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reb酰胺 维基百科:十年经济十大失误·教育

■教育
　　大学扩招，让应试教育的痼疾倍增，伤害了学生，扭曲了经济。应试训练扼杀了青少年智慧的差异化可能；补课复补课，损害健康，摧残精神。一般从初三起，家庭的教育相关支出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斫伤了民众购买力。过度教育，让无数学子毕业即失业，等于培养无数定时炸弹。很多缺乏学术兴趣的学生勉强接受大学教育，变得懒散而孱弱，不容易再适应蓝领工作。个人的能力很难遗传，教育不公平导致人才损失。
　　2009年，石家庄学院女大学生“刘伟”自杀的缘由，见于其十万字的日记：求职艰难令她失望，“一边花着钱一边受着罪”更令她绝望。如果刘伟早早辍学，找点营生干，既不至于虚度青春，又不至于支付高额学费让家庭负债累累。欢迎大学扩招的，几乎都是家境殷实之辈。他们很轻易地就挣到以前很难用钱买到的文凭，再借助老子的势力，跻身公务员队伍。早年就有民谚说，“学好数理好，不如有个好爸爸”；现在更直截了当，说大学生找工作就是比爹。公务员队伍的阶层化特权化，中国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停滞，中国近十年来出现的一切的不公不法，都可以从大学扩招找到苗芽。
　　●1999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推动高等院校每年扩招30%。当时，中国的工厂正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决策者认为，高校扩招有助于中国从一个主要由出口推动的低工资制造业经济体转变成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2009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多达610万，而1999年这一数字仅为100万。（参考消息，2010年2月22日）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参考消息，2007年3月22日）
　　●《新京报》22日援引中国一位学者周末公布的数据报道说，在金融危机像突如其来的暴风扫荡全球的背景下，中国凭着强劲的增长似乎渡过了这场危机，然而，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每月只比农民工高出300元人民币，约44美元。
　　据报道，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20日在“中国青年论坛”演讲中说，中国首次面临这种状况，还说不好这种状祝会维持多长时间。蔡昉给出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同期农民工的月工资由700元跃升至约1200元。近年来，中国面临大学毕业生过多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10年内大学录取比例上升，大学生数量每年以30%的增幅膨胀。大量应届毕业生失业是导致平均工资数据不佳的主要因素——在2008年毕业的近600万毕业生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未能在毕业后一年内找到工作。与此同时，制造业和建筑业用工却出现短缺，这使农民工对薪水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接受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家长必须花费大量金钱，孩子也不得不栖牲童年时光，这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上述数据势必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思：何苦呢？一家新闻门户网站转载了这篇报道，并吸引了近2000条评论。很多人提出了上述疑问。有些人将这则新闻看作某种讽刺（有一篇评论写道，我们的社会进步了，不再是由学历决定社会地位了），而大部分读者则对大学教育的价值冷嘲热讽，有位读者甚至建议，如果考不上全国最好的50所大学，那就干脆不要去念了。还有人抱怨道，在中国的大学中，到底有几所是真正地在培养学生？都是为了金钱。大学生能学到什么？甚至连以前的高中教育都比不上。中国的大学学历真的一文不值吗？在蔡昉看来，井非如此。就像葡萄酒一样，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的薪水变动率远高于农民工。但蔡昉说，负激励效应已经开始出现苗头，尤其是家境不太好的学生，他们会觉得学费和工资损失的代价太大。报道援引蔡昉的话说，首先就是干吗让孩子去读书？干吗上大学？然后就是干码上高中？与美国相比，中国持有学位的人可能会有一个优势：在中国，毕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并不丢人。（参考消息，2010年11月24日）
　　●在中国，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正在增加，他们大多群居在北京等大城市近郊的农村。这种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中国的就业问题被比喻为“大冰河期”，解决起来并非易事。离北京高科技产业基地中关村不远处有个叫唐家岭的村子，这里的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但由于大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来此聚居，现在人口已超过4万人。老家在山西的云南某大学毕业生邓锟几个月前曾住在这个村子。他说：“在村子里生活是找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前的一个奋斗阶段。”记者走进一条胡同，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墙壁断裂的简陋房屋。房屋面积十几平方米，每月房租约350元，他们过着在北京算得上最下层的生活。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干的是电话推销等临时性工作，月收入在1000至2000元之间，与民工工资相当。给他们取名叫“蚁族”的是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在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后，他主编了《蚁族》一书。廉思在书中写道，他们是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像蚂蚁一样具有较高的智商，过着群居生活。“蚁族”由此得名。（参考消息，2009年11月17日）
