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购银行卡4件套:1922年民意测验:中国12位大人物

1922年民意测验:中国12位大人物

1922年底，美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做了一次"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这次调查严格按照社会调查的规范进行,参与者达1900余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调查结果，孙中山等12人榜上有名，而现在一般人颇无好感的军阀，在当时却具有极高的社会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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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1211票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社会学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广为流行，不少社团和新闻媒体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社会问卷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北京大学于建校25周年之际所做“世界第一伟人”调查，东南大学1923年1月所做“名人选举”，北京高等师范1922年11月14日为纪念建校14周年所做“民意测验”，以及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1922年10月至次年1月所做“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 stliving Chinese)的问卷调查，等等。

这些调查曾引起当时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例如，北大的调查结束不久，即有朱悟禅的《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一文在《新民国杂志》上发表。东南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和《密勒氏评论报》的调查也被广泛报道。应当说，这些调查对于认识当时中国社会及人心的变化，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本应对此高度重视的学术界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除了北京大学的调查因其结果是列宁取代威尔逊“世界第一好人”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一伟人”、威尔逊退居第二而受到带有政治色彩的关注之外，其他调查均很少有研究者问津。尤其是“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调查，因为是通过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举行，知道并利用过相关调查材料的学者更少。笔者仅见美国学者LucianW.Pye在其所著《军阀政治:民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冲突与联合》一书中有所引证。鉴于《密勒氏评论报》所做调查对于研究20世纪20年代历史的重要性和该报查找匪易，本文拟对该调查略做介绍和分析。

一

《密勒氏评论报》的问卷调查是从1922年10月7日开始的，这一天该报在在显赫位置刊登公告，并同时发放“选举票”，要求读者投票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一周之后，同样内容的公告和选票以中文形式发表。公告如下:“论中国政事经济者每谓中国乏强有力之领袖人物，盖国中出类拔萃之人才，昔已凋谢，而自共和创始以来，各方之领袖人物尚未产生也。夫中国今日岂乏此项人才乎?为解决此问题起见，阅者之意，以中国何人具有此项资格，可选出十二人，将其姓名填入左方之空白选举票中。”

公告同时规定了具体的“选举”规则和办法:1.被选举人须系“名望素著堪为一业中之代表者……例如政军商银行各界以及其他专门事业之人物”；2.无论中外人士皆可投票，惟选举人须在选票中注明自己系外国人、中国人或中国学生，投票人之姓名无庸署于选票中，但可附一署名信函说明选举某人之理由，主持人将严守秘密，不公开署名信札；3.选票将在每一期密勒氏报刊出，已投票之读者，可将以后登出的空白选票“传与亲友，务使此项选举益加普及”；4.选票可用英文或汉文填写，径寄报馆，选举结果将逐期揭晓，回收选票的截止日期为1923年1月1日，最终结果定于同年1月6日在报上公布。

公告发布之后，社会反响热烈，选票源源寄回。因报社设在上海爱多亚路4号，最早收到的几乎完全是上海读者的选票。从10月21日起，沪埠之外的选票陆续寄到。选举结果从10月14日开始在报上公布，每周一次，每次均累计前次统计数据。我们不妨先列出11月11日(第4周)公布的统计结果，作为参照，以窥投票之过程及其变化。这一周公布的前12位的名单和票数分别是:1.孙中山，331票；2.顾维钧，323票；3.冯玉祥，313票；4.王宠惠，313票；5.吴佩孚，286票；6.蔡元培，246票；7.张謇，239票；8.阎锡山，227票；9.余日章，187票；10.王正廷，185票；11.黎元洪，149票；12.陈炯明，145票。

该轮选票公布之后，上海“一种有势力的英文报”发表议论，认为投票选举的结果，英、美留学生和基督徒获得了半数以上选票，“可见英美教育和基督教的影响之佳和势力之大”。胡适读到这则议论，深为不满，一周后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对正在进行的选举提出了“抗议”。胡适认为，《密勒氏评论报》是英文周报，主要行销于寓居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英语人士之间，“故这种投票只可以表示这一派人的倾向，本不值得什么严重的注意”。胡适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以证明选举主持人不了解中国，选举结果无甚参考价值:10月28日公布的结果，章行严得1票，章士钊得4票；11月11日公布结果时，章炳麟有19票，章太炎有54票。胡适嘲笑说:“他们竟不知道这4个姓章的，原来只是两个人!”

