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塑料生熟料好:解读“师者”（4）:韩愈的超豪华文化圈子及意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2 16:54:09
解读“师者”（4）:韩愈的超豪华文化圈子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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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首举“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一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从而古文压倒了骈文，可谓中华文化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那么作为古文运动发起人，韩愈、柳宗元两人年纪相近，志趣类同，又在文化圈内都享有知名度，两人的关系如何？一句话很微妙！
韩愈比柳宗元大五岁，贞元三年至贞元十二年(公元787至796年)，韩愈一直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博学宏词科考试。韩愈比柳宗元早一年中进士，但仕途相当不顺，吏部迟迟没有分配韩愈的工作。因此，韩愈一直在长安“京漂”，除了扮演着辛勤的小蜜蜂向权贵投文递诗望以举荐外，就是与一些文人雅士酬唱交游，应该在这一段时间两人已经认识。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后，韩愈跟随董晋去了汴州，虽然没有得到吏部的工作分配，但勉强算是开始了政治生活，而正是这一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并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算是扎根于京城。此后一段时间，两人各处一地，当是少有交往。直到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冬天，柳宗元和韩愈都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成为同事。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更是朋友。虽然共事时间不久，大概二个多月吧，但是在这期间，结下深厚的友谊。韩愈因为进谏，得罪了佞臣李实和宦官集团，贬到连州阳山县。就在韩愈阳山县任上，朝廷发生了“永贞革新”。韩愈和柳宗元之间的关系微妙的症结就是“永贞革新”这个事件，原因自然是柳宗元是革新派的骨干分子，而作为“永贞革新”局外人的韩愈事后却持否定态度，甚至写诗诋毁革新、攻击王叔文等人，因此，韩柳两人友谊曾一度跌至谷底。
韩愈虽然对永贞革新持否定态度，甚至对王叔文、王伾等人的人格进行批判，但对他柳宗元和刘禹锡两人“暗通款曲”。比如韩愈在江陵法曹参军任上，当得知刘禹锡前往贬地连州途经江陵，特地为他接风洗尘，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由此交恶。至于柳宗元，韩愈一直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不仅是诗文之间酬唱，更是交流古文运动的看法。比如在编纂《顺宗实录》期间，还跟柳宗元进行了一次论战，探讨写史的态度。韩愈本不想担任史官的职务，原因不是他不会写，而是不想写，因为一写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永贞革新”，而一旦说到“永贞革新”就免不了戳到好友柳宗元的痛处。倒是柳宗元坚决要求韩愈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最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死之前特地关照刘禹锡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韩愈最终没有辜负柳宗元的厚望，非常客观地总结了柳宗元的一生，说到了他的政绩，说到了他人品，说到了他的文学成就……柳宗元九泉之下应欣慰。
可见，韩柳之交可谓真正的君子之交。
柳宗元画像
（二）“韩孟诗派”的同志们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崛起的一个影响巨大的诗派。这个诗人沙龙形成较早，早在韩愈随董晋出任汴州幕府期间，便有其规模。当时，文人名士成为封疆大吏的幕府，虽然官阶低微，但工资收入相当高，这无疑能改善韩愈这个穷书生的物质生活，从而有可能组建这个文学社团。
