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到泰州大巴要多久:中农经济形态的村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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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经济形态的村庄——京山县青树岭村调查随笔之一作者:朱静辉来源:三农中国来源日期:2008-11-21本站发布时间:2008-11-21 22:00:53阅读量:210次    一、中农经济的村庄         青树岭村原为青河大队,包产到户后,人民公社解体,原来的大队也改成了青树岭村。该村位于江汉平原的荆门地区,耕地多为丘陵。村人口887人,265户人家。6个村民小组。2818亩耕地,9300多亩林地。该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种植与养殖两大块。         根据人口与家庭统计,该村的人均耕地为3.17亩,户均耕地10.6亩,是一个以农业种植收入为大头的粮食种植性村庄。该地的户均耕地规模显然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在一些丘陵地带的人均耕地数量极为有限,少的只有几分左右。因此,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种田规模确实在中国其它地区比较罕见,笔者称之为一个中农经济的村庄。在这样一个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一定规模种植效应显现的村庄,自然有着其他地区所不能看到的一种村庄生活方式的特殊呈现,也成为我们今天考察该地区的一个基础性视角。         青树岭村的中农经济形态给给我们的调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要称之为“中农经济”,笔者认为对村庄总体的把握始终离不开对经济基础的了解,就如同你想了解一个家庭,而不知道这个家庭的收支情况一样。正如一个家庭的收入决定它的许多行为一样,一个村庄以何为收入来源,收入多少,也是了解一个村庄结构与变迁的基础性视角。当然,这样做的风险是会被认为“经济决定论”,以村庄的经济基础构建村庄的上层建筑。但我在调研中始终是注意到这一点的,村庄的文化意识与治理结构呈现多样复杂的生态,并不能单单可以靠经济基础就可以做出解释的,许多农民意识的保留都有着“小传统”的自我再生性,不可能单单就可以用经济基础来作解释。所以笔者试图在偏重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注意到农民文化、风俗、习惯的自我相承性。但也恰恰是这点,让笔者惊奇的发现,青树岭村的“中农经济”与中国小农经济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这个特点使得农民行为保留更多的传统的因素。         一个村庄的经济发展状况改变了,村庄的总体面貌也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动。可以看到许多纯农业型的村庄一旦城市化之后,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进而,村庄的性质也产生了变异。而一些完全依靠打工为收入来源的“空巢型”村庄,全部的中青年劳力都出去打工,整个村庄也会产生变异。青树岭村的特点还是保持着农业型村庄的本色,但这个农业型的村庄又与其他地区不同,因为与传统的小农经济相比,它所拥有户均田亩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效应,比小农经济又更进了一步。所以“中农经济”的称谓,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搞土改划阶级成分时的“中农”相对应。中农既比富农条件差一点,但又比贫雇农条件较好一些,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土改时期,中农是令土改设计者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划分中农的标准确实不易好把握。中农同时可以进一步成为富农,也可以退化为贫农,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许多人。新中国土改之后如何避免农村出现新的贫富分化也成为了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原因之一。而青树岭村最大的特点,是“中农经济”形态不会产生退化,除非因为自身身体残疾等方面的原因,不然每个人生活都相对处于一个比较均质的状态。也就是大家都守着10多亩的田地,在化肥农药、劳力投入都一致的情况下,死种也不会出现大的收入之间的偏差。“中农经济”称谓由此而来,而且,在维持中农经济形态的层次上,更多人是一种往上发展的趋势,通过其他副业养猪、水产养殖等通往村庄相对比较富有的阶层。                   二、中农经济的村庄形态         我们在村庄内部所调研的几家农户的田亩都达到了10亩以上的规模。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具体的细化,其实户均占有耕地,以及各个家庭内部的人均耕地是不平衡的。