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付费推广方式:人民日报：干部麻木，政府将失去公信力

2011年06月09日09:44人民网人民日报评论部我要评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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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原题 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

相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社会财富积累等“有形资产”，公信力属于“无形资产”。如同有形资产的建树需要集腋成裘，无形资产的聚集也靠点滴积攒。不同的是，政府“无形资产”的流失，却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在近年来诸多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上，各级政府的不同回应，见证了“无形资产”的消长变化。

还记得2009年成都公交大火惨剧发生之后，信息公开的主动、及时，不仅消解了种种疑问、猜想，也使公众和政府“站在一起”去共同面对。而最近的深圳大运会，面对公众对“禁止农民工集体讨薪”的质疑，住建部门追回禁令并公开道歉，不仅呈现了特区的城市精神，也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的形象。

每一起突发事件，处理不好会成为损伤政府公信的消极因素，应对得当则可能是增加政府公信的契机。如果事情出现后不是衔恨披露信息者“瞎捅娄子”，而是尽力促成政府与民众的顺畅互动；事态激化后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着力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化危为机的“双赢局面”——政府提升了公共管理的水平与公信力，百姓实现了正当的诉求和利益的公平。

我们有的干部，常误以为虚心听取批评、积极回应质疑，就会失了身份、丢了面子，甚至会削弱权威、消减威信。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任何治理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出现批评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矛盾拖延塞责，一错再错。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发酵的路线图表明，回应失当、进退失据，才是公信受损的症结所在，也才会陷入动辄得咎的“信任困境”：做好事和做坏事一样会受到批评，说真话和说假话一样会被质疑。

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我们应充分理解治国理政的各种艰难，了解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责任，体会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现实挑战。但越是这种时候，就越需恪守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越需增强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越需坚定对人心向背的清醒认识：政府公信的“无形资产”，远比经济成就等“有形资产”更为重要。不能让一些地方建起了气派摩登的高楼大厦，却在违规的强拆中离散了人心；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却因工程腐败蚕食了信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GDP，却让子孙在不断蔓延的污染中承受痛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

人民信任方可载舟。纵观90年风雨历程，我们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全国执政，正是因为“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一再告诫党政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前又特别提出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维护群众利益，政府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获得奋发作为的价值保障。

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信，自觉维护“无形资产”，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只要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并身体力行，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同心协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人民日报：政府知错即改比一贯正确更可信

2011年06月02日11:05人民日报社论我要评论(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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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原题：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

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诉求日益多元，舆论质疑时有耳闻。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执政水平、检验执政理念的重要标杆。

以近期新闻为例。一是故宫失窃，一是广州“举牌哥”。同样面对质疑，从“失窃”、“错字”，到“经营会所”，故宫的回应左支右绌、不如人意。而广州地铁公司则一周内三次主动回应，约谈学生“举牌哥”，赢得舆论一致好评。仅从回应能力而言，广州更胜一筹。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有过多次面对群众问政的历练。从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到与建委对话的“口罩男”事件，经常面对诉求和质疑，才使得“权力”尊重“权利”的意识日益提高。

近些年来，正是在中央“公开及时、准确透明”的明确要求下，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中，不少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共识：对批评或质疑，不必过于敏感，甚至将其视为不和谐声音，能捂则捂，能压就压；也不能玩弄技巧，将其视为“危机公关”，忙不迭撇清责任。这样的共识，正在促进各级政府执政理念的提升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当初的陕西华南虎事件，历时两年不断质疑与被动处置，耗费了极大的社会成本，也透支了地方政府公信。这些年，“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梧桐让路事件”、“高速公路天价收费案”，政府回应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回应的态度在不断改善，回应的方式在不断调整。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积极，一次次的进步，成为撬动事件解决、提高执政能力的有力支点。

