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发美国运通信用卡: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消失始末：林彪给予公正评价

长征后期，彭德怀把自己创建的红3军团让给了林彪

根据1930年5月中旬和下旬中共中央先后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出的“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的决定，1930年6月10日前后，中共红5军军委在湖北大冶果城山的刘仁八村召开会议，决定以红5军为基础，正式成立红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5军、红8军两个军。1930年8月23日，红3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同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1军团会师，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领导下，红3军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力量不断壮大，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影响，红3军团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这过程中，红3军团经历了两次大的整编，前一次起因与张国焘有关，后一次则是红3军团的创始人彭德怀自己提出来的。

1935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张国焘在两河口召开了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商讨下步行动问题。会上，张国焘对中央作出的决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然而从两河口回到红四方面军后，就立即变卦，提出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他还策动和纵容其支持者向中共中央提出由他出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要求，但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早日改正错误，于1935年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3天后，中革军委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在这份决定中，红3军团正式将番号改为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8月份后由李富春担任)，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3军团的将士完全拥护并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

9月12日，张国焘致电红1军、红3军领导人，企图煽动北进途中的红1军、红3军背叛中央，破坏党的北上方针。彭德怀、李富春和林彪、聂荣臻都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同时，中共中央为了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已采取的步骤和今后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红3军军长彭德怀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提出了改变部队编制的建议：“团不设营，每团4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班。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60人，司令部缩小到130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会议还决定成立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整编工作。

彭德怀为什么会提出把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部队整编掉呢？在《彭德怀自述》中是这样记载的：“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我这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同意。”

9月20日，部队全部到达哈达铺休整。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按照俄界会议精神，中央于22日在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第1纵队以红1军为基础共编5个大队，把红3军13团编入第1纵队；1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第2纵队以由红3军团组成的红3军为基础，编3个大队，司令员彭德怀(10月由彭雪枫接任)，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后为罗瑞卿)；第10大队(原红10团)大队长黄珍，政委杨勇；第11大队(原红11团)大队长和政委仍是邓国清和王平；第12大队(原红12团)大队长文年生，政委苏振华。军委直属队编为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
命令宣布之后，彭德怀在离开红3军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在会上讲话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首先说明了缩编和取消3军团番号的理由，接着谈了对这支部队的感情，不过他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说出来的。据王平上将回忆，彭德怀说：“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同志们批评和谅解。不过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说是‘骂’出来的吧！”对于这支带起来的部队，彭德怀还是充满了信心，他说：“红3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的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你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彭德怀的讲话，使大家对他更加敬重。但是因为时间仓促，没有很好地展开讨论，这为后面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1、红15两个军团，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陕甘支队整编为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军团下辖3个师，1师师长陈赓；2师师长刘亚楼；原3军团的部队编为红4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第10、第11、12、13大队分别编为3个团，红10团团长肖桂，政委杨勇；红11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红12团团长文年生，政委苏振华。军团还直属两个独立团，由陕北红军和13大队编成。这次整编以后，再也没有再恢复红3军团番号。

红军整编，原3军团干部与1军团干部之间产生矛盾

整编的命令颁布以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派了一部分干部到3军团工作。上任以后，原红1军团干部根据自己的判断，向中革军委报告要求在原3军团所属部队中整顿纪律，中革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却引起了原红3军团官兵的极大反感。王平回忆说：“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第二纵队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他的这一说法在彭德怀、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

都是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两支部队已经在红一方面军的大旗下共同战斗了5年，为什么红一军团的干部会对红3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而要求对他们进行纪律整顿呢？后来位列开国大将的黄克诚和位列上将的王平认为可能有3个原因：

一是红3军团当时确实比较窘迫。据王平回忆：红3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外，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时军，掉队人员增多，部队情绪不是很高。

二是红1军团干部不习惯红3军团的作风。据黄克诚回忆：那时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红1军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到红3军团工作。红3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领导的伙食和士兵一样，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而从红1军团过来的领导干部却有时自顾改善伙食，让红3军团的人看不惯。

第三个原因是原红1军团的干部对原红3军团干部的不尊重。王平上将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在哈达铺整编以后，从原红1军团调到第2纵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红3军团那些需要“重新武装头脑”的干部的。11大队政治处主任(据笔者考证，当时11大队没有编政治处主任，只有党总支书记)，就是从1军团来的，大队的许多事情，他不向王平报告就直接向纵队汇报，有时还拿纵队的指示来压王平。他抓整顿纪律很积极，连长阮亭的连里有两个战士开了小差，他就提出应该开大会批斗阮亭，王平不同意，他就直接向纵队领导汇报。纵队领导打电话找王平，王平很生气，在电话中讲：“是政委领导主任，还是主任领导政委？要么把我调走，要么让他当政委，我当主任，我服从他的领导，像现在这样，这个政委我当不了。”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知道后对王平说：“你们还是开个会，把开小差的问题讲讲。”谁知在会上意见分歧，连长阮亭反倒被抓了起来。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发生的上述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红1军团来的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政治保卫机关甚至提出来要在红3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

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等“左”的意见一提出来，遭到了红3军团干部的强烈反对，黄克诚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彭德怀听到这些问题后非常气愤。特别当听到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说原来红3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时，大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红3军团的问题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注意，中革军委派罗迈(即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了解情况以后，在一次行军时对11大队政委王平说：“反映的情况不太对头。”他给原红3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3军团的干部年青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算是给了红3军团官兵一个历史的交代。

矛盾激化，原红3军团干部受到压制打击

然而，尽管有黄克诚、王平等红3军团的干部不断地抗争，红3军团干部在整编中还是受尽了委屈，以黄克诚、张爱萍、王平、邓国清和管理科周科长等人为代表。

黄克诚是受压制的代表。由于他反对在整编时进行纪律整顿，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一军团的，可能是罗瑞卿)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最后改任政治部保卫局下面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裁判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