1920年任讨贼军总指挥；1921年5月，出任大本营参军。1922年任民选香山县县长。1923年1月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广东省警卫军司令；2月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兼警务处处长，同年10月被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3月，任广东全省警卫军司令。同年9月任大本营参军长；10月回师广东参加平定商团叛乱，重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一师师长，第六军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
1928年6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翌年游说张学良易帜。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委，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南京总理陵管理委员会委员。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委员；8月任警察总监，侨务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1月，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同月27日又任外交委员会委员；3月复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3月，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5月兼民政厅厅长。旋又兼广东全省保安司令；1938年12月，李汉魂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9年开始主持国民党港澳党务，1940年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1941年春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任最高国防委员。1947年6月，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8年12月调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1949年10月赴香港，后转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53年11月19日在台北病逝，享年65岁。
早年经历
吴铁城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平湖乡，与孙中山同乡。但他并未在故乡长大，而是出生在离香山有千里之遥的江西九江。其父吴玉田，光绪初年到九江，初任商店司帐，后自营洋货店，曾为九江商会协理，在当地颇有影响。吴铁城年少时，由其父延师教授，学习经史、外文，17岁入九江同文书院。1909年与林森相识，后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吴铁城策动新军标统马毓宝在九江独立，为统一江西立下了显赫功勋。“二次革命”时，吴铁城奉孙中山之命，与居正一起赴江西，敦促江西都督李烈钧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并进入明治大学专习法律。1914年，他作为孙中山的信徒，首批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7 月，在孙中山南下护法时，他应孙中山电召，来到广州，任大元帅府参军。孙中山因西南军阀专权，愤而去职，吴铁城也随孙中山返沪。1920年11月，孙中山重组军政府时，他再任参军。1921年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吴改任总统府参军。
在几个革命的紧急关头，吴铁城都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包括驱赶桂系军阀莫荣新出广州，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以及平定陈炯明叛乱和商团叛乱。由于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吴铁城任过广州市公安局长、第17师师长、市国民党党部委员、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等职。在这段时间内，吴铁城忠心追随孙中山先生，对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
然而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吴铁城内心里并不赞成，因此自始至终竭力反对国共两党合作。
孙中山在世时，吴铁城的反共右倾态度，曾经受到孙中山的批评，但却得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的欣赏。孙中山逝世后，吴铁城、孙科和伍朝枢等人成为广州国民党右派的中坚。吴铁城所在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一度成了反共的大本营。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纷纷抗议和谴责，要求严厉惩办肇事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感到自己羽翼还没有丰满，反革命时机尚不成熟，不敢立即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公开决裂，于是采取“舍卒保帅”的办法，惩处几个制造事端的右派分子。结果，吴铁城作为“替罪羊”之一，丢掉了第17师师长职务，还被押解到虎门横档炮台禁锢。吴铁城对此是理解的。
