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检察院检察官 周:调查显示民众间信任感逐渐下降 道德秩序待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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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封面：我们怕什么。
侠义之风 落花流水
四个安徽英雄的义举，让无数上海人辗转难眠。
城市，让英雄更美好。城市，让渣滓更渺小。城市，让“可爱的中国”面对所有的魍魉魑魅重振一声：“打！”
当无数人感慨社会良知的缺失，人间正义的萎软时，发生在今年1月3日下午上海街头的抗暴，却以皖籍英雄的鲜血重新大写一个“人”。
上海，以无数的鲜花和赞叹重新唤回了城市精神。
我们有过英雄。最近的民间记忆，就是大学生“汪洋”。但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开始丧失这样的勇气。
“道义”两字，本该充沛于天地，鼓荡于四野，但现在听来太过陌生。
“道义”是什么？在动物，是营救同类的本能，在人类，是一种规过向善的勇气，一种舍弃小我、维护公益的风气，在黄河和长江之间，在昆仑和大漠之间，它们曾经的风行，就像当下的拜金和猥琐……
且不说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救危继绝，扶弱抑强；且不说田横、季布、剧孟、郭解，舍生取义，一诺千金；那岳武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我们还有吗？那谭嗣同“变法流血自我始”、陈天华“不共和，宁蹈海”的精神，我们还有吗？
甚至，那“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江湖义气”，我们还有吗？！
30多年来，侠勇之风落花流水。是谁让英雄和义举在这个时代显得滑稽可笑的呢，当人们潮水一样地争做一个狡黠的小人和猥亵的小丑时，我知道时代的心，快停止跳动……
是安徽义士让这个冬天不太冷，是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的“中文版”让我们彻夜难眠——
起初，他们污染江河，我无语——因为那不是我的故乡；
他们制造毒奶粉，我无语——因为受害的不是我的孩子；
他们的工人接二连三跳楼自杀，我无语——因为我不是工人；
后来，暴力强拆遍地开花，我也无语——因为那不是我的祖居；
接着，有人抢劫，有人明火执仗，我还是无语——因为受害的不是我；
老人躺在路边奄奄一息，我仍然无语——因为那不是我的爹娘；
最后，当死亡直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呐喊……
(主笔  胡展奋)
我们为何做看客
选择做看客，是否就是选择容忍，这注定不是一个可以用道德简单考量的命题，即便站在道德高地俯瞰，人们心中也明白，灾难真正轮到自己时，内心的那份脆弱和颤栗。
主笔/胡展奋 首席记者/杨 江
如果我们在现场
一伙窃贼正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一名乘客的背包；
一名步履蹒跚的老人突然摔倒在路边，不能动弹；
一名行色匆匆的路人裤兜内突然掉下一个钱包：
如果我们在现场，该怎么办？
我们不得不承认，设置这些情景，连我们自己都遭遇尴尬，这是一个拷问内心深处的难堪，我们忽然发现，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挺身而出的勇气。
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遭遇这样的纠结，一方面，我们强烈谴责种种不义、不法的行为，我们们褒扬挺身而出的勇义之士，但另一方面，轮到自己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时，我们又往往袖手旁观，眼看着一桩桩罪恶的行为在眼皮底下横行。
是啊，如果我们在现场，该怎么办？
如果在现场，我们应该一把抓住罪恶的手，大喝一声：干什么？！可是，我们很可能发现我们只是孤独的斗士，我们的呐喊无人响应，我们只是供人消费的演员，所有的人都在观赏这场与窃贼的搏斗将如何收场。
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会绝望地发现，我们的底气反倒不如窃贼，被追的不是窃贼，反倒是我们，我们将被继续围观，为了躲避暴徒的匕首而狼奔豕突。
如果在现场，我们很可能倒在暴徒的手下，后者扬长而去，围观的来了，褒奖来了，叹息来了，等着我们的将是难以报销的医药费，而被我们解救的乘客却转身离去……
是啊，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又能做什么？！
鲁迅先生当年愤怒于国人争抢人血馒头的麻木，不停地“呐喊”，今天，我们们却发现愤怒于看客心态的我们，同时又重复着看客的冷血。
我们看贪污。我们看渎职。我们看造假。我们看诈骗。我们看摔倒。我们看强奸……
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见义不为，无勇也。我们为什么总是看着“上面”，埋怨体制？为什么总是等着“肉食者”示范？社会，毕竟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啊。
2011年1月3日，不满于这个现状的人们，终于看到了久违的、难得的感动，四名安徽乘客在上海公交车上勇斗暴徒以至负伤。人们将他们颂为平民英雄。四名安徽乘客的举动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光芒与阴暗。
如果，我们在现场，怎么办？
面对窃贼，能否挺身而出
《新民周刊》记者为此进行了一番街头调研，我们首先发现街头访问越来越难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严重透支，以至于行人们面对调研必须先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一个骗局，等着他们的会不会是一个早已挖好的陷阱。确认了不是兜售保险的，确认了不是拉人办卡后，人们还是较为耐心地配合此次调研，涉及的人员有大中学生、中青年、老者，他们有些是上海人、新上海人，还有一些是打工者或前来旅游的过客。
我们设置的第一个命题是：当你在公交车、商场、街头目睹盗窃或抢劫行为的发生，你会选择：A装作没看见，或者当看客；B视情形是否会危及自身安全再决定是否挺身而出；C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共有50名行人回答了这份问卷，其中19人，选择了“装作没看见，或者当看客”，26人选择了“视情形是否会危及自身安全再决定是否挺身而出”，只有5人选择了“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通过对受访者性别、年龄以及知识结构、成长背景的对应分析，记者发现，知识层次越高、接受外部信息越多、城市化程度越高的人较多选择前两项，其中，选择“装作没看见或者当看客”的人多为女性、老年人等弱者，也不乏曾因见义勇为而“流血又流泪”的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倒是一些刚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大、中学生多选择“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记者进一步询问这三种答案者作出如此选择的缘由，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一：赵小姐，26岁，大学本科学历，外贸公司职员，新上海人，选择A。
