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信用卡办卡进度查询:世界文明的发展、融合与冲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7:46:59
老知青 文明冲突纵横论
一、导言
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问世以来快二十年了。作为冷战时代甫一结束就迅速推出的一部力作，该书无疑代表了华盛顿智库群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即文明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将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与冲突，而成为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和主导原因。该书推出之后，很快就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批评与赞誉之声也持续不断。如今，亨廷顿先生已然驾鹤仙逝，其不灭的灵魂，或许已升入西方文明的天堂，立于他所景仰的圣主之侧了吧?然而，他留在人世的这一部著作，却继续在人间发酵，继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学者们的思考和政治人物的决策，并极有可能影响到国际政治的未来走向，甚至有可能造成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某种“自我实现”，而这对于全球政治而言，断非福音，甚至可能是一场灾难。
亨廷顿这部著作，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引证的各种资料也颇为丰富。该书不仅对世界各大文明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认真梳理，不仅对不可避免的文明间冲突及其形成的现存格局进行了详细分析，而且，还使用了诸如“断层线冲突”、“断层线战争”、“核心国家”、“无所适从国家”等等新概念来进行定义和论述，不能不说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理论创新。不过，诚如亨廷顿本人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言，该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这就是说，作者自己也明白，他所提出的这一套文明冲突理论，并不是那种经得起仔细推敲和重复验证的科学理论，而只是为学者和决策者所提供的一个“有意义的”或“有用的”框架或范式而已。
笔者认为，亨廷顿对自己这部著作所做的上述评价，并非只是一种谦逊，而应该是出于一种自知之明。因为事实上，就该书所构建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不仅结构粗疏，引证随意，论述亦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当然更不具有可以重复验证的科学普适性。并且，该书还对当今诸多国际政治现象，进行了明显误读；某些理论缺陷，甚至是致命的。因此，说该书只是一篇“急就章”，该理论不过是华盛顿智库群面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的一种“应激反应”，并不为过。但就是这样一种仓促成型的理论，一段时间以来，却被某些决策者特别是华盛顿的某些决策者当做了一种观察研判现存国际政治格局和应对国际政治演变的“范式”，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因此，在肯定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具有某种创新性和独特性的前提下，认真研判和如实评价这一理论，在承认其部分合理性的同时指证其谬误，匡正其弊端，应该是亨廷顿身后一项亟待完成的“善后事宜”。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最为世人所诟病者，莫过于试图用文明之间的冲突，来涵盖和解释所有的国际冲突与地区冲突，换言之，就是试图把所有的国际纷争与地区冲突，都纳入文明冲突范式或扯上关系。而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国家之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更多是资源之争和权力之争而非关文明认同，将这些冲突勉强纳入文明冲突的范式，只能徒增理解的困惑与判断的失误。不过笔者此文，却并不是要再来揭这类早已被前人多次揭过的伤疤，而是欲就人类文明冲突问题，在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见解，并对国际政治格局作出新的研判，构建一种新的文明冲突范式或模型。笔者相信，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下，现存国际政治格局将变得更加清晰，众多文明冲突现象将得到更加合理的诠释，同时，对于国际政治的演变，人类文明的未来，也将提供一种更为合理可信的预判。
二、“断层线”与“时代沟”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中，“断层线”与“断层线冲突”、“断层线战争”，无疑是一组至关重要的概念，那么，什么是“断层线”呢？
亨廷顿首先为读者罗列出了当今尚存的七种人类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然后，以“文化认同需要敌人”作为产生文明冲突的原因，归纳出了文明间冲突的两种形式。在该书第九章里他这样写道：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的不同文明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
“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
这就是亨廷顿为我们呈现的一幅当代国际政治图景。在其间，经过了漫长历史演化发展而至今尚存的七种人类文明，被竖向划分为七个板块，地域上相邻的文明板块之间的结合带，便是所谓的“断层线”，而文明间的冲突，就经常在这一线上发生；如果不同文明中的核心国家或主要国家也被卷入这种冲突，那就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了。
这无疑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国际政治模型，并具有某种很好的简单适用性，当用它来解释某些国际冲突，特别是用它解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冲突时，它常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一旦使用它来解释背景稍许复杂的国际对峙或国际冲突，特别是用它来解释同一种文明内部何以会发生冲突而不同文明国家之间反而会采取合作这类问题时，它就会要么显得无能为力，要么难以自圆其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其实十分简单，作为一个理论模型，理论框架，它只给出了经线而缺乏纬线，只呈现空间排列而缺乏历史纵深。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各种文明的内涵似乎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从“大宪章”时代开始直到欧盟东扩时代的西方文明，其性质似乎恒久如一；而当今世界上尚存的七种人类文明，它们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时代差别，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针对亨廷顿的这一理论缺陷，笔者采取的第一项修补措施，就是要为这一理论模型增补纬线，换言之，也就是要揭示出一道道横跨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沟”，使文明冲突不仅展现出空间排列，也呈现出历史纵深和时代区隔，从而使这一理论真正能够为历史和当代事件提供准确定位，并给出更加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诠释。那么，什么是“时代沟”呢？
笔者发现，无论是整个人类文明，或是每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一路发展进化而来，都既呈现出发展的连续性，同时又呈现出发展的时代性，都经历了数次的代际交替与更迭。而这代与代之间，必形成一种文明的“代际落差”或“代沟”。人类的文明发展每次跨越这种代沟，都将历经一次剧烈的社会变革或社会转型，都将发生一次观念与制度的革命。关于这一点，世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充分的证据，毋须赘言。然而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中，这一文明发展的时代性却被忽略了。虽然他也曾几度提到过“文明的发展”、“第三代文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类的话，但都一笔带过，不甚了了，更未做出起码的说明。然而在笔者这里，这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跟“断层线”在亨廷顿理论中的分量相似，“时代沟”，将成为笔者文明冲突论所围绕的一个重心。
根据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星球的人类文明，自告别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而踏进文明的门槛以来，至今已经历了四个文明时代。这四个时代依次为氏族时代、奴役时代、专制时代和民主时代。而这每一个时代的文明，都具有截然不同的时代属性和时代特征；整个人类文明的情形如此，每一种文明的情形亦如此。关于这种时代属性与时代特征，可以大致分述如下：
1、 氏族时代：家长制或部落酋长制；血缘纽带与家族观念；图腾崇拜与巫术迷信；频繁的部落冲突与灭绝性杀戮。
2、 奴役时代：奴隶制度；城邦国家或奴隶帝国；视奴隶为异类、为可以随意处置的牲畜或财产、杀祭、殉葬；统一的一神教信仰形成。
3、 专制时代：君主集权制和封建等级制；人身依附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支配与服从、君主至上、国家至上与频繁的战争、掠夺与殖民；跨地域跨民族宗教信仰的形成。
4、 民主时代：多党政治和议会制度；契约关系；普遍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和平协商等观念的普及；公民社会的壮大与完善的法律制度；科学的空前胜利、宗教继续存在但被迫作出适应性调整。
