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百夫长白金卡额度:青年政治精英的培养

青年政治精英的培养

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展

刘建军

青年政治精英是未来政治家的摇篮。没有青年政治精英的成长，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就缺乏应有的动力。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老年人是过时的公民，少年是未长成的公民。青年政治精英对政治生活的渴望是最为强烈的。在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由于有一个庞大的政治市场的存在，多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自然促动了青年政治精英的发展，但对于一党执政的国家来说，青年政治的精英就成为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体系的重要因素。在一党执政体系中，青年政治精英的成长较少感受来自党外的压力，而更多的是通过政党培养来完成的，因此，如何使青年政治精英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难题。新加坡在青年政治精英的培养中，积累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经验，值得一党执政的国家借鉴。

精英主义的治理观念

东亚许多威权国家的治国经验可用精英主义来概括。精英主义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是通过专家治国体现出来的。所谓专家治国（techno racy），也叫精英治国或能人治国，它强调决策和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强调服从于科学或理性的权威，统治国家不再是权力和欲望的满足和表达，而是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专家治国体现着现代工业化社会的需要，东亚权威主义政党大都奉行专家治国论，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经济技术专家的作用。大众的经济和社会决策都是由专家研究论证而做出的。此外，政府尽可能地吸纳各方面的专家进入国家行政体系，充当技术官僚的角色，指导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288页）。可见，专家治国的目的在于通过知识化的官僚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为民众提供政策上的指导。新加坡是专家治国的典型，李光耀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精英治国论者。新加坡贯彻专家治国原则集中体现在建立高效率、专业化的文官系统方面。新加坡有着极为严格的、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机制。政府通过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办法选拔政府管理人员，文官的政绩受到高度重视，并成为其升迁和工资待遇的基本依据。这样，专业人士更有可能取代政治官僚进入领导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专家技术管理人员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最高领导层，新加坡人以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文官系统而深感自豪。

好政府主义与青年精英的成长

好政府主义是新加坡青年政治精英能够健康成长并能在从政道路上洁身自好的重要前提。我们知道，好政府体现了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对公共权力的道德要求。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成果就是现代政府的诞生。自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府诞生之后，贯穿于政治学理论的一个中心线索就是不断表达着对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府的反思。因为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权力扩张的倾向，正是这一权力扩张导致了公民政治生活的萎缩与公共权力的蜕变。所以，西方社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但是，政府的功能几乎是其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政府作为“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代表了人们对现代政府的矛盾心境。所以，现代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倾向：一是从“必要性”这一角度来理解政府，政府的不可替代性呼唤着一种公共信任机制的建立。二是从“恶性”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近年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的浪潮，把对现代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推向一个新的境地，政府权力面临着剥夺和转移的命运。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必要的恶”的政府观，他们希望政府是由具有道德修养的君子阶层组成的，并且作为社会的表率，成为文化价值的捍卫者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新加坡是奉行“好政府主义”的典型。西方人把政府视为是恶的，是建立民主和人权等理念之上的。但李光耀坚持认为，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要。李光耀指出：“虽然民主人权都是可贵的意念，但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目标是好政府”，“一个国家如果想在经济上取得增长和进步，它需要的是稳定和一个城市、有效、肯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不管理论和学说有多吸引人，听起来也很像合乎逻辑，但是好的政府不能够因此而受到束缚”。吴作栋也说：“没有好政府，再好的经济发展理论也等于零。由衰弱或腐败的政府领导的国家必会走下坡路，内乱不断，甚至会面临瓦解。他们没能力为人民提供高水平的生活。”他甚至举例说：“由一头狮子带领的一队绵羊，要比由一头绵羊带领的一队狮子来得强。人民也没什么不同。他们需要有人引导。由超凡的政府所领导的人民，能交出非常特殊的成绩。另一方面，一群能干的人民，会被平庸的政府所拖累，表现失水准。更糟的是，如果他们的政府是由狂热者组成，老担心人民造反，聪慧的人民可能保不了自己的头颅。”尽管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遭到许多人的讥讽与挖苦，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新加坡政府是一个廉洁有效、关爱人民的好政府。那么，什么是好政府呢？