我首先要声明，我选择看到有人在行窃会装作没看见，不是说我这个人是冷漠的或者没有正义感。我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我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时都捐款了，我还与好友资助了一个山区的贫困孩子。
我的内心一直很痛恨小偷，因为我也是受害者，大学三年级时，我曾经在公交车上被偷走钱包，生活费、学生证、身份证、信用卡都弄丢了，导致我半个学期省吃俭用，在校外打工才度过这个难关，我家在外地，父母为我上学已经花了很多钱，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
几年前，我与同学们去市区逛街，坐公交车时，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男人几次伸手想从一个阿姨的包里偷东西。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女同学都在，可以互相壮胆，因此就大声斥责那个男人是小偷，我们们一喊，他把手就缩了回来，那个阿姨也发觉了，赶紧把包搂到胸前，还狠狠瞪了一眼小偷。
但是小偷马上就对着我们破口大骂，说公交车拥挤，他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别人的包而已，是我们冤枉他了。
他满口脏话，骂得很难听，我们明明看到他是想偷东西的，他反咬一口，我们又羞又气，我当时很失望，我们帮助过的那个阿姨在我们被骂的时候居然当作没听见，头也不回，一车的乘客眼看着我们被骂，也不帮我们，最后还是司机帮我们打了圆场。
这事让我很寒心，后来我们大学城有一个学生(汪洋)看到小偷偷东西，追进厕所抓贼，结果被小偷一刀捅进心脏，遇难了。这事对我刺激太大，那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实在可惜，我在网上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报道，要么是见义勇为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众目睽睽之下被歹徒打伤甚至捅死，甚至最后被救的人都不肯出来做证明。还有抓小偷的时候不小心把小偷撞伤、撞死，因此赔钱甚至坐牢。
我有一种世态炎凉的感觉，觉得现实很残酷，也很让我失望，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面对这些丑陋的现象越来越没有一个挺身而出，共同抵抗的氛围。
小偷的胆子现在越来越大了，身上都带了刀，我妈妈也叮嘱我不能管闲事，要保护好自己。
身强力壮的大男人面对窃贼都畏畏缩缩，你说，我们一个柔弱女子能怎样？
我很同情那些被偷的人，我曾经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坐在街头哭得像个孩子，因为他辛辛苦苦打了一年的工赚来的钱在公交车上被盗了。
我给了他100元，不过，我妈妈说我很可能被骗了，因为现在城市里靠不幸骗取他人同情、牟取不义之财的人实在太多。
是真是假，我对这个社会上的很多现象已经失去辨别能力了。
案例二：王先生，34岁，大学本科学历，公务员，上海人，选择B。
我身边很多亲友在看到行窃行为发生时也会选择当作没看见，我能够理解他们这种貌似看客的心态，但我的了解，不是他们道德层面出了问题，他们是基于现实作出的无奈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我并不赞赏那种不自量力，甚至牺牲个人生命的见义勇为行为，毕竟与金钱相比，生命更宝贵，就我个人，我也要求家里的老人、孩子在外面要少管闲事。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做看客的话，这个社会就太悲哀了，不法分子越来越猖獗，最后受伤的终究还是我们自己。
我多次遇到窃贼，在30岁前，我的做法确实是不会考虑很多，当场就会呵斥小偷，阻止盗窃行为的发生，但是有一次让我至今想来都后怕。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20多岁的男人在偷东西，他手刚伸进一个女乘客的包就被我一把抓住了，女乘客对着窃贼大骂，身边的乘客看到我控制住了小偷也围过来训斥。
但是当陷入困境的小偷突然掏出一把刀对着我们挥舞的时候，原本对我有利的形势急转直下，所有的乘客都散开了，没有人敢再吭声。我当时进退两难，我也害怕，但我多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刚才那样团结，大家正义凛然，毫不畏惧，小偷的气焰肯定会被打压下去。
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一幕，车厢内变为了我与小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小偷变得更加嚣张，把刀挥到我的眼前警告我。被偷的女乘客赶紧劝我：算了，没偷到东西就算了。我只好放手，小偷胆子更大，大声吆喝让司机停车，然后扬长而去，还隔着车窗指着我骂。车子开了，一车的人开始表扬我，痛斥小偷，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们大家都好滑稽。虽然失望，但是我终究还是理解他们的难处。
我的妻子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她大学时，老师布置任务让他观察社会，她选择了公交车，结果她看到了窃贼，她盯着窃贼，窃贼也狠狠盯着她，妻子心理很矛盾，想提醒乘客，但怕被报复，更怕无人帮助，结果，她在矛盾过程中，窃贼得手了。等窃贼下车了，突然又冒出很多人提醒被窃的乘客。
我跟妻子讨论过，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做看客，这并不是闲事，事关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环境，但是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下，我们首先要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智慧地提醒被盗者，如果我们不注意方式，万一出了意外，贷款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我的方式是，可以死死盯着窃贼，让他明白已经被发现了，或者佯装要从窃贼与乘客间穿过，故意用手撞击乘客，引起她的警觉，或者悄悄告诉司机。如果我身边的朋友多，窃贼没有同伙，我们就会明着制止窃贼。不过，对于某些地区来的小偷，我也很畏惧，他们手上都有刀。
我总的希望是，大家要勇敢地团结起来，老鼠过街要人人喊打，不能是现在这样正不压邪。
案例三：李先生，19岁，高中学历，外地来沪务工人员，选择C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本能的行为。我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在我们老家，村里如果有贼偷东西，全村的人都会掏出扁担、棍子冲过来围堵小偷，如果有谁看戏会被大家鄙视的。
