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疿沙星眼药水:“我是一条悬摇在风里的老豇豆”

  ■ 石念文

  10月22至23日，应乐山“文友沙龙”邀请，年届八旬的流沙河先生走出书斋，走进乐山，于“百家讲坛”说汉字、肖公嘴外忆乡贤、泌水院内话沧桑。笔者有幸全程陪同，得以与先生近距离对话，分享先生的文化智慧，聆听先生的人生感悟——

  提起流沙河，首先想到他诗人的身份。早年他以新诗崭露头角，创办《星星》诗刊，照亮文学星空；发表《草木篇》，宣示独立人格。不料因诗获罪，钦点讨伐，被打入另册20余年。重见天日后，诗情再燃，写出《理想》、《就是那一只蟋蟀》等传世名篇，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在新时期诗坛声名再振。

  然而，仅过了十年，“著名诗人”不写诗了。因为“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但作为一个文化人，不写作心里又难受。于是，为了安慰失败者，他写了《庄子现代版》；为了探寻汉字源流，他写了《文字侦探》；为了记录众生百态，他写了《Y先生语录》；为了传承文化良知，他写了一大批随笔散文。

  “我的身份是‘成都文人’”

  笔者：关于您的身份称谓，媒体上有过多种提法，您更认同哪一种？

  流沙河：我准确的身份是“成都文人”。我是成都的人，现在不属于任何单位，不能再说“某某作协前名誉副主席”，如果这样说，那就很不“名誉”了。偶尔讲讲课、写几个字、写几篇文章，叫个文人足够了，还想咋个呢？“成都文人”有好几万呢，我只是这几万人中一分子。我觉得，这“成都文人”还像个身份。

  我最怕人家叫我“著名诗人”，很可笑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著名”是个等级名号，我和周纲称为“著名诗人”，比我们矮一级的叫“诗人”，再矮一级叫“诗作者”、再矮一级叫“广大诗歌爱好者”。比我们高一级的叫国际知名诗人，全国只有两个：艾青和臧克家。我最怕戴这种大帽子。如今，“著名”、“一级”也不时兴了，改称“大师”了。变个脸也叫大师，街头画个糖画也叫大师。总想把自己弄得比人家高些，有啥子意思。

  笔者：您以前来过几次乐山，这一次印象如何？

  流沙河：说来很惭愧，我来乐山次数不多。一次是1981年，《星星》诗刊和《沫水》在乐山联合召开全国诗会；然后就是4年前，一个朋友送我来乐山武警医院看眼睛，开了点药就走了。还到过一次五通桥，大概是1991年，也很匆忙。这次来看得多些。

  说到乐山，我要纠正一个说法。我看到过一本介绍乐山的书，说“乐山”之名，出自“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乐山”作为地名，与这句话没有一点关系。乐山从前叫嘉定府，雍正年间，嘉定府下设乐山县。为什么叫“乐山”县呢？你们县志上写得清楚：“城西南五里，有至乐山。”“至乐山”是山名。“至乐”的意思是“最快乐”，出自《庄子·外篇》“天下有至乐无有哉”。“至乐山”用作县名时，省去了前面的“至”，只保留了“乐山”二字。这才是“乐山”之名的出处。

  我出门喜欢看闹热，肚子饿了，最关心的就是哪儿有面馆。刚才我看了旧城遗迹，听说“叮咚井”也还在。1981年来的时候，我看过县街，刚才在车上看到了，这就够了。人老了，生怕他走以后，一转眼把什么都毁了。过了多年，看到当初的东西都还在，心里就感到安慰了。在江边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从乐山出去的郭沫若。

  “郭沫若很了不起”

  笔者：对于郭沫若，您怎么看？

  流沙河：郭沫若是中国历史学大师、古文字学大师，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戏剧家、一个了不起的诗人，是中国新诗的鼻祖；他还是个大书法家，他留在乐山的墨迹，比如“乐山市文化馆”，过了这么多年，还那么活泼跳跃，那么有生命力，很了不起。

  郭沫若在自传中写道，他从乐山码头坐船去成都，母亲送他上船，离别时，他母亲哭了。那时的郭沫若只有17岁，他在船上写了首诗：“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写得多好啊！乐山码头是郭沫若的人生起点，如果能把当年的码头找到，把这首诗刻在上面，既是对郭沫若最好的纪念，也是一个不错的景点。

  “中学时我就喜欢文字学”

  笔者：您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古文字？

  流沙河：中学时，我就喜欢文字学。1957年以后，不能再写作了，只能读书。开始读《庄子》、《诗经》，后来读《文字蒙求》、《说文解字》。对甲骨文呀、钟鼎文啦，很有兴趣。那时我在省文联机关农场劳动，还帮忙看守一个旧书库。晚上没事做，就把研究古文字的书籍找出来看，包括“甲骨四堂”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的著作。他们是古文字权威，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多教益。

