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转账金额限制: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第二部分)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
——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第二部分) ·胡 平· 二十二、河神的焦虑 在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初期，有些文化人会经历一种震撼。封闭固然束缚发展，但有时也容易让你盲目自满、“自我感觉良好”；开放令人眼界大开，反过来却又可能引起你的挫折感。 不妨借用庄子的寓言，踌躇满志、雄心勃勃的河神来到海口，望洋兴叹，惭愧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怎么办？如果河神太自负又太自卑，他就会折转身去，退缩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以期重新拾回昔日的安宁与自得。但是他做不到了，永远地做不到了。他离开了大海，大海可以很快地淡忘他；但是，他却再也忘不了大海。 也许，顾城就是这样一位河神。我们知道，顾城曾经作过两次大撤退。一次是八三年，国内的知识开禁，满怀求知欲望的顾城，在铺天盖地而来的知识潮流面前“晕头转向”。于是，他放弃了对知识的追求，力图重新回到内在自我的小天地之中。另一次是出国，顾城以著名诗人的身份从中国走向世界，在游历了欧洲和新西兰的一些大城市之后，最终选定了在一个小岛上定居。当时就有人问顾城：别人出国，都是为了开眼界、见世面，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龟缩到荒岛上去了？据说顾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问题并不复杂。顾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感知识、反感现代都市文化的；否则，他何必兴奋地迎接知识开禁，何必热切地走出国门？顾城无非是象河神一样，目睹到大海的浩渺无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足轻重，他害怕自己消失于大海之中，所以才决然后退。注意，顾城并不是一出国就直奔那个小岛的。所以，当顾城宣布他在小岛上找到了他从童年起便梦寐以求的安身之地，他并不是完全诚实的。在这里，顾城掩饰了他内心经历的巨大苦恼。他把撤退说成了追求。即便我们承认他的撤退中果然含有某种追求的成分，但撤退毕竟是撤退。它更多的是遭遇挫折之后的反动。 以求知问题为例。诚然，生有涯而知无涯。然而，求知的快乐不在于占有知识而在于追求的过程。求知的快乐不在于穷尽所有的知识而在于有所发现、有所拓展。伟大如牛顿者，尚且自比为在海边拾得几只贝壳的小孩，谁能否认这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呢？另外，求知不仅能满足我们天生的好奇心，而且还会引出若干功利的后果，知识能造福人生、造福社会。尽管在历史上，一直有人反对知识，认为知识会导致人性的堕落和导致生存环境的毁坏；但认真分析起来，这派人实际上只是在反对知识的误用而不是在反对知识本身；或者是反对某一类知识而不是反对所有的知识；充乎其量，他们是在坚守固有的知识而反对新生的知识。否则便是言行不一。因为天下最极端的反知识者，也免不了会享用一些他人的知识成果。就算你抛弃一切机械而回归刀耕火种，这一刀一火何尝不是知识的产物。老庄都主张顺应自然。可是，顺应自然的前提是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这恰恰是知识的问题。你若要象庖丁那样游刃有余，你就必须对牛体了若指掌。当然，求知之乐不是人生唯一的快乐，知识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一个人完全可以放弃对知识的追求而改为追求其他的东西。但是，象庄子那样，从“生有涯而知无涯”便推出“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结论，也就是否认求知的快乐、否认知识的价值，那却既不合逻辑、也不近人情。我们知道，传统中国文化本来就有过份强调生命体验、强调道德实践的偏向，由此而导出对知识的漠视或轻视。按照这种观点，孜孜求知不但不是优点，反而大有脱离正道的危险嫌疑。这和后来毛泽东倡导的空头政治，“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宁红不专”、“专即不红”的理论不能说毫无关联。对顾城而言，由于底子薄弱，深研博览有困难；或是性情不合，对扩充知识缺少兴趣，这都不奇怪。问题在于，顾城硬要把自己的不足之处加以充分美化，他坚称自己在知识浪潮面前的撤退是“从有限的意念中间解脱出来”返归自然之境，于是无知少知便成了有德有道，自卑也就一跃而变成自负了。离群索居的情况也与此相似。不错，顾城早年在农村生活过。但是后来一有机会，他就返回了大都市。从七四年到八七年，顾城都是在国内的大都市度过的。出国的前一两年，顾城也是在都市中度过的。可见，顾城并不象他后来声称的那样从来就反城市、反现代文明和追求与世隔绝的生活。乍一看去很奇怪，顾城能够在中国的大都市一住十几年，为什么在西方的大都市却呆不下去？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在西方的大都市中，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文化人，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第一，身处异型文化，你便失去了文化人的身份。你不属于这种文化，因而你在这里就不是文化人。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作家的身份(名字)，不管读者多寡，是透过与读者复杂交通而来的。他自己建立的形象，也还是要在读者眼中才反映出来。当他离开乡土，这个形象也突然消失，而他变成另一群人里的无名氏。”第二，在当今世界，汉语虽是使用人数最多，但并非流行程度最广。例如，它就没有英语的流行程度广。因此，一个使用英语的文化人来到非英语世界，由于英语的流行性，他还比较容易保持文化人的身份。但一个使用汉语的文化人来到非汉语世界，情况就很不相同了。第三，由于整个汉语文化在国际上不太受重视，汉语作品被译介的机会既少，为外国读者感兴趣的也不多。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复杂，此处暂不论及。但作为一种现实，它无疑会导致中国文化人在异域、在国际文化界的强烈挫折感。