这当然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和大致的划分。然而就是透过这种简单的归纳和划分，不同时代的文明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与时代属性。商周时代的中华文明跟汉唐时代的中华文明，具有明显不同的时代特征；罗马帝国时代的西方文明跟拿破仑时代的西方文明，更具有截然不同的时代属性；而就是第三帝国时期的西方文明，与当代欧洲文明比较起来，时代属性也迥然各别。所以，只有既承认文明的种类差别，也承认文明的时代差别，才能建构起一种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的文明冲突理论。这一理论起码应包括如下三点基本见解：
首先，文明跟生命进化一样，也是一种由低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过程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阶段性和时代差别性。后一代文明在生产技能、知识水平、智慧程度、体制选择、价值取向等等方面，肯定要比前一代文明更高、更强、更进步、更理性和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社会生存。以处置战俘或罪犯的手段和方式为例，氏族时代是将其杀死甚至吃掉；进入奴役时代则将其作为奴隶，可以像对待牲畜一样任意处置；到了专制时代，处理方式和手段变为依律执行，监禁、流放、杀头、绞刑、火刑、枪毙、石块砸死和碎刀活剐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而如今，酷刑与死刑已在许多国家被明令禁止。这就是文明进步所造成的时代差异。
其次，文明在发展进化和世代更迭中，像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民族性、地域性文化要素会长期延续下来，缓慢地进行整合与演化，形成一种文明的类别特征；而制度、价值取向、社会关系等要素，则会随时代交替发生急剧变革，最终弃旧图新，文明也因此而具有了新的时代属性与新的时代特征。
再其次，现存的几大人类文明，就像是地球各大洲的几大主要河流，每一条都由若干支流汇聚而成。一个文明的帝国可以有兴盛与衰亡，而只要它的人民还在，文化还在，文明就将随他们一道被保留下来；一个文明只要不被巨大的灾难所灭绝，就一定能在与其他文明的相互交流中，汇聚融合，延续下去。古希腊消失了，古罗马消失了，拜占庭泯灭了，但那些时代所创造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却在西方近现代文明里得到了继续传承。其他文明的状况，亦莫不如是。
三、普世文明与“亨廷顿陷阱”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中，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就是所谓普世文明。而也正是从这一被误读的概念出发，亨廷顿在关于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诸多问题上，都作出了错误的结论。
对于普世文明，亨廷顿所持的是一种基本否定的和悲观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先来梳理一下他就这一问题所表达的诸多见解：
（一）、“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以及一些浅层的道德感······如果这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
（二）、“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或普遍宗教的趋势。”但由于西方社会的衰落和非西方社会的崛起，这种可能正变得日益渺茫。
（三）、普遍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普世主义在非西方引发了剧烈抵抗。
（四）、贸易、投资、旅游、媒体、电子通讯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其结果是造成了更多文明间冲突的发生，进一步强化了各个文明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
（五）、“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确实有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相似······明朝时期的中国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法国，其相似程度肯定超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程度。”
（六）、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这些特征是：A、古典遗产（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B、天主教和新教；C、欧洲语言；D、政教分离；E、法制；F、社会多元主义；G、代议机构；H 、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
（七）、“西方文明的上述诸因素，某些也曾见诸于其他文明，有些在某一阶段中也曾在西方遭到禁止，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化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八）、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有三种方式：1、全盘西化，如土耳其；2、引进现代化而拒绝西化，如中国和日本；3、完全拒绝，如某些伊斯兰国家。
通过梳理以上一系列见解，我们大体把握了亨廷顿在普世文明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和基本结论。这一基本结论认为：文明的核心要素是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等经长期固定下来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构成。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是欧洲语言、天主教与新教信仰、政教分离原则、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和人权等。而正是这些西方文明中独有的文化要素促成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不是现代化催生出了这些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还将在全世界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只有它们的扩张，才能带来真正的普世文明，然而它们却遭到大多数非西方社会的拒绝，所以实现一种普世文明的前景是令人悲观的。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亨廷顿的上述观点和结论中，事实上存在一种十分浓厚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倾向。在他看来，普世文明并不可能经由各文明的交流与逐渐融合而形成，普世文明只能是某一种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强势取代。而不仅促成了自身现代化、也能够带领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西方文明，它的权力伸张与对非西方文明的重新塑造，才是实现人类普世文明的必然途径。然而冷战后非西方社会的崛起和西方社会出现的相对衰落，却中断了这一世界文明演化的合理进程，并因此造成了文明间的对峙与冲突的频繁发生。
这当然是一种明显错误的结论，而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亨廷顿对普世文明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因而据此推导出的一系列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的。因此，必须首先纠正亨廷顿对普世文明所下的错误定义和所作的错误诠释，抛弃他那种错误的普世文明观，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没有偏见的普世文明理论，我们才有可能对诸多历史的和当代的文明问题作出正确解读，并推导出新的、正确的结论。
关于普世文明，事实上具有两个相互分立却又相互关联的义项，因此需要分别进行定义和论述。
第一个义项，普世文明作为一种全球人类共同拥有的文明，它不仅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属性，而且具有某种共同的、被普遍认可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具有同一种文明的类别特征。这样的普世文明，确实还从未出现过，但它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想和历史发展趋势，笔者对它抱持一种肯定的乐观的态度。不过，对这种普世文明或曰“世界大同”的研判与预期，将留待文章的最后，在《西方文明与世界未来》一节里去做详细论述。
第二个义项，普世文明之所以是“普世”的，就是因为它不论在什么民族、什么种族、什么国家那里，只要是处于文明发展的相同阶段上，那种具有共同时代特征和时代属性的文明样式，都会被创造出来。即使在上古时代那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不同的人类群体也能创造发展出在本质上高度相似的人类文明。不论是在尼罗河畔或黄河岸边，也不论是在希腊沿海还是在恒河流域，所有人类都经历了氏族时代，都在家长制或部落酋长制之下建立了血缘纽带，发展出了各自的图腾崇拜。这种相同的文明样式并非交流的结果而纯系“天授”，它基于一种共同的人性和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它是“普世”的。
后来，不同的人类群体又先后步入了奴役时代。尽管在不同种类的文明中，奴役在规模和具体形式上具有某些差别，但视奴隶为异类，对他们进行残酷压迫、驱使、奴役，施以种种酷刑和随意杀戮等等，则莫不相同。而这种行为和价值取向不仅在实践上，不仅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就是在“圣哲”们的观念里，也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也无论是中国周秦时代的周公与孔子，都一样肯定与维护过那样的奴役制度，承认其具有天然合理性。为什么？因为这种价值取向、制度观念等文明构成，适合于那一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因此它们当然是“普世”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整合、发展、壮大，随着人类活动地域的不断扩张，文明间交往的日益频密，世界几大文明群体也相继步入了第三文明时代即专制时代。跟奴役时代相比，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虽然本质上变化不大，但专制时代的压迫与奴役，已被限制在某种“合适的”程度之内，法律规定之内，被压迫者的生命财产权益已得到了某种制度保障，而不再被随意剥夺。这是一种人身依附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神
