哺乳期可以用双氧水吗:教育必须严爱相加（下）

 教育必须严爱相加（下）

                                                                          文∕ 智夫勤

教育孩子，首先要引导孩子“做人”。 做人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行为修养不过关，那么他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因此，我们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诚实、正直、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心的人。树不剪不直，人不教不正。教育不能完全顺其性，必须矫正孩子错误的任性行为。只有教育引导孩子按照应该做的去做，才能促使孩子逐渐发展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

李双江认为：“作为父母希望孩子上进，玩是孩子的天性，没有办法。现在孩子玩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小时候有个玻璃球就不简单了。今年冬天去滑雪，我给儿子买了一双滑冰鞋、雪橇，非常漂亮。小时候我们只能找一个木板、铁棍滑一滑，现在大不一样。我们希望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希望他们将来有快乐的收获，希望他们快乐的成长”他对孩子是典型的“顺其性”的教育，事实证明一味地“顺其性”是极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哪些能“顺其性” ，哪些不能“顺其性”。对于孩子的兴趣特长和正确的言行、思想，我们应“顺其性”；对孩子在物质上的过分要求和错误的言行、思想我们必须“逆其性”，而且应严格矫正。

家庭应有教育规则。无规矩不以成方圆，如果没有任何约束力，孩子可能会为所欲为。所以，合情合理的家庭教育规则对孩子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家长应让他们懂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等等。如果孩子在言行上违反了家庭教育的规则，家长要给予耐心教育。如果多次违反家庭教育的规则，父母要给予孩子批评，甚至惩罚。以此，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古人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1、孟子之母“断织喻学”。孟子小时无心向学，一次还没放学就跑回了家。孟母正在织布，见他回来，问道：“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孟母闻言，举起剪刀一把剪断了织好的布。“读书犹如织布，累丝成寸。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布一样，还能接得上吗？”孟子顿有所悟，从此手不释卷，刻苦攻读。

2、司马光说谎受责。老师发现司马光在作文时抄袭，便告知其父，并策划一个引导启发他的活动。父亲吩咐司马光和堂弟司马义剥花生仁的外皮，看谁剥得最多，条件是要自己动脑，不能让人帮忙。司马光竟不顾父亲之命，让丫环帮忙，用开水将花生泡后再剥，所以剥出的花生仁圆润光洁。父亲问他这个方法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司马光点了点头。父亲非常生气，严厉地说：“诚实是做人根本。一个从小为点小事就投机取巧的人，长大了会成为一个廉洁奉公、正直无私的人吗？你小小年纪，竟然说谎，就好像幼小的树长了蛀虫，必须马上清除，否则，就不成有用的栋梁之材。”长大成人后，司马光给自己取了个字，叫做“君实”，以此勉励自己永远做个诚实正派的人，他还把这种美德传给子孙，成为世代相传的家风。

3、杨振宁的父爱。 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是一个学养深厚，为人光明磊落，具有深厚民族情感的人。1923年赴美国留学，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执教。他的一生就是不畏艰苦、努力工作、正直做人的一生。他的人格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杨振宁兄妹。杨克纯经常用自己9岁丧母，12岁丧父，寄于亲戚篱下，阅尽人间冷暖，从而发奋读书，坚持不与纨绔子弟和不求上进者为伍的人生经验告诫和教育杨振宁兄妹。

4、崔琦“偷瓜”受罚。诺贝尔奖得主崔琦的母亲对他的教育特别严格。有户种瓜人家丢了瓜，说是崔琦偷的。崔母知道后，愣让崔琦在院子里跪了半天，不少人讲情都不行，直到崔琦说“以后再不偷了”，才让他站起来。其实崔琦并没偷瓜吃，是丢瓜的那一家认错人啦。这件事说明崔母教子是多么严格！

5、毛岸英兄妹的意志磨练。1946年1月，毛岸英回国，毛泽东教育儿子，要成为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吃苦耐劳，意志顽强的人。毛岸英遵循父亲的意见，穿上父亲的打过补丁的灰布衣服，背了一斗多小米，徒步23里走到农村。他同大家一同下地干活，掏粪担粪，从不嫌脏。他学会了犁地，种洋芋。毛岸英劳动肯干，吃得苦，生活上也很俭朴。他和农民同吃，同住窑洞，睡土炕。每天劳动之后，晚上总要认真读些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通过在农村的锻炼，毛岸英的思想觉悟和意志品质有了很大提高。 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1959年考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毛泽东在日常生活方面，仍严格要求她。她吃住在学校，和同学一样睡上下铺，一样认真听课，一样下乡参加劳动，一样挤公共汽车。李讷总是齐耳短发，蓝布制服，黑布鞋，生活十分朴素。

严就是爱，爱必须严；严爱相加，严爱有度。从孟子到司马光，从杨振宁、崔琦到毛岸英的案例就是充分证明，正是严爱有加的家庭教育才使他们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