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黄体酮保胎怎样停药:[魔鬼辞典]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19 05:12:50
[魔鬼辞典]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by 世纪婴儿

 

  被叫停的历史

   

身处在一列不知向何处去的列车上。列车时常嘎然而止,据说是被叫停了。

而后又徐徐开动,改变了方向,却依然不知去处。

被叫停的次数多了,便有了经验,不再因迷惑而痛苦。

列车两旁风景秀丽,足以慰籍。

 

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砸金花儿的砸金花儿,快活的快活。

不再询问车的前方会是哪站,以后的目的地又是怎样。

 

当车再一次叫停,便有人下车去买土产。

即便停在了稻田麦地边,也能和老乡通通乡音。

等到汽笛一响,便知有一个前方已遭抛弃,而另一个停处正在敞开。

 

回到车上,或许少了刚才的熟人,或见车窗上多了一盏明灯。

大白天的,点灯作甚。

可无人去吹灭,原来那竟是吹不灭的。

 

继续向前,抑或在向后,是爬坡的需要。

两个机头,更多了叫停的可能。

 

何时能安排叫醒服务,在叫停的时候。

睡下时看表,也是停了。

 

须知,这列车便是中国的当代史,便是时下的此刻。

 

 

  借古讽今的游戏

   

司马迁批评了汉武帝,留下千古美名。但到了司马光,就只能资治通鉴。于是后来的人大多学会了司马光那一套,借古讽今的手法越来越精熟。至今,中国人借古讽今的历史已相当悠久。

五十年代的人说事儿,必借着明清那点儿历史,像吴晗的《海瑞罢官》、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六十年代的人说事儿,先是说明清史,然后开始研究更加古老的宋元,钱钟书就是这样写下了《管锥篇》。

到了七十年代,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批林还要带着孔老二,借古讽今达到了最高潮,很多古迹文物因此遭殃。

到了八、九十年代,说事儿必要上溯到文革,但下追也止于文革,因为文革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了。

这就是我们借古讽今的文字游戏。

那些喜欢这种游戏的人抱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自以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却从来不喜欢、不敢于把现实问题说明白、说透彻。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游戏中一点点丧失了反思的力量。

 

 

  国民素质的传说

   

这世上是否有个东东叫“国民素质”,竟然还四个字的,很动听啊。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东东就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每每显身用来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实。于是问题迎刃而解,“国民素质”不行嘛。

不知道这东东是从哪个理论箩筐里掉出来的,真不知道这样生动的理论到底是谁发明的,真不知道这个发明者的住址在哪。

鲁迅研究了“国民性”,这个人就发明了“国民素质”。

农民算是国民素质里最次的吧,可正是他们搞起了村直选、乡海选。民工算是低素质吧,可没有他们哪里有高质量的城市呢。

好的理论决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好的理论总和实践分不开。而一句“‘国民素质’问题”,就可以把行动直接从理论的离心机里甩出去,就可以使我们达到心平气和的地步。

鲁迅写出了《阿Q正传》,可“国民素质”依旧是个传说。因这东东的一大特征就是要贬低国民性,否则发明出来干吗。

 

 

  嘿,请叫我“公民”

 

经常在电视上能听到那些政府官员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老百姓”,啊!这个不知是谁发明的词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勿庸置疑,“老百姓”肯定和启蒙读物《百家姓》有关。至于“老”,那应该是个虚词,和“老虎”的“老”以及“老师”的“老”一回事。

我是老百姓吗,我是,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我还是群众中的一员,人民中的一员,市民中的一员。

在这里最常用的,还是“老百姓”。官员们爱把“老百姓”挂在嘴边,其内心独白无非是:瞧瞧,我这个父母官当得还不错吧,我这个政策的施与者还行吧。

政府真的是所谓的“公仆”吗?

那些“公仆”如果是“公仆”,为什么事事优先于他的主人。道理很简单,因为仆前有一个“公”字。他是人民、老百姓、群众的公仆,而不是谁的私仆,所以能事事优先。

每当听到那些“公仆”们一口一声亲切地叫着“老百姓”的时候,我都很烦。

在关掉电视之前,我大喊:嘿,请叫我——公民!

 

 

  有关部门

  

在日常生活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关部门应该……”的话语。我们也不知道“有关部门”这个词是不是新闻学上的术语,反正大家这么听多了也就接受了。

“有关部门应该……”,似乎在表明这件事一定有人、有部门来负责。可能那位记者、编辑还没搞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想搞清楚)这个有关部门是哪个。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那个部门是谁呢?不清楚可以求证之后再报道。你不指名道姓,人家“有关部门”就不痛不痒,下次报道的时候还得弄公众一头雾水。

汉语,实在含蓄啊。

 

 

  无人理睬的错别字

   

我们何尝在乎快餐包装纸上出现几个错别字呢,我们只在乎快餐的质量。我们行色匆匆地路过街道,何尝在乎一旁的标志牌有几个错别字,或那上面的英文是否标准。

更多的错误来自信息量更加巨大的电视。电视每天给我们提供娱乐和资讯,整理着我们每日繁杂的生活琐碎的记忆。无人理睬的错别字和误读,它们不会影响到信息的确定性,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但看到电视屏幕上频繁出现的错别字,听到播音员对常用字有口无心的误读,我就已经能把握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了。

汉语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具,一个熟视无睹的符号。

茴字确实有四种写法,但我们和那个咸亨酒店的伙计一样可以不予理睬。

汉语上的错误就像街边行乞者,与我们的世界丝毫不构成交叉。

那些砍大山的北京混子能把口语说得精湛无比,但错字连篇,甚至提笔忘字。这很像那个燕国青年去邯郸学步,却爬回了家。

汉语,就是我们回家的路。

 

 

  网络游戏与中国书法

   

盛大公司因网络游戏的盈利而在Nasdaq股市上一路高走,成为新一代的中国概念。与此同时,天下芸芸父母却都在为孩子网游成瘾烦恼不已。网络游戏可谓是新时代的鸦片。可以说,盛大公司就是开了一个大大的大烟馆儿,吸引了这千千万万的未成年人来此吸食,而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

素质教育专家陶宏开如今成了天下父母们心目中的观世音。他是一位勇士,通过讲座演讲、媒体宣传、一对一谈心、培养志愿者来对抗盛大的商业行为,来对抗盛大业务的网络传播,怎么看怎么像螳螂当车。所以陶老师也是一位烈士。

成功的网游行业在中国就像烟草业,明知有害,但利税不断;更像那些高耗资源的制造业,明知污染严重,但利润丰厚;还像我们的国粹——书法艺术。

书法何以在晋时发扬起来,很可能是当时无为之风盛行。人人扪虱而谈,作清流状,闲极了就以炼字为生,不惜染黑池塘。这和网游的境界何其相似。也许这样的比喻,是对书法艺术奥妙的误解。但这样的并置,又有着一番情景的雷同。网游玩家可以几天几夜废寝忘食,其痴迷状与十数年不下楼的书法家情同手足。

 

互联网的繁荣,一个是靠黄色网站,一个就是靠网游。黄色网站曾一度使网络找到了可提供的内容而繁荣起来。虚荣是什么?词典上说是表面的光彩。在网络世界里,却是虚拟的光荣。那些网游玩家得到的虚拟的光荣是黄色网站无法提供的,网游让互联网更合乎情理地昌盛了。

天下的父母和教育家们必须想到,电视等媒体虽然强大,却远没有互联网更先进。互联网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陶老师的说教内容,如孝顺、如前途、如电脑工具说,却都是很古老的生产关系。

说到吃人的网游,那么高考制度一样是吃人的游戏。陶宏开为什么不开导孩子们不要去考试,为什么不教唆其父母去搞素质教育吧。说到害人的网游,其根源还在教育制度上。陶老师只是靠讲道理,靠纠正父母的教育方法,想使痴迷者回到那根本不讲道理的枯燥的应试制度当中去,这实在不能说治到了根本。

曾有一代人牺牲在愚昧的时代,

还有一代人牺牲在奴化的时代。

曾有一代人牺牲在个人崇拜的时代,

还有一代人牺牲在偶像追逐的时代。

曾有一代人牺牲在应试教育的前线,

正有一代人牺牲在网游繁荣的后方。

既然牺牲是不可避免,我们就该想想,这一代人的上一代又曾为什么痴迷,忘记了更上一代的教诲。我们就该想想,这更上一代又曾为什么废寝,而忘记了更更上一代的管教。每一代都有痴迷,都有可以痴迷的对象。如此追溯而上,必能追到东晋的王羲之了。

 

 

  别跟我说你很忙

   

一句“我很忙”,标志着“忙”的时代代替了“吃”的时代。“忙”意味着一个人有事业、有家庭、有目标、有奔头,所以现在的人们除了谈房子就是说:“我很忙”。至于忙什么,那就各怀鬼胎了。

有的人两眼一闭说,嗨,瞎忙。

有的人双手一摊说,忙了一辈子了。

在这样忙的时代里,最忙的是少年儿童。他们被功利的父母带到各种培训班里、各个大小舞台上,去体味一个忙碌的世界,去感受地球的离心力。

充实就是冯小刚一年一个的贺岁片,丰富就是街上的盗版大片儿一部接着一部。

我们逐渐用过程代替了理想,用速度代替了方向。

就理想而言,过程实现的欲望被当成了理想。

就速度而言,速度的快感消解了方向。

所以,别跟我说“我很忙”。

 

 

  找你们经理来

 

在饭馆里吃饭,经常会遇到有人不满意服务,就对服务员喊,找你们经理来。

这人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付了钱,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服务。如果服务员不能解决问题呢,经理自然是要叫的。行使权利嘛。

这人的逻辑非常正确,也一定能得到《消费者法》的保护。只是我们不光吃饭要付帐,我们购买了这个社会很多的公共服务。

当我们不满意某种社会服务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这么说:

找你们科长来,

找你们处长来,

找你们局长来,

找你们部长来,

找你们总理来。

 

  “中国智慧”

 

总是有一些新出来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就像海龟们贩卖西方理论一样,其作者以兜售本土文明为生。这样的本土文明多是些经典的回光返照,或者就是刚刚出土的古董级智慧。孔孟、老庄还有一本《易经》,似乎已经把“中国智慧”的轮廓勾勒出来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玩意儿已经混和到那些宣扬“中国智慧”者的口水、体液、血液里了。他们整理这些玩意儿,把它们一一晾晒到大众面前,似乎中国的文明就复兴了。

中国最神秘的智慧莫过于《易经》。扬振宁说《易经》耽误了中国科学思维的形成和成熟,他其实说了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易经》本来研究的就不是自然,而是天与人的感应关系——按照天的征兆来行人事。儒学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到了董仲舒方有“存天理、灭人欲”。

而老庄或讲治国,或论人生,与科学进化毫无关联。他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长久和人生的快乐。相比而言,庄子更像一个艺术家。他只谈人生,几乎对政治抱着厌恶的态度,当然也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了。而老子相对沉稳,睿智而消极,如汉朝依旧施行黄老之学恐不会有八百年基业。老庄道学可以说是一种解构之道,对艺术创造非常有益处,却不能胜任国家、家庭和人际的复杂。

诚然,“中国智慧”远不止这些,但百家争鸣也算是夸张了。墨家算是当时的科学技术人员的集团了,讲究一些科学技术上的研究与开发,以便提高农耕效率和质量。但百家争鸣而不是相互融合,导致相互排斥和仇杀,终究没有产生一个集大成者。如果墨家(科学技术)能和儒家(社会伦理政治)、老庄(人生艺术)相互融合,想必今天的中国会是另外的景象。

 

于是,在这样的“中国智慧”里,当代中国人的贡献是极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真的需要那些“中国智慧”贩卖者的贩卖吗。那些一版再版的“中国智慧”丛书,有的类似大型礼品装,有的装潢精美好似月饼盒,有的故作神秘像古墓门。

我之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似乎我们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依旧是古人经典的注解。似乎我们的每一次言语不过是祖先古文的白话版。似乎我们的行事作为仅仅是为了弥补历史细节上的空缺。

并不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先贤,我们就有任何的自豪。因为这样的“中国智慧“谈得越多,我们就越不自信,越发感到现时代的卑微。

这种对“中国智慧”的发现,既源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泛滥,又是对”文艺复兴“的中国式想象。这样的“中国智慧”发现,跟刨祖坟窃取其中的宝物差不多,终究是文化的抄袭。以前抄西方的,后来抄日本、韩国,如今就只得抄古典了。

我们终不能从自身的感知出发,达成自身的理念。我们对古典的崇拜,是现代化带来的对文化归属的梦魇。当西方人把目光投向东方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他们看到的是我们背后的历史和我们脚下的古迹,而不是我们本身。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文化,就只能捧出“中国智慧”来招待客人。

 

 

十一  环境被污染的古诗

   

一、早发白帝城·和李白同志

朝辞白帝看半天

千里江陵不见猿

但问导游何处有

山间野店盘中餐

 

二、相见欢·天桥

无言独上天桥

车如流

万里铅云灰色锁地球

风不断

闻得见

是氧硫

别有一番滋味

在鼻头

 

三、小区送友人出

北风卷地白草折

可怜几年不见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塑料布

招摇过市当旗帜

散入窗台成罗幕

莽莽苍苍无限望

愁云惨淡万里途

城里垃圾已失控

市长调兵忙开路

屋中置酒遣君尝

君言归途尚茫茫

忽闻纷纷人语响

但见小道起微光

小区东门送君去

去时垃圾又满目

三绕两绕不见君

路上空见君行处

 

四、酸雨

酸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害人细无声

 

五、无题

百尺烟囱擎天树

一路汽车鸣喇叭

塑料本是囊中物

误上青天满枝桠

 

六、国风之一

坎——坎——捞——泥——兮

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黑油油猗

不稼不穑

能做鞋油一千盒兮

不狩不猎

却卖美圆九百块兮

 

七、老君县除四害

奖给我省老君县

消除四害出奇迹

群众运动几十年

结果还是白费力

发展经济鼓春风

这事还得靠科技

乡镇企业烟囱多

老君山下排废气

二氧化硫进了城

四害终于全葛屁

耗子麻雀碾成泥

蚊子苍蝇没了戏

人生几回伤往事

大地依旧裹寒衣

今逢四害消灭日

老君山下草凄凄

 

 

十二  化妆对美女的贡献

   

网上经常会传些明星美女们未化妆时的照片,似乎在说,瞧瞧她们,其实底子挺差的。

必须承认,化妆使大街上的美女增加了两倍,使夜色中的美女增加了十倍,使影视上的美女增加了一百倍。这确实是化妆独特的贡献。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化妆利用的是人类共有的视觉上的错觉。

正是因为错觉,我们缘木求鱼捉不住河里的泥鳅,我们视觉暂留发明了电影,我们刻舟求剑学会了西方的油画,我们熟视无睹放弃了人生的机遇。也正是有了错觉,尼斯湖水怪、神农架野人、UFO才盛行于世。

而化妆利用的正是以上错觉的总和。

而且我们还应明了,化妆更深地是作用在我们的内心。就像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我们内心的错觉认为,真、善、美也是三位一体,是一个东西。它表现为善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其一定是真诚而美丽的。它呈现为美时,我们就认为它的背后有着真的善心。它表达出真时,我们就会觉得是那样的美丽和善良。

于是我们总是下意识地以为漂亮的女人必然善,所以就产生追求之心。同时,轻信漂亮女人的话必然真,于是就倾己所有。毕竟西施素面朝天浓妆淡抹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错觉依然故我。人类的进化实在还远未结束,恐怕要等美女们抛弃她们的化妆品那天才算有了曙光吧。

 

 

十三  为什么花瓶总是很大陆 

  

看过超级女声叶一茜的被淘汰,就想到评委何炅的评价:你的唱法或许不是很强势,但你的歌声很适合当夜歌听,你很适合唱歌的,希望你继续走下去。这么客气的评价,其根本的意思却是:没特点、缺内涵、少个性。

叶一茜很漂亮,标准美人儿,或者说,是个大陆花瓶儿。我想她也一定这样自我认为,她内心那个美的标准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男人们喜欢这样的美女。因为她代表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作为一个榜样。

只要看那些电视上的广告就能明白,美女们就是循了社会的一般认识对自己的各个零件进行精加工的。修身的范畴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美女们依照社会商业标准不时自我打磨、抛光,终于百炼成钢。

一个女孩子的长相跟她的审美观有很大关系。对于美女而言,往往不是审美观影响长相,而是长相影响到审美观。这和中国美女的成长史紧密相关。

美女们一般都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更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经常不能自已。美女的外表来自父母的遗传,美女的心理则来自社会、家庭。她们的家庭、父母、亲戚、同学、同事都在时刻潜移默化地造就着美女的心理。

