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哪些银行在日本有:周恩来的党籍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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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其成员是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和周恩来5人。其中，张申府在北京入党，刘清扬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发展入党。周恩来是张申府和刘清扬两人发展的。旅欧的中国先进青年,----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王凌汉、任卓宣、余立亚、肖子唪、熊锐、萧朴生、薛世农共18人，于1922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同年十月全体总投票表决和翌年二月的临时代表大会，将“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归属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2年8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受与王京歧取得联系，在竭力帮助他开展组建工作的同时，还在9月出版的《少年》刊物上特别撰文指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完成民主战争、建立真面目的民主政治，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为目的。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共青团总支部在巴黎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绝大多数党团员表示同意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但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与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不同，搞联合战线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反对搞联合战线。
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欧洲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中有5人当选为国民党欧洲支部领导成员，其中，周恩来任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即秘书长），李富春任宣传主任，这标志着旅欧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会议还规定了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部长王京歧回国期间，其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欧洲支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负责。国民党欧洲支部成立不久，周恩来又以筹备领导人的身份，加紧组建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社）。1924年1月17日，巴黎通讯社正式宣告成立，聂荣臻任社长。在巴黎通讯社成立之初，拥有成员30多人，随后不久便发展到了180多人。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欧洲支部得以从法国迅速地扩及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并相继在这些国家里成立了国民党支部，朱德担任了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
周恩来在法国收到黄埔军校寄给他的归国路费，立即启程乘船回国，并于1924年初抵达广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中。进入黄埔军校两个月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此开始了他另一阶段的革命生涯。
后来，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始终未见到国民党开除周恩来国民党党籍的决定，周恩来直到逝世，还是具有共产党、国民党双重党籍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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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概述:20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赵世炎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高揭共产主义旗帜，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创建了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旅欧的中国先进青年，于1922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同年十月全体总投票表决和翌年二月的临时代表大会，将“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归属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 旅欧团的组织从“旅欧少共”归属为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后，曾有过四种名称： （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这是根据1922年底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赴“共产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定的，此名称未见正式使用过。 （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这是团中央在1923年1月2日和1月29日给“旅欧少共”的信中指示的。这个名称在1923年2-3月在内部文件中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并列过，以后也很少用过。 （3）“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旅欧少共”1923年2月举行临时代表大会讨论“确定本团体在欧之名称与组织时”，经全体代表议定的。旅欧团组织通常都采用这个名称。 （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1925年1月，国内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相当于国内的区级机构，故从1925年1月以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2]
发起: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其成员是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和周恩来5人。其中，张申府在北京入党，刘清扬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发展入党。周恩来是张申府和刘清扬两人发展的。[3]
酝酿与成立:1922年6月18日早晨，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王凌汉、任卓宣、余立亚、肖子唪、熊锐、萧朴生、薛世农共18人，集中到了巴黎的西郊布罗尼森林（Bois de Bonloyne）公园。他们每人租借了一把铁折椅，围坐在一起，举行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赵世炎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名称，如是否叫“少年共产党”（蔡和森最早提出）或“少年共产团”（周恩来）。会议选举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部长，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到职时，由李维汉任代理组织部长。[4][5]
更名:1922年10月，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5人当选。陈延年被增补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任宣传部长，周恩来改任职工运动部部长，他们均脱产从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作。会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并委派少年共产党组织部长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接洽。李维汉当时接到蔡和森希望他回国工作的信，正准备回国。 1923年1月下旬，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收到抵达莫斯科开会的陈独秀的来信。1922年底，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给赵世炎写信表示，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青年团中央尽快联系上，解决归属问题。陈独秀还提议，旅欧少年共产党派一部分同志到莫斯科留学，并帮助他们与苏联接洽，解决签证问题。 接到陈独秀信后，赵世炎、周恩来等立即致函陈独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赵世炎和周恩来、陈延年等酝酿第一批赴苏留学名单。 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于1923年2月17日，在塞纳河畔巴黎西郊布洛宜森林西边——区比扬古镇（Billancourt）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举行了“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42人代表了72人参加。大会由赵世炎主持，任卓宣、薛世纶、赵光宸、穆清作记录。大会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成员。考虑赵世炎、陈延年等即将到莫斯科去留学，大会选举了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后补委员，并推选周恩来接替赵世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尹宽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了张申府的工作。 陈独秀1923年1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国后，召开中央局会议，批准了李维汉带回来的少年共产党关于“归属”团中央的报告。3月中旬，周恩来在巴黎给国内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详细汇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选会议的情况。报告写到一半，收到1月29日中共中央答复李维汉带回国内的报告，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6]
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摘要: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撮合下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革命统一战线仅维持了三年半时间，在革命形式一片大好，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却突然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了。
合作背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共的发展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合作原因:1、在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要求国共两党齐心掀起大革命。 2、共产党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还只有国民党算得上是真的民主派。而且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所以国共合作也是两党共同的愿望。 3、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