首先，好政府必须是强政府。一党执政使人民行动党不需要通过取悦于选民而充分保障自身政策的连续性。李光耀有一句话颇值得玩味，“要让别人尊重你，不要让别人喜欢你”。他又说，我们之所以经得起许多分裂压力，是因为我们具有不以我们本身而是以我国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信念。我们在政治原则和现实政策之间保持平衡，没有堕入机会主义的陷阱。我国的经济不是靠社会主义教条通过集中管理的经济体系，而主要是靠私人企业在一个有秩序和可预测的政府提供的稳定合宜的结构里操作而繁荣起来的。

其次，好政府不仅是特殊价值的捍卫者，也是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捍卫者。李光耀强调“好政府”也包括人道和文明的行为标准。一个与人类普遍价值为敌的政府决不是一个好政府。这可以从新加坡儒教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中看到新加坡模式与普世性价值相嫁接的影子。

再次，好政府必须有好的领袖和好的管理者。这里的好包括道德上的限定（如人品），也包括能力与学识上的限定。所以，李光耀认为过去不是由一些每年最优秀的大学生掌管政府，新加坡就不会成功。这些大学生作为党内精英，不仅道德好、头脑好，而且有着强烈的信仰，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部长能力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人民行动党吸纳精英的程序有七道，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候选人要回答1052个问题。人民行动党要求政治领导人要有冷静的头脑、稳定的情绪和坚强的意志，因此既注重对其智商的测试，也注重情商的测试。尤其注意运用科学手段测试政治人才（如引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主持测试）。新加坡虽然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掉入宗派主义和任人唯亲的陷阱，这不能说是一个奇迹。一句话，新加坡是真正的“君子执政”的国家。

最后，好政府必须是廉洁的政府。这就对好政府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含义。李光耀说便宜的政府没有好政府。新加坡也许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但这一昂贵换来的却是政府的高效与廉洁。新加坡能够在一党执政和传统价值体系之中，能够克服腐败，在东方世界中也许是一个特例。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是人民行动党以诚实的立场看待政治的体现，高薪成为人民行动党招纳人才的制度，高薪不仅降低了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而且也能够是他们尽情为国家尽力。新加坡既主张让市场来决定公职人员的薪金，吸收了公开、可以辩护和行得通的原则，即通过制度化的高薪来维持一个廉洁的政府，从而杜绝任何的灰色收入。

强政府、廉洁的政府、捍卫人类普遍价值，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有好的人才。人民行动党对年轻领袖的挖掘是不遗余力的，而且是主动出击，把年轻领袖的培养纳入到政党发展的战略之中。1988年8月里光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学院对学生们发表演讲中谈到培养接班人问题时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会自动发生的，就像物理中的渗透作用一样，通过党支部的活动和竞选，一些人会冒出来，而那些好的会自然而然的脱颖而出。但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到了1976年，我们已逐渐年长和越来越焦虑，时间越来越少，但我们却未找到合适的继承人。”“我们有忠于行动党的人，曾出现过伟大的斗士和勇敢与优秀的基层组织者，但是要成为一位内阁成员，你也需要能够计划，能够收集数字和资料，以及制定我们的政策。因此，我们有意识的努力进行自我更新。”这说明人民行动党对青年领袖的培养已经纳入到一个自觉的行动中了。

