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从“人民战争”到“人民力量”？

作者：人民战争
1978年1月7日，伊朗的一份全国性报纸讯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阿亚图拉鲁霍拉 霍梅尼，指责他与外国势力有联系。1刚好在此之前一个星期，伊朗国王穆罕默德 礼萨 巴列维主持过一个新年除夕晚会，而美国总统吉米 卡特在晚会上祝贺国王健康长寿。霍梅尼长期批评国王，自1964年以来就一直在外流亡，主要是在伊拉克。在就国王的西方化政策发表反对言论后，霍梅尼继续从国王批评国王，并因此促使政府试图让它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失去其资格。国王与美国的紧密联系与讯息报对霍梅尼的攻击掺和在了一起，这没有逃脱伊朗民众的注意，并引发了1978年1月8日反对国王的示威。在霍梅尼的家乡库姆市，当安全人员以暴力相向时，几百人在示威中被杀害或者受伤。抗议性葬礼刚好在四十天之后举行-也即根据伊斯兰传统，在四十天之后对死者的公开悼念。由于政府持续以武力应对公开的悼念和对霍梅尼的支持，循环式四十天抗议性葬礼升级，并且抵抗的节奏加快。反政府的抗议扩展到德黑兰、特布里茨、卡茨伦、玛莎德和伊斯法罕。到七月份时，整个伊朗有十三个城市的人民被安全部队杀害或者因其而受伤。
与循环式抗议性葬礼并行发生的是阿巴丹的一次事件：1978年8月20日，那里的410人在一个电影院的一场蹊跷的火灾中丧生。人们普遍认为，那次大火是政府官员放的。到九月份时，反对政府的抗议性游行和示威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定期举行。在1978年9月7日那个星期五-也即后来以“黑色星期五著称”的那个日子，大约五万人聚集在德黑兰的贾赫勒广场，他们显然并不了解德黑兰和其他十一座城市最近所实行的戒严。国王的军队以催泪弹驱散举行非武装示威的人群，而且在接下来的混乱局面中，武装部队开火，杀死几百名民众。在整个德黑兰，示威者和士兵展开战斗，到那天结束时，成百上千的民众-主要是没有武装的平民-被杀害。
在示威与镇压的反复较量过程持续进行时，对大众的动员采取了一种明显反国王的态度。在被迫于1978年离开伊拉克后，霍梅尼当时在法国。他鼓动抵抗，呼吁进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内含霍梅尼有关抵制、罢工和不合作之讲话的录音带传遍整个伊朗。公职雇员于1978年10月7日开始罢工。之后不久，两家主要报纸因为工人们停工抗议所施加的审查而停止运转。在马萨德市有人呼吁进行大罢工，而到10月底时，反对国王的大规模示威遍及伊朗的所有地方。石油工人于10月31日举行罢工，让当局每天失去几千万美元的收入。政府于11月5日在全国实行戒严，而在第二天，民众们以全国性的一日大罢工作为回应。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在12月4日重新开始罢工。霍梅尼呼吁为那些被政府杀害的人士举行一天的哀悼，并进行大罢工，以支持罢工的石油工人。到12月28日时，石油业彻底停止运转。大罢工于12月29日升级，中央银行也停止工作。大规模的公民反抗耗尽了国王政权的命脉。
国王在1978年12月30日指定由萨珀尔 巴哈提尔组建一个文官政府。霍梅尼不承认巴哈提尔，并宣布组建一个平行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国王于1979年1月16日离开伊朗到了埃及，当时反对巴哈提尔政府的示威仍在继续。在多达五百万名民众的欢呼声中，霍梅尼于1979年2月1日从流亡地返回伊朗。巴哈提尔于2月11日辞职下台，开启了权力的革命性转移。
伊朗的革命后果具有重大意义，原因是，它既不完全符合民众或者学者对革命的认知，也不依赖现有的武装反叛的革命手段。2鉴于当局的军事力量和庞大的内部安全机构，以及强有力的武装游击运动的缺乏，推翻国王的反抗是出人意料的。伊朗的两个地下武装游击运动-敢死队和圣战者组织-在挑战国家方面都是弱小和缺乏能力的。它们的成员在其鼎盛期也没有超过三百人，而且它们被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国王的臭名昭著的内部安全机构-所渗透。尽管在权力转移之前不久忠于国王的军队与抛弃现政权的士兵之间发生了武装斗争，3推翻国王的却不是武装反叛，而是非武装的反抗-普通民众藉此采用非暴力行动的方法，比如抗议、示威、罢工、抵制和公民不服从。另外，霍梅尼鼓励非暴力的行为准则并敦促人们将士兵当作兄弟，而非敌人。脱离军队的士兵被看做英雄，并且在群众性游行中被扛在人们的肩膀上。
正如一位研究革命-尤其是伊朗革命-的专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武装力量的相对缺失以及大罢工和大规模和平示威的战略几乎不符合所有人对革命之获得成功的定义”（Foran，1994年，162页）。上述说法反映了这一事实：在伊朗发生事变之前，社会科学学者所定义为革命的事件包括武装反叛，并且它还反映了这一事实：革命的暴力要素通常会得到强调（如果不是被美化的话），而非武装要素-它们也是被社会科学学者定义为革命的事件的特色-的重要性则常常被贬低、忽视或者忘记。
伊朗国王的被推翻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197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所发生于整个“第二”和“第三”世界的非武装反抗浪潮中，这是最先发生的事件之一。在这些非武装反抗中，威权政府-其中的大部分都垄断着武装力量-都受到其自己公民的严重挑战，而这些公民主要依靠的是非武装抵抗手段，而非武装抵抗手段（见表1）。当然，非武装反抗不是一个新现象，因为它们不时地出现于历史过程之中。甚至过去也有非武装反抗的浪潮，比如1848年席卷欧洲的跨国浪潮，以及包括许多发达国家-最突出的是法国-非武装反抗行动的1968年浪潮。不过，通常与非暴力行动手段联在一起的是那些政治上更为成熟的国家的政治竞争，而它们没有被当作欠发达和非民主国家的至关重要的行动。非民主政体通过非武装手段的政权转移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关于欠发达或者非民主条件下的政治变革如何实现的看法。因此，社会科学学者惊异于伊朗1978-79年的事件以及十年之后的东欧事变。
表1 第二和第三世界主要的非武装反抗，1978-2001年
国家 斗争高潮的年份 对政治转型的直接贡献
国家 斗争高潮的年份 对政治转型的直接贡献
伊朗 1978-79 +
玻利维亚 1978-82 +
萨尔瓦多 1979-81 -
波兰 1980-89 +
巴基斯坦 1983 -
菲律宾 1983-86 +
智利 1983-89 +
南非 1983-90 +
海地 1985 +
苏丹 1985 +
韩国 1987 +
西藏 1987-89 -
巴勒斯坦（西岸和加沙地带） 1987-90 -