我到城市时间不长，但在公交车上也好几次看到过窃贼，其实我看到了，别人也看到了，但他们都装糊涂，我觉得城市里的人是不是太功利了，好像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了。
做贼的总归是心虚的，小偷再嚣张也是装出来吓人的，城里人胆子小，一唬就唬住了，我最喜欢刘欢的那首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我有一次看到小偷偷电动车，我大喝一声就冲了上去，小偷看我这么猛，马上就跑了。
前几天4名安徽人在上海抓小偷被捅伤的事，我看了报道后曾经想过，如果他们不是亲戚朋友一起坐车，而是单枪匹马，还有没有这个勇气挺身而出。但不管怎样，他们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很难得，我为他们骄傲，这事为我们这些外地人争光了。
我看到报道说，他们与小偷搏斗时，很多人旁观，不肯出手帮助，最后叫出租车还被两次拒载，最后花了100元才乘上了一部出租车。这事听起来确实让人心寒。城里人不要觉得这些事与己无关，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正义就会受伤，见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少，社会风气也就越来越差了。
抓贼不仅仅是警察的事。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如果都不能勇敢地维护它的安全，当轮到你自己被偷无人出手相助的时候，你能抱怨谁呢？
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
我们调研的第二道题目是——看到老人摔倒路边如何反应：A装作没看见或者当看客；B有多人目击、协助的情况下上前扶起或者拨打120；C毫不犹豫扶起来。
同样的50名受访者却出现了与前一个命题反差较大的选择，其中25人选择了B，19人选择了C，只有6人选择了A。
此前在遇到小偷行窃时选择做看客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这道题中选择了有所作为，不过要注意的是，很多选择B的人在等待安全条件具备的过程中，最终被别人抓住了挺身而出的机会，而成为了实际上的不作为者。
一名选择“装作没看见或者当看客”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身边曾经有人因为扶起摔倒的老人最终被老人倒打一耙讹诈医药费的事发生，虽然最终真相得以澄清，但已经让他形成了判断，遇到类似事情，为避免麻烦惹身，干脆赶紧直接走开。
32岁的杨先生来自外地，他说原本自己遇到老人摔倒会毫不犹豫提供帮助的，但现在确实会思量一下。
南京的彭宇案被受访者屡次提及，即便一些文化层次不高的务工人员也多通过媒体报道对此事印象深刻。从事文化工作的杨先生说，彭宇案是一个分水岭，真是一个现代版的“葫芦僧判葫芦案”，直接导致他身边的很多人改变了对摔倒的老人是否该出手相助的观念。
杨先生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感叹：“若干年前，我们给老人让座，老人是感激的，他若不言谢，他分明是尴尬的；今天，我给老人让座，老人是觉得理当应该的，他若感谢，我分明是尴尬的；若干年前，我扶起老人，我是心怀坦荡的；若干年后，我扶起老人，我是心怀忐忑的……”
“谁人家中无老小，对老人、孩子出手相助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杨先生说，有一次他在公园内看到一名老太太倒在地上很长时间，很多游客见状赶紧绕行，良知让他无法无视，但是当老太太将手伸向他的时候，他确实迟疑了。
那一刻，他想到了彭宇的遭遇，他想起了背负的房贷与万一扶起老人后惹上的无尽的官司。
“小伙子，不要担心，我是自己摔倒的。”老人的话让他很羞愧，赶紧上前将老人扶起，而后逃之夭夭，那样子俨然老太太就是他撞倒的一般。
他叙述这段经历时的神态俨然彭宇站在法庭上的那般无奈。他从新闻中看到彭宇案后，有老人摔倒路边无人敢救，最终还是外国人上前扶起的事例。
“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老人的悲哀。”杨先生感叹，一些老人的做法确实伤害了年轻人的善心。
不久前，他在公交车站遇到一名老太太向他借手机打个电话，老太太自述自己是退休医生，不是骗子，因为手机忘记带了，没法和家人联系。杨先生把手机借给了老太太，公交车来后，杨先生还为老人找了一个座位，但几分钟后，老人身上突然有电话铃声响起。
“她明明带了手机，为何要骗我，难道是为了节省那区区几毛钱的电话费？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你说我以后还要不要帮助老人？”
受访的赵小姐也有同样的感触，她说，类似彭宇那样的案例多了，她不得不在帮助老人时采取自保的措施，比如有人作证或者多人共同施救的情况下才会出手。
不久前，赵小姐的外婆在去菜场途中摔倒，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一些路人束手无策，要么走开，要么忙着寻找警察或者城管，最终还是几个老年人把外婆扶了起来。外婆为此感叹世风日下。
不过在赵小姐看来，我们都是受害者，却又都是道德秩序的破坏者。
面对街头诈骗与行人丢失钱物
路遇街头诈骗或行人丢失财物是继盗窃、老人摔倒外，人们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最为容易碰到的需要挺身而出的情形。针对我们的调研，50名受访者中有过半的人选择“提醒失主，但不主动捡起”，有近18%的人会选择“绕开，当作没看见”，剩余的人选择“捡起来送还失主”。选择前两者的受访者的解释是因为街头长期存在故意用丢失东西来实施诈骗的案例，因此必须多加防范。
对于路遇街头诈骗，有近四成人选择“当作没看见，直接走过”，原因是怕遭遇报复，还有近五成的人选择“视情况而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巧妙提醒一下对方”。这一点与遇到窃贼时的反应十分吻合。
这份调研的最后我们还设置了两个命题：如果你的家人遇到上述盗窃、诈骗的行为你会否挺身而出？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需要帮助时，你是否希望有人挺身而出？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我们会挺身而出”、“我们希望有人挺身而出”。
对于四名安徽人1月3日的壮举，受访者们一致表示很敬佩，“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勇义之士”，这反映出他们对见义勇为的渴望，也折射了人们对看客现象的忧虑。我们进一步探讨了产生这种看客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人归咎于教育的失败、政策机制的缺失、物欲化的社会生态，也有人归咎于没有一个信仰的社会。
很遗憾，很少有人将责任归咎于我们自己。我们当然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挺身而出的勇气，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所有人都去当英雄，英雄也不应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正如正义与勇气可以传染，冷漠也同样可以传染，在看客与挺身而出之间，我们可以做的其实还有很多。