合作方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合作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 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合作建立: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政治基础: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1. 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省、市地方党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 2．1924年，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大革命期间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3．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4. 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中共领导了广州沙面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且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5．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共四大以后，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 6．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 7．国共两党合作北伐，使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8．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9. 长期沉寂的北方革命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合作成果: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党开始掌握部分革命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革命洗礼，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
合作破裂: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主要表现在：1、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2、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3、以戴季陶主义出现为发轫，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国民党的分裂。4、1925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加深了国共合作的危机。 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先是反对迁都革命中心武汉，接着公开亮出反共反革命旗帜，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以及冯玉祥倒向反革命，等等，使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
失败原因:客观上，①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和联合绞杀；②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共合作遭到破坏。主观上，①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和武装的领导权。
经验教训: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这次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主要是： 1、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2、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坚决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必须重视武装斗争，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1.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2.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威慑了帝国主义列强； 3.党大大地拓展了成员数量和组织，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4.合作失败后，使党开始成长成熟，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5.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后来，全国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北伐战争就是其中之一。国共合作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壮大了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党的不成熟，轻易地放弃了武装，导致后来的反革命事变。
孙中山在合作中: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原先一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并极力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却使孙中山越来越失望，特别是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到上海。孙中山从困境中沉痛地感觉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联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遭到失败而改变对他的支持。在陈炯明叛变时，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达林正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下决心采取联俄政策。在达林离开中国时，孙中山让陈友仁向达林转告他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这时，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他处境艰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给予有力支持。因而他采取联共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孤军作战，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国民党合作。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同年8月对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表、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未加入国民党，并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抱怀疑态度。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同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来换取合作，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为推动国民党改组，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解决了党的三大没有解决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就是要争取领导地位。为此，要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同时，还决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组织自己的党团，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领导作用。同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接着，便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党员登记，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许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民权主义提出民权力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并规定制定劳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国共两党为之奋斗的共同纲领。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改组后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的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
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共青团总支部在巴黎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1922年8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受与王京歧取得联系，在竭力帮助他开展组建工作的同时，还在9月出版的《少年》刊物上特别撰文指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完成民主战争、建立真面目的民主政治，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为目的。当时的少年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遵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此时，国民党总部也认识到，欧洲大陆云集着大批的华人和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1922年8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与王京歧取得了联系，在竭力帮助他开展组建工作的同时，还在9月出版的《少年》刊物上特别撰文指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完成民主战争、建立真面目的民主政治，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为目的。通过周恩来一段时间卓有成效的工作，少年中国共产党于11月下旬，与国民党总部代表王京歧正式建立起了联系，双方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初步确定了由少年中国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在巴黎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虽然这只是双方试探性的接触，但少年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和坦诚的态度都给王京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批青年人十分看重，在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党务部的信中写道：“如能将这批青年掌握手中，可成为本党中坚，造就一番事业。”
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共青团总支部在巴黎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王京歧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特派代表出席。虽然在会上绝大多数党团员表示同意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但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与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不同，搞联合战线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反对搞联合战线。还有的人认为搞联合战线可以，但两党必须平行，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以及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会议还确定了由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派代表去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王京歧进一步商谈组成联合战线和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事宜。会后，周恩来专门就此事致信王京歧，详述了对建立联合战线的看法，以及对改组国民党后的一些要求和今后所承担的任务。王京歧对旅欧共青团总支部的举动十分满意，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长孙竟等人的信中写道：“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员80多名，其组织完善，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前月10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