缅甸 1988 -
保加利亚 1989 +
中国 1989 -
捷克斯洛伐克 1989 +
东德 1989 +
匈牙利 1989 +
肯尼亚 1989 -
孟加拉国 1989-90 +
蒙古 1989-90 +
马里 1989-92 +
尼泊尔 1990 +
尼日尔 1991-92 -
泰国 1991-92 +
马达加斯加 1991-93 +
印度尼西亚 1997-98 +
尼日利亚 1998-99 +
南斯拉夫 2000 +
菲律宾 2001 +
注：日期为近似值。关于类似的表格，参见goodwin（2001a，295页）和zunes（1994年）。
除伊朗之外，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体中的非武装反抗浪潮还包括：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初期玻利维亚反对军人独裁政权的抗争；1985年海地反对杜瓦利埃政权的反叛以及苏丹反对尼米里政权的反叛；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1980年代智利、南非和韩国的民主运动；以及1989到1993年间孟加拉国、尼泊尔、马里、马达加斯加和泰国的民主运动，1997-98年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运动，和1998-99年尼日利亚的民主运动。以波兰198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为开端，共产主义世界也受到非武装反抗的冲击。在1989到1991年间，非武装反抗扩散到处于苏联影响之下的大部分亚欧地区共产党政权，从东德到蒙古。这些出人意料的挑战-连同发生于从波罗的海国家到中亚的主要是非暴力性质的分离活动浪潮-也导致了苏联的解体。4尽管北约持续数月的轰炸没能颠覆南斯拉夫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的独裁政权，2000年的一场非武装反抗却将其推翻。不过，虽然上述的所有非武装反抗都导致实质性的政治变化，其他国家与之匹配的抗争活动却不是这样。在1980年代，萨尔瓦多、5尼日尔、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缅甸、西藏和中国的非武装反抗却遭到残酷镇压，而在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肯尼亚和东帝汶的非武装反叛在挑战威权政治结构方面只取得微弱的进展。6尽管结果有所不同，上述所有挑战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主要依靠非暴力行动的手段来挑战压制性的非民主政权。
什么是非暴力行动？什么因素导致全世界在197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明显出现一股非武装反抗的浪潮？为何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某些非武装反抗导致了政治上的变化和民主化，而其他反抗则没有这种效果？本章要解决前两个问题，而第三个问题由后面的章节回答。
非暴力行动
正如在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抗争常常越过体制性的边界，并可能采取从非暴力到暴力的一系列手段。不过，在承认政治抗争方面的经验案例常常带有越轨行为并通常同时包含暴力与非暴力行动的同时，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战略以及策略在抗争态势中的作用，有必要在不同类型的抵抗之间做出概念上的区分。
什么是非暴力行动？正如此名称所暗示的那样，非暴力行动是非暴力性质的-它没有身体暴力行为或者威胁对人的身体采取暴力行动；它是主动的-它包含共同追求社会或政治目标的行动。更具体而言，非暴力行动内含这样一种主动的过程：政治、经济、社会、情感或者道义压力都在不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抗争性互动中发挥力量（McCarthy，1990年，1997年；sharp，1973年，1990年，1999年）。非暴力行动是非建制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制度化政治渠道的限制之外运作的。而且它也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决定冲突之后果的程序没有事先确定下来（bond，1994年）。非暴力行动出现的方式是：（1）蔑视性行为，人们以此拒绝采取为规范、习俗、法律或命令所要求的行为；（2）坚持性行为，人们以此采取那些他们平常不会采取、规范或习俗不要求其采取或者为法律、规章或者命令所禁止采取的行为；或者（3）蔑视性和坚持性行为的混合体（sharp，1973年）。非暴力行为不应被视为是一种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的两分法的某一半，它可以更好地被理解为一套有着独特特征的方法，而这些特征既不同于暴力抵抗的特征，又不同于建制性政治活动的特征（McCarthy，1990年）。
有关非暴力行动的错误观念
对于非暴力行动的社会科学分析受到人们所持有的许多错误观念的阻挠，而这些错误观念是关于何为非暴力行动、它如何发生作用、何时使用它以及由谁来实施等问题的。7致使上述错误观念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非暴力行动的历史被边缘化或者被错误解读，而暴力的历史得到强调，如果不是美化的话。尽管暴力抗争方面的历史资料有很多，非暴力抗争方面的资料却少得多（参见burrowes，1996年；sharp，1973年；wink，1992年，第十三章）。下面讨论的是十九个最常见的错误见解。8
非暴力行动不是不作为（尽管它可能会包含拒绝采取某一预期中的行动的意思，也就是说是一种蔑视性行为），它不是顺从，它不是避免冲突，而且它也不是被动的抵抗。事实上，非暴力行动是与对手发生冲突的直接手段，而且明确拒绝不作为、顺从和被动性（sharp，1973年）。
当被用于描述非暴力行动时，被动抵抗这一用语并不恰当。非暴力抵抗没有任何被动或者逃避的问题，因为它是与对手展开冲突的一种主动和公开的方式。尽管mohandas 甘地首先使用了被动抵抗这一词语，由于该用语的含义不准确，他后来拒绝了这一用语。与此类似，小马丁 路德 金拒绝使用被动抵抗这一用语，并使用诸如进取的、好斗的、对抗性的、以及强迫性的之类的词语来描述其非暴力运动。同样，放弃被动抵抗这一用语并使用更为准确和精确的非暴力行动这一用语对社会科学学者是有益的。这并不只是语言上的差异，而且对理解非暴力抵抗是至关重要的。
并不是所有非暴力的行为都被视为非暴力行动。非暴力行动指涉的是会带来风险或者在对立团体的抗争性互动中会带来非暴力压力或非暴力强制的具体行动。