韩愈酒色才情样样精通，喜欢搞文学派对，大有孟尝君的风范，对落魄文人是给吃给喝优而待之，对文学青年更是教而授之，提而携之，因此一时间他周边聚集了不少文友学子。在汴州期间，大诗人孟郊闻风前来投靠韩愈，韩孟两人，孟郊虽是年长，且名声最盛，但考公务员之路异常不顺，多年来谋不到功名，加上生活困顿，实难成为领头羊；而韩愈经过这么多年投文递诗，名声大振，且混到了国家干部的身份，比起寒酸诗人孟郊而言算是成功人士，再说是他像孟尝君一样，给吃给喝，经济实力决定社会地位，自然成为文学领袖。而后韩愈正式步入仕途，个人履历中有较长时间任国立大学的教授甚至担任过校长兼教育部部长之职，由于职务之便，加上韩愈本身又好为人师，因此聚集了众多文学才俊，队伍极其壮大，主要有贾岛、卢仝、姚合、李贺、刘叉等。
那么韩孟诗派有什么诗学主张？他们不想随盛唐诗的后尘亦步亦趋，而要自创新格，另辟蹊径，“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在创作态度上，“用思艰险”，崇尚“苦吟”，主张“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在诗歌风格上，主要追求奇崛险怪、雄奇怪异之美。韩愈评价孟郊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奋猛卷海潦”、“刿目怵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设鬼施、间见层出”，就是这种风格的具体描述。而思想内容上，即使是优秀之作，也多以抒写个人的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端，直接反映现实的较少。
韩愈在这个诗派中确有一代宗师的风范，跟孟郊等人亦师亦友，互相提携，使得这个诗派成为中唐阵容最庞大、影响最广的诗歌团体，同时韩愈与这帮诗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孟郊 关键词：何为从进士，此路转崎岖
孟郊画像
孟郊虽名不如李杜，却有两首诗几乎是妇孺皆知：一首是感人心肺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另一首是春风得意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韩孟两人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应该是韩愈“京漂”期间。韩愈19岁时（公元788年）到长安赴考，谋取功名，于公元792年考中，此后三年又参加了三次吏选，都没有选中，因此在长安做了将近10年的“京漂”。很有可能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志趣相同，便结为忘年之交。他们都崇尚古风，提倡复古，在诗歌创作上形成“奇崛险峻”的风格特色，世称“韩孟”。在长安，韩愈未受到重用，后来由董晋举荐在公元７９６年离京在汴州做了秘书省校书郎（管理文书的职务）。而同年孟郊考中进士，已近半百，不禁得意忘形写下著名的《登科后》，满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受到重用，然而只落得一个溧阳县令的职位。韩愈特此为他送行，写了著名的《送孟东野序》劝告他说“何为从进士，此路转崎岖”，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走上这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啊！这也是韩愈亲身尝试后的甘苦之言。这孟郊官运不济，还罚俸一半处理，后经河南尹郑余庆的推荐，出任河南水陆转运判官，晚年多在洛阳度过。因为生活比较落魄，而韩愈正在洛阳任上，所以多有照顾，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
孟郊死后，因无子，韩愈便在自己家中特设孟郊的灵位，在灵位前哭灵吊唁，为其送终，同时请张籍等一帮政界同僚、诗坛同仁哭灵吊唁，并且募资100贯营葬孟郊，最后还写下《贞曜先生墓志铭》。可见韩孟两人的友谊，至纯至真，着实令人感动。
李贺 关键词：天若有情天亦老，无情老天妒英才
李贺画像
李贺在灿若星辰的唐代诗人中也算一颗耀眼的明星，让人感到惋惜的是，他只是颗灿烂的彗星。为什么说是彗星，原因是他诗写得绝对一流，但英年早逝。大家知道唐代诗人有八大顶尖高手：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魔白居易，诗狂刘禹锡、诗囚孟郊、诗奴贾岛，而诗鬼正是这位李贺同学。
韩愈是李贺的良师益友，他们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历来为人称道。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八岁的李贺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潇洒地离开老家昌谷来到东都洛阳。刚刚走出家门的年轻人总不免踌躇满志的，大有诗仙李白“仗剑去国”的豪情，他在《走马引》中说：“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他对未来寄寓了很大的期望，这句诗的意思是说自己这把宝剑的锋芒连天上的云都可以斩截下来了。当时，韩愈正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也就是国立大学洛阳分校的教授。