通过对上述两种普世文明理论的相互对照后不难看出，亨廷顿普世文明理论的一个主要悖谬，就是把西方于第四代文明转型时期所创造发展出来的、具有第四代文明时代特征与时代属性的诸多要素比如平等、自由、人权、民主与法制、社会多元主义等等，通通据为了西方的“私产”，并宣布说，它们跟欧洲语言和天主教、新教一样，是西方文明固有的和独有的东西，也是唯一能够带领世界实现现代化和形成普世文明的核心要素。非西方社会要嘛全盘接受，进入这一普世文明体系，否则，即便它们实现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现代化，也只能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当然是王权神圣、等级观念等第三代文明的价值观），跟西方文明长期对峙。直要等到西方文明再度强大起来，并带来权力与文化的扩张时，非西方社会才能“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
这样的说法，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可笑的。非西方社会既然能够在不依赖西方的情况下独立发展出自己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代文明，甚至比西方更早地创造出了这些文明，那么，它们为什么就创造不出自己的第四代文明呢？如果这个星球上没有西方人，中国人、印度人和伊斯兰社会就将永远停留在野蛮的专制社会阶段吗？就将永远停留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吗？如果没有欧洲产业革命，东方人就永远造不出蒸汽机、内燃机吗？那么，反过来问，如果没有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输入，欧洲人是不是至今还在使用泥板写作呢？西方不过是在十五世纪以后迅速走到了前面，率先跨越了向第四代文明过渡的代沟罢了。西方因此可以作为非西
宗教，不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所谓儒教，都是产生于奴役时代而盛行于专制时代的宗教信仰，它们既具有共同的强烈时代色彩，又具有显著不同的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和语言一样，它们完全可以并行而不悖，并非水火不容。耶稣教人容忍、博爱；真主要求信徒真诚、坚韧；孔子教导人温和、宽恕，这些都是可以共享的一般精神理念，可以并存的普遍道德原则，不存在取舍问题。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峙与敌视，根源在于两教的教义均具有排他性，互视对方为异端，并为此相互缠斗上千年，结为世仇而至今不解。但这种宗教之间的敌视并不具普遍意义，另外两大世界宗教佛教和儒教，其教义就是包容性的，它们之间，以及它们跟别的宗教之间，并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
语言，只是一种日常工具，譬如西方人使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习惯而已，跟文明进步没有多大关系，更不会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就是在西方，如今也依然是一种多种民族语言并存的局面。使用法兰西语言、德意志语言、西班牙语言、意大利语言和其它语言的欧洲人，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改用英语，但并不妨碍这些民族实现现代化和采纳第四代文明的制度与价值观，而且也不妨碍亨廷顿把它们纳入西方文明范畴。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被亨廷顿坚持认为是文明核心要素的语言和宗教，恰恰是民族的、地域的而不是“普世”的。
可是，亨廷顿却坚持把欧洲语言和基督教等西方文明的传统要素和类别特征，拿来跟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第四代文明的基本时代要素捆绑在一起打包出售，当做普世文明一股脑儿推向非西方社会。而且在他看来，非西方社会要嘛全盘接受这种“普世文明”，要嘛就只能永远滞留于传统文明时代，做野蛮民族，徘徊于中世纪的漫漫黑夜之中。这样的一种荒唐想法，在亨廷顿而言，可能只是一种西方文明优越的思想在作怪，但是，却在不经意间，给非西方社会制造了一个陷阱，让许多非西方社会的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争相跳了进去。而制造这样一个陷阱，也许并非始于亨廷顿，但鉴于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尤为广泛，将其称之为“亨廷顿陷阱”，还是合适的。
在许多跳进这个陷阱里的中国人看来，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宪政这些观念、制度，跟欧洲语言和基督教一样，都是“西方那一套”。如果接受了这些观念、制度，我们就等于被“西化”了；我们古老的文化、优秀的传统，就会弄丢了；伟大的中国乃至我们的中华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多么不可思议！这些中国人的看法，竟然跟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亨廷顿的看法，达到了如此高度的一致。这些人竟然也把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以及宪政制度这些东西，统统当成了西方人的专利。而咱们中国人，似乎只能永远抱住两千年来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只能永远匍匐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之下，在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官僚特权制度这些祖宗家法下坚守自己的文明，而绝不适合享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而且，这居然就是“爱国主义”。
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也就是为何折腾纠缠了一百多年，中国仍未成功实现社会转型与文明跨越的根本原因。所幸的是，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跳出了这一“亨廷顿陷阱”。如今坚持站在里面的，除了权贵阶级等实力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们外，也就只剩下那些需要仰仗权贵阶级庇护与施舍的无行文人、和少数痴迷于传统国粹的学者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当然绝不愿意接受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进步的价值观，并主动实施制度改革。这用马列主义的一句惯用术语来说，就叫做“阶级本能决定”。不过，由于文明的每一次进步与变革，都会为绝大多数人减轻压迫或带来解放，都只会让少数人的权力受到限制或被剥夺，所以进步总是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而成为大势所趋。故而，非西方社会追求文明进步，追求新的普世文明的时代潮流，是绝对无法遏制的。
四、世界文明的现状与互动
用以上两节文字，笔者修补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为“普世文明”作了重新定义。下面，笔者将运用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与视角，来考察研判世界文明的现状以及文明之间的互动，并据此预测国际政治的演变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笔者希望得出的结论能比亨廷顿的结论更接近世界现实，更能经得起理论的推敲与历史的验证。
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当代人类文明的现状呈现出一种复杂得多的格局。虽然亨廷顿为我们罗列出的七种尚存文明，依旧排列在我们的眼前，但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面貌，而不再是平行并列，先后不分。在“时代沟”的区隔划分下，现存各种人类文明之间可谓差距显著，阵线分明。
非洲的某些部落，特别是生活在非洲内陆的一些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部落，至今还处于第一文明时代，生活于氏族制度或部落制度之内。由于外部文明的干预，奴役制度已无法再得以维持，所以不少文明发展程度相当落后、只相当于第二代文明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得不仓促告别了奴役时代，跨入了第三文明时代也即专制主义时代。然而由于同样的外部原因，和受内部民众觉醒产生压力的推动，大多数专制主义国家也在发生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有的先推进技术、生产与经济的现代化，有的则先实现了观念与制度变革。处于这样一种发展阶段的国家，数量最多，遍及亚、非、拉美，严格说来，属于一种“三代半文明”。因此纯粹的第三代文明国家，现已为数不多了，朝鲜，应算是较具代表性的一个典型。当然，就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也还是一个标准的三代国家，这也就是何以在亨廷顿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跟法兰西第五共和之间会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因为以法兰西第五共和成立为标志，法国事实上已步入了成熟的第四代文明。
至于欧洲、北美、乃至东亚的发达国家，则基本已跨入了第四文明时代，而且大多数已发展得比较成熟了。不过，也有极个别发达国家，虽已跨入了第四代文明的门槛，但屁股和尾巴还留在第三文明时代，最典型的，当然是日本。作为发动二战的两个主要三代半国家，德国和日本战后都在外部监护下实施社会与观念转型。德国转型成功了，而日本则依然保留下一笔沉重的政治遗产，那就是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帝国情结，仍幽灵一样在某些政治家心中徘徊。这使日本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四代国家，如果内外制衡一旦放松，它有可能重新回到三代半。
