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饭盒的害处:于谦悲剧命运的另类原因

    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认为，只要人们能像姜子牙一样修德养身，躬行实践，自会水到渠成，声名远播。就像大自然的寒暑自有其规律，宇宙之空旷，自有其定数，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样。所以他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以班固这一为人处事行为准则来度人，也许可以发现明朝一代名臣于谦命运悲剧的个人因素。因为大千世界，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命运、归宿总要受制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他具体的生活环境，还要取决于他个人的某些因素，包括性格、机遇、运命等等。

    美丽的西子湖，山环水绕，波平如镜。从花港观鱼到灵隐寺西侧的岳王墓算起，真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因为于谦、张苍水墓，也坐落在景色如画的胡畔，静静地凝视着千年的风月，变幻的春秋。西湖三杰和秋瑾、苏小小一样，各自以自己不同的价值增色西湖。于谦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是一位危难时御侮报国的民族英雄，也在于他是一位名映史册，两袖清风的一代干吏，良吏，同时又是一代儒将。这样一位国之栋梁、傲岸人格的人杰，在政治斗争中却不能完璧，继续自己的使命，使寰区大定，河县清一，却要延续百代忠良悲剧的命运，为他浴血奠定的江山所抛弃，以致成为那个荒谬乖戾祭坛的牺牲品，固然有于谦个人的性格因素，命运使然。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以暴力鼎定的专制王朝权利之争的残酷、无情和无道。这里面没有奉献，没有道义，没有是非，只有权势和利益的最后较量。因此挽救了一个国家的一代忠臣，最后丧命在他所拯救，幷力劝现任皇帝接纳安置的敌囚——原任皇帝的手中。只能以权利斗争的需要和命运的使然来加以解释，而不能用其他任何的理由。

      坐如钟，站如松，器宇轩昂，声若黄钟大吕的于谦自有一身正气，才有这样的修为和风范。大概作为骨梗气节传世的书香世家的子弟，这种昂藏的气质与生俱来。所以，三尺童子能被高僧一眼相中，称之为此童子磊落干练，“他日必成宰相之具”。而他的才思敏捷，又从民间故事中可以得到验证。少年时，于谦一次衣朱骑马过桥，不期而遇仪仗过桥的太守。马头冲撞中，兀自高兴的少年公子，却也没象一般百姓，屁滚尿流，诚惶诚恐地滚下马背，匍匐在尘埃里，请求青天大老爷宽恕。依然气定神闲，镇静地面对太守。有些恼怒的太守见是个少年，气本来消了，可见少年如此无礼大胆，就想何不杀杀他的锐气。借此以示惩罚。于是口诵一联：“红孩儿骑马过桥”，要这个官家童子应对。于谦不慌不忙，应声对出下联：“赤帝子斩蛇当道”。工对，音韵和谐，寓意吉祥，又赞誉了对方。太守心中暗自高兴，破例让道，让于谦过了桥。十四岁那年，于谦去杭州应乡试。主考官虞谦点名时，他躬身站起却不答应。主考官问他为何不答，他从容不迫地说：“与大人同名，故不敢应。” （古代与长辈同名，是要避讳的）
    主考官感于少年有礼貌，有意试探他的才具，随口说到： “何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尔亦无忌。” 五个“无忌”，前三指人：晋代大臣何无忌，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唐代元勋长孙无忌。后两双关借用，意思三人同名“无忌”，咱俩同名也不必忌讳。好个少年，见主考如此博学谦和，来了精神，凝神思虑，片刻有了下联：“张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用了五个“相如”，与五个“无忌”相对，前三同样指人：汉初东阳武乡侯张相如，战国时完壁归赵的蔺相如，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后两“相如”是说：这三人虽然都叫“相如”，实际各有高下，并不相如。借此表明自己实不敢与宗师大人相比，有理有度，不失分寸。这样一个聪颖，机智、不为权势所动，又立志高远的少年，自然十七岁就写得如此立志自喻的诗篇：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生活在永乐盛世（于谦生于1398年，四岁后即为永乐年间）又是世家子弟，在那个昂扬上进的时代，自然从小折节读书，砥砺志气，气贯斗牛。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十三岁的于谦高中进士，从此走上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仕宦道路。

