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瑞芯片代理商明细:金融海啸oo 第一章 权力、货币与英帝国的衰落和第二章 美国寡头集团的兴起：精英们的金融托拉斯

　第一章    权力、货币与英帝国的衰落

　　“我不是寄生虫。我只是一个投资人。” ——莱昂尼亚·古卢布科夫在1994年破产的俄罗斯MMM公司投资骗局的一则广告中所说

　　英帝国衰落的缘由
　　1815年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以后，英国以全世界无人挑战的霸主姿态君临天下，当了统治海洋、控制世界金融和主导全球贸易的帝国。这个帝国的货币基础是世界上最牢固的——按照标准铸成的固定重量的金块。
　　四十年后，19世纪的50年代，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还会怀疑，女王陛下的皇家海军就是海洋的霸主，是世界上最威严的皇权的捍卫者，一直到遥远的将来都是如此。帝国权力的核心就是金钱——对世界上一切重大的现金收支的控制权。这个控制权掌握在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区的称谓。——译者）的银行和分布在从香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业银行全球网络手中；它们为世界贸易的主体提供信贷资金，信贷的条件当然一定要让伦敦银行家有利可图。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英帝国更强大，这简直像公理一样不容质疑。然而，这个帝国的基础却远远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
　　英国从世界主导大国的位置上降落下来的那个漫长的过程，始于1873年开始的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经济萧条。这场经济萧条削弱了英国的制造业，向两个全球竞争对手打开了大门。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胆敢觊觎英帝国的宝座：德意志第二帝国和走出了南北战争之后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它们开始伺机挑战英国对货币、金融、贸易的统治并挑战英国的军事力量。
　　两个觊觎者还要打两场世界大战和无数次较小规模的征服战争才能决出胜负。争夺全球统治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原因；虽然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做过一点装模做样的努力，但这场战争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1919年战败的德国被剥夺了仅存的海军舰队、陆军以及海外殖民地。德国还要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必须在几十年时间里以本国经济为抵押，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支付战争赔款。在全球主导权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实力和货币。来自德国工业的威胁消失了，然而美国银行界的精英和工业大亨在1919年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英国首脑思考的问题也是帝国的复兴而不是终结。
　　英帝国的支柱
　　19世纪90年代末期，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英国仍然是毫无争议的世界领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就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一样。
　　拿破仑战争之后，在1814～1815年瓜分欧洲的“维也纳议会”上，英国以某种让步为代价攫取了海上统治权，那是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欧洲大陆列强作出的一种损人利己的“让步”——一个使得中欧大陆继续保持四分五裂的让步，中欧大陆因分裂而软弱，无力抗衡英国在全球的扩张。
　　英国控制了海洋，由此控制了世界的海上运输，这是新兴的英帝国的支柱之一。欧洲大陆的制造商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都不得不接受伦敦制定的贸易条件。这些条件都出自劳埃德航运保险公司和伦敦银行业辛迪加之手。世界上最强大的皇家海军为英国商船队维持主要航道的治安、提供免费的“保险”，而竞争对手的船队必须通过伦敦最大的劳埃德保险辛迪加为船只购买预防海盗、海难和战争损失的保险。
　　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区的称谓。——译者）各银行提供的信贷和汇票对于世界上大多数航运贸易融资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私营的英格兰银行本身就是伦敦金融城的杰出作品；在伦敦的金融机构中包括巴林银行、汉布罗斯银行等，其中比任何人都更显赫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英格兰银行操纵世界上最大的货币黄金供应，精心策划英国的商品出口，只要她愿意就可以让英国商品潮水般地在竞争对手的任何市场上无情倾销。英国对国际银行业无可置疑的统治，是1815年之后英帝国权力的第二大支柱。伦敦金融城金融和银行体系的权力核心，是私营的英格兰银行和控制它的那些人——帝国权势最大的私人银行家。在19世纪由英国垄断的国际贸易中，还有一大宗是罂粟，特别是在英属印度种植、由英国的贸易公司亲自操刀，在中国朝廷的抵制下强行输入中国的、针对中国人民的非法鸦片贸易；虽然很少被提起、很少被承认，这却是支撑英帝国金融大柱的基础。
　　伦敦：矗立在黄金和鸦片之上
　　英国拥有的黄金储备是英镑在1815年后担当世界信贷源泉这一角色的根基。“像英镑那么好”是那时对世界市场的信心写照，英镑本身“与黄金等价”。1816年6月22日颁布的一项法律宣布黄金为英帝国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
　　在随后75年之久的时间里，英国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是保证英国的私人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金库获取新开采的世界黄金储备，无论金矿是在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还是南非。
　　借助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萨特磨坊（北美的第一次大淘金热于1848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河附近的萨特磨坊。——译者）的黄金大发现以及三年后在澳大利亚发现的黄金，伦敦黄金市场迅速扩张,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黄金交易中心。像斯图尔特·皮克斯利和塞缪尔·蒙塔古这样的黄金商行都加入了经纪人的行列。罗斯柴尔德在自己原来的银行业务之外，也插手黄金，与约翰逊·马瑟一道成立了皇家铸币局黄金提炼厂。英格兰银行会为伦敦金融城遴选出来的黄金议价银行提供“可靠交付”最高信用评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用黄金进行越来越多的国际收支结算。
　　从188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港每星期都有运黄金的海船抵港卸货——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南非;这些船运来的黄金造就了伦敦金融城无人可望其项背的世界黄金市场首席地位。
　　到1871年时，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从对外出口贸易中获取了足够的黄金，将本国货币与金本位制挂钩，加入了英国的金本位体系。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从法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是用43吨黄金支付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由此宣告诞生，俾斯麦首相是这个帝国政治舞台上的决定性人物。德国的黄金储备翻了两番（四倍于前），黄金撑起了德国马克，为德国工业的空前扩张提供了流动资金。到1878年时，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也跟随德国和英国加入了新的国际贸易金本位制。沙俄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也使用黄金作为官方储备——将英国殖民地从开罗延伸到开普敦。
　　1886年在南非的德兰士瓦发现了大量黄金。英国探矿者川流不息地从之前被英国吞并的开普殖民地越过边界而来。开普殖民地的总督是英国矿主塞西尔·罗得斯，他的梦想是让英国控制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整个非洲大陆。19世纪90年代，布尔人中的民族主义者坚决要求摆脱英国而独立，伦敦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用武力来制服南非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前途和帝国的未来都将取决于这场征服战。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这是伦敦为控制德兰士瓦的黄金而发动的战争。德兰士瓦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黄金生产地区。罗得斯的矿山是最大的开采中的金矿。法国和德国的投资者也投入了大量的股本，但英国人控制了矿山60%～80%的黄金产量。英国打赢了那场战争，血淋淋的胜利保证了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银行家”的主导地位至少再维持一段时间。1873年后英国工业霸权的重大衰落，基本上被1886年以来从德兰士瓦攫取的大量黄金储备掩盖掉了。
