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民事调解书可以撤销吗:原文地址：林彪事件的谜团能解开吗？作者：小熬浆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05:26:56
三、大漠月夜折戟
零点零3分，山海关，北戴河8341部队宋定忠通过专线给李海彬打电话说：“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李不认识宋，同潘景寅、程洪珍商量怎么办。
零点零6分，李作鹏再次给山海关机场指示，256起飞必须通过中央四首长指示。【笔者注：山海关记录说李的通知是四首长之一，李说当时通知说的是四首长联名指示。】
零点15分，山海关机场佟站长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回答：要及时向上报告，请示周总理。放下电话，已经是零点20分。他和场站史政委一起去找潘景寅。这时林彪坐车已到机场。
零点18分，林彪坐车来到机场北门，林立果冲着警卫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门锁上。后面的“吉普车”赶到后，怎么按喇叭，门卫也不给开门。是后面跟上来的卡车硬把铁门撞开才得以进入机场。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到达机场，直向三叉戟飞机驶去。林彪的乘车一直开到飞机附近。机场的灯都没有开，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两辆油车，地面有几个人。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正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潘景寅及机组人员机务中队副队长李平，时年33岁；机械师张延奎，时年26岁；机务中队副队长邰起良，时年36岁；及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逐个从驾驶舱扶梯爬上飞机。
零点25分，于仁堂赶到机场，看到飞机在滑行，快进跑道，就向调度室跑，快到调度空后门时，碰到机场的佟玉春参谋长，同佟一起问飞机方向跑。佟边跑边掏出手枪，向空中打了三枪。
零点32分山海关，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人员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空中通信员陈松鹤、空中领航员李成昌、空中服务员小魏被李海彬喊起来时，尚在赶往飞机的路上飞机就已经起飞了。【笔者注：康庭梓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退休后，勤奋笔耕，整理资料，采访当事人，写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文章，散见在全国的报刊上。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9.13事件回忆录。据康分析，潘景寅是在林立果授意下有意扔下他们的。】
此时，北京西郊机场，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场的人都摸不到底细，谁也不敢说话。专机师师长时念堂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着谁，吴法宪叫他打电话呼叫，飞机没有应答。时念堂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标图员开始标图，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
飞机起飞后航向240多度，几分钟后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80度，是山海关飞往北京的方向。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来到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多度，朝西北外蒙方向飞去。【笔者注：根据康庭梓分析，256飞机这种飞行姿态很不正常。从起飞的240度调整到340度整整用了14分钟时间。如果是起初就决定是飞往苏联的话，这个方向的调整也就需要1分钟左右。显然飞机起飞时，目的地不是苏联，最大的可能是原定的广州。合理的推断是在上了飞机之后，林立果、叶群才向林彪摊牌，南飞广州的可能性已然不存在了。唯一的出路是北上苏联，但事后所说目的地是伊尔库茨克却不太合理。伊尔库茨克离山海关大约1900公里，机上只有12吨油料，用到头也就能飞1500公里，根本不够飞伊尔库茨克。合理的选择只能是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或乌兰巴托都有可以降落的机场。林彪在作一个民族主义者，还是像彭德怀、刘少奇一样的殉难者之间犹豫了很久，也就使256飞机用14分钟飞出了那个拐拐停停的奇怪的大弧线。也许是实在无法忍受彭、刘那悲惨的下场，飞机最终向北飞去。】
1点05分北京，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到在中南海的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毛的房间里没有电话，汪跑过去报告毛和周。毛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同意毛的意见，汪又跑回值班室，告诉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
傅英豪（空军雷达兵部部长）说，飞机过遵化时，56部雷达全部打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周恩来问吴法宪，飞机到什么地方了？吴法宪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米……其它雷达都是短程，只有傅英豪研制的541雷达能跟踪出去，所以雷达掌握不连续。出境后，目标的高度下降，判断三叉戟飞机想找地方迫降。据梁璞回忆：出境前，三叉戟飞机在边境上空绕了一圈。这有些让人想不通，到了国境，要逃还不快逃，为什么还要绕上一圈？张耀祠说，当时没想到摔在温都尔汗，猜测是飞行员不想飞过去，也可能是油不够了。【笔者注：傅英豪也在林立果的名单上，但又被划掉了，后来受到牵连，下放。】
1点55分，256号三叉戟在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外蒙古上空。飞机的地面雷达信号在温都尔汗以南消失。在军委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周恩来传达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梁璞令两个作战参谋朱秉秀、徐心德同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至２时２０分左右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空令”传达完毕。吴法宪传达此命令时省略了“林副主席”的名字。【笔者注：又一次下了连署“净空令”。】
