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检察院领导名单:少年时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8 21:48:26
 一、走向人生

        我不知道童年和少年的准确年龄划分。我想上学接受教育应该是一个分水岭,你一上学其实就告别了童年。但我还是觉得,光在年龄上划分是不够的。我最大的感触是,你真正告别童年并不是由于你的年龄,是看你有没有走向生活,有没有承揽生活的负担。如果你没有,就是活到100岁,我觉得你还是童年。我从今天开始步入少年,走向人生。

        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我们家在服务站门前种了一小片大头菜。我和奶奶去浇水。70多岁的老奶奶挑着满满两桶水,我跟在奶奶身后。到菜地里,我和奶奶一人拿一个水舀子,一棵一棵去浇菜苗。我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我想,如果哪一个油画家去描绘这个场面,一定是很美的。蓝天白云下,绿色菜地里,老奶奶面带微笑,带着小孙子,舀起清清的水,浇灌着嫩嫩的菜苗,一幅优美的田园风光。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参加劳动。

        开荒种地,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抵御饥饿的一个重要手段。工厂把闲置的土地分给职工,让职工去耕种。除此之外,我们家自己还开垦了一些,这些小片荒弥补了家里粮食和蔬菜的不足。这都市里的村庄,给我们创造了劳动的场所,给我们带来了劳动的快乐。

        春天,父母带着我们来到地里,开始翻地。我们用锹或叉子,把土翻过来,把土喀喇拍碎,耙平。然后培垄,踩实格子,播下种子。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种过玉米、大豆、麻籽,种过胡萝卜、大萝卜、豆角、黄瓜、大葱、雪里红。夏天,我们开始除草,施肥,开始享受劳动成果。每年夏天我们都能吃上烀玉米,吃上自己种下的蔬菜。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用扁担打黄豆,用剪子穿玉米。推上手推车到粮食加工厂去磨玉米面,去换豆油。

        那时,无论多大,我们都要承担一些家庭责任。冬天,天还没亮,我们便起床,到附近的锅炉房去捡煤核儿。一车煤渣推出来,我们便蜂拥而上,抢夺一般,经常被烫坏了手指。我很小就开始做家务,六七岁就站在水池子旁刷碗,因个小,水龙头的水经常流在袖子里。我们还要劈柴,学着架火,帮着照看弟弟妹妹,减轻奶奶的劳动。我们还是幸运的,奶奶为我们做饭。我有个同学叫杜海林,是邻居,七八岁时要给全家人做饭,焖一锅高粱米饭,炖一锅土豆豆角,很像那么回事。

        那时候,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是捡拾庄稼,我们这里叫“遛”,就是人家收完了,我们再去遛一遍。我们家住郊区,主要是捡拾蔬菜。放学了,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作业,那时的作业很少。便拿起三齿子、面袋子出发了。我有个邻居叫小全,我们经常一起出动。我们看见什么捡什么。土豆、地瓜、绿柿子、茄子扭、黄瓜扭、辣椒、大葱,应有尽有。一次,我和小全发现了一块绿豆地,收割完的豆地里散落了不少豆荚。我们俩如获至宝,趴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一直到很晚很晚,直到有些看不见了,我们才依依不舍的回家。我们把豆荚扒开,取出绿豆,足足有二斤多,别提多高兴了。我们很少吃到大米,就不用说大米绿豆粥了。妈妈表扬了我,说哪天给你们馇粥喝。有没有吃到大米绿豆粥我忘了。

        我们遛庄稼,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去处。那是宽城子火车站机车库旧址,离我们家大约10几里地。一个半圆形的大房子,前面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圆形地坑。一次我和小全捡了不少黄豆,抱到地坑里去烧,吃得满嘴却黑。说它有意义是说它的墙上有一排排的大标语,其中一幅尤为显著,上面写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些标语,给空旷的大房子注入了很多神秘和英雄的色彩。我们站在标语旁,脑子里象过电影一样想象着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激烈战斗的场面。每次到那里都觉得非常神圣,有一点点莫名其妙的激动。

        我们还养兔子,每天必须割足兔子需要的野菜,兔子最爱吃豆芽菜、老苍子,一天需要两大竹筐才能满足它们。黄豆叶、大葱叶也是兔子爱吃的,我们要为它们准备下过冬的食物。我们养的兔子大部分要拿到郊区供销社去卖掉,换钱花,很少吃掉。杀兔子要有父母亲决定,杀兔子改善生活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用一只手拎着兔子的耳朵,另一只手拿着锤子,照着兔子的脑袋狠狠敲下去。兔子肉最大的特点是随味儿,如果和鸡肉炖在一起,就是鸡肉的味道。