根据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胡适开了一张名单，列出他心目中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第一组，学者3人: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第二组，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者4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第三组，影响范围虽小但收效甚大者2人:吴敬恒、张謇；第四组，在近20年政治史上有很大势力者3人:孙文、段祺瑞、吴佩孚。

胡适的批评应该说有其道理。例如他不满章太炎得73票，罗振玉得4票，王国维连1票也没有的选举结果，认为“其实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罗、王两位先生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的得到世界学者的承认了”。这一看法很能反映中国学术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段祺瑞仅得96票居于第17位而黎元洪得149票居于第11位，胡适也颇有微词:“段芝泉虽然失败了，但他在历史上的位置究竟在黎宋卿一群人之上；我们不愿用成败来论人，自然不能不把他列入十二人之数了。”这一批评表现出胡适的政治眼力。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能够重新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证明了胡适批评的正确。

不过，一个人究竟怎么样与时人对他的认知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民意调查关心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而正如胡适批评这次选举只能代表“寓居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英语人士”的倾向一样，胡适开列的“大人物”名单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倾向。胡适在批评《密勒氏评论报》的选举时犯了一个很明显的偷换概念的错误，他两次用“近20年”替换了该报选举时划定的“今日”的概念，又用影响仅限于“较小区域”者替换了“中国”大人物的概念。他的意见同《密勒氏评论报》选举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选择对象所在时空范围广狭之不同造成的。

尽管如此，胡适的文章仍然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发表之后一周，新公布的第5周选举结果就将“4个姓章的”合并成了2个，显然是接受了胡适的批评。另一个变化是胡适自己的位次上升，由11月4日和11日的第13名上升为第12名，从此稳固地坐在第12名的位置上，直到最终结果公布，仍然没有变化。或许，这与他的批评文章并无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亦颇耐人寻味。

胡适的批评可以看做选举中的一段插曲。投票仍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从10月7日开始，每周一次，一共发出13次选票，亦照旧每周公布一次收回选票的统计结果。为了使选票相对集中，对于一些“朋友或亲戚”之间相互投奉承票但票数始终停留在两三票的明显没有竞争力的被选举人，主持人做了人为的淘汰，“仅仅公布主要候选人的得票和排位”(only publish the standing of the leading candidates)。1922年12月31日深夜，全部投票过程结束，比事前宣布的截止时间提前数小时。

吴佩孚，905票

蔡元培，969票

二

经过一周的紧张计票，1923年1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正式公布了“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选举的最终结果，并对进入前12名的“大人物”逐个做了生平事迹简介。为了研究方便，兹将该报单独列出的第一组“前12名”和第二组“次12名”的名单及得票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列24名的排名及得票情况之外，该报还一并公布了得票在4票以上的全部被选举人共171名的得票情况。由于这171名被选举人的得票情况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从研究的立场看，得票多和得票少具有同样的认识论的价值)，笔者认为有将其刊布的必要。为了便于后文展开分析，我们改变《密勒氏评论报》原文以姓名英文首字母排序因而实际上没有分类的办法，将这171人分做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工商4类，将不属于这4类或身份不明者归入“其他”栏目，制成表2。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国内各主要媒体大多做了报道。例如北京《时报》1923年1月6日第3版刊出《密勒报假选举揭晓》一文，简要介绍了选举的结果。该报第4版还以《密勒报名人选举之趣闻》为题，报道了选举中的一则“花絮”。《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选举结果的同时，还就选举结果做了一番评论:“按此种假选举，在外国报界常举行之，颇能表示公意。中国人阅报者少，能阅读英文报如密勒报者尤少。此次该报征求投票，应征者非常踊跃，足见我国国民对于公共事情，渐加注意。至于选举意见，人各不同，但一般态度亦由兹可见。”