非暴力行动并不局限于国家认可的政治行动。非暴力行动可能是合法的或者非法的。公民不服从-也即为了一种共同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公开故意地违反法律-是非暴力行动的一种基本类型。
非暴力行动不包括常规或者制度化的政治行动手段，比如诉讼、写信、游说、投票或者通过法律。9尽管建制性的政治行动手段通常伴随着非暴力抗争，非暴力行动却出现在建制性政治活动的范围之外。与从事常规性和制度化政治活动的人士所面临的情况相反的是，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总是会遇到一定的风险，因为这对政府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因此，非暴力行动是根据条件背景而各异的。在民主国家中展示反政府的招贴画会被认为是一种低风险和常规的政治行动形式，而同样的行动在非民主政体下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会蕴含很大的风险，并因此会被认为是一种非暴力行动的方法。类似地，发生在民主国家制度化的劳工关系之内的罢工不会被视为是非暴力行动，因为它们不是非建制性或者不确定的。不过，鉴于其非建制性、不确定和高风险的特征，民主体制中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以及非民主体制下的大部分罢工都会被视为非暴力行动的例子。
非暴力行动不是一种谈判或者妥协的形式。谈判和妥协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伴随着以非暴力行动展开的冲突，就像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伴随以暴力行动展开的冲突那样。换句话说就是，非暴力行动是展开冲突的一个手段，并且应该与冲突解决方式区分开来（Ackerman和Kruegler，1994年，5页）。
非暴力行动不依靠道义权威-也即“激起耻辱感”或者为了推动政治变革而转变对手的观点。尽管对手观点的变化有时会发生，更通常的情形是，非暴力行动以非暴力强制的方式促进政治变革，也就是说，它通过削弱对手力量的方式来迫使对手做出改变。10当然，道义压力可能会派上用场，但是，如果缺少政治和经济压力，这不可能带来变革。
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不会假定，政府不会以武力做出回应。他们预期政府-特别是非民主政府-会采用暴力。政府的暴力反应并不是非暴力行动失败的表现。事实上，政府之所以以武力回应，恰恰是因为非暴力行动对他们的权力提出严重的挑战。因为人民被杀害而拒绝采取非暴力行动和出于同一原因而弃绝武装抵抗一样不符合逻辑（zunes，1999a，130页）。非暴力抗争不意味着没有暴力。
即便如此，受难并不是非暴力抗争的核心要素。受难是非暴力抵抗之核心的观点基于下述错误的假设之上：非暴力行动是被动的抵抗，而其目的是通过转变压迫者的观点来造成变化（Martin，1997年）。那些以非暴力行动的方式提出挑战的人士应该预期政府会做出暴力反应，同时他们也应该准备好减少对手暴力的影响。用peter Ackerman和克里斯托弗 kruegler的话说，这就是要“避免危险的做法，避免施暴者的圈套，让武器无法发挥作用，让人们预备面对暴力的最恶劣后果，以及减轻可能因暴力而牺牲的东西的战略重要性”（Ackerman和Kruegler，1994年，38页）。非暴力抵抗比下述广泛流传的（错误）看法要复杂得多：它的特征是活动人士们逆来顺受地接受他们的压迫者的打手所施予的身体攻击，从而希望他们的受难会转变其对手或者让公众同情于他们的事业。
非暴力行动不是只在缺乏暴力手段的情况下使用的作为最后手段的抗争方法。尽管在无法获得武器时可以采用非暴力行动，它也可能被用以取代暴力手段。
非暴力行动不是“中产阶级”或者“布尔乔亚”进行政治抗争的方法。非暴力行动可以为来自各个阶层或者种姓-从奴隶到上等阶级的成员-的团体所使用，而且已经被它们使用过（Mccarthy和Kruegler，1993年）。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权势不强者-也即那些无法定期接触权力拥有者的那些人士-使用它的频率高过有权势者。
对非暴力行动的使用不限于追求“温和”或者“改革性质的”目标。在追求“激进”目标时，它也可以派上用场。比如，anders corr记录了整个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和房屋斗争中所广泛采用的非暴力行动（Corr，1999年）。对私有财产关系的挑战很难能够被看做是改革性质、温和或者布尔乔亚式的。与此类似，妇女运动猛烈地挑战了父权制的性别关系-几乎全是通过不含暴力的方法。挑战可以是好斗型的、激进的和非暴力的。
尽管非暴力行动就其本性来说需要耐心，在带来政治变化方面，与暴力行动相比，它并不就一定是缓慢的（shepard，2002年）。作为一代革命者之楷模的武装反叛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取得成功：在他们于1949年掌握政权之前，中国的共产党人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而越南人在获得民族解放之前为反对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武装抗争。类似地，为数众多的恐怖运动-诸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家园与自由（埃塔）组织、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以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已进行了几十年，却没有达到其目的。11相比之下，波兰非暴力的团结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在该运动出现之后大约十年就掌权了，而在benigno 阿基诺于1983年8月被暗杀后，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只发费了三十个月就将ferdinand 马科斯推翻-这是菲律宾的共产党人自1969年以来就一直企图通过武装手段做成的事。
非暴力行动的发生不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尽管在确定的地理范围和时间段内，政治环境与使用某一特定战略对不满做出回应之间有着经验事实上的关联，12用以挑战不正义或压制性政治关系的手段并不是由政治环境决定的。学习、散播和生活变革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在历史上以暴力抗争见长的环境或情势中出现非暴力行动。比如，内含土地、分离主义或者自主权问题的冲突一般会假定为是暴力性质的-在历史上也确实如此。不过，非暴力战略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此种冲突中。确实，冲突的环境和利害攸关的问题会影响抵抗的战略，但这并不是一种决定论式的影响。