李贺带上所作的诗篇去拜谒这位名闻遐迩的文化大人物。据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当时韩愈送走了客人，很疲倦，正想午休，门人把李贺的诗卷呈上来，第一篇是《雁门太守行》。韩愈一看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睡意顿时全无，立即穿上会客的衣服，让门人将李贺请进了会客厅面谈。看到如此好诗，韩愈忘记了疲劳，一谈就忘记了时间，竟而彻夜长谈。从此，他更加喜爱这位诗坛新秀。韩愈因当年苦寻伯乐望以引荐，吃了太多的闭门羹，故“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李贺的成长开辟道路。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并顺利通过，由于成绩突出，他被推选“应进士举”，参加来年正月礼部举行的考试。可能李贺才识过人，最具进士前三甲的竞争力。于是，有人枪打出头鸟，举报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原因是李贺老爹名字叫晋肃，“晋”音同“进”，自然要避讳，如果他参加考试就是有违礼数，是不孝。就这样，李贺丧失了报考公务员的资格。
韩愈得知情况后，挺身而出，奋笔疾书，写就《讳辨》，声援李贺。文章由避讳的规定和例证的阐释，说明李贺并未犯律，全文举例说明，如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姓名同音，他们的儿子如何避讳，难道要改姓吗？韩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世一些人任意引申讳法，实质上是在借机压制人才，是在以宦官、宫妾为榜样。韩愈这篇文章写得气势磅礴，今天我们都认为他是义正辞严，但当时大伙都认为它漏洞百出，如《旧唐书》就指责韩愈信口开河。韩愈虽大张旗鼓为李贺鼓劲、挺气，但审核考生资格的主考官们仍然没有同意李贺参加公务员考试。
这李贺生活困顿，加上怀才不遇，而写诗又太认真，殚智竭力，故英年早逝，享年二十七岁，实为中华文化界的一悲！
贾岛 关键词：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
贾岛画像
贾岛半俗半僧，在唐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号称为“诗奴”，与孟郊齐名，都是苦吟诗人，世称“郊寒岛瘦”。
贾岛结识韩愈缘于巧遇。有一次，贾岛写了两句诗，“鸟栖池边树，僧推月下门。”是“推”是“敲”，一时斟酌不定，便骑着一头小毛驴，迷迷茫茫地做着推和敲的动作，一头撞到时任刑部侍郎韩愈的轿前。韩愈很有礼贤下士的作派，不仅没有怪罪他，而且特地停下仪仗队，帮他确定为“僧敲月下门”。这就是有名的“推敲”典故的由来。这使贾岛由衷地佩服和感激，决心从此不作和尚了，执弟子之礼，和文章巨公韩愈继续“推敲”诗句去。在韩愈的劝说下，贾岛还俗应举，后来竟然中了进士。贾岛为僧难免思俗，入俗难弃禅心，同为韩孟诗派的姚合曾写道：“发狂吟如哭，愁来坐似禅。”俗味很浓，禅味也不淡，贾岛正是在这双重性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说起贾岛这位诗人，忒有个性，绝对是写诗写到走火入魔的典范，不仅冲撞了文章巨公韩愈，后来还冲撞了李老板宣宗。事情是这样的：某日，李老板微服出游，走到长安的寺庙中，听到有人在吟诗，便循声登楼看个究竟，见书桌上有诗卷，便取来一睹为快。谁知贾岛在后面，一手夺了下来，瞪眼嚷道：“这位公子哥看你一身华丽的衣服，肉食者鄙，你懂什么诗啊？”李老板自然悻悻而去。事后，贾岛才知道这是当今天下的老板宣宗，诚惶诚恐，等待吃不了兜着走的处理结果。这李老板宣宗倒还算厚道，没有拧他的脖子，特许了他一个长江县主簿的小官，将他贬出长安。谁叫你有眼不识泰山！贾岛直犯龙颜的牛脾气，深得其师韩愈真传。所以，后人安锜作评语道“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试想，如果这位贾岛诗人有眼识泰山，笑眯眯地给李老板奉诗陪笑，说不定赏个翰林学士什么的，成为站在金銮殿下的白衣卿相。
韩愈一生中最器重的两个人莫过于郊岛和贾岛。“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无恐文章中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可见，韩愈对贾岛的提携是多么的不遗余力。
刘叉 关键诗“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刘叉这人最具传奇色彩，年轻时，是个街头混混，做了不少荒唐事，最荒唐的事莫过于酒后杀人了。按唐律杀人抵命，是死罪，因此刘叉过了一段隐姓埋名的亡命徒生活。后来，新老板登大位继正统宣布天下大赦，刘叉才得以新生，便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弃痞从文，搞起文学创作来。此人虽顽劣却有慧根，几年间诗文便在河北、山东一带名声大振。刘叉听说韩愈对天下文人都很好，大有孟尝君风范，给吃给喝，便前往投靠。