6月16日，周恩来亲自率领旅欧共青团总支部代表去里昂与王京歧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双方代表经过坦诚交谈，最后达成协议，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所属80余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由周恩来、尹宽、林蔚3位代表首先加入国民党，以表诚意。王京歧对会谈的结果十分高兴，第二天便向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说：“昨天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80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8月上旬，王京歧回国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工作，多次强调了周恩来等3人率先加盟本党，以表诚意，并向孙中山请求委任在巴黎的周恩来、尹宽为国民党分部筹备员，负责在欧洲的党部组织工作。
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里昂会谈结束后，为适应国共合作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从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三项工作原则：一、着力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在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培养一批中坚骨干分子。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根据周恩来制定的三项工作原则，接受了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的委托，开始着手筹备组建国民党欧洲支部。这样，在国内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已率先拉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序幕，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欧洲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中有5人当选为国民党欧洲支部领导成员，其中，周恩来任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即秘书长），李富春任宣传主任，这标志着旅欧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会议还规定了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部长王京歧回国期间，其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欧洲支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负责。
国民党欧洲支部成立不久，周恩来又以筹备领导人的身份，加紧组建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社）。1924年1月17日，巴黎通讯社正式宣告成立，聂荣臻任社长。在巴黎通讯社成立之初，拥有成员30多人，随后不久便发展到了180多人。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欧洲支部得以从法国迅速地扩及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并相继在这些国家里成立了国民党支部，朱德担任了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
然而，在欧洲大陆实现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多旅欧华人对国共两党合作不甚理解，认为：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则信仰共产主义，而统一战线又采取在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来进行，在两党之间可能会存在矛盾冲突以及是谁在领导谁等问题。这时，旅欧华人中的国家主义派也跳出来，故意歪曲国共两党合作的内容和目的，恶毒攻击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是“混合物”，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其行动“实在是滑稽可笑”。这些国家主义派的目的是想破坏新建立起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孤立打击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是旅欧华人中的一股反动势力，其代表人物为曾琦、李璜。他们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公然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极力鼓吹“国家至上”论，反对“世界革命”。并胡说什么“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无耻。而在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所以，只要培养每个人“对国家的自觉心”，“中国就能强盛起来”。1923年12月，为了与共产主义力量相抗衡，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成立了国家主义派的政党——中国青年党，出版了机关刊物《先声周报》，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他们处心积虑地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对旅法华人的团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为了向广大旅欧华人正确地解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时更是为了反击国家主义派的猖狂进攻，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从理论上加以批驳。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机关刊物《赤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谬论。针对国家主义派鼓吹的“国家至上”论，《赤光》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革命只有依靠工农商学革命群众的广泛团结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而绝不是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至上”和“培养对国家的自觉心”及“被剥削者剥削者的善意相向”所能奏效的。针对他们破坏旅法华人的团结和革命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的反动言行，周恩来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这一做法是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坚持共产主义指导思想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定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分子的合作。而且加入国民党的并不是共产党乃共产主义者。共产党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在反帝反封建上目标一致，号令集中，指导自如，易于破敌，这正是共产党真心干国民革命的表现。周恩来的这些义正词严的反驳，既戳穿了国家主义派的险恶用心，同时又宣传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广泛地争取了旅法华人的支持和理解。二是面对面进行斗争。在国家主义派十分猖獗之时，周恩来经常组织党团员于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到巴黎近郊的大学区和工厂区、华工区，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集中的小咖啡馆里进行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的真面目。有时，周恩来还参加国家主义派召开的会议，当面与曾琦、李璜对辩，驳斥他们，他的演说经常赢得听众的不绝掌声，使国家主义派十分尴尬，无地自容。到了1924年底，国家主义派在旅法华人团体中已陷入孤立境地。在这一年召开的旅法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只有3个团体支持他们，而其他30多个团体都转向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这一边。特别是当1925年6月，旅法华人举行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时，青年党人何鲁之竟出卖灵魂，向法国警察告密，致使20多名共产党和国民党人被捕，国家主义派堕落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走狗。从此，国家主义派更加声名狼藉，遭到旅法华人唾弃。
改造国民党 携手奋进:统一战线建立后，为改造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的革命性，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针对国民党党务不振、纪律涣散的状况，着重指出：“一些国民党员，虽然登记党籍，但都不负责任，此类人实占我党最大多数。不唯普通党员具有这一弊病，即使……党内知名人士也是如此。用着党时，自称老同志，不用时则专会反对党的会议，甚至跟着别人做落井下石之举，实为可悲，不能不承认党存在着隐患。”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在实现国共合作之时，就考虑到国民党的历史及其成分复杂等原因，注意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工作方法，并特别要求国民党：一、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二、国民党从前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是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三、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与弱小民族的联系，对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与接近。这些要求对改造在欧洲的国民党，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屡屡告诫每个共产党员，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民主革命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本目的乃是共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不忘记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周恩来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要遵循共同革命纲领，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原则立场，不能抛弃共产主义信仰，而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以周恩来这些明确的思想做指导，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始终保持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同时，又把民主革命的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努力工作下，欧洲大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但形成较早，工作上也十分有成效。随着国民党组织的迅速扩大，1924年6月，国民党旅欧支部改为旅欧总支部，统辖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国民党支部，成为欧洲大陆国民党统一机关。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携手奋进，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增强了旅欧华人的团结，更使得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1923年夏天，当时旅法各团体所形成的联合会，由于受到国家主义者从内部的破坏，而一度处于分裂状态，各团体之间相互猜疑、指责，不利于旅法华人的团结。1924年6月7日，为统一旅法华人各团体的奋斗目标，消除误解，增强团结，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联合召集旅法华人各团体会议，议定了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联合会的宗旨，戳穿了国家主义派妄图阻挠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使旅法华人各团体明确了今后的奋斗目标。
