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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代 丁观鹏  《法界源流图》

丁观鹏  清代 纸本  工笔设色大描金画  纵33厘米  横1635厘米  吉林博物馆藏

缘起与流传：丁观鹏《法界源流图》，又称《千佛图》，纸本，工笔设色大描金画。纵33厘米，横1635厘米。题签作：[丁观鹏摹张胜温法界源流图]，卷首图名《法界源流图》行书五字，为乾隆皇帝所书。画卷前端金绘幢内乾隆皇帝丁亥（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秋月御识，说明此画之缘起。画卷末端款署[臣丁观鹏奉敕恭摹张胜温笔意]。丁观鹏的《法界源流图》源出于张胜温的《梵像图》。乾隆对《梵像图》极为爱惜，命令当时的宫廷画家丁观鹏对这些画重新整理和临摹，并请来四大活佛之一的佛学专家章嘉国师作为画像指导，这项集佛学、艺术、历史及民俗研究的重大工程，历时3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完成，被命名为《法界源流图》，成为佛教艺术中的御赏极品，也是研究佛教的重要参考。该画人物众多，场面宏大，描绘精细，色彩绚丽，实属画坛稀有，是丁观鹏绘画技术高深精湛的一件恢宏巨篇。同时也是我国传统绘画作品中反映场面巨大、内容繁复的艺术表现形式之典范。

作 品 简 介：图一至图十一，可视为第一部分，画的是护持佛法之诸天神。 图十二至图二十七，可视为第二部分。画的是十六尊观世音应化身，即‘普门现相’。 图二十八至图三十七，可视为第三部分，画的是释迦牟尼佛，从成佛之初到佛会说法，弥勒佛转世和他的各种应化身，一一加以描绘。 图三十八至图五十二，可视为第四部分，画的是诸菩萨和诸佛母。 图五十三至图七十，可视为画卷的第五部分，画的是尊者罗汉。 图七十一至图七十六，或视为第六部分，画的是禅宗六祖，即：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宏忍、慧能六位大师。 图七十七和图七八，可视为第七部分，画的是药师琉璃光佛会、药师琉璃光佛及其十二大愿。 图七十九至图九十二，可视为第八部分，画的是护法神像，又多属密宗系列。 在这高33厘米、长1635厘米的画卷中，画有佛、菩萨、观音、尊者、大师、僧众、供养人等六百三十多位；象、马、狮、虎、龟、蛇等动物五十余种，还有各种佛具法器、兵器、用具乃至各类陈设无以计数；山水、树石、花卉、楼台、亭阁也杂配其间，真是数不胜数。无穷的大千世界，有情百态，十界仪象，尽收画图中。 在清代鲜有一件工笔人物画能与《法界源流图》相匹敌。《法界源流图》标志着清代工笔人物画、佛像画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必将以它不可磨灭的功绩载入中国的美术史书。

第一部分—护法天王与神龙八部    第二部分—观世音      第三部分—佛陀       第四部分—菩萨与佛母    第五部分—十八罗汉              第六部分—禅宗六祖              第七部分—药师琉璃光佛       第八部分—护法神          第九部分—帝释、梵王和舍利宝塔

作 者 简 介

清代宫廷画家丁观鹏，生卒年不详，北京人。丁观鹏早期的人物佛道画是学明代的人物画家丁云鹏，远学宋代诸大家，具有深湛的造诣。乾隆对他的画很欣赏，为了使他的画更趋完美，便指派他向意大利来华画家郎世宁学习他那独特的中西结合的国画。经过艰苦的磨练，他能成功的把西画的某些长处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进而使作品更富表现力。他的主要成就，突出地体现在人物、仕女、佛道画方面。