         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向前走下去。
 二、我们的冬天

冬天来了,北方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进入10月份,人们就穿起了厚厚的棉衣。最难忘的是北方那漫天飘飞的雪,整整一个冬天,人们都在雪中度过。我们的童年,是银色的童年;童年的冬天,是我们的冬天。

下大雪了,大雪从天而降,铺天盖地。我们第一个科目是打雪仗,小伙伴们不顾寒冷,在雪中嬉笑追逐,用手团起雪团,攥硬,狠狠的砸出去。经常有人被打中要害部位而哭鼻子。有时几个人把一个人按在雪地中,在他的脖领子里,裤兜子里塞满雪。当然,弄得急头掰脸也是常有的事情。雪站住了,我们用硕大的雪砖搭起坚固的碉堡,展开阵地战。

堆雪人是我们的必修课。可我们已不满足传统的堆法,已向雪雕的方向靠拢。我们先用雪块打好基础,然后开始创作。有一次我三哥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片头工农兵的形象进行创作,很有样子,特别是农民手中抱着的那捆谷子,谷穗向下弯着。我在旁边自己琢磨,不知不觉做了一个类似石膏像的“塑像”。人物头发向后背着,宽阔的额头,方方正正的脸颊。三哥一看吓了一跳,小声说,你这不是毛主席吗?我一看,可不是咋的。我也没想做毛主席呀,可能是他老人家在我们心中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立刻把这个即将大功告成的塑像毁掉了。

滑脚滑子,是最常见的雪上民间体育项目。用一块和脚大小相等的木板,把上面固定上两根平行的铁丝,钉上眼扣,用麻绳牢牢地拴在脚上。滑脚滑子有单腿和双腿两种滑法。单腿滑行:一只脚穿上脚滑子,另一只脚奋力去蹬,再把这只脚抬起,向前滑行,速度极快。那时我们相约上街,几公里路程,眨眼之时就到。脚滑子既是体育用品,又是交通工具。进商店,把脚滑子脱下来,背在身后,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双腿滑行和滑冰大体相似。只是我还不行,怕摔跟头。

玩爬犁是又一个儿童冰上体育游戏项目。拉爬犁推爬犁支爬犁自不必说,我说打爬犁。爬犁基本呈正方体,一尺半见方。双手端着爬犁开始助跑,达到一定速度后放在冰面上,然后手撑爬犁把双腿高高扬起,再向爬犁拼力冲下去,斜坐在爬犁上向前滑行。在一块不大的冰面旁边,打爬犁的伙伴们往往要排起长队,那时秩序特别好,基本没有加塞儿的。打爬犁还有趴在上面向前打的,但很危险,很容易狗呛屎。一是冰面多是泔水冰,混有粪便;二是很容易和前面的爬犁相撞。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对面桌的工会孙主席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趴着打爬犁,撞在前面人的大头鞋跟上,把门牙磕到里面,成了90度,险些掉下来。他哭着回家,叫妈妈把撞歪的门牙正过来了。

还有一个冰上项目叫“单腿驴”。选一块两只脚大小的木板,前面立一块挡板,下面安一个一寸多高的单刃。人蹲在上面,掌握住平衡,用两支近1米长的尖尖的铁钎子,顺腋下用力向后支撑,单腿驴就飞快的向前滑去。滑单腿驴最漂亮的动作是转弯和急刹车,相当的优雅。凯哥滑单腿驴可以称其为专业,是我的指导教练和老师。我练急刹车差点儿没摔死,摔得浑身臊臭。在寒冷的冬天,我和凯哥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到工厂幼儿园院里去打乒乓球。那里有一个水泥球台,中间横一排砖做球网。天很冷,我们打得满脑袋冒汗。关于单腿驴,去年我三哥给国家体育总局发去了一封长信。建议将“单腿驴”作为体育比赛项目,起名作“双腿单刃冰刀”。他在信中采用图解方式,进行了详细说明。信发出后,我三哥收到了体育总局办公室的回信,说是要研究研究,以后不消自灭。

还有一个项目叫抽“冰嘎儿”,也叫“冰猴儿”,学名叫“陀螺”。这是一个小儿科的项目。还有弹溜溜,弹溜溜凯哥也在我之上,准确度较高。还有扇“啪儿叽”,啪儿叽是圆形的,纸壳上贴着图案,多为古代人物。分真假两种,真的是卖的,彩印的。假的是自己用胶合板刻模子,用钢笔水印的。我三哥刻模子很有水平,现在看可以叫做木刻。一次我和凯哥暗地合伙把楼上胜利哥哥的啪儿叽全赢来了,他站起来一人给了我们一脚。