这样的特殊心理导致了美女的审美观也只能依赖于外界。于是,社会的审美标准结合了美女的特殊性进入到美女的内心。美女们总是扎堆儿去一些商场、酒吧、KTV,就表现了这一点。这就不难解释,何以韩国人美容后全是一个模样,何以花瓶的歌声大多抒情和缓而缺乏个性,何以卡拉OK里听到的歌声很少有耳目一新。

与此相反的是,网络偶像的出名就在于其不按常理出牌,能够独辟蹊径,敢于向一般的美女标准和审美情操挑战。所以,她们火了。但火的同时,也招来一片骂声。这骂声也就都是来自那一般的美女标准和审美情操。

花瓶儿们虽然也注重表现自我,但她们更多地依靠她们的美丽来塑造表演特征(就像评委夏青夸叶一茜那样),而不是相反。叶一茜无疑也是如此。她作为最后一个被淘汰掉的大众美女,完全堕入了古典情调的汪洋大海。

还有很多超级女声,她们长得不够漂亮,比如李宇春、周笔畅、何洁,但她们注意根据自身才智个性特点来安排表演特型。她们的表演反而更容易得到认同,这说明花瓶儿终究不是关键的一件事。

李宇春靠的是舞台控制。她的中音确实很窄,但她的控制面却很宽。她总是能把一首烂歌通过丰富的表情结合四肢的造型来表现得光芒四射。周笔畅的唱法和她的长相一样中性而且夸张,她在表演当中几乎不笑。张靓颖靠的是脱俗的外貌和嗓音的完美结合,以静制动。何洁则活力四射,她的舞蹈节奏明显快于歌唱。

而这些,都是叶一茜所没有的。她有的,只是那些软绵绵的诗情画意,是最没个性的风格。这些即使运用到水墨画中,也是犯了大忌。这也可说是技术策略的失误。叶一茜一味抒情,造成齿音过重、表情呆滞、五体静止。这些缺点仅靠长相和身材是无法弥补的。时代终究不同了,人们甚至刻意地想找些审美疲劳的茬儿。叶一茜算是撞到了枪口上。

可见,超级女声不仅仅否定了权威对电视媒体的垄断,而且让裤子战胜的裙子,使一个个花瓶乍破水浆迸。这对于引导美女们向着更智慧、更个性、更技巧、更创新发展,无疑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不过,美女们是否买帐还是个问题。因为她们心中那个审美观实在是和封建性一样地根深蒂固。

叶一茜,一个美人儿。据我猜想,出于对自己的长相过于自信和自恋,而忽视了在其它特质上的塑造。这也是花瓶儿们的通病。所以说,于是美得标致,不如美得有个性。与其五官平平而美,不如一官突出而美。与其生来就美,不如成长中美。

至于那些既有美貌、又聪明、又有专长的美女们,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她们属于美女中的另一类了,很早就知道以色事人不得长久的道理,便积极地和非美女们在一个饭堂里抢食吃。她们以先天的自信和后天的努力造就了今日的辉煌。她们能够得到这些美貌之外的品质和技能,实在算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了。

 

 

十四  从计划走向市场的美女们

  

计划经济下的美女带有淑女的气派,在一夫一妻的大原则下规划着小日子。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和通货紧缩让美女们陶醉于比较传统的美德当中,相夫教子,把美貌当成遗传学的最佳证据。

美女们的美色难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个性的展示,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只生产产品。产品概念下的美女首先是一个生产人类的产品,其次才是一个具有美貌的产品。由于计划经济没有将美貌作为社会的主要产品,更没有把美女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来规划。所以美女的交换价值被严重低估,美女的使用价值也遭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同时,计划经济受到理论的局限,无法看到人性本身也是生产关系当中的重要因素,也就不能把美女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由此造成美女的购买力严重疲软,相当薄弱,始终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小数位上。计划生育更是不加区别地严格限制着美女的生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计划性对此的极大忽视与轻视。

 

等到市场经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比起计划体制下分配的产品来更加注重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于是美女的美貌得以获得高出生育的地位,并且获得了独立的价值。这个价值在市场自由理性的操作下和其它商品相交换,具有极高的附加值和深加工优势。

美女们此时也严重地意识到自身的市场经济特征,开始主动寻求适合自身的市场以及可以对自身进行精细加工和优质包装的工场。模特业,演艺业,广告业,时装业,家居业,汽车业,选美业,色情业,都在这样的买与卖的相得益彰中蓬勃起来。

此时,人性作为生产关系当中对美色举足轻重的要素,深刻地推动了美女经济的发展。人性如乌贼那样把触角伸向了与美女有关的生产、销售、渠道、宣传、公关、社会调查等各个环节,并且使美色越来越远离其自然价值。

而且,人性还在美女的行业标准制定上不遗余力。各个行业都会制定各自的美女标准,并且严格实行,使得美貌更加客观化、平面化。保险业业加入进来,以保证行业标准在执行当中可能遭遇的风险。

 

美女不仅是商品,也是稀缺资源。就资源的稀缺性来说,美女更是价值连城。不可再生的差异性,是美女这种商品的最主要特点。既然此种资源如此稀缺,自然要加强保护。于是,护肤、健美、化妆、滋养等功能性商品及服务也应运而起。同时,法律、道德、规章也有相应改变。

但是行业标准和美容(整容)业对美女的差异性和不可再生构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化妆术更接近一种魔术,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容貌,只是靠制造幻觉和掩盖真实来达到众所周知的目的。但人工美女的出现,人造美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天生美女们的死敌。在这方面,韩国人似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也使得韩国的美女资源遭到万劫不复的破坏。

市场经济对美女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说是精耕细作、倾情投入。美女们也回报给市场无限荡漾的春情。美女们在市场舞台上的打擂表演对新一代人观念的冲击与刺激,远比学校还停留下计划体制下的淑女教育要见效快,还有效得多。

美女新经济的蓬勃,还应归功于运作者的抄袭、创新二合一的精神。他们首先能充分理解中国的独特文化生态,同时也对中国美女的传统和新作风有着精准的把握。而后他们就会为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个年龄层的美女们定制适合她们的经济开发项目。这很像在不同的地区环境种植或养殖适宜的作物牲畜。

 

 

十五  “国军”为何不扔手榴弹

   

在无数的国共两军交战的影视作品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国军扔手榴弹的镜头,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国军只配美制冲锋枪,不配手榴弹(手雷)吗,还是他们的手榴弹只在自杀的时候用。

每每国军用重机枪压得共军的战士喘不过气来,共军就施展出扔手榴弹的绝招,夺华山是这样,战上海也是这样。手榴弹这玩意儿我上中学的时候也玩儿,而且还达标了,想来扔出去并不难。

看来问题就出在导演和编剧身上,是他们不让国军扔手榴弹,因为这一招已变成共军制胜的经典招法。想想斯皮尔伯格和他的战争作品,想想那些血肉横飞的场面,才明白其票房为什么高。我们的导演和编剧还有很多类似的绝招,就像我军演习总是红军胜蓝军。直到柳建伟写出《突出重围》,真正的模拟战争对抗才算开始。

好了,现在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国军的手榴弹了,日本人可要遭殃了。

 

 

十六  领袖们的笑

   

在表现共产党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各类影视里,我们时常看到领袖们的笑。

笑得最憨厚的是朱德。他虽贵为总司令,但几乎拿不出什么战略战术,顶多附和毛泽东两句。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红军时代使用的那条扁担,那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帮带啊。除此之外,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元帅竟然没有丝毫真知灼见的表现,也只得呵呵傻笑了。有时候不知所云的说句笑话,然后领先笑起来。

笑得最无奈的是刘少奇。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对战争艺术不是十分熟悉,除去说些注意这注意那的小事儿,也只可埋头写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笑得最灿烂的是周恩来。他总要表扬毛泽东两句,以显示后者的伟大英明及自身的谦虚谨慎。他每每拿着要发出的电报草稿给主席看,只会批评主席不注意身体。他也开玩笑,但很文雅,有时评论老对手蒋公两句,有时候对某国民党大员讽刺一二。他的笑里也仿佛在说,瞧瞧,我是不是还可以当个毛主席的助手啊。

笑得最豪放的当然是毛主席。我们的毛主席总是在开了一个很幽默的玩笑后放声大笑,或者朗诵自己的诗歌后爽朗而笑。然后我们的另三位领袖们就像闸门被打开一样,大笑不止,直到分镜头结束。

 

 

十七  冯小刚的“大便学说”

   

导演冯小刚说,文艺片是盲肠,可有可无。娱乐片是胃的一部分,切除了就会吃饭不香。冯是拍娱乐片的高手,有高票房,自然是最硬通货的论据。可他却得不到影评家的肯定,艺术上的肯定,这当然源于他的电影取向、趣味取向和市场取向。

人们只能说,这片子多逗,演员阵容多豪华,布景投资多排场。

可没人说,这片子多令人感动,拍得多美、多艺术,有多难忘,有怎样的回味。

于是冯导就将这些他的片子里没有的东西归入盲肠一类。

如果人类从没有过泪腺,那么伟大的进化历史或许会让我们把唾液当成眼泪。如果这世上从没有过艺术片,那么娱乐电影或许能回到盲肠的地位。

可是我们曾经被感动过,曾经有过过目不忘的经历,曾经在生命的低潮期见到过令人心潮澎湃的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现在被收入盲肠,可冯导正好说出了一个真理:真正的艺术是无用的,只作用于精神,决不会像胃一样最终产生大便。

所以,冯小刚的几句随便之语,足以构成其“大便学说”。

 

 

十八  中国影视里何以没有哲学家、科学家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是作官的。他们一边作官,一边做学问,他们的哲学思想其实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中国的影视作品即使表现哲学家(如:孔子)和科学家(如:李时珍),也多是表现其情感生活的一面,几乎不讲究哲学或科学的生成过程。那些影视创作者似乎认为,只有这样才会达到普通人(一般观众)的心灵,产生所谓的“共鸣”。

在中国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哲学与科学历来都是不被重视的两座孤岛。那些立在孤岛上的我们民族的精魂们在无人喝彩中暗自摸索着我们中国人(汉语)思维的边际。那些所谓的政治家、那些清官和那些聪明人对民族的贡献,比起他们来,不能同日而语。

但他们的贡献归贡献、事业归事业,影视追求的只是好看好看更好看。即使当今的所谓“主旋律”影视,也是以反腐、刑侦、改革为主题。这和那些清宫戏、皇帝戏、官场戏在旨趣上并无二致。这也不奇怪,这些其实都是同一帮人搞出来的玩意儿,不过是贴上了不同的标牌罢了。

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们,依旧要在那个孤岛上承受着冷落和孤寂。当然他们已经作古,于是孤岛成了坟茔,渐渐被历史长河里的垃圾给掩下了河面。

 

 

十九  《十面埋伏》里埋伏着张艺谋的职业道德

   

《幸福时光》在艺术和票房上的惨败两双让张艺谋不务正业地去搞了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此后,他就着重在票房上下工夫,才有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张艺谋说,他必须每年拍电影,因为跟着他得的那几十几百口子都要吃饭啊。

记得王朔在写出那本让他停笔的《看上去很美》之前曾经感叹说,拷,我终于能为自己写作了。看来大腕儿们的苦衷还挺一致的,都有生计(有时是自己的,有时是别人的)之忧啊。

《十面埋伏》让张艺谋的艺术道德丧之殆尽的同时,又突出显示了他的职业道德。上对得起投资人——新画面影业,下对得起那些和他一起起早摸黑的电影工作者们,中对得起那些价码颇高的参演明星们。

《十面埋伏》的出品人张伟平说他看了《十面埋伏》后就知道这部电影如此多的破绽非要借助大型包装形式不可,否则就会血本无归。于是《十面埋伏》大型晚会如期上演,片花继承了《英雄》的华美,而《英雄》里的破绽是不是也被发扬光大了呢。

具体的破绽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有目共睹。很多进电影院看《十面埋伏》的观众,要看的便是这样的破绽。没想到破绽也能成卖点,张导着实了得。这么破绽百出的电影作品到底哪里埋伏着他的职业道德呢,就是在那些艺术道德倒下去的地方。

 

 

二十  反腐题材的主要模式:二把手犯罪

 

看多了反腐题材的电视剧,也琢磨出其中的一些模式。政治搭台,经济唱戏。其中最主要的模式,就是二把手犯罪。无论是副市长、副省长还是党委副书记,要不就是下一级别的干部,反正必须是这样的人物犯罪(主要是受贿、渎职),整个剧作才好处理。

在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里,这些二把手或道貌岸然,或委实狡诈,或暗渡陈仓,或南辕北辙。开始总是风光无限,找到一个上级作靠山,而这个上级一样是个副手。待到即将暴露,又会来上一连串的组合拳,使情节骤然紧张而悬念突增。待到一把手或上级当中的正职出现,才是拨开云雾见太阳。一切都尘埃落定,板上钉钉。那一把手或上级当中的正职为什么早不露出庐山真面目呢,或者犹豫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或者在疗养休整到党校学习,或者就是剧情需要很容易搞定的事偏要拖到罪行进行完毕。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能看到公安战线的那些英雄们。他们看似对地位甚高的(有时甚至是顶头上司)嫌疑犯穷追不舍,表现了一个公安干警应有的职业素质和社会责任。其实他们不过是一个良心的道具,用以掩盖作品本身在反映社会现实上的缺失。

之所有让公安干警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一个原因还是为了使剧情更好看。而那些拙劣的侦察手法,那些做报告一般的台词对白,那些插科打诨的爱情,那些拘谨的场景,使得作品只能和晚会歌曲一样属于一次性消费品。以《大雪无痕》为代表,副市长(又是个二把手)案件竟然是通过一张子虚乌有的室外照,一张很可能是失手才拍下来的垃圾照片而获得突破的。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煤矿腐败的影子。那么多矿难,那么多煤矿工人的残死,那么多煤矿安全的隐患,那么多隐藏其后的腐败,何以就不能唤起影视工作者的良知、勇气与灵感呢。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只有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而且还获了个二流国际奖。可见写这方面题材还是很有便宜的。可《盲井》所表达的思想和腐败也无关,也不是什么深刻之作。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丝毫看不到新闻监督应起的作用,看不到公民、纳税人对公务员的监督,看不到正义力量的那只无形之手。创作者们依然没有脱离在反腐题材上的一元化思维,似乎新闻舆论、公民(而不是群众)监督等等都是不能登堂入室的,顶多有个群众来信或记者采访。其实,他们是处理不好这样的情节,认为在政治上太过敏感,认为民主监督不是他们要表现的。他们觉得,只有一元化的监督才是最稳妥的情节。

基于这样的创作心态,观众及其广大的眼球们也只能看到千篇一律的作品。

于是,我们就会在不同的电视剧里看到那些大义凛然的纪委书记,貌似廉洁的二把手,高深莫测的上级,作为经济动物的二把手的情妇,忽而狡诈忽而愚蠢的商人,容易冲动的刑侦大队长,能把屁股坐出痔疮来的公安局长。

试问,如果一把手或上级的一把手也参与了犯罪,那么这样的反腐电视剧将如何进行到底呢。

 

 

二十一  贫嘴张大民,新时代的阿Q

   

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贫嘴张大民是个生动的人物,甚至能觉出他的唾沫星子会落到我们脸上。他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和我们一个饭馆吃饭、一个单位干活、一个菜市场买菜、一个洗手间抽烟。

但这个人物已经不是我们当中一般的一分子了,他可说是现时代的阿Q。他的衣着一如阿Q那般简朴,但他的嘴皮子却相当华丽。他把京味儿那点儿精髓给吸个精光,而后非常奢侈地稀释-释放到可以达到的视听空间里。说这稀薄的髓雾就是鸦片,似乎有些不够厚道。但要论张大民这个人物的社会意义,却是能好好分析一番的。

像鲁迅笔下的阿Q,生长在绍兴水乡,孤苦伶仃,受人欺压,随时想到翻身。他到处寻找革命党,想通过咸与革命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但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不许他加入党组织,这让他的灵魂异常痛苦,只得每日依赖着精神胜利法过活。想阿Q如真的像秋瑾那般成了革命党,他的精神胜利法或许就变成了什么主义。

而张大民呢,身处一个大家庭,又是长子,上老下小,责任重大。而他却没有丝毫的进取心,每日倚赖着贫嘴过活,还特别有精气神,不惜以自残来吓退邻居的攻击。苟且偷安,这是他的基本生活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也决定了他的嘴皮子。

他的嘴皮子在一次次事件后越来越溜,达到了庖丁解牛的水平。他总是能找到自我解脱的道理,不用儒不用道,倒是很有佛家的风范。一切重的事物在他嘴里都变得轻飘飘,一切轻的东西到他嘴里都凝重得无以复加。他的贫嘴十分自然而然地颠倒了轻与重的概念,也使得他的人生变得无足轻重。

