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ktica摄像机dr 50:《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第一卷 作者: 朵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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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第一卷  作者: 朵渔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十年一变,乃最为动荡之非常时期。其跌宕变幻,又非主流历史和庸常经验所能概知。编者着眼于历史表情的碎片,以细节折射本质,以小事管窥人物……正是这些微观举止,才引发了一场场变革,导致中国之百年遽变……在这本书里,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不见了,有的只是小事件、小人物,甚至小道消息。

 

第一卷

1840年6月2日,英军入侵,先是两艘蛮夷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不以为然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了,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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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风第一(1)

李鸿章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1840年6月2日,英军入侵,先是两艘蛮夷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不以为然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了,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胡林翼乃湘军悍将,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在长江水道中遇一艘英国火轮。火轮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将一条船都掀翻了。胡林翼登时昏厥,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西方多国领事特备了西餐宴请林则徐。在吃冰激凌时,因为冒着气,林大人以为很烫,便张嘴吹了吹才放进口中,遭耻笑。事后,林盛宴回请。几道凉菜过后,端上来芋泥,芋泥颜色灰暗,不冒热气,乍看犹如凉菜,实则烫舌。果然众领事一见佳肴,纷纷舀起来就吃,满嘴粘着,烫得唔唔直叫。

  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后,写道:“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位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悲风第一(2
  鸦片战争之前,许多人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洋人若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林则徐刚到广州时,断定英人不敢轻易开战,否则,只要禁运茶叶、大黄,英人就会大便干燥,不战而降。


  1841年,英军出兵广州。林则徐给道光帝的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马戛尔尼曾邀请清朝大将军福康安观看他的卫队演习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福康安却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清军炮台守将居然与英军密商:“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

  1842至1843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此书在中国很少人能看到,更谈不上影响。但传到日本后,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阅读人数以千百万计。

  1841年5月,奕山战败,却在奏折中虚报战事大捷,离奇有如神话:当观音山火药库中弹起火时,忽见一位白衣女神,展袖扑火,顷刻熄灭之;英军炮火猛攻之时,天忽降倾盆大雨,浇哑了英军大炮云云。

 

悲风第一(3
  1841年10月中旬,英军占领宁波城,退走时还掳走一批妇女,全部卖到澳门作了妓女。此后,英军攻陷镇江,极尽报复之能事,造成了“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的惨状。过了一个世纪,如此惨状竟在南京重演。


  1841年,杨芳作为参赞大臣赴广州防剿英军,看到英军炮火几乎炮炮皆准,认为其中定有邪术,他竟想出一条“以邪破邪”的妙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竹排之上,抵抗英军进攻,结果惨败。当时有人写诗嘲讽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关天培殉难前,曾派人给他的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和一封家书。关天培殉难后,老母在悲痛中打开木匣,却只见他的几颗落牙和几件旧衣服,老夫人止住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子矣!”

  林则徐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但也有人说,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也许就不会爆发。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

 

悲风第一(4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惟君乎!”临别,林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林则徐饱经忧患,为国家殚精竭虑,外国人对他也敬畏三分,但在国内却沉浮宦海,身不由己,无法施展抱负。临终时,林则徐悲慨地留下遗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公等当鉴之。”

  林则徐去世后,咸丰皇帝挽林则徐曰:“报先帝而忠陛下,两朝开济属宗臣,表续出师,千古英雄同下泪;佐天子以活百姓,万口欢呼起司马,家传画像,四方妇孺亦知名。”

  左宗棠23岁成婚时,曾在新房自拟一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后来左宗棠远戍新疆,出嘉峪关时,沿途插柳,初不过为标示归途也,而积久成荫,风景一变。有湘人某游士拜谒左于塞上,献诗云:“大将征西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春风度玉关。”左大悦,优礼待之。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1857年2月12日,美国驻华使节伯驾向美国国务院呈议,要对台湾 “充满兴趣”,不要在“关于台湾的行动上退缩不前……”,“显而易见,这些岛屿并不会长久隶属这个帝国,如果它一旦在政治上像在地理上一样脱离这个帝国,合众国就显然应该据有它,特别是因为关系着势力均衡的伟大原则的缘故”。觊觎之心可谓久矣。

 