蹭饭必须得有敲门砖，知韩愈爱文惜才，刘叉便奉上《冰柱》、《雪车》二诗。这两诗是公认的绝妙好诗。韩愈一看，立即肃然起敬，果然文才了得，便好吃好喝好生招待起刘叉。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叉自由散漫惯了，刚开始在韩愈门下挺新鲜的，酬唱联对，优游宴乐，有滋有味，时间一久，新鲜劲过了，就觉得寄人篱下，开始闹情绪，免不了对好为人师的韩愈进行讥讽：“请君勿执古，执古徒自堕”！韩愈知其野性，自然敬而远之，只管给吃给喝，不再来嘘寒问暖。于是，刘叉决定笑遨江湖，做行吟诗人，走之前，拿走了韩愈不少金元宝，并且抛下一句话说：“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这都是你讨好墓中死人所得，不如给你刘爷作生活费！）这也够损的，偷了钱还真偷走了理。
韩愈也只能苦笑一声作罢，任他天高鸟飞。不过，韩刘两人如此离奇的交情也算文坛中的一大美谈，足见韩愈的惜才爱才。
卢仝 关键词：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
茶中仙——卢仝画像
卢仝有“茶中仙”之称，在中国知名度不高，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与陆羽齐名，他的《七碗茶诗》就演变成日本茶道。当年日本侵华期间，侵略军蹿至卢仝家乡，日本军官看到“卢仝故里”四个字，知道这里是圣贤的故乡，便对四个字鞠了三个躬后就走人。可见，名人福荫后人，可免兵灾啊。
这卢仝就是韩愈的弟子。卢仝一生拒官，生活困顿，但韩愈厚礼相待，总引之为座上宾，经常一起喝茶论诗，并且称他为“茶中仙”。
卢仝得以传世也多据韩诗《赠卢仝》附会而成，因此可以这么说，没有韩愈的大力提携，也就没有卢仝历史留名。
……
韩孟诗派成员，大多数为仕途不顺或无意仕途的人，韩愈能够礼贤下士，为他们的发展开辟道路，可谓师者。文人士子总免不了与政治纠缠不清，各类团体总免不了有自身的利益，然而以韩愈为首的韩孟诗派基本远离政治，大多属于苦吟诗人，可以说是纯诗人。反观中唐之政坛，除宦官专权们，文人集团党争现象严重，如“新乐府运动”中的元稹、李绅等人涉及政治太深，党同伐异，大有一种非我族类必是异类的做派。就此而言，韩孟诗派是值得肯定的，这可能跟韩愈个人性格有关，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行得正站得直，何必要一群人勾结一起？既然已经谈到“新乐府运动”，那么就趁此说说韩愈与白居易两人的关系。
（三）新乐府运动：白居易
诗魔白居易画像
新乐府运动发起人白居易与韩愈处在同一个时代。新乐府诗派和韩孟诗派可谓花开两朵，各飘其香。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直白的说是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病，而诗句追求深险怪僻，刻意推敲。新乐府诗派则另走一端，主张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自创新题，咏写时事，而诗句追求浅显易懂，直截了当。韩愈作为韩孟诗派的带头大哥，而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头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平淡。为什么平淡？究其原因有以下：
首先，韩白两人人生交集不多。韩愈跟柳宗元、刘禹锡虽然人生交集不多，但由于共事于监察御史台，建立起了同事关系，因此，书信来往不绝；而跟白居易，虽同朝为官，均以文才出众，却往往阴差阳错般地分道而驰。比如在韩愈长安撰修《顺宗实录》期间，白居易则服母丧三年；元和十年至十五年（公元815至820年），白居易又贬至江州司马，韩愈更无可能与白居易交游。长庆二年，白居易请求外放去杭州，而长庆三年韩愈便死了。因此，韩愈有可能跟白居易交游当是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这段时间。这两三年间，韩白两人共处长安城，文坛之中如泰山北斗，诗推白乐天，文当韩退之。而正是这段时间，朝政更乱，党争更炽。韩白两人无意于党争，但自己的朋友们纷纷卷入其中，比如白居易他不积极于政治操作，但他的铁哥们元稹可是热衷于政治操作，长庆贡举案活跃着元稹的身影，并且联合宦官魏弘简倒裴度。裴度这人很关键。韩愈性子鲠直，一定会站在裴度这一边，为什么？首先，裴度是累朝元老，出将入相，为人忠直，有大功于唐室，而元稹勾结宦官“挠军败政”人所共知，虽然韩愈跟元稹交情不错，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一定会站在正义这一边。其次，韩愈跟裴度关系不一般，曾因做裴度的副手在平定淮西之乱一起升过官，又因裴度力保才在谏迎佛骨这一事件中才免除一死，裴度于韩愈有大恩，于情于理他也只能站在裴度这一边。而白居易跟元稹的关系那是莫逆之交，断难去做对元稹不利的事。因此，他们不可能过往甚密。
其次，韩白两人人生志趣不同。韩愈辟佛，提倡孔孟之道，言行激进，性格刚正；而白居易因仕途几经沉浮而乐天知命，比较消极，信佛弥笃，性格随和。打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是怒目金刚，眼中容不得沙；一个是和气迷勒，大肚能容天下事，他们俩放在一起，总觉得有些别扭。当然，白居易一开始不是一团和气，也曾像韩愈一样直言极谏，但见无济于事，才逐渐消极起来的。