非暴力行动的有效性不会受制于压迫者的意识形态。通常的说法是，非暴力行动只能在民主国家中获得成功或者只有在用于对付“仁慈”或者“信奉普遍主义”的压迫者时才会成功。压迫者的信念可能会影响抗争的态势，但它们不是决定以非暴力行动手段展开的斗争之结果的唯一因素。
与此类似，非暴力行动的有效性也不受制于压迫者的镇压程度。事实上，非暴力运动在严酷压制的环境下是有效的，而在公开的民主政治体制下是无效的。当然，镇压限制着挑战者组织、沟通、动员和从事集体行动的能力，并会放大参与集体行动的风险。不过，镇压只是影响依托非暴力行动之抗争轨迹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它并非决定其轨迹或结果的唯一要素。
动员非民主体制下的民众大规模地参与非暴力运动不会依靠强制手段。尽管有些非民主体制下的非暴力运动含有推动大众动员的强制手段，强制并非非民主体制下大众动员的必要特征。强制不是不合作运动的内在要求，而是根据诸如下述背景性要素而变化的某种东西：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整个共同体对运动的了解程度，以及所采用的不合作类型。例如，关于南非的抵制消费问题，当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效忠有着激烈分歧，或者当运动没有充分公开时，强制更可能被用来强行落实消费抵制。然而，当共同体内部团结一致，而且人民充分了解到消费抵制将会展开以及它预期会持续多长时间时，强制出现的可能性就更小。另外，在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合作之间，强制性地推动参与大众运动的做法在南非各有不同。尽管消费抵制有时会含有强制性以促进大众的动员，租房抵制的大众参与带有强制性动员的可能性就较低（Seekings，2000年，179页）。
参与非暴力运动不需要活动人士持有任一类的意识形态、宗教或形而上学信念。与大众和学者的假想相反，那些从事非暴力行动的人士很少是和平主义者。那些从事非暴力行动的人士持有多种不同的信念，其中之一可能是和平主义，不过和平主义在那些从事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之间并不普遍。正如乔治 lakey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和平主义者不进行非暴力抵抗，而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大部分人不是和平主义者”（Lakey，1973年，57页）。
类似地，那些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不必理解他们正在采用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方法。美国的一位神学家Walter wink于1986年采访了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参与者。他写道：“我们所发现的最令人吃惊之处在于，许多人真的不知道如何描述他们实际的非暴力经验”（Wink，1987年，4页）。当被问及非暴力行动的方法时，一个普遍的回答是：“我们尝试了五十年的【非暴力行动】，而它却没有发挥作用。Sharpeville在1960年向我们证明，暴力是所剩的唯一道路”（Wink，1987年，4页）。不过，当wink要他们找出那些过去两年在挑战政府方面最为有效的方法时，
他们列出一个非常长的非暴力行动的清单：工人罢工、怠工、静坐抗议、停 工和缺工；抵制公交车、抵制消费、以及抵制学校；葬礼示威；不与政府任 命的工作人员合作；不支付租金；违反政府关于和平集会的禁令；在沙滩和 餐馆、剧院与酒店中违抗隔离的命令；以及躲避黑人警察与士兵。这很可能 相当于人类历史上单一抗争中采用不同非暴力战略的最大规模的草根行动！ 不过，这些学生以及我们采访过的许多其他人（黑人和白人都有）都没有将 上述策略看做是非暴力性质的并且甚至不屑于这一用语（Wink，1987年，4 页）。
此中的关键是，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方法的人士可能不会将它们认作“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而且他们为了成功地利用它们，肯定不会一定要坚持一种非暴力的理论或者一种道义准则。另外，不管“非暴力”是否按其名称被认为是活动人士的一种抗争方法，社会科学学者应该能够让非暴力行动具有可操作性，并且区分出非暴力和暴力行动。社会科学学者肯定应该能够在暴力言辞与非暴力行动之间有所分别。
19. 非暴力运动不需要一个魅力型的领袖才能成功。民众对非暴力行动的看法常常会引出这样的图景：mohandas 甘地或者小马丁 路德 金鼓动起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运动。然而，在许多成功的非暴力运动中，领导人或者领袖们缺乏有魅力的特性，而且有些抗争甚至没有可以辨识出来的领导人（sharp，1999年，570页）。
不同的标准
与关于非暴力行动的错误看法相连的是用以比较暴力和非暴力行动之有效性的不同逻辑以及常常被用来判定非暴力行动之有效性的极端标准。举例来说，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没能通过使用武力将其意志强加给越南。美国的军事失败没有导致对军事暴力战略之有效性的根本质疑。这就是说，人们没有得出结论说，军事暴力作为一种战略从根本上说是有缺陷的。相反，那场特定的军事行动的特点被阐明，以解释其失败的原因，比如军队没有清晰的目标，军队对非对称战斗缺乏准备，军队没有找到越南的重心所在，战争在国内失去支持，如此等等。也许更切中要害的说法是，简单一场失败的游击反叛行动没有被当作进行武装游击抗争是一种推进政治变革的无效战略的“证据”。
另一方面，当某一特定的非暴力运动没有带来变革时，整个非暴力行动的战略就常常受到质疑，而没有去探明导致其失败的那场特定运动的特征。这种逻辑是有根本问题的，也即假定某一特定的失败的非暴力抗争行为证明其作为一种战略是无效的（这种逻辑没有应用于暴力抗争之上）。