　　英帝国财富的第二根支柱，是很少被人提起的19世纪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对鸦片贸易的控制使伦敦金融城得以在黄金之外还主宰了世界白银市场——白银是当时使用的第二种货币金属。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英鸦片战争
　　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冠级皇家公司——是庞大的英帝国框架的基础。在1858年议会终于废止了对它的皇家许可之前，东印度公司作为私人组织却拥有私人的军队，它控制的领土面积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大（除了中国以外）。整个19世纪前半叶，东印度公司收入的秘密来源就是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罂粟的种植由该公司在印度的种植园负责。
　　英国东印度公司插手印度的鸦片种植,最早始于孟加拉，时值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到19世纪20年代鸦片贸易急剧增加，1824年有1.2万多箱鸦片被偷运进中国，1838年上升到4万箱，数量达2500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19世纪30年代的情景，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鸦片是“19世纪全世界最值钱的商品”。
　　19世纪30年代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在金融上的地位和20世纪后半叶的石油不相上下。鸦片简直就是“白颜色的金子” 。
　　鸦片贸易对英帝国的战略价值是生死攸关的。非法的鸦片走私将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巨额盈余，其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向印度出口的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鸦片贸易是“英国在东方商业的中心枢纽”。
　　偷窃中国家庭的白银
　　由鸦片进口引起的中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中国的货币白银储备流出。1810年之前的1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举非法贩卖鸦片之前，中国在对外收支中持有2600万美元的盈余，这个数字令人难忘。此后，从1828年至1836年的8年间，中国贸易出超达到惊人的3800万美元，以今天经过膨胀调整之后的美元衡量，大约相当于千亿美元。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鸦片。诱使大量中国人吸食鸦片上瘾而劫取的金钱，大部分直接流向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难怪女王陛下、首相巴麦尊（又译作“帕默斯顿”。——译者）勋爵和英国银行界会如此断言：同中国人做的鸦片贸易值得打上一两场战争。
　　当时中国和其他不少国家的货币基础是白银。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与欧洲开展大宗贸易以来，中方要求欧洲用白银支付其进口的产品，曾导致了欧洲的白银储备外流。当时以白银支持的货币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给印度设置的卢比，因此用鸦片从中国换白银的贸易对英国特别有利。美国自己在19世纪的前半叶曾竭力建立一个由黄金和白银支持美元的金—银复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依据《1846年独立财政法》规定过严格的“硬通货”制度，做生意只能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怡和洋行帮助英国备战
　　那时被人仰视的英国巨商和银行都把他们赚钱发财的好运归结于中国人吸食鸦片成瘾。在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和最冷酷无情的是威廉·渣甸，他是当年最大的鸦片商人。1828年他与苏格兰同乡詹姆士·马地臣结成合作伙伴，成立了怡和洋行。渣甸曾经这样说过，鸦片贸易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和最有绅士风度的投机生意”。他的财产使得他在19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下议院的议员，并当了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耳目。
　　詹姆士·马地臣当上了议员，在下议院任职25年之久。他后来还当了英格兰银行行长、庞大的P＆O航运公司的总裁，是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银行从中国鸦片贸易中赚到的利润。
　　1832年，马地臣提出一个拓展鸦片航线的计划，将鸦片运输路线从港口城市广州沿整个中国的海岸线渗透，培养千千万万新的吸毒者，把卖毒品的利润提高到前所未闻的高度。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理人当时曾写道：“鸦片就像黄金。我随时有货可以出售。”
　　1835年，马地臣在英国游说对中国发动战争，意在强迫中国实行无限制的鸦片进口和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是一个老练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战略家，他挑起了可以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类似于“缅因”号战舰沉没（1898年2月，停泊在古巴港口哈瓦那的美国“缅因”号战列舰神秘地沉没了，美国借此挑起美西战争。——译者）或“东京湾事件”（1964年8月4日，一支由两艘美国驱逐舰组成的分队报告，正在越南外海东京湾（即北部湾）游弋的舰船受到北越巡逻艇的鱼雷攻击。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扩大越南战争。——译者）——给英国媒体一个煽动反华情绪的借口，为发动战争创造先决条件。1834年巴麦尊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律劳卑则派英国战舰溯珠江而上，冲击中国在广州设置的阻止鸦片贸易的临时关卡。正是这个巴麦尊在寻衅挑战。
　　1838年，鸦片走私的数量接近每年1400吨，中国开始对鸦片走私者处极刑，并新派总督（译者按：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被作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查禁鸦片输入。）林则徐到广州，希望遏制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
　　巴麦尊曾这样告诫英国下议院：“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巴麦尊勋爵以及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把英国的在华利益看得一清二楚：鸦片和巨大的市场，这还有待于把中国的门户强行打开。为了掩盖这一点，巴麦尊和英国鸦片商（如渣甸和马地臣）总是把“自由贸易”挂在嘴上，喋喋不休地把英国商人在中国做生意的安全说成“神圣的权利”。
　　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是把鸦片用作征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武器来使用的。他们贿赂中国官员，使他们吸毒上瘾，他们把鸦片散发到军队和政府最高机构里去。由于鸦片十分昂贵，它首先打通的是中国富有的精英、政府的高级官员，然后是职员和士兵。朝廷非常担心整个行政机构被毒瘾毁掉，把鸦片称为“道德毒药”。鸦片摧毁了稳定的家庭结构，造成打家劫舍的行为四处蔓延。早在1836年一名中国检查官就说过，鸦片“意味着人民生活和国家精神走上穷途末路。”
　　对东印度公司的不法商人和巴麦尊来说，只要英国人能赚钱并且胜出，中国这个样子就挺好。中国颁布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鞭笞烟民、囚禁或绞死烟贩。但是地方上腐败盛行，无力执法，因此吸食鸦片的人数反而不断增加。广州是英国鸦片最大的入境口岸。1838年年底和1839年初，中国在广州对鸦片商采取了行动，从停泊在港口的船上没收了数吨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属于英国的上层贵族所有，因此英国海军立刻作出反应。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登峰造极。中国完全没有能力抵挡英国皇家海军炮舰巨大的杀伤力。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正处于顶峰，英国的枪炮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
　　英国在战争中的要求是，中国向自由贸易敞开大门，对鸦片贸易不许加任何限制。中国清朝统治者则千方百计阻止财富的流失，特别是国家的货币白银的流失。
　　英国拒绝停止鸦片贸易，林则徐对英国实行了贸易禁运。1839年3月，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义律要求所有英籍臣民将手中的鸦片交给他，然后交由总督林则徐没收,其数量相当于几乎一年的供应量。林则徐将鸦片溶解在水、盐和石灰中，然后冲入大海。义律向鸦片商人许诺说，英国王室将补偿他们损失的鸦片。这样一来就把一大笔债务推给了英国财政部，禁烟变成了一个有助于巴麦尊和怡和洋行在英国挑动战争情绪的事件。他们向英国公众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鸦片，而是一个“自由贸易权利”问题。
　　林则徐曾经在1839年采取过非同寻常的步骤：通过外交渠道致函维多利亚女王，质问英国政府的道德逻辑。他引证了他所理解的英国国内禁止买卖鸦片的规定，质问英国为何要在中国做毒品生意赚钱。他写道：“陛下此前尚未得到过此类官方通报，以不知我方法律为理由，但我现在可以宣告，我国意在永远禁绝此种有害毒品。”可是当时鸦片在英国不是不合法的。