2点25分，256号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坠毁地点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的苏布拉嘎盆地。机上9人无一生还。从飞机13日0点32分起飞到2点25分坠毁，共飞行113分钟，飞行高度在2500
地处太原的空军技侦八团侦听到外蒙军队间的通话，称一架大型飞机空中起火了。团里立刻将此情况上报空军情报部。此时我军雷达屏上追踪的光点突然消失。李德生、吴法宪……等人急得，连声催促赶快查明原因，飞机到底到了什么地方了？这时八团又来电话，通报外蒙军队通话称飞机已经坠毁在（温都尔汗）机场附近。后来外交部来了消息，证实林乘坐的飞机确实坠毁在温都尔汗。
1时30分左右，陈士印被服务员叫醒去接电话。陈技术精湛，不到30岁就担任了中队长，不久又任副大队长。周宇驰在电话里问陈：直-5最多能飞多远？能飞650公里吗？陈士印回答：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飞700公里。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学院的将军楼，周宇驰给陈看了林彪手令。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你送我们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陈土印说：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事要向胡萍副参谋长报告。周宇驰说：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陈士印说：我没有带图囊。周宇驰说：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凌晨1时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将一些箱子装上汽车，拉着陈士印开向沙河机场。在停机坪卸下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两人，周宇驰拉着陈士印去找人。陈士印首先去敲团长刘景祥家的门，因为周宇驰催促，没有敲开，陈士印只好上楼去叫直-5中队长陈修文，拉着一起来到沙河机场直升机库，准备启动3685号直－5飞机。
2点半，吴忠秘书李维赛通过作战值班的专线电话通知吴忠，周总理要紧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不到10分钟，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吴忠就坐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和吴德一起参加了周召集的会议。周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一律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周恩来指定由吴德、吴忠和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三人负责，要保证对内反政变，对外反侵略。
3点零2分，哨兵何祖军向203团部值班参谋马义德报告周宇驰等人在动用直升机，他随即向团长刘景祥作了报告。刘景翔马上打电话命令警卫连王连长制止直升机起飞，王立马骑上自行车奔向3685号直－5飞机，还没等他赶到，直升飞机已起飞。
3点20，空军司令部报告周恩来，据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毛和周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3点25，空军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政委王辉球全部在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李德生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笔者注：不知这个起飞命令是否连署的，所有资料都没有提到，估计是没有连署，而且下命令的是不在连署名单上的李德生，因此歼六驾驶员是真的找不到直升机，还是由于心中含糊不清而放了一马就说不清了。】
3点40分，203团团长刘景祥才接到杨庆升政委通知，说他在2点30分接到禁空命令，没有及时向下传达。调度员没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直升机。周宇驰来学过飞机，调度员知道他是空军司令部的人，就同意放行了。后来有人揪住杨政委不放，为什么不传达禁空令？是不是故意？由于查无实证，最后杨庆升没进“学习班”，更没被关起来，转业到地方完事。【笔者注：这事也十分可疑。】
4点16分，陈修文和陈士印发现有飞机拦截，就瞒过周宇驰设法将飞机掉头飞返北京，4点30分左右飞过宣化市，4点50分，到达官厅水库，向西郊机场飞去。机场上，时念堂命令战士作好战斗准备，打开跑道灯。周宇驰发现后，强令飞机改向，又向怀柔飞去。3685号直升机在怀柔县沙峪公社的上空盘旋几圈后油尽。周宇驰在空中打死陈修文，陈士印驾驶3685号直升机，迫降在沙峪公社井峪大队的河滩上。于新野开枪打陈士印，误伤周宇驰。下机后，见无法脱逃，周宇驰建议集体自杀，喊“林彪万岁，林立果万岁。一二三。”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假自杀，伪死，自首。
4时左右，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叫来杨俊生，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卫戍区机关和所属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紧急集合，汽车发动，枪不离手，就地待命。 吴忠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从现在起，卫戍区机关及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总理办公室和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人下达的命令。对来自中央军委和解放军三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收听，不回复。卫戍区部队的任何部署和调动，一律不上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三总部。【笔者注：这还是国家的军队吗？军委、三总部的指示全部不听，只听一个人的！】