按照上述的逻辑，有人倾向于通过引用某些极端案例以“证明”其无效性的方式来否认非暴力行动的效力。比如，有批评者坚称，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所进行的非暴力运动就不会获得成功。这可能是对的，不过同样不可能的是，犹太人的暴力反抗在纳粹德国会取得成功。或者再比如，非暴力行动的批评者坚称，它不会对苏联的斯大林造成影响。这也可能是对的。不过，这些是极端的情况，而在现实中，大多数情况并没有这么极端。用极端案例来否认整个抵抗战略是不合符逻辑的。我想强调指出，我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要将非暴力行动理想化；相反，我提出它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非暴力行动的局限和潜力。
对不满的回应
非暴力行动是对压迫或者非正义处境的许多可能的回应方式之一。图示一列明了对此类处境的许多假想性回应方式。出于概念上的缘故，这些回应方式被区分开来，以便于更清楚地洞察政治抗争的态势。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抗争不能完全列入某一类别，并常常是跨越分类的。
图示一 对政治压迫和非正义可能的回应方式
政治压迫和非正义的处境
意识不到  意识到
接受  不接受
退出 日常的反抗形式 政治行动
建制性的行动  非建制性的行动
暴力行动  非暴力行动
在采取行动以矫正一个压迫性或者非正义的处境之前，人们必须通过文化过程意识到、明确并阐明此处境为不可接受的，而且他们必须克服诸如恐惧、意识形态霸权、冷漠、宿命论以及不情愿的接受之类的障碍。这通常包含下述过程：身份的形成、团结协作、意识的提升、以及反霸权文化结构的构建。13一旦压迫性或者非正义的处境被认知和看做是不可接受的，许多不同的方法就可能会用来对付它。一种应对方法是，受到压制的群体的成员退出这一处境。压迫、非正义、政治排斥以及经济剥削的处境曾激起不发达国家向更为发达的国家的移民，后者的政体通常更有包容性，而经济剥削也常常更能为人所承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人注目的跨越“铁幕”的退出出现于欧洲。在1950到1960年代，几十万的东德人每年离开其国家到西方定居，致使东德政府在1961年建造柏林墙，以阻止从东柏林向西柏林的移民。这有效地消灭了退出行为，直到1989年-当时东德的官方移民政策有所松动。除官方松动政策所鼓励的移民之外，非法移民在1989年也增多了。在成千上万的企图脱离他们国家的东德居民蜂拥而至之后，西德在东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华沙的外交机构被关闭。在1989年夏季，东德人的退出行为升温，当时匈牙利开始通过开放其与奥地利的边界来打破铁幕。此后，成千上万名东德人每天通过匈牙利逃到西方（Bleiker，1993年，10-13页；Hirschman，1993年）。14
遭受不幸的团体的成员的第二种应对方式是采取日常的抵抗形式。这指的是受压制的团体在当地环境下反对强势者的秘而不宣和低姿态的行动（Dirks，1994年；J. C. Scott，1985年，1989年，1990年；Scott和Kerkvleit，1986年；Thaxton，1997年）。一般来说，在弱势者没有建制性救济渠道并且担心因采取明显的非建制性政治行动所带来的后果的时候，日常抵抗形式就会被派上用场。从历史上看，这种抵抗形式的出现是为了反对农业社会中地主们的统治，并且它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时代，是为了反对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侵入的过程。日常抵抗形式的例证包括：不全部报告或者隐瞒收成，逃税，逃避军队征兵，对权威人士人格的攻击，散播流言，以及假装不了解政府政策。这些举动一般是地方性的，并且隔绝于其他地方的类似举动，不过，地方性的抗争偶尔也可能相互连接起来，造成更为公开的政治运动。
第三，感到不满的团体的成员可以采取政治行动，而这种政治行动除了达致团结和形成架构之外，还包括要超越组织和动员的某些最低门槛，以便能够维系下去。15政治行动可能出现于建制性的政治渠道之内或者之外。对建制性政治行动的研究是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它包括诸如投票、举行全民公投、传播请愿书、游说、以及进行诉讼之类的行动。16不过，即便是在最为民主的国家，在政治机会和资源方面，不同团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由此造成有失偏颇的政治体系。比如，威廉姆 domhoff就阐述过美国政体-它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政体之一-是如何被一群权力精英所操纵的（Domhoff，2002年）。17当人们想要纠正被觉察到的不满，却无法通过建制性的政治行动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时，他们可能会转向非建制性的政治行动手段。
尽管建制性政治行动的结果是一定的，也即它受到某些程序、做法或者规范的规制，非建制性政治行动却是不确定的，也即它不受上述任何现存的规则和规定的规制，并且其结果受制于敌对力量之间的抗争性互动（Bond，1994年）。非建制性政治活动的能量内含于其不确定性和破坏性之中。当非建制性政治行动失去其不确定性和破坏性，并且变得建制化-就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受到精心设计和严格管制的抗议示威那样-时，其在推动政治变革方面的有效性就会降低。非建制性政治行动有两种类型：暴力行动和非暴力行动。
暴力政治行动的内涵是，在追求政治目标时针对人类使用物质力量或者威胁使用物质力量。暴力行动包括诸如监禁、绑架、攻击、强奸、酷刑、纵火、谋杀、暗杀、爆炸、飞机轰炸、以及武装攻击等手段。强制指的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胁迫。当然，在整个历史上，国家而非挑战者使用暴力的时机是压倒性的（Rummel，1994年；Tilly，1985年，1992年）。我在本书中将国家使用暴力或者强制当作一种压迫的形式，并将受害群体使用暴力挑战国家的做法当作暴力的政治行动。18
非暴力政治行动是应对被认为是压制性、非正义、排他性或者剥削性的处境的另一种方法。与暴力行动一样，它出现于建制性政治渠道之外，并且是不确定的；不过，它不含有使用对人类暴力手段或者以暴力手段相威胁的意思。Gene sharp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一书中列明了198种历史上所采用的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自其于1973年出版以来，被采用和确定的方法还有许多种。非暴力行动的方法的数量是无限的，因为新方法的开发和应用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Sharp将非暴力行动的方法总括为三种大的类别：抗议和说服的方法，不合作的方法，以及非暴力干预的方法。抗议和说服的方法用以揭示一个问题，说明不满的程度，激起公众或者第三方的支持，克服恐惧和纵容态度，并揭示政府的不合法性。它们包括诸如抗议示威、游行、集会、公开演讲、发布宣言、集体展示标识、以及守夜之类的方法。不合作的方法被用于打破现状和削弱国家的权力、资源和合法性。它们包括诸如抵制、罢工、公开拒绝缴税或者参军、以及其他形式的公民不服从之类的手段。非暴力干预的方法被用于破坏持续压制的企图。它们包括的手段诸如静坐、非暴力捣乱、纠察队、设置路障、绝食抗议、占领土地、以及形成平行或者替代性的机构。