看客心态最终会阻挠我们共享城市生活的美好，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留给学界去进一步梳理探讨。然而，多年来，学界为这个复杂的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答案显然不是明天就能给出的。
受访者的一个反问，让我们忽然觉得媒体人再多的呐喊也是空洞无力的，他们问我们：你能拿出怎样过硬的理由来说服人们不再做看客？
当选择做看客已经变为人们的生活经验时，已注定不是一个可以用道德简单考量的命题，即便站在道德高地俯瞰，人们心中也明白，灾难真正轮到自己时，内心的那份脆弱和颤栗。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感动于四名安徽人的壮举，也感慨于50名受访者内心的独白。
此刻，铭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那首著名的短诗，分明就是对中国当下社会的警示。
如果有中文版，它也许是这样的：
在中国。
起初，他们污染江河，我无语——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故乡；
他们制造毒奶粉，我无语——因为受害的不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的工人接二连三跳楼自杀，我无语——因为我们不是工人；
后来，暴力强拆遍地开花，我也无语——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祖居；
接着，有人抢劫，有人明火执仗，我还是无语——因为受害的不是我们；
老人躺在路边奄奄一息，我仍然无语——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爹娘；
最后，当死亡直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呐喊……
正义为何孤独？
必须要认识到，全民族不可能都成为英雄，英雄永远是这个集体当中的少数人，应该让全民族都深刻地认识到，不当英雄也可以，不当英雄不可耻，但不能当狗熊。我们要进行“底线教育”，实际上是公民教育，就是说，我可以不当英雄，但必须得成为合格的公民。
记者/贺莉丹
也许，应该重新读读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了。
龙应台提到了一个故事：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龙应台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可等到她回到台湾一年了，她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龙应台愤怒了。她抛出一连串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当“沉默的大多数”成为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时，我们应该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想问，正义，为何总是孤独？
可不可以预期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结局？
“不当英雄不可耻，但不能当狗熊”
就这次上海发生的公交车见义勇为事件而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主张，见义智为，“和暴力斗争的时候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像这种情况下，毕竟面对的是一个团伙，在这个背景下，也不能简单地说要求一般的公民挺身而出，这是不现实的”。
在他看来，每位公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事情，在你面对的是一拨匪徒的时候，“首先，你要考虑自己的安全；见义勇为要有智慧，你可以到一个稍微安全的地方去报警，这是你能做到的，也是应该做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让警方早点介入，这也是一种公民责任的表现”。
而在以前，其他城市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故事是如此雷同，却绝非巧合。关于小偷在公共场所行窃，当警觉者与小偷们缠、搏斗或被小偷招来同伙暴打之际，在场的诸多人等无动于衷、顾左右而言他等等情形，比比皆是。
一个愤怒的眼神，或者一声有力的喝止，都没有。余下的是，难堪的沉默。
就在上海公交车的见义勇为事件发生之前的这个冬天，温州有位张先生，在上班途中目击路旁一名20岁出头的瘦小男子正拿着一把镊子伸向一位女士的背包，当即抢过那男子手中的镊子，一把抓住他。这个时候，就潜伏在附近的该男子的同伙冲到张先生面前，掏出一把镊子向张先生捅去。
接下来的5分钟之久，是两个男子对张先生的拳打脚踢。这个河南来到温州打工的男人的头部、右眼被打伤，身上有几处被镊子捅伤。被抢的女士四处呼喊找人来帮忙，两个小偷随即逃窜，张先生忍住疼痛紧追小偷，但随着流血越来越多，只好放弃追赶，改为向“110”报警。很快，小偷就销声匿迹了，只剩下他头破血流地靠在路旁。
让这位张先生心寒的是，一路围观者众多，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帮一把，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人孤军奋战。
张先生说，让他伤心的并不是身上的伤，而是周围人的“袖手旁观”的冷漠。
在教育部前任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看来，出现这种令人悲哀的集体冷漠，原因在于，“首先，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富有了，但是精神世界相对地贫瘠了许多，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文艺、电视节目和娱乐形式，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取代精神层面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生活的提升和经济生活比，显得滞后。
“第二，我们提倡英雄主义教育，没有问题。但是，必须要认识到，全民族不可能都成为英雄，英雄永远是这个集体当中的少数人，应该让全民族都深刻地认识到，不当英雄也可以，不当英雄不可耻，但不能当狗熊。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进行‘底线教育’，实际上是公民教育，就是说，我可以不当英雄，但必须得成为合格的公民。但我们这方面做的工作很不够，比方说，公民可以怎样做，不可以怎样做，我们现在对前一方面强调得过多，对后一方面强调得不够，这是在我们的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和整个社会教育系统中缺失的。