　　女王并未收到林则徐写的信。反过来，英国政府和商人控告林则徐破坏他们的私有财产：林则徐销毁了大量鸦片，他在一条专门挖出来的沟渠里，用石灰浸泡鸦片后冲入大海。英国闻讯立即派出一支人数众多的英属印度军队，于1840年6月抵达广州。
　　英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城镇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装备了蒸汽动力、风帆的坚船利炮，使得英国军舰所向披靡：它们有高度的机动性和舰载重型火炮。英国军队的实力大大超过清军。英军占领广州后，又到长江上耀武扬威，它们专门捕捉税收稽查船，掐住北京的朝廷从征税得到的主要收入来源，把大清帝国打得落花流水。
　　在为鸦片而打的这场战争中，英国毫无悬念地在技术上占有压倒的优势，每一场战斗都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大屠杀。一位英国军官曾经这样说过：“可怜的中国人”有两种选择，他们“要么躺下来吸毒，要么被屠杀，因为支持自己国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杀死。”
　　清朝当局于1842年求和，同年8月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被迫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被迫同意向英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在其后签订的补充性条约《虎门条约》（原称《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善后事宜宣清册附粘和约》或《虎门附约》，即《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中，清帝国还承认英国在中国享有与中方平等的地位，给予英帝国的臣民以治外法权，他们在通商口岸城市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到了1860年，鸦片输入中国的规模竟然达到每年6400吨之巨。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而中国则被劫掠一空。伦敦版的“自由贸易”大获全胜，凯歌高奏。
　　英帝国的太阳西沉了
　　寄生性的英帝国从中国沾染鸦片毒瘾的社会苦难中赚了大钱（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吸毒人数最多时达到4000万），同时还掌控着印度和中国的资本流动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但是这一切还是不足以使这个帝国免于腐朽和最终的衰落。
　　在世界第一这个光彩夺目的形象背后，英国的内部正在慢慢地腐朽。英国的资本从1850年后大量流向海外，流向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流向19世纪70年代迅速工业化的德国、欧洲大陆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伦敦金融城的巨额资本向外流出，因为英国的有钱人发现资本在国外的回报远远高于国内。这也是英国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后果之一，农业方面的自由贸易实现了，工资水平也降下来了，因为英国的工人可以买到从敖德萨、美国、印度等外国进口的更廉价的食品。“贱买贵卖”已经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模式。
　　1846年之后，英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是随着面包的价格一起下降的。《英国济贫法》规定,给工资低于人类基本生存水平的工人提供收入补偿，而这个补偿又是以小麦面包的价格计算的。当面包价格下降时，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就掉下去了。这一切的后果是，英国国内的工业投资和现代化从1870年之后就停滞了，随后发生了缓慢的衰退，尽管伦敦金融城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仍然很兴旺。正是英国国内的工业投资使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采用瓦特改良的蒸汽引擎并且领导了工业革命。
　　经济的重心转移了：从英国北部的工业区（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纽卡斯尔和利物浦）转移到伦敦，可是伦敦的金融和贸易服务业务是管海外融资的。英国从煤炭、机械和钢铁等有形的商品贸易转向了“无形”的买卖；英国已经变成一个从海外投资收取回报和从服务收费来赚钱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后，英国对进口货物的依赖越来越深。从1883年到1913年，英国进口的商品以英镑计算上升了84%。依赖进口的毛病被“无形”买卖的巨大成功掩盖了。1860年的英国开采了全世界煤炭总产量的60%；煤炭曾是英国工业的原料和海军的燃料。到1912年，英国的煤炭生产份额下降到24%。同样，1870年英国占世界钢材总产量49%的份额令人难忘。到1912年，这个份额已下降到12%。铜的消费是新兴的电气化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从1889年占世界铜消费量的32%下降到1913年的13%。
　　1873年英国大萧条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一个时代的起点，是英国作为世界主导性经济强国的霸权终结的开端。
　　1873年，英国历史上称为“大萧条”的严重经济衰退开始蔓延并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一直延续到1896年。这个时期对后来引发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力量来说，是它们成长的决定性时期。1873年的大萧条导致英国工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价格水平持续下降，或曰通货紧缩，拉着同一时期的利润和工资一起向下降落。巨额资本闲置，或者到国外寻求收益。
　　虽然这场危机在英国十分严重，但是在英国之外的影响却转瞬即逝。到19世纪 90年代中期，德国第二帝国已处于空前的经济繁荣之中。英国的对手德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经济体正在迅速工业化，并已经开始向过去由英国占据的市场出口商品。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个新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正在迅速崛起，也对英国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尽管这个挑战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需要打两场世界大战，才能准备就绪。

　　第二章    美国寡头集团的兴起：精英们的金融托拉斯

　　“上帝赐予我金钱”——约翰·D．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创始人

　　由来已久的全球危机
　　2007年7月29日，在德国的银行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德国财政部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一条重要消息：德国政府与主要的私人和公共银行正在着手对德国工业银行实施紧急救援。这家银行是1924年为执行《道威斯计划》规定的德国（向欧洲战胜国）支付战争赔款而成立的。这一次新危机已经是这家银行在它的历史上第二 次当美国银行体系的牺牲品了。第一次是1931年，维也纳信贷银行崩溃，成为引发全球银行业连锁崩溃的导火索，引起了大萧条并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次危机也是从规模较小的杜塞尔多夫中小企业贷款银行开始，触发了全球性连锁反应。在2009年看起来，德国工业银行崩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其规模可能会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悲惨的大萧条；不过只有等破坏的创伤被清理干净之后,我们才能下定论。
　　德国工业银行的麻烦源于它们对新发行的“次级抵押证券”的投资，这些由纽约多家银行发行的证券回报率非常高。具体的做法就是：从发行（债券）的银行的手里，以折扣价买下大批的普通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然后把按月发生的按揭付款现金流拿出来，建立一个同住房按揭债务已经完全不相干的全新的综合债券；假设分项目的支付可能都会发生违约，因此再把收款的现金流都拿去投保“违约险”——去专业的保险公司投保；这些保险公司都是有“评级”的，给它们做评级和定价，都由著名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操办；那三个机构都以纽约为大本营,都是事实上的最终垄断者，正是它们一步一步篡夺了最终的控制权——不仅是对美国经济控制的权力，更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控制权力。这一切设想，包括那个评级过程、与华尔街银行首创的“证券化”的配合，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美国注入新的活力，使得美国全面主导全球资本市场的那个首席地位能够保持下去——这是美国实力的最重要的支柱，从1944年美国成功地策划并建立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以来，一直都是这样。
　　关于证券化的思路，就是设法把通常的银行贷款风险从这些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上彻底转移出去，把贷款违约的风险最大限度地分散化，这样一来违约的风险也许再也不能导致危机，也就是1931年维也纳信贷银行崩溃后发生的那种危机。但是这一切只是幻想，是以美国未来的权力仍然以工业立国为基本假设的幻想；这种幻想源于1860年内战之后美国对抗德国、以工业大国的方式崛起的那段历史。
