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煌益科贸公司:邓小平传记(下部）

农业书屋收藏于2011.07.21
第八章百花运动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颚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吃饭①。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②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国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此外，他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因此，在1950年10月开始直到1953年6月停战的朝鲜战争期间，他起者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挥着五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大规模作战。他在党内和军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人物，并以性(此处有误。抗美援朝战争是由彭德怀指挥的，彭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治委员。--译注情耿直而著称。他代表着朴实和最具魅力的延安传统，即艰苦奋斗。
1956年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但他是在4O年代后期作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党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崭露头角的。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正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③。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而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上所说，毛在1953年指责他擅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并使之广为传播，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④。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5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的谨慎态度，不仅没有使毛决定在这个时候降他的职，或使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认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延安成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伙伴的，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其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刘于20年代初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呆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快）。对刘而言，也许他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40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这时，毛还不是党的任何一个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原注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祥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⑤
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1949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颇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以一个外交家和演说家的天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然而，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而庆幸；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全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的英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到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分子，拥护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匪盗和农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士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并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来辨别那些应该受到惩处的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决定。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非汉人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员，已被赶走。许多外国所属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没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在近代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一百年之久的外国经济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之后，领导层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四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很快便以"五反"运动而闻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或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一开始，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而制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并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时限）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好的陈云。成了他的上级别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129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人（由于他在1952年底采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8月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原文有误。邓是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译注)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同委员、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
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并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念。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一开始，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的：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⑥
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棒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⑦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观点：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体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大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⑧。
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⑨。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⑩
他所说的党的作用和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一个"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或在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剥削阶级的领袖"同"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因为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歌功颂德"等措施。"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⑾。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倡议者，从而为毛开脱了责任。因为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自已的个人崇拜。
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就是，党决定删去现在党章中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说的一切以乎使人们觉得，毛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同意这一变动，或者是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们一看到修改过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这一改动，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修政。党的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是这样向他们解释的，即对此问题无须作任何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从邓强调这个新党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准确无误的党章来看，这种解释很难使许多人信服。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译注)超过了林彪和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和洛甫。
这些人事变动以邓的连续升迁而告终。在四年之内，他从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六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⑿。他的升迁可能多少有点运气。但主要还是靠他的能力、才干以及处理诸如修改党章这祥复杂问题的技巧。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证明，毛对邓有很高的评价。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毛曾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这个人才华出众⒀。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想通过这场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党外的知识分子变为党的热诚的拥护者。他坚信，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有非党人士参加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他断定，防止中国出现像1956年席卷东欧那样的混乱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了他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

第九章谋求跃进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彼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①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么显著的效果。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进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一定会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性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两者都令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由一整套信条和若干决议组成，是1958年1－2月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共同商议作出的。该文件统称《工作方法六十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远，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工业和商业）……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②关于经济计划的段落表明，它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计划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制订的两套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计划所取代。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这种方法，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了几倍。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最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的完成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几个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阶层。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的形式来看，其实只不过持续了不到三年，它们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基层最广大的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这也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倾向于组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鼓励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鼓励妻子们在外出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各种活动和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也因为他坚信，这祥做还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开辟了道路。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起来的。同二十个月前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报告。他较早的报告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在他的这个报告是急躁和不现实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本人只讲了一次，而且十分简短。而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言不少于五次，而且异常兴奋，也使他的听众们兴奋不已。他批评了斯大林对发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宣称，全党目前的任务是"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几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坚信他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看他们以多么大的热情和有效手段使这条总路线付诸实施。