4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客气地对江青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凌晨至下午，周恩来亲自向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话，从现在起，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避免再有飞机外逃，或有人调动飞机来北京危害中央。总之，要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张国华（成都军区政委）接到周恩来同样的电话，他弄不清是谁跑了，又不敢核实，猜是吴法宪。打电话问曾思玉。曾思玉说，不是那个“胖子”（吴法宪），是那个“瘦子”（林彪）。张国华大吃一惊。
9时左右空34师的师长时念堂来报告吴法宪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吴请示周恩来，周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让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笔者注：真是打兔子？实在可疑。】
上午10点，警卫三师从怀柔县打来电话， 警卫七团和当地民兵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吴忠指示，严密封锁机降地域，保护好现场，将直升机上的物品和活着的人立即押送卫戍区，要保证路上绝对安全。当时有一支空军小分队也到达现场，说是奉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命令搜寻直升机的。因为吴忠不知道李德生是周总理派到空军司令部去的，命令把这个空军小分队全部扣起来，枪也缴掉。报告周恩来后，才知道发生了误会。
13时多，周恩来通知，政治局集体办公。他和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
17时，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等人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15日早上7时到达广州，他们跑到沙堤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开车回广州，找到陈伯羽，陈伯羽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三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本来想住广空二所。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
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报告：18时04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30分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起火坠落，因此，从18时起进入一级戒备。周恩来立刻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并就紧急战备部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空军司令部的报告。周恩来在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司指挥）及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今（13日）凌晨6时30分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
8时30分，乌兰巴托，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大使：“１３日凌晨２时左右（按：后来蒙方肯定为２时２５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１０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成员９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的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
得到蒙方的消息后，我方找出一张蒙古地图，找到了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温都尔汗离中蒙边界至少有三百多公里。当时许大使指示：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二秘孙一先带翻译王中远和沈庆沂先去现场察看，并立即通知蒙方。中午，蒙古外交部通知，同意我方派三人到现场察看，并准备了专机，下午就可起飞。但使馆在得到北京的指示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催，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时左右出发。我方答复需要等待。
12时20分，克服了重重通讯障碍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终于通过50年代架设、久已不用的高频电话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中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恩来看到报告后马上报告了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
18时左右，驻蒙使馆收到了国内
接到电报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许大使决定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许文益大使说：奉政府之命，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我们到现场视察，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给予帮助。许文益大使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表示同意。他对中方未能及时派人赶赴现场有点抱怨，说飞机失事两天了，天这么热，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希望你们不会提出更多的问题。【笔者注：当时外蒙古的天气并不太热，晚上甚至要结冰。尸体耽搁两天能有什么变化？怀疑是提前欲掩盖什么。】