我们眼前的世界，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同类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纵横交错、相互对峙又相互作用的局面。这种对峙与相互作用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当与国家利益，政治集团利益发生交集和产生叠加效应时，往往造成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对峙乃至严重冲突。下面要论述的，就是若干已经发生的、和现时存在的、以及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文明间互动与行为模式：
至今尚存的非洲第一代文明部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外部世界对它们的影响却至为巨大。保护这些文明部落，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尽快提高文明程度，是其他先进文明国家应该履行的共同义务，尤其是第四代文明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第三代文明的专制主义本质，现存的第三代文明国家在当代世界中扮演的只能是一种倡乱的角色，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种文明类别，都是如此。这种国家的政权由独裁者家族或集团控制，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压制、剥夺民众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与选举权利，拒绝一切可能的时代变革与转型。对外则敌视防范一切四代文明国家，甚至敌视一些三代半国家，反对外界干预其对国民的人权迫害。为了保证其独裁统治的延续和抵御外部压力，这种国家在对内加强极权统治的同时，会积极发展军备并千方百计去获取核武器，还会跟其它三代国家或某些三代半国家加强联系，甚至暗中支持国际恐怖主义。
所有已建成了第四代文明的国家，无论其属于哪一类文明，由于政府权力受到了公民社会的有效制衡，舆论自由，法制规范，行政相对透明，故决策都较为理性。这一先进的发达国家群体，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稳定力量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样的国家，民意扮演了最高裁决者的角色，因此不会再使用大规模暴力手段实现权力更迭和处理政治与民族纷争。在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解决同为四代国家之间的争端时，一般都倾向于用谈判和提请国际机构仲裁来解决，而不会动辄诉诸武力。这些国家还在国际反恐、防止核扩散和推进国际人权进步等方面进行合作和做出贡献，以助力于世界整体文明的进步与提升。
格局最错综复杂、情形最云谲波诡而互动也最为莫测的，则是大量三代半国家。它们全都处于由第三文明时代向第四文明时代的转型阶段，正经历一个社会产生急剧变革的时期，需要面对无数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与挑战；新旧制度、新旧观念以及代表这些制度观念的新旧势力，正在这些国家内部进行着反复的拉锯较量。在此前的欧洲，这一较量曾历经了数百年之久，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才陆续完成。显然，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超越的过程。
虽然为数众多的三代半国家，眼下都在跨越“时代沟”，但各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状况，却又参差不齐，表现各别。不过，如果用一种特定的标准去进行衡量，还是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A型国家和B型国家。笔者把那些依靠权力主导、引入竞争机制以全力推进技术与经济现代化并实现了实力迅速崛起的国家，称之为“三代半A型国家”，而把那些先通过观念转变并建立了民主制度，然后再努力追求技术与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称之为“三代半B型国家”。这两种类型的国家虽然都处于三代半，但其行为模式却差别很大。
先看三代半A型国家，它们最大的特色是技术、经济的现代化与观念制度的落后并存，或者换一个时髦的说法，只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性。这类国家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主导之下，依靠大力推进生产技术进步和加入国际市场竞争而崛起，往往能迅速积累起强大的国家实力。但由于观念陈旧，而国家权力又掌控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独裁者或独裁集团手中，在帝国情怀的驱使下，进行对内压迫的同时进行对外扩张，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国家战略抉择。因此，这类国家对世界而言，往往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当年欧洲的英、荷、葡、西、法诸国，都曾在这样的文明发展水平上和国家实力崛起的情况下对外使用武力去争夺过世界霸权。而最令世人无法忘怀的，当然是发动二次大战的德国和日本，它们当年发动战争之时，就是两个典型的三代半A型国家，并且都是崛起的大国。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前苏联，这是一个伪装成五代文明的三代半A型国家；用毛泽东给它的命名称呼它也许更合适，那就是“社会帝国主义”。德国也曾做过这样的伪装，也打过社会主义的旗帜，但远没有苏联伪装得好。二战初期，苏德曾相互配合，有过默契，但由于希特勒战略失算，冒然进攻苏联，想趁兵锋横扫欧洲大陆之机除掉这个未来的霸权争夺者，这才促使苏联转而与西方结盟。可是由于苏联的观念与制度依旧，所以二战硝烟甫散，立即就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垒，并形成了后来延续四十多年的冷战格局。这一对垒，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对垒，但其实质，乃是文明的对垒，当然并不是“断层线”两边的对垒，而是“时代沟”两边的对垒；一边是四代国家集团，另一边是三代和三代半A型国家集团。
二战结束后，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出现了多个被分裂的国家，他们都一分为二，并分属于两大集团。当四十多年的冷战对峙终于结束后，这些被分裂的国家却都面对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属于四代文明集团的一边，发展成为了四代文明国家，而属于三代和三代半文明集团的一边，则依旧处于原来的文明发展水平。这样，一条文明的“时代沟”，就成为了这些国家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尽管代沟两边的人同文同种，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可要想跨越这条沟壑，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却极为困难。一边，是掌控着国家权力的统治者绝不允许跨越“时代沟”，因为一跨过去，他们立即就会丧失权力；而在另一边，观念与制度都已彻底改变的民众和政府，也绝不会愿意再返回到过去的专制时代。虽然柏林墙的突然倒塌，为这样的分裂国家实现统一提供了一个符合时代进步的范例，但其它国家要想实现这一步跨越，却依旧面临巨大的阻力。在这里，文明的类别认同尽管吸引着分离的同胞，但文明的时代区隔，却远远大过了这种吸引力。
这种文明的时代认同高于和强于文明的类别认同的情形，在国际政治的合纵连横演变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比如同属第三代文明或三代半A型文明的国家，尽管它们分属于不同类别的文明，但只要不发生权力冲突，统治者之间也会有一种同气连枝的亲近感，并建立起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像朝鲜和缅甸、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对于四代文明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即便它们跟自己属于同类文明，甚至是骨肉同胞，三代和三代半A型国家也会对它们采取拒绝或敌视的态度，除非对方改变时代认同，重回三代或三代半A型文明。朝鲜对韩国的态度，就是这样一种明证。当然，这样的抉择对于四代文明国家而言，也同样如此。四代国家之间不论分属于哪一类文明，都会找到一种共同的亲近感，而且还会在与三代或三代半A型国家的对抗中结成同盟，即便敌对的一方，跟自己属于同类文明。韩国在东亚，土耳其在西亚，就提供了这种例证。基于上述时代认同，三代和三代半A型国家会对四代和三代半B型国家内部的残余专制势力提供帮助；四代国家也会对三代和三代半A型国家内部的民主运动提供支持。而这早就已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国际现象了。
上述的事实与论证，否定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范式以核心国家为中心构成“同心圆”而与其它文明集团进行对抗的判断，从而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最后一章中对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所进行的、卷入了众多国家的那一场文明间战争所作的精彩推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主观想象。因为“时代沟”的区隔作用，将会阻止那种以文明类别为利益归属的“同心圆”形成。文明的时代认同，将使一切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国际对抗变得泾渭分明，而成为新旧两个时代之间的对抗。伊斯兰社会那种抱团对抗西方的局面，虽然清晰地呈现出一种以“断层线”划分敌我的冲突格局，但严格说来，除了历史的宿怨外，那同样是一种三代和三代半A型文明集团与四代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与抗争。