    青年士子，既不属于暴发户，也不属于纨绔子弟，他倒熟谙民生，体察民情。为官期间，廉洁奉公，分文不取，想着黎民百姓。知道百姓缺粮，就开库放粮，把稻谷分发给他们，让他们度过饥荒。洪涝灾害，他就组织人力，疏通河道，加固防护，广植树木，因而官声很好。

    宣德元年（1426年），朱棣次子汉王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朱高煦身材高大，矫健硬朗，善于骑射。为王子时，燕王朱棣驻跸大都（北平）。他和兄长作为燕王亲子实际留在南京，充当建文帝的人质。朱棣以清君侧名义南下靖难，朱高煦兄弟潜出南京，效力军营，作为一代勇将，他又屡立战功。白沟河之战，救朱棣于危难之间；东昌之役，拔朱棣于败军之际；靖难之役关键之战，朱高煦面对朝廷盛庸军队的顽强抵抗，毫不畏惧，带领援军拼死向前，勇猛拼杀，最终战胜盛庸，帮助朱棣扭转了战局，成功突破了朱允文的最后一道防线，奠定了靖难之役的胜利。以致朱棣由衷赞美道： “吾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但是，面对侄儿的大军。他却失败了，只能束手就擒，接受侄儿任命的御史，一个书生出身的文臣的审判。在比自己小几十岁的于谦 “正词崭崭，声色震厉”之下，那瓦釜雷鸣的正义之声，使自恃为国立有大功的朱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腰竟然直不起来了。而在这次评判中，表现卓异的于谦不禁也给宣宗留下极好印象，不久即以八府巡按钦差江西，体察民情，断狱审案。当此时，一代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三杨内阁”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皆骨梗之士)对于谦信任有加，言听计从，于谦的能力尽得显示，威望日著，先后巡抚河南、山西，昭雪冤狱、体恤百姓、扶危救困，官声大振，九年后晋升为兵部左侍郎。开始主管国防军事。

    英宗即位后，其亲随太监王振渐渐得势，碍于三杨威望，尚不敢造次。 1440年前后，三杨相继谢世，于是王振攫取大权，开始干政。首先，指示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群情激奋，朝野喧腾，王振迫于舆情才谎称有人也名于谦，有罪当罚，是有司张冠李戴，抓错了人。以此借坡下驴，把于谦放了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再度受命为巡抚。赈济灾民，安抚流民，课责农桑，前后计十九年，直至正统十三年，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翌年秋，瓦剌也先大举侵犯边疆，宦官王振建议英宗亲征。八月土木堡之变，举国震动。危难中，太后以郕王朱祁钰监国,授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后又为兵部尚书，主持御敌大计。于是就有了那段轰轰烈烈御兵勤王，战胜瓦剌大军的历史。等于拯救社稷即倒于危难之中。为了号令全国，统一政令，以利国祚，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新皇帝，也先以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奇货可居，用以要挟明王朝，诈地赔款的企图落空，只好在翌年(景泰元年,1450年）请求议和，放还英宗。朱祁钰不愿接受这个烫手的山芋，因为他是合法继位的皇帝，只不过统领大军被俘，暂时让自己代替。无法安置，也不好处置，除非自己甘愿让出帝位。但于谦从封建伦理纲常出发，坚执接受英宗，为自己的被难埋下了隐患。被软禁宫中的英宗也许早就断了重登大宝的念想。但是他从前的臣子，对新朝和于谦心怀不满的贰臣，以及以英宗为奇货可居投机的野心家和谋逆者们却不这样想，他们在窥伺时机，以英宗朱祁镇为大旗，包住自己吓唬别人，以求一击而中政敌，夺得权势地位。