1926年双十节，吴铁城获释后投居上海的孙科家中。后来他又利用与孙科的关系力促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孙科等与南京政权合流。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国民政府后，决定重新起用吴铁城，任命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重归蒋介石帐下的吴铁城，为了帮助蒋介石完成统一大业，四处奔走。他三次出使东北，以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劝说张学良易帜，充分显示了他的外交才干，也是他一生最引为自豪、最为骄傲之处。
1931年12月，上海市长张群因学生反日运动高涨，被迫辞职。蒋介石命吴铁城接任上海市长职务。
就在他上任不久，日寇挑起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十九路军，不顾装备落后兵力弱小等实际条件，被迫奋起抵抗。
蒋介石仍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 月31日，蒋介石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电告吴铁城：（1）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不得任意射击；（2）通令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没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3）亲善各国军队与侨民，以取同情；（4）对假托爱国主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须周密注意，以防“共匪”从中利用机会。
2 月15日，何应钦再次致电吴铁城，让他以私人资格与攻沪日军将领谈判，商定“和平”方案。
唯蒋介石之命是从的吴铁城，立即多方拜见，竭力求和。5 月5 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断送了上海军民坚持三个月之久的抗战成果。
1937年４月，吴铁城被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吴率省府人员迁往韶关、连县，继续在后方坚持抗战。
1939年春，蒋介石调吴铁城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同年秋奉命赴南洋各国联络和争取华侨捐款资助抗战。他经香港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历时五个月，行程1.5万公里，踏遍130多个城市，发表300多次演讲，轰动了整个南洋地区，为争取海外华侨支援中国的抗战作了艰巨的努力。1941年5月，吴铁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协助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党务。这样，吴就成了蒋的“幕僚长”。蒋介石让吴出任中央秘书长一职，既显示了蒋介石对吴的高度信任，也表明了蒋介石想发挥吴铁城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的特长，平衡二陈与朱家骅等国民党内部的党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吴铁城是国民党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被称作“全党的幕僚长”，专以调停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为务。1946年1 月，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摇旗呐喊。
当各方代表在审议宪法草案时，对“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产生异见，互不相让。结果，吴铁城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令各方都能接受，达成协议。这一方案，被负责起草宪法草案的张君劢写入《宪法原则》第27条，称为“吴铁城条文”。以一个人名命名一条法案，这在近代中国还是第一次，“铁老”之名于是大噪。
党国铁老
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批准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提名孙科组阁。这样，孙科留下的立法院长的位置便理所当然地要由吴铁城来继任，蒋介石也表示同意。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孙科开出的组阁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铁老”，要他当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并且向蒋介石表示，“非铁老同出不拜命”。蒋介石立即找吴商谈，希望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权衡之后，吴铁城决定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这不仅因为其在历史渊源上植根于粤系并且与孙科关系密切，还在于其对政治前途认识不明，以为大局尚有可为，决定直接出马干它一番。