张謇，915票

三

民意测验是社会学重要的调查方法，“此种测验之价值，纯以被试人之资格与人数为定”。所谓“资格”，指的是身份，包括受过何种教育及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地位等。确定“资格”，是判断调查结果反映了社会哪一部分人群意见的依据。“人数”则是判断调查结果具有多大可信度及适用范围的基本前提。在调查不是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时，被调查人数的多寡，对于调查结论的产生，尤其具有意义。

如前所述，这次调查的问卷是通过《密勒氏评论报》发放的，因而投票人首先应该是该报的读者。由于该报是英文周报，因而其读者至少应该是受过现代教育且粗通英文的人。这大概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不过，在这次投票选举中，“读者”与“投票人”并非同一概念。“读者”是订户或订户身边的人，是能读懂英文报刊者。但“投票人”却不一定都懂英语。前已述明，选票是以中、英文两种文本制作的，前后一共发放了13次。这意味着每个订户可以收到13张选票。但是按照规定，每位投票人只能投一次票。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学校及事业单位之外，平均每个《密勒氏评论报》的订户显然不可能包括13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能有一半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即以一半计，在每一张选票都已填写并寄出的假设前提下，每个订户中应该有6个至7个投票人不是该报的读者。选举主持人要求已投票之读者将以后各期登出的空白选票“传与亲友，务使此项选举益加普及”，也证明有读者之外的社会角色参加投票。因而，像胡适那样推定这次选举的投票人范围仅仅局限在“寓居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英语人士之间”，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问题在于，报刊的“读者”与“亲友”并不能揭示投票人的身份。究竟投票者都是些什么人?细读《密勒氏评论报》可以发现，从11月4日到11日，大约有12所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学校的选票陆续寄到。虽然由于计票工作量过大，仅有苏州书院(Soochow Academy)、上海马泰尔学校(McTyeire School)、上海公学(Shanghai Public School)以及安庆圣保罗学校(St.Paulps School)等4所学校的选票被统计出来，但总票数已因此而猛增，上一期总票数为2997票，这一期则增为5110票。如果12所学校寄出的选票全部统计出来，增加的票数还会更多。这一情况表明，大中专学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教会学校)在校学生可能是这次选举的主要参与者。选票要求填写的身份栏中有“中国学生”一栏，表明在校学生已被列为征集选票的重要对象。与“中国学生”并列的还有“中国人”和“外国人”。

将“中国学生”与“中国人”并列是一种十分蹩脚的分类，且不深究。所列“中国人”具体是何身份，却有弄清的必要。目前笔者尚未找到直接的判断依据。美国学者LucianW.Pye曾说，“这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学生和商人”，但他没有出具相应的资料说明。是否“中国人”就是Lucian说的“商人”?在没有第一手文献资料支持的情况下，不能率尔立论，但从《密勒氏评论报》的订户包括了一部分被视为“买办”的与洋人打交道的商人来看，Lucian的判断应该说与事实部分吻合。

与主持人的主观设想不尽一致的是，尽管他们希望外国人也参与此事，但从头两期选票的统计来看，“虽然选票尚未细加分类，但收到的全部选票均来自中国人(包括学生)”，以后各期也未见外国人参与投票的报道。

关于投票人的数量和总票数。胡适曾说选举仅代表了“三百多人的意见”，不值得严重关注。其实当胡适发表这一意见时，选举还在进行，投票人和票数都在持续增加。1923年1月6日最终结果公布时，得票在4票以上的被选举人共有195人，全部选票为18904票。因一张选票可填写12位被选举人(即1人可以投12票)，以12除总票数18904票，投票人总数应为1575人。考虑到主持人淘汰了得票不足4票的被选举人，因而实际也淘汰了部分投票人；另外，如同任何一次选举都难免会有废票一样，此次选举也不会每张选票都有效，加之可能还有部分选票未填足12位被选举人，因而实际投票人数应当高于这一数字。如果按照同期其他“选举”20%左右的废票率计算，参与这次投票的人数大概在1900人上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有1900余人参与的民意测验(时人每称之为“选举”或“假选举”)应该说是比较大规模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这一点。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于成立14周年纪念日做“民意测验”，意在“利用此种观众与此种时机”，“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结果“共收931票”。1923年东南大学做“名人选举”，“选举结果，总票数806票”。同年北京大学利用25周年校庆之机做“世界第一伟人”民意测验，共收到选票497张。比较而言，《密勒氏评论报》的这次名人选举规模更大。此外，由于选举以累计选票的方式进行，前后公布了13次选票，持续近3个月，形成了某种类似竞选的形势，投票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投票，主持人也有较多的时间来搜集反馈有关信息，修正选举中的错误(如前述将“4个姓章的”改为2个，等等)。从纯粹技术层面考察，这次“选举”是做得比较规范和成功的。