尽管也还有“没工夫跟你闲扯”的粗暴、文过饰非的搪塞，但总体而言，面对网络爆料，很少有人再会一厢情愿地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面对舆论质疑，“无可奉告”之类的遁词不再那么振振有词；面对突发事件，隐瞒、封锁等手段也逐渐不再是“最优选项”。相反，直面质疑，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首次上网直播；回应期待，卫生部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迄今为止，已有17个省区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网友留言办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正由社会治理的“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不少人常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没有质疑声音，才算工作平妥；以为掩盖了问题，才算治理有方。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有矛盾暴露，有冲突产生，有分歧出现，正是多元多样利益和价值在寻找渠道相互对话、彼此辩驳。对话胜于对峙，从倾听民众的诉求中改善治理，在回应舆论的质疑中寻求进步，实现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

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时刻关注民意的温度和风向，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公信，以真诚维护群众利益赢得民心，在良性互动中促进社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径。

人民日报：跨省追捕“精神病”徐武无法律依据

2011年05月05日14:18人民网范正伟我要评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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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人民日报：理顺结构才能舒缓“社会焦虑”

2011年04月18日17:36人民日报社论我要评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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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中弥散的“焦虑感”、“紧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失衡。一方面，差距侵蚀幸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有专家认为社会结构调整可能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流动渠道梗阻，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社会结构调整滞后，“板结”、“凝滞”之说时有出现。

从公务员考试热潮，到大型国企一职难求……近期，年轻人到“体制内”去的现象，引来广泛讨论。且不论这是否是普遍的价值取向，所谓“体制内外”的提法也确实让人看到，中国社会早已不是外国学者所说的“一块天花板”，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

因为自谋职业等原因游离于“单位”之外的“社会人员”，一度成为不正当、不安定的代名词。而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功能大部分被剥离出去，越来越多“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不同群体从体制中“溢出”，利益诉求更趋多样，社会关系必然更为复杂。

贫富差距拉大，城乡鸿沟难平，困难群体不少……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同步增长的幸福，物质丰富也未必换来社会关系的和谐。少数事件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事件，从直接利益冲突上升成“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社会关系中弥散的“焦虑感”、“紧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失衡。

通往城市的列车并未给农民工罗练带来了希望，但却并未实现他人生的梦想，他被文明进程抛在了无名小站；上海女大学生杨元元的命运也并未因为知识改变，在窄小的盥洗室中，她选择了沉入命运的永夜。个体境遇未必是时代的风向，却也折射出齿轮咬合间的摩擦和罅隙。一方面，差距侵蚀幸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有专家认为社会结构调整可能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流动渠道梗阻，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社会结构调整滞后，“板结”、“凝滞”之说时有出现。

社会结构变化了，需要有更高的社会管理水平、更强的社会关系调节能力。如果能更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中保低调高，形成“纺锤形社会”，“仇富心态”就失去了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如果能有效打破各种壁垒，使社会结构“活”起来，“富二代”、“农二代”就不会成为流行标签；如果进一步改进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旭日阳刚”们的歌声就会多一些希望、少一些无奈。

去年，征地、拆迁等问题引发近1/5的群体性事件，很多都是因为有的地方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取代了市场和社会的调节。无论“到体制内去”的浪潮多么汹涌，“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也已经一去不返。这让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变化后，协调社会关系的各个主体，市场、社会和政府，同样需要各归其位。寻求管理与服务的最佳结合点，找到配置资源更合理的方式，才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更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

正如一副七巧板，拼版如何摆放，决定组成什么图案。社会终究是由不同群体组成，铁板一块没有结构和关系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协调社会关系的契机。正处于急剧变化阶段的中国，未来社会结构的调整会更为剧烈。理顺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关系，可谓刚刚破题。

人民日报：让“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

2011年04月18日17:35人民日报社论我要评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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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社会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而“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这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在带来机遇的同时，往往带来新的挑战。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些社会矛盾也在凸显，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某种紧张：“富二代”、“煤老板”成为流行标签，包含着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复杂情感；农民工为讨薪跳楼跳桥，劳资关系在一些地方明显失衡；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尴尬无奈中弥漫着信任焦虑……