吴铁城走马上任未久，蒋介石下野了。但蒋介石仍通过电话向孙科内阁发布指令，以孤立代总统李宗仁。对此，吴铁城甚不以为然，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
为了取得美国政府的援助，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吴铁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会谈，请求美国贷款。司徒对吴铁城说：“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内部不团结表示忧虑，如果蒋先生不出国，南京无从集中权力，因而和谈也就没有希望。”
对此，吴铁城也有同感。他认为，必须尽快劝说蒋介石出国，才能将权力集中在李宗仁和自己的内阁手中。于是，他请曾当过蒋介石机要秘书的李惟果，到溪口转告蒋介石自己急切希望其出洋的意思。
吴铁城没想到，他的这个建议，蒋介石非常恼怒，大骂吴铁城忘恩负义，几天以后，他逼迫孙科内阁辞职，而吴铁城的中央秘书长一职也被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撤销。
国民党政权迁到广州以后，美国希望李宗仁在广州组成一个与蒋介石截然分开的政府，但蒋介石无意帮李宗仁保广东，暗中指挥从上海、青岛等地撤出来的军队往沿海一些岛屿驻防，吴铁城对此痛加责难。他质问国防部：汤恩伯的部队撤出上海后为什么不去广东而去福建？刘安祺的部队从青岛撤出后为什么不调到粤北而去了海南岛？从军力部署来看，国防部只准备守一些沿海岛屿，根本没有制定保卫华南的军事计划，简直是本末倒置。但参谋总长顾祝同告诉他，这些都是总裁亲自决定的，他也只好摇头叹气。
这时，吴铁城的老部下、新闻局局长汪公纪从巴黎回国，吴对于这个坚定的反共分子的归来格外欣喜，将他安置在自己的家里，当晚就与他畅谈形势。汪公纪极力怂恿吴铁城到各国去游说政要，他强调说“人心息息相通，拿海外的人心来振奋国内的人心，再拿国内的人心去振奋海外的人心，互相桴鼓，必有可为。”吴铁城当时听了，默不作声。
过了几天，汪公纪又来劝说：“铁老既有华侨为后盾，也应该及时把握，倘若能够亲自出马激起海外侨胞的向心力，登高一呼，必然能产生奇异效果。铁老有些老关系和老交情，写了十几年圣诞卡的朋友，现在也该认真地做一些正经的事了。”自从1939年开始，每年吴铁城都会向外籍友人寄卡片，都是这位汪公纪经手的，每次都要处理数百张圣诞卡，故而汪有此一说。这一次，吴铁城仍不做声，但想来心里也有一些活动了。不几天，吴铁城就对汪公纪说：“好吧，我们就出去走走，你替我写信呈报总裁。”
1949年8 月，吴铁城在汪公纪陪同下，出访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香港。其中，日本之行最为重要。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已经发表，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不满以及不支持的态度十分明显。但吴铁城心中明了美国的反共本质，仍然希望从美国人那里获得对国民党政权，尤其是对李宗仁广州政府的支持。在赴日之前，吴铁城还特地到台湾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返回机场时又去看望了王世杰。王世杰的沉默不安与吴铁城的雄心勃勃成了鲜明的对照。王世杰显然对此行不抱太大希望，但困居台湾的国民党大小官员却巴望着吴铁城此行能有所收获，因而在台湾松山机场送行的简直成了人山人海。来送行的桂永清还递过来一本杂志，上面有三个惊心触目的大字“新希望”。吴铁城上飞机后慨然言道：“我们的任务是真大了！”
吴铁城访日是以“中华民国政务委员”、“内阁阁僚”身份出行，虽是非正式的访问，却也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不满和冷遇。当时，坐镇日本的麦克阿瑟倒是吴铁城的好友，还特派了高级官员前往迎候。但就在飞机即将降落时，华盛顿忽来急电，命令麦克阿瑟总部不能有任何形式的招待仪式。麦克阿瑟无可奈何地把前去迎候的人悄悄撤离机场。吴铁城下机时，仅有国民党军事代表团团长朱占亮在此迎候。吴铁城遭到如此冷遇毫不灰心，反而颇为自信地说：“麦克阿瑟，不会不见我的。”果然，不久麦克阿瑟就约见吴铁城，不过联络人员事先就给吴铁城带来“不谈政治”的约定。
尽管如此，麦克阿瑟和吴铁城会面的时候，他们还是极其亲热，无话不谈。一周之内，他们就见了三次面，并共进了一次午餐。麦克阿瑟向吴铁城提出，美国政府已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但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麦克阿瑟对吴铁城作了如下许诺：“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到圣诞节，那时我必将挺身来救助你们。”
虽然麦克阿瑟极力反共，面对人民解放军在大陆的不断胜利和国民党的节节溃败，他“义愤填膺”，想助其一臂之力，然而他的力量十分有限，他所指挥的驻日美军仅四个师，而每师都面临兵额不足和武器配备不足的问题，因此驰援国民党只是空口说白话。倒是吴铁城经他一鼓励，却十分兴奋，回国后经台湾而去广州，就立即在自己的寓所召开会议，当众宣布麦克阿瑟对他的承诺。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一个个原本沮丧不已的军政首脑们兴奋地起立鼓掌。但是国民党军队实在太不争气，没有守到圣诞节，连50天都未能维持。在广州失守的前几天，汪公纪去拜见吴铁城，见他绕室徘徊，怨声不断。
吴铁城不顾年老体迈，为李宗仁政府如此奔走，必然引起蒋的不快。但工于心计的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发作，在1949年7月，蒋介石飞到广州组建“中央非常委员会”时仍提名吴铁城任委员，力图用保住自己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次上的地位来换取党国“铁老”对自己的支持。然而“铁老”却对蒋介石的党国越来越失望，借财政税收等问题，吴铁城向受到蒋介石支持的阎锡山内阁猛烈开火。