　　●1998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仅为340万人。1999年中国政府推出了扩大高等教育的政策。自那时起，不但高校扩招，民办大学的数量也急剧增加。2008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已达2150万人。中国政府的初衷是为经济发展培养人才，但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需要的是简单劳动者，希望当白领的大学毕业生则供过于求。据称没有稳定工作的“蚁族”，在北京有10万人，全国约有数百万人。(参考消息，2010年1月5日)
　　●不管是面对大量家庭作业不堪重负的学龄前儿童，对创造性不足感到失望的爷爷奶奶，还是哀叹腐败盛行、剽窃成风的学者，大多数内地人对教育体制颇有怨言。因此，当教育部长去年10月更换后，许多人认为这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新任部长能够在很快就要公布的未来10年教育发展蓝图中推出亟需的改革措施。虽然中国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政府未能实现10年前设定的一个目标：每年在教育事业中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资金。2008年，教育支出占GDP的3.48%。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3年来公共支出的增加——免去农村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学费，并为来自困难家庭的大学生提供资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困境，但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还是远远不够。他说，教学水平下降和受教育权的不公平现象加剧已经成了非常尖锐的问题。（参考消息，2010年2月23日）
　　●高等教育体系的高速扩张，虽然使中国的高校达到能每年招收600万新生的规模，但也带来了不少众所周知的问题。地方高校沉重的债务，很可能会在今后几年内触发还贷危机；高校基建已成了腐败的重灾区；扩招规模过大，已使毕业生就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师资质量过低，课程设置与市场严重脱节，学非所用成为普遍现象；学风不正、抄袭造假的丑闻接连不断，高教界的诚信扫地。高教的整体性危机将影响中国是否能发展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和富有竞争力的社会。从国外看中国的高教危机，最明显的反映是中国留学生人数的暴增。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已超过1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中国留学生的大部分是研究生，而且许多都靠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就学，现在的情况可大不一样。中国留学生中的本科生比例大大上升，而且基本上是自费。笔者任教的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是一所私立的文理学院，只有本科生。今年我校招的300名新生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就有15名。在这之前，我校来自中国大陆的在校学生总数还不到10人。据校长说，今年来自大陆的申请入学的学生数量超过历史纪录。他们都很优秀，我校把全部300个名额都给他们也不够。他们除了学习努力以外，基本都是付全费（每年58000美元）。这种现象在美国的其他好学校比比皆是。对中国的高教系统来说，失去几万优秀的新生的损失，不仅仅是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肥水流入美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用脚投票，将会造成严重的长期负面效果。对中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把小孩送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高校学习，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决策。如果他们的独生子女在中国的高校就读，4年后不仅学不到真学实术，缺乏创造力，而且极可能会染上高校体系中的许多不良习惯。因此尽管西方大学天价收费，小孩留学仍为上策。对中国的高教体系来说，失去它最好的客户会形成恶性循环。尽管政府会继续支持已被完全官僚化的高校体系，但社会对这一系统越来越失望。长期下来，结局不难想像。中国的高校会停留在目前的世界中低水平上。要扭转这一困难局面，中国高教体系的唯一出路是改革。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和困难的议题。笔者仅有一个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引入可行性高的竞争机制。中国高教系统的体制性弊病很多，如行政化；高校治理官僚化、政治化；缺乏学术自由；人事制度僵化等等。这些问题根深蒂固，一时无法解决。中国高教改革的唯一希望就是引入竞争，打破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垄断高教体系的现状。这就像当初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毫无活力，改革无望。