  和这些大家相比，我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一辈子在书斋里面做学问，很少有过劳动实践。我有幸被到社会底层，什么活都干过，包括杀猪我都会。在长时期的劳动生活中，我有了一些新发现。

  笔者：您有些什么新发现呢，能举些例子吗？

  流沙河：比如“尺”字，《说文解字》把它分“尸”和“﹨”，说了半天没说清楚。我在乡下拉大锯，丈量木板的尺寸时，不是用尺子，而是用手，拇指和食指叉开为一卡，一卡刚好是五寸；今天的五寸，相当于周代和战国的一尺。湖广土话把“吃饭”的说成qiā饭。这下我就有了新发现，所谓“尺”字，并非文字专家所讲，是“尸”和“﹨”组成的合体字，而是一个象形字，象用手比量之形，那一撇一捺，便是伸开的拇指和食指。这便是生活中得来的启示。

  再如“益”字，下面是个“皿”，表示碗，上面是个横写的“水”字；意思是“增加、添加”。为什么这样解释呢？我患有胃病，经常吃面，吃完后要喝一碗汤；据说北方人爱吃饼，吃完饼后也要喝汤。于是豁然开朗：我吃完那碗面，已经饱了，可以不吃了；这一碗汤是“添加”进来的，就是“益”；这个碗装的就不是普通的水，是吃完饭后喝的汤。这汤不喝你也饱了，但喝了你会更舒服。任何东西，用加法添进，就是“增加”，就是“益”；反之，如果用减法，就是“损”。

  “做学问首先要能娱乐自己”

  笔者：做学问是很枯燥的事情，研究文字应该更枯燥吧？

  流沙河：我做事情讲究趣味，把研究文字当作公安破案一样。在我眼中，每一个待解之字，就是一个待破的案件；我充当的角色就是“文字侦探”，所以做起来很快乐，不觉得枯燥。我每天晚上有一个节目必须看，就是中央台的《天网》，我看他们怎样破案，然后用于研究文字。做学问首先要能娱乐自己，太枯燥的学问我是不愿做的。我研究汉字，就是娱乐自己。我以前写过一副对联：“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做学问是娱乐，写文章也是娱乐，不要弄得那么神圣。我写的东西，你们不必认真去读，只需放在厕所里，上厕所时读上一段，娱乐一下，就够了。

  笔者：读您的文章，感到轻松愉悦，有时还会会心一笑。这种简洁明了的文风是如何形成的？

  流沙河：我写文章多用短句，下笔前会在心里默念一次，觉得明白晓畅了，才写到纸上。这种习惯，主要得益于文言文滋养。我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意思，力求准确、简练。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语文教材全是文言文，老师要求全部背诵，给了我极大好处。虽然我写的是白话文，但用的是文言造句方法。中国最古老的散文集《尚书》中有一句话，只有9个字：“器求新，人匪求新。唯旧。”如果用白话文翻译出来，要写一长段。还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看见的就是老天看见的，老天的听闻就是百姓听闻——民意即天意。文言句法，既简练又准确。我的文章正是得益于此。

  “文言文教育不能缺失”

  笔者：对于当下的语文教学，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流沙河：必须学文言文，必须背诵。小时记下的东西，一辈子都忘不掉，一生都能用得上。背诵文言文，不仅是学习语文的需要，还涉及到气质品性的培养。不少传世名篇，让人油然而生崇高感，远远超出其实用功能。我读高小的时候，国文读本上有《桃花源记》和《使至塞上》，桃花源的宁静、祥和，边塞景色的开阔、壮美，至今还萦绕在心头。

  有一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叫《诚信》，《文汇报》选了最好的8篇登出来。我看了后觉得，要是我来评分，没有一篇能及格。它没有限定文体，把散文、新诗、章回小说、议论文放在一起，哪里来的可比性？再说题目，“诚”和“信”是两个概念，“诚”是内心修养，“信”是修养转化为行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这些所谓的“状元作文”，所谈只是“诚”的问题，仅涉及一半题意，怎么能及格呢？问题就出在，学生的文言文功底太差，把“诚意”与“诚信”混为一谈。

  这几年，很多电视台搞相亲节目，但主持人把这个“相”字都读成了xiāng(一声)。其实，这个“相”字是一只眼睛看木头，看能做成什么东西，应该读xiàng（四声），跟“相马”、“相面”、“相宅”的“相”意思相同。读一声的时候，是“互相”的意思。我给成都台的主持人说过，结果还是老样子。这也是文言文教育缺失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