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监视器摄像头:中国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问题

2011年10月18日08:33南方报业网许成钢我要评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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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面对的所有基本结构性问题，它的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体制落后是所有经济落后最根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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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中国面对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基本上获得了共识，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都已经写上大部分的结构性问题，指出中国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但是这里我想指出，对中国结构性问题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有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个认识很不足。
中国面对的所有基本结构性问题，它的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体制落后是所有经济落后最根源的问题。国际间学者最近在研究中国结构性问题时有一个发现，对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率比美国低50%，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结构性问题，能够修正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哪怕不再增加投资，中国的经济还能再增长50%出来，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有巨大的潜力。
公认的几个中国结构性问题
公认的中国结构性问题有哪些呢？第一个被公认的问题，是中国过去30年里快速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是出口。现在国际间和国内都公认，以出口推动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靠出口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历史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来买一个世界最大国家的出口。为什么中国一直靠出口来推动，为什么经济增长这么依赖出口推动？核心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这也是现在公认的问题。
内需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内的消费水平低，换成统计数字，含义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G D P的比例低，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中是全世界国家里最低的。不仅仅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低，而且过去几年里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如果我们只看老百姓的消费，消费的绝对水平是在上升，但是消费增长的速度低于G D P增长的速度，所以这个比例过去这些年里逐年下降，这导致了中国的消费不足、内需不足。为什么老百姓的消费低呢？原因特别简单，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收入低。老百姓的劳动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是一直低于G D P增长速度，积累多少年以后，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另外，中国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远高第二、第三的国家。这么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你看一下都是谁在储蓄，你就可以发现之所以中国储蓄率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并不高过韩国，这样特殊高的储蓄率，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储蓄高、政府的储蓄高。大量的财富在企业手里、在政府手里，而不在老百姓的家庭手里。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导致了内需不足。
其他结构性问题还有：
经济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一些不正义。
再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和中国的体制相关，为什么？因为在任何国家里，企业的升级换代问题一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基本发展动力是中小企业，美国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中小企业，如果你去看一下，美国的发明创造从哪里来，都是从中小企业来，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变出来的，大企业可以有一些慢慢从市场退出去，一批接着一批的中小企业变成大企业，靠着不断有中小企业进入市场，靠着它们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中小企业严重发展不足，本身第一是直接带来就业不足、直接带来内需不足，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足也会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还有环境问题等。
这些结构性问题，基本上在十一五规划里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五年之后，十一五规划说出来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恶化了。现在十二五又写进去，下面的问题就是会不会重蹈覆辙，有没有改进，能不能解决。这里有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在十一五，尤其是在十二五规划里，当写进经济结构问题时，里面都有一种提法，似乎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追求速度造成的。如果问题的根源是追求速度造成的，那么是不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就好了呢？我想说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判断。内需不足不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造成的，内需不足是因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量的资源在企业和政府手里，没有到老百姓的手中。所以试图靠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最后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会带来自己的问题。将问题变得更坏，主要是在体制。
目前的体制体现好与坏双刃
到底中国的体制是什么？我将中国的体制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它的特点，第一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第二是分权，分权在什么地方呢？行政、资源、经济的控制权，这些方面大规模分权，一方面集权，一方面分权，政治、人事集权，行政、资源、经济分权，这样的制度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有的制度。这个特殊的制度决定了中国过去30年里它的改革和发展所走过的轨迹，如果我们讲到为什么中国过去30年能够经济发展这么快，直接是因为这个体制带来的。现在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从同一个制度来的，好的那一面和问题的那一面，都是从同一个体制来的。
分权式威权制很重要，重要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在这个制度下政治和人事高度集权。所有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的，省一级是中央任命的，市一级是省里任命的，县一级是市里任命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和行政分权，你作为一个县长、作为一个市长，手里掌握着本地区的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在他们的手里掌握着。在这两个条件下，第一他们是被任命的，第二他们手里有资源。那么这两个条件下怎么能够发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参与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这在任何国家推动改革时，都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怎么引导中下层的官员一起跟着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地区之间竞争，让他们比赛G D P增长速度。
当中国非常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经济增长是一切一切里最重要的，因此在那个时候竞争G D P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与大家的共识相一致。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的中等收入水平了，再加上中国的规模这么大，就有巨大量的超出G D P的其他问题产生。当这些问题产生时，这些问题超出G D P.比如说G D P高速增长的同时，大量的财富被企业、被政府拿走，地方政府竞争G D P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了，地方政府竞争G D P之后需要将钱拿走，中央也需要将钱拿走，G D P是竞争了，但是钱在谁的手中，这是另外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是G D P增长之外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是G D P增长之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在G D P增长速度之内。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基本的体制还是这样，中国的操作方式就仍然是要靠地方政府竞争来帮助解决地方政府自身动力问题、解决它的信息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采用的办法，一方面考核地方政府G D P增长指标，另外也考核其他指标，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当地方政府在竞争时，考核若干个指标时，实际上地方政府的竞争并不一定总能够保证你竞争时都是大家变成最好的，相反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逐底竞争，也就是有意变成最坏的。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保证G D P的增长，其他的部分它都不管了，比如说社会正义、比如说强制拆迁、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占老百姓的土地等等。当我说地区竞争面对这样的窘境时，中国面对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是直接产生于这种体制、这种操作方式，只要是这样的体制、只要在这样的操作方式下，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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