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账户可用余额: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需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李益 塞下曲


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百年战争胜利的号角，宣告了法兰西民族的兴起，此后几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中心。打垮了称雄一时的蒙古金帐汗国和瑞典王国之后，俄罗斯民族开始走上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西班牙无敌舰队折戢沉沙，英国人成为海洋上新的霸主，打开了日不落帝国之门。北美英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民族从此屹立于世。而汉民族，则是在与匈奴民族长达四百年的残酷战争中，最终确立了日后2000余年在东亚大陆的轴心地位。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作战，是世界古代史的永恒主题。一般来说，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可以抵御之，甚至战胜之，却难以彻底征服之。游牧民族居住于广漠的塞北苦寒之地，高纬度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暴风雪、饥饿、疾病、蚊叮虫咬、极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征战，无情地淘汰着弱者。游牧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不需要训练即可作战，“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而且居无定所，飘忽不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晁错给汉文帝的奏折中就点出了这种困境：“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单于为全国最高首领，下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所有部众皆以十进制分为24个万骑，万骑之下，又设千长、百长、什长。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但是汉军居然把这不可能的事给做成了。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拖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

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发起漠南之战。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长途奔袭五百里，把匈奴右贤王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骑兵部队初试锋芒。此战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为汉军建立了向大漠深处进攻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又发起河西战役。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洮），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霍去病再出陇西，越过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两千余里，杀虏三万余人。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被迫撤到大漠以北，靠千里流沙为屏障，惟求自保。

但是汉武帝决不善罢甘休。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5万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步兵三十万殿后。卫青出定襄一千余里，与伊稚斜单于的匈奴主力军团展开决战。汉军在漫天风沙中队形不乱，纪律严明，匈奴骑兵大败，伊稚斜单于只带少数人向北突围逃走。霍去病则率领“敢力战深入之士”出代郡，长驱两千余里，杀虏七万余人，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乃封狼居胥山，登临翰海，祭告天地，庆祝胜利。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到东汉初年，匈奴已经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降中国，北匈奴则依然为患。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朔方，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南匈奴单于出满夷谷，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深入瀚海沙漠三千余里，到稽落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崩溃，北匈奴单于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随军出征的班固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封燕然山铭》：“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两年后（91年），汉军再接再厉，企图一举消灭已经极度衰弱的北匈奴汗国。征西将军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带领精骑穷追五千余里，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大破匈奴军，俘获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尽获其珍宝财畜。单于仓皇逃走，不知去向。北疆和西域的北匈奴势力被彻底拔除。

汉朝对匈奴的全胜，有其国大民富、兵器尖利的因素。其实，这些优势，历代中原王朝无不拥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就是一例，但宋却先败于辽，再败于金，最后亡于蒙古，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宋所缺少的，是一种强悍的精神力量。

汉匈战争中汉军发起的所有关键性战役，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大规模的骑兵兵团为核心，劳师远征，长途奔袭，直捣龙庭，除恶务尽。两千年前的北方大漠，没有道路，没有地图，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沿线补给，有的只是饥渴、严寒和漫天的黄沙。“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在严酷的自然和嗜血的强敌面前，汉军格斗而死的，疾病而死的，饥寒而死的，数以万计。但是汉军依然义无反顾，一次又一次出塞千里，一扫胡尘，所依托者，是全民族的尚武风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战国时代的总体战遗风犹存，兵民不分，有事则人尽可兵，事毕则兵尽还民。《汉仪注》中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战阵。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贵族子弟或者家世清白的子弟（良家子）则可以加入期门羽林，担任皇室警卫。上至封君列侯，均有从军义务，即使是丞相之子也在戍边之调。当时，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全国。伏波将军马援有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穷困潦倒的贫民依然拥有一把利剑，“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平民拥有兵器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洒削”（磨剑、修剑削）也能成巨富，司马迁曾为之慨叹：“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今天属于温柔之乡的江南一带，当时的民风却比北中国还要强悍，“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学富五车文质彬彬的儒者，一样习武知兵。景帝时期的经学名家辕固得罪了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被扔进了野猪圈，辕固手持利刃，“下圈刺豕，正中其心。”司马相如自幼练习击剑，东方朔则以剑术自负。皇室贵胄也决没有生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文弱，狩猎、比武甚至搏兽是他们共同的喜好。以搏兽而论，汉武帝“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昌邑王刘贺登基后，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广陵王刘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斗野熊，能空手搏之，熊“莫不绝脰”。

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世说新语·言语》中有一段话对比了魏晋人与秦汉人精神气质的巨大差异：“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楼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面对未知的、广阔的、无限的世界，面对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人生，后世的中国人或远观，或麻木，或逃避，或沉溺于奢靡之中。汉人则不同，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如蒯通所言：“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听说海上有仙人，他们的船队就拔锚起航，连皇帝也数次三番地泛舟于万顷波涛之上。听说遥远的西边有宝马，有财富，有其他的文明，汉朝的使节、军队和商人就源源不断地奔赴无边无际的沙漠和群山。

于是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张骞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在既无经验，又无补给，强敌拦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那茫茫不可测的大漠挺进。他被匈奴扣留了十一年，娶了匈奴妻子，但是一旦逃出，还是继续向西，一直在阿姆河流域找到大月氏国。在汉代，象张骞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张骞出塞百余人，惟二人得还，可谓九死一生，但是史书记载：“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那个时候，汉人把所有已知的世界上天入地求之遍。听说从四川有道路可以通往身毒（今印度）和西域，汉人就翻越崇山峻岭，冒着热带瘴气节节挺进，灭且兰，降滇国，定七郡，拓地千里。听说西边有个强国叫大秦，甘英就一路跋涉到波斯湾，而汉朝的海船则一直航行到今天的印度和斯里兰卡。

