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农行网银支持mac吗:[转载]郎咸平：看医改、教改、房改、薪改等?不像笑话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3:38:25
郎咸平 看医改、教改、房改、薪改等等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来解决。只有跳出经济圈来努力，才有可能反过来解决经济问题。拨乱反正，拨以钱为纲的乱。做到公平、公正，给每一个老百姓一个平衡点，你要上得起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这才是一个小康社会。我们过去800美元说是小康社会，不是的，不是看这个数字，而是看得起病、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要做到这样，要给每一个老百姓立足点的平衡。
呼吁中国走向一个以公平、公正为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谈医改、教改、房改。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当时推出一个政策，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就是将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你不能上大学。
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年之前，你们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习，你成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村子弟的情况。
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高中公益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还有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你搞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业为主，尤其是美国占了8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大学生，甚至有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入问题，没有人想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到事。
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比如说把自己的办公室盖的富丽堂皇的，以北京、上海为例。各个区的区政府比白宫还要豪华。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广州，各地搞什么？就是艺术中心。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艺术中心个个腐败。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用途都很熟悉的，包括公款吃喝、考察旅游，反正名堂多了。让他们给老百姓做事不高兴的，搞一些这些事情，是很积极的。
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
再有就是国企改革。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荒谬的改革，叫产权改革，为什么国企不行呢？是你的就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就做不好的“冰棍理念”就出来了，因为是自己的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这个理念贯穿了28年的国企改革。这个理念，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因为东西不是你的就做不好，当民营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不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副总、财务总监等等？当然要了。请这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你是民企，你的公司是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是。如果当然不是，他们是不是可以不做好了呢？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走到最后，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员工从来不为他打算，不是对付竞争者，而是对付员工。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人的信托责任扫除一空，再也没有了。员工对老板没有信托责任，这就是现今的中国。而且社会败坏如此，如果哪一个干部被抓了以后，贪污被抓了，要是20年之前的话，舆论会说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父母和子女。今天不是，今天是被抓了，“哎，好倒霉噢，”社会的堕落!
以前的国企改革是怎样的？地方政府认为国企包袱重，没有效率，市场化，把它卖给某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以钱为纲的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干脆这些公司强迫下岗，工厂拆掉，建高楼，把楼卖了，所有的利润付给贪官污吏。什么是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而且改革的成本归于全社会，这些下岗人员由全社会负担。你说老百姓能够不怨恨吗？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看法？我既不说乐观，也不说悲观。表面上中国经济成长每年高达10%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增长率。中国经济的实力也陆续展现在各个国家的面前。包括对外的扩张、收购等等的行动。在这个表象之下，你看到了什么？是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
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
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28年前，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家没有效率的国企做事，但是回家有一个破房子可以住，没有问题的。儿子、女儿考上北大、**党拿钱读书没有问题的，生病以后拿点药吃没有问题的。
你们谈了汇率的问题，以钱为纲的市场会为我们造成什么压力？对于美国政府对人民币的压力很多，美国侵略中国什么什么的，什么话都讲了。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是汇率？难道汇率是像我们教科书上面说的，各种货币之间的价格吗？我告诉你是错的。汇率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汇率”！
所以，当美国要整治中国汇率的时候，就不会单独出规定，会像打伊拉克一样，找了很多的盟邦，联合起来逼迫人民币升值。只要升值一次，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当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联合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当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时候，灾难开始了。为什么呢？一旦签订了就告诉各国日币要升值了。签了以后，日币肯定要升值了。所以大量的日币升值了。你以为汇率是价格吗？就像买矿泉水一样，需求多了一调整就平稳了，那是教科书，教科书基本上是错的。
到时候你会发现，汇率一上升，真的上升了，再买，更多的热钱流入，汇率再上升再流入。一直到日币升了一倍。当时发生的时候，日本的央行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火上加油，助长日本经济的崩溃，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当时会采取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当时在国内没有谈出来了，那是因为日本腐败的财团在后面施加压力，要以低利率的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好了，最后的结果使日本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整个大幅度的崩盘。由谁来买单？由全体日本人买单。
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中国人民币汇率，在美国以及其他美国盟邦压力之下开始调整，一旦升值就停不下来了，日本的故事重演了，就再升值再流入。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是提高利率，紧缩货币的政策，和日本相反。
我们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支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请问在座各位，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不断升值是什么结果？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服务业它的利润是非常之高的，没有什么成本，利润肯定高的。中国以制造业为主，而且是传统制造业大国，利润5%就了不起了。我们利润上升了5%以上，我们的汇率不断上升，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将有大量企业倒闭，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些问题出来了，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难道你不知道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吗？怎么走到这一步呢？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带我们走进这个绝境。我们过去时代出口创汇是一句神话，各地政府为了出口不择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不在乎、剥削劳工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只要出口创汇就可以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资源贫困的国家，还敢出口煤炭，这种错误不可思议。