（7）唐代 褚遂良 临王羲之《兰亭序》

唐代 褚遂良临王羲之兰亭序  墨迹纸本 横卷 纵 25厘米  横260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涉经史，工于隶楷。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叹息：“虞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者矣!”魏征就推荐褚遂良，并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宝爱王羲之书法，以金帛悬赏征购。一时天下王书争送至京，难辨真伪。惟遂良能品评鉴别，并编目藏入内府。其书法继承王羲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通，见重于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家”。褚氏书法，少学虞世南，长则学锺繇，更曾致力学习王羲之。褚遂良的书法，字的笔划瘦；运笔过程，一划之间，有粗有细，字的姿态，有种翩翩自得，秀丽美妙，使人如面对一位一尘不染，清净绝俗的高士。
    褚遂良《兰亭序》临本，形神俱备。此本尽得王羲之《兰亭序》精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兰亭序墨迹三种》即冯承素摹本、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本。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五三）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当时的名人如谢安、谢万、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会稽（今浙江绍兴）之兰亭设曲水之宴，举行禊事。雅集之际，各自赋诗，诗成之后乃请王羲之作序，为后人留下了这篇千古不朽之名作《兰亭序》。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家，有“书圣”之称，而这篇《兰亭序》又是他的代表作品，被后世人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这幅作品自然受到书家的重视。相传王羲之写此序时，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宜。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一觞一咏，足以极视听之娱，在这种心情下，再加上酒的作用，王羲之以鼠须笔，左伯墨，蚕茧纸，在三才交泰，五合并臻的情况下，使其在书禊序时如有神助，王羲之在醒后重新书写了数十通竟无一胜过前者，这又给此序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及至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遂于贞观初年下诏，出内府金帛，广徵二王真迹。当时《兰亭序》为辨才和尚所收藏，太宗得知此消息后，即命监察御史萧翼去湖南湘潭辨才处求之，萧翼乃乔装微服至其寺院，留宿赋诗，谈及翰墨，翼曰：“弟子先门皆传二王楷法”，乃出示王羲之真迹数帖，辨才观后曰：“未隹善，贫道有一真迹曰兰亭”翼佯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辨才不疑，遂於屋梁上槛内取出此迹，太宗乃诏令徵之，既入内府，太宗爱不释手，置之枕边，常于半夜起床把烛摩玩兰亭。唐太宗卒后《兰亭序》也一并随之殉葬于昭陵，真迹遂绝于世。太宗生前曾下旨命当时的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各临一本，宫中御用摹书人赵模、韩道政、褚葛桢、冯承素等人名摹一本，以使其广为流传，本册所载即褚遂良临本。其实临本与摹本不同，摹易得位置，临易得笔意，我们可以从这临本中探求王羲之的笔法。

《兰亭序》为行楷，其所以被后人捧为圭臬，就在于此幅作品于平和简静的气氛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随着流转的笔势而表现得如此贴切，如此自然，如天成铸就一般，通幅字势似奇反正，若断还连，忽藏忽露，时方时圆，於精到的笔意中不拘一格，於信手挥运之际呈露天机，充分体现了晋人书以韵相胜，以度相高的时代书风。此卷后有米芾所跋，陈敬宗评曰“褚遂良所临用笔精熟，略不经意，然神气完密，风韵温雅，体格规矩，咄咄逼真，诚非他人所能到者。”褚遂良是初唐时著名书家，擅长楷书，唐太宗曾命他鉴别二王书迹真伪，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他有机会看到许多王羲之真迹，再加上他功力深厚的楷书，流溢为行，出手自然不凡。细观此卷临本，笔力清健，点画温润，血脉流畅，风神洒落，可谓深得逸少神韵，无疑在二王真迹失传的情况下，此卷是探求二王笔法的最佳范本。褚遂良此真迹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

