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酸铵和稀硫酸反应:李伯勇：谁是农民？

 

——从“深圳拒绝参加省农运会”所想到的

 　　据报道(北京《京华时报》)：10月20日至28日，广东省第二届省农运会于江门举行。深圳决定弃权，深圳农林渔业局方面解释称，自2004年“村改居” 完成后，深圳已经没有农民。“我们不搞形式主义，所以不参加。”因无农民而拒参农民运动会，天经地义，我们为广东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做法叫称快。 　　因我长期在农村呆过，做过地地道道的农民，对“农民”的话题出于一种本能而持久的关注，联想就是关注的继续。我首先联想，就广东省第二届省农运 会而言，参加者都是农民么?当然，农运会主办方自然会定出相关规定，比如以户口来划分，凡农村户口的就可叫农民。据我所知，好些地方举办与农民有关的运动 会展览会(包括奥运会火炬的农民传送)，都是以户口划分的。大概从国家层面，也是习惯以这样的方式划分城市人口(居民)和农村人口(农民)，也就是中国人 口二元结构成了我们划分居民与农民的思维。显然，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并不是千百年来历来如此，而是20世纪50年代严格计划经济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产物，除 了便于管理，也是在一定资源下排斥竞争者的政策手段，在那个时代，即使农家(指一般化的与权力没直接关联的农家)孩子再优秀，也不能以平等门槛进入城市与 城里人争饭碗。可以想见，广东省第二届省农运会也是以农村户口来界定农民身份的。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实际，农村户口与农民身份、农民身份与农民内涵其实是不能划等号的。具有农民内涵的才能叫农民。但是我 们许多冠于“农民”的集会庆典，参加者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其实是“持农村户口的城里人(农民工)”，或不做农业活而居住在乡下的人。所以，国家的许多扶农 惠农政策只是起抚恤作用，而不会对农业起激励作用。认识此点的重要性，应该从国家的优农惠农能否真正落实在“三农”——推动“三农”有根且有序的发展来考 量。因而提出“谁是农民”并不是一场轻巧的语言游戏。 　　对于“农民”，历史性地细分下去，1950年代以前，农村人口可分为农民和士绅阶层(阶级)，实际上好些士绅本人都是能卷起衣袖做农活的农人， “三农”利益往往由这些人表达。195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农村人口又可分为敌我两个阵营，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是一个阵营，贫下中农是 一个阵营，在贫下中农中又分与大队书记(权力)关系远近亲疏，能进城做工人当干部的少而又少，但这些乡村之骄子进城站单位后，不管有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 农活，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农龄，倒以“贫下中农出身”或“农民子弟”为炫耀，以代表“三农”自雄，以具有朴素阶级感情自况。就是农村户口的村(大队)书记， 也大多不做体力劳动，不做农活，而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在乡村行政，督促下面的生产队和农民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这些人“代表”三农不证自明。所以， “农民”中已夹有不少“非农民”，“非农民”而又往往代表着“农民”，至少不敢或不能理直气壮地代表农民说事(否则会被指责有阶级立场问题)，就像当今各 行各业的国人毫无感觉地被别人所代表一样。比如当年由合作社一下子转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不是一些人拍着胸脯代表农民说好么?那个时候，真正 的农民是沉默的，不作声的。 　　在我们国家，农民身份与农民内涵相分离是一种既定事实。 　　中国社会二元结构问题露出水面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大家开始意识到它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障碍。20年眨眼过去，打工潮汹涌未息，一拨 又一拨农村人子弟扑进城市，不少工龄在十大几年，要是碰上1949解放关口，他们准能获得“产业工人”或“城市贫民”这样一个革命成份，头上罩着灸手可热 的政治光环，会有一定的工资收入等待遇，风光好一阵子。可国家现在不讲这个了(国有企业职工都纷纷下岗)，因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依然是“农民工”身份，如果 在城里办什么农民集会——农民集体亮相，这些农民工倒派上用场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既不是城市居民(自然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种种国家优惠，其子弟在上 学问题上就受到限制)，也不是正规意义上的企业工人，仍然是农民(身份)。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多年不做和不懂农活，又能叫他们农民么?如果某地开农民运动会 或农民戏剧节或农民合唱团，他们则有可能被挑选上，他们被称为“新时代农民”。我们的宣传媒体会高调宣传：这就是中国新一代农民意气风发的形象!但是，他 们离乡背井久矣，并不是农民了。 　　毫不夸张地说，如同城里出现“招工荒”，农村已出现“农民荒”。正是特有的农活、工序、相应产生的情感——与山场土地、与家人、与邻居、与天与 地、与农业的情感，农民才是结结实实的存在，这样的劳动者才能叫农民，这叫农民伦理。或者说，跟各行各业有各自的伦理，农民也有农民的伦理，不说别的，就 说所伺弄的土地，要着眼于永续利用长远发展良性循环，而不像现在有许多乡村耕作粗糙粗放，仅靠农药化肥取粮食，连田间路道也不去修整(大的村道公家出钱硬 化)，宁可聚众打牌(或小赌或大赌)，传统的农民伦理差不多消失殆尽了。最近我回了一趟下放地，那时我挑水的小路人来人往的，每年也会修整，现在茅草齐 膝，一派荒芜，在家的多是老弱病残者。 　　这些年农村人口(以中青年为主体)纷纷流向城市，具体说来，许多中学毕业或未毕业的乡村学生，早已从学校毕业或未毕业的留在乡村的中青年，为生 活为尊严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前赴后继涌向城市。他们能在城里务工挣更多的钱，他们当然会抛弃农活。就是说，这些人在在生存生活及心理上向非农民转化。但是， 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也分有责任田责任山，同样享受国家对三农的优惠政策，即可获得国家的某些补偿。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人不应该得补偿，而是指，他们是 凭农民身份而得到国家的补助款，而不是凭作为生产生活于农业耕作——作为一个真正的农民接受这样的钱款。就我所知，当前乡村许多田地抛荒，而国家的扶农款 仍分户发放，因为许多农村人外出了，许多村干部悄悄把上面按田亩发放的款项占为己有，一笔糊涂帐。对上面对外面，村干部说“代表农民”，其实他代表他自 己。 　　这里我主要讲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指的是哪些人?仅仅从户口来区分行么?要是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谁是农民?别看这是个无足轻重的称呼界定 问题，有一系列问题隐身其后。就像我们对“人民”的界定游离不定，我们对“农民”的界定同样如此。如果认真分析，我们会吃惊却无奈地发现——至少在南方农 村，一度号称百分这九十农民的农村，破败，凋零，许多村子濒临消亡，农民断层，许多人从情感、意识已脱离了农民，头上的“农民”帽子是别人强加的，纵有农 村户口，也不是农民。要是稍稍放宽视野，有人代表城市工人说话，而代表农民说话的又是哪些人?倘若有着农村户口就能以农民形象参加农民运动会一类的集会， 那些流荡城市的农民户口的人(比如不少村干部带着村子公章住在城里，他们用电话遥控指挥，村民要办事要进城找他们)也可代表农民发言了，他们说得准确、说 得到位么? 　　最近我读了百年前美国学者考察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写的《四千年农夫》(东方出版社，2011)，该书封面上写道：东亚一个世纪前的农业 景观，今日中国农业的根本反省，四千年农耕，我们该传承什么?寻找中国农业可持续之路。我顿然联想，“农民”的内涵已淘洗得差不多了，像别的许多东西名实 不相符，分清“农民”其中名其实，并不是以户口划分可以了事的。 　　谁是农民?这可是一道不好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