该村的支书何书记,家里包括他们夫妻两,以及两个子女和父母,总共6口人而整个家庭总计有13亩耕地,这样算来家庭人均耕地也只有两亩多一点,低于全村的人均耕地数量。而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户家庭但耕地占有量却达到12~13亩。虽然,家庭内部的耕地占有量差异极大,但这里的户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却比较均衡,最多的一户人家耕地数量也仅有26亩。这样一种比较均匀、平衡的耕地占有数量能在此地显现确实成为我们较为惊奇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区的农村会有如此均匀的分布呢?这是笔者初到此地极为诧异的一个问题?为以后论述的方便,我选取我们重点访谈的几户人家家庭状况和田地数量:         村支书何学林,家有6口人,自己夫妇以及父母和两个女儿。耕地13亩,两个女儿,一个正在武汉读大学,另一读初中,13亩田地分成60块大小不一的田块。         黄某,28岁,家有7口人,夫妻俩在外打工,因为农忙回来帮忙。父母以及两个妹妹在加上一个小孩,占有耕地12亩,田地有三四十块。         谢义平,70岁,夫妇俩单过,现耕种4亩田地。有两儿子,分家之前有田地26亩。两儿子成家之后分家,大儿子有田11亩,老人后来因为别人抛荒捡了两亩田,到小儿子分家之后,小儿子有田17亩。         吴某,有三个儿子,现跟二儿子一起过,老伴跟三儿子过。大儿子家有4口人,大儿子不愿意种田,只有6~7亩田地,在水库包了几亩鱼池从事养殖业。二儿子家加上吴某有4口人,有11亩田地。三儿子家加上他的母亲4口人有10亩田地。         张不强,家里就有一母亲,42岁单身至今未婚,两口人种植7亩田,张平时都在外面打工,只有农忙时节回来做一些农活。         肖荣华,有两儿子都成家,老人两个现在单过。分家之前有14亩田地,分家之后大儿种6亩,小儿子8亩。分家之前田地14亩,大概分为60多块。肖以前住在青河大队的山里,后因修建水库移民下来,住在青河6队。         肖某,家有4口人,女儿出嫁,儿子在武汉读大学,有一瞎眼母亲。现种有10亩田地,他自己有三兄弟,他最小,二哥因为以前家庭困难到外面上门,大哥已经在村里卖了房子现在深圳定居。他自己也主要在外打工,从事装潢行业,据他自己统计去年一年的时候有170田在外打工,农忙回来做事。         欧正高,两老单过,但由于大儿子夫妇常年在外打工,实质上两老都住在大儿子家一起过,夫妇两老帮着大儿子种7亩田,小儿子以前在水利厂上班,很早就转了居民户口,因此没有田地。7亩田大约分成17块农田。         何学清,50岁,家里有7口人,现有耕地7亩,分田到户时原有14亩耕地,后来因为较早的把精力放在了养猪上,就给了别人7亩田。         张某,女,45岁,家里四口人,夫妇两人和一儿一女,家有15亩~16亩耕地。主要精力用来从事于农业种植。         朱新贵,43岁,家有四口人,女儿在县城打工,儿子在山西做装潢,儿女在农忙的时候也回来帮个忙,家有13亩田地,主要也是从事于农业生产。         卢尤荣,68岁,曾长期担任村干部,95年才退休。现在夫妇两老也是单过,种植2亩田。这两亩田也是别人抛荒之后自己捡来种的。         徐某夫妇,年龄都在40左右,丈夫曾经担任三队队长,家有四口人,两个儿子,种植14亩田地。         张**,家有4口人,妻子长期在外打工,自己腿脚不便在家务农,有一儿一女,种了7亩田地。         黄道朋,3口人,夫妇两跟一儿子,原本家有9.8亩耕地,因为长期在外打工抛荒给了自己哥哥3亩多田地,3亩多给了自己父母种植,后来确地确权没有要回来,兄弟曾经因此争吵,最后留有4亩左右田地自己种植,主要精力转入养猪,大概养有近百头猪,去年出栏100多头。         谢某,58岁,是从其他村招来的上门女婿,现在全家有5口人,老人夫妇以及大女儿和所招的上门女婿,小女儿。全家种有13亩耕地,现在老伴、大女儿和女婿在外开饭馆,谢老汉一人种不过来,租给别人5亩,留有8亩自己一人耕种顺便在家里带小女儿。         以上是我们访谈中详细了解家庭、农业生产状况的几家农户,所列举的数十家农户的情况也基本上可以反映村庄的大致面貌。首先从我们访谈的对象中可以看出,这里并不存在着单一或主姓的姓氏结构,访谈对象的姓氏极为杂乱,并没有看到某个大姓占据主流,或者某个姓氏比较突出。值得一提的是该村的何姓比较特殊,何姓人家主要出自二组,二组比较靠近山脚,在往里面走就没有人家,不知是处于山脚的因素,这里的姓氏结构就呈现了某种稳定性,以何姓为主,根据村内的统计,二队有一个湾子有16户人家,其中15户为何姓。然而,据说该村的第一大姓为张姓,我们在调研中却始终感觉不出来,主要原因在张氏居住极为分散,分落在各个小组内部,而没有像何姓那么聚集。         此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现象整个村庄的“散”状,不但居住的人分散,就是人所耕种的土地也很分散,如上所举例的,10亩田地有60多块大小不等的田地,平均每亩就有5、6块,小的田地只有几分几厘。青树岭村有38个湾子分布着265户人家,平均每个湾子有7~8户人家,有的湾子少到只有一户,而最大的湾子是在二队有一个17户人家的湾子。这么分散的格局既具有历史的因素也与该地区的地理环境相关。