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康达医疗太差了:《乡村的前途》精华浓缩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1、 新农村建设的意义究竟何在？对此有三种观点，一是林毅夫的“拉动内需”说，即将它看作解决中国当前经济紧缩的权益之际；二是温铁军的“农民合作”说，即将它看作稳固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保持农村稳定和改善农民生活的策略；三是政策部门的观点，如陈锡文注重农民的增收、郑立新注重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作者则认为，“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另有深意，其核心就在于将农村和9亿农民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是“稳定器”和“蓄水池”。

2、从现实形势上看，第一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第二农民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此，企图通过市场化和城市化来解决农民问题就变得不切实际。比较理想的做法是通过“减支”来倡导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乡村生活方式。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很多具体的工作需要去做，比如大搞文化建设、反对消费主义、增加公共品供给等。就实施这些工作的组织依托而言，作者认为乡村党政组织仍然是首当其冲的选择。

第二篇：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政策：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1、  按照常驻人口来计算城乡人口的比例是不科学的，实际上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不是36.09％，而是大约30％，中国的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不但如此，未来50年内，城镇就业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都不容乐观，这些就注定了农民问题长期的至关重要性。

2、  现在农民的生活状况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是历史上最具有生存保障的阶段；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被置于极其边缘化的地位，相对剥削感越来越强。为此，必须思考如何再造农民的福利。

3、  为了提高农民福利，作者提出了一个名为“乡村建设”的五十年、三步走的规划，具体而言则包括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措施建议，诸如：（1）提供基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2）保持模糊的土地产权；（3）依托集体来提供水利、电力、公路、大型农业机械等公共设施；（4）通过规划聚居的办法增进村庄文化氛围；（5）倡导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大众化消费理念；（6）将富余的高校毕业生同贫瘠的乡村教育结合起来；（7）植树造林、美化环境、再造秀美山川；（8）发展农民间以互助和换工为主的合作服务；（9）提供一套适于农民生活、化约市场经济，而非帝王将相、官员大款的大众文化；（10）以集体活动来重造村庄舆论、村庄文化、村庄加值；（11）重建家庭伦理，强化子女孝顺、父母慈爱。

第三篇：乡村建设的三重意义

1、 未来50年内，农村人口将相当稳定地保持在7亿到9亿之间，由于农民收入与整个社会的收入之间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此农民未来的出路问题以及农村能否成为稳定器对中国的现代化极其关键。

2、  由于庞大人口的存在，构成传统的以高消费为暗含前提的资源与环境基础在中国变得不再现实，这就注定了我们必须去设计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建设新的乡村文化。

3、  新的乡村生活只能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为导向，它肯定与以广告和时尚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这也恰恰为中华文化的带来了希望和契机。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1、  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比例是大约30％，未来30年内农村人口依然庞大，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如果我们不想造就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就必须认真实施新农村建设。

2、  现在农民的生活状况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是历史上最具有生存保障的阶段；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被置于极其边缘化的地位，入不敷出的相对剥削感越来越强。因此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解决之道可能是倡导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的建设。

第五篇：20世纪乡村治理的逻辑

1、20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之后，县乡两级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国家得到的其实很少），就需要通过熟悉地方情况的村级组织与农民打交道。在此过程中，村干部借机搭车收费、获得好处。由此，乡村两级形成利益共谋的关系，农村内部的干群关系也日趋紧张，到20世纪90年代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农民负担急剧增加、村级债务居高不下，村级资源变卖一空，乡村社会由治到乱。

2、从20世纪的全过程来看，只有人民公社通过以村庄为本位的公共品供给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国家与农民的交易问题。进入21世纪的取消农业税尽管意在打破既有腐败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但在走出现实困境的具体操作上仍然是征途漫漫。

第六篇：新农村建设中的六个问题

1、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增收，而应该在于减少农民的支出，并使他们从文化和社会层面重新找回主体的体验和生活的意义。

2、  管理民主和村民自治固然值得提倡，但就现实状态而言，除了少数富裕地区之外，企图依靠立法的方式真正实现乡村选举中的公平、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