于是有了冠军侯霍去病的“有气敢往”。公元前 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第一次带兵出征，即“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首捕虏两千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祖父，生擒单于叔父，出奇制胜，勇冠全军。后来，匈奴浑邪王谋降汉，霍去病前往迎接，浑邪王部将看到汉军阵容严整，心存疑惧，许多人不想投降了，纷纷逃遁。霍去病再次显出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的剽悍勇猛，当机立断，一马当先，驰入匈奴军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浑邪王遂降。霍去病一生中的许多战斗，都是不带辎重，在敌人深远的后方寻找、追击、毁灭，这是农耕民族的游牧军队，是冷兵器时代的闪电战。李白称颂道：“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长驱直入，摧枯拉朽，是之谓也。

于是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两征大宛。听说大宛（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有汉血宝马，汉武帝派人以重金求之。大宛欺汉朝遥远，不但不给宝马，反而诛杀汉使。太初元年（公元前103年），大将李广利率汉军出征讨伐。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远的远征，据《剑桥中国秦汉史》测算，目的地距离长安在5000公里以上。远征军开始出师不利，溃退回玉门关。汉武帝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第二年，经过增援的汉军再次咬牙越过茫茫大漠，沿途屠轮台，灭郁成，大宛杀王献马出降。这次胜利，武帝顿全国之力，“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换来几千匹宝马。汉帝国从此声威大震，西域诸国望风披靡。

于是有了史不绝书的汉使立功绝域的故事。孤悬万里之外，身处敌国之中，汉朝的使节依然能够以单车轻骑，斩名王，定属国，布国威于四方。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率吏士40人智斩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国。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出使西域，听说莎车国发生政变，汉使被杀，当机立断，不待奏闻朝廷即调集各国兵马，一举攻克莎车都城，重立莎车王。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兴师，越过葱岭，诛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元延二年（前11年），段会宗以轻兵深入乌孙，诛乌孙太子蕃丘。至于定远侯班超，在投笔从戎以后，率三十六人号令诸国，横行西域三十一年，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其人其功，更是震古烁今。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汉军虽然不是职业军队，但是战斗力是惊人的。晁错就指出，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陈汤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武帝时期，将巴蜀罪人伐越国，募天下死罪击朝鲜，赦京师亡命攻昆明，发天下谪民和恶少年征大宛，这些都不是正规部队，但征骑一出，无不如志。李陵以五千步卒对抗单于亲自带领的八万铁骑，硬是挺了八天之久，击杀匈奴骑兵上万人。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东汉将军耿恭的故事。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到建元初年（公元77年），他带领不到百名士卒，在北匈奴数万骑的围攻下坚守疏勒城(今新疆喀什)达两年之久，杀敌数千百计，凿山为井，煮弩为粮，终无异志。后来酒泉和敦煌的汉朝援军越过深丈余的积雪，历尽艰辛抵达疏勒城下，汉守军见援军相与痛哭，此时城中仅余二十六人。

除了大规模的野战，汉代也修长城，而且修了两万里，是有史以来最长、最远的长城。与历代长城不同，汉代长城不仅是防御的屏障，更是前进的基地。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汉人把长城从酒泉修到了玉门关，再修到盐泽（罗布泊），甚至计划一直修到天山和塔里木盆地。在万里边防线上，汉军步步为营，“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构筑起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大要塞体系。后来，汉政府又在轮台和渠犁实行军事屯田，继而又深入到莎车、车师前王国乃至乌孙境内。在离家乡数千里的哨卡和屯田区里，汉代戍卒或者几十人一队，面对着大漠冷月，忠实地守望着帝国的安宁，或者一手持剑，一手扶犁，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出击。

已经很难复原汉代出塞远征士兵的日常生活了，尽管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传奇。至于汉代边塞的戍卒，随着二十世纪现代考古学的兴起，随着居延汉简等一批古代文献的出土，这些士兵的面貌开始慢慢清晰起来。据史学家考证，他们官兵地位相对平等，后勤保障充分。他们纪律严明，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所有的衣物、马匹、武械、日常活动均造册登记，学习、训练、考核极为严格。他们保持着昂扬的战斗意志，“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雠。”

自然，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其中有对建功立业的憧憬，“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有征服者的豪迈，甘延寿、陈汤诛杀郅支单于后的上疏可为代表：“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有胜利以后对和平生活的企盼，霍去病的诗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四夷既护，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当然也有别离的痛苦，一首汉诗写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无论如何，这些普通士兵改变了亚洲，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汉匈以国运相赌的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中，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扫除了中原民族数百年的边患，打通了丝绸之路，捍卫了中华文明。据有的史学家推测，匈奴被击败远遁之后，出现在东欧平原，引发了欧洲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浪潮，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的古典文明为之中断一千年。除此之外，汉军在整个东亚大陆四面出击，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屠大宛之城，蹈乌孙之垒，探姑缯（西南夷之一种）之壁，籍荡姐（西羌之一种）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从白山黑水到中亚绿洲，从冰封的贝加尔湖到南方的热带丛林，都感受着中国的军威国力，接受着中原文明的辐射。中华民族的基本疆域由此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