吴铁城尽管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批评，但对蒋介石仍是忠心耿耿。一位朋友问他：“那你今后作何打算？”吴铁城凄惨地苦笑说：“到不得已时，恐怕只有到台湾去再说了！”
1949年底，吴铁城经香港到了台湾。次年3 月，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吴铁城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继续辅佐蒋介石，苦心经营台湾孤岛。
吴铁城不久奉命出使印尼，而那时，英、荷等国家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印尼对吴铁城等使节十分冷淡，只是碍于以往的交情没有给他闭门羹。1950年春，吴铁城又凭借过去奉命参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专程访问韩国总统李承晚及朝野人士。这一次与原来的出访日本印尼两国截然不同，场面宏大、热闹非凡，使得饱受冷落的吴铁城兴奋不已。因为得知他要来访，韩国上下他原先主持韩国独立运动所结交的朋友全都出来捧场，他简直成了活动的中心。访韩期间，他恢复了中韩文化协会，以文化运动为名来加强台湾当局与韩国的反共纽带。
5月，吴铁城又赶往菲律宾。他不但成了菲国总统的座上宾，而且四处拜访侨领，发表反共演讲。在离菲前夕，他又召开党务会议，国民党在东南亚各地的负责人云集一堂，讨论反共策略。在吴铁城离开的前两天。一些华侨来求字，他整天整夜地书写，简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当时，有个随从向他求墨宝，他掷笔一言道出了天机：“我的字，怎么要得，我现在是在画符。拿了我的符，便永远是国民党，是反共最坚强的尖兵。”
吴铁城为了反共真可谓不遗余力。从1950年到1952年，吴铁城恢复了“台湾国民外交协会”和“华侨协会总会”这两个极端反共的民间团体，企图博得世界“爱好民主自由国家”的援助，以加强“海外两千多万华侨的向心力”。随后，吴铁城又再组中菲、中泰等协会，以加强台湾同这些国家的联络。也许是吴铁城摆出一副“宝刀不老”的架势，大肆宣言“老当益壮”的反共精神所致，吴铁城在台湾的寓所俨然成为“海外各界人士的联络中心”。
不堪结局
吴铁城周游东亚、东南亚各国，游说反共，因而在国际间盛传“亚洲反共联盟”成立，吴铁城也被称为“巡回大使”。不过他毕竟是个年高体弱的老人了，这样心高气狂使得身体逐渐恶化。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他不堪其苦，于1953年11月暴卒于台湾。
1953年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为收容顾孟余、张君劢等人到台湾诸问题，与蒋介石父子产生了矛盾，接着又发生了陈纳德民航队经济案。蒋介石于是下令将王世杰撤职查办。吴铁城与王世杰关系密切，闻听此事，立即特地跑进“总统府”替王世杰求情，并与蒋“总统”正面顶撞。本来，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蒋就对吴铁城支持李宗仁的做法大为不满，现在又来顶撞，更是怒火中烧，将吴铁城骂了个狗血喷头。
吴铁城也不是那种随便服输的人，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指着吴铁城说：“你还有脸活着，党国就是败在你们手里的！”说着摔碎一个茶杯，把“总统府资政”赶出了总统府大门。
吴铁城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大辱”？感情一激动，夜不能寐。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病，平日每晚只吃一粒安眠药即可入睡。但因对蒋介石一腔怨气，却连吃两片仍睡不着。
1953年11月18日夜，吴铁城服了三粒安眠药，方才入睡。次日早晨，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真的长眠不起了。
婚姻家庭
早年吴铁城在同文书院毕业后，在他22岁（宣统元年）时，父母为他选配了一门亲事。父亲说：“女方圆圆的脸、有福气，将来会旺夫益子，好一个奶奶相，并且生辰八字也匹配。”这位吴铁城的原配夫人姓马，名凤岐，广东顺德人，父亲在九江轮船公司担任经理。后吴铁城又纳如夫人杨氏，伴吴宦游南北。马氏主要在家里操持家务，抚育幼子，马氏育有二子。
长子吴幼林，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留学美国，获宾夕法尼亚大学银行财政学硕士学位。早年从事外事活动，1940年任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领事；1945年参加旧金山会议（联合国成立前的筹备会议），为中国代表团三人筹备委员之一；后来从事金融保险事业，任“中央信托局”副局长，在国际银行保险事业中享誉甚隆，曾担任亚洲再保险集团董事长将近十年，公余喜爱运动及国际社交活动。
次子吴幼良倒没有像父兄那样往政界和商界发展，圣约翰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后留在美国，走的是普通的工程师道路
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宦海浮沉
“国父”的小同乡“蒋校长”的心腹
吴铁城，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平湖乡人，与孙中山是小同乡。但他并未在故乡长大，而是于1888年3月9日生在离香山有千里之遥的江西九江。