1925年6月，当“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欧洲，旅法华人极为愤慨，立即响应国内的斗争。6月3日，中共旅欧组织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联合发出通告，召开旅法华人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中国工人、学生、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
6月7日晚，中共旅欧组织与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等28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了“旅法华人声援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决定于6月14日下午举行示威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然而，6月14日中午，当800多名旅法华人在巴黎格勒乃街会场集合，准备举行示威游行时，竟遭到了法国武装警察的蛮横禁止，并逮捕了散发传单的9人。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愤慨和觉醒，揭露帝国主义对“五卅”事件性质的欺骗宣传，国共两党负责人再次商量决定，示威一定要举行，但变更方式，改为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门前示威。6月21日下午，2000多名爱国华人在国共两党党员的率领下，冲破了法国武装警察的阻挠，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门前举行了示威抗议，并历数了公使陈箓的七大罪状，向他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对上海方面去电支持工人、学生、商人，对此运动应坚持到底；二、对法报界及欧洲应发宣言，说明此运动非排外，实英日等国所造成；三、对英日等国应严重抗议，并对法政府请愿，撤去在华军舰，及在巴黎华人有集会结社出版示威之自由权。陈箓在愤怒华人的压力下，被迫当即签字认可。这次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不仅使法国政府禁止旅法华人示威抗议的企图遭到失败，中华民族的尊严得以维护，中国人民的革命正气得到伸张，更体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并把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官，其中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周恩来后来任政治部副主任，缘于张申府的推荐。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官，其中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周恩来后来任政治部副主任，缘于张申府的推荐。
张申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共四大会议上，反对因接受国共合作而造成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领导而“负气退党”。在北京期间，曾与毛泽东同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在“五四”运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1920年至1923年底在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书，是巴黎中国共产党支部的创立人之一。在法国期间，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时结识了张申府，并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孙中山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创办黄埔军校时，因急需大量人才，他特别对留学人员予以关注。在“联俄”“联共”的思想指导下，对共产党组织中的人才也进行吸收。但当时因历史条件限制，中国共产党人以公开的身份进入黄埔军校很难。创建初期，只有张申府一人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黄埔军校。当时国民党高层人士也曾动员张申府像其他人一样，保持双重身份，既当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身份，但张申府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由于张申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又有在法国当教授的经历，加之又与蒋介石相熟于莫斯科，于是获得了孙中山的任命书。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后，开始在军校里发展共产党员。当时正值黄埔军校初创，缺乏人才，学校很依靠共产党人到军阀统治区去招收学员，毛泽东、张国焘等推荐和招收了相当部分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而张申府则向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等推荐教官。孙中山把创建黄埔军校的事情委托廖仲恺和蒋介石办理，在蒋不在广州的时候，则由廖仲恺主持筹建工作。当时廖仲恺和戴季陶是国民党左派，他们两人请张申府推荐在国外读书的优秀学生，张申府一口答应。张为此写了推荐信，推荐了15名在国外读过书的优秀学生，他们的身份都是共产党员。名单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周恩来，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等，这些人当时都是共产党中的精英。周恩来在1920年之前就认识张申府，去勤工俭学时，又比张先到法国，1920年两人在巴黎相逢，接触的更多，经常聚会畅谈，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方面的事情，两人经常有着一致的意见，在这些日子里，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于是当张申府请他来黄埔军校的信函到了巴黎，周恩来很快复信应允。张申府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廖仲恺。廖仲恺看到张推荐的青年学子，都是很有些名气的青年，也就立即批准同意，并嘱张马上给周恩来等海外留学人员寄去归国的路费。
周恩来在法国收到黄埔军校寄给他的归国路费，立即启程乘船回国，并于1924年初抵达广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中。由于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原来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就做得有声有色。进入黄埔军校两个月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此开始了他另一阶段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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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关系
周恩来撰稿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湖南的何叔衡、夏曦同志，浙江的宣中华同志，江苏的侯绍裘同志，北方的李大钊同志、于树德（那时是共产党员）和李永声、于方舟同志等。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因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中没有明确说应有妇女参加）。这样，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作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
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派别，对三民主义也自然而然地作各种解释。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党籍。改组首先受到他们的反对与破坏是不奇怪的，因为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须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孙中山去世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党革命的，是西山会议派。他们公开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组织。他们大骂广东的国民党，大骂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先生，大骂广东被赤化了，但一般地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工作。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廖仲恺，拉拢蒋介石。他们对蒋介石是看对了的。这些右派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地起来以后，始终是反对革命的。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是戴季陶。他虽然也在孙中山的遗嘱上签了字，表现上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也说要维持国民党的统一，但他采用的是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消极方面，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抽去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他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到黄埔军官学校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他讲演以后不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黄埔军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是右派的组织。另一个右派头子是孙科。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耍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党“五五宪草”式的民主。国民党中派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是与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
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土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予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运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他是知情的，谭延（门＋岂）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朱培德有时靠近蒋介石，有时靠近汪精卫。程潜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在沙基惨案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捕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年，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门＋岂）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到冯玉祥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了。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粤，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门＋岂）、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门＋岂）、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伍朝枢。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粤，恰好与“失踪”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五月十五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他们定了几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热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三党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那时还是共产党员），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北伐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年节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的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
