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农商银行电话号码:中国文学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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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体裁有五种:
汉朝:赋
唐代:诗
宋代:词
元代:曲
明清:小说
汉赋
其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汉赋代表作家在汉初主要有贾谊、枚乘。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人。代表作有《鵩鸟赋》《吊屈原赋》。贾谊继承了屈原骚体赋风格。他的《吊屈原赋》即是拿屈原的遭遇来比自己。《鵩鸟赋》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精神。他的赋趋向散体化,大量使用了四字句,体现出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汉初赋家,除贾谊外数枚乘最重要。枚乘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传赋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七发》借楚太子和吴客的问答构成八段文字。作品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谈话,指出楚太子病根在生活腐化、贪图安逸,此病非药能治。吴客巧妙地叙说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事,目的在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兴趣。枚乘是宫廷文人,对宫廷生活很熟悉,所以能把事实道理说得很明白中肯。《七发》在艺术上善用形象比况,铺张特色鲜明。如写涛的形状一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 ,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这一段屡用行军作战来比况,把涛的声势写得淋漓尽致。《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后代许多作者模仿《七发》形式,在赋中形成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称“七体”,但未有超过《七发》者。汉武帝和汉成帝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时期,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等。司马相如(前179~前118),成都人。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等。《子虚赋》《上林赋》堆积了许多名词和形容词,很少变化。但有些句子着重在描绘,读起来也浑朴自然。李白读了《子虚赋》,羡慕其中描写的云梦的景色,曾居于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北),显然是被司马相如的一些描写所吸引。扬雄(前53~后18),成都人。他生活在汉成帝时代,有人评价他的赋像司马相如。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逐贫赋》等。东汉末年,赋逐渐衰落,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一扫汉赋载道,模仿、颂谀旧习,创造出一种淡泊、浪漫、清新的风格,表现了作者在朝政日下的情况下归隐田园的乐趣,对魏晋时期抒情赋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宋词
词产生于唐,流行于五代,极盛于宋代,衰微于元明,复兴于清代。在文学史上,词以其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音乐美、错综变化的韵律、长短参差的句法以及所抒发的浓烈深挚的感情,成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文学体裁。
词是唐代民间新兴的一种歌诗,即唱辞。在唐代,原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大量传入中原,与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家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燕乐曲调繁多,有舞曲,也有歌曲。歌曲的歌辞就是词的雏形,当时叫做“曲子词”。唐代的燕乐歌辞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严格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创作歌辞,包括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其文字形成了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到了中唐以后,众多文人用这种制辞方式进行创作,这种新体歌辞,就是后来通常所称的“词”。
燕乐中有很多曲调是民间歌谣的曲调,其有曲有辞,歌辞有着长短不一或用衬字的形式。近代在敦煌发现的钞本曲子词,有很多是因乐作辞的。这些歌辞在结构上有篇幅也是或长或短。可见,这些歌辞都是配合或依照音乐演唱要求而变化其形式的,这说明因乐写词的燕乐歌辞是词的一个源头。词的另一个来源是文人的诗歌。唐代某些乐曲的曲拍声调与诗尤其是《杨柳枝》等曲调的歌辞,与格律诗并无多少的区别。不过,以诗入曲也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等。据宋人沈括、朱熹等的解释,在唱这些齐言的歌辞时,还需要加“和声”、“泛声”,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这最终导致文人直接按曲拍作词。诗入曲,促成了曲子词的抒情趋向。从曾入乐的诗歌来看,以五言、七言绝句为多,内容大多是吟咏山水、抒情发志,或反映朋友情谊、离愁别绪的,这使词逐渐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点:内容以抒写日常生活的情感为主,意境比较细巧,表现手法比较委婉,语言比较凝炼精致。
流行于初盛唐期间的民间词,是词的萌芽阶段。盛唐文人所写的曲子词基本上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形式,个别为长短句。到中唐,文人开始认真地倚声填词。元和年间后,文人填词逐渐增多,词正式成为一体。但是,此时文人运用曲调的范围还比较狭窄,就现存资料看他们常用的是有限的十几个曲调,如《一七令》、《忆长安》、《调笑》、《三台》等,不过在在语言上,他们开始引入近体诗的语言,写来精致凝炼、细腻华美。这样,文人诗的语言及思想感情便开始渗入词中,使词逐渐脱离原来的淳朴真挚、朴素生动但又粗糙简陋的原始状态,形成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到晚唐,温庭筠的词以浓艳的色彩、华丽的词藻、细腻的手法来描绘形象和刻画心理,形成了一种香而软、密而隐的艺术风格。这是文人词趋于成熟形态的一个标志。