此地区,解放以前长期以自耕农为主,田地开发较晚,而且耕种因为靠近土地的原因,居住格局一开始就相对分散,解放后土改集体化运动,小组内相对比较集中,而到了承包到户之后,正是人口高峰期间,分家之后为方便种地就在接近田地的荒地上盖起了房子,致使分散的格局进一步扩大,造成了今天让人对村庄感到比较诧异的局面。所有在北方或者南方居住的人来到这里都会为该地区村庄的分散面貌感到惊奇,即使在四川农村也没有如此分散的格局面貌。         家庭承包制度按照级差地租、土地肥沃程度的不一,把远近的大块土地切成小块分给每组每家农户,当时土地到户是按照小组内分地原则进行的。也就是,按照小组内的土地数量和人数实行土地承包,因此造成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小组与小组之间的人均占有量并不是相同的。实行承包到户以后,给该地区的农户带来了单干的积极性,尤其重要的是种子改良和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得以前亩产只有5、6百斤的数量一下子增高到了8、9百亩,80年代是这里农户日子相对比较好过的时候,到了80年代末期以后,农村的税费开始加重,最高的时候收取提留可达到每亩300元左右,税费的加重导致了一些农户农民不愿意种田,出去打工,抛荒现象比较严重。这也为税改之后土地问题的纠纷埋下了伏笔。2004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随之湖北省各地农村进行了确地确权,确地以1997年的家庭二轮承包为基础。其实,湖北的二轮承包并没有真正在在农户得到实施,很多地方都是继承了第一次承包时候的方法,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做二轮承包工作。在04年确地确权工作中就产生较多的要回土地的纠纷,青树岭村在04年确地确权的时候只发生了几起这样的纠纷,但在其他地区情况就相对比较严重。         我们从84年的家庭承包之后考察土地的流转变迁过程就会发现,这里的中农经济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并不是04年确权之后才形成的。从家庭承包制度的沿袭来看,一开始的起点是相对公平的,每家每户的田地数量按照小组内的平均分配,这以后,虽然土地流转在青树岭村很早就出现了,承包到户一出现,有的农民就不愿意呆在家里种田转到城里去了,相应的户口和房屋田地也随之跟着流转,到9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量抛荒现象,农户的土地种植面积仍未产生一个质的突变,外来的四川、汉川等地的农户填补了抛荒进城农户的空白,成为村庄内部的成员。但我们看到土地流转的方向仍然是以小农为主的农户,而不是资本或者土地经营大户。可见,该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它的流转并不是以规模经营为方向,而恰恰是以维持现有的中农规模为主的一种符合中国原有传统的方式。         不管如何,户均10亩以上的耕地足以保证该地区的农户收入略有盈余,一年下来,可以赚个8000~10000多,这样收入保证了他们一年的支出不至过于困窘。其实这种情况从我们的多数访谈对象中也能了解到,大多数人还是留在了农村务农,大约有200人左右外出打工。而且,外出打工与正在成为主流打工潮相悖的是这里还是保存着季节性打工,也就是在农忙的时节外出人员还是会回来帮助的,访谈中我们多次了解到子女在外打工的回来帮家里干活的情况。         一般说来户均拥有十亩以下田地的农户家庭收支情况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状态,必须通过主人的精打细算才能过日子,平时还要自己节约,按照现在的收支水平我们曾经给这里的农民算过一笔账,以下是我们对当地1亩水田收支情况的计算:         单位:一亩         机械化整地:70元,                                自己人工整地不用钱         种子:杂交水稻12~15元/斤,优质稻2元/斤         1亩田地,杂交稻种需要2~3斤,优质稻4~5斤         化肥:1亩需要100斤,100元左右(磷肥氮氨)         杂交水稻1亩需要80斤,优质稻100斤         追肥:杂交需水稻12斤,优质稻需20斤         农药:1亩杂交水稻需要喷洒5~6次,优质稻7~8次,每次20元左右         机械收割:1亩70元                               自己人工收割不需要钱         灌溉:全村平均收取每亩10元         另外,如果要请人工插秧种植,需要支付80元每天的工钱,人工种植最多一天一亩。人工收为60元/亩,但需管饭。         优质稻亩产产量较低,每亩大概900~1000斤左右,杂家水稻亩产相对比较高,能达到1200斤每亩以上。按照今年的收购价,优质稻每亩1.1元,杂交水稻0.92~0.94之间。         这样一个农户如果机械化耕地、机械化收割的话每亩支出大概为(杂交水稻):         70+45+80+12+120+70+10=407元,         人工耕地、人工收割成本就更低,为         407-140=267元         优质稻每亩收入为:950*1.1=1045元,杂家水稻为:1250*0.92=1150,加上每亩补贴,达到每亩1250左右收入。         