吴铁城早年入九江同文书院读书，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策动新军标统马毓宝于九江独立，任参谋次长兼外交部长，为统一江西立下了显赫功勋。同年12月，吴铁城以江西代表身分，到南京商议国是，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受到孙的接见。当孙中山得知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是自己的香山同乡，便将他留在身边工作。
孙中山成立广东护法军政府时，吴铁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后改任总统府参军。
1923年1月，孙中山发动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争，吴铁城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吴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兼警务处长。10月25日，他又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9月，孙中山誓师北伐，吴铁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长，率部保卫孙中山的安全。10月，广州商团叛乱，吴铁城率领警卫军星夜回师广州，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学生军一起，平息这场叛乱。
这是吴铁城与蒋介石的第一次合作。蒋介石对这位“书生”的*坚毅非常赞赏。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平定商团叛乱后，吴铁城重兼广州市公安局长、市党部委员、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等职。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吴铁城从思想上不赞成，故竭力反对国共合作。
吴的这种坚决**的右派态度，受到孙中山的批评，但却得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的欣赏。
为了支持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吴铁城将自己举办的警卫军讲武堂学员送给蒋介石，作为黄埔二期学生。当时，黄埔军校经费拮据，蒋介石为此大伤脑筋。身为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吴铁城，从公安局经费中专门拨出一笔款项，以每天伙食费五百毫洋的标准，源源不断地供给黄埔军校。
孙中山逝世后，吴铁城所在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一度成了**的大本营。吴铁城、孙科和伍朝枢等人成为广州国民党右派的中坚。
利用任公安局长的便利条件，吴铁城将苏联顾问及在广州的知名共产党人登记造册，探清在广州的住址，准备寻机一网打尽。1926年3月初，吴铁城与孙科、伍朝枢一起到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密谋清除广州的共产党事宜。经过一番严密的策划，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派兵解除了苏联顾问团卫队的武装。
可出乎吴铁城意料的是，就在他准备在广州大捕共产党人的时候，他却被蒋介石下令逮捕了。
原来，吴铁城与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格等人策划的“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纷纷抗议和谴责，要求严厉惩办肇事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感到自己羽翼还没有丰满，不敢立即与共产党公开决裂，遂采取“舍卒保帅”的办法，借惩处制造事件的右派分子，以示其作为国民党“第三者”的“公正”。结果，吴铁城作为“替罪羊”之一，被免除本兼各职，押解到虎门横档炮台禁锢。吴铁城对此百思不解。但时间一长，他逐步琢磨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蒋介石逮捕自己是“挥泪斩马谡”。
1926年双十节，吴铁城获释后投居上海的孙科家中。鉴于吴铁城在最困苦时刻仍不出卖自己的“义举”，1927年6月，蒋介石决定再次起用吴铁城，任命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
游说东北，助蒋完成统一大业
1928年4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6月4日晨，日本悍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东北能否易帜归附，是国民党政府能否统一全国的最后标志。蒋介石派吴铁城北上，游说张学良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吴铁城沿京奉路乘“蓝钢花车”由浦口经济南到北平，与张学良所派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然后经山海关直驶沈阳。张学良及东北政要看到吴铁城如此豪壮的排场，不禁刮目相看。吴铁城利用与许多东北将领的旧交，感以私谊，晓以大义，几经折冲，始排万难，达成易帜协议。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冲破日本阻力，通电全国宣告“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终于使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1929年9月，蒋介石策动张学良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为了鼓动张学良的反苏情绪，蒋介石决定任命吴铁城任东北劳军宣慰使，再赴东北劳军。