什么叫制造业国家，就是一个把资源挖光的国家叫做制造业国家。我们把树给日本，日本怎么自己不砍树，我们砍呢？这不是傻瓜吗？就是出口创汇的理念，把我们最好的产品给全世界别的国家了。做到这一步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各地政府，对于出口创汇理念，这种以钱为纲理念的过度执行，出口、退税到最后让我们全体老百姓买单。
真正把我们带入这步田地的是我们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以钱为纲”理念走到今天，这么多的改革是谁席卷了改革的利益？我的结论就是“腐败铁三角”。
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是由学者提供一些冰棍似是而非的理念，地方政府执行，透过医改、教改、房改、国企改革。资本家赚了钱以后回馈给学者，这个铁三角已经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操纵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
要告诉各位一个悲观的事情，亚洲最好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菲律宾，完全是美国的体制。可是我告诉你，菲律宾的经济在1960年代是亚洲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走到了2000年之后，他的女人要去别的国家做保姆呢？原来政治体制本身是中立的，问题是看谁在执行？
如果执行体制的是腐败铁三角，改革的结果是绝对的悲观。就是前面讲的，在任何体制下，在美国菲律宾体制下一样这么做。所以你要记住我今天讲的话，你不解除腐败铁三角，中国会逐步走向菲律宾，不会走向美国。
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继往开来，那就是直接继承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这也是突破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最重要方面。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呢？今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来解决。只有跳出经济圈来努力，才有可能反过来解决经济问题。如何解决呢？对于十七大之后的政治形势我有个人看法，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发展为纲，拨乱反正，拨阶级斗争的乱，现在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拨什么乱，拨以钱为纲的乱。做到公平、公正，给每一个老百姓一个平衡点，你要上得起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这才是一个小康社会。我们过去800美元说是小康社会，不是的。我们今天真正做到的，不是看这个数字，而是看得起病、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要做到这样，要给每一个老百姓立足点的平衡。
所以我呼吁，呼吁中国走向一个以公平、公正为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
我们来做一个算术题，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来做个比较，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 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以下，我过去讲课就问过一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中国的比例会是多少，跟哪个国家比较接近，结果90%的人都说我们国家跟非洲是一个水平，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我再给你一个数据，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30美金一小时，第二名是美国，22美金，我们是8毛钱一小时，也是全世界最后一名。泰国是2美金，我们比泰国还差。但是中国人民是个勤劳的民族，我们的人均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我们要工作2200小时，美国那些的远远比不上我们。你看我们的工人多牛啊，拿全世界最少的工资，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多么勤劳的民族。
我们再看另一个数据，GDP，到去年为止我们是大幅上升，但是储蓄呢，上升的很缓慢，所以我们这几年听到什么拉动GDP，什么GDP又增长了10%，到后来才发觉跟我们老百姓没啥关系，老百姓的财富并没有相对应增加，反而跟GDP 的差距越拉越大。我们的收入即跑不过CPI，又跑不过GDP。起跑以后跑得最慢的就是我们的收入。
像之前瑞信投行做的报告，说2004年以后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了50%，我跟你们说都是胡说八道，千万不要信他们，你要晓得外资投行写研究报告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拉开股价，或者要在在中国干什么。这种情况在香港就特别明显，想拉抬股价，就说这个公司非常好，然后再打压下去，赚一大笔钱。他们就专门干这种事。
回到主题，为什么我们那么辛苦，全世界最累，赚的钱还是那么少，按照我的分析有两个原因。我最近看到那么多社科院的报告，或者一些学者的论调，基本瞎掰。什么中国人口太多，制度存
在问题，都是胡说八道。按照我的分析，两大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对我们的剥削。我最近写了一本说，叫《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我跟各位朋友说，你现在工作的那么辛苦，你以为你赚的钱是很多的吗，其实你应该多赚10倍的钱才对。我们拿东莞的玩具为例，我们说玩具不行啊，利润率太低，那美国的玩具公司呢，它的毛利率在2007年超过40%，和芯片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做制造，它掌控了我们玩具销售的定价权，价格它说了算，所以它就给我们一个玩具一毛钱的利润，而它们一个玩具赚3.6美元。这就是他的工人为什么一年可以赚4万美金，而我们的工人只能赚2000美金一年。所以就算我们辛辛苦苦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们拥有定价权，所以它们可以席卷大部分的利润，把我们剥削光。接下来还以玩具工厂为例，你生产玩具要买塑胶粒，塑胶粒是什么，是化工产品，那全世界化工产品的价格又是谁控制的呢，华尔街控制的。所以你买原材料的时候
又发现你没有定价权，价格又控制在别人手里，我们的制造业刚好卡在中间，购买原材料的时候呢，价格是华尔街控制的，卖出去的时候呢，价格是其他外国大企业控制的。说的再学术一点，购买原材料是华尔街的金融资本控制我们的价格，销售是产业资本控制我们的价格，前有狼后有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给剥削的干干净净。再说回来，为什么要把制造放在我们中国，因为它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所以他们把这些放在中国，他们只把两个重大的利润环节掌握在手里，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所以我很怀疑，30年前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欧美各国已经拟定好了一个国家战略，那就是透过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控制原材料、控制销售定价权，然后把制造放在中国，破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最后透过两端的资本把我们剥削的干干静静的，因此中国越改革，中国越开放，中国越制造，欧美越富裕。
接下来可能有人会问我，同样是被剥削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比泰国菲律宾这些国家还要差呢。这就引出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这几年我们的产业政策偏了，怎么偏呢，我们把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拿去修桥铺路，所以搞得我们GDP每年10%的增长，其实大部分都是钢筋水泥。像2008年我们CPI是35%，09年变成25%，钢筋水泥08年是 57%，09年变70%以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创造财富的，能够消费的资源，都被你拿来搞钢筋水泥了。而有些项目根本就不能创造收益，像我们新修的高速公路，它收的路费只能交电费，你还怎么希望它们能对我们的社会有正面贡献。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工资收入极低以外，我还想说，中国的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人民币目前是对外升值，对内严重贬值。举例说，我们的97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松下54寸的彩电是美国的3.4倍，宝马Z4我们买9万美金，美国是3万美金，Levis牛仔裤我们是美国的7倍，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同样价钱的一块地，美国是一家别墅住一个人，我们是高楼大厦住1000个人。所以我们发觉我们的盗版会那么猖狂，是因为3块钱一张的碟才符合我们的收入水平。
(中财网)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 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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