    机会终于来了，朱祁钰身体不好，无子，朱祁镇却有八个儿子，立储成为大事。偏偏节骨眼上，朱祁钰病重。为反对者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时机。于谦为人刚直自矜，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结怨众人。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力主赎回英宗朱祁钰，但因此能够回来的英宗并不感念他扶危救困，力挽江山于即倒。因为自己失去了江山，也变相失去了自由。徐有贞是吴中四杰之一的祝允明的外祖父，此人原名徐珵，属于那种既具备传统读书人能力又颇带些江湖术士色彩的封建官僚。明史说他：“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凡天宫、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但于谦却没有搞好和他的关系。因为瓦剌大军近迫京城时，徐珵提出迁都南京，遭到于谦不留情面的严厉斥责，由是心存芥蒂，为了免责，改名有贞，却因晋爵被景泰帝否决，以为于谦从中作祟，更加怀恨于谦。儿女亲家石亨是保卫北京时于谦的左膀右臂。因为违犯军法被削职，赖于谦请求皇帝宽恕，依然让他总理十营兵马为九门提督。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皇帝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皇帝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这一番话传到石亨耳中，又是对皇帝如是说。好心被当做驴肝肺，石亨是又气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暗恨于谦。这些人组成了统一战线，就构成了于谦的杀身之祸。景泰八年（1449）正月壬午，徐有贞密令张軏率兵进入大内。晚上四鼓之时，又让石亨打开宫门，众一干作乱者入宫，直至软禁英宗的南宫，推到宫墙，迎接英宗来到大殿，宣布复辟登基。同时囚禁病重的景泰帝，逮捕于谦等。翌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妻儿被流放，举国为之悲痛，连皇太后都为之饮泣三天。英宗也为此惴惴不安。但于谦永远闭上了眼睛，身后是非，自有历史去加以评说。

   于谦的悲剧，在于他处身于矛盾的漩涡中，妄想以一己之正，安身立命。这种幼稚的想法，在专制社会里，最无市场，也无前途。因为利益当前，权势所向，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个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逃避，听之任之，顺其自然，都不是最佳的出路。于谦恰好是这样一种心理。因为，从法理上讲，明英宗朱祁镇属于正统，而郕王因监国，在危难中不得不暂为代替，成为新皇帝。景泰元年，瓦剌放回英宗，就是一个难以处置的定时炸弹。拥立他复辟，对于士为知己者死的于谦来说，心犹不甘。因为朱祁钰对他信任有加，恩同再造。何况，朱祁钰一旦拥有皇权，也不肯轻言放弃。虐待、软禁、防范英宗是必然的。这又不合于谦心意，因为他在道义上，礼教上，又心属英宗。所以，七年间，对于新旧皇权之争，他保持了沉默，既未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又没有妥善地安置英宗，剪除他可能复辟的羽翼、机会和任何条件。对于太子的确立，朱见深（英宗子）、朱见济（景泰子），他没有表示意见，即未能取信于英宗。而朱见济死，他也未及时补救，确立朱见深太子地位，所以结怨于英宗深矣。对于能臣徐有贞，其兴修水利，革除弊政，还有建树，他不能及时怀柔，彰明自己内心，深相接纳，而致成其为自己死敌。亲家石亨，手握兵权，左右局势，应明察其人品性格，警惕并羁縻之。但他既不满其所为，又放心大胆，任其枉法来去，自己给自己身边留了一个危局。对于众多大臣，不必要求人人都是自己，人人都是圣贤，理应大事清楚，小事糊涂，不必拘泥细节。但于谦用人至察，容不得任何瑕疵，自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正则无友，孤立了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到大难到来，除了利益不相关联的百姓，亲王，竟然没有几个同盟的朝臣为之张目伸冤。虽然高风亮节，称誉当时，但在有关生死的名利场中。那都是神马浮云，无关痛痒大局，也改变不了于谦的命运。如果，这不是一个专制时代，是一个选贤任能，民主自由的时代，任何执政者的废立，都是民众的意志，选举的结果，自然不存在暴力流血的斗争和阴谋。可于谦身处专制时代，幻想回避争权夺利的斗争，听之任之事态的发展，而为未雨绸缪，是为不智。用人至察，眼里容不得沙子，虽然自己两袖清风，但是未见得别人都至正至廉，两袖清风。无关大局的小便宜，礼尚往来的迎来送往，不必介意，也不妨随随流俗，这才是融入众人，避免孤立之道。清高自持，守身如玉，别人不可企及，由敬畏而生疏远之心，再至怨悔，就为自己树立了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一再扩大，等于自掘了坟墓。是为不察。不智不察，又不为，则祸起于萧墙而不自知，就离死期不远矣！

    “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于谦·北风吹）但严寒加剧，风刀霜剑，柏枝再硬挺，也会冻折断裂，不复成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