因而可以说,张大民虽然不是精神胜利法的发明者,但他却把此法运用到一个连阿Q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精神胜利法的集大成者。假设作家刘恒真的是想给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可与阿Q比肩的人物,那么至少他的这个想法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愿如此。

 

 

二十二  电影中的九宗拙劣

 

一、 人一昏迷就喷水

昏迷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气的,有的是吓的,有的是饿的,有的是革命斗士被敌人严刑拷打打昏的(这得用桶来泼水才行)。可无一例外,只要给喷(泼)上些水就一定会醒。这到底有什么医学依据么,我反正没试过。

 

二、 摔瓷瓶

电影中的人物一生气就顺手拿起瓷瓶摔下去。摔瓷瓶的好处很多,动静大,还能象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物心理,而且成本低廉。可惜现当人物就没有这样的方便,在电影环境中瓷瓶几乎难觅。怎么办?砸玻璃。窗户、茶几、门,都是撒气的对象,甚至连眼镜儿也不放过。

 

三、 不关家门

不关家门的用意是让其后想进来的人不必打招呼、动脑筋,尤其是那些仇人、小偷、强盗、情人之类。导演如此安排,实在可以减少很多于剧情毫无价值的细节铺垫。

 

四、 女扮男装

影视作品里为了增加戏剧性,有很多女扮男装的情节。女可扮男装,但其身材、胸部、肩腰臀的比例、音色、还有上厕所的方式,却是无法改变的。作为一个观众,我想我若是剧中人物一定能立马看破。可导演不让,那就将就吧。

 

五、 睡觉还穿正装

很奇怪,这些穿正装睡觉的人难道不难受么。而且这样的场景很多还出现在夫妻戏里。他们有的穿制服,有的穿运动服,有的穿校服,有的穿运动服,有的干脆白天穿什么睡觉还穿什么。他们连起码的生活真实都不讲,还讲究什么睡得舒服与否呢。尤其是女的,可能是怕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露点走光,就特别会穿,一般就是时装了。

 

六、 弹未炸,人先跳

战争场面或许是很难拍摄的吧,一般都不够真实,所以《拯救大兵瑞恩》才那么好看。但至少在表演的协调配合上应该注意一些吧。那些“弹未炸、人先跳,刀未到、人先倒,剑未到、先惨叫”的场景该是向京剧当中的武戏学了很多技巧吧。

 

七、 倒带的轻功、飞去来

表现轻功的一种很原始的方式是演员往下跳,然后倒带编辑出来。后来有了《卧虎藏龙》和《英雄》里的飞去来,简直就是在表现神仙,而不是武侠。到了这个时候,侠的本意已经遭到了篡改。侠不是神仙,而是具有侠气的人。是人就要受到现实因素的束缚,这样才能有侠的光辉。中国武术也不是仙术、神术,它一样受到人体生理的局限。

 

八、 是军队,就多找几个人来

使用群众演员最多的,就是表现军队了,还有学生游行。那些港台剧在这方面很差,经常几个人就当成千军万马(又是京剧的象征手法),几个拉标语穿学生装的就算游戏示威了。也许那里的军队和游行就是这样的。可大陆不该如此啊。大陆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军队,那么多学生,尽可以表现浩浩荡荡和轰轰烈烈,而且这方面的传统也相当深厚啊。

 

九、 装疯卖傻

人为什么会发疯?何时发疯?原因很复杂。但在影视剧里,发疯却是可以预料的。当编导们干不下去的时候,剧中人物要么不明不白地死掉,要么就发了疯。发疯是个状态,也是个标志,说明这个人物以后再无情节的发展,告示观者不用再管此人物。他会在不久以后就消失掉,因为该交代的已经交代完了。

 

 

二十三  历史就是这样被浪费的

   

中国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其中的影视素材不可谓不丰厚。然而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又是如何来开发利用这一座富矿的呢。皇帝戏满天飞,奴才遍地皆是。不反抗专制何以长久,不反思人性何以卑微。套用陈腐模式,只把这当作可供娱乐的情节。

 

《汉武大帝》里的陈宝国,以为演了回汉武帝就可以气指颐使了。是入戏太深,还是万岁情结太重,二者都有吧。汉武帝实行中央集权,禁锢思想,制裁董仲舒,这些都被当成事迹来演绎。那些董仲舒的学生,和孔子门生风骨迥然,对老师的思想毫不理解。

在这样的戏里,一切都是按照王道的规律和权术的规则来排演。纵然戏中有人物去反抗汉武帝,那也是按照同样的规律与规则。难道在汉武时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人性来发言吗,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生命的价值凌驾在皇权之上吗。

那么,我们能不能虚构一个这样的人物呢,有了这样的人物就是不尊重历史、就是戏说历史了吗。最后,司马迁竟然匍匐在汉武帝面前歌功颂德,实在让人不忍看下去。这,就是忠于史实吗。

 

《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一出皇帝与大臣相互取乐的戏。乾隆大智若愚地玩弄权术,把忠臣和奸臣一起玩弄于股掌。和珅善于谄媚,又工于心计,和纪晓岚争风互有胜负。纪晓岚故作忠臣状,其实乾隆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忠臣。三个人又一起把中国的那些国粹国学玩弄一番,再以女孩子为调味品,哄成一出热闹。

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纪晓岚这个人。他很博学,是四库全书总编,也很忠心于乾隆。但在乾隆眼里,他与和珅一样都是奴才,都得服务于爱新觉罗氏。和珅于内心时常表达出一种为奴才的痛苦,而且还当着纪晓岚的面儿一吐为快。而纪晓岚只知一味地骂和珅,时刻提防和珅,经常整治和珅,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为奴才的那种苦来。先不论其形象塑造的单薄,只就其思想上的不能自拔已经输给和珅。

 

《雍正王朝》歌颂了一位为江山鞠躬尽瘁的皇帝,吐血而亡,很可能是要影射当下的改革人物。我不禁记起还有一出戏,写慈禧(丛珊饰演)竟然看着看着奏折无疾而终。我想编导们这样毫无吝啬地去歌颂一位清皇帝,也是无奈之举,否则又能写什么呢。难道表现皇帝的残暴吗,毕竟是有作为的皇帝啊。

这里,我们实实地遇到一个症结,那就是如何来表现皇帝。作为历史上出现过的皇帝,只要他还算正常,无不是为了维护皇权。如果影视剧只一味展示这些权力斗争,虽然人物各有千秋,其实质不过是重复历史、重复那些已经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难以有超越。慢慢地,观众也会腻烦。

 

而目前的历史题材剧就是这样,汉皇帝和明、和清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简直就是一个朝代。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说话、他们的情态也没甚分别,反映出影视工作者根本就不具备历史深邃的眼光,不能把每个朝代、每类人物演绎到骨子里去。往更深里说,是思想的缺陷导致了这一切,是对历史古板的理解导致了这一切,是不能以人性的光辉照耀历史的尘埃导致了这一切。

有意思的是,这些历史剧还有一大特征,便是用主题歌来表达其中心思想、赞美其主人公。像《汉武大帝》主题歌,说汉武帝把一生心血献给了中华大地,大地上的鲜花象征着一个民族永恒的春天。实在可笑到了极点。这歌要是被项羽听到,肯定得复活与汉家再争高下。

 

只有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还算是接触到一些本质问题。它描写的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在当了临时大总统后,首先做的,便是在临时约法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他看来,什么是革命者呢,革命者首先要革自己的命。这才是民主的开端,也就是倡导民主者首先要限制自己的权力。

但当后来孙中山决定实行带有独裁色彩的新制度、每个党员都要效忠党魁、还要按手印,黄兴出来反对,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孙中山这个人物塑造得相当复杂,也极大地提升了这部电视剧的思想水准,是我看过的思想最为深刻而生动的一部戏了。

 

但我还是想还原一下《走向共和》结尾被删掉的孙中山演讲词。

这个演讲词恰好能说明,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领袖(目前主流历史学家对其的定位),而且还是一个坚持民主到底的伟人。因为,革命者应该先革自己的命。

演讲词原文如下:  

  “我知道诸位议员急什么。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可我急的不是这个。我这些日子想的是,咱们本来是共和国啊,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

  “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行政是大总统和他统领的文官制度。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行政中,我们看不到透明的程序,看不到监督系统,人民不知道他们如何花掉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不知道他们把多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共和国的行政应该暴露在阳光下,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暗箱操作,漆黑一团!  

  “司法是裁判。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谁犯规,他就亮谁的黄牌、红牌,甚至罚下场去。而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成立整整六年了,可真正的共和国,她还没有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东西所击败。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个东西,太虚幻,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不符合国情,是个气泡,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这还是好听的。难听的说我是‘孙大炮’,就会放空炮,嘭——响声很大,可什么也没有!他们说,共和国其实就是个称号,还是别说她了,我们想要点实际的东西。

  “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就要这样一个假共和吗?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专制;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复辟;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

  “不,共和没有错,我追求共和没有错,你们追求共和也没有错,她只是还不完善。美国的共和制不完善,瑞士的共和制也不完善,咱们中华民国新生的共和制更不完善。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滴地完善她,让她更美丽!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是民权。我刚才说了,三权分立那是西方的制度,很不完善,他们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很难直接体现民权。所以我想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如何体现呢?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有考试的传统。可我们把科举废除了,这对大兴新学有好处,是好的;可当官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叫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这就为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开了一个口子。大家看民国这六年来行政上用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袁世凯北洋的人,至今还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人民!今后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都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

  “还有一个就是监察权,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就是皇上有错,御史也可以冒死直谏,风骨凛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让人民掌管。共和国的人民要人人都是御史,只要发现行政官员有错,就有权力弹劾!对你们国会的某项立法不满,也有权力弹劾。

“所以,过去你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那是学西洋的,叫‘三权宪法’,我今天发明一个新词,叫做‘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大家不要小看这两项权力,如果‘老三权’不过是代议制度下的间接民权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这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直接民权!所以真正的‘主权在民’不是西方的‘三权宪法’,而是我发明的这个‘五权宪法’! 

  “啊,也就是我设计的这件服装,有人就用我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中山装’

  “大家还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们——这本来是个秘密,连裁缝我都没告诉他——这衣服就是按照我们共和国的理念,按照‘五权宪法’的理念设计出来的

  “这里,我设计了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共和国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这里也有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权、民生’——就是三民主义。

  “这些口袋里装的,就是‘五权宪法’,这里装着立法权,这里装着行政权,这里装着司法权,这里装着考试权,哦没了?别急…

  [孙中山撩开衣服,露出里面暗兜]“监察权在这里装着!这个监察权为什么要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人民的杀手锏啊!当权者永远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就‘杀’过来弹劾他,所以他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

“我是个疯子是吧?至少是个政治动物。穿衣吃饭都是政治,走路也是政治,开口就是政治。有点傻是吧?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没错。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更不能要求我们的人民天天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只是希望,让我们的共和国不是一个词语,不是一个形式,她要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

 

 

二十四  这个时代缺什么

 

中国历来也不缺少聪明人。说一个人聪明,那绝对是恭维。说一个人小聪明,虽略带贬义,但基本上还算很善意。聪明、小聪明,体现了我们为求生存而必需的举措。尤其在中国,求生存的经典简直无数。

这个时代从来就不缺少财富及其载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吧。也不缺乏专家、奥运冠军,他们每四年都肯定会出一批。更也不缺乏那些慷慨陈词、思路敏捷的主持人和嘉宾,他们只是这个时代的小小注脚。

这个时代缺乏的是智慧。

聪明和智慧截然不同,就像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聪明往往是灵光一闪,是对环境变化的随机应变,是明哲保身的,是以损人骗人为前提的生存之道。阿谀奉承可以算聪明,善于搞关系可以算聪明,主持人的机峰可以算聪明,炒作话题可以算聪明,但它们绝与智慧无关。

智慧可以很朴素,很简单,很木讷。但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智慧,而不是投机的聪明。任何理论不过是智慧的一种或一时的标本。虽然智慧本身只是“一”,但它却可以闪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智慧是活在时代中的最真实的生命现象,是对现实生存环境做出反应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智慧得以存在,是因为生命本身。智慧能够不断精进,也是因为生命本身。智慧是生命的生存本质,同时,智慧又是生命等级的唯一标志。

 

 

[细节]外一篇  快感人人相似,快乐各个不同

 

这世上恐怕没有比智慧更令人感到快乐的事物了。这是因为快乐源于人的心灵,而非肉体。肉体上的快感是需要昂贵的资源才能维持下去的。一旦资源难以为继,快感也就苟延残喘。

而心灵上的快乐却不以人拥有的资源马首是瞻。固然生活背景、家庭环境、教育状况、财富等级使人的阅历各有不同。但许多反例都显示了,这些外在因素更多的和人的知识经验相关,而与智慧无关。这是因为任何环境都能造就智慧。

快感和本能每个生命都具有,但它们不能归入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在于生命的个体性及个性,而个体性及个性正是通过智慧来体现的。所以说,快感人人相似,快乐各个不同。

由快乐而产生的智慧的美也就最为高级。不仅因为它是内敛于心灵的,更在于它是生命个体间最可交流的外在美。

嫉妒他人的外表是可以理解的。人的外表是前一代物质及生理资源的再现,不是生来而平均分配的。但嫉妒他人的智慧,就不可理喻了,这人必定有嫉妒的偏僻嗜好。因为智慧作为精神之美恰能激发每个人的心灵,使之产生向上的进取欲望,获得真正的精神彻悟。这就是智慧之美,也是人与人可以共赏而决无矛盾的一种美。

智慧的美可以化作产品,那就是原创于心灵的艺术。无论这种艺术是民间艺术、大众艺术还是流行艺术,都因其包涵了智慧而为人类所共同拥有与理解。智慧的产品每天都有所更新,最能切合当下的需要。它载有具体生命当中的活的精神,又饱含了与未来和历史相通的特征。

 

 

二十五  阴盛阳衰的历史使命

  

在以往的中国社会,男人就是男人,必须顶天立地、果敢机断、雷厉风行、担当责任。中国男人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负担,终于在十九世纪后期倒在了一个身为女人的慈禧的脚前。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了阴盛阳衰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乾坤倒转。

中国的乾坤学说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看到竞技体育上一时女运动员成为夺金主流,就会由衷地感叹:阴盛阳衰。似乎阴盛阳衰是很不好的事情,是历史在倒退。

然而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有两类不那么男人的男人。一类是太监,一类是男优(男扮女装的戏子)。太监(宦官)历朝历代都有专权的,难道说历朝历代都有阴盛阳衰。完成下西洋壮举的郑和,也是明朝的大太监。而京剧的繁荣,更是和男优的努力密切相关。

正因为这套阴阳互补理论,才导致在男权的中国社会里女性的才能遭到压制。女人必须遵行妇道,必须由男人保护、受男人和长辈管教。

其实早在老子,就已经觉察认识到女性的特点和特殊能力。

《道德经》里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我们谁也不说老子不是男人,没有男子汉气概,而是奉为大圣,甚至编排其为孔子的老师。

可一旦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样行为的人,我们又会下意识地这样认为。老子哲学是阴阳学说的一部分,却从没有对提高女性地位有丝毫的贡献。它反被用来加强男权统治,并使得官场潜规则更加发达。

只到了清朝的慈禧时代,女性的地位才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一个阴性的统治者,一个阴性的国度,一个个阴性的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放天足,女侠秋瑾,女子留洋,女性文学。一个阴盛阳衰的社会,恰也是一个女性得以施展才华的时代。

这种阴盛阳衰的潮流一直绵延到今。阴盛阳衰,才有了阴阳的调和。中华民族终于能够在世界上占到大国强国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也算是主角之一。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当我们重新审识老子、解知阴阳,到底什么才是阴阳的和平呢。

 

女人有男子气往往遭到赞扬,喻为“巾帼”或“不让须眉”。花木兰替父从军传为美谈,那些男子气的女强人更是女权运动追逐的对象。在世界女足运动尚处在奶嘴阶段时,中国铿锵玫瑰的绽放一时把男足压得喘不过气来。等到玫瑰凋谢,是否我们能重新思考女权主义者们无意义的叫嚣。

男人若是女里女气,必会得到一顿痛扁。在这个不够宽容与如此荒唐的社会里,同性恋被边缘化和妖魔化。似乎男子的女性倾向就是罪过,不仅不值得颂扬,而且还要竭力镇压。

然而,正是那些要求变性的男子和那些在同性恋中扮演女角的男人恰如其分又入木三分地实践了老子的学说。

泰国人妖男儿身、女子貌,其光彩完全盖过了真的美女。光此一点,就可看出男性更有妩媚一面。他们肩宽脸大,四肢发达。自古以来,雄狮就比雌狮漂亮,雄鸟就比雌鸟美丽。所以说,人妖恢复了动物界一向推崇的雄性美丽,真正还原了进化意义上的健美。这不正应了《道德经》章中的话:知雄而守雌。