尽管出于概念上的目的，退出、日常的抵抗形式、建制性政治行动和非建制性政治行动被加以区分，从经验事实上看，它们一般是同时出现的。日常的抵抗形式通常构成了在先的社会实践和行动，而公开的政治行动则由此肇端。建制性政治行动会影响到非建制性的政治行动。暴力和非暴力行动通常会同时使用，并且一般而言，抗争会落在从更多暴力到更少暴力这一光谱的某一位置。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抗争的态势，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抵抗之间有必要在分析上作出区分。
第三世界的政治抗争
在广泛考察过二十世纪后半期第三世界的政治抗争之后，人们能够注意到用以挑战国家的现有抗争手段的转变。从1949年的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所激发的反叛和其他暴力形式是第三世界挑战当权者的模范方法（Colburn，1994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的战略是从政治上将农民组织到一个切实有效的军事体系之中，并开展反对政府的长期“人民战争”。地方游击运动将摧毁政府在特定区域的控制力，并建立自主的政治基本架构。武力被用来扩展由游击队所控制的地区。这一战略对整个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诸如越南的胡志明、拉丁美洲的菲德尔 卡斯特罗和切 格瓦拉以及非洲的阿米尔卡 卡布拉尔之类的革命家所采用和详加阐明。然而，自1970年代晚期以来，成功地采纳游击战争战略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太常见了。这并不是说，自1970年代晚期以来没有任何成功的游击反叛活动了；证据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所取得的成就。这也不是说，不再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所激发的武装革命运动了；证据是秘鲁的光辉道路、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菲律宾的新人民军以及尼泊尔的毛主义叛军的持续抗争。这不是说，“暴力的神话”黯然失色了；证据是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埃塔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及泰米尔猛虎组织的策略。19这也不是说，欠发达地区总的暴力政治冲突减少了。20不过，成功地挑战第三世界政府的模范方式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作为成功地挑战政府之方法的游击队武装反叛和暴力叛乱减少了，而成功地挑战政府的非暴力战略增多了。21
二十世纪晚期结构性和规范性进展的结合导致了这一趋势。国家建构和国家扩张的结构性进程以及国家对暴力技术之垄断的增强导致权力平衡在很多地方从有利于武装反叛转变为有利于国家武装力量。在西方，由于民族国家压制私人暴力以及垄断它们疆域内的有组织暴力的能力的增强，抗争的手段明显地从暴力转向非暴力（Tilly，1985年，1992年）。第三世界在更为晚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尽管就像西方那样，该过程是非常不均衡的。为了让武装游击叛乱取得成功，游击队武装就需要作为活动基地、进行战争休整、提供食物、补充武器和进行军事训练的庇护所，当国家控制着它的全部领地时，反叛队伍找到庇护所的可能性-也因此即是武装革命运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降低（Debray，1967年；goodwin和skocpol，1989年；zunes，1994年）。当然，世界上仍旧有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地方，比如哥伦比亚和缅甸的丛林，秘鲁和阿富汗的高山以及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群岛。而且国家可能会崩溃，比如，就像1990年代发生于利比里亚、扎伊尔和索马里的情形那样。22不过，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整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完全渗透和控制其领土的能力总的来说是提高了。
暴力技术的进步以及反制叛乱之武力的发展和培训也有助于让暴力抗争中的力量优势从反叛者那里转到国家那里。国家为对抗暴力挑战所进行的“低度战争”的发展产生出下述领域的专家：宣传和虚假信息、暗杀、酷刑、强制搬迁可能的同情者、以及有选择但精准的空中打击和有限的军事袭击。23敢死队-也即与国家安全机构有联系的准军事部门-的出现也增加了暴力挑战的成本。总而言之，当挑战者在他们与现代国家的交锋中使用武装暴力时，他们一般会陷入一种螺旋式升级的暴力之中，而他们则不可能在这样的暴力中获胜（Tarrow，1998年，96页；Zunes，1994年，1999a；Zunes和Kurtz，1999年）。
技术有多种用途，不过，它们用在某些用途方面比另一些用途更为容易。尽管现代的暴力和战争技术可能对国家的用途比对挑战者的用途大，更新的通讯技术可能对非国家活动者的用途比对他们的压迫者的用途更大（Ackerman和DuVall，2000年，第十四章；martin，1996年，1999年；Martin和varney，2003年）。诸如电视、收音机和报纸之类的传统的集中化大众媒体助长了集体的被动精神，因为它们是单向的，而且少数的人（国家或者公司的领袖）就能够影响或者控制传播给许多人的内容。另一方面，更新的分散化通讯技术更加独立于集中化的控制，并更加难以被国家或公司审查，而且它们让民众之间（一国之内或者跨越国界）的直接沟通成为可能。由于通讯技术变得分散化、更加便宜、以及更加便于获取，国家控制通信的能力减弱了。在二十世纪晚期，短波收音机、卡式录音带、录像片、传真机、移动电话、互联网以及电子邮件在许多非武装反抗过程中被活动人士所利用或者被外人用来让非武装反抗为公众所知。24当然，这些技术并非出现非武装反抗的必要条件，不过，它们为非武装反抗进行动员和争取第三方的支持提供了方便。
