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光华口腔医院预约:苏联解体的舆论因素

    一、从反思历史到否定现实

    舆论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时势的晴雨表，对政治和社会的变动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因此，社会转型期往往也是舆论的活跃期，更是舆论冲突的高发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倡导改革之后，苏联社会舆论随之兴奋起来，也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但是，到了1987年，苏联国内舆论发生急剧转变，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引发了全社会的动荡。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于是，苏联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历史热”。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斯大林首当其冲，遭到口诛笔伐。所谓“反思历史”，除了对苏联历史上冤假错案进行大平反之外，重点是对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时所犯下的错误或罪恶进行总清算，还强调和突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判断失误，仿佛苏军前期的失利都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专横和自负所致。此外，大量斯大林时代的“原本秘而不宣”的档案资料、照片、书信等被“有选择性”的公之于众。于是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历史一团漆黑，成为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不仅如此，对斯大林的声讨和批判还很快形成了多米诺效应，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模式”，进而发展到攻击列宁和否定十月革命。结果，斯大林被描绘成“恶魔”，列宁也成了“无赖”，苏联历任领导人似乎都是“问题领袖”，整部苏联历史从头到尾除了罪恶还是罪恶。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曾经是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对这股清算思潮描绘说：“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继否定苏联历史之后，紧接着又将矛头指向现实社会。一时间苏联媒体上充满了对社会弊端的揭露，诸如粮食供应短缺、国营企业破产、民族冲突、恶性事故，以及受贿行贿、贪污腐败、吸毒卖淫、抢劫凶杀等，无所不包。而且各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似乎是在举行一场“盛世空前”的竞赛，竞相比赛谁揭露的消息最多，谁披露的信息最惊人，谁的鞭笞最激烈。如此一来，整个苏联社会似乎一无是处。
    以“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与私人办报合法化为核心内容的《新闻出版法》1990年6月颁布后，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发表攻击社会主义和执政党的言论，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苏联。有的报刊甚至公然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苏共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导致退党人数明显增多。声誉是一种无形资源，也是组织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苏共在人民群众和苏共党员中的形象不断被矮化，执政党的威信和执政的合法性也在急剧流失。
    这种从否定苏联历史到否定苏联现实社会的所谓“舆论”在当时几乎是一边倒的，具有压倒性的。苏联解体时期担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后来悲愤地指出，“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换言之，当社会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联的历史是罪恶的、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误把这些舆论媒体所传播的当作这就是苏联的全部历史、这就是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全部真相之后，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预料的。

    二、从自动放弃舆论引导到主动放弃舆论阵地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在苏联的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解决长期所积累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的唯一选择。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满腔热情地想领导苏联继续前进，他也曾经正确地指出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在于：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迫切的需要，是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反思过去，化解苏联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正本清源和整合历史资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设想也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苏联领导人上台伊始所倡导的改革和反思历史的号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始是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的，苏联国内舆论也是热情支持改革和积极参与反思历史的。
    然而，舆论具有多样性与变动性。当反思过去变成全盘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和否定苏联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社会现实，当批判斯大林和指责历任领导人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端变成全盘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之时，戈尔巴乔夫等人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任其自由泛滥。如同前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严厉指出的那样，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岂止如此，与党的领袖对日益偏颇和激烈的舆论充耳不闻和不加引导相比较，原本应该保持应有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党报党刊走得更远。不少媒体倒戈相向，反而站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对部分坚守原则的苏共党员进行攻击和打压，出现了“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奇特现象。如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有一段时期迎合了“激进派”的需要，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和中央电视台则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可以说，在苏联社会舆论走向失控的过程中，苏共所掌控的媒体负有推波助澜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几十年来，苏联一直死守着“舆论一律”的新闻体制。对新闻舆论的监控过于严苛，导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紧箍咒”一旦松开，这些媒体随即强烈反弹，也是不难想象的。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倡导舆论“公开性”、放松和放开对传媒的控制。应该说其初衷是良好的，至少表达了愿意倾听民声的意愿。但是，在对媒体由“绝对控制”到“绝对放纵”的急剧转变过程中，当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共的言论已经充斥苏联报刊杂志之时，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继自动放弃对舆论的引导之后，又主动向前跨出了放弃舆论阵地这关键一步。1990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在苏联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称“彻底放弃苏共在话语权上的垄断地位”。在这一行动纲领指导下，1990年3月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苏联宪法，苏共放弃在苏联社会的合法领导地位。同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闻出版法》，苏共拱手让出舆论阵地。反对派乘势掌握宣传工具，抢占舆论制导权与制高点。
    舆论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也可以是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消极因素。苏共主动放弃舆论阵地后，失控的舆论犹如脱缰的野马更加不可收拾，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诱发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苏联领导人1990年下半年曾企图改变这种局面，也采取过一些整顿的措施，戈尔巴乔夫甚至流露过“中止新闻法”的想法。俗话说，覆水难收，这部法律业已通过，要想中止并非易事。就是说，当苏共领导人充分认识到掌控话语权的重要性的时候，为时已晚。此时，党心民心已经失去。据统计，1990年一年，全国有180万党员退出苏共。1991年，仅头7个月，退党者就猛增为240万人。剩余的1500多万党员，则对政治表现出了冷漠麻木的态度，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1991年8－19事件之后，反对派乘机大举进攻。丢失阵地的苏共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动挨打、束手就擒。失去苏联人民和广大党员支持的苏共中央最后被迫自行解散。

    三、从攻击谩骂到吹捧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