此时的吴铁城，正与林森忙于主持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平奉安南京。他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冒着零下50度的严寒，秉节出关，驰驱于冰天雪地中，往来于中东路，遍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
吴铁城到处发表演说，疾呼：“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这两句话，一时传颂全国，成为流传甚广的名言。
此次东北之行，炫耀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的声威，加深了他与东北人士的关系。
1930年，阎、冯、桂、汪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坐视关外的张学良，对时局有举足轻重之势。所以，交战双方都不遗余力派出说客云集沈阳。蒋介石第三次派吴铁城出关游说。
吴铁城至沈阳后，缠住张学良不放，向东北军政当局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伐交”。
此时，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正召开“追悼抗俄将士大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都派代表参加致祭。按照吴铁城的要求，蒋介石命令南京政府拨款50万元，褒奖东北边防军对苏作战阵亡的东北军将领。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向张学良、王树翰授勋。
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吴铁城宣读了蒋介石的贺电：“汉卿兄及凤至夫人赏鉴：贤伉俪华诞，中正等远道未能趋贺，谨电祝福寿连绵，德泽广被！蒋中正、宋美龄同叩。”
对于蒋介石的关怀，张学良表示：“决愿为国家、为介公效命”。
但张作相、张景惠等老派将领认为：“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起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他们主张东北军的任务是保境安民，不与任何方面合作。故此，张学良为摆脱群集沈阳的各方代表的纠缠，避居葫芦岛。
吴铁城觉得，要想使“伐交”取得实效，关键是要有强大的雄厚的金钱作基础。所以，他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建议：要舍得花钱才行。
蒋介石立即命令财政部长宋子文，给吴铁城拨了600万元现金，作为“伐交”费。
吴铁城利用手中雄厚的金钱，对东北军政大员发动了强大的“银弹攻势”：他一次就将百万元巨款送给张学良，惊得张少帅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在一次赈灾会上，以4万元买下一朵少帅夫人于凤至所做的纸花，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他又与东北政要们豪赌，一夜之间赢得他们一无所有，但又如数奉还，他更会故意输掉数十万，令这些东北政要们心花怒放。
有人说：“张学良的副官、马弁都被吴铁城收买拉拢了，以致于张的一切行动，吴铁城都了如指掌。”
在吴铁城等人的劝说、利诱和催逼下，张学良终于表示：“待中央军拿回济南时，可以考虑出兵。”
8月15日，蒋军夺回了济南，并从9月6日起，展开陇海线上的总攻。9月15日，张学良召开的东北军政会议最后决定：“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令东北军大举入关。腹背受敌的冯、阎联军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终于获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10月9日，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张学良在沈阳宣誓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800多人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庆典。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监誓人，向东北各界致词：“本党政府特以此重任，付托张副司令者，知张副司令笃信本党之主义，接受国民革命之使命故也。”
他在表彰张学良自东北易帜以来的功绩后讲道：“任重道远，惟望张副司令辅助蒋总司令，同心协力，共策进行，党国前途，实利赖之。”
卖国挨揍，励精图治建上海
1931年12月，上海市长张群因学生反日运动高涨，被迫辞职。蒋介石命吴铁城接任上海市长职务。
就在他上任不久，日寇挑起“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被迫抵抗。蒋介石仍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月31日，蒋介石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电告吴铁城：（一）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不得任意射击；（二）通令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没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三）亲善各国军队与侨民，以取同情；（四）对假托爱国主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须周密注意，以防“***”从中利用机会。