青年政治精英应该具备的素质

新加坡是一个崇尚君子执政的国家。因此，青年政治经营必须具备要的领袖特质。那么，什么是领袖特质呢？李光耀在1967年指出：什么是领袖特质？正直、干劲、智慧，以及身心的纪律。然而，全世界的英语国家，都还没有一位罗德斯奖学金得主当上总理或总统，虽然他们有很多人成为优秀的次级领袖——常任秘书、副部长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十年，也没有一位牛津或剑桥的学生会的主席当上英国首相，所以，机智、幽默不是领袖必备的要素，这些特质不是没有用，但不能用于照顾一国人民的前途上。亚洲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领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在各种领袖特质中，李光耀最重视“品性”、“品行”、“动机”、“人格”和“意识”。所谓品性就是指坚强的意志。关于品行和动机，李光耀指出，遴选候选人时，他们的品行和动机还是最重要。因为越聪明，他们的动机一有问题，这些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也越大。我们必须拥有一批良好品性、品格高尚既令人信服的人才当政，新加坡才能成功。李光耀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政治工作要求一个人付出额外的努力，对人民有献身精神，忠于自己的理想。新加坡政治对一个人的要求，总是比专业工作或工作职位的要求来得高。这是一份职业，跟神职人员没有什么两样，你必须对人民有感情，必须想改变社会，使人民生活过得好。因此，李光耀所说的品行与动机实际上就是指要忠于人民、忠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关于品格和人格，李光耀说，才干与能力，不难通过学业成绩和事业成就准确评估，品格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衡量了。偶有成功之例，但是失败的情况很多。我的结论是，确定一个人的人格，比确定才干和能力更重要。根据李光耀的理解，品格和人格就是指冷静镇定、临危不惧的品质。关于意识，李光耀指出，要有好政府，身为领袖者，无论民选与否，都必须有把自己当成信托人的意识。传统的族长都是专制的，甚至是独裁的。但他们对于本身的部族有责任感。可惜的是，在新兴的非洲国家里，总统和部长们所效忠的，主要是他们本身的部族。可见，在李光耀看来，“意识”就是指一种超越本身部族的对国家的责任感。这也是新加坡能够在东南亚进行国家建设的基础所在。我们知道，东南亚国家，新加坡也不例外，基本上都是多种族国家，对种族的效忠往往胜过对国家的效忠，这就为该地区的国家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加坡能够在东南亚国家中独树一帜，在国家建设方面做出突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家利益对部族利益的超越，这与领袖的现代意识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李光耀立足于对青年领袖的培养，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老一代政治家协助年轻一代的领袖，动员人民形成一股团结力量，从新的起点共同迈进。只有如此，新加坡定能面对危机，人民和那些经得起考验、意志坚定、有应变能力的领袖之间，也将会建立起深厚和持久的关系（参见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接班人体制”与青年政治精英的培养

新加坡老一代政治家十分重视青年政治精英的培养，他们把青年政治精英视为是国家的未来，是保持新加坡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李光耀为代表的元老派是国家的创立者，他们在处于壮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新加坡的政治接班问题了。仅仅注重自己手中权力的人是难以成为政治家的，政治家关注的是一种政治传统能否长期的传递下去，其中对人的培养是首要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元老派作为国家的建设者，为青年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政治基础。人民行动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国际社会都没有看好新加坡甚至认为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难以存在下去的情况下，他们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就是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国家视为是自己的私有物品，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蒂凡那在1979年人民行动党成立25周年的时候，在《行动报》纪念特辑撰写了《新加坡人：元老和少壮》一文。文中提出：“新加坡的少壮一代，最终将取代元老一辈，因此，他们在良好和巩固的基础上，将取得更好的成绩。少壮一代在国家建设上将不会面临难题。这个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二十年以前，如果人家问起我们，我们将回答说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欧亚混籍人。但在今天，如果人家问我们——特别是年轻人问同样的问题，必将异口同声地答到：‘我们是新加坡人’。”（《人民行动党：1954-1979》，第170页）国家建设的成功为新加坡年轻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谈到新加坡高层青年政治经营的培养，不能不从李光耀说起。李光耀作为现代新加坡的奠基者，实际上就是“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曾经说过：“你有没有一群能力和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相等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你知道，你还没有。行动党花了12年的时间，尽了一切能力四处搜索，加上突出的政绩作号召，发掘7名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这次又找到了更多的人选。但是，你知道吗？假如失去所有7人，我的养老金便没有了，就那么简单。”（《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206页）李光耀关于挑选、培养年轻领袖的想法实际上在1967年4月在东亚基督教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说到青年领袖的培养问题时就说：“在殖民统治下的亚洲，没有什么领导人的问题。但今天却真正存在着一个领导人和接班人的问题。”“第一代，即引导这些国家走向独立的战后一代人正在消亡，”“新的一代已经成长。”“所以，我们现在面临这个接班问题，除非你们希望长期处于无政府和混乱状态，否则你们就必须创造一个自我延续——不是自我存在，而是自我延续——的权力结构。”可见，李光耀认为通过培养青年精英完成人民行动党的自我延续的思想已经由来已久。当时李光耀当总理才8年，年方44岁，正是如日中天之时。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不同政党之间的兴替完成权力的流动，那么东方国家则多是凭借“接班人体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东方伦理社会的传统所决定的。正如美国学者莱斯利·里普森所说：国家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风俗习惯的受约束者（[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按照市场的逻辑通过竞争为年轻领袖的成长提供一个自然的平台，而新加坡则是试图通过老一代对新一代的培养位年轻领袖的成长提供一个道义的基础。最近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将会成为继吴作栋之后的新一任总理，也是老一代政治家培养的结果。接班人体制是东方国家尤其是新加坡青年领袖成长的重要保障。这既取决于老一代政治家的雅量和政治责任，也取决于青年领袖自身的修炼和能力。