“第三，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制度建设，比如，公民见义勇为了，能得到什么补偿？各地都不一样。最近有些地方有见义勇为基金之类的，但远远不够，一定要让见义勇为的人得到褒奖、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公民普遍的榜样。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反过来说，我们对围观的、冷漠的、麻木的、见死不救的、见死‘不为’的人，应该怎样惩罚？这应该有相应条文，从现在看，也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解决这类事情不能全部寄希望于人民群众见义勇为，我们有关执法、公安、市政管理部门的作为与不作为很重要。我希望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看一看：我们的执法队伍很强大也很健全，在发生问题时，这些部门在干什么？是否出现有关部门在这样的事件中有不作为的情况？如果有，一定要严加查处。”
在王旭明看来，改变这种遇事冷漠以对的局面，并非一蹴而就，“即使在美国，也曾经偶有发生过这种围观的现象，他们的立法、制度、整体素质方面要比我们完善一些，而中国刚刚进入市场化社会，我们要抓紧这方面的工作”。
一些人不断地抒发对于毛主席时代的思念，那个夜不闭户，遇到小偷人人喊打的年代。
但是，在王旭明的理解中，这是一种简单的怀旧情绪，他并不完全赞同，“以那个时代的简单来要求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复杂化人群的需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对过去的怀旧”，在他的理解中，“那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十分贫乏，而现在我们在享受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必须得思考，如何在物质生活丰富的条件下，如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
在我们今天生存的这个社会，没有人是孤岛。
王旭明给出的对策，简言之是：第一，从我做起，以身作则，遇此类事不围观，不冷漠；更重要的是，各人结合自己的工作，时时掂量自己的那样一份责任，“作为每一个从事精神生活的工作者，现在都应该思考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实现了没有？”
好多人是拿“彭宇案”当作逃避良心的一个借口
2006年年末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让国人记忆犹新。一位老太太在人来人往中的公交站台被撞倒，赶忙好心去扶老太太的小伙子彭宇事后反被其咬定为“肇事者”，他被老太太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其十几万元损失。彭宇称，自己好心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并将她送去医院，反被诬陷。一审判决，法官称，“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5876元。彭宇一脸郁闷的样子，成为当年转载甚广的新闻图片。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使人们在旁人面临困境之际，选择了袖手旁观，避而远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彭宇案”曾经使中国多个城市出现老人跌倒后无人去搀扶的情境，道德整整后退了数十年，足见人们对于“扶老”的畏惧心理。
就在两个月前，在河北省，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大街上，在长达半个小时里行人们视而不见。在被一位途经此处的出租车司机扶起来以后，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放心吧，我不会讹人！”
而在新锐作家蒋方舟看来，这类事情的关键在于，这并非是多大的所谓道德难题或者道德困境，因为这种事情是非都是很明显的，但是，让她感到特别疑惑的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还能就这种事情的是非进行争辩？”比如，对见义勇为事件中的拒载者、冷漠者，不乏有人为其发声，认为他们也有拒载的权利。
在蒋方舟看来，“好多人其实是拿‘彭宇案’当作自己逃避良心的一个借口”，“很多人就觉得出了‘彭宇案’之后，才开始所谓的良心沦陷；其实早在‘彭宇案’之前，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是用一个所谓‘成王败寇’的残酷理论取代了道德准则”。
她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法令，发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假期法令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法令，确实都是围绕这个所谓道德建设核心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毁坏得很早，而且铲了好几次根，终于铲干净了”，“我原来听过一句话，儒家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缺点，但是没有儒家的社会是一无四处的，我很同意这句话，就是说现在道德准则也好，正义准则也好，是处于一个四崩五裂的局面”。
在不久前复旦的“黄山门”中，复旦登协创始人石翔跟获救的18名队员之一的杜彬那段对话，让人瞠目，石翔以过来人的身份说，“经过这次，登协是你的了”。
蒋方舟评论说，“石翔这样的人，在我眼里他并不是怪物，我对这样的人反而太熟悉了，在高校中登顶的往往是这种人：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良心——这样才能无负重地一路上行”，有人说上一代是喝狼奶的一代，充满了仇恨；而这一代的成功者们，连狼奶都不用喂了，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狼。
道德、正义，在这些未来的喝狼奶长大的“成功者们”的心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是通过精密的计算，将成本控制在最佳范畴，遇事围观，力气攒着用在不顾一切地出人头地上，还是有其他的突围口？
“我跟很多人沟通，差不多都是80后、90后的，我觉得他们的世界观的最核心的就是‘成王败寇’这样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觉得是唯一简单粗暴行之有效的，其他的道德、正义什么的，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很可笑的概念”，蒋方舟说，在未来，他们给他们的孩子灌输的价值观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复制给他们的，“他们的父母的价值观是经过动荡之后，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路，觉得一个人的成功要踩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因为反正从小到大，我的父母还有我周围同学的父母都是告诉我们，莫谈国事，别人的事情少管，管了就会出麻烦，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
