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萧乾的结识是在1986年。当时我是中央统战部干部局一处处长，负责联系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馆。
那年5月9日，我拜访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吴庆彤，他刚由国务院副秘书长转任参事室主任。他是我很敬重的老同志，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统战意识较强，也很尊重周围同事，在交谈中没有一点官腔，谦和融洽。他提出中央文史馆馆长叶圣陶先生年老体弱，且社会职务甚多，无暇顾及中央文史馆的工作，建议再聘一位党外副馆长，请统战部推荐人选。
回到机关，经过研究，我们推荐了萧乾。他是著名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战场采写大量作品，采访过联合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他还是有名的作家、翻译家。那时，文史馆馆员中书画界人士居多，文史方面的名望之士极少，萧乾的经历和成就，很适合文史馆副馆长这一职位。
馆长任命险“泡汤”
中央文史馆馆长、副馆长、馆员，都由国务院总理聘任。文革中一些老馆员把周恩来签发的聘书挂到墙上，免去了抄家及皮肉之灾。随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告推荐萧乾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不久，获得批准。
7月18日，中央统战部设宴招待萧乾，恭贺他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当天下午四点半，我到萧家迎他来部。他很高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亲热。饭后，我送他回家。到了楼下，他非让我上去坐坐不可，盛情难却，上了三楼。
他的书房也就十来平米，显得十分拥挤，甚至是乱七八糟，到处堆着书，几乎插不上脚。书桌前的窗户也很小，并不明亮。我想到他住的这个木樨地21号楼同对面的22号楼差别太大，就对他说：萧老，你应该住得宽敞些。他说，不是没有房子，是我不愿意搬。搬家太麻烦，一搬家，书就乱了。现在虽也显得乱，但每本书放在什么地方，我心里有数。
萧乾当时已经77岁了，还十分勤奋，每天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他在这间狭小的书房里写了百万字的作品，对它很有感情。他在《我这两辈子》里，曾这样写到这间屋子：“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子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叶圣陶先生1988年2月16日逝世后，我们自然想到由萧乾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职务，同时请启功先生任副馆长。这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全国参事室、文史馆工作会议，将文参工作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萧乾参加会议领导小组，但在相关会议上，只听不说。有一次到晚上十点多了，会未散，我说：“萧老，打乱了您的生活秩序，请回吧。”他笑笑说：“没关系。”仍坐着不动。通过这件事足见他对文史馆工作事务是很关心的，很想在这个领域里做番事业。
对萧乾、启功的聘任，得到中央批准。
到了1989年1月23日，中午、晚上分别宴请萧乾、启功，请他们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副馆长。征求本人意见后，他们都表示乐意受聘，并感谢党的信任。席间，萧乾对文史馆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如面向海外开展工作，吸收一些港、澳、台文化名人为特邀馆员，以文会友，沟通感情，为统一祖国服务。他还提出可聘请吴作人、巴金、冰心这样一些文坛耆宿为荣誉馆员，提高中央文史馆声望。粉碎四人帮后，萧乾多次出国访问、讲学、参加笔会，与港、澳、台许多文化界朋友恢复了交往。他希望以中央文史馆为纽带，把一些文化人团聚起来，因此有如上的提议。
中央文史馆一党员副馆长，一再向统战部提出，聘请境外文化名人为特邀馆员。根据萧乾和文史馆党组的意见，我们向国务院推荐了香港饶宗饴先生，作为开展这方面工作的试点，人选肯定是超条件标准的。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周南还为此专门写推荐信，在国务院秘书长会议讨论此事时有人提出，在港台聘文史馆员，没有先例……
正当萧乾任职待国务院批准要对外公布时， 2月18日早上，我刚进办公室，就接到国务院副秘书长席德华的电话，他说：“昨晚听美国之音广播，冰心、萧乾等三十多文化名人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上书，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今天《要闻参考》头版头条发了这条消息。这是否对萧乾的任命有影响？是否要重新考虑？”
我当即回答：“我个人的想法是不宜变动。统战部已经和萧乾、启功谈过话，我们也正式申报了有关手续，您也在办理，如因一次签名就取消原来决定，显得我们缺少胸怀和气量，也不利于体现政策的稳定性。”我表示这只是我的意见。他同意这个意见。我说：“马上报告领导，并要调查一下，如有其他情况或部领导有不同意见再向您汇报。”部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审批手续照常进行。现在想想，如果当时稍有犹疑，再拖延几周，萧的馆长一职就泡汤了。