再来看三代半B 型国家。这类国家，往往是在外部的强行介入下，或是在一次仓促的革命之后，首先实现了观念转变和制度变革，从而跨进了由三代文明向四代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可是尽管新的制度已经建立，新的观念已取得合法地位，但支撑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却甚为薄弱。没有稳定的中产阶级，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没有完善的法制，民主制度软弱无力，这一切都为行政无能、官员贪腐、社会失范和选举混乱提供了温床与催化剂，因此社会动乱会成为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这一类国家的时代认同倾向于四代文明国家，但由于在社会发展程度上跟三代半A 型国家有诸多相似而且经济上联系紧密，因此会在外交上频繁摇摆于二者之间，有时还特别希望效法三代半A型国家的政治模式。不过，当某种决定性时刻到来时，这类国家还是会毅然选择拥抱四代文明。
五、中华文明的历史抉择
中华文明，既是个一般的文明，又是个特殊的文明。说它一般，是因为它跟其它人类文明一样，走过了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一样经历了数次时代更迭，并在每一个时代都发展出了普世皆然的思想观念，建立起了基本相同的社会制度。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文明类别特征和演化路径。推而广之，任何人类文明都既是一般的文明，又是特殊的文明。
现存的中华文明，是一个以中原农耕文明为主体，一路结合了西北与东北的游牧文明，西南的山地文明，东南的渔猎文明等诸多支系，经长期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复合文明。这一源流特点，跟西方文明并无二致；现代西方文明也同样是一个多种文明汇流而成的复合体。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是基督教和拉丁文字，那么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自然就是儒教和方块字。只是，儒教虽然在中华文明中享有“独尊”的地位，但和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唯一”地位比起来，毕竟少了许多权威和霸气。
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儒教其实更像是一种学说。它持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没有天堂与地狱之类说教；它虽然也相信宇宙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意”在主宰，但却始终没有创造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来。它所崇奉的“天意”，有时被诠释成某种“超自然的神意”，有时候又被诠释得像是一种“永恒规律”。它提倡和推行一种“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观，并通过繁琐频密的礼仪活动来实施对民众的训练与教化，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从而达到维护等级制度和宗法社会的目的。受儒家“天意”说的启发，道教倒是创造出了一位上帝即“玉皇大帝”，但这位上帝在中华文明的信仰体系中，不过是一位天界的神仙主管，地位远不及佛菩萨，也未获正统儒家的承认，还经常遭到世俗的戏谑与揶揄。在小说《西游记》里，他竟被一只反叛的神猴弄得狼狈不堪，一点儿也无法跟西方那位万能的上帝相比。
正是由于儒教的这种非唯一性和非排他性，中华文明才最终发展出了一种多元的、兼包并蓄的信仰体系，佛教、道教、祆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被中华文明所接纳所包容。而在民间，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原始的多神崇拜，以及从殷商时期传承下来的巫术，依然大行其道，并跟儒教的祖先崇拜和圣贤崇拜、道教的神仙崇拜以及佛教的佛菩萨崇拜相结合，演化出了一种调色板似的迷幻色彩。这种极为多元与包容的信仰反映到民俗、节庆、艺术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姿多彩的风情面貌。所以中华文明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多色，就是彩色。直到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并夺取政权，中华文明这块调色板才被强行染红和“赤化”，并于文革时期达于极点，这也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推行信仰“唯一”的时期。
当代中华文明另一个最大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文明的古老，尤其是它的第三代文明，延续时间之长，世所罕见，举世无双。约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已开始由二代文明向三代文明转型，也就是由普遍奴役制向封建专制及君主专制转型。这一过程历时数百年，最后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国即整体上跨入了第三代文明。到了汉代中期，中国更在事实上建立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工商业的发达和贸易的繁荣，已相当于一千年后的欧洲。然而从那以后，历经三国、两晋、隋、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间，中国却一直在第三代文明中裹足不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因此伟大的中华文明，也就成为了老大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何以会如此老大？何以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能实现新的文明跨越？又何以在迭遭受外部沉重打击和情势日益逼迫之下，一百多年来依旧折腾不休，迟迟不能完成观念与制度的更新与转型？要解答这些疑问，自然非几篇文章可以胜任，这里面有思维方式、哲学观念、政治制度、地理条件、外部环境、国土幅员以及人口数量等等原因。然而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中国的第三代文明，实在过于成熟，过于完美，因而也过于长寿。无论在制度设计、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科技成就等方面，中华第三代文明都要远远高于其它三代文明。在其间，中华民族不仅打造出了汉唐的辉煌，明清的兴盛，更在教育、文学、艺术、建筑、医学、科技发明等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这一切辉煌成就，最终也培养出了中国人的中央帝国情结和天朝上邦心态，成为了中国人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许多人至今背着它，站在“亨廷顿陷阱”里坚决不肯出来。
那些站在“亨廷顿陷阱”里坚决反对中华文明实现时代跨越、反对中国实现观念与制度转型的人们，都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为了应对外部世界潮流的促迫和内部民主运动的压力，近年来他们更是公开转过身去，乞灵于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孔子，到儒家的思想库里去搬出了不少思想武器，也不论斧钺钩叉、刀枪剑戟，通通拿出来祭起。这些思想武器，有的确乎至今不失典雅，仍透着古人的灵动与智慧；有的依然流光溢彩，述说着当年的强大与辉煌；而且这些东西，也的确能够替他们点燃民众的民族热情与爱国热情。然而这毕竟是一些早已过时了的东西，尽管依然令人目眩神移，但却肯定是不堪再用的武器，放到历史博物馆里，或许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但要用来跟现代的观念对抗，却未免谬以千里。下面就来看看某些权威的专家学者，近年从儒家思想武器库中搬出来的三件传世古董，究竟是几件什么稀罕物儿，而他们所要用来与之对抗的现代普世观念，究竟又是些什么东西。
其一，搬出“民本”，以对抗“民主”。
民本思想，产生于中国上古时代，反映了统治者对民众集体力量的某种深刻认识。在《尚书·夏书·五子之歌》里，就有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样的完整表述，因此它显然产生于一个更早的时期。在属于第二代文明的夏、商、周三个朝代，民本思想里的“民”，所包括的应该只是相当于希腊城邦公民的那种“国民”，而并不包括奴隶。后来孔子创立的儒教，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民本思想，并在进入第三代文明后在专制制度下继续倡导这种民本思想，其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维持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所谓“以民为本”，不过是把民众当做承载整个专制社会权力金字塔的地基来加以重视而已，而维护皇权统治和等级制度的稳固，才是“爱民”的最终目的。这跟牧人爱惜牛马，农人爱惜土地一样，只是一种基于自利的考量，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种曾为儒家所积极倡导的民本主义，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政治思想传统，在文明发展史上肯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然而，在人类第四代文明所追求的、有如太阳一样灿烂辉煌的民主主义面前，民本主义这一曾经长期闪耀于漫漫长夜之中的孤星，却到了该悄然隐去的时候了。因为民本主义，只是少数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主张善待人民的一种主张；而民主主义，则是民众的普遍觉醒，要自己来做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这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观，根本不同的两种政治诉求，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一目了然。已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搬出民本主义来对抗民主主义，实在是今古不分，纯属一种严重的时空错乱。
其二，搬出“王道”以对抗“人道”。