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其成员是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和周恩来5人。其中，张申府在北京入党，刘清扬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发展入党。周恩来是张申府和刘清扬两人发展的。旅欧的中国先进青年,----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王凌汉、任卓宣、余立亚、肖子唪、熊锐、萧朴生、薛世农共18人，于1922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同年十月全体总投票表决和翌年二月的临时代表大会，将“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归属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2年8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受与王京歧取得联系，在竭力帮助他开展组建工作的同时，还在9月出版的《少年》刊物上特别撰文指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完成民主战争、建立真面目的民主政治，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为目的。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共青团总支部在巴黎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绝大多数党团员表示同意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但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与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不同，搞联合战线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反对搞联合战线。
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欧洲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中有5人当选为国民党欧洲支部领导成员，其中，周恩来任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即秘书长），李富春任宣传主任，这标志着旅欧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会议还规定了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部长王京歧回国期间，其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欧洲支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负责。国民党欧洲支部成立不久，周恩来又以筹备领导人的身份，加紧组建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社）。1924年1月17日，巴黎通讯社正式宣告成立，聂荣臻任社长。在巴黎通讯社成立之初，拥有成员30多人，随后不久便发展到了180多人。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欧洲支部得以从法国迅速地扩及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并相继在这些国家里成立了国民党支部，朱德担任了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
周恩来在法国收到黄埔军校寄给他的归国路费，立即启程乘船回国，并于1924年初抵达广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中。进入黄埔军校两个月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此开始了他另一阶段的革命生涯。
后来，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始终未见到国民党开除周恩来国民党党籍的决定，周恩来直到逝世，还是具有共产党、国民党双重党籍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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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概述:20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赵世炎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高揭共产主义旗帜，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创建了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旅欧的中国先进青年，于1922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同年十月全体总投票表决和翌年二月的临时代表大会，将“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归属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 旅欧团的组织从“旅欧少共”归属为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后，曾有过四种名称： （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这是根据1922年底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赴“共产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定的，此名称未见正式使用过。 （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这是团中央在1923年1月2日和1月29日给“旅欧少共”的信中指示的。这个名称在1923年2-3月在内部文件中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并列过，以后也很少用过。 （3）“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旅欧少共”1923年2月举行临时代表大会讨论“确定本团体在欧之名称与组织时”，经全体代表议定的。旅欧团组织通常都采用这个名称。 （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1925年1月，国内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相当于国内的区级机构，故从1925年1月以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2]
发起:1921年春，张申府到法国后，成立了巴黎共产党小组。其成员是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和周恩来5人。其中，张申府在北京入党，刘清扬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发展入党。周恩来是张申府和刘清扬两人发展的。[3]
酝酿与成立:1922年6月18日早晨，来自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三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尹宽、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袁庆云、王凌汉、任卓宣、余立亚、肖子唪、熊锐、萧朴生、薛世农共18人，集中到了巴黎的西郊布罗尼森林（Bois de Bonloyne）公园。他们每人租借了一把铁折椅，围坐在一起，举行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赵世炎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名称，如是否叫“少年共产党”（蔡和森最早提出）或“少年共产团”（周恩来）。会议选举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部长，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到职时，由李维汉任代理组织部长。[4][5]
更名:1922年10月，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5人当选。陈延年被增补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任宣传部长，周恩来改任职工运动部部长，他们均脱产从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作。会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并委派少年共产党组织部长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接洽。李维汉当时接到蔡和森希望他回国工作的信，正准备回国。 1923年1月下旬，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收到抵达莫斯科开会的陈独秀的来信。1922年底，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给赵世炎写信表示，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青年团中央尽快联系上，解决归属问题。陈独秀还提议，旅欧少年共产党派一部分同志到莫斯科留学，并帮助他们与苏联接洽，解决签证问题。 接到陈独秀信后，赵世炎、周恩来等立即致函陈独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赵世炎和周恩来、陈延年等酝酿第一批赴苏留学名单。 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于1923年2月17日，在塞纳河畔巴黎西郊布洛宜森林西边——区比扬古镇（Billancourt）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举行了“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42人代表了72人参加。大会由赵世炎主持，任卓宣、薛世纶、赵光宸、穆清作记录。大会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成员。考虑赵世炎、陈延年等即将到莫斯科去留学，大会选举了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后补委员，并推选周恩来接替赵世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尹宽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了张申府的工作。 陈独秀1923年1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国后，召开中央局会议，批准了李维汉带回来的少年共产党关于“归属”团中央的报告。3月中旬，周恩来在巴黎给国内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详细汇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选会议的情况。报告写到一半，收到1月29日中共中央答复李维汉带回国内的报告，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6]
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摘要: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撮合下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革命统一战线仅维持了三年半时间，在革命形式一片大好，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却突然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了。
合作背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共的发展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合作原因:1、在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要求国共两党齐心掀起大革命。 2、共产党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还只有国民党算得上是真的民主派。而且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后也认识到依靠军阀搞革命是不行的。所以国共合作也是两党共同的愿望。 3、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