5月10日，中央统战部再次宴请萧乾、启功，恭祝他们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副馆长。随后，萧乾向我说明了公开信上签字的过程，说有朋友送来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我看有许多名人签了字，我也就签了。他没有违心地说检讨之类的话，表现出的是敢作敢当的精神。参加宴请的有吴庆彤、王海容、吴空，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等人。
安身立命文史馆
萧乾对文史馆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倡导并担任主编，联合全国32个文史研究馆共同编纂的大型《新编文史资料》五十册，六百余万字，是弥足珍贵的史料。他还担任中央文史馆与上海文史馆合办的综合文史杂志《世纪》的编委会主任，亲自参与刊物的编审工作，还将他和夫人合译的《尤利西斯》的三万元稿费，捐给《世纪》杂志。
1990年1月25日晚，中央统战部为萧乾举办寿宴，祝他八十华诞。他高兴地即兴讲话：“如果有人问我活到八十岁，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说，直到八十岁还在岗位上，还能做事、能写作，近十年来，写了八十万字，译了二十万字，今后十年要写回忆录，同时做好文史馆的工作。”可见他对文史馆馆长职务很看重。
1997年6月7日，他致巴金信中，把中央文史馆当成“我安身立命的文史馆”。随后，在同年12月14日的信中说：“我这个人就好多嘴多舌，只有在政治重压下，才能沉默下来。1957年后不再写了，不再说了。文革后翻身了，晚年当了中央文史馆馆长，不需要做什么工作，但能使我减少失落感，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文学故事报》2005年第45期）
他很关心馆员的困难。1990年7月19日，我去看望萧乾，他说起黄苗子、郁风夫妇从国外来信，反映一些落实政策的问题。郁风、苗子早已办好去澳大利亚讲学的手续，1989年6月6日成行。他们收到儿子的信，说苗子的工资被停了，住房也有麻烦了等等，因此致信萧乾，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
郁风是中央文史馆馆员，苗子与萧乾也是老朋友，他们求萧乾帮忙是顺理成章的。他怀着对苗子、郁风夫妇非常崇敬的感情说：“他们两位都是文化名人，在国内外有广泛结交，影响很大；关心他们的人很多；他们是党的老朋友，早在四十年代就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参加民主运动，有历史贡献。1957年，黄苗子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委屈，吃了不少苦头。”
萧乾特别强调，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赢得民心，对他们夫妇的事情一定得处理好！拖久了对我们国家不利。
萧老的谈话流露出他对友人的忠厚，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令人感动。我对苗子、郁风也有所了解，回机关后，即与有关方面联系。
文化部艺术局的人说，郁风出国未经批准，用的是过期护照，是违法行为。文化部对这类人都停发工资，这种作法没有错。又说文化部1989年的139号文件规定：公派出国或探亲逾期三个月不归的，停发工资，先作停薪留职处理，一年后取消公职。说话人口气相当硬，说了一阵后，也有点转软的味道，说考虑到他们的影响，又有你们（指统战部）说话，要改变也可以研究，作为个别情况处理。
我找文化部是7月28日，而在此之前的7月25日下午，已经与黄苗子所在单位人民艺术出版社和新闻出版署联系了，新闻署的王先生告诉我：“黄苗子出国前委托吴葆昆同志代领工资，吴代领后存入银行，自去年离去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停发工资，而且还在调资中提了两级，每月增加六十多元，今年春节还送去团拜请帖。苗子的儿子向吴要过工资，吴没有给，因为苗子走以前没有交代将工资交给儿子。”
人民艺术出版社表示，极希望与苗子取得联系，沟通思想，消除误会。新闻出版署拟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中央统战部。8月1日，萧老再次来信，并附上郁风儿子的信，我将有关结果告诉萧乾时，他表示感谢。黄苗子夫妇也来信来电表示谢意。
原则面前不松口
1992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局长召开局务会议，传达部长对干部局的严厉批评，原来事情缘起萧乾推荐一位北大教授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我看过材料，此人是知名学者，对中国小说史、戏剧史及诗歌、散文都有研究，著述数十本，又是九三学社成员。符合馆员条件，我随即征求北大党委意见，获得积极支持，于是办理了有关手续，经主管部领导批准报国务院秘书长会议审议后，该教授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这本是皆大欢喜的好事，统战部主要领导知道后大发脾气，说干部局权力太大，没有把好关、尽到责，为什么一个萧乾推荐你们就安排！如何如何。局务会上，处长们争相发言，拥护领导批评。说批评如何及时，如何正确，是爱护干部。我是当事人，就是一言不发，像看热闹，几双眼睛盯着我也若无其事。我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批评指向萧乾。因为萧乾刚抵制了S君，自己却推荐了这位教授。萧乾没有错，我也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