黎元洪，67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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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613票

四

《密勒氏评论报》评选“中国今日十二个大人物”的结果已如上述。由于每个“大人物”得票的多寡反映了投票者对不同“大人物”认同程度的差异，因而投票结果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认识当时中国南北、新旧、文武关系的变化以及广泛发生在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变化，特别是认识人心向背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尽管投票人主要局限于《密勒氏评论报》读者及其圈内人士，研究者还不能简单得出投票结果反映了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选择的判断与认知，但由于知识精英阶层从来都是社会舆论的主导者，一些倾向性的社会选择仍不难从中窥见。利用这次投票的结果，辅以其他文献资料，或许可以将一些被研究者忽视的历史面相展现出来。

(一)国民党势力崛起与南北政治的潜在变化。一般认为国民党的重新崛起是在1924年召开“一大”、实现与苏俄及共产党合作之后。其实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北方政治呈现乱象，国民党的生存发展已获得转机。孙中山在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当选广东政府大总统，组成与北方对抗的政权，由国会通告全国，并开始为北伐做准备。稍后，孙中山实施国民党的“改进”计划，于1923年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实施三民主义的政策和主张。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人心向背的变化，《密勒氏评论报》的选举清楚地提示了这一点。

从选举结果看，进入“十二个大人物”圈内的国民党人士(或前同盟会成员)有孙中山、

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4人。在“次12名”当中，李烈钧榜上有名，曾经加入同盟会、此时仍通过地方自治等政治主张与国民党保持某种联系的章太炎、唐绍仪也厕身其间。再降一个档次，从位列25名以下、归入政治类的40人来看，国民党或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士有汪精卫、徐谦、胡汉民、马君武、廖仲恺、张继、叶恭绰、孙科、于右任、居正、许世英、戴季陶、马素等人。总计三个档次的国民党及其圈内的“大人物”有16人，占该三档次总数64人的25%；共得6372票，占64人所得票数16166票的39.42%。“而孙中山之裒然居首，独得最大多数，尤足证为民意所归，非偶然也。”

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其他政治领袖大量入选“大人物”，预示了中国政治即将发生的重要变化。虽然在军事上国民党尚未受到重视(国民党军事人物只有3人入选:李烈钧得237票，排名20；柏文蔚得5票；蒋介石得4票，勉强进入最后公布的全部被选举人名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已不可低估。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政治集团的领袖得到了如同国民党领袖这样高的社会认同。我们知道，这次民意测验是在国会恢复、准备选举总统之前数月举行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直系的实际领袖吴佩孚得到995票，排名第5位，但一心想当总统的曹锟在这次民意测验中仅得55票，排名第44位。皖系因新近战败，势力锐减，其政治领袖段祺瑞只得到356票，排在第16位。奉系也未受到重视，其首领张作霖仅得131票，未能进入前24名。至于共产党，社会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只有陈独秀一人榜上有名，但也只是以思想文化界领袖的身份入选，社会一般人士并不知道其共产党领袖的秘密身份。

政党及派系领袖人物得票及排位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票人所在社会阶层和影响所及各阶层对于各党派的认同程度。如果我们同意人心向背是决定政治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几年以后的南北攻守易势，国民党从广东一隅胜利走向全国，共产国际在这一过程中极力促成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最初极力强调“容共”而非“联共”，都应当可以从这次选举的结果中找到部分说明。