合作方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合作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 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合作建立: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政治基础: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1. 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省、市地方党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 2．1924年，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大革命期间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3．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4. 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中共领导了广州沙面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且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5．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共四大以后，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 6．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 7．国共两党合作北伐，使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8．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9. 长期沉寂的北方革命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合作成果: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党开始掌握部分革命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革命洗礼，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奠定了基础。
合作破裂: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主要表现在：1、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2、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3、以戴季陶主义出现为发轫，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国民党的分裂。4、1925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加深了国共合作的危机。 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先是反对迁都革命中心武汉，接着公开亮出反共反革命旗帜，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以及冯玉祥倒向反革命，等等，使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
失败原因:客观上，①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和联合绞杀；②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共合作遭到破坏。主观上，①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和武装的领导权。
经验教训: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这次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主要是： 1、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2、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坚决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必须重视武装斗争，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1.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2.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威慑了帝国主义列强； 3.党大大地拓展了成员数量和组织，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4.合作失败后，使党开始成长成熟，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5.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后来，全国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北伐战争就是其中之一。国共合作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壮大了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党的不成熟，轻易地放弃了武装，导致后来的反革命事变。
孙中山在合作中: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原先一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并极力争取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却使孙中山越来越失望，特别是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到上海。孙中山从困境中沉痛地感觉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与帝国主义的态度相反，苏联政府并不因为孙中山遭到失败而改变对他的支持。在陈炯明叛变时，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达林正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下决心采取联俄政策。在达林离开中国时，孙中山让陈友仁向达林转告他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联。” 这时，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他处境艰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给予有力支持。因而他采取联共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孤军作战，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国民党合作。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同年8月对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表、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但是，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未加入国民党，并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抱怀疑态度。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同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来换取合作，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为推动国民党改组，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解决了党的三大没有解决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就是要争取领导地位。为此，要积极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同时，还决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组织自己的党团，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挥领导作用。同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接着，便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党员登记，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许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民权主义提出民权力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并规定制定劳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国共两党为之奋斗的共同纲领。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改组后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的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
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共青团总支部在巴黎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1922年8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受与王京歧取得联系，在竭力帮助他开展组建工作的同时，还在9月出版的《少年》刊物上特别撰文指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完成民主战争、建立真面目的民主政治，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为目的。当时的少年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遵照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此时，国民党总部也认识到，欧洲大陆云集着大批的华人和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1922年8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与王京歧取得了联系，在竭力帮助他开展组建工作的同时，还在9月出版的《少年》刊物上特别撰文指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完成民主战争、建立真面目的民主政治，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为目的。通过周恩来一段时间卓有成效的工作，少年中国共产党于11月下旬，与国民党总部代表王京歧正式建立起了联系，双方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初步确定了由少年中国共产党协助国民党在巴黎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虽然这只是双方试探性的接触，但少年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和坦诚的态度都给王京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批青年人十分看重，在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党务部的信中写道：“如能将这批青年掌握手中，可成为本党中坚，造就一番事业。”
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共青团总支部在巴黎举行会议，着重研究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王京歧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特派代表出席。虽然在会上绝大多数党团员表示同意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但也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与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不同，搞联合战线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反对搞联合战线。还有的人认为搞联合战线可以，但两党必须平行，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以及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会议还确定了由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派代表去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王京歧进一步商谈组成联合战线和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事宜。会后，周恩来专门就此事致信王京歧，详述了对建立联合战线的看法，以及对改组国民党后的一些要求和今后所承担的任务。王京歧对旅欧共青团总支部的举动十分满意，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长孙竟等人的信中写道：“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员80多名，其组织完善，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前月10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