最后，韩白两人诗学主张不同。两人分属不同的文化阵营，韩为韩孟诗派的带头大哥，白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头羊，各立山头，互为犄角，旗鼓相当，诗歌风格、创作态度等截然不同，甚至互为抵触。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没有什么交往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韩白两人没能走得很近，也有其好处，因为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些诗派间的正面冲突，不会产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互为攻讦的局面，相反这两个诗派得以平行发展，就像铁路的轨道一般，将唐诗继续推进向前，形成一大批如灿若星辰的诗人们，除韩白两人外，还有孟郊、贾岛、李贺、元稹、李绅等等。
韩白两人相交平淡，并不说明没有交往。韩愈和白居易交游有证可考的是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春天，韩愈约张籍、白居易同游长安城东南的曲江。
为什么请张籍呢？张籍学习写古文曾拜师于韩愈门下，而诗派则加入了新乐府白居易这一边，韩白两边都沾得上关系，因此是这两位文坛大佬间的最佳联络人。那一天恰逢雨后，天正转晴，张籍如约而来，白居易不知何故爽约。韩愈很是郁闷，本来心情很好，就是白居易不给面子啊，于是赋诗一首“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面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并寄给了白居易。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韩愈还是相当看重白居易这位朋友，大有风景这边独好，唯憾不见君来的况味。为什么不来？想想也是有原因的。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发生的长庆贡举案还在继续，今年裴元之争愈演愈剧，开始表面化。这长安城哪里会来安宁？白居易曾是子亭复试的主持人之一，也算是身陷其中，还是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为妙。最后，白居易就选择了离开长安去杭州，一走了之，图个耳根清静。
经过如此分析，白居易不来会见韩愈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白居易是有跟韩愈以诗唱和的，如《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从诗中可见，这白居易倒是用调侃的语调说，不是我白居易不给你韩阁老面子，而是你老人家看不起我么，嫌我酒量有限，笑我诗写是不登大雅之堂。这戏说也是白居易的心里话，他们的确相差太大，大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况味。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保持距离可能是最好的交往办法。
白居易谨小慎微，避乱求安，但韩愈坦坦荡荡，依旧故我。比如说跟元稹，一直都不错，当年元稹的老婆韦丛死的时候，韩愈曾出手给韦丛写墓志铭。元稹跟韩愈没有交情，轮得到韩愈出手？再者那个李绅，虽然在长庆三年（公元822年）跟李绅闹僵，那也是晚年的事。早年韩愈还提携过李绅。当年李绅来长安考进士，专门给韩愈递过“行卷”。什么是“行卷”？行卷是唐朝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是指考生将自己比较得意的诗文收集成册，用力所能及的漂亮字体写成卷轴，考试前送给当时文坛上有名气、政治上有声望的人，或者送给与主考官关系密切的人，以求得他们的推荐，因为唐朝科举考试中录取举子，不仅靠考试成绩，主考官还可以参考举子平时的作品和才气。李绅的行卷引起了韩愈的重视，他对李绅出色的诗情才气表示赞赏，并按照规定，予以推荐，但最后李绅还是因为笔试成绩不好而落榜。
凭心而论，韩愈确有点孟尝君的风范，他虽然搞了个文学团体——韩孟诗派，但是他的学生如王籍即使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主将，照样不影响他们的师生之谊。
韩愈这人一心扑在他认为的“道统”之上，他可以谀墓赚钱，可以跑官献媚，但是一旦要他表明态度，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站在他认为正确的那一边。他眼中没有敌人，因为他对事不对人，辟佛，那就坚决地辟佛，不希望佛教成为社会的主体意识，是基于“救时弊”的认识，但他并不反对与僧人仍然交往，跟半僧半儒的贾岛亦师亦友，跟大颠和尚坐而论道，跟澄观和尚酬唱交游，甚至跟白居易更是热脸孔贴冷屁股。韩愈对永贞革新持否定态度，反对的并不是“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的政治措施，而是反对王叔文其人，因此他与其他永贞革新党中坚分子如柳宗元、刘禹锡保持着友谊，他们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可谓莫逆之交，生死相托，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祭文，刘禹锡也为韩愈写祭文。
