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胡萝卜素柱层析:我所理解的辛亥革命

    首先，我们来看清政府方面。

    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一败再败的清政府其实也意识到原有体制出了问题。在巨大的危机面前，一些清醒之士开始寻求富国强兵的变革之路。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预备立宪”，清政府的改革看起来是在不断推行。但实质上，种种改革举措并非出于统治集团的自愿，而是迫于形势的压力，目的还是在“保住大清数百年基业”，保住其既得利益。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就应该改革开放，可它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开始行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本应该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全方面改革，可它只“师夷长技”和“中体西用”。1898年“戊戌变法”，本是清政府难得的一次利用体制内外的共同力量推进改革的机遇，可它却扼杀了体制外力量。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大为削弱，但还是有时间和机遇挽救。危机改革最要紧的，一是人心，二是时间。但预备立宪的假，即慈禧所谓“立宪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以及后来“皇族内阁”的出现，使清政府失去了人心；预备立宪的拖，即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到1908年宣布九年后预备立宪，也就是说至少要到1916年才有可能看到宪法的影子，这就有如在翘首以盼的人们头上浇了一盆凉水，革命党不会等，立宪派不愿等，从而使清政府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人心和时间的清政府，只能是死路一条。

    然后看革命党方面。

    孙中山于1894年曾给李鸿章上万言书，申明自己的抱负，提出改革的主张。但位高权重的李鸿章显然对籍籍无名的孙中山不以为然，以“军务匆忙”为由拒绝见他。大受打击的孙中山远赴檀香山，开始宣传他的反清革命思想，随后创立了“兴中会”，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895年底，他首次筹划广州起义，尚未起事，便因泄密而遭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然而，五年不到，由于清政府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摇摆不定，舆论已悄然转变，同情与参加革命党的人日渐增多。正如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中所言：“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到1905年，国内外的革命团体已达数十个，影响较大的除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外，还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以及江浙一带由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章炳麟等领导的光复会等。各种宣传革命思想的书报刊更是层出不穷，有上百种之多。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标志着革命党的力量开始汇合。革命党人成了清末的舞台上除清政府与立宪派外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到这时，拥有军队等国家机器的清政府依然处于绝对强势；其次是拥有社会基础和雄厚财力的立宪派；革命党人力量最弱，他们既没军队又没财力，还缺乏群众基础，这从革命党人连续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均告惨败可见端倪。

    再看立宪派方面。

    自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日本连胜君主专制制度的俄国，让许多人意识到实行君主立宪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灵丹妙药，于是各地立宪派开始浮出水面。各类立宪组织纷纷成立，如康有为在北美组织的“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主持的“政闻社”，张謇等在江浙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汤化龙在湖北成立的“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的“宪政公会”等。

    1909年10月各省諮议局的成立，使立宪派对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充满了期待。但他们认为九年的预备立宪时间太长，应该提前。于是，各省諮议局联名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但清政府借口筹备不完全，国民程度不齐，加以拒绝。连续三次请愿后，清政府作了让步，宣布五年内召开国会，但在京请愿代表遭到驱逐，各地的请愿游行也遭到镇压。1911年清政府组成了所谓“责任内阁”，其中满族权贵占了大部分，完全违背了立宪原则。清政府的冥顽不化，使立宪派深感绝望，很多人不再对清政府抱存幻想，一部分从此愤而转向革命。

    从以上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革命党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立宪派主张在君主的框架下推进立宪。清政府和革命党是死对头，但和立宪派在体制内还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因此，清末这三支政治力量彼此角逐，在革命党和清政府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外，立宪派作为第三方就变得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时局的紧要关头，立宪派选择站在谁的一方，谁就更有把握获胜。清政府的假立宪面目被戳穿以后，它不但成了制造革命党的工厂，而且把本来属于自己的盟友立宪派推向了革命党一方。

    武昌起义，事出仓促，因孙中山、黄兴等均在国外，以致群龙无首。这时革命党不得已推出新军协统黎元洪。但黎元洪实在不看好这场暴动，因为在军事上这场起义难有胜算的可能。然而，属于立宪派的湖北諮议局议长汤化龙因时而动，主动出面协调各方事宜，和革命党一起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宣告湖北独立。随后汤化龙以湖北諮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諮议局，呼吁各地响应独立。这一政治上极具杀伤力的举措，足以要了清政府的命。

    最先响应独立的是湖南。湖南独立后首任都督是革命党人焦达峰。但焦达峰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和声望，左右不了湖南局势，不久就被枪杀，再次推选出来的都督是湖南諮议局议长谭延闿。结果，两湖领先，各地革命党与立宪派同声相应，清政府二十二个行省，不到一个月，有十四省先后宣告独立。这就如一副多米诺骨牌，立宪派不但是其推手之一，而且主持各地独立的大多就是諮议局，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与清政府相抗衡，并最终逼使清政府退位，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政府。由此看来，辛亥的功劳簿上，至少有一半应该属于立宪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