1250-267=983,再加上春季小麦收入,一年一亩的纯收入绝对可以达到1000以上,所以10亩田地能保证该村农户纯收入达到1万以上的水平,因为该地区良好的灌溉设施,旱涝保收,一年的收入起伏并不很大,这样一个稳定性的收入,如果没有一些重大开支的话,农民在家能过上稳定的小康水平也不是难事。         正是这样的农业收入水平影响着当地人的一些行为观念。我们以前在中西部地区农村考察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农村村庄存在着空巢化的趋向,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致使村庄只留下了386199部队,随着打工热潮的进一步深化,现在一些农村就连3861都看不到,打工已经倾向于拖家带口的出去,而屋里只留下老年人耕作几亩土地,有出去打工的甚至采取了抛荒的行为。然而青树岭这个村庄的独特之处在主要的劳动力都留在了本村,即使二三十岁的青年劳动力仍有一部分留在了村中,出去的大概都为读书、和二十好几的人。前面提到,由于户均10多亩的田地和农忙的劳动密度,即使家有两个劳动力也忙不过来,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不得不要儿子、女儿回来帮帮忙,可见,村庄劳动力主要用来从事于农业。从上面的农业投入与产出的算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年劳动力在家里也照样能赚到万把左右,这个收入水平还是不足与打工经济的效益相比,那么这个村的农民为什么不出去打工而大多留在了村里呢?中农经济是一个主要的解释因素,但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把这个解释与中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民生活态度与方式联系起来。                   三、务农与打工         从打工与种田的比较效益来讲,种田没有打工的收入多,但打工和种田确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行业,农民工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它有着工人和农民的两重属性,但又不能完全像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国家的社会、医疗等保障,农民工是属于城市之外的边缘群体。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简直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农民工身处城市之中,打工收入远不及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其待遇经常处于不稳定中,血汗工厂、工资拖欠成为了农民进城打工的梦魇,以其自身的忍耐力、拼搏坚持打工的农民最终还要遭遇随时被解雇和拖欠工资的状况,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无休息时间的上班打工,还要遭受老板、工厂管理人员的责难,这一切虽然没有阻碍农民进城的欲望,但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为农民工亲身体验,农民出走的欲望是建立在自我生存发展没有出路的绝路中,或者是被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刺激而义无反顾的离开农村,寻求更加体面、更加奢侈的消费生活。按照现在的处境来看,农村的青年一代已经大多具备了城市生活的观念,他们的理想更倾向于离开农村,在城市寻找自己的落脚点,而50多岁以上具有打工经历得人被称之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是重新回到了乡村,在农村安排自己下半辈子生活。         青树岭村的人在被问及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寻求更多的收入时候,他们的回答经常是出去打工太辛苦了,没有自由,而且还要遭到老板的苛刻待遇。显然他们对进城打工有着自我清醒的认识,“以前出去打工是因为自己家里的税费实在过于沉重,而现在国家不收提留种田还给补贴,当然是在家里种田比较好”。“家里种田主要是农忙时节比较忙碌一些,其他的时候则是比较空闲,自己想做就做,很自由”。这是农民对打工和种田的比较,显然,这里有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就是税费改革的断点,在此之前农民是有出去打工的推力的,此后这个推力一旦没有了,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种田,留在家里种田的一个重要前提首先是他们的农业收入足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支出,并且每年能有一些存款。青树岭村的村民对这一点比较认同,种十多亩的田地每年确实能保证有1万元上下的储蓄,一万元在农村完全可以支付一些礼仪性的开支和添加中小型的家用电器,电视,冰箱,甚至空调之类。         农业收入方面的提高使农民有了种田的积极性,同时也取消了农民出去做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当地的农民虽然也明白现在种田和打工相比仍然具有较低的效益,种田主要还是赚取自己的劳力钱。