蒋方舟的失望，来得很早很早，现在她觉得，这种无力、绝望、谩骂，都是一劳永逸的。要么就是坠入有关国民性的老生常谈。而她期待的是，这个社会人性都恢复正常的那一天。
“天良”慢慢被冲洗掉了
“中国社会本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所谓正义、公道都是很难走出三步的，走到第一步，就很难了，走到第二步，就遇到风险了，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可能要遭到很大的危险了……所以多少年这么走下来以后，在整个社会里面很多人内心就会把一个文明社会一些很基本的东西，都给慢慢地冲洗掉了”，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看来，“人的天性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任何小孩子在正常情况之下，从小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些‘天良’，这个‘天良’是指天性的良心，有相应的良心就有相应的行为，但是随着中国人在社会中成长，他无论是学习还是在生活、工作中间，他遇到的越来越多的是同人的天良不一致的东西，这种‘天良’就慢慢地被冲洗掉了，然后就出现了类似的很多现象”，“如果这种事情大大小小地在不同规模上、在不同地点上成为大多数的一种现象，那么你就不能指望这个社会里面正义和天良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间，能够在生活现实中能够成为一种持续的趋势”。
在丁学良看来，这种事情在中国每年都发生，所以你不能把这些事情完全从个人行为出发来归因，应该说，从个人角度来讲，绝大部分人都是有一些“天良”的，但是，这些“天良”最后怎么给冲洗掉了？
“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对抗天良的行为，包括对正义和‘天良’行为的打压，也包括动用暴力的行为对公正者的威吓甚至对其肉体上的残害……这种事情对周围的人，都是有一个负面的教育意义，就是，你不应该有太多的正义感，你更不要有太多的正义行为，否则你就要付出你个人的代价”，丁学良指出。
在鲁迅的笔下，围观是个贬义词。而当普通人明白，当为正义行为需要付出惨痛的个人代价时，留下的是空白的集体失语。
坏人的嚣张很可怕，但比之更甚的是好人的集体失语。到了下一次，这位张先生，还会这样义无反顾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
当我们试图从社会机制上去为围观和冷漠寻找一些答案，最终却发现，这个答案或许是无解的。且角色会变得很尴尬。因为当你在道德层面评价一种行为的时候，你很容易被指责为站在道德的高地指指点点，你以为你会一呼百应，却很容易被指责成为是一个虚情假意的道德完人。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也需要这种答案：当我们都身处此类事件中时，我们该如何自处？当我们被内心跃跃欲试的正义感推动，真的振臂一呼时，却发现自己竟然是唯一一个迈出这个失语队列的个体，对于孤独的正义，我们是否应该坚守？
还是说，在根本上，是我们更重效率更计算成本更重视投入产出比的“现代生活”出问题了吗？
曾经向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先生说，现在我们是急急忙忙干工作，平平淡淡过生活，现代人的状态显得比较务实，这是现代生活，是一种进步，“但现代生活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说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有时候，我们走脚下的路时，还得仰望星空。遇到不平之事，就是应该发发声，生生气。有时候，就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帮人亦是助己。
冬日里的729路公交车
上海的冬日因为四名安徽人的本能之举而充溢着温暖。如何让这种温暖延续下去、充溢下去，整座城市仍在寻找着最佳答案。
首席记者/杨 江
上海街头，一辆公交车开始进站，一伙窃贼堵在门口伺机作案，就在贼手伸向乘客的一瞬，一名安徽乘客挺身而出，大声呵斥。窃贼恼羞成怒，将他推倒在地，团伙随后冲上来围殴，安徽乘客的5名亲友赶来支援，更多的窃贼却从附近一辆面包车上冲了过来。
很多人围观，但无人相救，见义勇为者最终寡不敌众，四名安徽乘客被捅伤在地。公交车在乘客要求下开离了现场，两部出租车先后拒载，最后一辆出租车收取了百元车费。
这件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些人内心的光芒，也照出了另一些人内心的阴暗。
久违了的义举，早已熟悉了的冷漠。
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它迅速在上海发酵。
管闲事
这是一个反常的举动，因为一般人乘坐公交车都需要从前门上，王东觉得不对劲但当时并未在意。他抱着4岁的侄子走在最后，就在下车过程中，他忽然看到一名男子拽着一名女乘客的包，最初他以为这名男子是女乘客的老公，但当对方将手忽然伸向王东妻子的包时，王东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名窃贼。
他大喝一声“你想干什么！”盗窃行为就此转为了抢劫，王东情急之下将对方一把推开，但是很快，他便被人猛地从背后推到了车外。王东摔倒过程中一心护着怀里的侄子，但侄子最终还是一头撞在地上，大哭不停，紧接着几名窃贼就冲了上来对他拳打脚踢。
“让你管闲事！看你还管不管闲事！”窃贼一边殴打一边辱骂王东。先行下车的王方、余永峰、张海燕等人赶紧冲过来救援。最初双方人数上势均力敌，但很快停在附近的一辆面包车上冲下来更多的人对他们施加暴力。
双方从公交车后门一直扭打到公交车站台，穿过非机动车道最终到达人行道，窃贼手中都握着匕首，骑在王东等人身上，挥刀就扎。王东、王方、余永峰、张海燕因此被刺受伤。
事发时驾驶729公交车的司机是27岁的熊剑，他事后解释一开始他只是看到双方在吵架，并不严重，因为正在行车，司机不能随便离开车辆，后来在乘客的要求下他开车离开了现场。但是他故意把车停在朱行车站长达四五分钟，有意让车厢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事件的全过程，以便留作证据，当车抵达调度站时，他也向值班调度员汇报了情况。
驾驶员熊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因此开车离开情有可原，但令人遗憾也令王东等人心寒的是，当时公交车站台以及周边饭店、商铺的很多人都围了过来看热闹，明明知道是一伙窃贼对乘客施暴，却袖手旁观，不肯出手相救。最后还是王东的妻子掏出手机报警，窃贼们才乘车逃离现场。
没想过当英雄
王东的妻子先后拨打了110、120，当得知救护车还需一段路程才能赶到现场后，她开始拦出租车。更让人心寒的事情发生了，她先后拦了三辆出租车，第一辆看到伤员后直接开走，第二辆看到伤员后拒载，无奈之下，他们趁一辆出租车下客的机会钻进了车厢。