　　2007年，一家德国小银行的支付困难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小的事件，竟会像滚雪球一样引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因为这种支付困难有深刻的根源，并深藏于有深刻缺陷的美元体系下的金融和银行制度中,这个美元体系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想正确地理解德国工业银行2007年7月崩溃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美国雄厚的金融实力的真正源头和美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演变成世界工业和金融强国所走过的道路。
　　美国寡头集团出现
　　随着庞大的英帝国在1873年经济萧条之后陷入持续的不可逆转的衰退，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开始在大西洋彼岸出现。摩根和洛克菲勒身边强大的美国工业和银行家族将财富和对美国工业的控制权集中在他们手中。
　　在迈向前所未有的权力高峰的过程中，摩根和洛克菲勒利益集团玩弄了种种欺诈、谎言、暴力和贿赂手段，而他们干得最出色的，是操纵金融恐慌。他们通过精心操控金融市场和银行信贷所造成的每一次金融恐慌，一步一步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自己人的手中。这个过程就是一小撮巨富的精英家族的权力增长过程。这些家族构成了美国的富豪贵族集团，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寡头集团。
　　亚里士多德使用寡头集团这个称谓，来描述被最富有的阶层统治的那种政治。在这样的国家里，选举的力量与一个家族的财富规模是有关系的。19世纪90年代末迅速崛起的美国世纪的真正的力量，其实并不在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手中，甚至也不在成长中的广大中产阶级公民手中。无论是称作寡头集团还是富豪贵族集团，美国的权力以及未来对权力的控制，就像罗马帝国时代一样，正在被无情地集中起来。
　　权力越是如此集中，就越是需要美式“民主”的外包装。当然，美国的新贵，或更准确地说是寡头集团，并非只凭借高贵的出身和血统就能跻身新兴的寡头集团，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算是民主的，这一点和古罗马或大革命前夜的法国那些颓废贵族是一样的。
　　《美国宪法》严禁继承贵族的头衔。但它不禁止贵族富有，不禁止美国寡头集团存在。1694年私营的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时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自由进入”式的贵族治理曾经是英国成功的秘密，也是正在兴起的美国帝国的活力所在，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很深的秘密。这个美国帝国后来被亨利·卢斯命名为“美国世纪”。
　　在19世纪后半叶，任何人只要足够聪明并有决心有能力从残酷的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游戏中胜出，抓住到手的财富，都可以有资格成为贵族寡头的成员，不太受阶级、宗教或国籍的限制。不过种族背景在美国仍然是进入更高权力圈的障碍，打破这种障碍还要等待至少一个世纪。在19世纪末期，这个寡头集团由摩根和洛克菲勒以及经过他们允许入围的少数精英所领导。
　　他们运用手中巨大的经济实力来导演在经济生活中最终会导致倒闭风潮的事件，制造严重的经济衰退——1893年的恐慌就是这样被他们制造出来的。他们行事机密，配合默契。他们以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楷模来运用权力和财富，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的模式。
　　英国东印度公司掠夺印度次大陆的财富，代表的是它在英国本土的股东的利益和愿望。虽然这个公司拥有私人军队，但是最终实现它的私人利益，还是必须依赖英国海军和英国政府的保护，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840年打的那场鸦片战争。正在崛起的这个美国寡头集团，跟它的英国前辈亦步亦趋，把触角伸进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大力收编州长、议员、法官、报纸总编甚至总统，为他们的私利服务——这些事实是对美国模式的尖刻嘲讽。由寡头集团和旗下的媒体共同煽动和触发的那些战争，完全服务于这些寡头的利益，无论有多少天真无辜的美国年轻人将要战死，他们一点也不以为意。
　　关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工业扩张高潮，流行着一种“粗旷的美国边疆民主精神和活力”这样的神话。与此相反的事实是，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1873年《重新启用硬币法》颁布并于1879年开始生效后,这实际上使美国加入了伦敦的金本位制，美国金融和经济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的那种程度，是很少有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的。到19世纪80年代，两个庞然大物在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中鹤立鸡群。他们最初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来成为同盟者。他们这样做倒不是出于喜欢对方，而是出于讲求实效的实用性。这两个家族是洛克菲勒和摩根，它们的结盟始于20世纪初，造成了金融和工业实力最大规模的集中；它对美国经济和金融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难怪美国国会的批评者给它定名为“金融托拉斯”。
　　摩根财团要成为美国货币权力的“定音”者，还得等几年的时间,需要完成一系列阴谋策划的诡计，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充满了腐败黑暗。1893年的恐慌导致经济衰退达四年之久，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J．P．摩根领导的货币托拉斯是如何不惜血本地要攫取权力。
　　精心策划的1893年恐慌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财政部将白银和黄金一样视为货币金属。这实际上是一种金银复本位货币体系。白银大量流通于美国西部，农民和小店主喜欢使用白银来发放低息信贷，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以一种精心指导的方式通过联邦政府来扩大这个货币基础，将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在19世纪 90年代以摩根家族为首的纽约银行辛迪加的立场与此恰好相反。他们看见的是一条黄金路。由于他们与伦敦金融城银行的特殊的联系，他们看出操纵黄金是掌控美国国家货币权力的最佳路径。当时世界上的货币黄金供给被一小撮纽约银行界和伦敦金融城大亨所控制着，其中最大的是罗斯柴尔德（又译作“洛希尔”。——译者）勋爵的银行集团。
　　纽约银行家并不在意来自白银的竞争。他们在伦敦金融城（当时世界金本位制的心脏）里的银行盟友最想要的是美国实行单一金本位制，这样他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他们的盟友，即摩根-罗斯柴尔德的美国银行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等人，狡猾地利用了伦敦银行业同盟者的支持来控制美国的信贷市场，以牺牲广大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获取他们的一己私利。
　　恶名远扬的1893年恐慌实际上是摩根利益集团操纵的，他们的同伙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他们的目的是把白银逐出流通，并且将美国的黄金更牢固地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中。在操纵若干起金融恐慌的过程中，他们甚至得到了钢铁和铁路的控制权，深入到美国经济的核心,这可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摩根公司有一个急先锋，约翰·G．卡莱尔。他是民主党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手下的财政部部长。在得到摩根及其朋友的财政支持成为总统之前，克利夫兰是纽约一个平庸的政客。当上总统之后，他有两位座上客，一位是J．P．摩根，另一位是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后者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正式代理人之子。（Robert McElroy,Grover Cleveland,　Harper & Bros．,New York,1923,II,21,999）伦敦社交界的流言蜚语说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是卡尔·迈耶·罗斯柴尔德男爵的私生子，后被男爵收养并视为己出。此人取了个较少引起争议的名字——贝尔蒙特，被派往美国为罗斯柴尔德打理在美国的商业利益。
　　一支手洗干净了另一只手……
　　摩根和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说服克利夫兰总统，让财政部长约翰·卡莱尔发行美国债券,这些债券只卖给摩根和贝尔蒙特。作为交换，私人银行家们用政府急需的黄金支付财政部，作为美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的财政部至少要保持手中有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只要低于这个数字，就意味着美元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就得拉响警报。