3、  配合税费改革所进行的撤乡并镇、合村并组、裁减人员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事实上，原有乡村组织依然是新农村建设最值得依赖的组织，重要的是如何转变它们的职能。

4、 依靠民间组织来重建农村秩序的设想并不现实，除了存在较强宗族力量的地方或者集体经济资源丰富的发达地区有一些农民维权组织之外，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乡村文化组织。

5、 不提倡乡村组织在经济建设方面花费过多精力，它们的行政重点应该投向维护农村的基本秩序、提供乡村生活的基本公共品。

第七篇：新农村建设要五大建设并举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寓意深刻却常被误读。实际上，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村经济这一实体层面，还要注意农村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抽象层面；它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个人权利的提高，还要注意村社组织公共权力的保存。

第八篇：新农村建设要强调村社本位

《物权法》尽管备受推崇，但是却忽视了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它过多地强调了农户的原子化权利，进一步弱化了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村社的公共权力，这就必然会导致乡村在物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全方位衰败，以及乡村居民福利的全面损失。

第九篇：瞻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寄望于真正的以农民为本位，而不是盲目的城市化；寄望于对农村全面的建设，而不是仅仅以经济为唯一指标；寄望于强有力的乡村基层组织，而不是一盘散沙。

第十篇：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增收，而应该在于减少农民的支出。开辟低消费、高福利的农民生活方式是唯一现实可行的出路。

第十一篇：乡村建设重在文化建设

实践表明，农村文化建设效益显著，因此，采取措施广泛开展适应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文化活动，让农民从文化活动中或者快乐和福利，是今天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

第十二篇：农民福利的计算

农民的福利不能以现时泛滥的经济指标来衡量，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必须站在农民的立场来思考他们所希冀而又可以触及的福利。

第十三篇：破除农民增收的神话

庞大的农村人口、过剩的剩余劳动力以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处境共同决定了，期待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不切实际。

第十四篇：再谈农民增收

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不切实际，政策制定者必须拓宽思路，将越来越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使用到农民增收之外的其它诸多增加农民福利的事业上去。

第十五篇：农村的希望在于乡村建设

    农民们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理想的乡村建设中，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应该直接分配给农民家庭，而应以乡村组织为主体，用于以公共品提供为主线的乡村建设事业。

第十六篇：以外部资源促内部发展

呼唤外部资源进入乡村，进而在增加农民自主参与精神的前提之下，真正促进农村发展。

第十七篇：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结构性前提

    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差异决定了大规模欧美式的城市化在中国没有可能。

第十八篇：农民组织起来的五种形式

1、 乡村行政组织在中国大部分农村依然是最值得依赖的农民组织形式，决不能退出。

2、 以用水用电协会为代表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实际上都流于形式。

3、 除了有较强宗族力量或者集体经济资源丰富的发达地区，农民维权组织难以为继。

4、 农民文化娱乐组织可行、有效，应当大力发展和倡导。

第十九篇：乡村组织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中坚

1、 取消农业税之前，由于需要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因此，乡村两级构成了捞取好处、祸害村民的利益共同体，这也正式庞大的村级负债的缘由。

2、 取消农业税之后带来了正反双面效应，一方面，乡村利益共同体被打破，出现了官退民进的自治的希望；另一方面，黑社会、灰社会性质的NGO迅速跟进，国家的财政直接分配给了农民，基于集体的四两拨千金的初衷出现困难。

第二十篇：村民小组长：要还是不要？

全国60万个村，约600万个村民小组长。尽管裁员500万人可以省下25亿的年支出，但是失去了这些公共事务的组织者，村庄的治理变得更加迷茫和困难。

第二十一篇：乡村组织向何处去

乡村组织应该有权力，否则就无法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很重要的是，这种权力不应该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而是因为来源于基层、对基层负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事一议实践得并不成功。此外，获得权力的乡村组织主要任务不应该是发展经济、完成财政任务，而应该是提供、提升乡村的基本秩序。

第二十二篇：乡镇直选要慎重

当前乡村两级存在的问题依靠何谓的乡村直接选择和乡村自治是无法真正解决的。比较可行的方式是重新定位乡村职能，促使他们在完成必要的行政任务的同时，着重提供与农民生活和生产相关的基本秩序。