（8）唐代  虞世南 临王羲之《兰亭序》

唐代  虞世南  墨迹纸本  横卷  纵25厘米  横43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被号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为东晋著名书家王羲之的代表作品。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五三）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当时的名人如谢安、谢万、孙绰等四十一人雅集兰亭（今在绍兴市郊），以为修之事，故设曲水之宴，临流赋诗，诗成之后，众人共推王羲之撰序并书，羲之微醉乘兴，即席挥毫，写下了这篇千古不朽之名作。这一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羲之仰观宇宙之大，品类之盛，联想起人生短暂，不禁感慨万千，故而此序不独文笔优美委婉感人，而且书法超逸绝麈，两者可谓珠联壁合，相交辉映，成为千古绝唱。当王羲之以鼠须笔蘸左伯墨，在蚕茧纸上挥运之际，仿佛三才交泰，五合并臻，如有神助，及其醒后，复重书数十百通，神化之笔竟不可再得，此中缘故因是羲之当初书写此序时，意不在书，所以天机自动，一派自然，所谓“无意于佳乃佳，不求工而自工”也。可以说这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张怀《书议》评谓：“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资自然，风神盖代。”方孝孺亦评曰：“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於《语》、《孟》、羲献馀书非不佳，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晋人书以韵相胜，这是一种超然于理法之外，而又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一种雅逸潇洒的风度，而王羲之《兰亭序》正是高度体现了这种境界和风度的代表作品。当此卷被唐太宗李世民征得后，他更是爱不释手，常於半夜秉烛临摹，最后此卷亦随唐太宗殉葬昭陵。唐朝太宗生前曾命当时著名的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各临一本，而此三人皆学王字，唐太宗曾要他们将征求来的王羲之书迹逐一鉴别真伪，因此，可以说在王羲之真迹无一字传世的情况下，他们的临本无疑是研究王字笔法的最佳范本。三人临本中除欧阳询临本失传之外，褚遂良、虞世南临本和冯承素摹本得以传世，合称《兰亭墨迹三种》。

本卷《兰亭序》为虞世南所临，虞世南曾得智永真传，与王羲之书法风格极为相近，可称是直接魏晋人风韵。其书内含刚柔，立意沉粹，气秀色润，萧散洒落，虽不外耀筋骨，但极富内涵，耐人寻味。此卷临本，笔意温润，骨力遒媚，泯去了点画的锋芒和棱角，给人以一种平和简静的艺术感受。与《冯承素摹本和褚遂良临本的芒角外露的风格样式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况且此本用笔浑厚，点画沉粹，气息淡雅，与王羲之楷书的风貌十分接近，学书者可以从此卷真迹中去探求王羲之内笔法的精髓并可从中获得启示。

（9）唐代  张旭   《古诗四帖》   中国十大传世名帖之一

唐  张旭  色笺纸本  横卷  纵30厘米   横328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草书《古书四帖》，传为张旭所书。墨迹本，五色笺，共四十行，凡一百八十八字。曾经宋宣和内府、明华夏、项元汴、清宋、清内府等收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张旭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字伯高，江苏苏州人。曾为官金吾长史，一说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他工诗书，精笔法，尤以草书最为知名。他嗜酒，与李白，贺知章等为“饮中八仙”，传其常于醉中以头濡墨大书，世称“张颠”。张旭的书法取法于“二王”、张伯英，时与李白诗、裴剑舞并称三绝。

张旭的草书以雄浑奔放的气概、纵横捭阖的笔姿和恣肆浪漫的势态而为世人看重。唐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宋苏轼《东坡题跋》载：“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宋米芾《海岳书评》云：“张旭如神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明项穆《书法雅言》：“其真书绝有绳墨，草字奇幻百出不逾规矩，乃伯英之亚，怀素岂能及哉。”清刘熙载《艺概》云：“韩昌黎谓张旭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此语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阖而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古诗四帖》集中体现了张旭草书的风格特点。通篇布局大开大合，大收大放，在强烈的跌宕起伏中，突现了雄肆宏伟的势态。此帖行文酣畅淋漓，似“赤骥白，一驾千里”，颇有咄咄逼人之势。其字形变幻无常，缥渺无定，时而若狂风大作，万马奔腾；时而似低昂迥翔，翻转奔逐，充满着“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的变化，这是艺术家豁达潇洒、真诚率意的品格特征的直接映现。在用笔上此帖圆转自如，含蓄而奔放，随着感情的渲泄，笔致似有节奏地忽重忽轻，线条或凝炼浑厚，或飘洒纵逸，浓墨处混融而富有“屋漏痕”般的质感，枯笔处涩凝而极具“锥划沙”般的张力，点画与线条的合谐组合，构成了一幅自然生动、雄伟壮阔的画卷。可以这么说，《古诗四帖》不啻是狂草书法艺术中的一件撼人心魂的经典作品，而且也是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中的一曲荡气肠的交响乐。