　　克利夫兰政府的财政部私自将国债大打折扣售与摩根银行辛迪加，价格对摩根公司太有利了。这帮银行家一转身立即将这些债券以极高的价格卖给公众、地区性的小银行、保险公司等，从这笔交易中大赚一把。把这个腐败圈画圆画满的那一笔，是克利夫兰总统的前法律伙伴F．L．斯特逊，他把摩根公司收为客户，亲自为该公司同美国财政部谈判债券发行的条件。对这种勾当说一句“存在利益冲突”，再说一句“违背公众信任”，好像还是太温和了一点。
　　克利夫兰以私定的勾结价出售给摩根辛迪加的债券，达1．62亿美元之巨。这一内部交易在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在纽约的反腐报纸《世界报》上披露之后才被迫停止。
　　摩根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接管”始于1893年。在当年年初，克利夫兰第二次当选总统宣誓就职之后，挤兑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行动马上就开始了,这是摩根和贝尔蒙特秘密怂恿的。根据摩根和贝尔蒙特的指示，伦敦各家银行沆瀣一气,纷纷抛出了它们手上的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要求用黄金支付。
　　财政部根据当时的法律,可以用黄金也可以用白银来偿还公债,而且法律还赋予了财政部部长支付黄金或白银的决定权。本来用白银偿还国债就可以结束黄金的囤积恐慌，势力强大的白银游说集团也在敦促财政部用白银而不是黄金支付公债。但财政部部长卡莱尔听从了摩根和贝尔蒙特的秘密建议，拒绝用白银，而是只用黄金来偿付债券。随着美国政府黄金储备的快速消失，恐慌进一步加剧。
　　这样一来,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迅速耗尽。到1893年4月，自从1879年恢复用金属硬币支付以来，美国的黄金储备第一次下降到1亿美元以下。至此陷阱已经设置完毕。
　　当年5月，大规模的恐慌爆发。数周后，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政府宣布它将不再接受白银来铸造硬币。经过了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印度已经是世界上白银最多的国家。
　　连印度殖民地都拒绝白银了，这可是给伦敦和纽约银行家在美国永远废除白银作为货币的阴谋蛋糕上又涂了一层奶油。国际白银价格灾难性地下跌了50%，在美国也同样如此。美国遭到货币恐慌打击的圈内人不能不怀疑，女王陛下英帝国皇冠上的印度明珠，一定是受到伦敦金融城和纽约某些银行的怂恿才拒绝买卖白银的。那些银行从黄金恐慌中将赚得钵满盆满！
　　1895年初，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又一次被耗尽。那些黄金是它刚从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银行辛迪加手中以高利贷价格买来的。黄金到哪里去了？纽约的银行私人黄金持有档案表明，1895年1月，26家纽约银行的金库里仅有价值6500万美元的黄金。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最低限额是1亿美元，一旦低于这个水平，美国的金融稳定就面临威胁。据报道，克利夫兰总统大叫：“银行已经套住了国家的咽喉。”他小心翼翼地没有告诉不知情的公民，这些银行套住国家咽喉的绳索就是他提供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以摩根公司、代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洛克菲勒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施佩耶尔为首的银行家辛迪加出场了。银行辛迪加慷慨而又主动地表示愿意将他们私人的黄金出售给美国财政部,但他们可是要赚钱的。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
　　1893年黄金囤积恐慌导致全美银行信贷萎缩，从而引发了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美国纸币的持有者根据法律可以要求变现财政部的黄金。恐慌的结果就是大多数银行惧怕贷款。
　　1893年5月至10月期间，美国全国银行贷款总额萎缩到令人惊恐的3．18亿美元。活期拆借款的利率竟高达70%，因为银行和私人都尽量用黄金支付。美国出口到伦敦金融城（内森·罗斯柴尔德男爵为首的银行辛迪加在此占有统治地位）的黄金达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点。黄金恐慌严重地削减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了赤字，迫使财政部用宝贵且日益短缺的黄金储备来支付当前账户上的开支，进一步影响了黄金储备。
　　由于银行收回了贷款，信贷危机引发了从东到西席卷美国的商业破产浪潮。西部的农民和白银矿主认为,正是“东部的”黄金银行偷偷地挖了白银货币的墙角。没错，这些人干的正是破坏白银担当过的货币的角色。
　　1893年8月，克利夫兰总统按照J．P．摩根和贝尔蒙特的建议，召开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议题是废除《谢尔曼白银法》。根据此法令，美国财政部曾经用纸币钞票购买了白银，而这些钞票可以被其持有者兑换为黄金。《谢尔曼法》原本是在农民和小业主施压下通过的。这些人现在面临着萧条和破产，起因就是被迫转向单一的以黄金为基准的美元。克利夫兰说，政府停止了白银买卖，美国就可以避免一场金融灾难。总统说得很好，但是和总统的说法相对照的、可以被预先证实的事实是，白银虽然很充裕，却再也不能充当黄金的替代物了。
　　《谢尔曼法》在西部和南部农民以及小业主的抗议声浪中被立即废除了。纽约的银行大获全胜，而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是最大的赢家。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拜伦后来戏剧性地称之为被“钉上了黄金十字架”的那个情景，真的发生了。
　　摩根、贝尔蒙特及其华尔街老朋友的胜利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1897年1月，货币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大体上都出自D．劳伦斯·劳林教授之手。1899年12月提交众议院的《金本位制法案》于1900年3月通过并成为法律。该法律规定只有黄金美元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白银则成了辅币。
　　克利夫兰总统委派摩根在华尔街上建立一家私人辛迪加，为美国财政部筹措价值65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的一半将来自欧洲，并用这些黄金发行公债，使国家金库恢复到实有1亿美元储备的水平。财政部的公债以极低的优惠价格独家出售给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然后，摩根将公债再次以很高的溢价转售给地区性小银行和保险公司：它在这个交易的两头都赚了大钱，而代价却是牺牲美国经济的健康。
　　在随之而来的持续了整整4年的大萧条中，资本品的销量跳水，利润大跌，萧条袭击了所有的城市。在这场萧条中，有1.5万家企业、600家银行和74家铁路公司破产。萧条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和大规模的抗议，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发生了激烈的暴力行动。在失业高峰时期，劳动大军创纪录的失业率达到14.5%。据另外一些人的估计,失业率甚至高达25%。费城和里丁铁路的经济破产是第一个发生的事件。J. P.摩根安排了一次对铁路信贷的抵制，推动了铁路股票急剧下跌，同时又以极其便宜的触底价格悄悄地获得了这条连接宾夕法尼亚州广大的无烟煤矿的铁路控股权。
　　到1893年5月15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许多大的铁路公司，如联合太平洋、北太平洋和圣塔菲这些铁路公司，都被迫宣布破产。美国一连串的大铁路企业倒闭，为极有偿付能力的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的银行提供了“黄金机遇”，使得他们牢牢控制了美国铁路网，而在当时铁路网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心脏。
　　美国寡头集团的60个大家族
　　美国在1861～1865年南北战争和1879年的《重新启用硬币法》之后的经济繁荣岁月里，涌现了一批商业大亨，他们用诈骗、贿赂政府官员和国会、贪污以及诸如此类明目张胆的做法，积累了巨额财富。
　　铁路是美国经济成长的核心，反过来又刺激了庞大的钢铁产业的扩张。随着铁路网从东到西扩张，美国的电报也需要大量的黄铜来生产金属线。大多数大型铁路的建设并没有用过摩根的钱，用的是公共资金和公共的土地（根据全国国土规划的法律。——译者。）J．P．摩根只是像猎鹰捕食一般地掠取了这些铁路，就此控制了整个美国经济。到1901年时，摩根利益集团控制了南方铁路公司、莫比尔-俄亥俄铁路公司、女王-新月公司、佐治亚中央公司、佐治亚南方-佛罗里达公司、梅肯-伯明翰公司、费城-里丁公司、伊利铁路公司、新泽西中央公司和亚特兰大海岸线公司，据估算共计有长达5.5万英里的铁路。铁路公司控制了铁路轨道的交通权、煤矿、车站，连接了竞争的线路和到汽轮码头的枢纽。
　　新兴的美国富豪和寡头披着美国式民主的外衣、编造了“强悍的个人主义”这样的神话，用来为他们的巨额收益辩护，掩盖财富真正的来源。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摩根和洛克菲勒已经成为强大的金融托拉斯巨头，强大到可以控制美国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政策。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民主”这样美好概念存在的余地。权力就是他们交易的商品。这就是用鲜血和金钱创造出来的美国贵族，不论怎么看他们都和英国、德国或法国有头衔的贵族一模一样，而这恰恰是《美国宪法》所禁止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寡头集团和富豪统治——最有钱的人为一己私利实行的统治。