还有一个冬季项目叫“打罐头盒子”。准备一个空罐头盒子。每人一根一米半长的木棒。游戏规则是,N个人设N–1个坑,中间围一个坑。然后通过“黑面白面”产生一个“猴儿”。大家把空罐头盒子打出去,猴儿把它用棍子打回来,必须把空罐头盒子用棍子放在中间的坑里,大家开始抢坑,没有抢到坑的成为新的猴儿。把空罐头盒子放回中间坑,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别人随时用棍子把空罐头盒子打出去,打出去老远。猴儿一次一次取回来,大家一次一次打出去,当猴儿哭的心都有。现在看,当猴儿是一件好事儿,大家给一个人提供了锻炼身体的机会。

还有一些项目,冬夏都能进行。如滚铁环、挑冰糕棍、弹杏核、飘墙根、甩破鞋、清官打手、托马战,等等等等。花样繁多,不胜枚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寒冷的冬天,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冬天,度过了一个个真正的属于儿童的冬天……
 三、风云突变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终于告别了饥饿,日子一天天的好起来,老百姓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1964年,我们家搬进了有暖气的新房子。1965年,我们吃到了“爱国肉”。就是国库里库存的猪肉太多了,号召老百姓去买,谁买谁爱国。我父亲的单位在俱乐部搭了好多肉床子,职工排着队去领肉,好像是五毛钱一斤,比副食品商店卖的还便宜。除去肉,还有爱国西瓜,等等。

      那几年的社会风气好的出奇。真的是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那时谁要骂了人,几岁的小孩子都会去谴责,说你这是侵犯人权。那时有两个人的名字是那样深入人心,一个是雷锋,一个是焦裕禄。我第一次知道雷锋,还没有上学。我没有上过托儿所。我是在俱乐部看的幻灯,雷锋苦难的童年,手上的三道伤疤,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上学了,我们天天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学着雷锋做好事。坐公共汽车,看见老年人,站起来晚了,自己都觉得脸红。买东西不排队去加塞儿,没有人说你,可你不敢。我父亲工厂的党委书记姓杨,是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给肖道生当过警卫员。转业时是师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市委委员,11级干部。 我们管它叫杨大爷,因为他的女儿和我、梦歌是同班同学。我们多次去他家,他一点也没有官架子,非常和蔼可亲。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职工医院去,挨个病房走,逐个看望患病住院的职工和家属,坐在他们的病床上,拉着他们的手,嘘寒问暖。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次我闹肚子住院,杨大爷还拍了我的脑袋。

      我父亲那时就是一个小小的领工员,手下几十号人马。领工区里有几个家住农村的小徒工,父亲经常带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拿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来,妈妈和奶奶都是那么热情。那个私自放我们进去看电影的小周,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下乡就在他家的屯子,他是大地主周士福的孙子,周士福是这个屯的屯名。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小子对土改时斗争他爷爷的农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精心策划了一个匿名信,说有一个秘密的反动组织,把斗争过他爷爷的人全部划入其中。县公安局介入后,通过逼供信,让很多人屈打成招,成了冤案。后来真相大白了,这小子被挖了出来,以陷害和阶级报复被送进监狱,死在监狱里了。看看,说着说着说跑偏了。反正那时候人比较单纯,干部不贪不占,和现在大不一样。

           1966年夏天,我还没有念完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动乱、大倒退,搅乱了我们刚刚好起来的生活。真是风云突变,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清楚记得这样一句话,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横扫着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下半年,没过多久我们就不上课了。中学生可以大串连,我大哥、二哥每人揣着2元钱,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去了。学校开始揪走资派。我记得把校长和书记拉到各个班级去批斗。我们的校长是女的,姓郝,是工厂党委杨书记的爱人,我们同学的母亲。我们的同学叫“香”,香瘦削的身材,高高的个子。在梦歌的空间里,我看到了我们团支部在中学毕业时拍下的照片,香在我们中间。批斗她的妈妈,她含着泪水,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

      过去那些东西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能用了。学校没有新教材,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抄写《毛主席语录》,连抄带背。还有《老三篇》。“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到现在,我也能背个大概。那时还有一个课程,叫“天天读”。每个同学举手,站起来读文章,主要是毛主席著作、报纸社论、大批判文章等等。虽然没有正规教育,但就这两条,现在想来我也是受用终生。