在随后的六个月中，全国七亿人民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紧接着就流传开了这祥一句话：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在这股"共产风"之中，许多公社实行了免费供给制--社员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为了响应毛在1958年1月发出的在近几年内农村要力争做到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当的号召，公社新建或扩建了数以千计的小工厂和小作坊，并以重新改装或以自行设计的机器设备尽可能地来装配它们。最后，当农村出现钢铁短缺，无法供给这些工厂足够的钢铁时，公社便开始自己生产钢铁。(此处有误。大炼钢铁是为了追求钢铁产量。--译注)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已建起了数十万个小铁炉和小高炉。有些公社多达数十个。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者去煤矿运煤，或者去操作小铁炉和小高炉。迫于上级领导的巨大压力，好多社员被迫拿出他们的水壶和铁锅，并拆下他们家里其他一切金属类的用具。然而，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华北的秋收季节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农忙时节田间劳动力的短缺，结果，一些农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割，荒在了田里。这祥做并没有炼出有用的钢铁；因为要炼出经久耐用的铁--至于钢就更不必说了--所必需的技术在农村并不具备，所以耗费数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只不过是数百万吨毫无利用价值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达到了两亿吨，是中国历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各省关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报告，断定粮食产量还要更多。8月，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了三亿多吨，12月，中央委员会宣布，粮食产量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使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不能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或者毫无用处，因而他们开始调整他们前些时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本人批评了农民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和国家银行系统过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他还请教了陈云，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也表明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组织动员的手段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钢产量的目标应当从三千万吨降至一干三百万吨，并主张应当把国民经济看成"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在各类产品上都做到自给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丰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几个决定。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规定在1958年巨大的粮良总产量的基础上，1959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还应当提高；总的播种面积应该减少。而且在这些已经减少的播种面积中，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的比例也应该相应地减少。正是这些决定使"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劳动了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而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积的毁坏。而这时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毛都赞成，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从现已公布的正式文献上，看不出邓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这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他也赞成"大跃进"的方法。
然而，邓的调子并不完全与毛一样。他不使用毛（或刘）夸张式的语言，也很少说政治挂帅或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一类的话，而毛把它视为这次跃进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也对农村小铁炉和土高炉的效能表示怀疑。他在10月份视察农村期间曾经说，他们应当引进技术。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个讨论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反对免费供应。
1959年，邓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他成为周恩来和陈云的合作者，此时周和陈都致力于按照工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钢产量指标（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书记处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有关公社的作用的报告之后，又召集了一次会议重新研究钢产量的指标。第二次会议向中央财经小组发出了一个指示，财经小组是毛决定重新起用陈云时成立的，它是由资深的党员所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看起来似乎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1959年这一年，党的领导层重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以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随后毛和自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打破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并造成了一种谁提出忠告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是一个豪爽、直率的人，在军内和党内他的同事中颇孚众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自述表明，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却深深地关心着改善中国五亿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他很重视党和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干部彼此间应当担诚相处，对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础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关系经常出问题。1959年，他与毛在高层政策即武装部队的性质问题上也发生了争执。毛想加强核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作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间视察了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地区，并坚持同农民和当地的干部谈心。他断定，这场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并断定，地方干部向党的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祥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的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推断。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并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于江西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他就"大跃进"的问题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他当然希望毛会亲自复信；或把他叫去谈话。然而事与愿违，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并在随后的一个篇幅很长并带有讥讽口气的讲话中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他的听众们强凋，他们都参加过彭所批评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他本人也亲自提出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进行批评；但彭在春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允许他发言的时候却一言不发。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了，并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有几个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上都作了发言另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诚的问题，那么只有二、三个资格最老的党员愿意并能够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弦易辙，向彭发起了总攻，并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把彭和其他三个人（包括毛在江西时期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二十五年来一直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发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彭辩护。四个月前刚刚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往曾热心致力于阻止毛的"家长制"行为，但(邓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用"家长制"一词来说明毛对他的同事们的态度。--原注)现在他对彭的攻击尤为激烈。
在9月召开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结束了对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彭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解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虽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不久后便不让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栋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给他。
林彪取代彭当上了国防部长，并很快开始了把军队变成他用来实现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了解到的能够投毛所好的方针改组了军队，然后便开始着手把军队变成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个堡垒。196O年秋，他说服军委并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单独地）应成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并普及了毛的讲话和著作的语录，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对此的反应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样。1963年12月，他号召全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全军政治部应按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的建制组成。从而颠倒了党和军队以党指挥"枪"为基础的传统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远离各级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这是因为毛坚持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是：所有对"跃进"一直持消极态度或带头响应毛自己早些时候发出的慎重、节制号召的党的干部。结果，造成所有的干部不能再提应当停止无偿占有劳动，不能再提应当根据农民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支付给他们报酬。1960年初，又发动了一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产量指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并且明确宣布，他支持政抬挂帅式的工业管理体制。
196O年，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援助，这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同意实行一条新的总路线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用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跃进"导致了一场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允许农民恢复"跃进"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然而这时，农村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一直能够保有一亿二千二百万吨粮食。到1960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一亿一干三百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O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两倍半和三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饥饿和疾病--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要严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后的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了有关这一时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现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说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跃进"及这场饥荒。"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邓小平由于腿部受伤，＊没有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邓在1958年一次打台球时折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见他的伤恢复得很慢。--原注)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后为彭德怀定罪的军委会议（在军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尽管他同彭从来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为彭的命运--以及毛的行为--而深深地担忧。据公布的一些材料记载，他对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但他并不是绝对不犯错误。这时，他又勇敢地准备再次重申这个观点。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也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领袖，毛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切不可把他同这个集体领导分开。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这场斗争（反对彭及其同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③