　　有大约60个家族组成了紧密勾结的富豪财富网络，他们中有洛克菲勒、摩根、道奇、梅隆、普拉特、哈克尼斯、惠特尼、杜克、哈里曼、范德比尔特、杜邦、古根海姆、阿斯特、雷曼、华宝、塔夫脱、亨廷顿、巴鲁克和罗森瓦德。这个富豪网络通过贿赂和压制等手段，控制了20世纪黎明时期美国的命运。60个超富豪家族通过王朝一般的联姻和公司的交叉持股，在20世纪初，控制了新兴的美国世纪的所有产业和银行机构。
　　这些美国寡头新贵中最富有的人之一，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通过贿赂州立法者，违法实行歧视性运输费率并从中获利。当时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已经控制了从纽约市发出的所有铁路，他给挑选出来的顾客优惠运费价格，同时向农民征收（按正税计算）50%的牛奶（附加）税，这些牛奶必须通过范德比尔特的铁路运送到市场去。农民们得不到任何优待，而新兴的大型农工商企业却得到不少优惠。范德比尔特后来投靠了摩根集团。
　　当时，通过欺诈和贿赂手段而致富的还有一个家族公司——费尔普斯和道奇家族的费尔普斯·道奇公司。这家公司进口诸如锡、黄铜和铅一类的金属，这些金属是19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美国建筑业高涨时大量需要的原料。该公司由安森·格林·费尔普斯和威廉·道奇于1834年建立，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树立了一副敬畏上帝的基督教商人的形象：他们为基督教青年协会和其他慈善组织提供捐赠等。事实并非如此，1873年的一次美国政府审判认定，费尔普斯·道奇的财富也是建立在大量诈骗、非法活动和贿赂之上。因为该公司从秘鲁和智利进口黄铜在报关时的欺诈行为被揭露，纽约地区法院对该公司判处罚款1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这家公司所干的勾当就是贿赂美国海关官员和骗税。
　　这份美国劣迹富人的名单很长，其中包括了大多数最受人尊敬的那些家族的名字，他们把欺诈、腐败和贿赂政府官员得来的财富捐赠给美国博物馆，资助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美国的著名大学，这些大学的许多教席和教学大楼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这些慈善活动还为他们赢得了一块又一块铜制的奖牌。
　　这个名单还包括铁路巨擘爱德华·哈里曼。他是美国外交家、间谍、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心腹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的父亲。哈里曼使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联合太平洋公司。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线的控制权，同时还收购了南太平洋公司。
　　哈里曼建立了一个控制着至少17家美国大铁路公司的帝国，他擅长股权稀释和做假账，其手段之高明足以让安然公司的审计者赞叹不已。一份美国政府1907年的报告指出，哈里曼获取如此多铁路线的目标是“消灭横跨大陆的运输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垄断的目的而限制竞争，这种行为违反了联邦和各州的法律。
　　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付劳工
　　对法律的肆意践踏在当时成了报纸调查和公众强烈抗议的焦点，最终导致美国国会于1904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个法律针对的是大公司滥用自身权势的行为,其中包括标准石油托拉斯、摩根的美国钢铁托拉斯、糖业托拉斯等。
　　表面上看起来，反托拉斯法针对的是摩根、洛克菲勒或哈里曼这些具有垄断不良行为的公司，事实却完全相反。一份190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曾宣布“一切限制贸易的联合”都为非法。该法律却从来丝毫也没有妨碍过哈里曼或其他大公司巨头的垄断行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平息公众愤怒的政治伪装而已。权势显赫的哈里曼及其朋友们从未遭到过反托拉斯诉讼，而无数的小业主却在该法令颁布实施之后纷纷锒铛入狱。更恶劣的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却成了一种阻止美国工会发展装大的武器，因为最高法院判决,工会组织罢工是一种“限制贸易的联合”。
　　工人们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资直至建立工会，合理合法,而摩根及其寡头朋友们却大造舆论,对工会进行压制。美国最高法院是寡头保守主义的堡垒。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各州不得限制私人企业的（过长的）日工作时间。3年后的1908年，在丹伯里·哈特斯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工会不得进行抵制活动。
　　1902年，乔治·贝尔案正是这种打压的具体体现。摩根安排他当上了费城-里丁铁路公司的主管，宾夕法尼亚的矿主们提名要他出面领导与罢工的煤矿工人的谈判。费城-里丁铁路公司当时专营无烟煤的运输业务。煤矿工人当时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将工资提高10%，要求承认工会是他们今后与资方谈判的代表，并且动用了他们唯一的武器：以拒绝劳动来要求减轻工作压力。
　　刚一进入谈判，贝尔就向新闻界发了一封公开信，宣称“劳动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和关照，但不是由罢工煽动者来保护，而是由全能全知的上帝赋予国家财产利益的基督徒来关照”。贝尔因此获得了一个乔治·“君权神授”·贝尔的绰号。在石油成为主要能源之前的几十年里，煤炭是基本的能源，用于家庭供暖、生火做饭、工厂动力和发电。
　　贝尔本人像同时代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和他们的大多数同伙一样，是一个铁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信上帝选择了他们，因为他们控制了商业这一事实显然证明他们比手下的工人更优越。当罗斯福总统被请来参与谈判解决方案的时候，“君权神授”贝尔却对总统说：“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只有当贝尔的顽固将引发全国性的动荡时，摩根才与政治上更为精明的罗斯福一道进行干预，制定强迫性解决方案：在工作时间和工资方面作出让步，但仍拒绝承认工会。
　　这场无烟煤罢工和最高法院的裁决表明，在19世纪终结时,美国劳资关系绝对是一边倒,偏向资方。这是一个由贿赂和威胁主导的寡头集团。他们还需要学习增选成员和自由主义改革等微妙技巧来维护对权利的控制。由于公众普遍支持矿工，西奥多·罗斯福宣布他在劳资之间达成了“公平交易”（又译作“公道政治”。——译者），确立了在某些罢工中实行总统干预的原则。
　　罗斯福更为人知的名字是他姓名的缩写TR，他自诩为1898年美西战争中圣·胡安山之战的战斗“英雄”。那场战争是一次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动，却让罗斯福成为广受欢迎的政治候选人，绰号“狂野骑士”（狂野骑士是美西战争中美西第一骑兵团的外号，罗斯福当时在该团任中校。——译者）。他宣布了他的“公平交易”。 “让我们所有人都信奉过去大家熟知的口号：诚实、体面、公平交易和常识……我们必须根据一个人的价值和业绩来对待他。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受到公平对待，因为他没有权利得到更多，但是他得到的不应该更少。”（Theodore Roosevelt,Speech．）这些话正合新闻报道的味口，而与此同时罗斯福正继续与摩根公司进行秘密交易。
　　这个策略性的转移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总统第一次公开不与资方站在一起反对劳工。它为共和党的罗斯福赢得了普通美国工人，尤其是蓝领的支持，他们的选票正日益变得重要。但是，特迪·罗斯福丝毫没有改变他对财富权力的忠诚。他只不过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能感觉到美国变革之风吹拂的方向，并能熟练地利用它来保持共和党对高管人员的控制。
　　把罗斯福的“公平交易”标榜为美国政治上的“进步时代”的起点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控制美国财富的寡头家族在如何展现自己的形象方面正变得越来越老道,最精于此道的无疑是摩根。在这位美国金融史上最大的阴谋家和骗子朱尼亚斯·皮尔庞特·摩根面前，所有的美国实业巨头都只能自愧不如。
　　J.P.摩根登上了王位
　　J.P.摩根因为在1893年与贝尔蒙特合谋策划了那场大型金融危机，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银行家之一。在他24岁刚刚开始职业生涯时，就以欺诈手段做了一笔生意，把美国军队过剩的旧步枪买下来再重新卖给美国政府去打内战。这批步枪是他通过名义代理人从纽约的美军军火库购买的。他的代理人偷偷地以每支枪3．50美元的价格购得5000支枪，把有缺陷的步枪作为完好的新枪，然后按每支22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圣·路易斯的陆军司令部。从此开始了他欺诈、蒙骗和腐败“波澜壮阔”的职业生涯。
　　在J．P．摩根忙于买卖步枪蒙骗美国政府的时候，其父J．S．摩根（摩根·皮博迪公司这家银行的合伙人）把家搬到伦敦，与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一起，担任美国政府在南北战争期间驻英国的财政代表。
　　在摩根与乔治·皮博迪建立合伙关系的时候，皮博迪是林肯政府驻伦敦的代表。林肯政府那时正全力以赴投入，力图使北方联邦战胜南方邦联。一份颇受尊敬的麻省报纸《春田共和报》1866年曾报道说，皮博迪和摩根“……在我们为国家的生存而战时既没有表现出任何忠诚也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完全像英国人一样，不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成功，他们只为南方而不为国家说话和做事。”《纽约时报》就摩根和皮博迪在伦敦的活动也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乔治·皮博迪公司那样让我们欠欧洲的债务（借据）在我们的货币市场上泛滥，并且打压它的价格，削弱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信心，而且他从这里赚的钱比任何人都要多。”