他的确为讨官多次上书，取媚当权者，如对老实的讨好，而且通过他们在仕途上的道路为此开阔了不少，但是一旦涉及民生，他就不管你是不是我的伯乐，我眼里只有苍生，只有天下。
可见，韩愈是古道热肠的君子，是个刚正不阿的良臣。
五、韩愈的伟大意义
韩愈在文化史的作用显然非常突出的，笔者认为有以下四项的主要贡献：
第一改革文风，发起古文运动。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古文运动当然是复古，这复古有两层含义，一是复思想之古，就是高举孔孟思想的旗帜；二是复散文之古，就是提倡不平则鸣、言之有物的文风。因此，古文运动其实是借复古之名，行革新之实。那为什么要复古呢？主要是因为自东汉之后，历魏、晋、宋、齐、梁、陈、隋，文风逐渐流于形式，盛行骈文，专注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几乎无文不骈、无语不偶，所以看上去很美，实质却华而不实，不知所云。
虽然在韩愈之前，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没有像韩愈一样，明确提出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古文”这一概念也是韩愈提出来的，同时韩愈也明确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可行办法，如“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等文学创作理论。在韩愈的倡导下，特别是在柳宗元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形成了以他们为主要代表的唐代第一次古文运动，同时，也开启了宋代古文运动的高潮。由于这场改革和斗争的参加者很多，又有一致的要求和目标，形成长期和有规模的活动浪潮，经过奋斗不止，终于改革了文风，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被白话文代替，在中国文坛流行八百年之久。
因此，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功不可没，堪称“文章巨公”，是中华文学史上一个标杆性的人物。笔者认为他的好的作品，首推当然是《师说》、《祭十二郎文》、《送孟东野序》三篇，其次是韩愈的杂说系列中的《马说》和传记《张中丞后叙》等篇，都值得诵读学习。
第二开创诗路，扩展诗学空间。
诗歌发展到盛唐，尤其当李杜并世而出后，诗界气象恢宏深远，诗家气质各异，极尽众美，使诗学空间极大地扩展。但唐大历以后，诗歌在格律完善、形式整练、技巧提高、情感表现渐趋幽微乏力的同时，诗歌的版图未见扩大，反而缩小，其精神品质较为单一：温柔敦厚；体式发展较为定向：近体律绝；题材内容较为集中：送赠题咏（咏物写景较多，咏史怀古却极其少见）；美学评价标准也基本确立：含蓄蕴藉。大历后诗人对诗歌发展的贡献正是使上述“诗人之诗”定型化，而元和诗坛“竞为奇碎”的“新艳小诗”更将“诗人之诗”导向了气格衰颓一路。此时真正改革文风的韩愈，会同孟郊、贾岛、李贺等人，提出自创新格，另辟蹊径，“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作为具有文学发展使命意识的建设者出现，诚苏东坡所谓“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韩愈“诗格之变”的意义正在于用“百出”之“变怪”努力突破业已形成的“诗人之诗”的格局，为诗坛拓展空间，提供新的发展的可能，重建宏大壮阔的诗歌世界。
正是在韩愈的倡导下，唐诗继续得以向前发展，涌现出诗囚孟郊、诗奴贾岛、诗鬼李贺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同时深深影响到了晚唐诗人，如李商隐、杜牧等著名诗人，奏响唐诗之余韵绝唱，达到唐诗的再次繁荣。
第三建立道统，复兴儒学传统。