但在自己的村庄从事他们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又给了他们很大的回旋余地,自己管好自己的田,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没有打工时的严重人身束缚。而且城市的消费一切都不是自足的,都要通过货币买卖完成,自己的消费水平取决于自己劳动力收入的高低,在农村则不然,除了一些日用品需要货币交换之外,其他都可以达到自足。更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他们时常提在口里不愿出去打工的一个理由就是“自由”,自己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与家庭承包到户时的理由如出一辙,其中的意味值得我们进一步玩味。         虽然说打工经济并不成为该村庄收入的主流,但我们仍然看到这里的人尤其相当多数的年青人都选择了出去,成为该村庄农业收入之外的一个重要补充。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家庭本身就是打工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混合体,完整的一家人分为若干经济单位,父母在家种田,年青人则在外打工。一般来讲,在农村中日子比较好过的是那些自己家里有田10亩多,儿女在外打工赚钱的家庭,而日子最为难过的是孩子还在读书,自己却只能守着自家十多亩田干活的人。青树岭村三队有30户人家,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只有3人留在家里种田。可见,这种打工与农业相混合的形式是主流。但是他们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意见,年青人出外打工并不是因为家里困难,主要是因为年青人都不想种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有可能会回来的,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很多人根本不会种田,连农具都使用不了,这是以后农村农业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大体言之,这个村的收入主要是以这两块形成了一个中农经济规模的村庄。                   四、中农经济的变样与生活方式         十亩多田地的人可以维持生活和日常礼仪的开支,但是10亩以下的农户却在村庄中如果要达到村庄同步的发展水平就有点困难了。根据我们的了解,当农户耕地不足7、8亩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额外的兼业来弥补粮食收入上的不足。在该村我们就了解到许多耕地不足7、8亩的农户,通过买机械农具从事机械化操作获取收入,此外,这里有很多兼职养猪、养鱼的兼业农户。         我们调研所居住的房东兄弟俩的耕地分别只有7亩左右,如果纯粹靠以这点田地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但日子肯定会过的紧巴巴,而其必须要节制家庭的消费欲望。然而,由于田地数量的分配完毕,没有更多的田地耕种,所以兄弟俩不约而同的买了农用机械经营。大哥买了收割机,弟弟与别人合伙买了打地机,从事农业机械化获取一些收入,此外,他们的妻子都在昆明做生意,家庭日子过的确实不错。另外一家农户只有6亩多田地,就在村里包了几亩水库,从事养鱼。还有一家庭三口人,只有4亩多田地,但他们养了近百头猪。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一个中农经济占主流的村庄,在耕地收入上不足以保证自己与村庄里中等规模农业收入水平的农户往往会采取兼业行为,以弥补土地收入上的不足,在这里典型的表现为养鱼、养猪等养殖行为,这其实也是“中农经济”的一个变样,不过这不是纯粹的以种田为主的中农,而是在耕地不足条件下通过兼业保持与村庄拥有十亩以上的农户同等水平中农经济的一个变样。         农民因为与土地的联系相当密切,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也天然带有土地预期收入稳定的某种保守性。这种保守性格在土地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动机的时候,就会走向极端,采取群体性的行为。然而一旦他们能解决自己的生存底线,并且还在土地上实现某种趋利动机,他们更愿意躺在土地上获取现成的收入。中农经济的规模就给当地的农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优越环境,他们的优越条件是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与之相比,更多的土地人均只有几分的农户不得不积极地投入打工的潮流中去,换取自己所需的物质消费,当打工的货币输入村庄作为兴修房子,产生炫耀性行为的时候,它就起了某种示范性的作用,许多的人会跟着他的路子走,从而把村庄内部的面子攀比、竞争心理描绘的淋漓尽致。我们曾经调研过很多打工性的村庄,这样钱欲刺激下的攀比使得村庄一些务农、本来可以自我维系的农户不得不出去打工赚钱,甚至有时候借钱盖房子,以使自己有面子,不让人后。