　　根据《美国宪法》，皮博迪和摩根在伦敦的活动已经构成明确的叛国罪。（New York Times,October 31,1966．）有其父必有其子，J．P．摩根依靠欺诈、叛国和蒙骗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银行和工业帝国，更有欺骗意味的是,此人始终刻意让有关他的所有新闻报道将他描绘成一个具有基督徒美德的慈善家。
　　J．P．摩根的银行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1913年他参与建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也得到了摩根银行的支持；这个“理事会”是一家私人智囊机构，就是它制定了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在《道威斯计划》的幕后也有摩根银行，该计划要求德国根据凡尔赛和约支付战争赔款。
　　这些事件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详细叙述。摩根在1907年恐慌中扮演的角色，对于随后的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美帝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击败德国的挑战，最终在战争的废墟上继承破了产的英帝国往昔的地位，摩根1907年走的这一步至关重要。
　　摩根和洛克菲勒导演了“1907年恐慌”
　　1893年恐慌的赢家是摩根、时任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的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斯蒂尔曼，以及为数不多的以贝尔蒙特和库恩-洛布公司为首的券商交易所。那次恐慌是他们一手导演的一场挤兑黄金的行动。
　　J．P．摩根利用这次危机取得了对美国钢铁和铁路两个战略产业的控制。他于1901年控制了美国的钢铁业，合并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和其他公司，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在创建美国钢铁公司的过程中，摩根为他的新钢铁托拉斯（世界第一家资产达10亿美元的公司）发行了名义价值高达14．02亿美元的“注水”股票。
　　美国公司调查局的一项调查确定，在售与公众的资本化的股票中，有一多半（即7．27亿美元）的发行价值没有任何实物财产依据，摩根实际上是把未来的利润都资本化了，这同安然和世通这样臭名昭著的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股市狂热中的行为如出一辙。此外，摩根又创建了庞大的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以及其他无数大型产业集团，端坐其上的正是J．P．摩根公司这家银行。
　　斯蒂尔曼的国民城市银行（花旗银行集团），即约翰·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的银行，是美国当时最大的银行。摩根和斯蒂尔曼1893年后上演的“救市”行动挽救了美国财政部，但却严重地伤害了克利夫兰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农民派，这成为1896年选举中的一个大问题；银行界为此遭到倡导使用白银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攻击。
　　标准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与J．P．摩根及其华尔街上的银行家同伙们，向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大笔捐钱。麦金利在1896年击败了白银倡导者布赖恩赢得大选。麦金利来自俄亥俄州，该州就是标准石油的家乡，他的职业生涯就是由洛克菲勒的合伙人马克·汉纳一手安排的。汉纳是约翰·洛克菲勒读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其商业合伙人。麦金利当选美国总统，是洛克菲勒与摩根华尔街集团之间密谋串通的结果；汉纳代表洛克菲勒家族，铁路大亨詹姆斯·希尔代表摩根的利益，他们事先进行过秘密会晤。对于摩根和洛克菲勒来说，麦金利当总统等于总统权柄握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借助金本位制，麦金利于1900年再次当选连任。至此金银复本位制的白银集团全军覆没，摩根及其纽约小集团和伦敦盟友接管美国财政的道路已经扫清。
　　到了1907年，摩根和洛克菲勒金融集团已经准备好向美国经济发起下一轮金融进攻,这就是后来被称为“1907年恐慌”的金融危机。这是金融政变之前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1913年他们将要发动规模最大的（金融）政变——通过1913年《联邦储备法》。在该法案中，懵懵懂懂的美国国会将自己本应该控制的印刷货币的这项权力，拱手让给了私人银行家财团。
　　1907年发生的一切都与一家纽约银行有关,这家银行叫尼克伯克信托公司。这是一家中型银行，行长是独断专行的查尔斯·巴尼。巴尼及其合伙人弗里德里希·A海因茨正在打算大量收购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是十分抢手的金属黄铜的大型供货商。因此，海因茨迎头撞脸地和强大的洛克菲勒集团对抗上了，因为控制这家大型联合铜业公司的正是洛克菲勒，对于出生在蒙大拿的海因茨这个外来的暴发户对手，洛克菲勒毫无怜悯之心。
　　1907年10月14日，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每股超过62美元。
　　仅仅两天之后它就以15美元收盘，把F．奥古斯图斯·海因茨逼上破产的穷途末路。洛克菲勒将几百万磅黄铜投放到市场，造成黄铜价格暴跌，连带着海因茨的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海因茨作为一个商人具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不属于富豪卡特尔，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特立独行的人，并没有留心摩根或洛克菲勒的权势，结果悔之晚矣。
　　海因茨在纽约也有自己的银行，即商业国民银行，他是用自己的资产进军被洛克菲勒主导的黄铜市场的。海因茨银行的董事C．F．莫斯与其他6家中型纽约银行有业务联系。这个信息被泄漏给纽约新闻界，马上引起存款人的恐慌和提款，这6家银行和商业国民银行都遭到挤兑。另一条新闻引起了全面的恐慌：纽约第三大信托储蓄银行（即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总裁与商业国民银行董事莫斯也有业务联系。这条新闻立即触发了挤兑行动，规模较大的尼克伯克信托公司也遭到挤兑。
　　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即刻遭受重创。尼克伯克信托公司被迫求助于私人银行的票据交换所协会。这个票据交换所协会的头头不是别人，正是J．P．摩根。
　　摩根要求首先对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账簿进行审计，然后再考虑可能的援助或救助方案。审计组的负责人是摩根的亲信和雇员本杰明·斯特朗，他后来当上了美联储的第一任主席。审计之后的结论是，由于有关银行资不抵债的谣言已经传开，摩根拒绝提供紧急信贷来阻止存款人取款的恐慌。
　　接下来掀起了一波对其他信托银行更大范围的取款挤兑浪潮。根据纽约当时的法律，主要贷款给房地产的信托银行可以比诸如摩根或洛克菲勒城市银行这样的国民银行持有有更低的储备金水平和执行更宽松的规章制度。恐慌的蔓延，正如此后1911年的国会调查中所写的，是精心策划的，故意传播的谣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摩根的亲信们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大肆散布谣言，这些报纸包括摩根顾问威廉·拉芬的《纽约太阳晚报》和阿道夫·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新闻报道专门盯住几个信托银行做挤兑报道，如美国信托公司，这是摩根和洛克菲勒意欲除掉的公司。
　　对美国信托公司的挤兑是媒体报道之后才开始的。该银行实际上具备偿付能力，但是它在田纳西煤矿和钢铁公司里也持有大宗股票。这家公司拥有丰富的矿石储藏，为摩根新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所觊觎。摩根要求美国信托公司一定先同意将它全部田纳西煤炭和铁矿的股票都拿出来作抵押，才肯提供摩根银行家辛迪加的流动资金，那里的矿山是美国已知品位最高的铁矿石储藏之一。摩根甚至还特意派他的两个副手——美国钢铁公司的亨利·克莱·弗里克和埃尔伯特·加里——去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他们拿到罗斯福明确的意见，同意暂停执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以便美国钢铁公司吞并田纳西钢铁公司,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以“拯救国家”。罗斯福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解散托拉斯的人，实际上他与金融托拉斯，特别是摩根利益集团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总是远远地躲在幕后。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罗斯福总是与洛克菲勒集团、摩根集团或二者的主要代表一起讨论重大的公共政策，他让这个做法形成惯例。他曾将他任内第三份国情咨文的草稿交给洛克菲勒的银行家、国民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答应根据斯蒂尔曼的想法修改货币问题的部分。1903年10月，他曾邀请摩根到白宫进行私人会晤。一项1912年美国参议院特权和选举委员会关于政治收买和贿选资金的调查发现，罗斯福总统曾秘密与铁路大亨EH·哈里曼就政治任命和竞选捐款通过信。
