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e通卡微信充值:决策制胜可以依靠“第六感”

　　□北京大学领导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思卓

　　有一次看电视节目《名家论坛》，一位名校教授谈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致命缺陷时，痛心疾首地指出：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必须变直觉决策为理性决策。我想，这位仁兄可能真是在书斋里坐久了，没有真正参与企业决策，更不知道什么是非常时期的决策。

　　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做个SWOT分析，弄清企业本身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做出一个决断是很容易的。但问题恰恰出在，要弄清楚这四个前提很不容易，分清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威胁，那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信息的，等环境明朗了，信息充分了，可能企业就不在了。这种非常情况下怎么办？要靠直觉决策。我们的理论家不知道常态下视为缺陷的东西，在非常时期就是优点，而直觉则是民营企业家应对不确定环境的最大优点。

　　我们的理论家往往只会一种思维模式：理性思维，也就是英国学者爱德华·德博诺在《新型的思维》里所说的“纵向思维”，想问题遵循逻辑，直上直下地思考，经常不会拐弯而碰壁。这些人缺乏企业家的灵性，不做企业也就是了。所以学者无知不是错误，但这些人真正的错误是把无知当真理，言之凿凿地去指导人家怎么做。

　　在一个信息不充分的决策中，靠理性的推断，决策只能中断。要让决策思维前行，信息中断之处，必须要用直觉来链接。这种直觉就是领导人的灵性，也称第六感。没有这种灵性，就不会有巴菲特，就不会有乔布斯，当然更不会有那一大批带有互联网传奇色彩的马云们。没有灵性，企业史就只有逻辑的推演，而不是伟大的传奇。

　　直觉让我们发现问题

　　美国知名投资人索罗斯（GeorgeSoros)一直被人们视作金融市场上的谋略家，成功案例数不胜数。但问到投资经验，他说他一向听从自己的直觉，有一次忽然觉得背痛，他直觉意识到投资决策有点问题。于是他就仔细审察一下自己的投资档案，结果发现了自己资讯判断不足的漏洞。不少优秀领导人往往保持着一种极高灵敏的嗅觉，有的时候可以凭借第六感发现重要的蛛丝马迹。

　　一位餐厅的老板，有一次走进自己的店里，他忽然觉察到了什么，然后问一个员工：“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原来刚刚这家餐厅发生了中毒事件，防疫站和电视台记者来过了。员工们还在考虑如何向老板报告，结果老板就觉察到了。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第六感在影响着决策。

　　直觉帮我们辨识方向

　　在英国，有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叫virgin，维珍。“virgin”这个词，中文意思是“处女”，品牌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选择这个词，往往给品牌初次接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个品牌的成长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布兰森的第六感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自己的公司。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就在布兰森用自己的学生杂志的收入创办第一家邮购公司virgin后，英国爆发了邮政工人大罢工。布兰森被迫将公司转为以经营唱片为主的折扣零售商店。

　　哪些唱片好卖呢？布兰森敏锐地察觉到，平民化音乐不再是引领的潮流，他于是大量订购橙梦、平克·弗洛伊德、创世纪、Ｙｅｓ等风格严肃的前卫迷幻摇滚乐队的唱片。维珍唱片公司在此基础上创立。

　　他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麦克·欧德菲尔德。当时的麦克·欧德菲尔德只是一个伴奏吉他手，布兰森的直觉告诉他，此人必定成为一个天才艺术家。于是，布兰森先人一步，与麦克·欧德菲尔德签下了合约，当年就出版了第一张专辑《管钟》。

　　1000万张的全球销量，不仅让这位伴奏吉他手红遍了世界，也让布兰森的唱片公司吸引到了更多的明星和乐队。

　　如果按那位教授老兄的办法去做，行么？问题被掩盖了，商机被错过了。我们的许多学者做不成企业，做不好企业，比一比那些成功者，他们身上倒是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缺少财商里最重要的灵性，也就是缺少第六感。

　　直觉让我们超越数据

　　亚马逊CEO贝佐斯注重数据是出了名的，有人甚至给他冠了个“数据老板”的称号———用数据衡量一切，几乎所有决策都要以数据为依据。但贝佐斯最好的决策却不是用数据做出的。1994年，当时从事套期保值基金销售工作的贝佐斯发现一项令他备感惊讶的数据：互联网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2300%。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经过一番权衡后，他决定做图书，因为图书是一种日用品，许多人都需要买书，而且与食品不同的是，书不会腐烂，也比较易于挑选、堆放和运输。他断定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贝佐斯的一些决策非常大胆，以至于在短期内影响了亚马逊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不过贝佐斯解释说：“所有公司领导，不仅是我，都有一些决策是靠分析做出的。这些是最好的决策。不幸的是，还有许多其他决策是无法靠数字做出来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胆识与决断。

　　一个成功的决策，等于90%的信息加上10%的灵感。灵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人心对现实世界多种启示的折射。