温庭筠之后,写词的文人越来越多。到五代十国时期,倚声填词更尉为成风。西蜀与南唐二地,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成为词人汇集的两大基地。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收集在《花间集》里。西蜀花间词人中,以韦庄的成就最高;而南唐词人中则以李景、李煜、冯延巳最为出色。
词入宋,发展到鼎盛状态,成为一种完全独立并与诗体相抗衡的文学形式。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北宋词的主流依然是沿袭晚唐五代,吟风弄月,注重词的抒情性与音乐性,如二晏、张先等。他们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但北宋还有另一些词人,如苏轼、柳永等,从词风词境入手,着意词体的变革。北宋初年,范仲淹的《渔家傲》和王安石的《桂枝香》,大笔淋漓,墨浓意酣,词调慷慨苍凉,境界开阔悲壮,感情抑郁深沉,揭开了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作的序幕。之后,苏轼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而自由畅达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已经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也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音乐的特性重于文学的特性,因此协律合乐是填词的首要条件。苏轼第一次使词从重乐的框框中摆脱出来,使词与音乐初步分离,使词首先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从而使词在文学史上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南渡后的词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李清照的词是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生活际遇、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变,相应地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也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宋词人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中期之后,一代之雄辛弃疾和姜夔等人,形成了宋代词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尤其是辛弃疾,不仅代表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开禧北伐的失败,是南宋词的一个转折点。这时词的创作题材以吟咏日常生活的情怀、流连自然风光为多,情调转向带有伤感的恬淡。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归复。词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许多词人在众多方向上的探索,在吸收了诗歌及散文的表现手法后,这时又面临着一次总结的时机。南宋后期的词人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虽然比较注意传统,但同时也对过去各种词人的各种手法进行了筛选整理,在词的形式、语言技巧方面作出了新的总结。他们的作品虽然气势不够雄大,境界不够开阔,但对于词的发展,却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词上承两宋的余绪,虽成就难以继盛,但出现了许多词人,其中也不乏名篇佳作。元词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统前蒙古时期词人的创作。此阶段的词人有元好问、陆文圭、张之翰、刘敏中等,由于他们大多有着亡国和战乱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表现由人世变迁引起的荆棘铜驼之感的词作。第二阶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统之后到元亡之前词人的词作。此阶段的词人有虞集、王旭、张雨、萨都剌、张翥等,他们大抵出生于忽必烈改元之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议论行藏出处和企慕半隐半俗的生活,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内容。此外,元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道士词,约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这与金元时期新道教的隐修会性质及道士大多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相关。这些词的成就也不高。总的看,元词思想艺术俱臻上乘的数量很少,整个创作局面呈露衰微之状。
明代词依然处于衰微之中。不过,词坛上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人,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明初之时,刘基、杨基、高启等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的词自成家数,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遗风。明中叶后,词风日下。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多创作,却都不是当行词家。杨慎等到人的创作,与乐章多有不谐,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歧途。此时,词的创作已渐凋敝。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发生变革,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陈子龙、夏完淳在抗清中以身殉国。陈子龙的词托体骚、寓意甚深,早期所作风流绚丽,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后期所作绵邈凄恻,神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他是转变词风的第一人,可算是明词的大家。