在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上，是韩愈第一次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统”。韩愈是一个信奉儒教，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曾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韩愈在其著述《原道》和《重答张籍书》中提及一个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明确指出了儒家有了完整的道统，他把道统的下限放在孟子，此后就失传了。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独尊孔子之道，并把自己与道统联系起来，认为汉代的儒学是残缺不全的，荀卿与扬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亚圣孟子。扬雄以后，儒家道统已经断绝不传，到他韩愈，“为往圣继绝学”已经成为历史使命，需要他来重建道统。可见，韩愈是以孔孟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的，他在《与孟简尚书书》表露了自己传承儒道的决心：“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为什么要提出“道统”，藉以复兴儒家传统文化？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盛世景象不再，而乱象环生，一方面是藩镇割据严重，叛乱不止；另一方面佛教盛行，风气大坏，又一次呈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韩愈以“道统”来复兴儒家传统文化，政治目的相当明确：一是反对藩镇割剧，孔子不是要提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恢复到“礼乐征伐由天子出”吗？韩愈自称要继孔孟衣钵，君臣大义自然是道统的核心；二是排斥佛老学说，重新树立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儒家“入世”观念成为社会的主体思想。
韩愈提倡的“道统”论，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韩愈之前，人们对儒学的研究只是停留注疏上，所做的工作就是遍注群经，如《十三经注疏》等等，因此重在说文解字；在韩愈之后，特别是北宋以降，人们开始注重于儒学的义理，即“道统”，所做的工作就是领其要义，自圆其说写心得，比如朱熹弄个《朱子语类》，王阳明弄套《知行录》、《静心录》系列来。在儒学研究的这个转变过程中，韩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韩愈高举孔孟之道，写了第一篇孔孟之道的心得《原道》，属于举旗首倡者，所以儒家在秦汉衰落，在宋朝复兴，韩愈居复兴首功。
第四身体力行，树立师者典范。
在中国历代教育家中，韩愈可入前三甲，与孔子、孟子相提并论。在教育方面，韩愈做过两次国子博士，一次四门博士，一次国子祭酒，不仅是一位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实践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师学》、《进学解》、《马说》等著作中。
首先，韩愈提出了真知灼见的教育理论。韩愈的《师说》和《进学解》不仅是叹为观止的古文，更是史上最优秀的教育论著，“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等等精辟的教学理论，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所称道。特别是《师说》说明了教师的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性，阐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同时抨击了人们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从教育理论的建树而言，韩愈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成就可与孔子并列，号称中国史最伟大教育理论家。
其次，韩愈身体力行深得孔子遗风。韩愈继承并发扬了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无论担任国立大学教职或地方官时，他都十分重视教育，如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监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又如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俸禄兴办州学，做了许多发展教育的工作。同时，他好为人师，特别对一批青年才俊更以亦师亦友的身份与他们相处，真正地贯彻“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风范，如向其学古文者张籍、李翰、皇甫湜等，向其讨教诗歌创作的李贺、贾岛等，无不悉心教导，并且互有切磋，共同进步。除此之外，韩愈积极提携他们，为他们的人生发展铺平道路，如得知李贺因为避讳影响考试，专门写《讳辩》声援他，再如向主考官举荐张籍、皇甫湜等人，这一点深得孔子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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