第二十三篇：乡村治理中的“搭便车”问题

1、 昔日熟人化的村庄中，农民并非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他们受到村庄中软硬两个方面的地方性知识的影响，软的如村庄舆论；硬的如宗族制度。

2、 近年来，两个力量使得农民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情感迅速的弱化，搭便车现象严重，农村走向原子化、扁平化。一是无处不在的市场经济的逻辑；二是实际上在保护着个人权利的国家权力的渗透。

3、 克服搭便车的办法有二，一是重建人们对社会收益的敏感性，二是重建农民的集体情感。就前一个来讲，刹那回到传统局面已经不太可能，可行的办法是从扶助弱势群体着手，逐步利用公共活动的积极分子，重新生产社会舆论。就后一个来讲，则必须强化村社的权力，尤其是赋予村社在土地调整、集体资源上一定的支配权。

第二十三篇：农村水利投资：投向何处

在大水利难以被农户直接使用时，离开乡村组织支持的农户水利协会难以克服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农田灌溉落入困境。2005年中央提出投资农田水利必须谨而慎之地考虑资金的投向以及大小水利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二十四篇：要纺织千家万户搞水利的局面出现

同上篇

第二十五篇：农民土地问题，什么农民的土地问题

1、 对于绝大多数农地上的农民来讲，土地只是构成了农民基本的社会保障，若指望其实现小康生活，没有可能。

2、 因土地补偿涉及的巨大的受益只是城郊或者发达地区农民的土地问题，而非大部分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实际上，一旦土地私有化，将会有大量农民破产涌入城市。贫民窟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比较模糊的、较不明确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才是上策。

第二十六篇：农田水利及其效率

人民公社一方面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农地效率，另一方面则确保了水利之类的公共品。承包制一方面解放了农民积极性和农地效率，另一方面则面临着水利为典型的公共品困境。为了解决之，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利用工商业的反哺资金加强国家对大水利的投资；其二是通过农地制度创新来节约小水利的建设和维护成本。（通过村社在一定范围加强集体性？？）

第二十七篇：从土地纠纷说起

不允许村干部插手土地纠纷，一定要将土地使用权固定下来甚至要让土地私有化的做法乃是忽略了村庄的共同体意义，实际上，目下维系村庄集体伦理的最大财富恐怕就是土地的集体所有。

第二十八篇：土地纠纷解决的范例

“完善”的寓意在于允许“大稳定、小调整”，即目前比较模糊的、较不明确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才是上策。

第二十九篇：农村文化活动纪事

内生的贵州凯佐的大补羊妇女会、凯佐铺运动会，以及外生的湖北四村的老人协会告诉我们，必须从农民的文化活动建设来关心农民的福利，这其中尤其可从辅助弱势群体着手。

第二十九篇：温州农村的考察

温州老人协会说明，只要有来自民间的资源注入，老人们便可能提高对自己、对村庄的生活预期，从而改善整个村庄的面貌。相比之下，缺乏民间资源的苏南、苏北地区均不理想。

第三十篇：老人协会的积极分子

1、 成为积极分子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威望；二是时间，因此，老干部，第三种力量比较重要。

2、 扁平化、原子化使得许多村庄的党员之类的积极分子现在变得泯然众人，村庄内生秩序的现状实在堪忧。

第三十一篇：农村老人的处境

那些道德及舆论比较强的地区，老人自杀率一般不高。我们不能指望家庭的进一步分解或者健全的法律来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切实的措施是，第一，重建村庄道德舆论；第二，组建老人协会丰富他们的生活。

第三十二篇：当前农村政策调整过猛

中央的惠农政策比如粮食涨价和直补到户尽管效果是立竿见影，但是从中长期发展前景来看，不能解决农村存在的结构性难题。而要想解决之，就必须充分发挥乡村组织在文化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第三十三篇：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形势

以应对财政困境为中心的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比如提倡撤乡并村，并没有把握住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以致当下许多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存在困难。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村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当前农村的无序，可谓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险情。

