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华控股集团:量变与质变

量变与质变

　　1933年1月中旬至下旬，张闻天、博古、陈云先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博古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觉出博古既让他排挤毛泽东，又想把他挤出中央决策圈。两人积聚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

　　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 同敌人死打硬拚，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通晓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 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都由名词变为了形容词，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期对准任何目标发射的沉重炮弹。

　　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份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了。

　　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无一人表示意见。沉默，变成一道裂缝，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在云石山“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

　　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

　　当时已做出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这一建议极具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

　　遵义会议最终成为从军事上清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场战斗。1935年的张闻天，以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和影响、以思维缜密和语言尖锐的反报告，为党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从此成为工农红军的领导核心，继而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陈云那份珍贵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 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位“A同志”，便是李德。

　　一个“完全坚决的不同意”，把完全处于被批判地位、一个劲在会场门口抽烟的李德描绘得淋漓尽致。

　　不管成功与失败，他在中国的使命基本结束了。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管李德是否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已经被作为了一个国际的信物。遵义会议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改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与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这一改组刚刚开始。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 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月18 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第一号领导人。

　　还会有曲折，有考验，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不是别人安排，毛泽东的方向就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