2月15日，何应钦再次致电吴铁城，让他以私人资格与攻沪日军将领商定“和平”方案。
唯蒋介石之命是从的吴铁城，立即多方拜见，竭力媾和。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在签订这个卖国的协定前，爱国律师吴迈曾亲晤吴铁城，义正辞严地告诫：“阁下如不顾民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协定，到时杀市长头者就是我吴迈！”
然而，《淞沪停战协定》还是签订了，这使吴迈悲愤交加。他率爱国学生、群众500余人直赴上海市政府，声讨吴铁城。一见到吴铁城，就怒斥道：“日前，市长向市民保证不与日军签订城下盟约；今日食言自肥，阁下有何理说？”
吴铁城窘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说：“这都是中央的命令，我是实难违抗呀！先生何不进京向行政院表达民意，吁请收回成命？那么，不仅协定条款可以从长斟酌，连我也当解厄之情，对得起民众了！”
吴迈听后怒火中烧，禁不住脱口问道：“倘若中央命你施美人计，派夫人、令爱前去慰问白川大将，我断言阁下必将犯颜抗争，以全家声。然而，近年来东北诸姑姐妹，被兽军凌辱蹂躏者何可计数？阁下却知而无动于衷。两相对比，岂不是重家耻、轻国耻的汉奸惯常行为吗？汉奸人人皆曰可杀，今天我与你同死报国！”
说着，吴老先生操起席前痰盂，猛然朝吴铁城砸去。
只听“嘭”的一声，痰盂击中吴铁城左肩。吓得吴铁城连声呼救。预先埋伏在室外的上海市警察局长吴芷贤，急忙率便衣警察破门而入，将正欲穷追猛打的吴迈拦住，并抓进了看守所。
吴迈被营救出狱后，上海律师协会组成律师团，依法具状控告吴铁城、吴芷贤利用职权侵犯人身罪。
吴铁城知道众怒难平，也采取了当年蒋介石玩弄的采取“舍卒保帅”之计，将吴芷贤当作自己的“替罪羊”，撤职查办，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经过上任短短几个月的紧张忙碌，吴铁城开始知道上海市长真难当。还好，他没有像他的前任张群那样灰溜溜地下台，而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终于渡过了“难关”。
上海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南京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同时，上海又是江浙财阀的重要据点，是南京政府赖以存在的支柱。所以，蒋介石特别提醒吴铁城：“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则不能有头绪。”
吴铁城奉行蒋介石的意旨，在上海停战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继续推行黄郛在1927年任上海市长时所拟定的“大上海计划”。
为了建设大上海，吴铁城曾两度发行公债，第一次300万元，不到十天便已销完；第二次600万元，也很迅速的筹足。他运用了这900万元，建设新的市政府、各局所、市医院、市体育场、市图书馆、市博物馆，使市容面貌一新；他建筑虬江码头，港深可泊巨大商轮，对外贸易，日趋发达，工商百业，随之繁荣。全市人口也由1932年的290余万人，激增到1937年的500万人，使上海不仅成为全国第一大都市，也成为东亚举足轻重的重要商埠。
吴铁城任上海市长5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蒋介石赋予的“整理”大上海的使命，将上海建设成了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国际大都市。
喊出悲壮口号，发明“吴铁城条文”
1939年春.蒋介石调吴铁城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1941年5月，吴铁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管家婆”。对于吴铁城任职期间的工作辛劳情况，陈立夫曾感慨地说：“无日无夜的开会，舌敝焦启的讨论，党内的意见，要不惮辞费的求沟通。党友的意见，要接纳，要让步。共产党的意见要争辩，要驳斥。国际友人的意见要尊重，要解说。直到国民大会开会的前夕，我和铁城先生，简直到了日夜不得休息，身心交瘁的境况。”
吴铁城既有坚强的毅力和原则性，又八面玲珑、善于交际，很会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不久便赢得了国民党上下的好感和蒋介石的欣赏。
1944年，日寇发动湘桂战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到12月时，日军在占领桂林、柳州后，一度侵入贵州境内，陪都重庆告急。正是在这种困难时刻，蒋介石发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布文告号召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踊跃参加青年军，准备最后大反攻。同时，他给吴铁城下了一道手令，命他全力宣传并发动这一运动。
吴铁城立即遵照蒋介石的指令，通令各地党部积极行动，在短期内完成了蒋介石的使命，并以“用美式武器装备青年军作为反攻的主力部队”，以“青年军将享受比一般军队更好的待遇”之类许诺来吸引青年。
在宣传“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吴铁城作出的最突出贡献，是将蒋介石的这一运动用两句口号加以概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这两句口号，深深打动了当时许多知识青年的心。吴铁城这两句简短有力的口号，与他在东北所发表的“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机”一样，成为传颂一时、流行全国的名言。