尽管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并没有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新加坡高层领袖的培养与兴替确实做得相当好的。1988年9月4日当人民行动党再度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了81个国会议席中80个席位，李光耀偕该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党主席王鼎昌当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领袖的自我更新的目标已达到。”两天后，李光耀在新内阁宣誓就职典礼上发表5分钟的演讲中，指出了今后评估他们的标准：（1）它们如何有效的行使权力，为人民谋福利；（2）他们如何为继往开来做好事先准备，确保他们的政府会继续维护和增进人民的利益；（3）将来他们推为让贤，把政权交给接班人的雅量如何。1989年1月8日在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吴作栋引用李光耀新年献辞的一段话说：“1988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国际上共产主义的苏联与代表民主主义的美国之间的敌对，已经宣告结束。在新加坡，年轻一代的领袖已经接任。”吴接着说：“我在想，总理的说法是对的，我们在性格和作风方面都有了改变，但在目标和基本价值上说，我们却没有改变，我们争取的是不断的延续而不是改变，延续成长和繁荣，而不是突然就辞终止。”接着他表示：“我们将继续负起兴建一个更美好的新加坡的任务。我们计划在第一代领导层所创下的成就上精益求精，不会废除他们所建立的根基。”在此期间，新加坡的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新加坡发展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它标志着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工作已告一段落，在新旧代替的领袖的递嬗中，新的领导班子即将从党内元老手中接过领导棒，引导新加坡走上一段新的里程。十四位包括高级部长拉贾拉南、律政部长巴克在内的政坛元老和议员宣布退位让贤，人民行动党派出竞选的德全部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年轻新血，为领导层年轻化铺上更坚实的道路。这次大选的胜利，不只是显示选民对新一代领袖的政绩的肯定，表达了选民对新一代领导曾在过去四年治国成绩的赏识，更显示新加坡的权力转移的成功。”一些评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政府的国度总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基本上自我更新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否能够找到足够的、有能力而又愿意作为接班人的青年俊杰；二、如何使那些曾经为新加坡今日繁荣做出牺牲的人，心甘情愿地让位给其他人而不心怀怨恨。”这一评论却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也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没能处理好新老交替的症结所在。1988年8月，即在大选前不久，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说：“这个过渡时期不是没有痛苦的。对于新一代领袖，这是一个考验，考验他们是否有能力面对老一辈领袖给与他们的承诺；对老一辈领袖来说，有时是难免痛苦的。从理智上说，新老交替是应该的，但从感情上讲，新一代能够确保他们的成就会在他们引退后不会消失？”李光耀建立起来的接班人体制的塑造是新加坡能够保持持久繁荣的奥秘之一。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新加坡的政局才能在领导力量的交替中维持一种平衡与稳定。这是新加坡对东方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参见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事实出版社，1993年）。

