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含三氯生:文革二三事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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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底的同学们
逍遥派
文化大革命中我做了几个月的逍遥派,是因为串联回来后,两派的对立更加尖锐,我实在没有什么锐利的目光能看出谁对谁错。同时,我也不想被人利用,这样我就成了逍遥派。其实,逍遥派也不是都逍遥的,他们也有观点。只是有的不想介入或无法介入;有的想加入而别人不让,因此,逍遥派是文革中一个不小的群体。
67年初,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分为两大派:高司(湖南高校革命造反司令部)派和湘江风雷、无联(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造反司令部)派。这两派在运动初期都是造反派,他们的对手是“红色政权保卫军”。6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点名批判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后,所谓的“保皇派”迅速瓦解。由于没有对手,原来的战友很快就由某些观点不同,分裂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高司稍趋理性;湘江风雷更左。而“保皇派”被瓦解后,一部分成为高司派,一部分成为湘江风雷派,一部分成为逍遥派。这就是67年上半年,湖南文化大革命交锋最激烈、最对立、最暴力、最诡异的两派。
这段时间,我既没有到学校去,也没有到社会上去,只是待在家里。每天到工厂俱乐部门前,看两派激烈的辩论。
大约67年一月底,在湖南省军区及各地武装部的支持下,各地以“冲击、破坏钢铁长城”为由,抓了不少湘江风雷和无联的头目。高司派扬眉吐气了。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大街上就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油炸某某某”(省军区司令)等大标语。为湘江风雷翻案之风由小到大;由弱转强地刮了起来。当时,最有名的是长沙一中一个女学生(造反派头目)被抓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到了北京,向中央文革告了状。回来后,剃了个光头,举着一面写着“造反有理”字样的大旗,高呼“打倒某某某”的口号,满长沙狂奔。影响极大(当年女人剃光头绝无仅有)。随后,湘江风雷迅速翻了案,从而两派更加对立。
我之所以回忆这段文革历史,是我觉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是人们在错误的方针和理论的引导下,出现的荒唐与疯狂的行为。正是由于国家对自己的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否定,使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使人们的道德观被曲扭,才会在稍有风吹草动的挑唆出现时;表现出疯狂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春秋无义战。文革中的两派正是被利用,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又组织战斗队
在67年5-6月间,我已有几个月没有到学校去了。这天到学校一看,学校冷冷清清的,完全不是以前的热热闹闹的场面了。一问才知道:学校造反派势力大,高司派的没有什么力量。再加上学校也没有什么好斗的(原校领导和黑五类已是死老虎),都到校外闹革命去了。
这时,有几个平时很熟的不同年级的同学找到我,其中,有些是运动初期保守组织的头头,现在其他组织不收,又不敢自立山头。于是要我牵头,组织一个战斗队参加运动。我虽然当了几个月逍遥派,但从内心来讲是同情和支持高司派的,只是没有渠道表现。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这也许是人与生俱来的表现欲。如果没有行为准则的约束,一但有机会,这种表现欲就会象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一样,跑出来作恶。
我们商量好成立一个战斗队,先找可以做总部的地方。当时,学校的几栋教学楼都被造反组织占领了,各自安上高音喇叭在瞎叫。好不容易在学校不用的体育器材室里,我们找到一大间空房。好!总部就在这里了。现在我都记不清,几个同学在哪里搞来两个大喇叭和扩音设备。喇叭往房顶一安,扩音设备往桌上一放,总部建设大功告成。我们给战斗队取了一个自认为响亮的名字:“延安烽火革命造反总部”。刻了一枚硕大的印章(名称和印章都是越大越好)和一面大旗。这些经费好象都是在学校总务室办的。接着招兵买马,很快就有二十几个不同年级的同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由于我们声明是支持高司的,很快就和学校的造反派打起了喇叭口水战和大标语战。我们被造反派称为“封火兵”(意为封杀革命造反之火)。这是在当了几个月逍遥派后,又一次开始了为保卫红色政权而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可是,这样的激情只维持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