悲风第一(5
  赫德在其日记中记载:“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位英国媳妇。这么一位妻子在这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美丽、纤弱、极需关怀、医疗,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眼下有些中国女人非常漂亮,你只要花上50到100美元即可买到一位,供养费每月只需2到3美元。孤独使我们非常渴望女性的温柔。考虑到这些,你难道不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充满了诱惑——而且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一位英国海关职员在清末的中国就可以轻松雇用6个仆人:一个汉语老师,只需4先令的工资;一个“侍童”,可以随时听候差遣,每月的工资是1先令;几位苦力,打扫庭院、准备洗澡水、抬轿子,再加上马夫和马,正好全班……每月不超过20先令,“花这点钱就能过帝王般的生活,两三种白酒、大肉片、家禽、小鱼、蔬菜和水果,连考文垂花园都难以与之媲美,这实在是个物美价廉的国度”。

  柯可在《中国》一书中对一所监狱的描述:这是一些没有外墙的小院落,囚室像动物园里圈动物的牢笼。……双层门一打开,屋内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经被老鼠吃掉。尸体周围及上面是一堆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他们是骷髅,不是人。

 

悲风第一(6
  一个外国人眼中凌迟处死的场面:刽子手们砍完33个人头后,开始对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用刑……由于这个人距我们25码远,侧身对着我们,尽管我们看见了他头上划的两道切口,乳房被割掉,还有大腿上下的肌肉也被割掉,我们仍无法窥见这恐怖景象的全貌。从割第一刀开始到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然后砍去头,整个过程用了4到5分钟……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到任何喊叫,我还敢说那33个被砍头的人,在刽子手走向他们时没有一人挣扎,也没有一人喊什么口号。


  清末,戴眼镜仍颇有忌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星沅为陕西巡抚,下属吴子俊拜会李星沅,因为眼疾,故戴着眼镜。李心中不悦,指责吴狂态不堪甚。

  一个典型的中国士绅:华美的轻舟载着他外出造访……他身着白色亚麻、蓝丝和缎子做的衣服,手拿扇子,身边的小方桌上放着茶碗。即便你没注意到他白皙的手及病态的外表,你也会注意到他的皮肤与健康的下层红褐色皮肤截然不同。

悲风第一(7
  口岸一开,“君子固穷”的观念已难维系。为了巨额利润,清朝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们开始想尽办法打破律例和矫情,去“外企”充当代办和口岸商人。办法由来,无非“四书五经”,比如“子贡货殖”之说,还说“季氏之聚敛,陈子之螬李,俱为圣贤所鄙弃,由其矫情也”。


  1847年的某个时候,两位中国绅士来到广州一个传教士家中,表示渴望学习基督教。其中的一位很快便回家了,不过另一位学习了两个多月,其间他学习了经文并接受教谕,很是不耻下问。此人体格健壮,圆脸,相貌端庄,有点帅,中年,举止温文尔雅,颇有绅士风度。他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我相信他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太平天国治下的南京城人口很少,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约为2∶1。妇女徒步或骑马公开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她们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穿着用精美的苏州丝缎做成的漂亮服装。“天王的部下似乎在他们得胜后的大屠杀中极具慧眼地把漂亮女人全部留了下来。我们几乎看不到老妪和女童,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男童。”一个外国人如此写道。

悲风第一(8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妃嫔、女官、女司等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并起,其中却也颇有俊杰。石达开文字优美,洪秀全临命时仍吟咏自若,而李秀成临难前,在监狱中起草口供,洋洋数千言,众人皆知。

  太平天国有一个神圣家族谱系:“天兄是天父之太子,天王是天父第二子”,后来萧朝贵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兄弟兼妹夫,辈分有点乱,只好称“帝婿”、“贵妹夫”。

  洪秀全率领50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破南京。在这战志飞扬、军书傍午之时,洪在“龙舟”中写一谕旨,其内容竟然只是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

  东王杨秀清令全城13至16岁少女统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者罪及父母。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女儿的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就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杨秀清至少有老婆60余人,却仍不满足,四处搜集佳丽。1856年,北王杀掉东王之时,杀尽后宫有孕美女,殉夫而死的美人有54人。

  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恍如仙境。至于那几座银山的去向,他则三缄其口。

  1864年,洪秀全身染重病,留下遗嘱:“朕托付已毕,归天去了,望尔等共扶幼主,重振天国。”

