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1956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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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35]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情况，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9月29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524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另据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从2月以来，已经批准退社的小业主有535人。有一个五金联社，退社的小业主涉及到50个基层单位，共计398人。[36]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6月到9月已经发生了6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发生了60多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12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53个合营工厂1834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10个厂，116人；怠工的有3个厂，60人，请愿的有2个厂，29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38个厂，1629人。[37]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400多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体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还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此外，还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10月底，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2月下旬，陕西省少数学校的学生发动了集体签名，强硬要求用罢课或绝食等办法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抗议。[38]

　　波匈事件后，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确有扩大趋势。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39]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朝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农民和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管理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和反抗。[40]纵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困惑、不满、骚动，与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

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各地发生的“闹事”和社会问题，中共在召开八大时已经有所察觉。这一点，在中共八大的各项报告以及大会发言中均可看到。[41]对于前述一些地方党委的报告，中共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和转发。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新疆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这两个报告，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精神。[42]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实际上也是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一些地方报告，并发出一些相关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农业合作社在当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包工包产不合理、劳动报酬定额不够准确的问题加以清理，在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制度时，采取多奖少罚的原则；对入社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的问题，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对农业社干部的报酬，应该根据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合作社章程规定，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适当的调整。[43]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河北省委、广东省委的报告，在批示中告诫各地党委，“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因此让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对坚持退社的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可以允许他们退出，不必勉强把他们留在社内。批示还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难户的问题，要求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可暂时给以土地报酬。[44]时近年末，中共显然希望通过调整年终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开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粮、请愿风潮，缓和农村基层的矛盾。

　　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同时，中共还着手解决城镇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场放开后，个体手工业营业“突然兴旺起来”，这对合作社社员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后，手工业社员收入减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评某些合作社组织，“没有认真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积累，后工资福利，把积累额定得过高，致使社员收入下降；在生产上不顾客观条件，把不该集中的也集中起来，甚至高度集中，社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业务不能开展，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业主的使用上，没有量才录用，或者给以适当安排；在技术手段上，追求机械化、工厂化，把公积金定得过高，处处向现代化工厂看齐。文章提出要对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积累比例偏高的，要适当降低；不该集中而又已集中起来的，要迅速分开；对小业主和辅助劳动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调整；工资不合理的，应当适当调整；管理机构庞大的要精简；对其它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加以改变”。[45]

　　与退社现象相联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体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46]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批评了中共内部“左”的空气：“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毛承认，公私关系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还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工厂能够发展起来，这说明“社会有需要”。应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泽东以制衣业为例，主张私营工厂与合作社竞争，并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7]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肯定“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熟悉了，更加靠拢了”。还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对与会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毛说对他帮助很大，而且承诺政府会和他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48]

　　12月17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就有200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副委员长黄炎培发言提出私人开厂的问题时，刘少奇又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49]刘少奇的话同毛泽东的谈话如出一辙，甚至比毛更放开。一个细小却涉及实质的差异是，毛认为自由市场的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刘则认为私人工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过在当时，这样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对私人开厂的看法。《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公开表明对个体户的态度。社论肯定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无害的事情”。[50]

　　三个月前，中共八大刚刚宣布“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又说“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这不能不说是政策性的重大调整。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价上涨，商品供应紧张。以大城市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所带来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国农业的生产劲头很大，纷纷购置各种生产资料和文教卫生用品，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上海市场提出了大量需要，原来上海认为积压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购一空，成为紧张商品。”当时国营商业部门曾想了不少办法开辟货源，满足生产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费品供应也跟着紧张起来。8、9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续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费品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钻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51]

　　面对压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划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来出访而任代总理的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了“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他主张“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还提出要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52]虽然很难说这是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作为权宜之计，国民生活也已经被国务院摆在了基础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国民生活。八届二中全会前，各地上报汇总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243亿元，全会决定调低到135亿元。陈云对这个指标仍有疑虑，于是在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削减。[53]会后，国家经委经过仔细计算，果然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还可以削减。12月27日、30日，陈云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主张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到114亿元，还说“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54]

　　为了解决企业职工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由刘少奇主管。12月17日，刘少奇召集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开会，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础、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刘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工厂用人可以考虑采取“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企业管理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并且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出乱子”。刘少奇还告诉与会者，中央要“全面讨论”工人问题，要求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代。[55]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有意见，而且对各单位内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转移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在党派关系上，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承认或者不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或者加以歧视和排斥；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很多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想积极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关系上，许多同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单位“一边检查，一边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56]

　　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共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种“让步”的姿态。不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毛泽东看得比较严重。

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57]

　　毛泽东在1月18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党内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态度，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8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接着，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的讲话，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好恶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主张后发制人的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总之，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设计“引蛇出洞”的“阳谋”。[58]显然，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共面对着三个问题，即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农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开展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

《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沈志华，生于１９５０年４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