中国政府最终还是靠引入外资和开放私营企业，迫使国有企业增加竞争力。（参考消息，2011年6月30日）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城镇与农村的收入之比达到了3.33比1，这是1978年以来的最大差距。随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穷的农村人口在高等教育方面正被边缘化，这使得他们丧失了提高自身的最佳机会。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在中国学术界享有至高无上地位、分别号称中国的麻省理工和哈佛的高校，这一趋势尤为令人担忧。在这两所学校（在校生总数均为3万名左右）中，今年9月份入学的学生会发现自己周围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城镇。中国国家媒体最近一次公布的数据表明，北京大学1999年的农村学生比例为16.3%（这一比例在上世纪50年代为50%-60%），而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占17.6%。专家和学生一致认为，在此之后的农村学生比例进一步下降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称，现在的比例可能仅为1%。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因为中国有半数多人口是农村人口。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我们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农村户口的学生。”（参考消息，2010年8月23日）
　
■医疗
　　●内地多名“神医”、“大师”轰然倒下，他们前仆后继，生生不息，不是偶然社会现象。冒牌郎中、养生大师所以骗尽天下，日益吃香，表面看是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开始注重养生，其实是医院诚信缺失，社会医疗保障无序，民众看病难、看病贵所致。“神医”的受害者大多是基层市民，他们为什么不去正规医院，为什么不相信科班出身的医生，却指望来路不明的神医妙手回春？原因很简单，面对那些看一次感冒要花千元的天价医院、视回扣高低选择进药的药品采购员，以及开黑处方的无良医生们，渴望健康的基层民众宁愿选择冒牌郎中，宁愿相信江湖神医而不愿去正规医院“送红包”、“看脸色”、“挨宰”。内地的医疗体制改革，钱字当头，利润挂帅，折腾来折腾去，收费上天，诚信落地，改得老百姓都不敢轻易上医院看病，改得江湖骗子风生水起，如果医院能为民众提供价格相宜的良好医疗服务，如果社会能建立起低成本的医疗保险体制，谁愿意另辟蹊径？莫说神医荒诞，休言百姓太傻。“神医”在内地大行其道，表明成千上万“病不起”的穷人期望健康养生，但他们又怕进天价医院，于是向往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救世主横空出世。不问苍生问鬼神，不信医生信神医，这难道不是刘逢军一类江湖骗子赖以生存、大红大紫的社会环境吗？（参考消息，2011年1月7日）
　　●广东东莞近日又爆出病人死后仍欠天价药费丑闻，引起广泛关注。事件中，一名外来打工妇女接受普通胆管结石手术，术后不足一个月身亡，而在短短的住院期间医疗费竟高达45万元，收费单长达9页，计有300多项。最荒唐的是，病人不治后，院方竟继续收取住院费和医疗费。……医疗腐败是天价医疗费的源头。不法药商、某些缺德医生和医院管理层沆瀣一气，肆无忌惮地发病人财。医院采购医疗器械和药物时，院方和医生都收取高额回扣，而这些费用都算在药价内，统统转嫁到病人身上。在民意压力下，国家有关部门多次调低部分常用药的药价，以减低民众看病的负担。奇怪的是，病人药费不降反升，原因是腐败同盟在作祟，例如某种药物降价后，很快就淡出市场，亩一种性能几乎一样但价格却昂贵得多的“新药”所取代，医院和医生则“弃旧迎新”。结果药价调整形同虚设，病人根本无法受惠。医院为了增加收入，除了选用高价药外，更随意加大药量，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滥输液了。例如上述病人住院20多天输液330公斤，远远超出治病需要。这种现象各地非常普遍，据统计，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总量达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平均每人输液8瓶。事实证明，医疗腐败是医疗收费居高不下的根源，不彻底铲除这个根源，无论当局作多少承诺，对药价作多少次调整，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贫穷民众有病无钱医，望医院兴叹。滥用药物不但令百姓医疗费用劲升，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健康。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其中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死亡占四成。全国现有180万聋哑儿童中，六成是药害所致。医生本应是积德行善的崇高职业，但在当今中国，有些医生却沦为千夫所指，实在是中国人的悲哀。（参考消息，2011年4月12日）
　　●24日晚，上海宝山区宝钢医院突然发生大火，正在手木室的6名医护人员马上逃命，却遗下一名全身麻醉的病人，在“不知不觉”中活活遭浓烟熏死。舆论纷纷狠批医生埋没良知，“6名医护人员，没有救出一个病人，这是什么医德啊？”一条活生生的人命，竟遭受如此惨烈的摧残，引来舆论炮轰。有网民直斥医护人员的行径太自私，“6名医护人员，抬也能把病人抬走！自顾自逃命，太天耻！”有人亦批评，“医生将病人全身麻醉，然后放在烟火中熏烤，等于是医生间接杀死了病人！”内地医护界视人命如草芥的行为，近期屡屡发生，包括有智障流浪女无钱医治被医院遗弃致死、武汉民工因手术费不够缝针后被当场拆线……原本仁心仁术的医生，却狠心地不顾病人死活。有分析指出，这一事件折射出内地道德底线的崩溃。由于起火地点在手术室隔壁房间，如果几名医护人员处置得当，完全有能力将手术中的病人一同救走，但他们选择了见死不救。如果连白衣天使都沦为魔鬼，那么整个社会只会与良知绝缘。（参考消息，201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