 

悲风第一(9)
  1865年5月,翼王石达开兵临大渡河,陷入绝境。翼王不忍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以救全军,终被“凌迟处死”。


  1856年10月,英国借“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占领广州内河各炮台。彼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兵,闻讯笑曰:“日暮,彼自走耳!”并下令广东水师不得应战。待英军攻克广州城时,他犹自坐在房子里“镇定自若”地吟哦诗书。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此后三年一直控制着广州城。新赴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为了不卷入广州的是非中,一路极尽拖延之能事,走了四个月才到达广东境内,而同是这一行程,十余年前急于上任的杨芳只用了半个月。

  1860年8月,大沽口失陷。咸丰和他的妃子们匆匆逃往热河。才走了80里,禁军们因饥饿难耐大有溃散之势,护驾的王公大臣们更是急得抱头痛哭,最后派人从北京买回数千斤食品才安稳了军心。逃到热河后,咸丰又开始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还雇了戏班天天看戏,并在声色犬马中病逝于热河。

  1860年10月5日,当法国将军孟托班率军进入圆明园时,想像中的猛烈抵抗并没有发生,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随后,英军首领格兰特下令,让每个军团的官兵一半上午去圆明园抢掠,另一半下午接着去。就这样,一群穿军服的强盗洗劫了圆明园,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暴发户,抢劫的财富足以让他们享用终生。10月18日,为消灭罪证,联军司令部下令焚毁圆明园,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照亮了整个北京城。

 

悲风第一(10
  1861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雨果写下了他那著名的抗议书。“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他说,“两个强盗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最后还说:“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将受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1862年,对于借洋兵助剿苏州的提议,曾国藩表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后来,崇厚提出调印度兵助剿,曾国藩亦表示“中华之难,中国当之”,“岂轻借洋兵而贻讥于后世”,“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但最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李鸿章在剿灭太平军时曾得洋人支持,他写信给曾国藩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又说:“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自清同治二年(186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建议朝廷修筑铁路,一直拖至光绪十年(1884年)终获朝廷批准。为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经李鸿章斡旋,法国新盛公司还特意为慈禧太后制作了一列极为精美的丹特型机车。这些洋玩意轻易就打动了太后和皇上的心。

 

悲风第一(11
  19世纪末,当欧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的时候,中国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却依然是马车。1879年,英国传教士马根济乘马车从天津到北京,80英里的路,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才到达。他抱怨说:这些马车笨重而难看,里面空间很小,只能坐或躺一个人……由于没有弹性,路面上满是车辙,颠簸得十分厉害……

  马根济记述19世纪70年代的汉口:……街道非常狭窄以至于货车或马车都无法通过。苦力用一根竹竿可以挑起很重的东西,竹竿两头吊起货物,中部放在肩上。他们也这样用桶从河里挑水。富人坐轿,大家都得给他让路。你会相信我所说的,从中国的街道上穿过是一件讨厌的事情。……今天我看到一位男子从另一位男子的牙齿里掏出小虫子,治疗牙痛! 

   咸丰帝与太平军乱相始终,其临命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咸丰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闻者愕然,而不知实有先见云。

   同治朝,夏子松常在宫中伴读。某次,他私下取出一钟表赏玩,被同治发现,取而碎之,曰:“没有此物就不知道时间了吗?”同治以热河之耻,切齿恨洋人,曾让太监制洋人偶像,排列案上,以小刀去其头,曰:“杀尽洋鬼子,杀尽洋鬼子。”

   同治帝常常步出内城寻欢,并自称为江西拔贡陈某。有一次,与大臣毛昶熙相遇于某酒肆中,同治点头微笑,昶熙色变,赶紧出去告诉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密随左右。数日后,同治再见昶熙,责怪其多事。

  某次,同治由后宰门出游,来到一湖南举人会馆,此会馆与曾国藩寓斋相对。同治翻看了案上的文稿,提笔涂改一遍,匆匆离去。举人问仆人来者何人,仆人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国藩归,举人述其长相,国藩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大惊,竟不敢再应试,即日束装而归。

 

悲风第一(12
  同治私自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被大臣看见,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终致染病。太医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见效。同治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