萧乾行事很谨慎，但也敢作敢为，坚持原则。
有一个年轻学者S，在原单位傲视一切，关系紧张，十分孤立，无法待下去。原单位一负责人对我说，此人太坏，人品坏、道德坏、学风坏；搞了几个姘头；图书馆的资料看到有用的就撕下；他没有一个朋友；学校开校友会也不请他，连他弟弟也骂他“不是人”、“野心家”、“投机分子”；他自称靠了一个中央领导，谁也奈何不了他！在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钱正英、钱学森、胡绳几位副主席对他都有责言，表示反对。
为说明S君在人们中的印象，再抄一段我参加一次会议的记录：1998年1月12日，全国政协党组会议，讨论九届政协委员名单，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钱正英首先发言，不同意四个人为委员。
她最反对的就是S君，“当年增补他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和胡老（胡绳）、钱老（钱学森）就反对，认为一个人做了点好事，可以表扬、鼓励，怎么给个政协委员呢？”他当了政协委员后在原单位站不住，只好由政协收留，成了笑话。
政协副主席朱光亚、胡绳支持钱正英意见。
胡绳说，不能说S君没有点欺骗性影响，他在某些中央领导人那里就有影响，《人民日报》用了三个整版发表他的文章！这是历史上没有的，这不是影响？叶选平问，“他学术怎么样？”胡绳说：“功底不行，没有真学问。”李瑞环说，“他的问题，不是学术观点对不对的问题，而是随风倒，看领导得意就顺着领导思想吹，一有变化，他也变了，学风不好。”
为给S君找个安身之所，有关领导指示将他安排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正在这时，我与萧乾在政协文化餐厅请一位文化人吃饭，入席前闲谈时向他透露S君可能来当馆员。他听后脸色由晴变阴，很不乐意，说他还年轻，职务不低了，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XX的特别顾问，再当个馆员有什么意思？他来了，馆里谁敢领导他？言外之意，他是穿黄马褂的呀。当天晚上，他两次打电话给有关领导，表示此人不符合“耆年硕学”的馆员标准，表示文史馆同仁不欢迎，不便接受，态度非常坚决。
事后有关领导责怪我，为什么让萧乾知道？并说对S君的安排，就是对中央领导人的态度！而我觉得自己办了件好事。一位副部长与我有同感，他说顶住好，一个人就是面旗帜，旗帜不好，集合不了力量，自己害了自己。
在当今中国社会为人，不管如何方正，难免做些违心的事，萧乾也不例外。在九十年代初期，他连续三年推荐一位小姐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位小姐，年龄不小，三十几岁的半老徐娘，民盟成员，摄影爱好者，并无其他专长，也没有社会影响，是一位无名之辈。而萧老连年在推荐信上签字，因就他一个人签名，就算他个人推荐了。
但也怪，每次把信寄出后再不过问。萧同我经常见面，他从不问起那小姐的事，似乎没有这件事一样。那几年我总猜不透此中奥妙，退休后，从一位朋友处找到了答案。原来萧是受人之托，他不敢也不便推脱，违心地在推荐信上签字。他明白，这种人是不可能入选的，但自己的人情也做了。
崇尚平等求光明
在多年的交往中，感到萧乾身上有股难得的亲和力。他总是那样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圆圆的脸上笑口常开，活像一尊弥勒佛。同他接触、交谈，是一种享受，享受温馥、享受智慧，享受同志朋友间的淳朴爱意。
大约是1992年，我去他府上拜年，看到走廊上牵了几条绳子，上面整整齐齐挂着五颜六色的贺年卡，可见他对友人的深情与尊重。在交谈中他没有高调，没有什么忠于人民、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这类民主人士的口头禅。而他做的事、写的文章，充满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生活的厚爱。
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蒙古族家庭，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父亲在贫病交加中逝世。童年的萧乾放过羊，送过奶，织过地毯。1926年因参加共青团坐过牢。释放后，开始他“未带地图的旅人”生涯。
童年时代的悲惨经历，青年时代的漂泊生活，造就了他顽强、正直、敏感、忧郁的性格，也铸成了他崇尚平等、追求光明的精神。他说过，我不能保证一辈子不说错话，但我能保证一辈子不说假话。他以自己高尚的人格和丰厚的创作成果，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赞誉，受到人们尊敬。
1999年1月26日，在他九十寿辰之际，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熔基亲笔致信，为其贺寿，信中写道：“感谢您赠给我全套《萧乾文集》。先生毕生勤奋，耕耘文坛，著述等身，为中国之文学、新闻、翻译事业做出宝贵贡献。我在中学时期，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受益匪浅。深望保重身体，永葆艺术青春，共同迈入二十一世纪。”
非常遗憾，在新世纪的门槛边上，他转身进入了极乐世界。1999年2月11日18时萧乾辞世，比他毕生崇拜、敬仰的冰心先走了半个月。
（此文作者为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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