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生产氢氧化钙厂家:默克尔不敢耍横了

    曾大肆攻击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大变脸。不仅邀请温总理共进早餐，而且要和中国联手应对金融危机。为什么默克尔不敢耍横了？因为，经济利益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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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为什么换脸：经济下滑，商界施压

·默克尔得罪中国内幕

·默克尔传奇：东德走出的“撒切尔”

德国总理默克尔2007年8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

    德国之声网站1月31日文章，原题：德中双方都尽量展示和谐

    温家宝将他此次欧洲之行称为"信心之旅"。周四，温家宝一行抵达了欧洲访问的第二站－柏林。访问气氛异常和谐。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及经济危机，德中双方都在努力寻找共同点。 

    温家宝仅在柏林逗留了20个小时，而其中就有六个小时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渡过的。最能体现双方相互信任的便是默克尔在总理府邀请温家宝共进早餐这一剧目。在来访的客人中，受到默克尔如此礼遇的还不多。


　　柏林显然在向中国总理示好：经济部长格罗斯担保，德国将向中国的主权基金开放。女司法部长齐普里斯称赞中国在法制国家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这条路还很漫长。甚至一直在人权问题上责难中国的绿党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温和：该党外交政策专家特里廷甚至警告说，不要在出现对人权看法不同时摆出教官的面孔教训别人，这跟对侵犯人权保持沉默一样是错误的做法。

　　默克尔总理遵守了这些劝告。北京客人回应了德国方面的友好姿态，双方都在尽量展示和谐。温家宝称德国是中国在欧盟中"至关重要的伙伴"。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引起的争议似乎已经消除。世界性经济危机压力推近了德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出口国家之间的距离。双方都依赖外国的需求。而这一需求目前正在急剧下降。这给中国带来的威胁比德国还要大。中国至少需要8％的经济增长率才能缓解失业带来的压力。
　　德国和中国打算共同应对目前的危机。尽管双方都表达了良好的意愿，却没有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但至少双方都对贸易保护主义持否定态度。中国总理甚至表示在项目招标时会对德国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制定了一个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而德国企业很可能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分到一杯羹。

　　柏林的会晤表明，德国政府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又回到现实主义政策的道路上来。就是说，人们现在很清楚，难以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动摇中国的立场。（环球网） 

默克尔：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对德国有利

　  中新社柏林一月二十九日电(记者 吴卫中)德国总理默克尔二十九日在柏林说，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对德国有利。

　　默克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下午在飘雪中来到德国经济和技术部大楼，共同出席了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第五次会议，默克尔在演讲时作了上述表示。

　　默克尔感谢温家宝在中国节日期间访德。她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经济今年仍将保持较快增长，而德国可能会下降百分之二点二。因此，中国的发展对德国也是利好消息。她还表示，工业国家不能再靠举债过日子，而应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科技等。

　　稍早前，默克尔与温家宝进行了会谈。在会谈后两国总理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默克尔表示，她与温总理的会谈是广泛的、坦率的和具有建设性的。重点讨论了加强合作，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

　　默克尔说:“德国与中国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开放性贸易”。她希望德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保持进一步增长，并在环保、提高能源效益、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新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

　　另悉，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还会见了德国总统克勒和副总理兼外长施泰因迈尔。他在傍晚时结束访德前往欧盟总部，继续其欧洲“信心之旅”。温家宝是在结束对瑞士的访问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前来德国的。 


 

默克尔为什么换脸：经济利益才是硬道理 

    看看数据，就知道默克尔“讨好”中国的原因。中德贸易占了中国和欧盟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两国去年贸易额突破一千亿，提前实现之前定下来的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中德都是依靠制造出口的大国，金融危机使得两国的实体经济受影响。

     德国财政部1月30日表示，预计德国经济衰退将持续下去，劳动力市场情况未来几个月将恶化以及核心通货膨胀率不会回落。德国经济衰退短期不太可能结束。失业人数增加及就业创造疲软，再加上整个经济活动放缓，这些因素给德国就业市场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的刺激经济一揽子方案里面，四大方面，其中一项就是进行技术改造，中国需要德国的技术，德国需要中国的市场。这次德国向上海出售磁悬浮核心技术，德国当地的学者指出，表面上德国公司好像亏了，实际上，德国公司别无选择，因为虽然拥有技术，却没有可能在德国落实，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多。而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在德国设立研发生产基地，对于德国来说，提供了他们急需的工作岗位。这次三一重工宣布投资差不多一亿欧元，为当地可以创造一千个工作职位。 