作为总书记，邓也一定发觉，要想避开毛所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或第二次跃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并不是对这两项运动发表主要讲话的领导人之一，从他在天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可能中苏关系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也许这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和60年代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签订的两国同盟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它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断绝同苏联社会一切来往的决定，这与他后来作出的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认识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险，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共产党，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显得十分的谨慎；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分表示这种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通过修正主义可通向彻底的反革命，其后果与赫鲁晓夫最初所持的有关斯大林问题和议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论题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需要有个"头"，而这两个"头"就是苏联和苏联党。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地球卫星--苏联最早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和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感到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使人感到不安。但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满足中国人所提出的有关帮助他们建立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一定会作出两国之间是信任和合作的关系这祥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顶点，随后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便出现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并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存在着美国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这样一个正式承诺，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俄国人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中国人在1958年8月底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便出现了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危机。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进攻苏联，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却开始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中印边界冲突的实际情况是，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武装冲突，并不断升级。三年后，挑起全面冲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和军事侵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62年10月22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1月22日，主动停火、后撤。此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再发生冲突，--译注)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访问北京时，他和他的东道主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都有可能提出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则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间才可能提出来。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进而声称，中国，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并很可能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同样，俄国人，尤其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赫鲁晓夫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给毛的那封有关公社的信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串通起来，而且他已就中国的事务同资深的中国党的成员达成了一致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的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只是到庐山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然而，毛这位这方面的老手必然会看出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一出现，便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著晓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处于了守势；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所以，事实是，中国人已经展开了进攻；苏联人在开始反攻前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196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和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三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二十六国党代表会议和八十一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八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④。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唯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莫斯科。他率领一个小型的党的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为首的苏联党代表团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论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而且自从1960年前后重新开始会谈以来，在关于态度问题上，一方总是认为另一方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中国人特别在两个问题上对俄国人表示了不满：后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间允许五万多人从新疆逃亡到苏联境内，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前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公开进行批评。至于俄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公然把他们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行为先是说成"冒险主义"，后来又说成是投降主义的说法，也极为愤懑。在会谈开始前，双方各自发表长篇的文件和声明，充分地和有针对性地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这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俄国人还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来说，同邓的代表团的会谈远没有同时在莫斯科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重要（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向中国的挑衅）。虽然赫鲁晓夫亲自为邓和他的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双方没有确定进一步会谈的日期。这就发出了破裂的信号，而且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标志着两党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否决了邓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件，也许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即使是有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毛已不再信任邓了。毛经常对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而且如果他对给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邓的能力有什么怀疑的话，他就不可能派邓去同苏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本人较量。无论如何，在这次事件后，他曾表示，对邓的表现感到满意。更为不寻常的是，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返回北京的邓，随后，他又指定邓担任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是为了准备写作关于这场论战的起因和经过的详细的、公开的报告而成立的。这个报告在1963年和1964年间分九个部分［简称"九评"］发表，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制定经济恢复的计划，组织一场旨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性和道德败坏等现象的运动。
恢复经济计划主要由四个人负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代替五年计划，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
邓对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项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由党的一位资深的党员监督起草；他还协调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个委员会的工作。
到1961年底，这些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制定出了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几套法规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文件和草案，它们基本上都得到顺利通过。有一种说法是，毛批评了邓在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公社后起草的一套文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反对作为总书记的邓为会议所作的"准备"。不管怎样，反正(一种说法是，在毛还没来得及讨论它们之前，邓便按照会议议程通过了一个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对此非常气愤，且责问是哪个"皇帝"胆敢越过他的权力擅自作出这些安排的？然而，并没有让邓靠边站或让他作自我批评；毛一定对邓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机构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长期规划所表现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规划几乎废除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存在，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却被剥夺了。主要的经济单位成为生产队，约有三十个农户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里平均约有四千个农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要负责其成员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付给他们报酬。以公社为基础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从此销声匿迹。个体农户又可以拥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的一部分地区十分普遍并以农业最终实现集体化道路为指南的政治体制之下，生产队可以同其成员就执行非农业的任务签订合约。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收成达一亿九干五百万吨，恢复到了发动"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放弃了毛在1960年所倡导的工业管理体制。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六十条的管理规划，邓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门化管理，并重新确定了工资间的差别。削减了工业的投资比例，关闭了许多亏损的工厂。结果，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者是返回农村，大大减少政府供给城市的粮食的压力。工业进入不景气的状态比农业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复却迅速得多。到1965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是1957年的两倍多，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由于石油产量的迅速提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邓本人有关发展的观点在1958年和1962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最迟在1959年10月，他盛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⑤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大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⑥
这个变化导致在他和毛之间产生了隔阂，毛一直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起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展到了管理体制即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管理，和奖赏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质的刺激和平均分配报酬。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同毛出现了分歧。
在重振党的士气问题上。邓也同毛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认为，一定要消除"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在关于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毛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党员严重缺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邓则认为，根源在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毛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受到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后来以《前十条》著称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发动起来的，《前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但很快就发现，地方党的干部并不愿意组建农民的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而书记处在9月间又发出了一个文件（《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从自下的改造转变为自上的改造。这时，毛似乎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仍然把这场运动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必由之路，并热切地期待着农民组织将成为其主要机构的那一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刘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公社呆了五个月，刘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呆上了两周，他们两人都断定，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已经腐化堕落，农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绝不能依靠农民来纠正地方干部。刘因此便起草了第三个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教育可能产生的结果，文件持悲观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队，对地方干部的恶习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而导致了对许多农村地区公社干部的详细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的干部的清洗。
《后十条》修正案仅实施了四个月的时间。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它们应当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这就又回到了《前十条》，增加了几段措词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毛也因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第十章走资派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