词经历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荣,这种变化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传统习惯上,词和散曲相比于诗而言都较为轻松,贴近日常生活和鲜活的情感。而词与散曲相比,又显得雅一些,散曲的语言以尖新、浅俗、活泼为胜,接近口语。元、明词衰,实际是散曲取代了词的结果。对于性情收敛、爱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来说,散曲的语言风格又显得不合适了。另一方面,清诗虽然多种风格并存,但从清初开始,重学问和理智化的趋势就很明显。这也造成了诗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从其他文体中得到弥补。而词的兴盛,正是对诗的弥补。清初主要的词人是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
元曲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明清小说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
三国演义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又可概分为四类﹐即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三国演义》以陈寿《三国志》为蓝本﹐经各家说话人熔裁敷演﹐由罗贯中於元末明初写定。初不分回﹐只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今通行一百二十回本是清初毛宗岗改定的。此书生动描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三国鼎立﹐最後司马氏统一天下的复杂历史﹐结构宏伟﹐场面壮观﹐人物众多。有些人物颇具特色﹐成为某一类型人物的代表﹐如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但总的来说﹐《三国演义》重于叙述历史事件而薄於文学创造﹐人物有类型化的倾向﹐语言半文半白﹐显示出由历史向文学嬗变的痕迹。
水浒传
《水浒传》或题施耐庵著﹐或题施耐庵﹑罗贯中合著。描述北宋 宣和年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的雄壮故事。宋江事史载甚略﹐宋人话本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水浒故事已在民间流传﹐至《大宋宣和遗事》记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梁山泊﹐已略具《水浒》雏形。水浒故事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由文人加工写定成书的。《水浒传》情节曲折﹐故事性犟﹐善於在叙事中刻画人物﹐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成为妇孺皆知的文学形象﹐但虚构成份多於《三国演义》。它是中国第一部用通俗口语写成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和汉语史上都有很高价值。
西游记插图
神话小说《西游记》取材於唐代僧人玄奘去天竺(印度)取经的事迹﹐由吴承恩在民间传说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改写而成。该书想象丰富﹐手法浪漫﹐语言诙谐﹐是白话小说中独树一帜的优秀之作。书中塑造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和胆小自私的猪八戒两个受人喜爱的文学形象﹐孙悟空的形象是人民群众敢於同恶势力作斗争﹑不怕困难等优秀品质的艺术概括﹐也寄托了人民战胜邪恶势力的美好理想。
金瓶梅
刊行於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在白话长篇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摆脱英雄与神怪的传统题材﹐转而表现现实日常生活的创始之作。作者题兰陵笑笑生﹐前人疑为王世贞﹐不可信﹐近年又有屠龙﹑李开先﹑贾三近诸说﹐但均缺乏有力证据。该书籍《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为线索﹐演成百回长书﹐虽假托宋代﹐反映的却是16世纪北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作者熟悉市井生活和市民语言﹐描摹人情世态细致传神﹐语言泼辣生动。但书中对官僚地主放纵肉欲颇多自然描写﹐影响了这部书的价值与流布。
此外﹐较著名的明代长篇小说还有熊大木的《北宋志传》﹑郭勋的《皇明英烈传》﹑许仲琳(或曰陆长庚)的《封神演义》﹑董说的《西游补》﹑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等﹐均在中国文学史占据一定地位。
明代描写冤狱诉讼的公案小说的兴起﹐是明后期社会政治腐败的产物。较著名的有李春芳著《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无名氏著《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余象斗著《皇明诸司公案》等﹐歌颂著名的清官包拯﹑海瑞﹑况锺等。但多追求情节离奇曲折﹐艺术上较粗糙﹐多夹杂迷信描写﹐并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也获丰收。冯梦龙辑纂的《喻世明言》(一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收入宋﹑元﹑明话本及拟话本一百二十篇。题材多取自稗史或传说﹐有宋元旧作﹐也有明人拟作﹐经冯梦龙润色加工﹐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生活和情趣﹐对後世的白话小说及戏曲都有很大影响。常与“三言”并称﹐地位相当的是凌蒙初编著的拟话本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各四十篇﹐内有一篇重复﹐一篇杂剧﹐实七十八篇。“二拍”思想性﹑艺术性不及“三言”﹐但为凌氏本人创作﹐选材标准与语言风格比较统一。此外﹐明人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还有《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等十多种。但成就皆逊於“三言”﹑“两拍”。这些短篇小说中﹐爱情婚姻题材占重要地位﹐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也是重要主题﹐但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和鬼神迷信等充满糟粕的作品也占相当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