第四，然而，中国是文明古国兼大国，汉语决非小语种，汉语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世界。一个在这个世界中有成就、有名气因而充满自信与自负的文化人来到国外，一下子变得默默无闻，心理上自然格外难于平衡。正如同河神倘不是出自伟大的黄河，其望洋兴叹的感受也就不会那么复杂和强烈。多年以来，中国的文化人喜欢谈论“走向世界”，也就是进入世界文化或曰世界文化的主流。但是，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超国界、超种族的。物理学就是物理学，没有什么中国物理学或美国物理学。文化不一样。并不存在着一个叫世界文化的文化。所谓世界文化不过是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俄国文化、埃及文化之类的总和。因此，“走向世界”便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放弃或部分地放弃自我而使自己变成某种优势文化中之一员，另一种是坚持自我，努力让自己在世界文化的五彩拼盘上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方式。这当然很正常。不过第二种方式包含着两个陷阱，倘不留意便可能掉进去。第一，为了坚持自我，你往往会有意识地拒绝学习别人；这样，一个本来尚称开放的心灵，便会由于面对开放反而变得更加封闭。第二，为了突显自我，你往往会刻意强化自我的某些最具特色的方面，尽管你本来对这些方面并不那么欣赏；于是，为了表现自己，你自己倒先扭曲了自己。其实，各种文化总有相同之处。所谓世界文化、所谓人类共同财富，就是指那些经历了时间的磨损和转译的遗漏之后仍然保持巨大魅力的东西。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走向世界”而封闭或扭曲自己。据顾城讲，他去小岛定居，“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间忘记我作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达到宁静。”这就透露出，顾城来到海外，感觉到自己文化人身份的失落；而身居都市，又时时受到都市文化气氛的强烈刺激，因此使自己无法忘却自己的失落，所以心中总是忿忿不平。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小岛上没有文化只有自然。你的失落更为彻底，但你的失落感却可能大为减轻。因为在此时此地，周围没有任何事物在提醒你的失落，你比较容易忘记自己的失落，你的心灵 便可望回复宁静。至少是你以为你的心灵会回复宁静。 郑板桥曾叹道：“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其实，哪一个文化人会真心希望自己“使世相忘”呢？郑板桥说这话，无非是抱怨社会老给他找麻烦而已。饱经文字狱灾祸的中国文人，想来会对板桥的牢骚心领神会。真正的问题恰好是倒过来的，对于文人而言，“使世相忘”浑容易，“此身忘世”却自难。 如前所说，依我之见，顾城选择小岛定居，首先是撤退，是在遇到挫折与失落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其次，这种撤退也包含有某种追求的成分。顾城的选择，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忘记自己作为文化人的身份而获得安宁；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又是十足文人式的和不甘沉沦的。他先是为了从自然中汲取灵感，以便写出更美丽的诗篇；后来则转化为主要是要过上一种理想中的真人生活，以便傲视俗世，成就某种艺术性的非凡人格。换句话，倘若没有先前的挫折和失落，顾城便不会去小岛；倘若没有不甘放弃的意志和想让世界刮目相看的雄心，他也不会去小岛。毕竟，以顾城早年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白，小岛生活在物质上决不会舒适实惠(在这一点上，顾城决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天真幼稚)。从表面上看，顾城是选择了一条“使世相忘”的生活道路；然而，刺激他作出此一选择的真正动机，却正是他对于那个世界的耿耿于怀。 二十三、关于“反城市” 顾城表示他不喜欢城市，他认为城市人缺乏自我认识。他说：“城里人很注意到别人的看法，常用时装把自己包裹起来。”其实，乡下人何尝不注意别人的看法。只要在两个人以上的地方，人都会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也会观察和品评别人。在乡下，由于人口少、流动性小，人际关系很紧密。乡村生活几乎是透明的。谁家出了什么事，乡民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乡民的生活方式彼此很相似，其道德观也就相当统一。如果你的价值观和别人一致，你会感到特别温暖，特别有人情味；如果你的行为与众不同，你就会强烈地感到被非议、被排斥。城市则相反。城里人太多、流动性太大，人际关系反而可能更疏远。如果你立志要引起众人的注意，你当然最好住在城市，因为那里人多。反过来，如果你刻意要避免众人的注意，你顶好也住在城市，因为城里人见多不怪。相比之下，乡村是一元的、封闭的，城市是多元的、开放的。恰恰是城市人，才最容易养成不介意别人看法的生活态度。顾城曾经在乡村生活多年，他显然该懂得城市比乡村更具包容性这个道理。至于说到“时装的包裹”，大概不少人都持类似的看法。许多人都抱怨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得不戴上面具与他人应付周旋。他们相信唯有回归到孤独状态才是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其实这种看法根本靠不住。譬如说你在权势者面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你解释说那并非出自你的本性。我承认那不是出自你的本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但是我要追问的是：既然你有自尊心，为什么还要卑躬屈膝呢？你说你怕挨整或是希图得到奖赏。这就是说，你虽然有自尊心，但你的自尊心抵不过你的趋利避害之心。因此，你在作出一种伪装的同时也就展示了另一种真相，在掩饰某一种本性的同时又显示了另一种本性。由此可见，每一个谎言都透露了一个真实，每一种遮蔽都意味着一种显示。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多副面孔，那么，每一副面孔都各有其真实性。固然，“我”永远大于我的表现；正如作家永远大于他的作品。这是指可能性而言。