近似人妖的,就是中国的男旦了。历来男戏子的美貌都是同性恋的一个根源和诱因,也被无数庸俗的编剧搬上视觉的盛宴。可他们内心的独白却没有很好的开拓。他们与人妖比较,更多了(性)文化的意义。看上去男戏子不容易遭到性侵犯,其实是同性恋的情结使得他们更容易走红。更加有趣的是,正是他们提高了京剧旦角的地位水平影响并导致整个京剧行的繁荣。

阴盛阳衰并非坏事,坏就坏在我们不能深透其中的动态趋向,只是就现象而论本质。许多人本对阴阳转换的辨证关系了如指掌,每日里朗朗上口地默念,却无法对现实当中的辨证实体(如:男戏子、男人女妆、男同性恋、不男人的男人等)持着喜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思想,也不能把他们当作社会归复自然进化的表征。

 

 

二十六  思想的消费

 

我们都是消费者,每天都要消费大量的资源。在新时期,我们的消费能力普遍增强了,我们的消费欲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也繁荣起来,以支撑越来越膨胀文化消费需要。

那些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们从国外移植技巧与思想,在一个小圈子里逐渐坐大,继而把小说的影响力扩展到影视。然而,真正第一个做到小说消费的却是王朔。王朔的小说具有先锋性当中颓废的一面,又把这一性质消解为“痞”,从而为消费者所接受。

同时,王朔与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的那帮人共谋,使电视剧达到了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水准。这是他们的贡献,他们因为先知先觉也先后成名、名利双收。冯小刚在影视方面继承了王朔的衣钵不是情谊所致,而且市场使然。

而崔健虽然堪称“摇滚教父”,但让摇滚成为消费品的却是黑豹乐队。崔健身上具有的反叛人格魅力使得他的作品虽然赢得广大青年人的心,却不能为商业社会所容。但黑豹不是这样,其歌曲风格十分适合消费型社会的口味,其精神特质也与王朔一脉相通。二者的共同点便是:京味背景,玩世不恭的态度,性格鲜明,思想简单。

孟京辉的时尚话剧同样如此。与其相比,林兆华更像崔健,那种与商人决不妥协的作风似乎也是至死不渝的。但孟氏话剧实在是开启了话剧的新时代,使话剧这个越演越赔不演不赔的戏剧形式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

第五代电影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的新时期历程非常相似,陈凯歌、张艺谋都是靠小说改剧本起的家,他们的艺术表现力也与当时的小说风格不能分述。张艺谋在《幸福时光》之后迅速转向消费型电影,使得他的市场业绩迅速达到了中国电影的顶峰。《英雄》、《十面埋伏》就是这种电影类型的典范,其特点是:叫座不叫好、职业道德大于艺术道德。陈凯歌相对较慢,但在其妻的帮助下也涉足进来,目前成绩比较平庸。

 

以上所论的小说、影视、话剧、摇滚,都以相继沦为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其现象及本身都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比吻合,虽称不上主旋律,依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植。

此外,可供消费者选择的还有很多文化形式,诸如:流行音乐,它天生就是为消费者预备的筵席;新闻,从《东方时空》开始;足球,甲A联赛的辉煌与中超的没落;胡同游;什刹海的改造;川剧革新;贺岁京剧;小香玉的电视豫剧;玄幻魔术;小说的VIP阅读;网络游戏;等等。

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思想了。

那么,思想是否也可以消费呢。

 

央视十套科教频道的节目很多都与思想有关,如《大家》、《百家讲坛》。这些节目提供给我们非常可贵的时代思想家活生生的画面和对话情景,还把我们带入到比娱乐更加广阔的个性的天地与思想的宇宙当中。但和所谓的“艺术人生”相比,央视十套还不是可以消费的思想栏目。这样的栏目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没有商业广告。此外,像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思想鲜明博大,也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感,但还是“学术著作”,不能归入思想消费的范畴。

虽然王小波的杂文更加深邃,却只在死后得到些许短暂的荣光。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笔记》等却是在拒绝思想成为消费品的可能。

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确实开创了思想消费的先河。虽然《文化苦旅》的基本情怀还是发旷古幽思,这个思想风格又是余秋雨这样的江南文人的惯用伎俩。但《文化苦旅》还是把思想降低到可以消费的水平上,使读者从中得到了一个消费者应该得到的尊重以及盗版商可以攫取的价值。余秋雨的作品就是将“中国智慧”和历史怀古披上思想的塑料布,在这块塑料布上却只能凝结出情感的露水。

还是王朔擅长此道,《无知者无畏》也和他的小说一样红红火火。而他的思想也在这场消费之后归于沉默了,这时候的王朔自称要为自己而写作了。

纵观下来,今日可以称得上思想消费品的玩意儿着实相当稀少,这也是个很有市场的卖点。那些电视上的社会文化特约评论员们已初具规模,但单薄的思维能力又难以服众。而个人化的博客文化的兴起,或许能奠基出思想消费的前景。我们于如此的荒漠之上将要看到海市蜃楼,应该并不困难。到那时,很多作家都将加入到随笔创作的行列中,比拼起语言之外的功夫。

 

 

二十七  新时期的创新运动

   

不知从何时起,标榜“第一”成了一件事是否有意义(意思)的急所。在这方面,精明的上海人总是走在前列。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一场赞助式婚礼。那要结婚的小两口因拮据而想出这么个主意:搞赞助。要赞助的方方面面可真不少,婚纱、场地、筵席、司仪、摄影、婚纱照,等等。这可是全国首例(第一个)赞助式婚礼,那些影楼、婚庆公司、公关公司、酒店都想靠着这个第一而产生的新闻宣传效应达到广告扬名的目的,于是纷纷提供赞助。精明的小两口靠着这个创意引来了记者,也就遂了心愿、进了洞房。那些赞助商也自以为聪明了一把,就等着芝麻结西瓜了。

可见,第一就意味着创意。而创意,一般也包含着“第一”。

还有一个残酷些的例子,应该不是上海人干的。它说的是有一个人得了不治之症,又没钱,就想让社会捐助。他找到报社,想让后者通过报导来募集好心人的滴水之恩。但报社说自己不是慈善机构,报道必须具有看点与卖点。于是,那个病者自己策划了一把,把捐助广告登到了一个地方杂志上。由于这样的作为在中国属于第一,于是新闻报道得以成立。病者也在新闻报道所激起的热心中得到了捐助。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媒体活跃其中,特别爱捕捉“第一”。在新时期的创新运动当中,一直就有这么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只手对“第一”的偏好已经胜过了新闻传播学可以容忍的标准,使得中国人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创新运动。

 

在这只手的推动下,更多的第一出现了:

第一个零工资的打工者;

第一个展示活体模特的时装橱窗(发生在上海);

第一个职业打假者(他就是王海,严重利用了消法的漏洞);

第一个走红的网络歌手(雪村,一个聪明人);

第一个吃屎的行为艺术;

第一个手机小说;

第一个发送短信垃圾的人

第一个刊登广告征召大款的二奶(她和刊登广告征召二奶的大款不谋而合,天生一对);

第一个地铁婚礼;

第一个水下婚礼;

第一次进行直播的辟谷现场(受到司马南的关注,指责其伪科学);

第一次直播国际战争(把正义与非正义昭然于世);

第一次直播航天飞机回归地球;

第一个人工美女(不知她的保鲜期和维修责任如何);

第一个被广泛报道的奇丑女(她因此变成一个美女);

第一个事业成功的毛人;

第一个飞越黄河的人(如果黄河变成了小河沟,这样的飞越是否依然是壮举);

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中国人(据说那里经常有很普通的游泳爱好者横渡);

第一个实名制下的裸体艺术模特(如今成了一名职业话剧演员)。

这还只是新时期创新运动的一个侧面。

在运动的正面,是全国人民思维的巨大发散。全民皆兵、全民造反时代久远了,全民下海、倒钢材的时期也古老了。

于是,一些人找到了与媒体长期共谋的机会。

 

第一个被叫作美女的作家是谁?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群体。其实,很多女作家都很漂亮,像池莉、王安忆。她们比卫慧、棉棉漂亮多了。可她们不算,她们只是作家中的美女,简称“作家美女”。

美女作家就不同了。她必须要把美女放在第一位,使用美女该有的语言,来赢得一个作家的名声。也许她不是个真美女,但她依旧是“美女作家”。

一定要记住这句箴言:使用美女该有的语言,来赢得一个作家的名声。

第一个被叫作美女的作家是谁?这似乎已成了无头案、呆坏帐。但不能忘记的是,是《钟山》搞了一个美女作家联展,才让“美女作家”真正叫响了。

第一个使用博客走红的“美女作家”,木子美。她沿袭了“美女作家”的名头,而且其平庸的相貌异常符合前述的标准。但她是第一个使用博客来传播其作品的美女作家,所以她也火了。

继木子美之后,出现了第一个公布裸照的“美女作家”,流氓燕。她又一次实践了“美女作家”的标准。虽然身材很水桶,依旧能以裸照笑傲。这样的写手也注定能火一阵子。

而那些走审丑路线的“美女作家”,更是深谙“美女作家”之道。

“第一”,总是能带给我们如此丰厚的回报。第一个国内网络邮箱,第一个网络门户,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第一个人才网,第一个房地产网。 网络经济的巨大报偿自不必说。在娱乐界,作出第一个抄袭国外样式的举动同样能举国轰动。

超级女声实现了这个现象。它可说是“美女作家”路线的集大成者。它先审丑,再审美;既媒体,又网络;不仅偶像,更花边;除了粉丝,还有八卦。它可说是满足了更多的人争当第一的欲望。

 

以前的创新者被叫做“改革家”,现在则称为“时尚人士”。

那些跟时尚之风而动者,他们注定思想贫乏、穷困无聊。

只有摸透时尚胴体、学会创造“第一”技巧的人,才能笑傲江湖、永葆青春。

有的人想把喜马拉雅山开个口子,引入印度洋的季风,使青藏高原变成鱼米泽国。

有的人想给长城内外都贴上瓷砖,保护好世界遗产。

有的人想让体育总局办一个气功训练班,以大面积提高奥运成绩。

有的人想要月葬。

有的人想用孔子学院对抗歌德学院和迪斯尼乐园。

有的人想通过高考作文复兴中国诗歌。

有的人想把克隆技术传授给九亿农民使他们一夜暴富。

 

而我更希望在华夏大地能出现这样的第一:

第一部以哲学家为主人公的电影。

第一次全民公决。

第一座自由论坛。

第一块文革纪念碑。

第一位拒绝诺贝尔奖的人。

第一代不被愚乐所迷惑的青年。

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

 

 

二十八  美女就是无产阶级

  

美女爱钱,那是天经地义。通常这样的美女一无所有,比无产阶级还无产阶级。而她们的美貌就好比无产阶级的理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总是看上去很美,实践起来困难。

这时资产阶级骑着白马而来,说,在无国界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我们先享受一下全球化的好处吧。

于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变成一整套世界贸易规则,美女们懂得了交换。以前是砸碎铁链,换取一个自由的全世界。现在是用无产阶级的理论去换取一个游走世界的机会。

美女们游走在一个个资产阶级的怀抱里。资产阶级也许会说出一些封建社会的语言,在大床上还会表达出奴隶主的淫威。但是美女不怕,因为她们坚信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而这个无产阶级的理论核心就是:资产阶级终将老去,而美女们是他们的掘墓人。

 

 

二十九  相对性感原理

  

最小相对性感,指的是认同异性的最低阀值。如果低于这个数值,就可以认为那个异性为同性了。失却了最小相对性感的认同,这个异性所具备的性别角色也就消失了。即使她(他)还保留着作为异性的性征,但还是要建议她(他)可以考虑做个变性手术了。

最大相对性感,与最小相对性感匹配,自然就是可容忍的最高的异性的性感特征和行为心理。超过了最大相对性感这个数值,一个异性在对方看来就可以用荡妇或者恶汉来形容。这只是过于激烈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女人气过重会遭到“妖精”的污蔑,或称之为病态美人。在男人身上,像张飞就算是超越了最大相对性感的一例,最终有了杀身之祸。

最大相对性感也可以应用在同性之间。超过了最大相对性感,就会出现同性恋。

由于每个人对性感的感受经验和忍受程度不同,那么上面那两个量值就该是相对的,而且,性感值的相对性本身就说明,异性之间的心理、行为上的差别并非是绝对的。

 

人妖可说是充分运用了相对性感原理。他们是男的,却能让同性和异性都觉出十足的性感。他们既具有男性的最小相对性感,也具有女性的最大相对性感。他们实在是恢复了雄性动物本身在动物界的美丽身份。

那些变性手术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受术者在最小相对性感和最大相对性感之间的平衡。那些要做变性的人,早就对自己的性感有了深入骨髓的认识。当他(她)认为自己身上具有了异性的最小相对性感,就有了变性的念头。他(她)会逐渐对异性的最大相对性感产生期望,并通过打扮使自己的异性相对性感值提高。当这个相对性感值由于自己天生性别的社会身份及生理障碍无法继续爬升时,就走进了变性手术室。

京剧当中的男旦也是这样。他们在生活中依然可以保留男子风范,只是在艺术中实施了变性手术。也有一些人把艺术中的变性特征拿到日常生活当中,造成了同性相对性感和异性相对性感的混乱,让旁人分外不得舒悦。而那些烂电视剧却把这样的恶心搬上屏幕,使全国人民对相对性感原理有了更深的误解。

想想吧,有了相对性感的这两个量值,我们是否会觉得这世界不再像二元结构那样枯燥了吧。

 

 

三十  美女的自恋

   

美女必然自恋,否则她就不是美女。但自恋不一定是美女,她可能是网络偶像。所以说,自恋不是网络偶像的错。

美女究竟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呢。要说社会的标准,只要看那些电视上的广告就能明白了。其实,那就是商业依循了社会的一般认识再加进去自己的理解而产生的标准。美体,瘦身,丰乳,嫩肤,修甲,去毛,纹眉,去脂,束腰,丰臀。

而美女也就在这样的社会商业标准中百炼成钢。她虽然自恋,然而标准却是社会给的。从她记事开始,就不断有父母、有广告、有老师来指导她形成一个美女的标准。直到最后,她完全依赖于商业的标准为止。但想想,那些父母、老师、同学、同事、亲朋,他们的标准不也是来自于社会与商业吗。

于是我想问,在每一个美女的内心,是否也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标准呢。

美女如果自恋,就必然是恋着一个自己的标准,而非社会的共有标准。想来想去,我想不出来。恐怕也没有哪个美女会说,我和你们的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以自美为美。

忽然,我能理解那些网络猛女了。我相信在她们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坚强地亭亭玉立着。

 

 

细节外二篇  爱情就是大海捞针

   

爱一个人,就意味着选择了孤独。

伟大的孤独,充实的孤独,剪纸一般的孤独。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多么危险啊,为所有识时务者所不齿。他们更倾向热爱祖国,投身集体的怀抱,被冠以博爱的美名。他们中的一部分更投身艺术,追求永垂不朽的孤独。

而我,除了爱,还有什么能力。

以爱的名义,我活在这世上。以爱的名义,我还没有自杀。

如果我碰到的不是她一,而是她二,我是否还会如此动容。

如果贾宝玉遇到的不是林黛玉,而是林非玉,他是否还会那般痴情。

我想至少我遇上一个女孩纯属偶然。那么,意义会在偶然中存在或诞生吗。既然一切都存有偶然,那么我的追求有何意义呢。贾宝玉和林黛玉要不是有一段木石姻缘般的定海神针在那儿戳着,能那么荡气回肠吗。

这就如大海捞针。大海里的那根传说中的针就是你要找的必然性,就像我和她相遇的必然性一样。如果你执意要找那根针,反而找不到。大海茫茫,何处寻针。所以你不能这样一意孤行。这样一想你反而可能找到一只玻璃瓶,瓶子里装着一封海员遗书。你还可能找到一副水晶眼镜,那是泰坦尼克号上的老太太留下的纪念品。你还可能找到一只瓷碗,那是郑和下西洋后清点货物时抛下的次品。你还可能找到一只胶鞋,那是我军在南沙战役时一个小战士不慎走失的。

对于这些偶然发现你真的在意吗。其实你内心里真正要找的还是那根针。针是什么?针就是那个非瓶非镜非碗也非鞋的抽象。可是,大海里的必然性就只是这样一根针吗。虽然大海捞瓶、大海捞镜、大海捞碗、大海捞鞋也相当难,但你认为那些都不是你要的。所有被你轻易碰到的东西都被认定成偶然的。只有那个无非也是凭偶然才能得到的东西却被认为是要找的针。