    此前，默克尔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就备受本国经济界的质疑。早在2007年，德国《金融时报》就发表文章，称德国工业界终于表达了他们对默克尔总理中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德国工联会(BID)主席图曼要求总理与中国开展对话。

    图曼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现在是展开建设性对话以结束过去几周不愉快的时候了。我坚信，德国政府会与中国保持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

    德国经济界认为，现在是修正两国外交关系的时候了，避免给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损害。金融业对默克尔的中国政策也颇有微词。德国一家银行的高层表示：“我们有明确的经济利益。(政治)首先要保证我们能占有一席之地。”

    但也有声音一贯支持默克尔的对华政策，“面对中国我们不必紧张，而应该坚定自信。我们没有理由向中国磕头。”德国联邦外贸协会(BGA)主席博纳对《金融时报》说，中德经济关系长期而稳固。

    默克尔的批评者把法国总统萨科奇访华成功签署大批定单作为支持自己的证据。与默克尔不同，萨科奇避免传递给中国不明确的信息。据报道，萨科奇在武器禁运问题上与德国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法国支持取消对华武器禁运。而德国却支持继续保持武器禁运

  
默克尔“得罪中国”内幕

    “好了，就这样吧。”默克尔有气无力地对正在为她收拾办公桌的秘书吩咐道。

    秘书知趣地离开了总理办公室。这个冬天，她感到有点压抑。过去，她在为默克尔总理整理办公桌时，都会得到一脸笑容和几句感谢的话；但最近，总理似乎性情大变，时常很不耐烦地喝令她离开。

    秘书知道，坏了默克尔好心情的，并不是柏林的严冬，而是来自德国上下的批评声——谴责默克尔“不该得罪中国”的声浪。她只是一个小小的秘书，所以猜不透总理为什么要去“得罪中国”，但她怀疑，这与总理外交事务发言人埃卡尔特·冯·克雷登有关，因为有几次，她看到克雷登从总理办公室里出来后，默克尔一脸茫然地坐在那里沉思……

施罗德的政敌

    这位秘书没有猜错，默克尔“得罪中国”，的确与克雷登大有关系。

    那么，克雷登是谁？

    “施罗德，你等着瞧！”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旅馆内，克雷登黑着脸自言自语。这一天，他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的代表，在竞选下萨克森州议员时败给了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 

    那时的克雷登，除了外表更为青春，与现在几乎一模一样——有一头浓密的金发，戴一副金边眼镜，颇具学者风度。在许多人眼里，他本该成为德国的另一个“施罗德”。原因很简单：两人都是汉诺威人，都是哥廷根大学法律专业的高材生，都有聪明过人的大脑，毕业后都是先做律师再从政……甚至在克雷登上大学期间，校园里的林荫道上，常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那个小伙子身上有施罗德的影子。” 

    但是，克雷登“背叛”了人们对他的期待。20世纪90年代初，在做了几年律师后，他投身政界。不过，他并没有追随施罗德，而是加入了施罗德的对立阵营——基民盟，并很快成为该党的政治新星。但此后，年轻气盛的克雷登屡遭施罗德的“阻击”——几次参选下萨克森州议员，都败在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成员手下。渐渐的，施罗德在他眼里成了死对头。1998年，施罗德当选德国总理后，克雷登喊出了“定将施罗德拉下马”的誓言。 

    2005年的德国总理大选，遂了克雷登的心愿。基民盟领袖默克尔，以微弱优势战胜施罗德，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时任基民盟国会小组领袖的克雷登，立即向默克尔毛遂自荐。一场深谈之后，克雷登走进了默克尔的顾问团。据透露，默克尔对这个“年轻”、“灵活”、“忠诚”的党内同事深有好感；而克雷登批评“施罗德过分专注于俄罗斯和中国”的观点，更是得到了默克尔的赞同。 

    据透露，得到默克尔赏识的克雷登，虽然在顾问团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但已然成了默克尔最倚重的智囊之一。

权术高手看不惯中国 

    很多德国人都清楚，克雷登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否则，他也坐不到总理外交事务发言人的宝座上。 

    事实上，默克尔最初打算重用的是时任西门子集团董事长兼CEO的海因里希·冯·皮埃尔。他是个真正的“中国通”，还给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冯必乐。 

