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干部6名公示: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综述——中国文学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21:16:50

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是“始怪之祖”。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集地理、方物、民族、民俗等于一身,还保存了大量的原始神话。它那神秘莫测的面貌吸引着古今中外的学者对它进行探讨,以图解开它的“庐山真面目”。《山海经》成书两千余年来,研究之作可谓汗牛充栋,成就最大的主要是最近20年。人们从《山海经》文本的整理与校注,到其作者、成书年代、篇目、版本、图文的关系、性质、价值及其地理范围等各方面展开全面的研究。然而大部分都是以实证方法去考据《山海经》之地望、道里。这种单纯的“实证”方法不仅未能证实《山海经》的真实面貌,反而把《山海经》研究引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限纷争之中。在众多的《山海经》研究学者当中,叶舒宪先生则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探索者,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一种全新地、系统地阐释视野出发,突破数千年来有关《山海经》的种种误读和众多陈说,对《山海经》进行了“知识考古”性的思想发掘与现代性的意义诠释。他从上古时代地理与政治的不解之缘和《山海经》空间模式的分布,来区分现实地理与“神话政治地理”,并结合考古学、民族志和民俗学,说明这种中国特色的“想象地理学”得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机遇。他把《山海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山海经》的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关键词 叶舒宪;山海经;方物;神话政治地理学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记载了约40个“国家”,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400多神怪奇兽,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历法、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内容。它又被称为“语怪之祖”,其中所记载的东西,常被斥为怪诞不经。西汉司马迁对其评语:“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① 。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了“放哉”的判断词②。王充《论衡·谈天》也说《山海经》“为虚妄之言”,“未可信也”③。连“五四”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也认为《山海经》是“古之巫书”④。它那神秘莫测的面貌和包罗万象的内容吸引着众多学者流连其间,以图解开它的“庐山真面目”。

一、 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的历史定位

对于《山海经》的研究,自西汉刘向开始,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现在流行的《山海经》是在汉哀帝元年(公元6年)由刘向、刘歆父子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所校定而成的。至东晋初年,郭璞主要用文字、训诂的方法,从玄学、神仙学方面对其加以注解并完成《山海经》18卷定本,使《山海经》这一旷古奇书得以完整。

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山海经》的研究以征辑为主流。南朝后梁张僧繇绘制了《山海经》图;北朝后魏俪道元在注《水经》时对《山海经》一书征引阐发。此外,这一时期的地记、志怪书籍大量征引并使用《山海经》的材料。唐宋时,《山海经》被视为地理书,北宋《崇文书目》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地理类。这一时期,《山海经》作者“禹益说”受到了质疑。《通典》云:“《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继《通典》之后,尤褒更明确地把《山海经》“定为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南宋时,《山海经》地理书性质的认定开始出现动摇。《中兴书目》虽然将《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却又称“亦非尽善,当以入小说家为是。”

明清期的《山海经》研究以考据校注为主流。明代杨慎《山海经补注》1卷、王崇庆《山海经释义》18卷,多从文学欣赏方面阐发《山海经》的价值。清代乾隆时代的毕沅主要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考订经文。郝懿行综合吴任臣、毕沅两家之长,对《山海经》文字、篇目进行考证,清除了经文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障碍。这期间编辑的《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收入子部小说家类。在地理考释方面,吴承志在《山海经地理今释》认为《山海经》范围超出当时国界,涉及到朝鲜、日本、俄罗斯、阿富汗等邻国。

进入20世纪,“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现代学者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多从神话学立场看待《山海经》,茅盾说它“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⑤。袁珂在《山海经校注·序》中说:“《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神话之渊府。⑥”