但针就一定存在吗,难以确定。但对针的追问一直在着。难道必然性只能存在于对必然的追问中吗。我追求她也是在追问必然吗。她是不可替代的吗。什么才是不可替代的呢。我不可替代吗。我爱她的可爱,她的可爱就不可替代吗。她有她的可爱,别人也有别人的可爱。她的可爱之处是什么呢。她的笑么,她的笑固然有特点,可谁都会笑,谁的笑都有可爱之处。她的从容么,那更不是谁的专利了。她的甜美么,她的年轻么,她的无知么,她的思想么,她的音容么。拨拉拨拉,哪一样非她莫属呢。她不过是这许多属性的又一个偶然的综合体罢了。

 

 

三十一  当观众比演员更幽默

   

人人都有幽默的细胞,只是有的是职业的,有的是业余的。职业的幽默被叫做“相声”,号称是“笑的艺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是说学逗唱。说练的是嘴皮子,很少能见到很幽默的绕口令。学是模仿世间万物,容易有很滑稽的段落。唱是练一副好嗓子,基本上不涉及幽默。逗是抖包袱,也就是玩儿幽默。

但并非围上个场子就一定能幽上一默的,这违反了幽默的发生原理。经常性地,幽默就沦为了滑稽。

渐渐地,相声演员把滑稽当成了幽默。于是更加滑稽,直到以自己的搭档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互相喷唾沫星子,给搭档下绊儿,讽刺搭档的长相,贬损搭档的亲属,人身攻击也被当成笑料。

如此滑稽的相声虽然也能引来笑声,观众却是在笑演员的滑稽和低能,而不是别的。或者说,这样的笑声是观众的下意识反应,要不然就得起一身鸡皮。

 

在剧场里要想逗观众乐,也不一定要靠幽默。在剧场表演的好处是可以比较随便地表演,有些二人转的意味,可以说些稍带黄色的段子也没问题。不像电视上那样,被各个部门审查之后才能播出。黄色小段儿和粗口又出现了,这是比滑稽更滑稽的一个层次。

观众在黄段子当中笑,是为了掩饰其低俗,是为了让剧场里的气氛不至于凝结成尴尬。演员不能自知,以为是自己的幽默打动了听者,反而更为卖力地贩黄。像在周末相声俱乐部,我只去过一次,却能听到开乳罩玩笑的相声,不虚此行啊。

相声演员下场前的最后几句也很重要,是最难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的好坏,能充分看出他们的作品是否经过了仔细雕琢和费尽思量。遗憾的是,大部分相声都是在俗套中结束了滑稽的表演,有的竟然像电视剧的某一集那样毫无前兆的结束了。这样的安排让观众在对相声失望的同时,更加深了对演员的失望。

 

如今很多主持人的脱口秀相当精彩,远远高过相声演员在平时的谈吐。从后者平时那些庸俗熟练而又无趣的讲述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们虽经专业训练,却没有练就信手捏来的技术,更谈不上现卦和“脱口相声”。

他们对先进科技的掌握以及世界政治的认识,和普通人无二。他们还活在传统的圈子里,不懂得幽默的本质是令人惊奇的创新。他们只会胡乱创新,根本不顾及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也就更加滑稽。

这跟相声的传承制度有关系。这种拜师学艺的方式使得相声不仅仅土,更要命的是传统的程式被一代代深入骨髓地继承下来。于是,我们见不到大气磅礴的相声能打动人心,我们也看不到讽刺现实的相声能深入人心。

我们可曾听到过谈论世界政治风云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说孔子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涉及航天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电脑意趣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三农问题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民主海选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环境保护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天文地理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保护民俗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可可西里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科学家故事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述缉私的相声。

没有啊,那些相声演员在这么多“没有”面前却已经不务正业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

如果观众比相声演员还幽默,那么后者该怎么办呢?

 

 

三十二  晚会歌曲的两段论

 

中国不知道何时出现了那么多的晚会,可能是太平盛世就要歌舞升平吧。晚会基本上有歌和舞组成,一般是舞伴歌,也有歌伴舞。

听听那些歌曲,基本上是两段。第一段叙事,第二段咏叹。然后重复第一段的旋律,但歌词有所不同。再然后同理重复第二段旋律。最后以高调歌唱最尾旋律片段两到三次结束。有的时候,最后那几个字还要像结巴一样重复一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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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连歌曲也是个八股,不然那些作者怎么赶得及呢。

自从戏曲有了程式,才能在同样的板调下演出不同的戏剧,才能让演员在观众的期待中唱出所谓的唱腔。

而晚会歌曲的程式完全就是在粗制滥造中期待某种板儿砖式的漫骂。可是,没有人扔板儿砖,也没有人漫骂,因为大家根本就不听这种歌曲。这种速朽的垃圾歌曲居然是在烘托一个很高尚或很伟大的晚会主题,实在让人作呕。更加作呕的是,居然我还听过这样的歌曲而且还要评论它。

 

 

三十三  马路边的一分钱

   

小明从马路边拾起一分钱,交给了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问:“你交给我了,我又交给谁呢?”

小明说:“我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我完成任务了。”

警察又问:“你完成什么任务了?”

小明说:“老师说的,‘捡了东西要交公。’”

警察说:“孩子,光交公是不够的,还要明白为什么。”

小明说:“我知道为什么,为了培养拾金不昧的好品质。”

警察说:“对呀。一分钱虽小,培养了好品质可了不得。”

小明说:“叔叔说得真好。丢了一分钱的人,是不会回来找的。但是,捡了一分钱的人,找回了很多很多。”

警察说:“小朋友你说得真好。”

小明说:“希望叔叔用好这一分钱,培养更多更多的人的好品质。”

警察说:“小朋友,我一定牢记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小明说:“老师说,‘做好事不应该留名。’叔叔再见。”

警察说:“小朋友再见。”

警察看着小明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多懂事的孩子呀!”

说着,他把那一分钱又扔回了马路边。

远处,几个放学的孩子正朝这边走来。

 

 

三十四  当话剧也变得时尚

   

林兆华开创了中国的小剧场话剧,后来被孟京辉发扬光大。后者超越了前者,也使话剧变得很时尚。前者依旧坚持着话剧理想,虽然也在时尚中冲浪,但票房依旧很惨。

孟京辉继儿童剧《迷宫》之后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新话剧《琥珀》。编剧还是廖一梅,孟的妻子,《恋爱的犀牛》也是她杜撰的。

孟氏话剧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姑且不论这些特征是不是移植自国外。其特征之一是比较荒诞。其特征之二是音乐歌曲助兴,运用各种姊妹艺术形式并加以改造。其特征之三是布景的后现代风格。其特征之四是孟廖式的语言组合和各种知识的奇妙灌输。其特征之五是情节比较简单,以各种插曲(小情节)来表现。《琥珀》再一次表现了这些特征,讲述了一个现代中国版“唐璜”的故事。

在演出完毕后孟京辉上台来说,《琥珀》在香港是彩排,在上海是预演,在北京才是正式公演。想必大多数来此观看的都是受了媒体的教唆,被孟氏话剧的花里胡哨所吸引。那天的保利剧场上中下三层观众席宛如大学里的集体宿舍,很多人站着看。可见宣传力度之大,这是孟京辉的拿手好戏。

而我辈早已是戏虫一般,对于这种明显带有拼凑痕迹的剧情不能恭维。纵观此剧,了无新意。它实在不能和《恋爱的犀牛》相提并论,男女主人公的恋情也完全落入某种悲欢离合的窠臼。过多的多演员表演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显得非常混乱。那场多床戏也没有演得尽兴,看的尽兴,草草收场。那个摇滚歌手的表演更像插科打诨的臭虫,是严重的败笔。用银幕上的电影片段来诠释剧情的手法,当初古榕在《孔乙己》里已经使用,它们都属于多此一举。

孟氏话剧已经是一个时尚的标签,有着一切时尚该有的那些特点。上演之前的宣传,类似国军追击红军时的狂轰烂炸。还要访谈主创人员,交通广播里有时能收听得到。以前的孟氏话剧,是在小剧场。现在则换到了最豪华的保利,这里的票价也最贵。在孟氏话剧里,最大的大牌儿当然是孟京辉。只是《琥珀》已经没有孟氏的气味儿了,除去调侃还一息尚存外。

 

话剧,至今和我的朋友们提起这个词来,还有人以以脸严肃对严肃艺术还以颜色。啊,话剧曾经是那么严肃。《茶馆》,《狗儿爷涅槃》,《龙须沟》,《推销员之死》,《阮玲玉》,《原野》,《蔡文姬》。这些虽然经典然而相当严肃的话剧根本就不能让年轻一代焕发出时尚的激情。

然而沧桑巨变,那些一脸严肃的朋友已经大大地落伍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公司加入到这一行当中来,尤其是小剧场话剧,可以受到短平快的效益。

各个文学经典被改编成话剧,有莫言的《霸王别姬》(比较火,说是话剧三部曲之一,但另两部一直没出来)、石康的《晃晃悠悠》(很逗,惟妙惟肖的大学生活)、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温情脉脉地)、萧红的《生死场》(场面火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写得臭,演得也臭)、歌德的《(盗版)浮士德》(很奇特的观赏感)、鲁迅的《故事新编》(林兆华导,票房很惨)。

话剧市场一片繁荣,每晚平均有三场话剧在北京的大小舞台上演。明星们有些本身就是话剧演员出身,有些客串演出,有些当起了票友(当票友最多是模特和主持人)。他们把话剧舞台当成了和观众亲密接触的媒介,水平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都很认真地把这种高雅艺术涂上时尚的色彩。如果经营策划得好,一出话剧赚个几十万没什么问题。这比电影的风险小多了,而且门槛低,几个人合计合计租个场子就可以鸣锣开练了,尤其是小剧场。

相对于荒漠化的各地话剧市场,北京可算极度繁荣了。这当然要归因于北京特殊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底蕴。而更重要的是商业的参与,才从话剧中提炼出诸多的时尚元素,如:

搞笑  这个特点北京人艺已经在很多剧目里实验了,直到孟京辉发扬之后才蔚为壮观,当然京味儿文学的贡献也不能抹杀;

迷离  利用灯光制造特殊氛围,有似夜总会、有似卧室、有似洗手间、有似初恋之夜,《恋爱的犀牛》在这点上做得非常棒;

无情  胜过煽情,这也是《淡了,添点韭菜花》失败的原因,它的主演瞿颖根本不会煽情,倒不如此时无情胜有情;

模拟现实  越逼真越好,就像何炅在《爱吃麻花我就给你拧》中表现的那样,一会儿装香港歌星腔,一会儿做足球明星状,一会儿玩儿成作家老爷爷,一会儿又成了秦始皇。

无意义感  这点最重要,即使有意义也不要让观众看出来,把它留给评论家好了。

 

 

三十五  什么玩意儿会流行

 

流行文化的兴衰,始终和世人的趣味相关。二百年前的畅销小说《红楼梦》今天读来,却成了高雅之事。八十年前的京戏就是如今流行歌曲的地位。凡是流行起来的东西,一定不会被认定为高雅,因为高雅永远带着小众的商标。东西流行不了,懂的人便少,便有了怪僻的面纱,以为很深奥,就成了高雅。所以说,只因和寡才有曲高。于是,看起来凡是文化上的玩意儿并不该以高雅、通俗来论,倒是有着流行程度的不同。

 

一个东西要想做到流行,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点。这第一个便是,容易看懂。

在文学上,小说比诗歌容易懂,所以也就能流行。电视剧的长度比电影长得多,也就更加通俗。由此可见,长的总是比短的更平白。这样的例子在流行文化中比比皆是,肥皂剧就很好地应用了这个原理。媒体在这方面,则起到了一个北京小脚老太太和上海妇人混合体得作用。它们把文化上那点儿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解释,甚至不惜用花边新闻来调动受众们的学习积极性。于是就有了一轮又一轮的热潮,大家互相嚼着舌头,把流行文化一点点消化,直到变成肥料,养育了芙蓉姐姐这样的花朵。

 

流行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能够不断出新。

时装业要不断举办时装发布会,把那些早已密谋好的流行色发布出来。流行音乐人们要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热情不断否定自己的旧作,推出新鲜单曲。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其阴险的目的就是搞出一个铁打的营盘玩儿转那些流水的作品。

在流行领域,新与旧的矛盾已经演变成新与新的争霸。流行文化的支持者以青少年居多,他们的生命意识就是:最新最酷最时尚。

 

制造偶像,是流行文化的第三个特征。

偶像原本也是普通人,但当他们成为偶像,其身上已经附加了巨大的资本投入。他们只能按照资本运行的惯性,像一个囚犯那样变成众人瞩目的人物。他们运行的轨迹在偶像诞生那刻起,就已确定无疑。偶像们将生活在镁光灯下,面对着如许阳具般坚硬的话筒,说着与流行性感冒等量齐观的口语,打发着他们看不见的无数目光。

偶像,实质上把人类的品种又一次作了划分。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流行文化必备的第四个特点。

为了赢得注目,流行文化不可避免要进行包装。又因其速食性,其质量难以保证,其包装便只能更加夸张、过度。当他们赢利时,他们赚取的社会财富里,有一大部分被浪费在毫无价值的包装上。受众看到了这样的金玉其外的包装,如同焰火般美丽,以为这就是流行本身。而这其中的文化内涵,却被忽略,因为它是败絮,确实不如金玉更接近文化的模样。

我在《中国文化垃圾论》里所提到的那些文化垃圾,基本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愈是败絮其中,愈要金玉其外。

 

很早就有人很严肃地提出了“严肃艺术”这个课题,想必他是看到了流行文化横行天下这个惨不忍睹的事实。只是这样的“严肃”,没有用对地方。说艺术是严肃的,这本身就有语病。艺术的内容必须是严肃的,才是严肃艺术么。那么,是否“严肃”指的是创作态度呢。

我们在上面也分析了金玉与败絮,明了那样的败絮就来自流行文化的蓄意制造。或许流行文化就是需要这样的败絮,就是需要这样的粗制滥造,而不是精工细作。可以说,他们的制造态度很不严肃。可有了严肃的态度,就一定金玉其内了吗。

 

而流行文化在向非流行文化转化时,我们倒是能看到那久违的“严肃性”。冯骥才在对民俗文化的拯救与挖掘中,把民俗文化当成了大熊猫,自然是一脸的严肃。这位寻根文学的主将终于找到了那不再流行的根,怎能不一往情深。

相声无疑也是这样的趋势。在以前,当相声还流行的时候,其表演者大多是撂地摊儿的人物。而和其它非流行文化一样,相声工作者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揣摩如何当好这个流行—>非流行的转换器。其中够资格的佼佼者,就被封为“表演艺术大师”。

 

非流行文化大多受到中老年朋友的追捧,这就意味着它们曾经是流行文化。

经过如此光阴的打磨,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精品,被称为“国粹”、“活化石”。最火的那些偶像死去了,新的偶像也没了前辈的容光。

商人远离,铅华洗尽,才露出文化的底色。

 

 

三十六  隐私就是保鲜膜

   

啥叫“名人的隐私”?

名人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本来没有隐私。

但名人也是人,是人就该有隐私。

这就是名人的隐私悖论。

名人的隐私也是一种消费品,是名人这个消费品衍生出来的,属于副产品,可能对社会会有副作用。

名人的隐私是一种特殊消费品。它不摆在货架的最显要处,而是放在仓库里,不时拿出一点儿来。它不以质量取胜,而是以出人意料博得价值。它自身并无多大价值,而是为了使名人更像个名人,这才是它的价值。

一般人的隐私是无名的隐私。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可以叫“无名烈士纪念碑”。一般人的隐私也就是人民的隐私,以无记名的方式组成民俗史。

而名人的隐私,它是名人的副产品,更是给名人镀上的一层保鲜膜。也许名人的社会价值、媒体价值、商业价值正在于有了这层保鲜膜。

 

 

三十七  开心辞典:二选一,你到底是公仆还是父母官

   

“这是一道真正的选择题,如何选择将分别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风、不同的观念。”当《开心辞典》里的王小丫把五个手指并作一面旗,就是在告诉你,“请回答。”

“受教育这么多年了,也。我选一。”

“公仆——。啊,你确定?”

“我……”

“你知道‘公仆’的来历吗?”

“我……”

“要不要求助一下亲友团?”

“好的。”

……

“你的亲友团要你选二,父母官。确定?”

“我……”

“你知道‘父母官’的来历吗?”

“我……”

“要不要求助一下在场观众?”

“好的。”

……

“在场观众要你选一,就是你刚才差点选的‘公仆’。确定?”

“我……”

“确定?”

“主持人,我能都选吗?”