6月16日，周恩来亲自率领旅欧共青团总支部代表去里昂与王京歧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双方代表经过坦诚交谈，最后达成协议，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所属80余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由周恩来、尹宽、林蔚3位代表首先加入国民党，以表诚意。王京歧对会谈的结果十分高兴，第二天便向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说：“昨天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80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8月上旬，王京歧回国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工作，多次强调了周恩来等3人率先加盟本党，以表诚意，并向孙中山请求委任在巴黎的周恩来、尹宽为国民党分部筹备员，负责在欧洲的党部组织工作。
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里昂会谈结束后，为适应国共合作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从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三项工作原则：一、着力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在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培养一批中坚骨干分子。旅欧共青团总支部根据周恩来制定的三项工作原则，接受了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的委托，开始着手筹备组建国民党欧洲支部。这样，在国内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前，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已率先拉开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序幕，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欧洲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中有5人当选为国民党欧洲支部领导成员，其中，周恩来任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即秘书长），李富春任宣传主任，这标志着旅欧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会议还规定了国民党欧洲支部执行部部长王京歧回国期间，其职务由周恩来代理。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欧洲支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负责。
国民党欧洲支部成立不久，周恩来又以筹备领导人的身份，加紧组建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社）。1924年1月17日，巴黎通讯社正式宣告成立，聂荣臻任社长。在巴黎通讯社成立之初，拥有成员30多人，随后不久便发展到了180多人。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欧洲支部得以从法国迅速地扩及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并相继在这些国家里成立了国民党支部，朱德担任了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
然而，在欧洲大陆实现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多旅欧华人对国共两党合作不甚理解，认为：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则信仰共产主义，而统一战线又采取在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来进行，在两党之间可能会存在矛盾冲突以及是谁在领导谁等问题。这时，旅欧华人中的国家主义派也跳出来，故意歪曲国共两党合作的内容和目的，恶毒攻击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是“混合物”，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其行动“实在是滑稽可笑”。这些国家主义派的目的是想破坏新建立起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孤立打击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是旅欧华人中的一股反动势力，其代表人物为曾琦、李璜。他们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公然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极力鼓吹“国家至上”论，反对“世界革命”。并胡说什么“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无耻。而在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所以，只要培养每个人“对国家的自觉心”，“中国就能强盛起来”。1923年12月，为了与共产主义力量相抗衡，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成立了国家主义派的政党——中国青年党，出版了机关刊物《先声周报》，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他们处心积虑地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对旅法华人的团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为了向广大旅欧华人正确地解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时更是为了反击国家主义派的猖狂进攻，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从理论上加以批驳。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机关刊物《赤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谬论。针对国家主义派鼓吹的“国家至上”论，《赤光》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革命只有依靠工农商学革命群众的广泛团结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而绝不是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至上”和“培养对国家的自觉心”及“被剥削者剥削者的善意相向”所能奏效的。针对他们破坏旅法华人的团结和革命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的反动言行，周恩来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这一做法是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坚持共产主义指导思想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定需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分子的合作。而且加入国民党的并不是共产党乃共产主义者。共产党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在反帝反封建上目标一致，号令集中，指导自如，易于破敌，这正是共产党真心干国民革命的表现。周恩来的这些义正词严的反驳，既戳穿了国家主义派的险恶用心，同时又宣传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广泛地争取了旅法华人的支持和理解。二是面对面进行斗争。在国家主义派十分猖獗之时，周恩来经常组织党团员于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到巴黎近郊的大学区和工厂区、华工区，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集中的小咖啡馆里进行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的真面目。有时，周恩来还参加国家主义派召开的会议，当面与曾琦、李璜对辩，驳斥他们，他的演说经常赢得听众的不绝掌声，使国家主义派十分尴尬，无地自容。到了1924年底，国家主义派在旅法华人团体中已陷入孤立境地。在这一年召开的旅法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只有3个团体支持他们，而其他30多个团体都转向了中共旅欧党团组织这一边。特别是当1925年6月，旅法华人举行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时，青年党人何鲁之竟出卖灵魂，向法国警察告密，致使20多名共产党和国民党人被捕，国家主义派堕落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走狗。从此，国家主义派更加声名狼藉，遭到旅法华人唾弃。
改造国民党 携手奋进:统一战线建立后，为改造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的革命性，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针对国民党党务不振、纪律涣散的状况，着重指出：“一些国民党员，虽然登记党籍，但都不负责任，此类人实占我党最大多数。不唯普通党员具有这一弊病，即使……党内知名人士也是如此。用着党时，自称老同志，不用时则专会反对党的会议，甚至跟着别人做落井下石之举，实为可悲，不能不承认党存在着隐患。”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在实现国共合作之时，就考虑到国民党的历史及其成分复杂等原因，注意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工作方法，并特别要求国民党：一、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二、国民党从前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是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三、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与弱小民族的联系，对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与接近。这些要求对改造在欧洲的国民党，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屡屡告诫每个共产党员，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民主革命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本目的乃是共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不忘记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周恩来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要遵循共同革命纲领，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原则立场，不能抛弃共产主义信仰，而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以周恩来这些明确的思想做指导，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始终保持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同时，又把民主革命的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推向前进。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努力工作下，欧洲大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但形成较早，工作上也十分有成效。随着国民党组织的迅速扩大，1924年6月，国民党旅欧支部改为旅欧总支部，统辖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国民党支部，成为欧洲大陆国民党统一机关。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携手奋进，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增强了旅欧华人的团结，更使得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1923年夏天，当时旅法各团体所形成的联合会，由于受到国家主义者从内部的破坏，而一度处于分裂状态，各团体之间相互猜疑、指责，不利于旅法华人的团结。1924年6月7日，为统一旅法华人各团体的奋斗目标，消除误解，增强团结，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联合召集旅法华人各团体会议，议定了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联合会的宗旨，戳穿了国家主义派妄图阻挠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使旅法华人各团体明确了今后的奋斗目标。