最近的20年来,《山海经》研究出现了高潮,人们运用多种手法,从《山海经》文本的整理与校注,到其作者、成书年代、篇目、版本、图文的关系、性质、价值及其地理范围等各方面都展开了全面的研究。然而大部分人以实证方法去考据《山海经》之地望、道里。这种单纯的“实证”方法不仅未能证实《山海经》的真实面貌,反而把《山海经》研究引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限纷争之中。比如说,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影响比较大的就有史书说、地理书说、巫书说、信史说以及神话书说。关于《山海经》的地域范围的考证,观点更是异常纷繁:有“局部小区说”、“华夏说”、“世界圈说”。局部小区说里具有代表性的又有“滇西说”、“鲁中南说”,他们认为《山海经》描述的是今云南或者山东一带;世界圈说则与局部小区说相反,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州和美洲⑦。甚至有人用美国空军三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为参照系,去证明《山海经》描写的是全亚洲地理⑧。这样一种“纯粹实证”的研究方式,把《山海经》的研究引进了一个死胡同。而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有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学者,他就是人类文化学家叶舒宪教授。他从一种独特的视角研究《山海经》,把《山海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山海经》的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

二、叶舒宪《山海经》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其独特贡献

(一)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的主要内容

1、《山海经》是奇书中的奇书

叶舒宪认为《山海经》是奇书中的奇书,他说:“我们若想在奇书中寻奇,那么就非《山海经》莫属。” ⑨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了《山海经》是奇书中的奇书的理由:首先,它充满被儒家拒斥的“怪力乱神”,却能从上古保留至今;其次,《山海经》奇特到带有正统思想的大史家如司马迁都“不敢问津”、不敢言说的地步。司马迁说:“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再次,《山海经》之奇,使最渊博、最聪明、最有“考据癖”的学者都望而生畏。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上古典籍中注解、诠释得最少,而疑问和难题又最多的一本书;最后,由于它的奇僻荒奥,这个书名本身也成了“奇谈怪论”或“子虚乌有”的同义语,成了“真实可信”的对立面,就跟《天方夜谭》这部书名从专有名词变成泛称一样。连近世淹雅博识君子如梁启超,也怀疑《山海经》不是中国人写的书,而是古时外国地理著作的“汉译本”。

2、《山海经》与禹益神话

关于《山海经》的始作者,历来争议颇多。具体作于何人,评论界至今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罕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⑩这里将《山海经》的作者确指为禹、益等人。王充《论衡·别通篇》也主禹、益作《山海经》说。⑾但是这一结论一直被后人所怀疑。现在,相信这一说法的学界中人更是寥寥无几。因为夏禹之时尚未有文字系统,怎么会有如此大部头的著作出现呢?而且书里记载禹、益以后的史事不少,如《海外西经》叙夏后启事,《大荒西经》记成汤伐桀事,《大荒东经》载殷王子亥事,《海外南经》述文王葬所,提及“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以及长沙、象郡等秦汉郡名。这部令后世文献学家都难以归类的语怪之书为什么会同大禹发生联系呢?叶舒宪在《〈山海经〉与禹、益神话》一文中,根据《山海经》的内容特色考察了禹、益神话中言灵信仰和法术思维的诸种表现,分析了其始作者被归于禹或益的内在原因,并兼论了巫咒、禹步等问题。叶舒宪从上古文献中得知:禹是治水英雄,除了治水之外,他还主名山川。《尚书·吕刑》篇记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非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绝地天通”的新秩序建立之后,禹奉帝命平水土。叶舒宪引用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利奇的话指出,在原始社会,人民只对那些他们觉得有用或有意义的东西才赋予名称。“换个方式可以这么说,当人们把一个特定的范畴赋予一类事物时,他便创造了那类事物。”⑿从名称与事物的这种认同关系出发,禹或益治水、主名山川理所当然。另外,现实中能够获得“名”的知识启蒙的只是社会群体中的个别首领,而禹身为王者又兼有异能正好符合这一条件。

另外,《山海经》是官书还是私书?在学术界也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叶舒宪根据《山海经》产生的年代和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以及《山海经》的丰富与严整性得出:《山海经》是具有国家级权力背景的官修之书。

3、方物:《山海经》的分类编码

《山海经》因其内容荒诞不经,正人君子或“不敢言”,或弃置不顾。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部书呢?叶舒宪从“方物”这一远古的认知方式着眼,解说了这一疑难问题。