“不可以。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在场观众选一,而你的亲友团选二。”

……

“时间到。正确答案是,啊,答案呢?”(低头寻找,而后扬脸)“场务,导演,编辑,佳明儿——”

 

 

三十八、“恶”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原因

 

  自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道德状况就一直是不断争论与辩驳的话题。潜藏深植在国人心中的道德并非一本清水帐册,而是一部兼容并蓄历史与现实、自身与他人、家庭与社会的天书。潜规则、行规、规矩、不成文的规定,这些都可构成道德的一部分。

  时代永远是领先的,道德迟滞在后。雷锋在那个时代可说是道德先锋,其道德观迎合了那个重公轻私的时代。这种道德似在昭示一个真理,道德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等到王海出现,人们才发觉,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道德越来越强调特殊性,关注每个人的私有权利。人的身份、角色也悄然巨变,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主人翁变成公民、消费者、纳税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各种经济形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里,也就同样地复杂化了。各种各样的新道德观出现、成长,就像大厦外墙上新增的一个个空调器。同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宗教也派生各自的道德。时代与社会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关联,道德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难以逾越。

  贪官李真在被判死刑后上万言书,写如何反腐。而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避免不了道德上的自诘。如果说贪官是这个社会最不道德的人,那么他们也是从我们之中成长出来的,也是我们几辈人不断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

  看着纷繁复杂的道德事件以及伶牙俐齿所溅出来的道德飞沫,就能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道德标志着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是多元的道德观,互相矛盾的道德观,处在不断调和中的道德观。

  道德的矛盾演进在当今这个时代已成为比奥运会还伟大的一项世界性运动。道德冲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东到西、从麦加到梵帝冈、从孔子到福柯、从小脚到钢管舞,到处都是道德那黑蝴蝶一般飞舞的身影。

  中国社会的进步,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当官本位的道德光环逐渐消退、金钱本位的时尚皇冠初露端倪,道德更像一场作秀的游戏。娱乐新闻中的炒作,大部分都与道德和良知有关。明星依靠了一些道德上的越轨行为让受众们继续记住他们。那些没有成名的则靠了给道德的当头棒喝一夜成名。恶名也是名。只要是名,不分善恶。

  社会广泛议论的话题主要聚焦在那些新事物上,它们的出生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不顺眼的。牛仔裤、迪斯科、卡拉OK、试婚、私营经济、个体户、典当行、染发、韩流、炒作、赞助式婚礼、跪式保姆、文字官司、私人侦探。据说,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但一窝蜂地把以上的所有东西都归入新事物,似乎很是牵强。

  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那么那些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又怎能是合理的呢。其实黑格尔是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合理”与“合乎理性”完全不是一回事。

  牛仔裤否定了的确良,迪斯科否定了忠字舞,卡拉OK否定了大合唱,试婚否定了包办婚姻,私营经济否定了一大二公,个体户否定了大锅饭,染发否定了一成不变,韩流否定了歌咏比赛,炒作否定了权威,赞助式婚礼否定了大操大办,私人侦探否定了司法制度。

  说到这里,道德演进的节奏已昭然若揭。时代的道德演进总是处在一个经济平台之上,才得以充分展开。道德的演进不是只朝一个方向,而是多方向地发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在时代的各个阶段中,在道德的各个层次里,都有一个“恶”的逻辑如同陀螺一般起到了动力的作用。

  我们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善”,会以为那是道德经行世界的结果。我们也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恶”,就会以为那是道德经行世界要打掉的妖怪。但如果认真深入去探解就会发觉,正是理性所表达出来的“恶”,才是使这个世界得以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

 

 

三十九、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物理老师深情地对我说:人类最早的光通信设备,就是我国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的结晶——雄伟的万里长城啊。

  在一个阳光灿烂春风荡漾的日子里,我又登上了万里长城,眺望着这座比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巨大亿万倍的光通信设备蜿蜒在苍山墨岭,畅想着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气魄和褒姒一笑时的幽默。我穿过一座座曾用来屯兵驻守的城堡,进一步发现了长城是人类最早的高速公路,而且还是全封闭的。这些心得真令我由衷自豪,并差点儿写篇论文。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说这个时代有个很奇特的网络,叫“Word Wide Web”(中文意思是“全球信息网”),小名“因特网”。它能够让世界上所有人之间交流信息和思想,这令我想起了世界大同。可还有很多人管它叫“Word Was Waiting”(中文意思是“世界在等待”),原来它的访问速度太慢了。看来乘飞机火箭进入大同世界是没戏了,只有靠汽车了。所以,人们又美其名曰:“信息高速公路”。

 

挑灯攀尽网千树,更织络,站如雨。

铜线光纤铺满路,模拟声动,鼠标光转,一夜群虫舞。

饱览台北黄金屋,笑闻相约聊天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因特幽悠处。

  

  如同宋词被涂鸦为现代派的戏语微言,我的田园梦也随着信息时代的莅临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而破灭了。

  我是读着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和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走过黄金时代那布满陷阱的青草地的,憧憬的是里夫金式的自然生活,每日与闲云野鹤为伍,和丘山沟壑图存,比竹林七贤更闲得桂花落,比陶渊明更急于唯吾德馨。

  

  商朝的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在公元前的某段时间曾被纣王囚居。他闲来无事便抽出褥席下的草根用曾曾太爷伏羲的阴阳八卦推演出了周易六十四卦。根据今天那些已经洞开天眼可见常人所不能见的天师们的说法,自此以后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都可打周易六十四卦推绎出来了。这种理论看来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更容易上手,对现实生活似乎也更有指导意义。

  待到春秋时代,孔子尊文王梦周公,仁义礼智信独成一家,温良俭让恭登堂入室。孔孟学说虽历赢政焚书坑儒,终由刘彻发扬光大。中庸之道渐成中国一独门功夫。正当大儒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地挑拣拾掇着君子小人的精神学说时,柏拉图却站在雅典城堡里对公民们说: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发现真理的人享受真理。

  据说古希腊最早的哲人泰勒斯就因精熟天象准确预测到来年橄榄丰收而大赚过一笔。如今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在这方面更是匪夷所思无以复加。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式计算器是德国人威尔海姆•什卡尔亲自制作的。而伟大的哲学家德国人莱布尼兹则发明了可完成四则运算的通用计算器。但德意志的思想成果最终还是在硅谷被山姆大叔给弄灿烂了。

  不过,莱布尼兹指出最早的二进位制是中国的八卦。作为四大发明传人,我觉得他还挺可爱的。早在电子管计算机时代,美籍华人王安就已经提出了利用磁性材料进行存储的思想。看来,在现代计算机的脉管里,也流着华夏民族的血。

  

  起来,全世界孤独的电脑。起来,还没上网的主机。满腔的电流已经接通,要为联网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网迷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黑客。

  从来就没有什么通灵学,也不靠轮船飞机。要创造网络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失去的时光,让思想在宇宙激荡。快把那屏幕点亮,升级换代才是时尚。

  这是最高的快乐,团结起来到明天,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高的快乐,团结起来到明天,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

  

  在这个时代,最有知识的不一定最会玩儿,但最会玩儿的一定最有知识。

  玩儿不过是轻松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网络中的游戏规则也是玩儿出来的。电脑网络厂商们根据自己对未来发展规律的设想制造着自己的玩具。规则就是市场上的共识,人们称之为“协议标准”。

  我回想起小时候玩儿过的很多游戏。用竹竿粘知了,能于万叶丛中辨认那黑头的位置。用网兜捕蜻蜓,放在家里天真地以为它能震慑肆意妄为的蚊蝇。在黑泥塘里捉青蛙,那时候的青蛙又大又傻。打炮仗,并数次挂彩。玩儿弹弓,吃过纸叠的子弹疼得我直闭眼。纸元宝、香烟盒、瓷儿片在我眼里就是堪与人媲美的资本。

  没经历过童年游戏熏陶的人,也不会有一颗永远年轻的玩儿心,也就达不到对玩耍价值的深刻认识。我看着那些在闪烁其词的显示屏边聚精会神的小孩儿们,感觉他们身上混合着信息社会的朝气和后工业时代的老成。他们不幸地落生在一个不需要动手、一切都已数字化的世界,而我却幸运地从一个无知无忧但商品还很匮乏的年代成长了起来。

  别了,我的儿时玩具。我将在因特网上使你们的精神不朽。我将珍惜每一寸网上光阴、每一段字节数据,为了我,也为了你们。我将直面这没有了你们的惨淡人生,我将永远为曾经拥有过你们而自豪。我会继承你们的遗志,永远葆藏着对游戏的深厚感情。游戏要从娃娃抓起。

  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网。

  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隐者、不朽的玩家!

  

  在联合国,有一次英、美、以色列的代表在一起聊天。

  英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就挖出好几百年前的电话线来,说明我们很早就有了先进的通信技术。

  美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就挖出好几百年前的光纤来,说明我们很早就有了光通信技术。

  以色列人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什么也没有,我们用无线。

  

  现在,中国电信的分组交换网连接了所有的县城,ATM高速骨干光纤网把全国省会和重要城市整合为一,因特网联系着千家万户,多媒体憧憬着各种新奇业务。

  再也没有人为抄写《金瓶梅》里的那些删节段落而夜以继日了。也再不会有哲学系研究生为本地图书馆里查不到福柯的英文版《词与物》而心烦意乱了。再也不必为查一个典故的出处翻遍《二十四史》了。也再没有人去造第二个“天一阁”了。

  孔老二说: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他的这句话除了语文课本上的解释外,还有深层的传播理念在里面:色情总是比德行更容易传播,知道莱温斯基小姐的人肯定多于雷锋爷爷。

  

  网络就是这样一种媒介,充斥着声音、色相和数据,是一切矿藏的渊薮和垃圾的归宿,是一切纵欲狂的天堂和失落汉的乐园。它销售新闻,贩卖真理,复制知识,使地球上的所有人一下子都从痛苦的白痴变成了沾沾自喜的先知,又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先知变成了幸福的傻瓜。网上传播着“0”和“1”组成的情感,就像我们用蛋白质和脂肪酸所构筑的友谊一样。亲情、友情、爱情、嫉妒、冷漠、仇恨,都能从1024X768的画面中分辨出来。

  传统的书店、电影院、学校、商店、邮局、餐厅等众多服务设施都将被移植到网上,这是一个虚拟的社区、一个虚拟的城市。那遍布大街小巷的电线、光缆、同轴缆,还有那与白鸽齐飞的无线电波居长天一隅的人造卫星,都是这座虚拟城市的神经。

  在这里,新的观念正蠢蠢欲动,新的道德将应运而生。是人,赋予了它生命,赋予了它勃勃生机。它自由地生长着,如离离原上草渐渐地连成一片,似星星风中火顿成燎原之势。

  

  我一直认为,如果人类没有因无聊的欲望而对原始森林进行了过度破坏,艾滋病毒本来也就是非洲黑猩猩之间的一种昂贵稀有的性馈赠。

  在电脑网络上,计算机病毒堪与艾滋病毒相提并论。可以说,它是美国科普作家雷恩在其1977年出版的科学幻想小说《PI的青春》(《Adolescence of PI》)中发明的。后来,美国的计算机安全专家弗里德•科亨博士通过试验使幻想变成了理论上的现实。

  关于电脑病毒起源的猜想也和艾滋病毒一样,莫衷一是。

  恶作剧说认为,人的戏剧才华之横溢之出众于灵长,是一种难以控制的混乱力量。看看吧,在世界各地上演的戏剧之多,无非是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不至于淡如水罢了。电脑病毒就是人类的戏剧本能之劣根性的产物。

  自我保护说认为,病毒是自我保护的产物,软件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用户不遵守商业道德的时候使他们的机器染上病毒。

  游戏说认为,由于《圣经》规定了人命定永远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人类也就放弃了长大的理想而对游戏人生充满了兴趣。电脑游戏之一就是看谁在网上能先破坏别人的机器而又使自己完好无损。

  我觉得如果电脑没有病毒的话,就像1977年以前,它还真很像件完美的工艺品。但当病毒出现了,2000年问题也发生了,我感觉电脑就真的成了一件艺术品了。

  病毒就是雕刻家手中的刻刀,病毒就是瓷窑里的熊熊烈焰。病毒是霜,是雪,是虚拟的世界里那无法抗拒和消灭的自然灾难。

  这就是人类所创造出的产品,它反过来给人类提出了新的问题。就像原子弹、空气污染、旱涝、战争,可以说,电脑病毒也是人类得以不断进化发展的非常规动因。

  

  如果茹毛饮血能满足人的精神,今天的狩猎业将比旅游业更加发达。人们大可以在长白山自由自在地打猎,也不必为伤害一只华南虎而坐牢。若是耕种庄稼、栽植果树或养殖牛羊能搞掂人类的欲望,今天的农林牧业将比电信业更加有前途。人们可以在田园风光里指挥若定地用电子技术控制一切作物的生长,陶醉在母牛身边像喝唯真矿泉水一样狂饮着鲜牛奶。

  然而工业的长足进展深刻地破坏了古老的森林与农庄。天空已镶满不锈钢的窗户,大地上结遍塑料薄膜,海洋被厄尔尼诺和科罗娜搅拌得如巨型小天鹅洗衣机,连上帝都偏爱通过原子钟记载世纪的轮回。人类不仅拥有一望无垠的田野阡陌,还亲手缔造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有迹无形的航空航海网,还有电话网、无线蜂窝网、广播网、有线电视网,甚至销售网、营业网、关系网。可见,人类比蜘蛛更喜欢也更善于编织网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脑网络一出现就倍受青睐并很快成为最时髦最高级的网络形式。

  人类逐渐褪尽了类人猿的脸毛,露出鲜明的面部特征。在社会里生存,人脸是每个个体为社会所认识的重要手段。在每张脸上都赫赫然写着:官职、地位、名气、财富、宅电、手机号、办公室电话、帐号、住址、网址。这些恐怕都是羽西化妆品所望尘莫及的。

  

  在模拟时代,长江模拟着黄河,农村模拟着城市,好汉模拟着绿林,儿媳模拟着婆婆,城市模拟着城市,单位模拟着单位,楼房模拟着楼房,人模拟着人。

  每一支农民起义军都模拟着现政权的制度,

  每一个朝代都模拟着上一个王族的命运,

  每一位新登基的君主都模拟着先皇的口气,

  每一位朝庭命官都模拟着忠恕人臣,

  每一个家庭都模拟着孝悌慈严,

  每一个男人都模拟着齐家修身,

  每一个女人都模拟着相夫教子,

  每一个学子都模拟着先贤至圣,

  每一个爱情故事都模拟着梁祝贾林。

  

  数字意味着可以任意存取,可以随便切割,可以全部删除,可以瞬间复制,可以打乱重来,可以压缩释放,可以量化社会的个性。

  数字跳跃了绵延的历史。我们听磁带上的歌曲,必须一首首地听,一首首地过带。而在数字式光盘上,可以瞬间从当下跳到其它任何一首上。这件事虽很小,却引出了我们阅读历史的新方式。

  因特网中使用的超文本传输协议,是对我们日常阅读方式的反动。在日常阅读中,书的句子、段落、章节、页码的顺序都由作者决定,读者是被动阅读的。而按照超文本方式做网上浏览,却能完全脱离三维物理世界的束缚,利用一组**指针,你可以选择某一部分并将其引申。整个文字结构乃至多媒体系统仿佛一个宇宙,任何一个星球般的信息分子都能与其它事物用引力相连,就像典故的手法扩展了诗意的时空。

  我们那么轻易那么流畅地打开着观念中的观念、思想里的思想、艺术中的艺术、欲望里的欲望。我们超越了“我注古人”抑或“古人注我”的星形历史抽象,达到无限**的菩提境界。数字教会我们新的思考方法,也许因此我们将不再以为我们的历史是如此沉重。

  

  在数字时代,模拟时代那千手千眼的观音变成了千网万站的利维坦,而一切模拟的历史、财富、文化都将转变为数字,从而成为共生的簇群。数字的空间融化了模拟的时间。所有地球上的民族、种族、群落都超越了历史的羁绊,因特网与数字为人类找到了相互交流的世界性语言。

  因特网不再面向连接,也就是说,人与人、站点与站点之间不再有必然的联系。根据互联网协议的原理,一个网络个体欲访问另一个,需先发出探询对方的信息,待对方作答确认后方可进入。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的权利是一样的,都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共享着带宽、软件、信息,分担着费用、事故、病毒,文质彬彬地各取所需。

  信息是全方位发散的财富,其普天同照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太阳。只有信息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平等。珠光宝气已变得俗气昭昭,信息社会自有它的信息贵族。他们比精神贵族更关注现实,比皇家贵族更具号召力,比明星贵族更有活力。哲学所上下求索的、艺术所苦思冥想的关乎生存的问题,都将在网络时代得到最可操作的解决。

 

 

四十、男人、女人@

 