通过提高向全世界发送信息的速度，二十世纪晚期通讯技术的变化似乎压缩了时间和空间（giddens，1990年；harvey，1989年；held，1995年）。与几十年前相比，信息的跨国界快速流动以及人们跨越国界的认同的可能性现在无疑要大得多。这进而便利于国际关注、跨国支援网络、跨国社会运动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鉴于富有影响力的盟友和海外的第三方可能在非武装反抗的进程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发展有重大意义。
二十世纪晚期蓬勃兴起的跨国社会运动代表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深化。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组织架构，使非国家和非公司的参与者能够与其他国家的伙伴进行常规性的交流。尽管作为一方的国家和公司的权力与作为另一方的公民社会参与者的权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至少增加了让受压迫者获得话语权的可能性，并成为获取权力的潜在来源。跨国网络扩展中的覆盖面尽管是高度不均衡的，却增强了地方或者一国的挑战变成全球性挑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会让地理上远离抗争之地的参与者卷入进来，并提高框架、组织样式和抗争方法成为模范样本的可能性-也即能够在短时间内转移到遥远地方的不同运动之中。当然，基于他们的经验、教育、语言、民族、性别、阶级、种族和宗教，人们之间会有深刻的差异。不过，从最低限度上讲，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提供了一种机制，让人们能够清晰表达、认同和面对这些差异，并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Smith，1997年，1998年）。25
全球公民社会提供了观念与活动可以借此展开辩论和进行传播的空间，与此同时，跨国的支援网络和社会运动组织提供了联系纽带，通过这种联系纽带，受压迫的团体能够从国外获得有形的资助。组成跨国支援网络的是针对某一议题开展工作的国际参与者，他们借着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话语体系以及密集的信息与服务交流而被组合在了一起（Keck和Sikkink，1998年）。跨国支援网络以及尤其是跨国社会运动组织-也即在两个或者更多国家拥有以建制性和非建制性手段促进社会变革之活跃成员的组织（Smith等人，1997年）-增强了一国内的挑战者以会获得国际反响的话语表达其不满处境的能力，并借此提高从海外获取资源和支持的可能性。受压迫群体的挑战也可能受益于“飞去来器式的模式”，根据这种模式，非民主政体下的挑战运动间接地通过与跨国社会运动的联系来对它们各自的国家施加压力，为这些社会运动会动员针对目标国家的国际压力，以帮助它们在国内实现政治变革（Keck和Sikkink，1998年，12-13页）。当国内的镇压强化时，活动可以导向国际媒体、国际会议、互联网运动以及国外的抗议行动。跨国社会运动以及内含于其中的跨国网络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让非暴力抗争中的力量平衡转向有利于挑战者时，第三方的支持通常是至关重要的。
与二十世纪晚期结构性转型同时发生的是国际社会在观念上对人权的关注提升，并且对暴力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战略之负面效应的疑虑的增长。尽管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普遍关切可以被追溯到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但是在1970年代之前，一国公民的人权是其他国家之人民和政府合法关心对象的想法被认为是极端的思想（Keck和Sikkink，1998年，79页）。26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许多跨国支援网络和国际社会运动关心人权问题。从1973年到1993年，社会变革方面关心人权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从41增加到168个（Smith，1997年，47页）。国际人权组织不仅努力披露和阻止国家暴力；它们还提倡对压迫进行非暴力抵抗。
首批最有影响力的跨国人权组织之一是大赦国际。它成立于1961年，帮助一国的民众了解其他国家的侵犯人权的情况。与大众媒体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报道相反-如果这些行为压根被报道的话，大赦国际形成一种强调国家暴力对人的影响的策略，也就是要清楚表明，侵犯人权行为之受害者是有着名字、脸庞、经历和家庭成员的人。因而，他们注重于推动个别人权受害者的案例，以增进受害者与公众之间的认同感。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下述指控：利用侵犯人权行为来追求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目标，大赦国际每个月从第一世界的某一国家中选出一个急迫的案例，从第二世界国家选出一个案例，从第三世界国家选出一个案例。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赦国际只推广那些使用非暴力（而不是暴力）手段来推动政治变革的异议人士（Keck和Sikkink，1998年；Scoble和Wiseberg，1974年）。
另一个人权组织-国际和平旅-成立于1981年，开创了“陪伴”的策略。按照这种策略，一群国际志愿者实地向受到国家镇压之威胁的活动人士学习。国际和平旅的陪伴行动有许多形式，包括每天二十四小时护卫活动人士，在受到威胁的政治组织的办公室停留，陪伴流亡人士或者政治异议者返回他们的祖国，以及在集体行动的事件中担任国际观察员。陪伴策略的逻辑基于下述想法：政府和敢死队不希望他们的活动披露给外部世界，因为这会对他们的外国援助和国际合法性产生不利影响。国际和平旅志愿者的亲自光临会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而且如果出现暴力行为，它会将暴力行为向国际社会披露。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际和平旅的志愿者是没有武装的，而且他们通过向参与与其国家冲突中的人们提供非暴力行动的培训来推动对压制的非暴力抵抗（Mahony和Eguren，1997年）。