1925年6月，当“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欧洲，旅法华人极为愤慨，立即响应国内的斗争。6月3日，中共旅欧组织和国民党旅欧总支部联合发出通告，召开旅法华人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中国工人、学生、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
6月7日晚，中共旅欧组织与国民党旅欧总支部等28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了“旅法华人声援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决定于6月14日下午举行示威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然而，6月14日中午，当800多名旅法华人在巴黎格勒乃街会场集合，准备举行示威游行时，竟遭到了法国武装警察的蛮横禁止，并逮捕了散发传单的9人。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愤慨和觉醒，揭露帝国主义对“五卅”事件性质的欺骗宣传，国共两党负责人再次商量决定，示威一定要举行，但变更方式，改为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门前示威。6月21日下午，2000多名爱国华人在国共两党党员的率领下，冲破了法国武装警察的阻挠，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门前举行了示威抗议，并历数了公使陈箓的七大罪状，向他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对上海方面去电支持工人、学生、商人，对此运动应坚持到底；二、对法报界及欧洲应发宣言，说明此运动非排外，实英日等国所造成；三、对英日等国应严重抗议，并对法政府请愿，撤去在华军舰，及在巴黎华人有集会结社出版示威之自由权。陈箓在愤怒华人的压力下，被迫当即签字认可。这次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不仅使法国政府禁止旅法华人示威抗议的企图遭到失败，中华民族的尊严得以维护，中国人民的革命正气得到伸张，更体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并把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官，其中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周恩来后来任政治部副主任，缘于张申府的推荐。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官，其中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周恩来后来任政治部副主任，缘于张申府的推荐。
张申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共四大会议上，反对因接受国共合作而造成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领导而“负气退党”。在北京期间，曾与毛泽东同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在“五四”运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1920年至1923年底在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书，是巴黎中国共产党支部的创立人之一。在法国期间，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时结识了张申府，并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孙中山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创办黄埔军校时，因急需大量人才，他特别对留学人员予以关注。在“联俄”“联共”的思想指导下，对共产党组织中的人才也进行吸收。但当时因历史条件限制，中国共产党人以公开的身份进入黄埔军校很难。创建初期，只有张申府一人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黄埔军校。当时国民党高层人士也曾动员张申府像其他人一样，保持双重身份，既当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身份，但张申府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由于张申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又有在法国当教授的经历，加之又与蒋介石相熟于莫斯科，于是获得了孙中山的任命书。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后，开始在军校里发展共产党员。当时正值黄埔军校初创，缺乏人才，学校很依靠共产党人到军阀统治区去招收学员，毛泽东、张国焘等推荐和招收了相当部分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而张申府则向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等推荐教官。孙中山把创建黄埔军校的事情委托廖仲恺和蒋介石办理，在蒋不在广州的时候，则由廖仲恺主持筹建工作。当时廖仲恺和戴季陶是国民党左派，他们两人请张申府推荐在国外读书的优秀学生，张申府一口答应。张为此写了推荐信，推荐了15名在国外读过书的优秀学生，他们的身份都是共产党员。名单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周恩来，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等，这些人当时都是共产党中的精英。周恩来在1920年之前就认识张申府，去勤工俭学时，又比张先到法国，1920年两人在巴黎相逢，接触的更多，经常聚会畅谈，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方面的事情，两人经常有着一致的意见，在这些日子里，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于是当张申府请他来黄埔军校的信函到了巴黎，周恩来很快复信应允。张申府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廖仲恺。廖仲恺看到张推荐的青年学子，都是很有些名气的青年，也就立即批准同意，并嘱张马上给周恩来等海外留学人员寄去归国的路费。
周恩来在法国收到黄埔军校寄给他的归国路费，立即启程乘船回国，并于1924年初抵达广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中。由于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原来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就做得有声有色。进入黄埔军校两个月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此开始了他另一阶段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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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关系
周恩来撰稿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湖南的何叔衡、夏曦同志，浙江的宣中华同志，江苏的侯绍裘同志，北方的李大钊同志、于树德（那时是共产党员）和李永声、于方舟同志等。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因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中没有明确说应有妇女参加）。这样，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作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
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派别，对三民主义也自然而然地作各种解释。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党籍。改组首先受到他们的反对与破坏是不奇怪的，因为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须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孙中山去世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党革命的，是西山会议派。他们公开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组织。他们大骂广东的国民党，大骂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先生，大骂广东被赤化了，但一般地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工作。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廖仲恺，拉拢蒋介石。他们对蒋介石是看对了的。这些右派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地起来以后，始终是反对革命的。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是戴季陶。他虽然也在孙中山的遗嘱上签了字，表现上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也说要维持国民党的统一，但他采用的是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消极方面，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抽去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他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到黄埔军官学校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他讲演以后不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黄埔军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是右派的组织。另一个右派头子是孙科。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耍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党“五五宪草”式的民主。国民党中派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是与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
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土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予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运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他是知情的，谭延（门＋岂）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朱培德有时靠近蒋介石，有时靠近汪精卫。程潜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在沙基惨案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捕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年，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门＋岂）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到冯玉祥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了。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粤，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门＋岂）、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门＋岂）、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伍朝枢。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粤，恰好与“失踪”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五月十五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他们定了几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热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三党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那时还是共产党员），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北伐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年节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的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