男人爱女人,爱的是女人的自然属性。相貌、身材、声音、笑容、皮肤、头发、眉毛、嘴唇、耳朵、鬓角、发迹,都是男人梦魂萦绕的对象。而女人最可宝贵的自然属性当然就是纯洁了。于是,修补处女膜的生意不出意料地火开来,这可算是办假证行业的最高端技术了。

老辈人会语重心长地嘱托,女人要持家能干。可我们已经不在乎了,有保姆呢。但我们不能不看时尚节目,也躲不开集中营一般的广告。从这上面我们了解到社会崇尚什么、鄙夷什么,什么可以投其所好,什么只能弄巧成拙。凡是关乎女人的广告,大多和女人的自然属性相关,其焦点集中在皮肤、容貌、牙齿、身材、生理。

女人的美貌和青春是最可炫耀的,这是商业社会赋予她们的可供交换的资源。大自然里很多资源都因其自然属性而具有商业价值,像木材、煤炭、空气、水等等。女人更是这样。当然三十岁以后女人的价值另当别论,这就好比木材已然烧成木炭,完全是两种用途。

看到一个赏心悦目的女的是什么感觉,见到一个呕哑嘲哳的又是怎样刻骨铭心。人吗,就追求那么一点点内心的快感。女人们当然明白这点。她们宁肯化很浓的妆,随时开着空调,也不愿素面朝天。因为这样可以增强其自然属性的分量,并有扬长避短之效。她们去商场买的大多也是首饰时装化妆品,她们其实是去寻找和她们的自然属性相配的商品,使之得到维持和升值。

 

女人爱男人,爱的是男人的社会属性。男人的社会属性可分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大部分,女人都感兴趣。女人需要男人的社会属性来和自己的自然属性门当户对、天造地设。于是,女人的自然属性因男人的社会属性而发扬光大,男人的社会属性也因女人的自然属性而有的放矢。

现在的女人不会爱一个天然的男子,即使这男人相貌堂堂、或者小白脸一个。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当代流行文化思潮的影响,那些漂亮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大银行,那些丑陋的男人一般都是成功人士。看来,爱天然男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没赶上,也肯定赶不上下一趟。这很悲哀,但没辙。

男人的美貌很少在这个时代被提及,也很少有这方面的欣赏知识能够大面积传播。你可以说这是男权造成的,但很多男人一样希望了解一二。如今,连美貌、美丽这样的词汇都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否则就是语病。而男人只能讲很英俊,这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挺拔、壮实、英姿飒爽、健康。其实这英俊还是归结为安全感,还是能使女人因此联想到其内在的社会属性,即使那是幻觉。而更大的安全感就来自男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知识财富。

男人们为了自己的社会属性而奋斗打拼,甚至不惜行贿受贿、买官鬻爵。他们如此争来的社会属性就如同雄孔雀的开屏、火鸡的红嗉子。这些招摇过市的男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属性的高低强弱来寻找合适的女人,并把后者身上的自然属性与自己的社会属性一一对照,以调节身心平衡,把握下一个目标。

 

 

四十一、缘分还是猿粪

 

  网络上曾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黑猩猩不小心踩了长臂猿拉的大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她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结婚那天,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猿粪,都是猿粪哪。

  这个笑话可说是对缘分的极大嘲弄。

  但在很多人看来,缘分是神圣的,是上帝一手操纵,是土地爷精心策划。当然这只是假设。越是神奇,越是浪漫,就越是自我欺骗。

  缘分是一个可以解释正反两方面的词,邂逅是缘分,分手也是缘分。汉语里有很多这样的词汇,我称之为矛盾词。

  那么,缘分到底是什么呢?是偶然性里的必然性,还是必然性里的偶然性?

  过分的辨证只会让理性无法释怀,使感知无从皈依。说到底,缘分就是一种美好的祝愿,预设了上帝的存在,把极其偶然的偶然当成必然。不如此,那些海誓山盟就将失去理论基础,爱情也将变得苍白无力。

但这些依然是一相情愿。其实决定人与人相识的,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缘分。而是,趣味。只要趣味一致,这两个人即使相隔千里、天涯海角,也能闻着味儿凑到一起来。

 

 

四十二、爱情需要怎样的计算

  

爱情是这个时代、每个人共同而唯一的信仰。当日常生活当中的其它事物都以沉落为世俗的附庸时,只有爱情还如海市蜃楼般亦真亦幻。

爱情需要金钱来保障,这毫无疑问。但在使用金钱的时候,其中还埋伏着爱情的经济学,这就不是谁都能明白的了。

 

首先是自然价值的交换。男女双方在接触当中会给对方一个自然价值的判断,比如“帅哥”、“美女”、“善良”、“有气质”。在这一综合判断完成之后,在双方交换情感的同时,也在交换着物质财富。这些物质财富的表现形式一个是礼物(信物),一个是享乐。

享乐是最初的交换形态,比如吃饭、K歌、游玩。在这时候,男女双方共同享有,女方只得到了一半,故而比较容易接受。等到了男方送礼物的时候,女方就会掂量一二。过于贵重的自当不接受,女方自以为其自然价值尚不至于此。

有时候女方会请男方,那也是对男方自然价值的肯定。如果送给男方礼物,就更能说明赞赏之情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客套。如果是客套,只会有一到两次。当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就不是客气,而是意气相投了。

一般来说,物质财富总是从男方流向女方,因为相对来说女方的自然价值更大一些。美女们尤其料定了这样的交换,也就更加着意自己的装扮,以便使得男方在交换当中保持心理平衡。但自然价值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在交往的普遍撒网阶段,女方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另外,浪漫的爱情更是和经济学上的浪费分不开的。把玫瑰花送给爱人,这就是浪费。它产生不了饭菜所提供的热量和营养,它也没有书本所具有的知识,它更没有衣服的实用性。再看送衣饰。那些浪漫的衣饰往往都不实用,都含有浪费的气质,或者叫锦上添花式的多此一举。还有去KTV包房唱歌,它不会使人对艺术有任何的长进,仅从发泄(好听点儿,叫“抒发”)的角度看,倒是通过浪费达到了调节身心的目的。

浪费得越多,越让爱人觉得浪漫,直到登上泰坦尼克号去浪费生命。梁祝的爱情故事,首先是浪费了学业。要不是因为同在杭城求学,他们也不会相识。当梁山伯一听说原来祝英台是个女的,就立刻拜别师母下山而去。他们还浪费了自己的青春。本来可以一起私奔的却偏偏要化蝶。为什么?因为这样更浪漫。

就那些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爱情而言,谈什么哲学、文学、社会学,都不如商场打折、房子掉价、汽车跳水来得浪漫。那种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豪情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情感与商品一同过剩的时代,浪漫和浪费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爱情的发展也伴随着对双方社会价值的深入认识,尤其是女方对男方。在爱情初期,男方通过自然价值的交换已经全面地了解了女方的基本属性与功能。到了这个发展期,社会价值就成为双方考察内容的首选。而社会价值又可以集中表现在经济价值上。

女方一般将男方评价为上升股、下降股、潜力股三种。上升股自然要追捧,买涨不买跌也是此时爱情中人的普遍心理。要是下降股的话,就要考虑其是否有变成垃圾股的可能,需要心明眼亮,更要手段坚决。只有潜力股难以抉择,是买是抛,必须费尽思量、承担风险。

男方则用经济专业的水准来要求女方,希望女方不仅在婚姻家庭方面能像会计那般精明,更要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重大问题上能如分析师那样有长远的眼光。

 

爱情里的经济因素在其向婚姻转化时尤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这时候,爱人还是爱钱就很难分清了。如果说女方是因为男方有钱才嫁过去,这未免有些赤裸裸。可如果说女方是因为爱情才嫁给男方,确实难以服众。

其实,自爱情一开始萌芽,它就已经和经济纠葛在一起。那时候,含情脉脉的爱情还对钱字羞于张口,这很像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

可当到了谈婚论嫁之时,经济的重要性就通过订婚戒指表达了出来。它预示着婚后的生活方向和生产潜力,宣示着家庭稳定的基本原则。

 

 

四十三、合同制婚姻

  

合同制婚姻,听上去挺新鲜。事实上婚姻登记制度就是一个合同,但这是个长期有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在有效期内必须信守合同条款。可以提出解除合同,也就是离婚申请。合同没有规定违约责任,这是和一般合同不一样的。于是合同就可以轻易撕毁,受伤的大多是女方。

到了广泛征求民意后实施的《新婚姻法》,就规定如果一方不忠于合同、与第三者发生关系而提出离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样的违约责任包括了受损害一方在经济和情感上附加的诉求。如此看来,自《新婚姻法》颁布,合同制婚姻就真的完善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设想不到婚姻登记处登记而由双方自行签定一份婚姻合同。这样的合同可以一年一签,也可以签一个长期的。双方在法律上是同居关系,但在合同上则是婚姻关系。合同里当然可以按照双方的意愿规定一些权利与义务,也可以就未尽事宜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双方可以在合同到期前规定时间内提出续约要求,经对方同意就可续约或另行签定新的合同。这样的想法已经被潘军搬上话剧舞台,剧名就是《合同婚姻》。

合同婚姻看上去很没人性,很商业,事实上很多家庭在实际操作中就是这么干的。

 

先说那些看在钱的面子上嫁给(或傍)大款的,就是冲着一纸婚姻合同去的。虽然很多事项没有落到纸面上,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是灵犀一点通。就感情而言,那就只好放到第二位,她们(他们)以为至少是可以培养的吧。只要浪漫的氛围在金钱的营造下像那么回事儿,只要玫瑰花达到九百九十九,感情或许就能从无本之木上、从无源之水里生发出来呢。

再说说那些无爱情的婚姻。那些家庭可以陶醉在某种天伦之乐里,可以把一切幸福从孩子身上找拨回来,可以用亲情来代替爱情。但是有一样东西永远也不能让他们释怀,那就是隐藏在他们心中的那一份合同书。他们可能从来未提及这样一份家庭重要文件,只是默默地默契地互相支持执行着这份合同。越是心照不宣,就越是让合同占据了家庭的重要位置。这样的家庭生活难道不味同嚼蜡么。

最后说说那些频繁结婚离婚的人。他们手里一定有很多种类的合同文本,这个不合适了就换那个,那个不合适了还可以再换回来。他们不知道哪一份合同适合自己,自然也不能明白哪份合同适合对方。他们漂泊在合同制婚姻的幻想里,不断地修改合同条款,以为这样就能适应新的两性关系潮流。

 

婚姻,即使披着再美妙的爱情外衣,也是一种利益的结合。

爱情在婚姻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会变成另一个形式上类似合同的心灵契约。

它比婚姻合同更长久,应该说也更不易泯灭和解体。很多人即使婚姻关系已经破裂,那份心灵的契约依旧保存完好。

保存好心灵的契约,比维持所谓的婚姻关系,对一生来得更加重要。

 

 

四十四、视觉艺术的重复收费策略

  

  《大腕》是个孙猴子,一出世就骇了娱乐天地。《大腕》确实大,制作大,排场大,导演和演员名气也大。排戏在紫禁城,办丧事在太庙。真是以大开始,还要以大收场。一年下来,就数《大腕》让中国观众感到了大手笔和大气魄。孙猴子不仅有七十二变,他身上还有数不清的猴毛。孙猴子仙气一出口,猴毛就变成了无数的小毛猴子。于是有了盗版孙猴子,盗版之多只要数数孙猴子有多少汗毛就知道了。

  《大腕》的VCD版也出来了,据说是为了打击盗版,只卖人民币十五元。如此便宜的正版,让人垂涎。恐怕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多,只要不想着紧跟时代,落后一二个月的,满可以买个正版碟回家看,就不必踩着点儿到影院去了。虽说关着灯和素昧平生者一起做梦也是一种享受,可自己关起门来一个人做梦也没什么失落。但我还不满足,就在床上辗转悱恻,终于有了一个大梦。这个梦太大了,折腾了我老半天。我梦想着进电影院再不用买票,电影院二十四小时轮番地放《大腕》,人们随到随看出入自由。

   以下是我和一个网友的对话:

  

  这能吗?这可能吗?要是真的可能了,总得给个理由吧?

  看看,说着说着,你又在想《大话西游》了。这需要理由吗?需要吗?眼球啊,兄弟。

  大话眼球?

  张朝阳不是有个眼球理论,凭什么不能用在这里。要知道,发现真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会应用真理。

  怎么应用?咱们已经是很可耻的人了。买了盗版碟,在家庭影院里看了个够,还要怎样,够丢人的了。怎么还能进电影院不给钱,是不是有点过分?

  过分?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不能对自己说,这样太过分了,对不起电影工作者啊。你只能对商家说,太贵!即使已经很便宜了,你也要咬着牙根说,真是太、太贵了。知道么,商家永远有赚头,只要他还站在这里吆喝。你到底还是不清楚他的利润从哪里来,这就是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十块钱的盗版碟你还觉得贵?还要让电影院免费开放?盒饭都八九块呢,你看了一个电影,一个哦好多艺术家奉献给你的艺术精品你还觉得贵?

  你用词不准,说明你对这个世界体会不深。首先,不应该称艺术家,而只能称大腕。其次,这不是艺术品,而是商业片。它也不是奉献给我的,因为我买了盗版光碟。盒饭和商业电影的性质类似,都应该在十元之内,别管它是用旧锅做的,还是用故宫做的。那么,为什么要开放电影院呢?就是为了更公平。我们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去消费,每天都给政府纳税。你也看到了,哦,你看得比我印象深,你有家庭影院。《大腕》里有可笑可乐,有搜狗网,还有报丧鸟,这些都让我们时不时联想到现实。我们总有憋不住的时候,会像冲进洗手间一样冲进商店和超市,用振翅欲飞的钞票换回来那些可笑可乐的报丧鸟。

  哦,我好象明白了,有点意思。喔,好象冯小刚也是这样规劝那些知名厂家的。他说,别告我,我已经给你们做免费广告了,你们还要告,你们真是得寸进尺,拿我当广告箱了,别这样没完没了的,好吗?

  你说得有趣,可你还是没悟。我打个比方吧。比方说你在自己的电脑上用搜狗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结果得到了两份账单。一份是时间账单,你的邮件用了一分钟时间。另一份是比特账单,你的邮件用了三万个比特。结果你被收取了两份钱。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谁让你用搜狗网来着。知道你为什么穷吗?

  知道……,又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总是被这个社会、被别的人、被商家重复收费。

  噢,我懂了。那难道我在看《大腕》的时候也被重复收费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你可真是一只可笑可乐的报丧鸟。

  影视歌大腕们通过电影、电视和MTV等娱乐产品向社会重复收费。电影改编成电视,电视插曲又派送成金曲,影视剧本又出了书用以挤兑那些从不抛头露面的作家。最后,他们都成了广告明星,直接干预大众消费。大众,也称消费者,不仅义无返顾去买大腕们推荐的报纸、防寒衣、汽车,还要掏钱买他们的娱乐产品(书、VCD、电影票、DVD)。大众们自身到底拥有什么?大众们只拥有眼球,所以必须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球。对大众而言,购买盗版就意味着一种权力,也就是对眼球资源的自主权。这是避免被重复收费的一个重要手段。

  《大腕》提示了我,让我灵感勃发。既然尤优和查理王想用厂家的广告投资来免费操办泰勒的喜丧,同样的,大众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眼球资源来迫使电影院免费开放。而如果正版免费了,那么盗版还存在吗?如此一来,一个压在大众心头十几年的道德负担也就迎风消散,真是利国利民啊。

  在冯小刚的嘴里只有两个词:商业电影和盗版。二者看来是矛盾的,却也是唇齿相依的。被盗版的,大多是畅销的商业电影。商业电影靠着大众的眼球活着,不关乎人的心灵。而盗版正是利用了眼球的复性,赋予大众眼球选择的权利。而商业电影也离不开盗版。这里的离不开,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被动的离不开。既然是商业的,就是复制的,就是拷贝的。那么,商业电影就不可能逃脱被拷贝、被盗版的命运。还有一种主动的离不开。靠商业电影活着的大腕们他们的真正需要只是两个东西,人的眼球和商业投资。而盗版正好将商业电影送到了更多的眼球面前,它如实再现,现伪存真,扩大了大腕们的影响。商业投资者看中大腕的地方,也正是大腕们作为公众人物的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大腕们可以去拍广告,可以当形象大使,可以做一切有益于商品流通的工作。

  既然盗版给大腕们带来了更多关注他们的眼球,带来了知名度,带来了商业投资,那么大腕们为什么还要反对盗版呢?说白了,就是想不劳而获,就是想重复收费。大众已经在他们购买大腕们做过广告的商品时付钱了,可大腕们却还是要用他们赖以维持他们知名度的商业片来再赚一笔。

  我有点出离愤怒了。大腕们这么干,早晚有一天砸了自己的饭碗。艺术既然无价,就应该彻底免费。应该让厂商、赞助商向电影院支付大众观影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你混淆概念了。《大腕》不是艺术,是商业片,是商品。

  那当然,商品摆在商店里,难道我进商店也要钱吗?