这是上海金陵出租车服务公司的一辆出租车，驾驶员看到伤员后也动摇了，无奈之下，王东的妻子将100元塞给司机，司机才同意送他们去大华医院。从现场到大华医院不过3公里左右，出租车收费应该是起步价12元，但驾驶员并没有找零。
王东、王方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当初并没有想过当什么英雄，他们挺身而出在自己看来是一种本能，因为在安徽老家，他们兄弟俩也曾经抓过盗电动车的贼。
他们感慨于现场看客以及出租车司机的冷漠。他们的这个遭遇恰恰触及了这个社会的痛处，他们最为本能的举动也恰恰体现了这个社会目前最为稀缺的精神。因此媒体蜂拥而至，通过报道，这座城市的人开始为他们的勇义感动，也为当时的旁观者与出租车司机的冷漠不齿，并愤怒。
尽管是在看到窃贼对自己妻子伸出贼手后才挺身而出，但整个城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怀疑他们的正义感。
——这当然是见义勇为！市民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到郊区的这家医院，鲜花与慰问金，潮水般涌去，以至于院方出于四名伤者恢复的考虑不得不谢绝探访，专门开了一个接待室。
“我们需要这样的平民英雄”，“他们在保护自己亲人的同时，同样保护了其他在场的市民，还保护了一种城市精神！”人们毫不吝啬对这四名勇士的褒奖之词。
四名伤员中，余永峰的伤情最重，但院方组织了全市医术最精湛的专家力量，并将他们的病房调整到了A等病房，在院方的积极治疗下，他们的伤情逐步稳定好转。
市民以及企业的捐款很快达到4万元，1月6日，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乐伟中受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委领导的委托专程赶到大华医院。他给王方等人送上了5000元慰问金，并称赞王方等人彰显了百姓英雄的本色，“上海人民一定要向你学习，你为我们上海弘扬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乐伟中表示，见义勇为没有本地外地之分，只要是为上海作出贡献的都是一样对待。
根据《上海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办法》(2002年4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20号发布)第十条(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条件)规定：个人在没有法定职责的前提下，当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财产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或者遭受危害时，进行制止或者予以救助的，可认定见义勇为行为。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上海市相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了王方等人的举动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乐伟中表示，上海市“见义勇为”基金已经为他们启动了紧急救助机制，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根据伤情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险。上海市自1999年5月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制度以来，共表彰了4800余名“见义勇为”的市民群众。为了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上海市为见义勇为人员设立了意外伤害保险，根据伤残程度，重伤致残人员可获2万至25万元的保险金，轻伤者按实际医疗费用全额报销(2万元以内)。
这意味着曾经困扰四名安徽勇士的医疗费问题有了着落，也避免了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况的出现。在现有医保制度中，刑事案件类的伤害治疗一般不属于医保范围，必须由官方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后才能报销医疗费用。因此一些见义勇为者受伤者由于无法得到见义勇为认定而陷入经济困境，也因此打击了很多人见义勇为的信心。
王方等人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本能的举动在这座城市激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热情的市民以及来自官方的肯定让他感觉到有了靠山。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深受感动，将市民们送来的鲜花、礼品分给了其他病房的人，并表示将把多余的捐款捐献给更需要帮助的人。当然他也多么期望，如果在事发当时能少一些看客，多一些靠山，不过，他内心的失望最终被热情的市民化解。
“虽然受了重伤，但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肯定还会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能的行为。”王方甚至对当时的旁观者表示出了他的大度，“不能说不站出来的就是不好，大家考虑的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当然站出来肯定是好的。”
不过，市民们并未就此放过对这件事发生时一些人心阴暗一面的拷问，无论是网络上还是现实社会中，反思都在进行。
我会做什么
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做什么？
人们百般呵护着这难能可贵的勇义，上海市闵行区公案分局成立了65人的专案组，仅用了47小时就抓获了7名犯罪嫌疑人，并在6日凌晨又抓获了1人，对于这个团伙的其他人员，警方正在追捕过程中。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收取100元车费的出租车司机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来到医院道歉，退还了车费并送上了1000元慰问金。出租车公司领导解释司机是一时糊涂，但人们坚信这种糊涂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基。
公交车公司也在反思，到底“都往中间走，不要在门口逗留”这样的暗示又有多少人能听懂旨在提醒乘客注意小偷，又能对制止盗窃的发生起到多大的作用。
沪上社会学家顾晓鸣评点：见义勇为行为的发生，一方面需要个人勇气，一方面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
上海的冬日因为四名安徽人的本能之举而充溢着温暖。
如何让这种温暖延续下去、充溢下去，整座城市仍在寻找着最佳答案。
没人有权利谴责