所谓“王道”，也即王者之道。在《尚书·洪范》所讲述的九种治国大法中，建立“王道”就是一个核心议题。“王道”既确立了君主施政的行为准则，也为臣民厘定了行为规范。儒家宣扬的王道政治，核心其实就是三纲五常、尊卑有序，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孟子那里，“王道”还被拿来跟“霸道”对举，主张弘扬“王道”，摈弃“霸道”，也就是要君主们多行仁政、善政，少行苛政、虐政。在那样一种诸侯争霸、暴力横行的时代，孟子提倡王道政治当然是一种善举，尽管诸侯们对此并无多少兴趣，但孟子的主观意愿起码是好的。
然而，当今之世如果再来弘扬“王道”，而且欲用它来对抗普世追求的“人道”即人权平等，那就不只是表明了态度的顽固，而简直就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了。虽然今日高举“王道”旗帜的学者们，一般都会隐藏起真实的目的，都声称弘扬“王道”，是为了对抗“霸道”，但他们却无法否认，“王道”与“霸道”，并非两个截然对立的政治范畴，它们只是实行君主专制的手法有所不同而已。而且，中国从古至今的统治者，实行的都是两手政策，王霸杂用，绝无只行“王道”的主儿。而当今普世追求的“人道”，则是对“王道”的彻底颠覆。它确认人权平等，废除任何人对他人的宰制，它是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石。六十年前，日本军阀就曾用“王道”对抗过“人道”，要在亚洲建立“王道乐土”，结果犯下一系列惨无人道的罪行，最终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殷鉴不远，竟忘之乎？
其三，搬出“仁政”以对抗“宪政”。
所谓“仁政”，是在儒教家国一体的社会观念指导下，结合民本思想推导出的一种施政方针。它主张宽厚仁慈，爱民如子，不搞横征暴敛，不滥施刑罚，不肆行杀戮。应该承认，对于现存的各种人类文明而言，如果横向比较它们的第三代文明，那么，中华文明的专制主义制度应该算是比较开明、比较规范的，这跟儒教提倡民本主义和倡导施行仁政，自然有着很大关系。特别是经过儒家思想教育熏陶出来的大批官员，在施政实践中去贯彻上述思想主张时，无疑会大大减轻底层百姓的痛苦，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然而，“仁政”毕竟只是君主和官吏对于广大民众的一种恩赐与施舍，它以承认等级制度与专制压迫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因此，施不施仁政，决定权完
因此，彻底摈弃“民本”、“王道”、“仁政”的说教，敞开胸怀接纳民主、人权、宪政等新的时代理念，建立起新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完成中华文明向第四代人类文明的跨越，中华民族才能重新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炎黄子孙谋到新的福祉，并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只有在不断的发展进步中，在经过激浊扬清与推陈出新之后，才会得以弘扬光大，并作为未来世界普世文明的一部分而被保留下来，传承下去。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不前，如果一味墨守陈规，文明必将日渐没落，而真正失去未来。
儒家思想中有没有好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好的东西？当然有，这其实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哪些是好东西，是值得保留发扬的东西？哪些是坏东西，是需要淘汰摈弃的东西？以什么来衡量？用什么做准绳？准绳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新的价值观，看它是否符合于新的时代文明，是否有违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时代精神。如果不符合，相抵触，那就不管它是“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通通都应抛弃。假若依然站在第三代文明的地基上，用专制时代的价值观来评判传统文化，决定取舍，那么，儒教中一切为专制制度和宗法社会辩护的理论和教条，就将会再次被确立起来，成为政治原则和治国经典，在为特权阶级提供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彻底葬送掉中华民族的未来。
基督教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文明，曾做出了重大调整。当代基督教，已绝非当年迫害布鲁诺时代的基督教，不仅承认了科学的权威，也从蔑视人性转而为尊重人性。如果基督教至今依旧是中世纪那一副老嘴脸，它还能够在今日的西方立足吗？还能得到当今欧美民众的拥戴吗？因此儒教、道教、佛教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清理与调整。儒教中一切为等级制与宗法社会作辩护的东西，都应摈弃，其它关于人格修养和重视教育等合乎理性的东西，则不仅会为我们的儿孙所接受，也会为其它文明的人们所接受。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着丰富、悠久传统文化的民族，绝不会被任何人“全盘西化”。最大的危险，则是在强大的保守势力裹挟下全面复古，固守三代文明而自绝于人类的普遍发展，从而踏上一条不归之路。
审视当代世界文明的总体格局，中国大陆无疑还只是一种三代半A型文明。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使中国在科技、生产、国防与经济方面迅速走向了现代化，但由于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至今却依旧缺乏现代性，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及人权保障等诸多方面，都与四代文明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在文明的时代认同上，跟朝鲜、缅甸、伊朗、委内瑞拉等三代和三代半A型国家更能保持一种亲近感，却不能得到四代文明国家群体的接纳，甚至被认为跟当年的德国、日本和苏联一样，是一个会对世界造成严重威胁的国家。
上述四代文明国家群体对待中国的态度，是否仅仅是一种误解？恐怕未必。其理由有三：其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定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因此一个对内剥夺民众自由权利而实行专制的国家，决不可能为世界带来自由民主；其二，声明强大以后不称霸很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中国现在的执政党当初在跟国民党争夺统治权时，曾反复声明反对一党专制，主张军队国家化和实行民主政治，然而执政后却逐渐背弃了承诺；其三，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和西方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的步履维艰，中国国内就有某种势力在开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中国挑战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要取美国而代之，去“持剑经商”、“管理更多的世界资源”，其称霸世界之志，已昭然若揭。
很显然，面对世界的现状和自身的迅速崛起，中华文明正面临一种艰难的历史性抉择。向前走，跨越文明发展的“时代沟”，使中国羽化为一个完全的四代国家，乃中华民族之大幸。完成社会与制度转型之后的中国，内部民众的凝聚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归属感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久拖不决的国家统一问题将逐渐冰释，也不会再有“别人来颠覆现存体制”的担忧。而且，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华丽转身，中国将带动整个世界后进文明的转型进步，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中国和美欧之间一旦消除了观念与制度对立，则可以联合起来，在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文明进步等一切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那时即便再出现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或政治博弈，有了民意授权而具有了现代执政合法性的中国政府，将有充足的底气应付世界上任何力量的挑战而不必担心社会不稳。中国一切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也将因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备受世人欢迎敬重，从而在未来世界共同文明的绚丽光谱中，闪耀出独特的光辉。
而如果向后走，重拾儒教的政治观念和国家观念，重新回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所谓盛世，对内继续实行专制，对外搞霸权扩张，甚至充当世界上三代和三代半A型国家的领袖与共主，与整个四代国家群体进行对抗，那样的话，不论对中国对整个世界，前景都将是灾难性的。二十年前结束了的冷战，很可能将再度上演；国家的分裂状态，将无限期持续；民众辛勤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将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和腐败官员的攫夺下逐渐耗光；如果不幸而爆发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则世界末日将提前降临。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有许多迹象表明，世界局势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在演进，而美国和中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西方文明与世界未来
西方文明，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是一个较为含混的概念。以西方文明产生与形成的时间而言，他在某个章节里曾将其上溯到了英国的“大宪章”时代甚至公元8——9世纪；而在另外的几个章节中，他又将其界定为“自公元1500年以来”；可是如果根据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即“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是欧洲语言和基督教”来进行界定的话，西方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时间则还应大幅度地前推。面对这样一种含混的表述，我们又将怎样来界定西方文明呢?