  慈禧喜欢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

  《清鉴》说慈禧“内行不谨,时逾防检,及光绪朝而益甚”,但具体如何“内行不谨”并未言明。据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初九,长春宫忽抓出一个陌生人,交刑部审讯,盖自中正殿角门入宫也。此门系慈禧宠监安德海所开,成为私入禁宫的捷径。翁同龢光绪七年正月二十的日记又言:“上于昨日如长春宫请安,未语,仅赐糖一包而退。”小字注曰:“五日未见,盖自去岁非召不往也。深宫禁闺,有无淫乱行为,大可怀疑。”翁同龢这两则寥寥数语,词旨含蓄,个中究竟,不言自明。

  文廷式《芸阁偶记》载:壬午(光绪八年)春,由琉璃厂卖古董白姓者,有太监李莲英引入大内,并得幸于慈禧。旋慈禧有疾,慈安密察之,乃知有孕。据王闻韶日记,光绪六七年间,慈禧曾疾病缠绵达一年之久,怀孕之说,于此有证。慈安也因为察觉慈禧隐私,被慈禧毒死。

  李鸿章当年在曾国藩幕下,曾对其要求十分严格,每日早上必6点钟吃早饭,而李鸿章往往很晚才起,于是曾国藩让一桌人等他。李鸿章无奈,只好从此之后早早起来洗漱,自此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悲风第一(13
  光绪初年(1875年),翁同龢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于是从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说“穷而无赖,则更可忧”。

  左宗棠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运于虚”,而外国之聪明则“寄于实”。所以,“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李卫乃朝廷最受宠之汉臣,传闻其识字不多,凡章奏稿案,皆由他人代劳。一日,奉诏出使,李正患痔疮,欲陈所苦,其幕僚恐痔字不庄,久之不能措笔,李曰:“何不云'坐处不安’耶?”闻者翕服。

   周天爵任广西巡抚,屡立战功。其入都时,不接朝贵,不受馈赠,敝车羸马,彳亍于长安道上,风骨峭厉,人目为怪物。惟与黄树斋、汤海秋二给谏往还,谈议终日,樵苏不爨,一茗相对而已。

  1861年,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咸丰九年(1859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无不称快。十年过后,夷人复至,于是京师不守,几丧天下。这大概也是“中国一味蛮”的例子。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悲风第一(14
  张之洞和李鸿章素有芥蒂,李主和,张主战,二人在朝廷上时相攻讦,私下里也互不相让。庚子年,东南互保时,李居京当外交之冲,日与德将瓦德西周旋,南皮贻书讥之,合肥语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语闻于南皮,乃仇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以为天然无缝之联。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在北京,张之洞既没有送挽诗祭文,也没有送挽联,仅仅送了祭帐一悬,当中只有一个“奠”字。

  张之洞早岁登第,名满都门,诗酒宴会无虚日。一日,在陶然亭会饮,张以“陶然亭”三字命作无情对,李文田曰:“若要无情,非阁下之姓名莫属矣。”众大笑,盖“张之洞”也。

  张之洞督鄂,巡视纺纱厂,遇一卖茶少女,“美色也”。属下会其意,商之女父,诡称入衙门事奉三姨太云云。该女夜入督署,之洞纳之,流连两月。后得疳疾而亡,即后墙舁出。章太炎改唐诗讥张之洞:“而今梁上无君子,终古文昌唤卖茶。”

  张之洞督蜀学时,一日出城,游浣花草堂,偶集杜诗二语为楹帖,欲写一跋,但数易其稿,终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早已支持不住,而张却从容如平时,及挥毫落纸,则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书成,始欣然命驾归。

  张之洞久督两湖,知名之士大半罗致,故幕中人才称盛一时。其尤契合者,每饭必召与同餐,幕僚自是肃然陪侍。然有时餐未及半,张竟倚着桌子沉沉睡去,诸幕僚不敢离去,只好整肃端坐,待张醒,然后接着吃饭。

  张之洞调督两江时,其在鄂任内亏空五百余万,张电致盛宣怀挪借二百万,以备弥缝,订期归还。盛复电“有心无力”,张阅毕怒曰:“杏荪原来是一个大滑头!”