时间会浓缩成就，也会叠加矛盾。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路。高度浓缩的发展历程，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深刻变动的利益格局，正是社会关系渐趋紧张的重要原因。例如，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市场经济的作用；拆迁矛盾增多的背后，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也与“单位人”向“社会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有关。

正因如此，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重新审视社会关系成为健康发展的必需。也正因如此，人们在审视社会管理时，才把协调社会关系作为首要基本任务。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下许多社会关系的紧张，往往是不同利益诉求使然。如果地方政府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能够恪守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保持中立仲裁者的角色，而不是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以“公司化思维”与民争利，那么群众上访、拆迁自焚就会大大减少，那里的干群鱼水关系也就不会异化为水火关系。如果包工头不是无故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果农民工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的法律救济手段，那么跳楼讨薪就不会成为折射劳资关系的一道悲怆符号；如果公立医院能够坚守公益性，而不是纵容医生靠收红包、开高价药“以灰色收入养医”、“以药养医”，那么医患关系就不会成为经常被谈及的无奈话题。

从这个角度看，“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进而促进利益动态平衡。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也是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提高个税起征点备受关注、保障房建设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最低工资标准吸引众多目光……

列宁曾说过，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如何让社会高度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如何协调解决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断做出适应新利益格局的安排调节，充分利用“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这是协调社会关系的主要抓手，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

人民日报：让“社会组织”助推社会和谐

2011年04月18日17:34人民日报社论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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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荡前行的现代化浪潮中，城乡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变，接踵而来的各种变化都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在社会肌体中寻求“减震器”与“粘合剂”，纾解矛盾，促进沟通，使社会不至因“变革”而“震荡”，因“转型”而“撕裂”。

不少人还记得这个故事。3年前当选为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曾因每天几千个倾诉电话不得不关掉手机，胡小燕感慨：我的肩膀难以承受3亿农民工兄弟的期盼。

实际上，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前所未有。从提出“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建立工资保障及增长等一系列制度机制，直至研究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亿万农民工各种权益日渐得到保障。

然而，胡小燕的感慨，让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农民工依然需要更多的“代言人”。它让我们思考：在几亿农民工从“城市边缘人”到“享有市民待遇”的社会进程中，除了政府理顺各种关系的艰辛努力，是否还需要有新的力量介入，才能承载3亿民众身份与命运逆转的巨大变局，打通千百年根深蒂固的“城乡阻隔”？

这是我们回答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如何协调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浩荡前行的现代化浪潮中，城乡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变，接踵而来的各种变化都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在社会肌体中寻求“减震器”与“粘合剂”，纾解矛盾，促进沟通，使社会不至因“变革”而“震荡”，因“转型”而“撕裂”。

比如，在3亿农民工史无前例的城乡转换中，必然要面对各种问题，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甚或心理层面。这一切，并非政府各部门能够包办，更非胡小燕等几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力所能逮，而迫切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疏导、粘合与补位，方能让这一庞大群体在迅速融入城市时，尽量减少阵痛。

这样的角色谁来扮演？以全国总工会领衔的各级工会，近些年从有组织地为农民工集体维权，到发布全景式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初步彰显了社会力量在协调社会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减震”、“弥合”功能，起到了政府部门起不到的作用。

这种作用，我们在各种“环境协会”传播绿色文明理念的突出贡献中看到过；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感动中国的自觉行动中看到过；在突发事件中“公民代表团”求证事实真相、打消社会焦虑的成功案例中看到过。

“社会组织”能够助推社会和谐。在这个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都十分深刻的阶段，政府能否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关系不仅是一门新学问，更是一种“执政能力”。实践日益证明，大量社会性、公益性、事务性的社会管理，党委和政府统统都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各类社会组织，应当也必须成为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论及社会管理时要强调“社会协同”。

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善用社会组织协调社会关系，这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题中之义。

人民日报：以“社会共识”涵养公序良俗

2011年04月18日17:35人民日报社论我要评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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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滋长了迷茫。一些社会关系的失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观念失序、社会心态失衡，而这种失序与失衡，往往又突出表现为社会共识的缺乏。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更为迫切。