“方物”一词在上古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有二:“一是指各地方的土特产,二是指对事物的辨识与区分。”叶舒宪认为,“方物”作为先民认识世界万物的一般性认识模式,是在信仰笼罩之下的宗教认识论方式。他还引用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生”与“熟”的概念。“生”与“熟”在印第安神话中分别是自然与文化的象征。人们喜好熟悉的事物,排斥陌生的事物,对于过分新奇不习见的事物和地方,会产生恐惧感。这时,“方物”会起到一种“化生为熟”的作用。“方物”将一切陌生的东西安排到人为划分的坐标系统中,让它们不仅仅彼此之间显示出条理,而且也同人们熟悉的东西建立起条理关系。《山海经》就是这样一个方物,它将宇宙间一切稀奇古怪的鬼灵精怪安排在一个构建好的框架中,以此达到“化生为熟”的作用。

叶舒宪还从政治的角度阐述了《山海经》出现的原因。他说:“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起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国家来说,如何对“天高皇帝远”的化外之地确证中央统治权,理应是其议事日程中的事。面对蛮荒与异己,“化生为熟”的方物战略至少可以在理论上消除对抗力量,强化“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力量。⒀”他还举出了东方朔识异鸟、刘向识“贰负之臣”两个“化生为熟”的实例,用来说明统治者相信《山海经》在确证宇宙万物秩序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4、《山海经》称“经”的由来

考古人所崇奉的经书,如儒家“六经”,本来都不以“经”命名,分别叫做《诗》、《书》(或《尚书》)、《礼记》、《易》(或《周易》)、《春秋》和《乐记》。道家信奉的《道德经》、《南华真经》原来也只叫《老子》、《庄子》。这表明“经”的地位和名号往往是后人追加上去的,目的在于使这些受到特别推崇的典籍获得高于平常书籍的地位,也就相当于今人所说的“经典著作”。可是,内容性质荒诞不“经”的《山海经》为什么也能有此殊荣被称为“经”呢?袁珂、章学诚等众多学者都对此做过考证。叶舒宪在此基础上,引用一些古籍文献,得出《山海经》的本来意思就是“经纪山海”或“山海经之经纪”。“山海经之经纪”就是山海之条理、秩序。这种条理秩序不是自然得来的,而是人类的文化产品。叶舒宪还据此推出了《山海经》得名的深远神话背景。治水神话中的主角大禹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给九州大地奠定万古空间秩序。后人心目中的“山海之经纪”自然而然就同这位治水英雄(自然秩序的恢复者)和夏王朝创建者(社会—国家秩序的缔造者)联系起来了。

5、“大荒”的文化分析——《山海经·荒经的观念背景》

《山海经》中的《荒经》,不仅有关于四荒的具体位置的坐标说明,还详细描述了各荒远之地的国家特点、民俗与物产情况,以及相关的神灵、怪物和种种神话传说。叶舒宪认为,《山海经》对“四荒”的描述,不仅奠定了汉语文化共同体中有关非“中国”部分的远方世界的想象图景,还为中国文学中“荒远怪异”的意象和“荒诞无稽”观念提供了“政治地理”的原型。时间的“荒古”和空间的“荒远”都是对“荒”的想象的条件。在儒家理性主义为代表的正统意识控制下,文化代码系统用“荒”、“怪”、“异”之类象征边缘性和异端性的语汇来为“王化之外”的空间和事物命名。而与“中心”和秩序相对立的“荒”的理念,不仅为一切试图反叛和挑战正统价值的非正统言论提供空间背景,而且以一种怪异荒诞来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世俗秩序的合法性,为超越和创新的思想提供契机。贾宝玉来自“大荒山”,庄子、曹雪芹等标举“荒唐言”,皆为其例。

(二)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的主要方法

传统的《山海经》研究主要是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等对其进行考证。进入20世纪后,研究手法开始多样化。一批学者在中西方实力冲突和文化碰撞的启发下,逐渐认识了西方文化。而这种“异文化”视野的获得实际上意味着获得了一个观照自我的镜子——在“世界文化大视野”里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叶舒宪正是这么做的。他在世界文化语境的参照下,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引入到的文学研究当中,在国学的传统考据方法之上经过改造融合,建立一种跨文化视野的、运用多重求证工具的文化阐释方法,他把这种跨文化的阐释方法概括为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后的“三重证据法”,即在纸上的文献材料和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外,利用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作为参照性的旁证,来阐释本土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叶舒宪正是用这种方法对《山海经》做“知识考古”性的思想发掘与现代性的意义诠释。