其实，只要把这一问题直接放到笔者所重建的新的文明范式之下来考量，那么对西方文明的界定就会比较容易，其内涵与外延也将变得较为清晰。西方文明的起源，时间可以上溯到欧洲历史早期氏族时代。其后经历了著名的古希腊神话时代和同样著名的古希腊城邦奴役制时代，然后又经历了罗马帝国时代以及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时期。最后，在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启发下，在基督教“上帝面前世人一律平等”的教义启示下，在罗马法法治精神的感召下，在反抗中世纪黑暗政治的持续斗争中，终于诞生了人类新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人文时代的大门从此开启，欧洲也正式步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
因此西方文明，同样是由若干支流汇聚而成并日渐壮大起来的文明，并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先后接纳了东方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若干有用成分。只是由于上述几个特殊的原因，西方文明从公元1500年之后，才开始领先于其他非西方文明，先自观念上，其后在制度上，开始由三代文明逐步向四代文明转型。而这种观念与制度的转型，又促进了科技与生产的发展并催生了欧洲产业革命。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革命与动荡之后，欧洲面貌终于发生了根本变化，摇身一变，开始在世界上鹤立鸡群，继而就虎入羊群。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在近代世界，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甚至在权力伸张的同时“重塑”了某些非西方文明。西方不仅为非西方带来了现代化，还带来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个人主义和法治精神等全新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按说，非西方世界应当感谢西方，应当展开双臂拥抱西方的先进文明，接受西方文明的“重塑”，从而让这种“普世文明”，早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然而这种理想的文明演化进程却未能得以顺利推进，西方文明遭遇到了非西方世界的顽强抵制或欲迎还拒。这样一种局面，不免令亨廷顿和许多西方有识之士深感困惑与沮丧。
可是，非西方世界为何要坚决抵制西方文明的影响，要抗拒西方文明对自身的“重塑”呢？对此，亨廷顿虽然也含糊地作了一些检讨，对西方从前的“帝国主义扩张”表示了某种谴责，但是对一些更关键更深层的原因，则采取了回避态度。甚至在谴责了西方曾经的“帝国主义扩张”后，又期盼着有这么一天，当“西方再度兴盛并重新实现权力与文化扩张时”，再来“重塑”非西方世界。亨廷顿这种囿于自身立场的理论检讨，当然不会具有说服力。那么，西方文明在非西方世界遭到普遍抵制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毋庸讳言，西方文明之所以遭到非西方社会的顽强抵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非西方社会内部专制统治势力的阻挠。在面临失去统治权力的恐惧下，专制统治者一般都会煽动起民众的民族感情或爱国热情，以抗拒西方先进的价值观。而除此之外，非西方社会之所以对西方文明怀有普遍的敌视心理，西方文明在其权力扩张中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与罪孽，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首先，西方文明对非西方世界造成“压倒性影响”的时期，恰处于西方的现代化大步推进、经济与军事实力迅猛增长但现代性却尚未普遍确立的时期，也即处于三代半A型文明阶段。因此权力的扩张，是在专制势力主导或掌控下的权力扩张。在此状况下，西方文明内部的国家间利益较量尚且频繁诉诸武力，极其残忍，对非西方世界掠夺和征服的野蛮与狂暴，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西方的炮舰摧毁了东方诸国的对外设防，铁蹄践踏过东方世界的城市与村庄。烧杀抢掠的暴行和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压倒性影响”，至今保留在非西方社会的记忆深处，成为了非西方民众敌视西方文明的首要原因。
其次，西方殖民者在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与统治中，并未给非西方人民带来亨廷顿引以为傲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新时代的普世价值，相反，带来的除了强加的欧洲语言和基督教信仰外，就是强烈的种族歧视、民族歧视与文化歧视，甚至是极端野蛮残暴的种族压迫、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西方殖民者不仅对殖民地人民实施普遍的专制统治，甚至使用奴役时代的罪恶方式贩运黑奴，在美洲长期实行野蛮的奴隶制。这种残暴野蛮的奴役虽然经过林肯领导的解放黑奴运动而有所改善，但为广大黑人所盼望的种族平等，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只是马丁·路德金的一个梦而已。至于在南非，种族压迫政权倒台至今还不到二十年。上述这许许多多的罪孽与污点，洗刷干净显然需要更多时间。
其三，虽然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非西方世界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西方社会的觉悟，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已土崩瓦解，而且在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对峙中，为赢得道义上的优势，西方世界努力完善了他们的四代文明，并推动在联合国通过了公民经济与政治权利公约等划时代的文件，从而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在苏东阵营崩溃之后，由于出现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于是一种老殖民者的优越感和帝国主义霸权心态，又在美国一批政治人物的头脑中复活起来。他们聚集在小布什政府的体制之下，狼顾全球，强力推行单边主义，欲凭借经济与军事实力征服非西方世界。他们不顾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悍然入侵伊拉克，前副总统切尼和军事强人拉姆斯菲尔德的所作所为，言行骄横强悍至极。至于那位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更公然宣称“世界各国是钉子，美国是锤子，美国想敲打谁就敲打谁”。这一系列令世人作呕的表演，不仅败坏了美国在二战中和二战后树立起来的道义形象，也加重了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文明的普遍反感。
当然，历史固然需要澄清，需要清算，但澄清与清算之后，人类还需要告别昨天，一道前行。西方殖民统治的历史，西方已做出了忏悔，现代西方人已不会重新踏上他们祖先曾经的殖民老路；美国的错误，最终也还得由美国人民自己来纠正。环顾当今世界，全面实现了第四代文明的国家只占到三分之一。建成了四代文明的西方国家，对世界未来当然地负有更多责任。西方不仅有责任帮助前殖民地国家发展技术与经济，以加速那里的现代化进程，也有责任在世界上倡导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以有助于推动后进国家完成观念与制度转型。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事实上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稳定中枢。尽管美国并不是国际政治中的道德模范，有时为了它的国家利益，还会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实行双重标准。但考虑到美国并非外星来的地球事务仲裁者，它也有它的国家利益需要维护。不过平心而论，美国即便不算最好的，但却肯定是最不坏的。假若当今世界没有美国，真不知这世界上又要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世界上每天又要发生多少起局部战争。再说，如果不是美国，而是二战前的德国、日本或是冷战时期的苏联成为了唯一超级大国的话，世界性的历史倒退能够避免吗？
以美国为核心国家的西方文明社会既对世界的未来负有责任，同时也就应该明白，推进全球化和实现全世界的文明进步与转型，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平等、人性与文化多元的世界，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梦想，但这绝非是用西方文明来“重塑”非西方世界，绝不意味着非西方世界应该丢掉自己的语言、宗教、民俗和生活习惯而皈依西方传统文化。亨廷顿普世文明理论的错误，应当被彻底抛弃。未来的世界共同文明，一定是在共享自由、平等、民主等共同价值的同时，又保留了多种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文明。语言的障碍将被一小片智能芯片消除，各种语言将实现同时互通。宗教信仰将基于自愿和包容。孔子、佛陀、先知和耶稣，将在全世界所有人的包容情怀中结为好友，以他们的睿智，指导人们崇尚理性，增进教养，提高品行。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美国感恩节、巴西狂欢节、穆斯林开斋节和大中华地区的春节等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节日，将会越来越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分享的快乐节日。NBA赛事、好莱坞电影、中国功夫、印度瑜伽、日本柔道等文化形式，将获得更多认同、仿效从而世界流行。相信未来的人类有足够的智慧和平共处，共存共荣，不会因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发生长期的文明抗争。
除此我们当然也应该看到，自公元1500年以来就一直领先于其他文明的西方文明，在享受了多年的繁荣富足之后，继续发展的危机确实已经开始呈现出来了。如果用中国人“日中则昃，物极必反”的古老观念来进行研判，结论也是如此；西方第四代文明既然已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那么它走向衰微或进行又一次时代转型的日子，也就已经到来。西方文明的式微，既有在非西方世界强势崛起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弱势或曰发展迟滞，又有因消费不旺和资源紧缺所造成的开工不足，更有富足之后普遍产生的社会道德危机。其中发展相对减缓，其实并不足虑，因为非西方的发展速度飞快只是源于低水平起步，又搭上了信息时代的快车，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飞驰一段后也就会减慢下来。至于其后的两种征状，却颇值得西方世界三思。