无代表民族组织成立于1991年，目的是增进那些在诸如联合国之类的重要国际组织中没有代表的民族的利益。一般而言，它们包括没有国家的受到压迫的民族，比如原住民和少数民族，这些民族正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为政治或文化自主权而抗争。无代表民族组织提供外交、国际和人权法、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保护环境方面的专业服务、教育和培训。另外，该组织宪章的原则之一是，提倡非暴力行动和排斥作为推动变革之方法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各民族为了成为无代表民族组织的成员，就必须遵守非暴力约束的原则。因此，在事关自主权或者自治的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过去曾采用暴力战略和恐怖主义，无代表民族组织正确定一种社会变革的非暴力战略。
所以，上述这些人权组织不单记录国家暴力和向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它们还在全世界推广以非暴力而不是暴力来抗击政治压迫。在国际社会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加深的同时，第三世界的学者和活动人士们更多地意识到非暴力行动的能量并且渴望打破暴力的恶性循环。27这样的看法逐渐形成：武装抗争常常会造成一种暴力伦理和一只精英先锋队，而且通过暴力赢得的东西必须以暴力来维系。另外还出现这种认识：暴力抗争通常会导致社会和环境的重大混乱，无辜旁观者以及冲突各方生命的丧失，还有诸如社会猜疑、经济衰落和军事化程度增加之类的长期的负面效果。此外，更多的人意识到非暴力行动的能量及其某些优点-比如让力量分散化并且让最多的民众能够参与到抗争中来。这样的想法出现了：一个民族能够通过抗争来创制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希望在毁灭掉旧秩序之后创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Sharp，1990年，38页；Zunes，1994年；Zunes和Kurtz，1999年）。
尽管暴力抗争中的游击战和反叛乱循环基本上是由国家驱动的-支持革命者的是苏联集团或中国，而支持反叛乱的是美国，冷战后第三世界的抗争一般会从更为分散多样的跨国渠道获得支持和资金。如果说国家、跨国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国际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之类）代表着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话，对应于它们而出现的跨国社会运动则代表着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对全球化自上而下的回应并非本来就是非暴力性质的，而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则提供了一种主要是非暴力性质的力量，以反制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带有掠夺性并常常是暴力性质的动能。如理查德 falk所说，“很多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能量是针对暴力和军国主义的，而且更为根本的一点是，它不会利用依靠反制性暴力的策略”（Falk，1995年，219页）。28
不管受马克思主义启示的暴力革命变革理论和方案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激发了这种理论或方案的问题依然存在，包括政治压迫、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男权政治、以及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欠发达和非民主地区的被压迫者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非暴力集体行动加大了抗争。这些抗争针对的是一系列议题，比如人权、妇女权利、原住民权利、工人权利、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主义，而且它们的出现基本上是不受国家控制的。暴力抗争的目标通常是夺取国家权力或者获得对领土的控制权，与此不同，二十世纪晚期第三世界的许多抗争运动的目标并非夺取国家权力或者对某一片领土行使独占的权力，而毋宁是要缩减威权国家的边界，让政治体制更有包容性，并促使增进社会政治方面的自主权。这种可能是有的，即依靠平民的非暴力行动可能比武装暴力更加容易实现这些目标。
作为政治变革之战略的恐怖主义
除了“人民力量”之外，作为一种政治抗争手段而从事跨国恐怖主义的能力似乎也受益于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不受国家或者公司之控制的跨国网络的扩大。然而，除非与大众政治抗争形式结合起来，恐怖主义在推动变革方面有极其糟糕的记录。当然，恐怖主义可能在构造身份认同和推动大众集体行动方面具有象征性的价值；不过，当抗争主要以恐怖主义行动进行时，或者当抗争者因为缺少民众的支持而转向恐怖主义时，它们不可能获得成功。事实上，作为一方的“人民战争”和“人民力量”与作为另一方的恐怖主义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前者依靠大众的集体行动和支持，而后者则并非如此。
结论
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晚期，随着非暴力行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标杆现象，欠发达和非民主国家成功地进行反对国家的抗争的标准形式发生了变化。不过，将这一趋势看做是线性历史的一部分是错误的，因为在二十世纪晚期结合在一起从而有利于非暴力行动的因素在未来可能会分化。
另外，尽管二十世纪晚期的非武装反抗有利于深刻的政治变革，非暴力行动也不是一副灵丹妙药，而且它在推动政治变革方面也并非总是有效的。为了理解非武装反抗为何在有些情况下有助于政治转型和政体变革，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却非如此，我们需要弄明白抗争者、国家和第三方在抗争期间是如何互动的。为此目的，我将在第二章考察非暴力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理论问题。接着在第三到第五章，我将考察六个非武装反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