叶舒宪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因为“在各个文化传统中孵化出的关于知识与真理的概念,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之中难免要遭到消解、调适与重构的命运。如詹姆逊·哈密尔所说,‘与其认为知识的内容是事实,不如说是人们的各种思考方式’。多参照系的出现给本土视角的单一性、相对性提供了对照和反思的契机。千百年来既定的思考方式所建构的知识、所信奉的真理,也就不得不面对和异文化的思考方式进行对话的新现实,不得不在形成中的全球化视野和语境中重新检验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存在的依据。” ⒁叶舒宪指出,在《山海经》的研究中,现代有些研究者受到本土主义价值观和民族情感的影响,发生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向性偏离,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标准尚有相当的距离。他认为,要消除本土主义的价值观和民族情感在研究中的主观化影响,应当运用文化人类学。人类学在文化认知方面最重要的方法论贡献就是通过田野作业深入文化他者之生活的方法。这种改变文化身份的做法可以使研究者一方面学会用异文化的观点看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借助于他者的反观之效,发现和揭示自身文化的弱点和局限,从而在认识论上和在情感、心态上真正消解“我族中心主义”。

叶舒宪反对用纯实证的方法考证《山海经》,他认为更不应该把认识空间当成客观空间去考证,并提出应该从政治地理的观点去考察《山海经》,不要把《山海经》当作地理知识来研究,而应该把它当作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去研究。

叶舒宪还从文化人类学和形象学的视角对《山海经》中的怪异事物和怪异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那是古人对异文化的误读所投射而成的“文化他者”神话;并说明了神话建构的两种模式——意识形态化(丑化)与乌托邦化(美化)在文化认知中的普遍性及其消解的可能。

叶舒宪运用的这种全新的、系统的阐释方法,突破了民族的和学科的界限,突破了数千年来有关《山海经》的种种误读和众多陈说。为《山海经》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三)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的独特贡献

1、改变了视《山海经》为地理、神话、巫书等的旧说,而认定《山海经》是“神话政治地理学”著作

《山海经》是什么性质的书,从汉朝到现代有种种不同论断。汉代刘秀最早把它判定为一部地理书,后来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书都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辞海》“地理学”条目下云:“地理一词始见于中国《易经·系辞》和古希腊埃拉托色尼的《地理学》,中国最古的地理书籍有《禹贡》、《山海经》。⒂”

明代胡应麟称《山海经》为专讲神怪的书;“山海经,古之怪语之祖” ⒃,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把《山海经》列入子部小说家类。《提要》认为:“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⒄”袁珂着重从中研究古代神话,指出“《山海经》匪特史地的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把《山海经》视为神话小说⒅。茅盾在《中国神话ABC》一书中提出《山海经》“是一部包含神话最多的书”的主张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它为巫书。他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异物及祭祀所宜,……所载词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 ⒇。

综观这些观点,各家多着重从其具体内容去谈该书性质,叶舒宪独辟蹊径,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去考察,认为《山海经》是“神话政治地理书”。他在《〈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一文中,借用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词语,把《山海经》视为“权力地理学”的一个古代中国个案。福柯讲到18世纪末的地理大调查时说:“那时候人们在世界上到处旅行,收集资料。他们收集的并不是原始资料,他们真的是在探索,遵循着一种他们或多或少有着自觉意识的规划。我们在地理学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证明惩罚系统地使用度量、探索和审查。” 《希罗多德》杂志的编辑对此也表示了看法:“地理学家的功能是把资料收集到清单中去,这些资料是未经整理的,除了权力以外,没有什么人会对它感兴趣。权力需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大量的信息,权力的战略使它对这些资料能够加以利用。”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山海经》虽然不厌其繁地罗列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物产资源,方向里程等, 看起来像一部地理书的架势, 但实际上则是服务于特定功利目的的政治想象图景。叶舒宪在研究中还发现,《山海经》那按照南西北东中顺序展开的井然有序的五方空间的世界结构,并不是从现实的地理勘察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而是某种理想化的秩序理念的呈现,是以位于中央的《中山经》为轴心向外逐层拓展。叶舒宪称其为“同心方”的空间模式。《山海经》用“同心方”的空间模式把处于中央王国(中国)及中央王国周边的各国文化统合起来,这正与统治者要求政治大一统遥相呼应。叶舒宪最后总结说:“《山海经》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相对应,可定性为神话政治地理书。它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描述现实与神话时空交织的内容,构建虚实相参的空间图式,展现为祭政合一的神权需求服务的宗教政治想象图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提供话语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远近山河的法术性全盘控制。”