抗日战争结束后，吴铁城是国民党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被称作“全党的幕僚长”，专以调停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为务。1946年1月，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身分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当各方代表在审议宪法草案时，对“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产生异见，互不相让。结果，吴铁城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令各方都能接受，达成协议。这一方案，被负责起草宪法草案的张君劢写入《宪法原则》第27条，称为“吴铁城条文”。
以一个人名命名一条法案，这在近代中国还是第一次。
党国“铁老”顶撞“总统”服药自杀
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批准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提名孙科组阁。这样，孙科留下的立法院长的位置便理所当然地要由吴铁城来继任，蒋介石也表示同意。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孙科开出的组阁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铁老”，要他当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并且向蒋介石表示，“非铁老同出不拜命”。
吴铁城走马上任未久，蒋介石下野了。但蒋介石仍在溪口通过*向孙科内阁发布指令，以孤立代总统李宗仁。对此，吴铁城甚不以为然，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
为了取得美国政府的援助，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吴铁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会谈，请求美国贷款。
司徒对吴铁城说：“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内部不团结表示忧虑，如果蒋先生不出国，南京无从集中权力，因而和谈也就没有希望。”
对此，吴铁城也有同感。他认为，必须尽快劝说蒋介石出国，才能将权力集中在李宗仁和自己的内阁手中。于是，他请曾当过蒋介石机要秘书的李惟果，到溪口转告自己急切希望其出洋的意思。
吴铁城没想到，他的这个建议，蒋介石非常恼怒，大骂吴铁城忘恩负义，几天以后，他逼迫孙科内阁辞职，而吴铁城的中央秘书长一职也被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撤销。
国民党政权迁到广州以后，美国希望李宗仁在广州组成一个与蒋介石截然分开的政府，但蒋介石无意帮李宗仁保广东，暗中指挥从上海、青岛等地撤出来的军队往沿海一些岛屿驻防，吴铁城对此痛加责难。
当美国政府公开发表给蒋介石当头一击的白皮书之后，这位早已不再是外交部长的党国“铁老”，又应麦克阿瑟的私人邀请，悄悄到东京访问。麦克阿瑟向吴铁城提出，美国政府已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但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
借财政税收等问题，吴铁城向受到蒋介石支持的阎锡山内阁猛烈开火。
吴铁城尽管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批评，但对蒋介石仍是忠心耿耿。一位朋友问他：“那你今后作何打算？”
吴铁城凄惨地苦笑说：“到不得已时，恐怕只有到台湾去再说了！”
1949年底，吴铁城到了台湾。次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吴铁城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继续辅佐蒋介石，苦心经营台湾孤岛。
1953年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为收容顾孟余、张君劢等人到台湾诸问题，与蒋介石父子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下令将王世杰免职查办。吴铁城与王世杰关系密切，闻听此事，立即特地跑进“总统府”替王世杰求情。并与蒋“总统”正面顶撞。本来，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蒋就对吴铁城支持李宗仁的做法大为不满，现在又来顶撞更是怒火中烧，将吴铁城骂了个狗血喷头。吴铁城也不是那种随便服输的人，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摔碎一个茶杯，把“总统府资政”赶出了总统府大门。
吴铁城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大辱”？感情一激动，夜不能寐。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病，平日每晚只吃一粒安眠药即可入睡。但因对蒋介石一腔怨气，却连吃两片仍睡不着。
1953年11月18日夜，吴铁城服了三粒安眠药，方才入睡。次日早晨，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真的长眠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