      我前面交代过,我自小语话迟,是典型的大舌头。凯哥妈妈我韩婶儿,生前经常回忆。她说四儿小时候来家,我问他吃了啥饭,他说:“大米单(干)饭,头(土)豆饭。”是这个天天读,让我得到了锻炼的机会,使我喜欢上了朗读。以后,每当老师需要有人站起来读课文,我都把它看成难得的机会。渐渐的,我的舌头不大了,吐字清晰了,朗读的水平提高了。天天读,也让我的心理素质得到了锻炼,使我有了在大家面前说话的勇气。抄语录,让我对写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字也写得越来越好,以至于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理所应当的承当了班级黑板报的出版任务。若干年后,我自认为我写的钢笔字可以叫做行楷。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讲话和写字是我主要的谋生手段,使我用它来养家糊口,娶了妻子,有了后代。
  四、战火硝烟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我们确确实实经历了炮火纷飞、战火硝烟,这是现在的孩子不能理解的。遗憾的是我们那时还小,没有亲身经历那些战斗。

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由群众自发组成的造反大军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开始,他们利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争斗,后来越斗越激烈,到下半年就发展到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进而又发展到机关枪、迫击炮等火器。这些武器装备当然是由政府提供的。在我们这个城市市郊,一个叫白虎屯的地方,有一个军火仓库。群众组织可以随意去拿,驻守在那里的解放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在我父亲的工厂,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占领了两个据点。一个是“大红楼”,被叫作“红二”的组织占领,另一个是“小白楼”,被叫作“公社”的一派占领。我在前面交代过,大红楼是亚乔辛火磨旧址,曾经做过国民党守军的据点。小白楼是宽城子火车站铁路工人俱乐部旧址。现在,这两处遗址都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7年9月,在这里发生的战事,直接导致了我们所在的城市大规模武斗的升级。若干年后,我参与了这个企业厂史的编纂工作,对这段历史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这两派群众组织,红二是“保皇派”,是解放军支持的所谓“左”派。他们在斗争走资派最严酷的时候,把党委杨书记藏了起来。他们自己斗杨书记,还给杨书记在舞台上放把椅子,让走资派坐在上面悠哉游哉。他们占领了工厂,接管了工厂的财权和物资。另一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揪出身边的赫鲁晓夫。当然,他们武器装备落后,生活保障跟不上。

1967年9月15日,他们要断顿了,显得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残酷,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获取了一个情报,市委党校一个拉满地瓜的军车将在他们盘踞的据点旁边通过,这一车物资对他们的革命和生存尤为重要。况且车上只有两名解放军战士押运。他们计划在一所小学旁设伏,实施武装拦截。这所小学也是现在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沙俄兵营旧址,民国时改成了一所小学,当时的校长是一个爱国人士,他把一幅巨大的地图画在北边的山墙上,标明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所霸占的中国领土,告诫学生们不忘国耻,奋发学习。我上中学时,每天路过那里,地图历历在目。

这天,地瓜车如期通过,一时枪声大作。解放军高喊:“别打了,我们是解放军!”他们对解放军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本来就仇恨在身,冲锋枪又射出一团火焰。一名解放军当场毙命,一名身负重伤。第二天一早,他们烀了满满一锅地瓜,吃得喷香。

这时,在另一派盘踞的据点里,人们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发誓要为死去的解放军战士报仇雪恨。这派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做出战斗部署,定于9月16日傍晚开始攻击,拔掉这根钉子。天刚黑,战斗打响了。首先是炮火攻击,迫击炮发出的隆隆炮声,震得我们家玻璃哗哗作响,重机枪发出的哒哒哒声音昼夜未停。一阵炮火过后,小白楼房盖被掀翻,燃起冲天大火。据点里的人早已转入地下室。直接参与拦截地瓜车的一个头头出来观察,胳膊被流弾打折。迫击炮炮手后来和我相识,他当了职工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他是国民党队伍里的炮兵,随部队起义,复员后到工厂。

9月17日,困守小白楼的一方,在铁路机务段兄弟队伍的接应下实施突围。这时,遭受重创的他们已失去理智。途中,他们顺手牵羊,端掉了对方的一个据点。这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朝鲜族中学。他们打死了6名学生,其中一名女学生。