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并非被捅的那两个安徽人，包括小偷、司机、乘客……他们都是悲剧人物。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一种高度，更没有自我反省的空间。大家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为什么伸张正义却带来不幸？原因就是大家都在顾全自我。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去谴责任何冷漠的一方，那可能还是没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在今天的社会，无关痛痒的谴责很有可能也会成为一种消费，而不是一种反思。大家总看到悲剧永远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却不知如何面对。
记者/王悦阳
安徽人在上海的遭遇一经报道，社会哗然。在物质条件日益完善的今天，当代都市人的道德底线究竟是什么？公德心在今天到底还要不要？为此，《新民周刊》记者特别采访了王汝刚、郭晓男、林奕华三位文化界名人，请他们分别就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的观点。
王汝刚：上海人本可以更智慧
作为一名老上海，听到近来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第一反应就是感到惊讶，若在以前绝不会出现如此冷漠的情况！继而思考，在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社会在进步，而另一方面却又是社会道德观在新旧更替时期的摇摆不定，这的确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取得平衡，更需要全社会共同的积极营建，朝一个较为健康、和谐与善良的社会秩序上靠拢。但无论如何，现在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真的很不应该。
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父亲就曾亲身遇到过类似事件。那一年他已经80高龄了，有一天走在一条正在施工的道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跌倒在地。正当我父亲手足无措的时候，工地上走来一个民工，当时我父亲就希望这个年轻人帮助他一把，但那位小青年却没有那么做。他很老实也很客气，却委婉地拒绝了，说什么也不肯帮忙：“老伯伯，不是我不帮，我扶您起来，到时候就说不清楚了。”由此可见，在几十年前，这种“怕做好人”的思想已经有所萌芽，为此我还特意写成一个笑话加以讽刺。快三十年过去了，这种情况似乎仍在延续，甚至有增无减。在这里我无意责怪那些人自私冷漠，也没有谴责他们的资格，但如果换了是我，我决计不会见死不救，那样会使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也不是不怕被冤枉，毕竟社会上的确存在一些借机诈骗的行为，所以我会采取比较折中的办法，比如找几个同伴一起帮忙，争取更多的见证人等等。这些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较为妥善的办法了。我想，道理总归是讲得清的，在需要体现自己公德心的时刻，我们还是要“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只是办法或许可以更巧妙一些。
我始终认为，上海人是聪明的，面对此类事件，本可以表现得更智慧。
郭晓男：冷漠是对人类自身的戕害
冷漠，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即使如此，乍一闻听这件事情依然觉得实在太过分了！
其实不独上海如此，南京有位拾金不昧的好心人，却一定要找到好几个证人时才肯去公安局，原因就是怕人家说他是偷的而不是捡的。还有的地方明明是好心人搀扶老人过马路最后被说成撞了老人……道德观念的冷漠，成了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成为民族素质的一种表现，这非常可怕。我们总是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我觉得依然是要在基本教育中加以强调。这不是老生常谈，也不是故作姿态，真的还是很有必要的。
归根到底，冷漠降低了现代都市的人性温情，进而趋于麻木，而冷漠更是现代文明对人类自身的戕害！
林奕华：谴责也是一种消费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香港，我觉得第一个想到要跑的应该是捅人的那个小偷。而且香港地方小，到处都有警察，那两个安徽人的悲剧应该还不至于发生。
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并非被捅的那两个安徽人，包括小偷、司机、乘客……他们都是悲剧人物。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一种高度，更没有自我反省的空间。大家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为什么伸张正义却带来不幸？原因就是大家都在顾全自我。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去谴责任何冷漠的一方，那可能还是没看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在今天的社会，无关痛痒的谴责很有可能也会成为一种消费，而不是一种反思。大家总看到悲剧永远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却不知如何面对。
这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改变，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去改变。但我却看到，目前非但没有那么做，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这很可怕。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谴责，而是一起努力，朝好的方向发展，给自己，给社会一个光明的未来。
从一个戏剧工作者的角度出发，这件事情其实与观众对待戏剧的态度有着很多共通之处。戏剧是自我完善的途径和方式，可有趣的是，当导演在虚实相间的结构中反映着当代人的现状，很多观众居然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说，不一定流血才是暴力，说真话的戏剧遭遇不爱听的观众，同样好比被无情地捅了一刀那样！只是好在，我们的失血不至于丧命，最多只是丧失了话语权，损伤了艺术生命。因为观众永远只选择自己喜欢听的道理，永远在保护着自己的固有位置和立场，不愿意看到自身的问题，这和安徽人所遭遇的冷漠是一样的道理。我想，人与人之间目前的冷漠、不敢讲真话，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大众从精神到物质上的“穷”。所以，作为一个被冷漠、被误解的导演，我很能感受到那个被捅的安徽人心中的痛。大家原来有那么多的害怕，但真正可以改变的有多少？我想，为此，我会继续坚持自己的创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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