打工经济自然也包含着双重性,一方面它确实提高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它把外面的金钱至上的观念与村庄中一些不好的习俗联系起来,攀比、竞争、趋利等等使村庄陷入了一个自我消亡的陷阱。         而在青树岭我们则看到了另外一种的行为逻辑,那就是趋同的逻辑。当一个地区的农田比较平均且相对有较稳定的收入时,农民就很少会出去打工,大家都在自己十多亩耕地上获取收入,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状态,农忙之外的其他空余时间或者可以打打麻将,或者出去打工。当一户家庭拥有将近20田时,他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出去打工的强烈欲求,也没有一种兼业的冲动,因为近20亩的水田足以让他在村庄中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只有10亩田左右的农户则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农业种植上,而在内部家庭形成分工体系,或者可能家庭会兼职某种副业,或者家庭内部会有人在外打工、做生意。整个村庄就形成了一种比较匀质化的趋向,事实上村庄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体现了较均匀的状况,贫富分化远不及一些沿海或者城市近郊地区。         保守的观念有时候也会成为农业的发展障碍,农民在没有看到现实的利益之前是不会产生求变的欲求。例如,村支书就提到了80年代的袁隆平的种子改良,当时人们都不愿意种改良品种,只有几个人大胆的种了试验之后,一下子亩产提高到八九百斤,这时全村人马上全部改种了,又如我们一个调研小组发现,该地户均农田虽多,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插秧的传统做法,而没有采用新式的抛秧技术,他们认为该地的地理条件根本不适应抛秧。这些都反映了农民脑子中求安不求变的心态,一种保守的心理。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保守的心理保持了农田的均匀水平,避免了外部的竞争给村庄造成异化的形态。同时,保守的心态也促成了农民对打工欲望的抑制,保持了村庄秩序的某种良性运转。打工经济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村内的大量农民精英外流,留下了的一些则成为地痞混混,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乡村干部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难题,只有依靠村庄内部的精英合作才能对这些混混形成制约,这些人才不敢胡作非为,从而保持村庄内部的良性运转。         中农经济的形态也体现在村庄的消遣经济上,所谓消遣经济是以减少自身、克制自身的欲望为目的一种经济消遣方式,青树岭村大多数村民留在了村里务农,但是农业农作时间是有周期性的,表现在有时候就特别忙,家里人数不够忙不过来,就叫外地打工的孩子回来帮忙。但是一旦农忙时间结束之后,剩下的时间的就特别闲暇,农田的事情多是一些可干又可不干的活。闲散时间的农民主要来做什么?打牌成为了村里以及这个地区最主要的消遣活动。家里勤快一点的人就到县城以及周边一些地区出去找点零活干,为家里多赚一点钱。但大多数的人是不愿意出去做活的,在他们看来从农田中获得的收入足够他们花费、消遣,何必又要辛苦出去打工呢。村里本来有两个打牌室,每逢下雨天农闲打牌室就到处是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还抱着孩子打牌,至于看牌的也是挤的满屋子都是,好不热闹,一间打牌室可以容得下几十号人。打牌的钱也不可谓不少,每局底钱为5块,一天下来也可以输赢一百多块。与打工的辛苦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从事农业的辛苦程度较低,而且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打牌、闲聊等事情上,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并且还能有一定家庭积累,农民又有什么冲动外出打工呢?         中农经济的特殊形态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村庄改造的思路,在一个拥有农田十亩以上的村庄,村庄完全可以有一个良性运行的秩序。而不必一定要把农民从农田、农村硬拉出去,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农民失地又失业。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将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而且等到出现某种经济危机的时候,将会加剧形势的严峻性,以户均十亩以上为中国农民的农田拥有水平,中国现有18亿亩耕地,中国农村还将保留1.8亿农户,这样城市与农村形成良性的互动,为以后的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又能保留村庄的完整面貌,提高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