    但是，就在冯必乐准备走马上任之际，默克尔却告诉他，“那个位子有了更合适的人选”。遭到抛弃的冯必乐很快就明白，是克雷登挤走了他。而默克尔是在与克雷登深谈后做出决定的。 

    2005年11月，克雷登风风火火地上任了。没过几天，他就主动招集在德国的美国记者，献媚般地宣称，因伊拉克战争而受到损害的德美关系，“已在默克尔上任后得到极大改善”。此次新闻发布会召开的第二天，即有分析人士担忧地说，德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可能出现“危险情况”。 

    形势果如分析人士所料。在克雷登等人的推动下，默克尔开始对施罗德时期形成的德中友好关系“下手”了。 

    让很多德国政要不解的是，克雷登等人竟会“鼓励”默克尔去碰触中国的根本原则。2007年9月，默克尔与达赖喇嘛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在达赖访德之前，德国国内就曾有人向默克尔发出警告。但克雷登轻描淡写地说，总理有权决定在什么地方会见什么人；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会见过达赖，但中国每次都只是在形式上抗议一下，并不会动真格的…… 

    对德国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一事，克雷登也看不顺眼。在不久前的一次国会会议上，他声色俱厉地说，中国拥有庞大的军队，并且向非洲提供援助，还“通过可疑手段收购”先进技术。在此情况下，德国每年仍向中国提供5000万欧元的援助资金，“难道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就不能在扶贫项目上不依赖德国纳税人的钱吗？！” 

    2007年10月，在默克尔出访印度前，克雷登和默克尔的另外两个“政治军师”，撰写了一份“亚洲政策决议”。决议宣称，德国应加强与印度、日本等“民主国家”的合作，以确保德国亚洲外交的平衡性。对此，德国《世界报》认为，默克尔政府准备在外交战场上“牺牲中国”。

“高人”藏在背后 

    事实证明，克雷登的政治判断力并不高明。在默克尔接见达赖后，中国接连取消了多场与德国的外交会谈：中德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会谈被取消；两国司法部的对话被取消；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的访华计划被取消……不少德国媒体对此分析说，默克尔开始为自己的“政治幼稚病”付出代价。一些西方媒体甚至说，中国开始“惩罚”德国。 

    中德关系的明显倒退，被最近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称为“战后德国最大的外交失误之一”。而其“功臣”之一，就是“不了解中国事务，不会说中文，却屡屡发表对华政策‘高见’”的克雷登。有分析认为，克雷登之所以不断提出对华不友好的建议，原因大概有二：一、其家族企业的生意每况愈下，克雷登认定这是“来自中国竞争的结果”；二、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以来，力推价值观外交，而一心想往上爬的克雷登明白，自己必须在这方面替默克尔冲锋陷阵。 

    不过，多数德国分析家认为，仅仅一个克雷登难成气候。事实上，默克尔身边目前聚集了不少“对华强硬派”。除克雷登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老牌政客、“价值观外交专家”霍伊斯根。此人堪称默克尔“智囊中的智囊”，他隐身幕后，而把在前面冲锋陷阵的重任，交给了克雷登等人。 

    那么，默克尔为何会青睐“对华强硬派”呢？专家认为，近年来，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与此同时，中国等国的产品却大量流入德国。在此情况下，一些政客便抓住“中国问题”不放，试图以此来转移国内矛盾。中德关系趋于冷淡，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认为，默克尔对中国推行价值观外交，甚至将中国列入“竞争对手名单”，是德中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默克尔若想改变现状，必须“亲自出面做些努力”。但是，不少分析人士也表示，只要克雷登等人继续受到重用，默克尔的对华外交立场就不可能有太大改变，中德关系依旧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在德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位女性，距离总理宝座，如此之近。

2005年9月，德国大选后，工人正在拆除科隆街头一幅默克尔的竞选海报

　　安格拉·默克尔很想改写德国的历史。

　　在9月18日德国第16届联邦议院的选举中，以默克尔女士为党主席的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以微弱优势超过执政的社民党。这意味着，如果能实现组阁，默克尔将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现在，她正寸土不让地为自己争取统领德国这个传统保守的男权社会的机会。为此，她甚至改变了日常被公众和媒体嘲笑的中性穿着和发型。近期出席的一次音乐会上，默克尔身着一袭杏红色真丝长裙，光芒夺目。在受到称赞时，她只是淡淡地说声，谢谢。