早晨一上班，北京《参考消息》编辑部紧急动员，军代表指定东欧组收听俄语广播，并要求俄语室盯住塔斯社，特别注意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收听敌台是通常总参三部和广播部门的事情，新华社没有这份业务。
当天，周恩来同意召开北京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空军司令部也在空军大院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议，通报913事件。晚上9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和码头的决定。
当天上午，海航五师师长张兆龙从山海关机场向李作鹏电话汇报机场调度记录的李作鹏9月12日指示。李作鹏秘书刘继祥接的电话。张兆龙是飞行员出身，电话报告结结巴巴，刘继祥说这样不行，你整理一个稿子，给我念，我记录后报告首长。下午张兆龙组织人整理好稿子，他一字一句念，刘记录，然后念给李作鹏听。刘念第一次李作鹏电话指示，李作鹏和董其采都没有动作，而念到第二次李作鹏指示时，李作鹏和董其采都从沙发上跳起来，说不对，不是这样说的，在刘继祥的记录稿上作了改动。【笔者注：后来这成了李作鹏的一条罪状。】
当天，邱会作回到家，悄悄对邱路光说，林彪跑了！邱路光马上给黄春光（黄永胜之子）打电话，说电话里不方便，叫他回西山一趟。邱路光说“树林子起火了，树叶子也烧光了。林子、叶子，林、叶！”
中午，鲁珉向李德生自首，说自己参加了“兵变阴谋”。
午夜，周恩来开始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通报林彪外逃事件，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嘱咐各单位的领导要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当天，驻蒙古使馆一位干部回国休假。他过二连边防站时，向王站长讲了一架中国的喷气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９人全部死亡这个消息。王站长立即把这消息向内蒙古军区报告，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北京军区。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这个干部所在的单位将其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２６人谁也不许扩散。【笔者注：如果今天发生这种事情，绝不会如此紧张保密。社会毕竟在进步。】
早上8时，驻蒙使馆每半个小时催问蒙方一次，询问什么时候去现场。蒙方开始说不知道，继而推脱说温都尔汗天气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其实当天天气很好，蒙方只是在找借口。拖延到13时30分，蒙古外交部终于说，专机14时30分以后可以起飞。【笔者注：蒙方之所以拖延是因为当时苏联人正在现场鼓捣，怕双方碰见。】
14时40分，许文益大使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一行4人和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蒙古边防内务军的桑加上校和记者、摄影师、医生、法律专家约十七八人，同乘一架伊尔－１４飞机去坠机现场，航程约300公里。15时46分，到达温都尔汗机场。
下午近18时，大使许文益达位于温都尔汗西北的坠机现场。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很平坦，南北长３０００多米，东西宽约８００米。北端是一座高２０米上下的小山包，南头是几个起伏并列的大约十多米高的土丘，东边是一连串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慢坡，地面全是沙土，草根盘结，人们走在上面软绵绵的。古尔斯德告诉说：“这块地方牧民管它叫苏布拉嘎盆地，属于南边２０公里的伊德尔莫格县管辖，西北约１０公里有一个著名的萤石矿——贝尔赫。”【笔者注：据当时任蒙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拿走了机上文件。发动机上有什么秘密引的苏联人如此急如星火地大动干戈？】
现场检查飞机，发现机翼有一破洞，洞在翼根处中央，“民航”的“航”字旁边，直径４０多厘米，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它的旁边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与大洞并不连接。翼根连接机体处的铝蒙皮凹陷，这个洞的底部，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笔者注：导弹或炮弹爆炸的弹片也可以造成各种破洞，何况还缺少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呢。】
零时25分至3时在温都尔汗举行了中蒙会谈。蒙方出席的有桑加上校、高陶布司长、古尔斯德专员及所有参加视察现场的成员，我方参加的有许文益大使、孙一先、小沈、小王，讨论双方视察坠机现场和安葬遇难人员的情况。蒙方认为应制定三个文件，第一个是双方调查现场情况的纪要，第二个是卫生组关于死难者尸体检查情况的纪要，第三个是死难者入葬问题的纪要。第一个文件内容包括7点，第一点说明飞机失事的情况；第二点说明关于飞机失事原因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出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而发生爆炸而失事。”第三至第六点，是说明飞机型号、残骸、死难者尸体及遗物等情况。第七点关于飞机的性质，是一架有中国民航标记的为军事服务的乘有军事人员的飞机。第二个文件强调这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飞机，机内乘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死亡，双方观察不经解剖只从外表来确定死亡原因的纪要”。许大使表示：“在现场时，我同意不必解剖，就是说这几个人因为飞机失事身亡，双方同意不必解剖。”蒙方卫生组负责人桑加道尔吉补充高陶布的意见说：“因为不解剖，所以要把每个死者的情况写下来。”许大使说：“我们同意这些人是在飞机失事时死亡的，不必解剖，每个死者的情况也没有必要详细写。”第三个文件即“安葬飞机失事死难者”。 【笔者注：隐约感觉蒙方坚持“军用”不松口是为万一发现是击落时事先安排借口。而且蒙方准备充分，带来了医生、法律专家、记者等。】
许大使要求将死难者遗物和飞机上的文件开列清单，一并移交中方带回国去。高陶布说，遗物基本都在现场，我方没有拿到更多东西，有些东西怕雨淋湿，由地方上保管着。