9月18日,红二总部作出部署,对盘踞在站前旅社的公社总部发出总攻击。他们动用了几乎所有武装力量,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天一夜,战斗结束。站前旅社三层高的建筑变成废墟,只剩下一个10几米高的残墙。我们来到战场,废墟还在冒烟。听说这一战守方阵亡50多人。此后,公社残部躲进铁路机务段的据点。

同年11月1日,被赶到机务段驻守的那一派,趁夜色潜回工厂,在工厂正门附近埋伏下来。工厂正门有大字报专栏,红二派要在凌晨去贴大字报。他们进入埋伏后,战斗打响。经过短暂的枪战和肉搏,公社派扔下两具尸体迅速撤出。红二派也有二人阵亡。战斗结束不到15分钟,我便赶到了现场。我看到公社派那两具尸体,被放在工厂门楼里,用黑板盖着。在大字报栏下有一堆脑浆,还散发着丝丝热气。死者我叫曹叔,他被炸子击中了头部。他的女儿和我同年,若干年后,我是她的领导。

从武斗刚一开始,我们就停课了。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
 五、我要读书

1967年春夏之交,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一切都瘫痪了。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正是渴求知识、渴求文化的年龄,我们离开了心爱的课堂,离开了传授给我们知识和文化的老师,我们到哪里去寻求知识和文化呢?

若干年后,我所从事的多数工作都和文化有关,一段时间还像模像样地坐在了企业文化部长的椅子上。尽管我本人还是战战兢兢,像在《我是文化人》里写得那样,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但在别人的眼睛里,一顶文化人的帽子还是戴在头上了。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们仅有的文化是怎样得到的呢,现在想起来真的就是两个字:读书。

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在那所有文化都被打上封资修烙印的岁月,读书是我们唯一的文化活动。1967年,我刚刚11岁,在我这样的工人家庭,除了上学的课本,是看不到书的。那时我的记忆里还没有读书的印象。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看到了第一部小说,书名好像叫《雪花飘飘》,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写的是贫苦农民遭受地主剥削的事情,看得我眼泪巴查的。
那时候,书基本都是我三个哥哥借来的。这有一个规矩,就是谁借来的谁先看,剩下的先可大的看,最后轮到我。借书是有期限的,说哪天还必须哪天还给人家,所以留给我的时间一般不多。我有很多次通宵夜读,一个人在厨房里读完一部一寸来后的长篇。有时为了及时还给人家,不吃饭也要读完。还有的时候,因未看完影响干活,遭到大人的责骂。因抢着看一本书,哥几个打仗,弄得哭鼻子。自己没看完,走时藏起来。不管是谁,找到就不撒手,抢都抢不下来。也有个别现象,就是借书不还。有的是忘了还,有的是人家不要了,可能也有赖着不还的。现在在我大哥的遗物中还保留着我那时读过的几部小说。

那时读书,不管什么香花和毒草,有书看就行。可以说是如醉如痴,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一些书名想不起来了。印象深刻的,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有《红岩》、《苦菜花》、《朝阳花》、《迎春花》、《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草原烽火》、《红旗谱》、《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战鼓催春》、《高粱红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三家巷》等等;前苏联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叶尔绍夫兄弟》,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等;解放前的有《家》、《春》、《秋》,《雾》、《雨》、《电》,《早春二月》等;解放后的有《创业史》、《上海的早晨》等;还囫囵半片地读了《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没有一个看全的,《水浒传》看全了,有意思。《红楼梦》到现在也没看,我看不下去。还有《儒林外史》、《隋唐演义》等等。

在那没有书念的日子里,读书让我识了字,有些不认得的字,就顺下来了,顺不下来的就问,问不着的就查字典。常用字也就差不离了。读书让我懂得了道理,书里那些人物影响了我的一生,特别是《红岩》,直到现在,我家厕所里还放着一本,如厕的时候翻上几页。读书让我获得了知识,几本《十万个为什么》,让我有了在伙伴面前卖弄的资本,我有了孩子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读书让我热爱上了文学,让我一生和文学结缘,陶醉在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场景中,为文学作品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感动。读书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我看过一本《散文特写选》,以后这本书就没还给人家。书里有刘白羽、碧野、韩少功等好多名家的散文,我以后写作文就是照葫芦画瓢。

现在有书读了,但我不愿意读了。一个50好几的老头子,读得什么书呢?我有时间就打麻将,麻将输的不行了,就上网下棋,下棋输了,就上论坛,写点乱七八糟的,没人看,没人回帖,就还回来打麻将。剩下的时间就干活,给老婆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我除了没有女人的设备,就是一个女人。明天早晨起来上班,把那一脚踢不到的几个破钱挣回来,完事了。
 六、复课闹革命