东德的物理学家

　　默克尔这位目前风头正劲的政治人物，也曾是前东德培养的博士，是严谨的物理学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她还是一个不恪守宗教和道德规范的特立独行的女人。

　　1954年7月，默克尔出生于德国北部港口城市汉堡，原名安格拉·多罗特娅·卡斯纳，是家中的长女。父亲是一名知识渊博的教会牧师，母亲则是英语和拉丁语教师。默克尔出生6个星期后，父亲决定举家从西德迁往距柏林80公里的东德小镇滕普林。没人清楚他们迁移的真实动机，但她家的生活显然并未因这次迁徙而受益。

　　默克尔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她曾两次参加华约国家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当时的教练汉斯·乌尔里希·贝斯科评价说：“我从来没在数学班上见过她这样的女孩。”默克尔是个好学生，但并不完全循规蹈矩，至少她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同学抄。

　　有人说，突破牧师女儿身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体——“自由德国青年”是默克尔进入政治舞台的第一个练兵场，但关于她在组织中的成就，德国政治学家、政治评论家哥尔特·朗古特在他撰写的《默克尔传》中说她最多做到后来自己工作单位内部青年组织的文艺委员。

　　那是一个不鼓励有个人见解的时代，默克尔大学时代的教授曾回忆说：“她从不表达自己的意见。”事实上，从她1973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到1986年获得物理化学博士期间，她并未表现出突出的政治才能，给人的感觉甚至还有些害羞。

“觉醒”的积极分子

　　1989年，柏林墙倒塌。当时的柏林一片混乱，然而35岁的默克尔却在乱世中发现了体内隐藏的政治激情。

　　当年“民主觉醒”的积极分子，如今柏林议会议员阿佩尔特还能回忆起默克尔初来时的情景。她一个人到“民主觉醒”基层小组开会的地方，问能否旁听。那时的“民主觉醒”还是一个未完善的组织，阿佩尔特试着动员默克尔加入“民主觉醒”，她同意了，说可以做点事情。

　　谈起默克尔在“民主觉醒”时的工作热情，媒体人士克劳斯·德杰至今仍印象深刻。她科学家的严密逻辑思维和处变不惊的气度，在办公地不可避免的混乱中凸显出来。“她是个少不了的人，走投无路时她总有办法，不起眼，但友善和蔼。”

　　默克尔很快在政治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新乐趣和发现了自己潜藏的才能：自信，热情，高度的概括力，清晰的表达和强烈的学习欲望。向来不爱在公开场合表达见解的默克尔，竟逐渐成为“民主觉醒”的新闻发言人。她的代言地位更多是在工作中自然形成的，并不是党理事会的决定。

　　1990年2月，默克尔向科学院请了长假，全职投入党务，就此告别了她的物理学家生涯。

科尔的小姑娘

　　1990年，默克尔随“民主觉醒”加入基民盟，立即受到时任基民盟领袖、德国总理科尔的赏识。

　　她经过长期学术训练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分析问题时的冷静和条理清晰，这使她能迅速掌握政治要领，并愿意就各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勇于接受批评意见。

　　她出身东德的背景也被科尔所看中。科尔有意将其树为东西德平衡的样板。在科尔的提携下，默克尔先后出任德国青年妇女部长、环境部长、基民盟秘书长和副主席等职。

　　短短几年里默克尔的政治生涯一帆风顺得出人意料，也引起外界诸多揣测。科尔曾公开亲密地称呼默克尔为“小姑娘”，从此，德国媒体一直把她叫做“科尔的小姑娘”。但“小姑娘”并不单纯幼稚。

　　很多人都还记得1995年上半年作为环境部长的默克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痛哭流涕。会上讨论她提出的限制夏季废气排量和机动车车速的规定，但建议被多数成员反对。鉴于多数人反对，科尔也站到了默克尔的对立面，指出此提议欠考虑。默克尔深深地感到了在内阁的孤立，所以竟无法克制地哭了起来。

　　举座皆惊。默克尔的表现出乎其他所有政治家的意料。不管她的哭泣是来自女人脆弱无助时的天性，政治外行的不知所措不懂掩饰，还是有意博取同情，事实是默克尔的泪水推动了夏季废气规定的出台。落泪成了政治事件，公众对此无人不知。