今年两会，“社会心态”首次写入“十二五”规划，引发了各界强烈共鸣，也凸显了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心理视角。“弱势心态”折射利益分配不公；“不闹不解决”心理反映维权渠道不畅；“咆哮体”宣泄着一些人境遇不顺的情绪……这些社会现象，一再提醒我们，思想意识是社会现实的真实映照，协调社会关系，把握社会脉搏，需要触摸人们的心灵世界。

在这个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阶层转化、结构转变，无不引发思想观念的裂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想的图景，有如大地开化、河流解冻，既有核心价值大江奔腾，也有各种观念小河潺潺，既有积极向上的清渠，也不乏道德滑坡的浊流。从过去“一个声音喊到底”，到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社会思潮汹涌澎湃，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激荡着空前的活力，也隐藏着巨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在于，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滋长了迷茫。一些社会关系的失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观念失序、社会心态失衡，而这种失序与失衡，往往又突出表现为社会共识的缺乏。离开“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共识，难免“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缺乏正义诚信的共识，一些人逐渐成为街头不敢拾遗的冷漠看客；背离科学发展的共识，就会有“没有强拆就没有发展”思维下的暴力拆迁；忽视科学理性的共识，谣言才会插上无形之翼鼓动抢购食盐的人群……

我们呼唤思想解放，倡导多元共赢，追求包容共享,并将之视为社会进步，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可以抛弃共识，沿着各自轨道任意滑行。恰恰相反，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更为迫切。这种共识正如航标，它能导引中国现代化航船集中力量乘风破浪，而不至因航向不清自卸功力，在观念的漩涡里纠缠打转。

“上下同欲者胜”，尤其在利益分化、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中，找到认识的“最大公约数”，就有了社会粘合剂、价值定盘星、关系稳定阀、发展推进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社会秩序只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觉遵守、共同维护的价值规范，才能真正牢固稳定。

毫无疑问，越是多元的社会，凝聚共识越是艰难。但事情的复杂远没到“不可知”的境地。当太阳再一次升起，社会的各个角落承载着各个方面的企盼，办公室朝九晚五的白领们希望生活品质高一些，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想在城里安个家，“蚁族”们则在狭窄简陋的角落里憧憬他们的未来。

这些恰恰说明，今日之中国共识仍在。让科学发展的实践增进社会福祉，用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人们心灵，在众声喧哗中寻求思想共振，这些都蕴藏着共识的生长点，也使我们不断接近共识的核心。

人民日报：让“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

2011年04月18日17:35人民日报社论我要评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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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社会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而“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这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在带来机遇的同时，往往带来新的挑战。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些社会矛盾也在凸显，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某种紧张：“富二代”、“煤老板”成为流行标签，包含着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复杂情感；农民工为讨薪跳楼跳桥，劳资关系在一些地方明显失衡；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尴尬无奈中弥漫着信任焦虑……

时间会浓缩成就，也会叠加矛盾。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路。高度浓缩的发展历程，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深刻变动的利益格局，正是社会关系渐趋紧张的重要原因。例如，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市场经济的作用；拆迁矛盾增多的背后，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也与“单位人”向“社会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有关。

正因如此，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重新审视社会关系成为健康发展的必需。也正因如此，人们在审视社会管理时，才把协调社会关系作为首要基本任务。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下许多社会关系的紧张，往往是不同利益诉求使然。如果地方政府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能够恪守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保持中立仲裁者的角色，而不是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以“公司化思维”与民争利，那么群众上访、拆迁自焚就会大大减少，那里的干群鱼水关系也就不会异化为水火关系。如果包工头不是无故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果农民工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的法律救济手段，那么跳楼讨薪就不会成为折射劳资关系的一道悲怆符号；如果公立医院能够坚守公益性，而不是纵容医生靠收红包、开高价药“以灰色收入养医”、“以药养医”，那么医患关系就不会成为经常被谈及的无奈话题。

从这个角度看，“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进而促进利益动态平衡。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也是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提高个税起征点备受关注、保障房建设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最低工资标准吸引众多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