(二)“军阀”的社会认同度及其与今日学者认知的差异。“军阀”在今日学者的词汇库里是一个多少带有贬义的词语。一般历史著作描写军阀统治，通常得出“腐朽黑暗”、“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人心厌弃”一类结论。但是，调查结果似乎并不完全支持这种结论。

从“军阀”的情况看，虽然不乏出身草莽的武夫，但更多的则是曾在国内外各级军事学堂学习、多少受过现代军事训练和教育的人。表1和表2所列39位军事类“大人物”中，只有冯玉祥、张宗昌、张作霖、曹锟、张勋、张福来6人没有或未见受过近代军事学堂教育，其他33人都毕业于国内外军校。其中曾就读日本士官学校或其他军事学校的有12人，留英、德、法学军事或舰艇驾驶技术的有3人，有18人曾在北洋武备学堂、北洋陆军学堂、保定陆军学堂、东北讲武堂等国内军事学堂接受教育。如果计算比例，没有军事学堂受教育经历的只占15.38%，而受过近代军事学堂教育的则高达84.62%。

这种教育背景使一部分“军阀”有可能具有现代思想，能接受共和政治观念，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例如，吴佩孚就因主张“国民会议”和支持五四学生运动，被视为具有“民主”观念与“爱国”意识的军人。而段祺瑞则因反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再造共和”，受到时人推崇，以致北京政变后酝酿组织临时政府，反直各方均有“非段莫属”的呼声。在军政关系上，虽然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军阀实际上已深深卷入现实政治，未能真正做到“军政分途”，但在观念上，他们中仍有一部分人主张政治应由政治家解决，注意自己的军人身份认同，避免给人以干政的印象。例如，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1924年10月，正当其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参议院表示，愿国会为之记名“入武庙”而不入“文庙”，以示不争政权之意。虽然吴佩孚未必是真正的“文治主义”者，干政之事在他身上也时有发生，但既然已公开做出上述表示，行为上也不可能没有顾忌。正因为如此，历史才出现了这样的景况: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在议会控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的努力的正当性”。

从社会对“军阀”的认知来看，虽有严厉痛斥之人，但认同者也为数不少。不过时人更倾向于选择文武兼备的实力派人物，示以支持。例如，在湖南，从20年代初开始，人们经常听到“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的说法。“三个秀才”指的是具有“秀才”和“军阀”双重身份的吴佩孚、赵恒惕和陈炯明。杨荫杭曾把“尚文”的军人称做“有力之优秀分子”，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除南北两方有力之优秀分子互相提携外，实无他法”。甚至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遵照苏俄的指示，在南北分别做上述“三个秀才”中的两个即吴佩孚和陈炯明的工作。

这种情况在《密勒氏评论报》的选举结果中有鲜明的反映。观表1可知，在得票最多的12个“大人物”中，可以称为“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就有4人，即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黎元洪。4人共得3607票，占前12名得票总数11375票的31.71%。在次12名“大人物”中，被时人视为“军阀”及其同类者的还有段祺瑞、陈炯明、李烈钧3人。总计得票在4票以上可列入“军事”一类的被选举人有39位(其中多数是军阀)，占被选举人总数的20%，这一比例是比较高的。按照Lucian W.Pye的看法，这次选举的参加者主要是学生和商人，“这一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军的，若是调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将会出现对军事领袖更高的支持率”。Lucian W.Pye用“支持率”来判断得票的性质应该是准确的，因为此次调查的所谓“大人物”，指的就是“伟大人物”，它是英文“the twelve greate stliving Chinese”的中文译文，选举办法(汉译本)规定被选举人须系“名望素者”，亦可证明这一判断。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北洋时期的政治真如学者描写的那么黑暗，何以军阀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如此多的选票?究竟是《密勒氏评论报》的选举结果不足凭信，还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出现了不应有的偏差，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今日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应当回避的问题。