　　1998年科尔竞选连任失败之后，随即爆出一系列政治献金及秘密银行账户等丑闻。基民盟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党内斗争。科尔领导基民盟16年，根基深厚，又是促成两德统一的大功臣，如何处理与他的关系让所有基民盟人觉得左右为难。又是默克尔第一个站了出来，主张基民盟应该和科尔划清界限。正是在这一事件中，默克尔成为基民盟领军人物。她也是德国战后首位女性大党领袖。

　　“背叛科尔”、“忘恩负义”的指责一时不绝于耳。有人说她对科尔早有积怨，有人说她是投机分子，有人说她的确具有敏锐的审时度势的判断力。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这位物理学家的眼里，事件的对错犹如计算公式的正确与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情理可讲。默克尔当时的心态无人得知，公众看到的，只是她成为基民盟主席后，面对压力不为所动，立即着手解决基民盟的财政状况，呼吁人们走出科尔时代。

　　2002年德国总理选举中，民意调查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者中有46％的人拥护基社盟主席施托伊贝尔当选总理，默克尔的支持率仅为28％。默克尔审时度势，作出令人震惊的决定——主动放弃成为总理的机会，并推举施托伊贝尔为联盟党竞选总理候选人。最终施托伊贝尔以微弱劣势败给了现任总理、社民党的施罗德。但此举成就了默克尔。她在关键时刻的顾全大局获得联盟党一致好评。从此，默克尔确立了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今年5月底施罗德被迫宣布提前举行全国大选后，51岁的默克尔在联盟党联席会议上未经投票表决即被正式提名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

特立独行的女人

　　默克尔能在基民盟走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基民盟是一个与天主教渊源颇深的政党，以男权思维根深蒂固和保守著称。天主教反对教徒离婚，不生育儿女，鄙夷背叛家庭及婚姻外的淫乱行为。而默克尔却是个离过婚、和男人未婚同居多年，不生孩子的新教徒。

　　默克尔和许多政治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从不把自己生活的一面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她看来，没有关系的两件事，就应该分开来。

　　默克尔拒绝传统的政治游戏，诸如在镜头前亲吻小孩，和不喜欢的党派结盟，对选民说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她更多是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抨击德国的毛病和对手的弱点，不怕得罪人。

　　接受媒体采访时，默克尔总是避免谈及她的私人生活。她极少和丈夫一起出席聚会，一起出现时也没有其他公众人物不吝表现的相互拥抱和眼神交流。他们总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生活着。默克尔的丈夫绍尔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兴趣成为一个总理的丈夫，要求媒体不要惹他。

　　默克尔有过两次婚姻。

　　在莱比锡大学，她结识了第一任丈夫乌尔里希·默克尔。这段婚姻在五年后无疾而终。离婚时，安格拉·默克尔为了洗衣机的归属问题不依不饶，但让乌尔里希感到困惑的是，她不仅留下了洗衣机，还留下了他的姓———默克尔（M erkel）。默克尔事后回忆说：“我们当时结婚，因为所有的人都结婚。今天听起来这话有点可笑，但婚姻对我来说始终是神圣的。”

　　在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默克尔结识了现任丈夫、化学教授约阿希姆·绍尔。《默克尔传》中透露，绍尔比默克尔大5岁，在研究量子化学领域享有盛名。绍尔和默克尔结婚前曾长期同居，并引起诸多议论。“据说现任政府里有一位当部长的基督徒还过着未婚同居的生活。”1993年8月大主教约阿希姆·迈斯内就对德国《图片报》这样说过。1991年默克尔成为基民盟联邦副主席之前，她对再婚问题的回答还是，“不”，“婚我已结过一次了。”

　　但谁也想不到的时刻，默克尔闪电般再婚。他们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双方父母都没有到场。1999年1月2日《法兰克福汇报》上有一则不起眼的广告公布了这一消息：“我们结婚了。安格拉·默克尔，约阿希姆·绍尔，柏林，1998年12月。”广告仅有烟盒般大小。默克尔的母亲抱怨说，婚礼后的第二天，默克尔才在厨房漫不经心地说：“对了，昨天我结婚了。”

　　默克尔没有孩子，2002年她说：“我并不是不要孩子，只是没成功。从政时我已经35岁，也就不再提要孩子的事了。”也许还因为绍尔不想再一次当父亲。绍尔与前妻的两个儿子和母亲一起生活，有时默克尔家来客人，两个孩子也来帮忙。他们的邻居曾经嘲笑默克尔夫妇对环境安静的过分苛求，说绍尔的两个儿子在家时，必须穿着“毛线织的厚袜子”在地上走，以免弄出声音。（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