早晨，中蒙双方再去坠机现场，并进行拍照。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在山坡上选了一个地方，挖了长
返回温都尔汗后，在22时左右，古尔斯德送来蒙方起草的第一、第三纪要稿子，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稿子，主要描述了事件经过和现场情况，仍然强调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人员使用的。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稿子只是记录了埋葬过程。
北京，凌晨，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率领工作组进驻西郊机场空34师。工作组由李清昆（总政干部部调配处副处长）、陈述曾（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刘岩（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干事）以及魏伯亭的秘书徐太和组成。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稳定部队，把好空中航线，防止再跑飞机。【笔者注：实际上是要防止黄、吴、李、邱外逃。】要求不同外界联系，整个事件要绝对保密。守卫飞机的任务,由北京卫戍区仪仗营担任。
晚上，黄永胜和儿子黄春光一起在家烧材料，被秘书看见。
下午，周恩来给邱会作打电话，说邱没有什么问题，他是保邱的，并让邱去西山，给黄永胜做做工作，要他坚守岗位，不要撂挑子。邱和儿子邱路光一起到西山，向黄转达了总理说保他们的话，黄说“话是这么说呀，文章不一定这么做。”黄说“顶多把我和吴胖子抓起来，你和瞎子不会有事，共产党嘛。你放心，反江青的飞扬跋扈，祸国殃民都推倒我一人身上。”【笔者注：这时周说的是实话还是假话？很难讲。】
当天，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名是通敌罪。
下午，在温都尔汗的持续谈判的中方坚持“民用”飞机，后来看实在谈不下去，提出返回乌兰巴托，内心是想向国内汇报请示。蒙方表示同意。飞机晚上18时起飞，19时返抵乌兰巴托。回到使馆后，许文益大使马上打电话，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汇报。符浩向上汇报后，要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
凌晨1时，驻蒙大使馆向国内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回国，并安排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翻译贺喜与孙同行。孙一先连夜整理出三个报告，《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又赶写两个《会谈情况纪要》的报告，精心绘制现场测量示意图，死难者尸体位置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现场位置图，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等。
中共中央以《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５７号文件），向全国省、部、军级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通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国叛党，自取灭亡”等情况。另外，周恩来还专门向民主党派负责人作了通报。
上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收到周恩来嘱咐发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派人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驻蒙使馆还收到国内发来的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
下午，陈励耘接到南萍来电：“中央有个文件到了上海。只有一份，省里不发，要我和你到上海去看。”陈随同南来到上海，来到上海锦江饭店，王秀珍出来把二人领进去。在座的有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陈励耘同志你看一下。”陈励耘看后原来是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接着王洪文宣布：“现在中央命令，要逮捕你!这不是我的命令，是中央的命令。”【笔者注：后来陈励耘被免于起诉。】
下午３时２９分，孙一先乘坐的国际列车抵达北京站，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和秘书王万慧专程接站。接收了孙带回的资料后，符交代孙，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随便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遇到熟人，就说临时回国送文件，有关失事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
23时30分，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带孙一先去向周恩来汇报坠机现场情况，在座的有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稍后，李德生、吴法宪、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也参与一起听了汇报。22日凌晨，周恩来听完汇报，让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和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根据现场照片和示意图，分析256三叉戟坠毁的原因。李际泰认为“三叉戟是因为油不够，迫降没有成功”。在场的人认为有道理，周恩来就此得出“自行坠毁”的结论。【笔者注：怎么就没人提到那个被苏联人“偷”走的发动机呢？难道它就不可能是坠机的原因吗？另外就是很多人关心的那个黑匣子。笔者查过很多资料，256是1966年英国生产卖给巴基斯坦的。当年民航正是黑匣子普及初期，很多飞机尚未装备。作为三叉戟，初期生产的也没有装备。而256正处在转换期内，到底是否装有黑匣子，三叉戟发烧友也说不清。不知有没有内行的网友去看看尚存的同期生产的256姊妹机上是否有黑匣子（据说50055机在航博展览），也可解开这个多年谜底。】
15时30分，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奉政府之命，要求中国政府在
凌晨，驻蒙大使馆收到外交部发电，电报的大意是，请许大使约见蒙古副外长，说奉政府指示，讲明