悲风第一(15
  某日,张之洞正在午睡,忽召其与俄国订约。下人撼之不醒,只好替他穿上衣物,塞进车内。及至颐和园附近,张始醒来,询知其故,不觉大笑。
  张之洞在武昌时,日本伊藤博文将来游黄鹤楼,张交代江夏县令:“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总以豪侈为主。”伊藤来后,仅居两日就走了,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1909年8月21日晚,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曰:“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矣。”语毕命去。

  清末名士王湘绮唁吊张之洞:“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初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晚清名臣里,曾国藩最为著名。曾以书生张空拳,创办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朝残喘了50年,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失和。

  辜鸿铭妙讽曾国藩:“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曾氏兵权在握,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辜氏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平生龃龉,人所共知。湘乡(曾国藩)薨,湘阴(左宗棠)作联挽之,款署“晚生”。联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悲风第一(16
  胡林翼巡抚湖北时,最倚任严渭春,尝对严说:“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

  左宗棠素以武侯自命,平时与友人书札常署名为“今亮”。某次,吴县吴清卿中丞督学陕甘,来到兰州,下车观风,即以“诸葛大名垂宇宙”题。左闻之甚喜。次日,见下属,左故意问新学使昨日观风,以何命题。下属具以对。左捻须微笑良久,徐徐曰:“岂敢!岂敢!”

  左宗棠微时尝以才智自负。曾国藩问他:“当今逆乱四起,需才甚急,既有大志,曷出仕乎?”左曰:“以吾之才,非总督一省,不能展平生之学问。”曾笑曰:“何自命之高乎!”于是戏作一联曰:“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左对曰:“藩侯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究何曾?”

  胡林翼推荐左宗棠出来做官,授四品京堂,左半推半就曰:“吾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为人所用。”曾国藩诒书为贺,且曰:“四品卿衔礼亦宜之,何云腼颜耶?昔日之武侯纶巾羽扇,今日之武侯蓝顶花翎,遥遥相对。”

  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国藩,言必称“我老师”,曾说:“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李说他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靠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曾对李说:“依我看来,(办外交)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

 

悲风第一(17
  李鸿章挽曾国藩曰:“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俞樾挽联云:“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1875年,郭嵩焘建议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却未得到清廷任何回应。而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公司与美国对抗。

  1886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重建清漪园,并于1888年改名颐和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下《马关条约》。

  甲午战前,中国位列世界上第七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第12位。中国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4亿人口,日本只有37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千万人口……

  1894年,日本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旅顺全城仅36人逃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柏杨估计:“至少有3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从1840年至1905年,清廷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割走中国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

悲风第一(18
  史学家们异口同声说张之洞“殁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身为张之洞幕僚二十多年而又直言不讳的辜鸿铭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说他 “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

  同刘坤一等许多清代高官一样,张之洞亦吸食鸦片。《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写道:“他反对吸鸦片烟……可是他本人却从鸦片烟枪中寻找安慰,或者更确切地说寻找性的刺激。”“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1902年,张之洞上奏折提出“防流弊”三条措施:“一曰幼学不可废经书”,“二曰不必早习洋文”,“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圣贤经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余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咸丰九年(1859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有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左宗棠、李鸿章即风格迥异。1874年,新疆事起,李建议放弃塞防,左极力反对,并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左曾以64岁的高龄,督办新疆军务。

 

悲风第一(19
  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断绝关系前,曾著《强学篇》,提倡变法。后风声日紧,便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张曾写信给幕僚梁鼎芬:“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梁鼎芬挽张之洞:“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语;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唯我久,凄凉廿载,怀知哪有泪干时。”可谓概括南皮一生。

  王韬生于晚清末世,一心想建奇功以名天下,于是便有了三次献计之举。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向江苏巡抚徐有壬献策,以平外患;第二次是太平天国之际,向江苏布政使吴煦献计剿灭太平军;第三次是化名“黄畹”,向太平军首领刘肇钧上书,建议夺回安庆,缓攻上海。前两次是帮助大清朝廷,后一次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置身豺狼近,杀贼先结贼”的险计。然而此信很快被清军收缴,王因此险遭杀身之祸,寻得英人保护遁居香港,才躲过一劫。