译文如下：

东明九芝盖北  烛五云车飘  摇入倒景出没  上烟霞春泉  下玉青鸟向金  华汉帝看  桃核齐候  问棘花应逐  上元酒同来

访蔡家  北阙临丹水  南宫生绛云  龙泥印玉简  大火真文  上元风雨散  中天哥吹分  虚驾千寻上  空香重万里闻  谢灵王
子晋赞  淑质非不丽  难之以万年  储宫非不贵  岂若上登天  王子复清旷  区中实  嚣既见浮  丘公与尔  共纷幡  严下一老公

四五少年赞  衡山采药人  路迷粮亦绝  过息严下坐  正见相对说  一老四五少  仙隐不别  可其书非  世教其人  必贤哲

（10）清代  康熙皇帝  《康熙御笔金刚经》

清代  康熙  墨迹纸本  横卷  纵24厘米   横135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被誉为“佛家经书之圣典、佛教文化之精华”的《金刚经》是佛经中影响最广、地位至尊的经文。古语云：佛典万千，总归三藏，三藏之中，当金刚经为万千佛法之精髓。《金刚经法会图》，将康熙皇帝为表孝心而手书的佛教经典《金刚经》经文和乾隆御用画师丁观鹏精心绘制的《释迦牟尼佛会图》合二为一，以图喻经，以经释图，图文结合，共筑佛经之传奇，弘佛法之大气。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全名《能断金刚般若（bōrě）波罗蜜多经》，梵文 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sūtra。金刚指最为坚硬的金属，喻指勇猛的突破各种关卡，让自己能够顺利的修行证道；般若为梵语妙智慧一词的音译；波罗密多意为到达彼岸。经者径也，学佛成佛之路。全名是指按照此经修持能成就金刚不坏之本质，修得悟透佛道精髓智慧，脱离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而完成智慧（到达苦海彼岸），也就是所有十方法界的众生，如果想要修行成就佛菩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都要经过《金刚经》的真修实证，开悟而后成就。

《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般若”是梵文音译，意为“通达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圆融无碍，恰到好处，绝对完全的大智慧”。“金刚”，喻指般若如金刚一样锋利无比，能破除世间一切烦恼与偏见。“波罗蜜”，意指超越生死而度达解脱的彼岸。经题的意义，指以金刚一样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执著，超越生死而达到永恒安乐的归宿。

《金刚经》通篇讨论的是空的智慧。一般认为前半部说众生空，后半部说法空。经文开始，由号称佛陀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发问：当众生立定志向要达到无上圆满的佛陀觉智时，应该将发心的目标定在哪里？如果在实践过程中心不能安住，应该如何降伏？即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如何在走向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对各种错误认识和患得患失心理进行克服？《金刚经》就是围绕佛陀对此问题的解答而展开的。

清圣祖为康熙皇帝，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文武双全，精通传统文化，兴文重教，编纂典籍，还特别重视教育，包括自己子女，奠定了持续100多年的“康乾盛世”。

清代内廷书法，从康熙开始走向兴盛。康熙帝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在位期间，重视文化建设，组织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大型图书。康熙曾以擅长书法、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受其影响，亦极其推崇董其昌的风格，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康熙帝本人的书法也完全出于董的路数，软美中涵有博雅的气度，得董书的神韵。他对自己的书法十分自负，经常作书颁赐大臣和外国使节，尝书写“清慎勤”三大字，摹刻石上，以拓片分赐内外诸臣，又曾为山东曲阜孔庙书“万世师表”四个大字，为江西庐山白鹿书院题写匾额，并以“学达性天”四字颁赐天下各地书院。康熙一生对佛学极有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