第三十四篇：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之前乡村两级同流合污造成了大量的村级负债，取消之后他们开始注意手段，逐渐按照程序办事（未必！！！），其反面的效果是县乡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把七站八所全面推向市场化。

第三十五篇：取消农业税对乡村组织行为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之前乡村两级同流合污，取消之后村干部被县乡所抛弃，他们在提供乡村公共品方面一方面意愿不足，另一方面能力不够。

第三十六篇：解读“后陈”经验

浙江后陈村的监委会有效的监督了村务决策，而其前提条件是，第一村集体有强大的收入，第二是存在积极参与的精英人物。如此，在绝大部分中西部农村，没有实践的空间。

第三十七篇：土地调整与村庄建设

土地承包法尽管是本意良好，但是却使得湖北荆门这样的农村村民借助之不再顾忌道义的压力，进一步瓦解了村庄共同体、切割了村庄内部联系、加速了村庄的原子化和衰败局面。

第三十八篇：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

从村民之间纠纷的调解可以看出，今日的农村已经被现代的诸多因素（现代媒体、通婚、打工）所切割，这个昔日的熟人社会已经蜕变成为一个半熟人社会。

第三十九篇：合村并组、遗患无穷

全国70万个村，约700万个村民小组长。尽管裁员700万人可以省下35亿的年支出（与第20篇矛盾）。但由此造成的对村庄原生治理力量的破坏可谓深刻。

第四十篇：农村调节与乡村干部

乡村干部的裁员和被遗弃使得他们不愿再介入农村纠纷的调解中去，农村内部调解力量逐渐丧失，法庭实际上也没有发挥作用，部分地区出现黑恶化趋势。

第四十一篇：乡镇使坏、村级负债

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同流合污，基于拍卖集体财产和集体借贷，造成了大量村级负债。

第四十二篇：村两委的关系问题

传统型的两委关系：大多数农村村支书为主导、村长为二把手。

几巨头的两位关系：在几个宗族力量鼎立的村庄，各自派出一个代表作为干部，形成均衡。

无序型的两位关系：村庄经济收益很少，干部职位吸引力较差的村庄，两位关系无序。

第四十三篇：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

中国传统的村庄社会是一个自主生产价值能力很强的社会，生老病死、社会治安、鳏寡孤独都都能有所照顾。反观今日，恐怕需要很多办法来弥补提高。

第四十四篇：值得研究的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

我们必须注意同一政策在不同乡村地区的实施结果。

第五十五篇：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

研究旨趣的变化：从村民自治研究、到乡村治理研究、再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既要包括那些公开的阳面的基础，也要包括那些隐蔽的阴面的基础。而关于灰社会、私人生活、信仰、自杀、伦理的研究就隶属于后者。

第五十六篇：为什么要深度农村调查

我们要以谦虚的心态、深入地开展乡村调查！

第五十七篇：关中农村调查随笔五篇

关中地区户族内部的认同感依然强烈。

关中地区公的集体的观念依然发挥作用。

关中地区的土地在集体观念之下可以得到定期的调整。

关中地区所发生的经济分化已经给户族的团结造成问题。

关中地区红白喜事的酒席仍具有公共性，是户族之间面子竞争的工具。

第五十八篇：积极分子与钉子户

两类人逃逸出了村庄评价系统。一是底层贫穷人士；二是获得村外价值的精英。

积极分子来自两类人，一是父辈曾经发迹者，二是特别在乎社会报酬者。他们在三个方面作用重大，一是主动牵头做公益活动；二是批评违反公益者；三是构建积极分子网络。

“钉子户”不同于“大社员”，他们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下变得越来越普遍。理想当中积极分子众多而钉子户比较少的村庄会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村干部不敢为非作歹；二是争取到大量外部资源；三是积极分子乐于提供私人公共品。

第五十九篇：联合家庭与农民行动单位【另文专门整理】

联合家庭

户族

小亲族

宗族

门子

第六十篇：差序格局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由宗族瓦解所遗存下来的旧传统，以及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由人民公社遗存下来的新传统，都有可能在家庭以上构造出一个主导的认同与行动单位。这种行动单位的不同，大概是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内部原因。

《乡村的前途》基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