　　由于心理上遭到重大打击，巴尼在一个月之后自杀身亡。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其原因是缺乏现金的信托银行靠出售股票来筹措资本。国家陷入又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持续的时间达13个月。全国的地区性银行拒绝按照法律的要求将存款兑换成黄金，它们担心会失去“硬通货”。在某些方面，这场萧条和整整一个世纪之后2007年爆发的银行间信心崩盘的情况十分相似。只是在1907年还没有公共的“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实施干预。
　　直到罗斯福宣布暂停执行反托拉斯法后，恐慌才渐渐平息下来。摩根如愿以偿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田纳西煤炭和钢铁公司的矿石资源。 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詹姆斯·斯蒂尔曼消除了来自海因茨的黄铜竞争。一当摩根从美国信托公司拿到田纳西煤矿的股票，报刊也就不再散布谣言，银行又恢复了正常营业。轻信的公众听到的是，无私的J．P．摩根对国家的银行系统实施了一次“英雄般的拯救”。只有少数人并不相信摩根、洛克菲勒及其华尔街亲信真的抱有利他动机，这些人中包括力挺白银的民主党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他在一份陈述中公开声明：“无耻的金融家应该遭到唾弃，他们手中握着打家劫舍掠夺来的财富，他们玩弄最高级的金融手段，对整个国家进行剥削。”
　　一份不受欢迎的财政部建议
　　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其实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具有干预的力量和向缺乏信贷的银行提供贷款的实力，并且可以通过财政部长行使这个权力。可是在辩论为何反复发生银行恐慌的时候，这个事实几乎从来没有人提起。财政部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扮演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并且将国家的信贷过程纳入联邦指导和公众控制之下；国会应拨备紧急储备基金，由财政部长全权处理。这是在《美国宪法》第1条中就明确规定了的。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莱斯利·肖坚决主张更多地运用美国政府的实力来控制货币市场的危机。在1907年恐慌的前一年（即1906年）的一份美国财政部报告中，他写道：
　　“如果财政部长得到了在他认为必要时可以存入或取出银行的1亿美元，除此之外,如果他还被赋予了控制若干家银行准备金的权威，有权随时紧缩全国银行流通（规模），那么我的判断是，只要不发生工业停滞，那么他完全有能力平息任何威胁美国或欧洲的恐慌。世界上没有任何中央银行或政府银行拥有（美国）财政部长那样的权威，可以让他随时出手调节全世界的金融形势。”
　　美国财政部长关于在爆发流动性危机时使财政部成为银行业“最终贷款者”的建议并非异想天开。到1899年，恰好在世纪之交，美国财政部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中央银行都多的黄金储备，比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都还要多。美元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而且美国当时还是由财政部直接控制金本位制的管理，不像欧洲大陆和英国那样由私人银行控制。
　　然而，摩根、洛克菲勒以及当时金融托拉斯背后的精英集团却对这项公众或政府解决方案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操纵这样的局面谋取私利。他们决意利用制造恐慌和危机氛围来推动他们最厚颜无耻的计划：从美国联邦政府手中攫取铸币权，控制货币的供应。他们已经想好了要建立一家完全掌控在摩根、洛克菲勒克及其盟友手中的“国家”银行。
　　1907年3月，财政部部长肖莫明其妙地退休了。他的继任者乔治·科特柳是摩根亲朋好友圈子里的人。有科特柳在位，摩根及其在华尔街的朋友们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摩根在危机中闪亮登场，被他们一伙的金融报刊公开吹捧为救星。那时的摩根的确顺风顺水，股票价格格外地有吸引力。他一边购买大公司股票、扩大他庞大的工业帝国，一边公开宣称他对市场很有“信心”。如前所述，那时的摩根已经主宰了美国的私营铁路。1889年，在纽约摩根公司总部召开的一次有各大铁路运输公司老总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摩根建立了一个非法的价格垄断卡特尔，把运费提高了很多。被泄漏出来的秘密会议纪要表明，为了维持运费的垄断定价，摩根对不肯就范的铁路公司以冻结贷款相威胁。他预演了数十年后的那个模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债务危机期间，纽约银行家们通过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所采取的行动，用的就是同样的套路：“不按我们的规矩玩游戏就是死路一条……”
　　1907年的银行危机与一个世纪之后的2007年8月在纽约爆发的银行同业拆借危机太相似了。不过，2007年摩根的美联储和美国纳税人掏钱，救了几家被指定的银行，其中有摩根和洛克菲勒的后人联合经营的那家银行，即J．P．摩根大通。1907年的那场银行恐慌迫使银行收回向房地产和工业公司的贷款。威斯汀豪斯这样大型的电气公司都寻求过破产保护。1908年，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站出来，指责“一个阻碍和毁灭繁荣的金融家小集团”为他们的利润“故意挑起最近的恐慌”。对此摩根默然无语。
　　摩根有办法收拾1907年的危机。美国财政部部长乔治·科特柳给了他巨大支持，为他提供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巨款，这事发生在他与摩根的合伙人乔治·珀金斯在摩根的纽约办公室一次深夜密谈之后。在危机期间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商业机构的稳定，”科特柳说道，“而且还有本市商业界许多著名人物在公共利益方面表现出的最大勇气和辉煌奉献。”科特柳从财政部离职后，由于他忠诚的服务,获得了奖赏，他被任命为摩根-洛克菲勒所控制的综合煤气公司总裁。
　　经由纽约财政部次长的办公室，来自联邦金库的成箱的黄金和满袋的绿背（美国纸币，因背面为绿色得名。——译者）被运送到科特柳指定的银行。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创始人老约翰·洛克菲勒也向摩根保证,说他愿意提供帮助。洛克菲勒在摩根的联合信托公司存入1000万美元，并且许诺如果需要的话，可再存入4000万美元。
　　摩根成功地领导华尔街银行扭转了1907年股市恐慌之后发生的金融大崩溃，而这次崩溃却是他故意发动的。他领导的那个由银行家组成的小集团吸收了大量的政府存款，这些金钱如何用于金融救助都由摩根决定。摩根用这些钱在敌友之间运筹帷幄，赏罚分明。
　　1911年美国国会委员会针对美国商业控制（后来称为金融托拉斯）的调查，其结果确认摩根公司成员控制了至少47家美国公司的72个董事席位，这些公司的价值共计21．04亿美元，在一百年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摩根-洛克菲勒的全国货币委员会
　　1907～1908年发生的这场危机除了极大地增加了摩根的金融和政治影响力以外，还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建立了全国货币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研究货币问题并向美国国会就如何避免未来恐慌和银行业危机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是从一开始就受到外部操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使它生效，该委员会于1908年成立，其职责是制订一个防止金融市场上再次发生货币恐慌的计划。
　　全国货币委员会的负责人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是美国参议员兼大权在握的参院财经委员会主席。他和州长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的中名相同,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岳父，这个小洛克菲勒是标准石油公司创建人老洛克菲勒的儿子。奥尔德里奇还有一个称号——“摩根在参议院的场内经纪人”。
　　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也和腐败很有缘。1905年《麦克卢尔》杂志（著名的“耙粪” （即揭发黑幕）的刊物。——译者）的一篇文章披露，奥尔德里奇控制了腐败的罗得岛州政治机器，大多数州参议员已经被奥尔德里奇的集团所收买。1881年，奥尔德里奇关了他的杂货店去竞选美国参议员时，他申报的财产价值是5万美元。当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服务美国参议院30年后寿终正寝时，他的财产价值达到1200万美元，这笔巨大的财富当然不会是靠参议院微薄的薪水、靠勤俭节约能够积攒起来的。
　　摩根和洛克菲勒也许永远找不到一个比奥尔德里奇更精明的人，来推动一个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国会，一步一步走向他们所热望的“货币改革”。奥尔德里奇对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政变——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通过——负有重大责任。至于是谁支持了他、这场政变是怎样导演出来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才知晓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