1968年下半年,中央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们终于重返教室,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新课本发下来了,语文课本有毛主席的著作和诗词、鲁迅的文章和一些大批判文章,数学课本有丈量土地,子弹弧线等等,那时候都学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尽管我还能算一个好学生。

“复课闹革命”,关键是“闹革命”,首先是抓阶级斗争,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年级有一个女同学,叫茹。她爱好文艺,是班级的文艺骨干。一天,班级文艺宣传队到我们父亲所在的工厂广播站录节目。节目在一段口号中结束,是有节奏的,就是“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需要反复多遍。这就像一段绕口令,两遍以后茹就说反了,变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这一反非同小可,旁边平时非常要好的同学们一拥而上,揪头发、薅衣领。从此,一个小反革命诞生了,13岁的茹跌进了无底深渊。无情的岁月肆意摧残着一个刚刚绽放的花蕾。挨着班去批斗,每到一个班都要遭到学生的毒打,劈头盖脑。茹弯腰站在前面,怎么打,她一声也不哭。若干年以后,茹嫁给了我的同班同学忠。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后来离婚了。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今天想起来,我为她真正苦难的童年感到伤心。我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在批斗她时我没有动过手,但我在前面发言了。我没有动手不是说我如何善良,而是我从小就不会动手,没有动手的习惯。

说几句题外话。茹和忠离婚后不久,忠就死于工伤,他是机务段的火车司机,他平时开的火车把他拦腰轧断。30几岁的忠是第一个离开我们的同学。第二个是超,超和我、梦歌是好朋友,超患了肝癌,他是握着我和梦歌的手离开人世的。后来,梦歌写了一首诗《这未必不是一种福》来纪念他。而今梦歌又离开了我们。昨天我们几个平时最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第一次没有了梦歌。我们把一杯酒洒在地上,捎去了我们的思念。

上世纪60~70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对领袖疯狂的个人崇拜充斥了我们的生活。每天早上,我们要在居住的住宅楼前,进行“早请示”,背诵着象念经一样的东西。“首先,让我们以三忠于四无限的心情衷心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奶奶那时已接近80高龄,也参加早请示,但经常背错,她经常把“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成“不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好在她是贫农成分,年龄过高,为人善良,没人和她计较。那时毛主席像章,是一件很时髦的装饰,有像章越做越大,语录越印越小之说。还要在玻璃窗户上贴上大红的剪纸一样的“忠”字。再就是大跳“忠字舞”,忠字舞取代了课间操。每年12月26日,班级要开联欢会,庆祝毛主席诞辰。一年我们正开联欢会,教室楼下一片骚动,传来一阵哭声,原来住在校办工厂隔壁的一家人煤气中毒了,一家四口无一生还,四个塑料口袋抬出四具尸体。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那时,还有一个现在看来疯狂的举动,就是“备战备荒”。毛主席说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核战争。那一年发生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成了真正的假想敌。在我居住的地方,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学校挖、工厂挖,政府也挖工事。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市中心的“人防商场”,就是那时的代表作。我们还参加了省宾馆的人防工程建设,中午吃到了不花钱的黑面馒头和白菜粉条炖猪肉皮。一次,父亲在挖防空洞时,被铁管砸伤了头部,当时血流如注,昏迷不醒。全家人瞒着奶奶,奶奶还是听到了消息,自己来到医院。他们母子哭作一团,让大家很是感动。

那时,叫做全民皆兵,一首歌唱到:“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学校每年都要进行野营拉练。我们去了市郊的净月潭,净月潭是一个大水库,四周是郁郁葱葱的群山。我们住在一个解放军的军营里,都是司号员,专门培养吹号的。我们到采石场的食堂吃饭,一连几天高粱米饭给我吃出胃病来了,一顿酸水吐了我好多年。我们每天爬山训练,尽管很累,但我们非常认真,我们都知道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虽然短短几天,意外还是发生了。学校一个老师和几名学生搭乘三轮摩托下山,车翻了。他们不同程度的受了伤,但没有重伤。这个老师姓肖,他是田园的班主任,小反革命就出在他那个班。关于这个老师,我想写,但我不愿意写,还是留给田园回忆吧。

     今天,净月潭公园是国家著名的旅游风景区,有亚洲第一人工森林之称。我前些年带着老婆去玩,拍了一些照片,自我感觉照的还不错。

注:本文转自《东北知青论坛》作者  胡子  长春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