2、从上古的宇宙图式及占卜咒术入手,解决了长期争论的《山海经》的方位顺序问题

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按照东、南、西、北、中或东、西、南、北、中的顺序来排列方位。而《山海经》全书四大部分——《五藏山经》、《海外四经》、《海内五经》和《大荒经》,其中《五藏山经》、《海外四经》、《海内五经》的方位顺序都采用了极为罕见的“南、西、北、东、(中)”的模式,《五藏山经》始于《南山经》,其次才是《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海外四经》始于《海外南经》,其次才是《海外西经》、《海外北经》和《海外东经》;《海内四经》始于《海内南经》,其次才是《海内西经》、《海内北经》和《海内东经》。这就是说,《山经》以“南”为五方之首,以“中”为末;《海经》则以“南”为四方之始,以“东”为末。只有《大荒经》是依照惯常的东南西北而展开叙述的。为什么《山海经》会建构这样一种方位图式呢?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商代以前,古人的方位概念是二维的,即南与东、西与北可混用(21);有的学者认为《山海经》是出自南方人特别是楚国人的手笔,所以以“南”为首(22);有的甚至不把它当作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来看。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叶舒宪从神话思维时代的宇宙图式入手,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比较性的探讨。《山海经》是依附于已经失传的《山海图》产生的,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晋郭璞曾作《山海经》图赞。《山海经》有图,这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叶舒宪认为:“远古以来的平面空间图大都因循着神话思维的空间观,不是按照现代科学的地理观采取上北下南、左西又东的空间定位,而是采用上南下北、左东又西的模式。也就是说,古人的地图排位法在水平轴上与今人不一致,采用左东又西模式;在垂直轴上也与今人相反,沿袭了神话宇宙观的上南下北模式。”⒇南西北东的顺序正好符合这种原始神话思维的方位图式。他还引用了著名的《先天八卦图》和考古资料西水坡M45墓。《先天八卦图》的排列次序以乾为首,构成乾在上、坤在下、离在左、坎在右的方位模式。乾为南、坤为北、离为东、坎为西,乾南坤北,以南为上,这是以神话宇宙图式为本的,同《山海经》的方位图式正相吻合。

叶舒宪还从占卜咒术的角度考察《山海经》的方位顺序。他认为,在占卜思维中,方位不只是物理学空间的坐标尺度,而是凝结着情感和价值的符号,吉凶祸福之所系,生死存亡之所本。《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向西,畏轩辕之台。”《大荒北经》:“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这些“不敢”和“畏”与方位有关,都表明某种神秘禁忌的心理,透漏出占卜思维的面影。而在有关占卜思维的方位排列顺序中,正好有很多与《山海经》方位模式相应的情况,如《史记·天官书》所记的八方占,其排序为南风、西南风、西风、西北风、北风、东北风、东风、东南风。(23)大体上呈现为南西北东的展开程序。又如敦煌写卷伯三九八八是一部鸟鸣占吉凶书,其展开程序也与此仿佛: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上方……(24)。这些可以证明《山海经》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符合远古的占卜咒术传统。