　　理性是法官，直觉是侦探

　　美国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格尔曼的著作《社交商》中讲到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大路神经系统，一个叫做小路神经系统，便于理解，我把它们称为大S和小S。大S主管意识，小S主管潜意识。

　　大路神经系统的方式非常像法官，他要判断一件事情讲求证据；小路神经系统非常像侦探，他要判断一件事情讲求直觉。比方说，我们经过考察，决定和某人做生意，而且查了信用记录，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大S的判断；但是我们就是感到这个人会出问题，这是小S的判断，因为没有证据，我们还是和那个人做了生意，结果最后真的出了问题。所以，意识需要与潜意识结合，理性需要与感性结合。侦探与法官的不同在于侦探懂得变通判断。侦探依据直觉判断事情，而法官讲究证据。我们知道，法官断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证据不充分，即使明知有罪，也不能定罪量刑，理性高于感性。侦探却不这样，证据只是一方面，尤其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会加入自己的感性认识进行推断，快速准确地侦破案件，事实与直觉共舞。

　　管理就是决策。决策是否正确不仅反映了管理者的领导能力，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正常时期，深思熟虑、理性思考可以稳操胜券。然而，在经济遭受撞击的非常时期，局势复杂多变，在理性决策得不出结论，辨不清方向时，灵性决策让我们别开蹊径。

　　如果还有不解，且看看以决策见长的企业家们是怎么想、怎么说的：

　　威廉·杜兰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缔造者，他曾被艾尔弗雷德·斯隆称为“用绝妙的灵感来指引自己行动的人”。

　　杰克·韦尔奇，公开宣称自己是个凭直觉办事的人：“我们总公司很少深入讨论事情，但我们对每件事都保持敏锐的嗅觉。”

　　皮尔·卡丹：“直觉往往是把你引向成功的最佳途径。在我的事业中，直觉多次引导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也有我没有相信直觉从而失误的例子。”

　　哈维德·舒尔兹：“灵感比数据更可信”。哈维德·舒尔兹加入星巴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营业员。有一年，他到意大利米兰度假，正坐在路边咖啡厅享受宁静舒适之际，他的“灵感女神”突然“出现”。他想，像意大利这种提供好咖啡、舒适环境和快速服务的咖啡茶座，可能在美国市场大有作为。后来他探访了位于西雅图的星巴克，在那里喝了令他神魂颠倒的咖啡。舒尔兹成功了，一闪念的灵感使他成为全世界的“咖啡大王”，星巴克也成了风靡全球的一种时尚文化。

　　舒尔兹为什么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相信市场调查？因为他已预测到调查结果多半是这样的忠告：美国人不会花3美元买一杯咖啡。像舒尔兹这样凭直觉来做商业决策，在有些人看来未免太过草率。他们认为灵感与直觉是没有组织的思维，如果凭直觉来做商业决策，等于把整盘生意押做赌注。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直觉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纵使它是非理性的、不能言传的和难于把握的，但它优胜之处是能处理我们复杂的思想。理清头绪，往往能够将我们带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境地。

　　理性之刀与灵性之剑

　　决策时，什么情形下用理性之有形刀，什么情形下用直觉决策之无影剑呢？总结成功领导者的经验，我们发现通常会因四个前提而变：第一，信息事实充分，理性决策占优；不确定性很高，直觉决策占优；第二，有先例可循，理性决策占优；没有先例，直觉决策占优；第三，变量可以测量，理性决策占优；变量难以预测，直觉决策占优；第四，时间充分，从容不迫，理性决策占优；时间紧迫，情急之下，直觉决策占优。

　　领导禅悟

　　正常时期，决策要准要稳；非常时期，决策要准要快。在市场变动性极大的情况下，非常领导者一定是那些善于捕捉最新动态，在别人还没醒悟时，已经正确地预见未来的人；是当别人开始醒悟时，你已经快刀快马将市场拿下的人。这样的决策才有灵性，这样的行动才够痛快。

　　实践是检验决策的根本标准，研究崇尚理性，但理性未必是理智；行动崇尚直觉，直觉未必是错觉。其实真正的学者也同样钟爱灵感，爱因斯坦就说过：“我相信直觉和灵感，常常不知原因地确认自己是正确的。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则能涵盖整个世界。”

　　企业家在提升自己理论水平的过程中，可以提纯，不可以僵化，因为一旦僵化，你如水的灵性就会凝成一块如石的坚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要想因事、因时、因势、因情而变，我们的领导人需要理性的决策技术，更需要灵性的决策艺术。

　　杨思卓

　　北京大学领导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圳中商国际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思卓院长是中国著名的培训管理专家，最近10年来，以深圳特区为试验基地，致力于管理创新的研究与应用，帮助政府和企业解决管理难题，被业界誉为“黑钻顾问”，成为国内首批获得权威机构ICMCI认证的国际咨询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