(三)职业外交家群体出现与中国外交局面的改观。从调查结果来看，得票在4票以上、属于外交类的“大人物”有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王正廷、施肇基、黄郛、伍朝枢、朱兆莘、陆征祥、郭祺泰、萨福懋、刁作谦、胡惟德、王继曾等14人。这14人中，胡惟德与陆征祥2人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未曾留学国外，其他12人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在得票居于前24名的人物中，职业外交家就有6人，占25%。这6人全部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其中4人有博士学位，是所有社会群体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

职业外交家的大量涌现，使中国外交发生了重要变化，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专业化特征，外交家也开始相对独立于国内政治，能够按照外交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来处理对外关系。顾维钧能够在民初7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并能够大体为不同的政治家接受，显然与他“专业人才”身份分不开。顾氏自己就承认:“这些年来，像我、王宠惠博士、汤尔和先生、罗文干博士这样的人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顾氏所言，可看做当时职业外交家地位的写照。

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对外交涉的局面也因此而改观。过去人们习惯于认为“弱国无外交”，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合理，但它反映了近代初期中国外交的实际情况，却是事实。然而，在民国初年，随着大量在国外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外交家出现(当然也有历史条件变化的因素)，中国的外交家开始在全世界面前改变过去大多不了解世界情势、愚钝颟顸的形象，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尊重，使中国逐渐走上了成功的外交之路。在华盛顿会议上促成中止英日同盟外交目标的实现，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原则的确定，以及与列强进行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谈判，都是中国近代外交正发生质变的例证。

(四)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并存局面的出现。学者研究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史有一种认知，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发展已进入全面激进化的过程，中西文化发生不可逆转的位置转移，属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从过去的中心滑向边缘，原先处于边缘的被认为属于“现代”的西方文化则从边缘移向中心。从长时段观察，这一结论应当成立。但如果仅仅观察“后五四”的几年，这一结论似乎还需调整。事实上，后五四时代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更加激进的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开始了对五四思想行为的反思，激进化的步伐已明显减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使梁启超公开喊出了“科学破产”的口号。罗素、泰戈尔的访华，增强了部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五四以后接踵而至的民族危机，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这一切，使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又显得有些“理直气壮”了。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最为激进的鲁迅、钱玄同在这次选举中没有得到一张选票，不知是否与这一新语境的形成有关?不过传统派毕竟没能扭转乾坤，思想文化领域里呈现的是既非“传统”称霸，亦非“现代”领先，而是各种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且看《密勒氏评论报》选举结果是否与此吻合。

如表所示，思想文化及教育领域进入前12名的有蔡元培和胡适2人，得票分别为969票和613票。在次12名当中，有梁启超、章太炎和康有为3人。得票在4票以上的属于思想文化及教育类的被选举人有48名，加上居于前24位的5名，共计53名。如果按照中西新旧的分别，则这53人可谓兼而有之。康有为、梁鼎芬、林琴南、辜鸿铭、梁漱溟、赵尔巽、罗振玉等人似乎较为“传统”，胡适、陈独秀、吴稚晖、李石曾、蒋梦麟、丁文江、董显光、马寅初、郁达夫、赵紫宸、诚静怡等人则显得比较“现代”，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张伯苓、范源濂、张君劢等人却好像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每类角色当中，又都可做出不同的区划。例如在“现代”派人物中，就至少可以区分出4个子类:陈独秀、郭沫若趋近马克思，胡适、周作人趋近西方自由主义，赵紫宸、诚静怡趋近耶稣基督，而江亢虎、吴稚晖走的却是无政府主义路线。从人数和票数来看，没有哪一部分人明显领先，居于主流地位。这应该可以印证上文所做分析。

此外，为数不少的工商界、戏曲艺术界人士被投票人视为中国的“大人物”候选人，也十分引人注目。张謇曾为清末状元，他得到915票，排名第8，固不足奇。而聂云台得252票，穆藕初得123票，陈嘉庚得67票，简照南得54票，整个实业界有13人被投票者视为中国的“大人物”，则凸显了社会对工商业及业内成功人士的重视，表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已经开始为“农工商皆本”的新观念取代。至于梅兰芳得89票，欧阳予倩得8票，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人对“艺人”认知观念的变化，而且反映出传统中国的戏曲艺术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已开始获得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