3、打破了传统说的地理观念,认为《山海经》反映的是一种大世界观,是一种“同心方”的想象构建。

《山海经》书中记载这40个“国家”,300条水道,众多的神话历史人物以及各种草木鱼虫鸟兽矿产。它所描写的地域到底在哪呢?这个问题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在传统的地理、文学家看来,《山海经》记载的事物在古代中国的范围,与现在地域范围大体相似。即便是大一些,也超不出亚洲地区。近代以来,蒙文通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研究〈山海经〉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山海经》“它所记载的地域,在西方和南方都远远超出了祖国今天的版图。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研究我国以及中亚、东亚各族人民上古时代生活斗争和民族关系的重要作品。(25)” 说得更明确的是王兆明先生。他说:“我们从《山海经》中看到,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其认识领域是相当大的,在东方已达日本、库叶岛和南太平洋诸岛,西方达到中亚和西亚地区,北达西伯利亚乃至极圈以内,南至今中南半岛。这一广大的认识领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后来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域。(26)”宫玉海先生更是进行了大胆的猜想,他在其专著《〈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中说:“现在肯定地说,《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书,它又是一本博物志,一本不可再得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27)” 而叶舒宪认为,《山海经》是“中华文明一源中心观的原型”,其中所反映的地理观念,是一种“大世界观”,是一种“同心方”的想象构建。这个观点,给文化地理学史补充新的知识,也可以为中国“大一统”政治体制形成历史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结语

《山海经》成书至今,众多专家学者对于它的研究也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硕果累累。叶舒宪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研究《山海经》,给《山海经》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给了人们新奇的知识和积极的启示。2004年4月,叶舒宪、萧兵和韩国学者郑在书著述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一书出版,书中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字学和艺术学等不同学科。《山海经》幽渺神秘的文化内质,变得更加明朗。

当然,《山海经》作为一部上古文化总集,对于它的研究,目前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但是,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与融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部旷古奇书的“庐山真面目”全部解开之日一定会到来。

致 谢

论文即将完成,几分激动、几分欣喜。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我得到了众多老师、同学、朋友的帮助与关心。在这里请大家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导师唐启翠老师,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查询、开题和和撰写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得到您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您宽容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让我在论文的写作中不敢有丝毫懈怠。

感谢叶舒宪教授,您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

感谢我的舍友们,给我营造了一个温馨的环境,让我能在宿舍内静心写作。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你们的健康与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注 释

①《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3179页。

②③ 转引自李衡眉:《〈山海经〉的荒诞与科学解释》,人文杂志1998年第2期,第90页。

④ 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9页。

⑤ 茅盾:神话研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第125-126.

⑥⒅ 袁珂.山海经校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页

⑦ 张步天.20世纪山海经地域范围的讨论. 益阳师专学报,2000(1).第54页

⑧ 卫挺生:《科学的山海经今考·山经地理图考弁言》,第3页。

⑨叶舒宪:《〈山海经〉:从单纯考据到文化诠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第134页

⑩ [晋]郭璞/注:《山海经 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88页。

⑾[晋]郭璞/注:《山海经 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页。

⑿ [美]利奇:《从概念及社会的发展看人的仪式化》,见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507页。

⒀叶舒宪:《方物:山海经的分类编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第26页。

⒁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第13页.

⒂ 叶舒宪,萧兵,[韩]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52页。

⒃陈传康:《从解释学角度看《山海经》一书的性质》 人文地理 第12卷 第1期 1997年3月,第13页。

⒄《四库全书总目》卷142,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5页。/詹子庆《山海经》和夏史 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第142页。

⒆ 张步天.20世纪山海经性质的讨论[J]. 益阳师专学报,2000(5).第87页

⒇ 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9页。

(21) 朱玲:论《山海经》的叙述结构及其文化成因,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51页。

(22)张步天:《“南西北东”顺序辨》.益阳师专学报,1998(3).第59页

(23)(24)转引自叶舒宪:《〈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29页。

(25)(26)(27) 胡远鹏:《山海经研究50年》,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2000(5),第2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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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步天.20世纪山海经地域范围的讨论[J]. 益阳师专学报,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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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叶舒宪.人类学与文化寻根[J].http://www.cctv.com/lm/131/61/74007.html

[15] 王子今.从《山海经》看中国上古人的世界观[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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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

[18]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