借助现代制度培养青年政治精英

李光耀深深懂得，年轻领袖的培养并不是仅仅靠说教就能完成的。新加坡在青年领袖的培养中借助了现代体制性力量，即要青年领袖在有限的政治压力下成长。这一政治压力与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选举制度来看，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是健全的。选举制度是刺激青年领袖成长的阶梯。我们知道，选举是民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成民主、实现民主的手段与方法。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共同支撑起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选举政治因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存在与发展而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则通过选举制度得以正常运作和发展。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是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中制度化的、普通公民控制政府的最为有效的工具。选举是普通公民以投票方式表明自己对公职候选人、政党、政策的立场的行为。在各种政治参与行为中，选举是普通公民采取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政治行为，是现代民主政治实践中制度化了的普通公民控制政府最为有效的工具。西方各国几乎都在宪法和法律中对选举的组织规则和程序进行严格的规定，他们往往涉及选民资格、选民登记程序、选区的划分、选民通过投票所能决定的公职的范围等。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普选，普选是选举政治的最高形式，是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现代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选举控制政府虽然是一把不太锋利的刀，但却是强有力的工具。公民通过选举不仅赋予统治这一权力的合法性，而且对政府的形成和政府的决策选择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选民在相互竞争的候选人之间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后者各自提出的政策主张的取舍，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直接影响着公民通过选举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政党通过提出候选人和举办群众集会，利用大众传媒进行鼓动，从而强化公民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以及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公民通过选举控制政府的途径包括两条：一是人事控制，二是政策控制。所谓人事控制，即通过选举产生每一届政府的公职人员，包括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定期的选举有利于那些具有较高才能的人进入管理层，从而保证政府的高度灵活性和责任意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机构的腐化。另外，罢免权也成为公民通过选举实现人事控制的重要途径。选举实际上就是竞选者凭借政策获得选民认同和支持以获取权力的一种制度。定期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民通过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替换和连任支持而实现对政策的控制。公民对政府的人事控制是以政策控制为依归的。公民通过选举对政府进行政策控制的方式包括直接政策控制和间接政策控制两种。直接政策控制主要表现在创制权和复决权的行使中。可见，选举权是公民手中所掌握的无形力量，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和监督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归宿的话，那么培育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在大选中获胜执掌政权至今，已经在执政位置上度过了40多年的历史。40多年来，这个政党控制议会中的席位之所以占绝对优势，关键就在于能够通过货真价实的选举制度使得青年领袖脱颖而出，通过选举制度不断塑造政治新人，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

其次，从政党制度来看，新加坡实行的是“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所谓“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包含三个条件：一是有反对党的存在，二是要有选举制度，三是反对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概率是零。首先，“一党执政体系”即指一个政党拥有其他力量无可动摇的执政基础，尽管要经过选举过程的洗礼，但依然可以长期执政。一党专政或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可以减少政府交替带来的混乱，从而保持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其次，执政党获取执政权必须要经过选举的认可，政党领袖必须在经受选举洗礼的过程中成长起来，选举制度不仅是政党获取执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而且也可以杜绝执政党把自身视为是执政权的唯一垄断者。所以，执政党的合法地位那是通过竞选获取的。在以上是实行半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国家中，目前仅有新加坡还维持着原来政党制度的特色。新加坡“半竞争性的一党执政体系”既保证了政权结构的稳固和政策的连续推行，又可以在现代性的选举过程和反对党的局部压力之下，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觉。尽管反对党的存在是点缀性的，但其影响与作用却是有象征意义的。人民行动党是借助现代国家制度，在半竞争性的政治过程中牢牢控制执政权的一个政党。这就是新加坡奉行的“东方式民主”。吴作栋认为新加坡实行的不是自由放任的民主制度，而是经过调适的民主制度。他把新加坡式民主称之为“托管式民主”。选举是展现人民信任的通道，反对党是刺激人民行动党廉洁执政的一面镜子。人民行动党通过招揽人才为年轻领袖提供成长的渠道与机会；人民行动党通过廉洁、有效的执政方略取得人民的信任。新加坡领导人认为两党制不能给新加坡带来稳定的局面，反对党缺乏替代性的政策。只有人民行动党才能将精英治国与现代民主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保持新加坡的持久繁荣。所以，李光耀告诫青年领袖必须懂得动员人民的艺术（《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他在解释为何设非选区议席时，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设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是在大选中落选后，因得票率比其他落选者高而获委任为议员的候选人），是为了让年轻一代选民看看反对党的作为。其原因有三：（1）有反对党在国会里会使年轻的部长和议员获益匪浅，有助于年轻领袖的成长。（2）使人们了解到在宪制下，反对党能够有所作为。（3）反对党议员对渎职、舞弊、贪污或裙带关系的揭发，将消除人们对企图掩饰过错所存有的猜疑（《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90页）。

一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就在于新的政治人才能否顺利、健康的成长起来。新加坡在培养青年政治精英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务实、有效的策略，特别李光耀对青年政治精英所具有的客观、诚实、现代的态度，是值得许多国家借鉴的。政治是一项集理想与激情于一身的事业，对于东方国家来说，青年政治精英应该在接班人体制中接受老一代政治家的栽培与交汇，也需要在现代制度的洗礼中培养开放、民主的政治观念。只有将以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青年政治精英的健康成长提供厚实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