  你又弄混了。电影院不是商店,它只卖……

  哎,电影院就是商店,就应该把商业片搬进商店。商业片就是广告,看广告还要花钱?

  你的意思无非是,以后的商业片和广告片可以同流合污了。《大腕》就是这样的典型。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从没有什么同流合污的感觉,我只是觉得艺术应该回到它的本位。

  什么是艺术的本位?

  无价。在消费者眼里,无价就意味着免费。当然,作家的书还是要钱的,因为作家就靠这个维持生计了。

  虽然你有点同情弱者,可你的想法还是很前卫。那么音乐厅呢?

  和美容院合并。

  有点意思,美术馆?

  搬到地铁站、车站、飞机场里去。

  那样一来,误点的一定很多。

  正中下怀了。误点了,可以让乘客多花钱,多滞留就多消费。

  对,这仿佛正是艺术的魅力。

 

 

四十五、当居民楼一层全变成按摩院

  

  当那些临街居民楼的一层全都变成了美发厅、按摩院,我们会看到一幅多么美妙的浮世绘啊。一到夜里,旋转灯就跟参加灯会似地一齐转动,霓虹也闪得格外诱人。行人驻足,如见罗敷。

  按摩院比饭馆干净,没有油烟,又是人人需要,最适合开在居民稠密的小区。以洗发为名,用按摩当幌,行卖肉之实。电视里歌舞升平,小姐的手就是回春的丹药。从此,丈夫再不闹离婚,再不嫌弃老婆的扮相。老婆怀了孕,也不至于担心老公出外遇。只消到门口楼下泄泄火气,当空放放空枪,也就是了。虽然破了些财,却纯粹是种生理需要,与感情无涉。

  中国人历来以身体为重,男女授受不亲。可是偷情的、扒灰的、插足的、露水的,历来不少。其实那些更多的是先解决生理需要,然后才生了情。可哪个男的会对楼下的小姐产生廊桥遗梦般的情愫呢。

  女权主义者又要发言了。那妇女权益谁来保障?一边是女色消费对女性不尊重,一边是下楼偷情、对女性不忠诚。她们叫嚣女权已经百年。她们可以改造那些被迫卖身的人,却无法阻止那些滚滚如鲫的女孩主动投身色情业。

  指责社会总是那么容易,可按摩院、美发厅、洗头房还是解决了很多没有一技之长的女孩的生计。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又以温州女最为闻名。有的就此沉沦,有的去学化妆并走上正经之路。按摩院就是一个转换器,使那些漂泊尘世的女孩们接触到大城市的文明与丑陋。她们还能利用劳动所得学习电脑、化妆、服装等技能,同时支持她们的亲人走出贫困,支持她们的兄弟姐妹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城市化、需要驱除愚昧,需要给三农问题一个小出路,需要给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一个解决之道,居民楼的一层全都变成按摩院又何妨?

 

 

四十六  家庭股份制公司

  

男女双方根据感情(爱情)的契约,到国家婚姻登记处去注册一个家庭股份制公司。他们都是股东,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一般来讲,男方自动就任CEO(首席执行官,总裁),女方自动就任CFO(首席财务官,总裁助理,财务部经理)。

公司的主要收益来自双方的社会性收入,首先是出卖自己的劳动、技术、智能而获得的工资和奖金。

其次是进行家庭投资。孩子是双方共同认可的首选产品,不过这是长线投资,有一定风险。孩子从小到大,不仅需要物质投资,更需要感情投资,能否得到回报还要凭孩子的孝心和男女双方的寿命而定。孩子如果是女的,还需要在选择夫婿的时候进行风险评估。孩子如果是男的,就需要对其孝心进行重点培训。各种技能、才艺的训练投资是为了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使产品具有差异性的竞争优势。

此外,家庭投资还包括了家具更新、装修、一日三餐等,这些开销都被记入公司生活性开销当中,属于CEOCFO共同的付出,必将在日后解体时得到清算,除非不解体。

CEOCFO经常在饭桌上和席梦思上召开经营会议,探讨过去的失误和将来的机遇。同时为了使公司团结向前,他们还要在会后做爱以增进相互的感情与了解。于是,做爱从非理智的冲动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沟通仪式,类似下午茶时间。

就家庭股份制公司而言,两位股东对公司的感情胜过了对对方的感情。即使对对方有所不满,也应该看在由心血凝结成的产品以及家庭本身上,把一腔悲愤放到事业的建设中去融化掉。家庭股份制公司因为利益和投入等的既得与既成,应该说是相当稳定的。

在这样的股份制公司里,没有找麻烦的工会,也没有类似罢工的危机,更没有太多破产的可能。应该说,日子是相当甜蜜的,公司的前景也相当明朗。

但一旦另外一个家庭股份制公司的CEO喜欢上了这里的CFO,或者那个公司的CFO非要这里的CEO跳槽,问题就出现了。

首先是家庭股份制公司的解体。两个公司都面临解体危险,这当然会对它们都带来损失。这样的损失不仅是收入、经济上的,还有孩子应该如何继续投资以及获得回报可能要打折扣,更有进入新公司后的风险。

但如果势如骑虎,也只好如此。这时候清算旧公司的资产和债务成了一件很烦琐且有些伤感情的事情。但既然是50%的股东,既然曾经付出那么多心血,自然要把清算进行到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迎接此后家庭股份制公司的重组工作。

 


四十七  后父系时代

   

汉字可算是父系时代的标志了,那些女字旁的字大多是男权的反映。现在网络、通讯、媒体都很发达,文字已然成了附庸。如今读图时代,大量信息通过图象、录象和现场直播方式传播,完全颠覆了文字的地位。

于是女人找到了发泄她们几千年郁闷的机会,仅仅通过作秀她们就回到了中心舞台。女为悦己者容,女人的美色真的是由男人来定义来决定的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她们面对镜头就已经找到感觉了。镜头那一端可以是条狗,可以是片大海,也可以是人。

 

这时候,我们可以在时代的山崖边看出一个仿佛地质年代的断层。反映到媒体上,像电视那么多频道,同时谈论那么迥异的内容。一个讲粮价如何艰难,一个大谈IT投资,一个正在播秀场风云。地质断层,沟通是不可能的,理解没有万岁。

有的男人还在父系时代里瞎混,他们把责任扛起,以为愚公可以移山。他们把自己累得贼死,然后对女人说一句台词,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之后倒头便睡了。他们有为夫的责任,也有为父的责任。碰上个婀娜多姿的小女人,他们没准儿还有为姘夫的责任,反正是负责惯了,概莫能外。那些贪官污吏,很多其实都是这么犯的罪,伸的手。他们以为这样才是真男人,伟丈夫。他们对妻子包感情,对家庭包责任,对情人包供给,可谓“三包男人”。

还有一些人,当然属于比较明智,抑或对时代发展把握准确、顺应时代潮流。他们决心当个三不男人,就是不负责、不主动、不拒绝。他们已然进入后父系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要求他们这样做,这个时代的女人们也要求他们这么做。女人们追求快乐,当然也不打算负责,所以她们对那些迫切想负责的男人有反感、有抵触、有厌恶,感觉上就像被三包了一样。

 

在后父系时代,家庭依然会继续存在,不然何以繁衍。但是家庭观念日渐淡薄,也是一个趋势。

首先是离婚率增长,这说明那种经久不息的爱情确实不如钻戒那样可以永远流传。

其次是爱情观念的转变。男女双方对忠贞的要求和期翼是同样的,爱情或许可以转变为亲情,但亲情不能替代爱情。

再次就是性生活多种多样。这点其实古人早已做到。但现代人掌握高科技和网络,有可能造就出虚拟的快感和更加奇特的意淫方式,从而减少对身体的依赖,使性生活趋向完美的精神体验。

最为重要的是,在后父系时代,女人不再以责任要求男人,不再按照男人富有的程度决定婚姻的可能。男人也从“男子汉”、“大丈夫”的窠臼中解脱出来,还原出自然本性。

 

 

四十八  理想夜生活

 

喧闹的白昼随着路灯的点亮一点点燃尽,一个被梦想点缀的夜铺上人生的餐桌。

我们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或有江风阵阵,或有海腥点点,或是高楼大厦,或是星火渔村。

在永夜将明神行不辍之际,或许会想,该有怎样的生活,才对得起这用了半个白昼来衬托的夜啊。

也许人生不是在寻找另一半,而是要为我们的夜找到理想的生活。

 

平日里定下夜阑时分的活动、而后一一展开,这是一般而成熟的路数。

和狐朋狗友摆上无数肉串和林立的酒瓶,便错把酒气当成了豪气。于是天地也近了,岁月也减了,人也变贰了。

华灯不华、夜色不色,耳热腮冷,朦胧中只有去睡的想法。

要么睡去家里,要么睡到歌厅,要么直接睡上按摩床。

在陌生的盥洗室里,黄不刺拉的一滩滩秽物,那便是杰作了。

在陌生的房间里,小姐以护士的身份帮助醒酒,但她的技术并不高明。

这样日久天长,也就生了厌,反倒恋上家。

可回家就意味着没了夜生活,只能在床上话一话巴山夜雨。老婆的眉眼儿不似从前那样双飞翼,老公的嘴巴也不像当初那般一点通。

于是又厌了,又得出来。

月光下,那离你并不远的静谧人生中,仿佛有无数的门在等待着你去打开。

于是吼一声,问这苍茫大地,谁煮沉浮。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北京过活,就能感受到一个文化大都会的气氛。

在各种名目的演出季里,每天能有十几场的节目。即使淡季,每天至少也有四五场。

这些节目种类很多,像话剧、歌剧、歌舞剧、芭蕾舞、音乐会、音乐剧、戏曲、马戏、杂技、魔术、木偶戏。至于皮影戏,难得一见,基本没有。

那么这位问了,还有演唱会哪。

我要说,在我看来,最土的莫过于去听谁谁的演唱会。拿着两只荧光棒集体无意识地挥舞,然后被那些假唱技巧高超的歌星打动,落下一两滴分不清是不是汗的泪。

真的,歌星们其实就是在表演卡拉OK,但卡拉并不很OK。所以还是去寻觅些个更上档次的品位吧。

 

我爱票贩子。没他们,就没我丰富的夜生活。或者说,我的夜生活就不会这么丰富。在我看,票贩子就是为我存票的人。他们忠实地等在剧院大门,等我去切,不见不散。我去了,就能以比票额低上至少一半或四分之三的价格赎买过来。因为,我是个戏虫,懂得各种演出实际的价格。

票贩子一般都聚集在一起,互相炒票,互通有无,绝对可算得上股票交易所的雏形。他们虽无马甲,却是称职的经纪人。头脑灵活,嘴皮子利索,眼疾手快,皮肤黝黑。很多来自东北,属于忽悠一族,大有“东北人都是……”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实诚,要不我能花那么点儿钱就进去吗,活雷锋啊。

票贩子手里的票也有分的。一种是赠票,这样的票一般都位置好,而且票贩子得来的成本也相对低,属于我重点追求的。

还有的,就是别人富余的。这样的票因为成本问题,价就不好压。那么你就得等一下,基本要到快开场的时候,票价有一个跳水。

但有些好的演出,票会一直坚挺到演出开始后二十分钟。如果你还挺下去,那就看看有没有明天的票吧。

这也是一个办法,你完全可以明天再来。所以对于比较抢手的演出,比如《云南印象》,千万不要到最后一场时才过来,除非你能走后台。

 

到得哪山唱哪山的歌,到得不同的剧院也要买不同的票。因为不同剧院的检票方法不一样,各种剧目上座率也不一样。

先说检票。像首都剧场,就在大门口检票。你蛮可以买张楼上的便宜票,然后到一楼就坐。在一楼,你先坐到过道旁的位子上,这样游击方便,免得有人持票过来移动不便。等到离演出还有两三分钟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在头一排,那感觉是很不错吧。

而长安大戏院这样的地方,就是上下楼分别检票,而且服务员查得很严。你只好买相应位置的票,但我建议你买楼上的,有进包厢的感觉。一般中央地方的大官来看戏,都坐楼上。就这一点,相信你立马就会有不跌份儿的自信了。楼上有最低票价,三十的。你可以坐在两侧离舞台很近的地方,既像悬空寺,又像飞机上的商务舱,能伸开腿脚,还能任意站立,极其自由。

至于剧目的上座率,那就来自你的经验了。受欢迎的剧目,价格就要贵,但品质高的剧目也不一定特别受欢迎,比如歌剧《刘三姐》。五十元就能买到三百八的票面,所以你完全没必要到窗口买票,更没必要定票,除非你是请女朋友,而且还是第一次,需要装装门面,那你就去买九百八的吧。

 

下面我想说说最主要的内容,那就是演出的节目内容。

北京最多的演出有三类,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戏曲,一个是音乐会。

音乐会主要在北京音乐厅和中山音乐堂。音乐是象征艺术,往往听完了会觉得亏。有时候还会一觉睡过去,就像上课一样,直到下课铃响。很不爽,所以劝诸位少去,要精挑细选。

戏曲也有很多,主要在长安大戏院和湖广会馆。湖广会馆面积小,价格就高。

长安大戏院比较实惠,最低可以到三十。以京剧为主,也有越剧、昆曲和川剧之类。其实戏曲就是当年的流行歌曲,只是现在的我可以把它们当高雅艺术来欣赏。

可见,艺术只有到了濒危的地位,才能高雅起来。很多年轻人不爱戏曲,那是他们还不懂得高雅的奥秘啊。

 

以前的话剧只知道是北京人艺,现在终于出了个孟京辉。孟氏实验话剧把一门小众艺术搞成了大众时尚,而且越实验越时尚。即便三月刚在保利剧院上演的《琥珀》真的不怎么样,也是可以原谅的。已经够难为他的了。

开始的时候,实验话剧一般是在小剧场演出,每次演完了还搞个交流什么的,特认真。或者说,特别让人感动。尤其到了现在,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交流的场面了,顶多散了后找人签个名,或者有些娱记上前围攻。

这,就是由孟氏始的商业话剧市场形成的标志:剧终后的交流没有了。

在小剧场话剧的逼迫下,大剧场话剧也好看了不少。各种文化公司开始运作话剧,于是有了《麻花》、《翠花》、《韭菜花》。

《淡了,加点儿韭菜花》是一出极其难看的话剧。瞿颖那个傻大个和糟糕的剧本让我怀疑一百块钱的价值。同时,我还觉出商业介入话剧有可能把后者改造成明星剧,于是淡了那就加点儿韭菜花吧。

《想吃麻花,我现给你拧》也是一出较早时候的商业剧,但很搞笑。从笑的次数上,观众就会觉得值,也就很成功。何炅演得很到位,这和他的工作经验正相关。于娜也比瞿颖更会演戏。于是我忽然发现,《韭菜花》不过是对《麻花》的拙劣克隆,而且那天毛宁还没上。

如果各位对话剧感兴趣,可以读读我的名著:《北京话剧印象》。可惜的是,我还没写出来呢。

 

对于歌剧,我只在解放军歌剧院里看过《刘三姐》。好美啊,比《云南印象》更好。那是从电影《刘三姐》改编过来的,扮演刘三姐的那个广西金嗓子名不虚传。最可贵的是,那天也就一半的上座率,还能唱那么好。

歌舞剧《云南印象》其实相当不错,有很原生态的东西,也就显出了杂乱。等到最后一幕,《雀之灵》里的杨丽萍跳得有些草率,可能是因为加场的次数多了些。但她在银色的月亮下的舞姿实在相当迷人,基本可以认为天堂已到,请下车。

芭蕾舞我也是头一次看,就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看来真是,小说优而电影,电影优而歌舞。《大红灯笼》有很多张艺谋的创意,甚至还融进了皮影手法,其实这在话剧里已经司空见惯。剧情简单,但舞美豪华,这是张氏艺术的主要特征了。

至于音乐剧我还没看过,大部分都是国外的,香港的张学友也唱过。最近三宝出了一台,我还没提起兴趣来。

马戏杂技魔术一般在朝阳剧院,我没去看过。

木偶戏自然在木偶剧院,我家旁边。我去那里看过半场电影。

 

这就是我的夜生活:看戏。

这戏,无论是话剧京剧,也无论是歌剧舞剧,更无论是音乐曲艺,都是一个梦。

而我,更希望每个晚上做两个梦。

所以我强烈建议,最好第一场演出从七点到九点。

而第二场,就从十点到十二点。

我想在京剧的锣鼓喧天中睡去,在芭蕾交响中鼾起,在“多谢了”的山歌中告别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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