  王韬周游列国,见过西洋美妇,亦知西方家庭生活。他一生虽素喜嫖妓,但对于挑选终身伴侣的标准颇为严格:“娶一旧家女郎,容不必艳,而自有一种妩媚,不胜顾影自怜之态。性情须和婉,明慧柔顺而不妒,居家无急颜遽色。女红细巧,烹饪精洁,倘能作诗作字更佳。薄能饮酒,粗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对,茶香入牖,炉篆萦帘,时与鬓影萧疏相间,是亦闺中之乐事,而人生之一快也。”

 

悲风第一(20
  王韬对自己的传奇一生总结道:“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

  经学大师段玉裁告诫外孙龚自珍:“做学问,嗜好琐碎固然会被人讥笑,可是治学疏略也就不能成就高大。况且各种学问自有门径,不是同行就以为你不过是零零碎碎,一丘一壑。但是一旦进入其中,就发现都是泰山沧海,涉历艰苦,没有穷尽的。”“即使是贫穷家的女子,也会积攒针头线脑,何况是学者?”

  段玉裁一生著述,至死方休,“吾似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已”。段死后,王念孙黯然道:“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戊戌变法失败后,黄隐归故里梅城,在人境庐将自己数十年来的诗篇整理为《人境庐诗草》,号称“晚清诗史”。庐近溪流,窗含山色,有一联云:“有三分水,四分竹,添七分明月;从五步楼,十步阁,望百步梅江。”

  顾太清是个守寡的王妃,其诗名素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龚自珍仗着自己薄有诗名,前去勾搭,还特意写了马屁诗:“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再顾倾人国”,即顾姓也。此即曾引起京城轩然大波的“丁香花案”。此案一发,龚便一箫一剑飘然出京,留下家属子女,并终其一生未再入京;顾亦受他所累,被赶出了王府。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随身携带的俄国小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敦煌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敦煌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悲风第一(21
  辜鸿铭刚回国时在张之洞门下做幕僚,其间曾受命处理一份出口国货的英文清单。辜刚看数行便暴跳如雷,提笔把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因native在语义上有“生番、未开化、野蛮”等意。张得知后,暗赞辜氏胆识。

  梁鼎芬在一次开学堂会上,准备了一份对“新政”和张之洞极尽颂誉的赞词。诵读者读得抑扬顿挫,兴会淋漓。读毕,辜鸿铭突然接口道:“呜呼哀哉,尚飨!”满座皆惊。而辜兀然高坐,神泰自得。

  1862年,上海赛马会成立,这项英式运动立即受到上海滩富人们的青睐,上海也取代香港赛马会而成为东亚首会。中国人去赛马场不仅为了好玩,还为了赌博,只要付钱就可以进入跑马场。

  1871年10月,洛杉矶华人内部殴斗,一名白人意外死去。一伙持枪暴徒打着替死者复仇的幌子冲入唐人街,吊死了22名中国人,其中包括老人和孩子。1877年夏,旧金山的暴徒包围唐人街达三天之久。1880年,丹佛市成百上千的白人暴徒袭击华人,当局竟以保护华人为名把华人统统关进监狱……国弱至此竟殃及侨民。

  19世纪90年代,“酿酒大王”张裕的老板张振勋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真可谓“富可敌国”。

  1884年,一位京官在奏疏里直陈当时农村情状:“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毙……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只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而世风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粮食收取租谷,甚为不易……贫瘠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肯受。”

  欧洲人谢立三来中国,一次在四川住店时看到一首“题壁诗”:“屋内有老鼠/至少几十只/每只重三斤/或许还不止。/夜里臭虫不计其数/臭气熏天爬又咬/要是不相信/点灯起来找。”他意犹未尽,又给这首诗添加了一个结尾:“里里,外外,浓烈的臭味/直冲鼻孔,防不胜防/后面,猪儿吱吱叫/让人无法睡觉/还有黑压压的小东西,嗡嗡乱闹/蚊子——如果你乐意这么叫/假如这些还不够/幸好,还有跳蚤。”

  御史胡家玉以南昌县为例给清朝县长的收入算了一笔账:土地税每年48000多两银子,知县按惯例每两可收取0.24两附加税,可获12000两;每年还需交纳60000担稻谷的实物税,按惯例每担可征收0.3两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共18000两。但是知县的固定收入按规定每年却只有190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