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应该既是富足的文明，又是优雅的文明。人类的生活，既须获得一定的保障与满足，却也不能过于腐化和奢糜。在地球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率先过上了富足生活和建成了第四代文明的西方，理应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提高道德修养等方面为非西方做出表率，但西方的政治家们对此显然并不关心。比如在美国，虽然满大街走着的多是大腹便便步履艰难的肥胖者，衣食住行各种消费一个人要胜过几十个非洲人，可美国人所想的还是如何加快发展经济，如何努力刺激消费。而更可怕的是，这种美国生活方式还成为了一种榜样，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正在后面起劲地奋起直追。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肯定难以持续,由它带来的环境灾难以及国家间大规模利益冲突，则将危及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世界文明。亨廷顿先生对此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向美国社会发出警告，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因此人类的第四代文明，虽然已经是一种高度的文明，但却肯定不是一种最高或终极的文明,而是一种仍带有明显缺陷的文明。首先，第四代文明的时代观念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特点，它提倡自由，倡导平等，鼓励竞争。虽然正是在这样一些思想观念的催化下，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兴盛,并因此而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也正是这些思想观念，导致了资本竞争的难以遏止和投机之风普世盛行，并因此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破坏性极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在这样一种处处充满着资本竞争和生存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在欲望的巨流裹挟下随波逐流或拼命挣扎，收入虽高却如履薄冰，充满焦虑；纵情享乐却深陷迷惘，并不感到幸福，于是吸毒、自杀、犯罪频繁发生。所以第四代文明，尽管是一种自由富足的文明，但却决不是一种幸福优雅的文明。
再看第四代文明的政治制度即民主制度，虽然跟专制制度有着本质的差别，是直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建立的制度中坏处最少的一种制度。但是，在经过了充分发展之后，它的弊端也就日益突显出来。在民主制度下，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最高权力，然而由谁来对人民实行监督，却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独裁者会腐败，权力缺乏制衡的人民一样会腐败。为了满足对福利的追求，一个国家的人民会本能地倾向于把那些能够满足他们愿望的候选人推上台执政，而不管他们的那些愿望对整个人类而言是否公平。而为了取悦选民，领导人也会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投入以提高民众福利，即便寅吃卯粮、债台高筑也不在乎,反正熬到任期届满走人。大国领导人还会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去跟其它国家争夺资源，争夺市场,打贸易战、汇率战,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以满足国内选民的要求。这样一来，必然造成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造成国家利益的尖锐对立并引发国际局势动荡乃至爆发局部战争。
所以，第四代文明已发展成熟的西方世界，甚至包括那些刚跌跌撞撞跨入了四代文明的非西方国家，一道新的“时代沟”，又已赫然横在了它们前面，这意味着一次新的时代文明转型，已无法避免。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探索其实早已开始，只不过还处于学派争鸣阶段，难免各执己见，异说纷纭。人类的第五代文明将会是什么模样，自然没有谁现在就能拿出设计方案。但有一点笔者却可以肯定，那就是人类将从片面追求个人自由，转而为重视个人自律；将放弃盲目竞争，而整体回归理性；将以公平、正义、包容、共享、普惠等观念，作为新的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因此在民主时代之后，人类将迎来一个理性时代，并在全球化过程中共同缔造一种全新的普世文明也即第五代文明。
理性时代，是建立于民主时代牢固基础之上的崭新时代。它既尊重个人自由，又鼓励个人自律；它更多地以社会合作，取代盲目竞争。回归理性，人类将合理规划自身的繁衍，并摆正自身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回归理性，人类将逐步放弃以生存竞争和资本竞争作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动力，而代之以高尚的求知欲望和协作探索精神。为了构建这种新的时代观念和普世价值，人类此时或许又将返回身去，到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中去寻找启迪与灵感。就像五百年前的西方先贤，曾经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寻找到民主机制和法治精神那样，现在的人们或许能从佛陀的旷达悲悯、真主的忠贞赤忱、耶稣的平等博爱、孔子的中庸恕道等精神遗产里面，提炼出滋养未来人类灵魂的养分，以帮助人类走出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的误区，并创造出一种富足但不奢华、幸福而又优雅的普世文明。但这跟专制主义者借用古代圣贤的思想主张，以构建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政治文化藩篱，是绝然不同的两码事，断不可混为一谈。
一、导言
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问世以来快二十年了。作为冷战时代甫一结束就迅速推出的一部力作，该书无疑代表了华盛顿智库群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即文明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将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与冲突，而成为国际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和主导原因。该书推出之后，很快就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批评与赞誉之声也持续不断。如今，亨廷顿先生已然驾鹤仙逝，其不灭的灵魂，或许已升入西方文明的天堂，立于他所景仰的圣主之侧了吧?然而，他留在人世的这一部著作，却继续在人间发酵，继续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学者们的思考和政治人物的决策，并极有可能影响到国际政治的未来走向，甚至有可能造成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某种“自我实现”，而这对于全球政治而言，断非福音，甚至可能是一场灾难。
亨廷顿这部著作，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引证的各种资料也颇为丰富。该书不仅对世界各大文明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认真梳理，不仅对不可避免的文明间冲突及其形成的现存格局进行了详细分析，而且，还使用了诸如“断层线冲突”、“断层线战争”、“核心国家”、“无所适从国家”等等新概念来进行定义和论述，不能不说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理论创新。不过，诚如亨廷顿本人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言，该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这就是说，作者自己也明白，他所提出的这一套文明冲突理论，并不是那种经得起仔细推敲和重复验证的科学理论，而只是为学者和决策者所提供的一个“有意义的”或“有用的”框架或范式而已。
笔者认为，亨廷顿对自己这部著作所做的上述评价，并非只是一种谦逊，而应该是出于一种自知之明。因为事实上，就该书所构建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不仅结构粗疏，引证随意，论述亦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当然更不具有可以重复验证的科学普适性。并且，该书还对当今诸多国际政治现象，进行了明显误读；某些理论缺陷，甚至是致命的。因此，说该书只是一篇“急就章”，该理论不过是华盛顿智库群面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的一种“应激反应”，并不为过。但就是这样一种仓促成型的理论，一段时间以来，却被某些决策者特别是华盛顿的某些决策者当做了一种观察研判现存国际政治格局和应对国际政治演变的“范式”，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因此，在肯定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具有某种创新性和独特性的前提下，认真研判和如实评价这一理论，在承认其部分合理性的同时指证其谬误，匡正其弊端，应该是亨廷顿身后一项亟待完成的“善后事宜”。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最为世人所诟病者，莫过于试图用文明之间的冲突，来涵盖和解释所有的国际冲突与地区冲突，换言之，就是试图把所有的国际纷争与地区冲突，都纳入文明冲突范式或扯上关系。而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国家之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更多是资源之争和权力之争而非关文明认同，将这些冲突勉强纳入文明冲突的范式，只能徒增理解的困惑与判断的失误。不过笔者此文，却并不是要再来揭这类早已被前人多次揭过的伤疤，而是欲就人类文明冲突问题，在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见解，并对国际政治格局作出新的研判，构建一种新的文明冲突范式或模型。笔者相信，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下，现存国际政治格局将变得更加清晰，众多文明冲突现象将得到更加合理的诠释，同时，对于国际政治的演变，人类文明的未来，也将提供一种更为合理可信的预判。
二、“断层线”与“时代沟”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中，“断层线”与“断层线冲突”、“断层线战争”，无疑是一组至关重要的概念，那么，什么是“断层线”呢？
亨廷顿首先为读者罗列出了当今尚存的七种人类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然后，以“文化认同需要敌人”作为产生文明冲突的原因，归纳出了文明间冲突的两种形式。在该书第九章里他这样写道：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的不同文明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
“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
这就是亨廷顿为我们呈现的一幅当代国际政治图景。在其间，经过了漫长历史演化发展而至今尚存的七种人类文明，被竖向划分为七个板块，地域上相邻的文明板块之间的结合带，便是所谓的“断层线”，而文明间的冲突，就经常在这一线上发生；如果不同文明中的核心国家或主要国家也被卷入这种冲突，那就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了。
这无疑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国际政治模型，并具有某种很好的简单适用性，当用它来解释某些国际冲突，特别是用它解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冲突时，它常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一旦使用它来解释背景稍许复杂的国际对峙或国际冲突，特别是用它来解释同一种文明内部何以会发生冲突而不同文明国家之间反而会采取合作这类问题时，它就会要么显得无能为力，要么难以自圆其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其实十分简单，作为一个理论模型，理论%?:@???Φ ?1>uf?D? U?6s-? W\??W??~??a?K???? ??Z?N?)????t????x??1?? ??G????E?:?g$t?k??Y????vq=1^????xE??dW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