＊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第十一章粉碎"四人帮"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对江青这个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直对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访问苏联期间，还特意到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1973年夏季至1974年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年8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周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原文如此。--译注)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1956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的党代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没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他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省的党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许他相信邓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政治局。这至少把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人在党内的地位仍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作风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简明的发言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借机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真的美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1963年同苏斯洛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队。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一向是为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期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一套房子。他这祥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予的监视。但是，现在周确实病得很重。
从周和邓1974年4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译注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他们的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1974年3月初毛就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听他的话，不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说他们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种态度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还设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流"的同时，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O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小平当第一副总埋。"四人帮"感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外的损害。毛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总理。毛还希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说，事情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②。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③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持，他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④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⑥。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⑧。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得江青
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件，号召仍活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对任命邓当总参谋长一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仍是国防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大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月9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9月19日、2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来情势的发展趋势。"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同意华当毛的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江青当党的主席。但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一一否决。当叶剑英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鼓里。会议是10月5日。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月6日夜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被汪东兴的部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江青、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江青被带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唾沫。

第十二章处理善后
1976-1981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到行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本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谈话中，刘怕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干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二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④。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他说："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⑤。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叁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的，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以为，邓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专业技术水平低，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合作的情况。
在对外事务中邓也很活跃。在外事工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1976年，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个超极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与邓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大门，与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⑥。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激苏联。苏联此时正在东南亚和非洲实行扩张主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大贡献。他促成了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同国务卿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支持美国同中国亲近。1978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中国的新闻界没有批评他，而一年前万斯访问中国时，则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78年12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却附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但中国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空淡。美国此时已拒绝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她首次减少了驻扎在台湾海峡对面的兵力，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她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采取理智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
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同时开启了中美更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中日关系（此时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两国承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并给驱逐很多华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训。
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邓的计划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要让全党摆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发展代替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最高目标，并进行大胆的经济试验。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估计是对的，邓小平就是要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同时证明他本人1956年所说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了是正确的。
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译注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只强调毛泽
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O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空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未，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⑦。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来越不友善。
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朗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伤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陈云、彭真。而这些人一直对党领导之外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另外，这一运动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而邓小平以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在拟定完整的现代化政治理论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完成了这套理论之后，就在这时，他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与他1956年在"八大"上所作的报告同样重要，均可看作是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报告补充了他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待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本人与他的思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异：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⑧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91年8月中国最新出顺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但是，1979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祥的地位。
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反正1979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纲要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纲要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四倍，钢产量增加二陪。然而，当时许多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二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出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次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他自己则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四个现代化上。同陈云一样，邓小平也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发展计划只能带来反效应。但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通过协商和施加压力，在当年9月的中央全会和198O年3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政治局的四名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落选了，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他所领导的书记处几乎全是邓小平信赖的人。
1980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知道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那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⑨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主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⑩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
（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革"的做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少奇的一切指控。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魁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采、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训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跟着这样做过。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十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了多次修改。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征：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干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⑾
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