许大使于下午4时紧急约见策伦朝达勒(蒙古副外长不在乌市)，按指示电内容向蒙方做了表态。策伦朝达勒听了以后，也许是“自行坠毁”四个字打动了他，口吻明显比前一天变软。他表示：“注意地听了大使的谈话，并且清楚明白了，我将向外交部的领导和政府报告。”
当天，向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传达中央５７号文件。
22时，北京，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致电吴法宪，要吴把空军实力和防空作战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梁璞等忙了一夜才做好。
当天，毛泽东问汪东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汪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周同汪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毛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笔者注：从这段看，毛等了十天，是否也包括周在内呢？】
上午9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福建厅。邱会作从机场送李先念出访后，跟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吴法宪迟到10分钟，9点10分进入福建厅。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负责代表中央实行逮捕。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对他们说：“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随后和四人握手，让人分别各自押走。【笔者注：握手一说出自吴法宪回忆，照录。】
许大使再次约见策伦朝达勒，催问蒙方对我国要求运回尸体、交还死者遗物的答复。策称尚未得到政府指示，反问许大使，时间已经过了两天，为什么中方还未就失事飞机做出书面正式解释?蒙方对此感到遗憾。策要求说：“希望你们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以及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提供给我方。”许大使表示，对策提出的新要求，可以负责地报告中国政府。
策伦朝达勒对许大使答应报告北京表示感谢，但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复我们今天所提要求的话，你们23日所提希望，恐怕不会得到答复。”
９月２８日，中央５７号文件扩大传达到地、师级以上党委。
15时30分，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约见许大使，表示：关于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的问题，人民群众中间已产生了正确和不正确的各种传说。因此有关这架飞机的真实情况，需要简单地告诉人民群众知道，我们将公布这件事情的简况。策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般的报纸消息。” “在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中国飞机越境进入我国领空，我们感到很遗憾。”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次日这条消息在蒙古《真理报》第四版不太显著的位置刊出。消息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111°15′，北纬47°42′，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的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去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傍晚，在我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主动问许大使是否读了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那架飞机的消息。许大使表示：已经读过，有些内容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对蒙方单方面发布消息感到遗憾。云登听后未做什么反应，只说西方电台的报道经常造谣歪曲，发消息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件事。在蒙方出席招待会的客人中，有位国防部的外事处长，他私下里悄悄问王中远：“林彪还活着吗?”小王根据国内指示的口径回答说：“一切如旧。”这段插曲说明，蒙方从国际上各方面的传闻和揣测中，似已在猜想失事飞机的死者里面有林彪。中蒙之间关于索要尸体这段公案不了了之。在我国国庆节以后，双方谁也没有再提及失事飞机之事，交还遗物更没有提上议程。蒙方继续安排许大使的到任拜会，并从11月底开始同我方进行关于结束陷于停顿的中国援蒙工程的谈判。
１０月３日，外交部等部门传达中央５７号文件。
１０月６日，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在一定范围通报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的阴谋。
１０月中旬，中央５７号文件及１０月６日的《通知》向全国各地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军内连级党员干部、空军的空、地勤人员传达。后来传达至普通党员。
１０月２４日，发出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的通知。
１１月１４日，印发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
１２月１１日，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党内讨论。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发出《通知》，将“材料之一”的传达，扩大到党外，并下发“材料之二”。同日，中央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编印发给党内高干“供批判用”。
７月２日，发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另发批判陈伯达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