另一方面，在现实性上，“我”就是我的一切表现。如果我认为我的一切表现都不足以揭示真正的自我而只是扭曲了真正的自我，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也只能是我做出另一种表现，做出一种能真正显示出本来的自我的表现。在彻底的孤独状态，你确实可以放下一切面具，但你并没有因此而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在此时，你就连“本来面目”也无从谈起了。离开了一切外在表现的“我”还会是“我”吗？它和“无”又有什么区别呢？有句话叫“无欲则刚”。这话完全讲反了。无欲则无所谓刚不刚。如果柳下惠是天阉或是同性恋，“坐怀不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欲望才谈得上有诱惑，有诱惑才谈得上刚不刚。好人不是没有欲念。好人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好人之好，在于他追求欲念的满足时讲究正道，讲究手段；好人之好，在于他面临各种欲念的冲突、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取其高而舍其低。如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要是一个人本来就对生命和爱情毫不珍视，抛弃自是不难，但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一直流行着这样一套神话。按照这套神话，当好人、当圣人，你就非要修炼到六根清静、欲念全无的地步不可。顾城讲：“我这一生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名利之心，第二关是情爱之心，第三关是成佛之心。现在我只剩下这最后一关了。”顾城把成佛之心也列为克服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倒更彻底。当年禅宗就提出过这种观点。因为一个人想成佛也是一种欲念。一个人抛弃名利情爱而一心成佛，只不过是放弃一些欲念以换取另一些欲念，所以同样算不上完全的超脱。如此说来，顾城心目中的真人，就是要做到心如死灰，就是要成一个活死人。当然，顾城本人根本没有修炼到过三关的程度，他连第一关、第二关也没过。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责怪顾城的，究竟是他没过关呢？，抑或是这些关本身就不该过呢？二十四、生命中令人不安宁的能量其实，顾城也知道，人生总是要有所追求。顾城说：“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说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总之它不可能停下来，生命需要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爱情；可能是搬一块石头，也可能是写一首诗，只要有了这个形式和生命中间的这种不安宁相吻合，一切就具有了意味。”讲得很对。只是这段话和上面提到的过三关彼此矛盾。想来是“此一时彼一时”，顾城在不同的心境下，说出的话也就不同。对于顾城这段话，我想要补充的是，人生命里的能量不仅需要发泄，而且需要表现。动物不一样。一只健康的小松鼠会无目的地上窜下跳。这是其生命里能量的发泄。这还不是表现。表现包含着两层相关联的方面，一是展示给其它同类看，一是期待和接受其它同类者的品评。唯有人，才有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冲动。当顾城说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常用时装包裹自己时，他显然是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殊不知这种态度才是最具人性的东西。在伊甸乐园中，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禁果之后，立刻对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立刻变得“很注意别人的看法”，赶快找来一片无花果叶遮住私处，“把自己包裹起来”。顾城把“注意别人的看法”批评为“缺乏自我认识”，其实，自我认识正好是来源于对别人看法的重视。自我认识无非是在想象中站在别人的立场观察自己。假如一切“别人”都不存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唯一的人，那么这个人决不会具有最充分的自我认识；相反，这个人将最缺乏自我认识。事实上，对人生而言，“别人的看法”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会成为一句最严厉的谴责？为什么“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这都说明了众人的评判的重大作用。平常我们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那只是说我们不要盲目地接受一时一地的某种流行意见，那只是说我们应该有独立的评判标准；那只是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强调普遍的理性原则或审美原则。它丝毫也不是否认人们对一种言行进行评判的正当性、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人的功能和潜在伟大之处，即在于他凭借着自己的工作、行为和语言文字的能力，使有限的生命得到不朽的延续——这很接近于中国古人关于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观点。因此，人类最伟大的本质在于追求不朽。而达到不朽的唯一可能途径便是进入公共交往领域，因为唯有与自己同类的他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判，同时也唯有经过他人的见证，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留存于人类的记忆即历史之中而传播千秋。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所谓“名留青史”、所谓“活在人们心中”，都是指的这层意思。而所谓“虚度一生”，就是指自己的一生不曾在他人心目中留下有意义的痕迹。即便是一般平庸之辈，也无不希望至少能在亲朋好友中留下几桩美好的回忆。顾城说，生命需要一个形式，只有当这个形式与生命中间的那种不安宁相吻合，一切才会具有意味。我要补充的是，这个形式，这种吻合、以及所谓意味，都唯有经由“别人的看法”才能实现；而人与生俱来的那种令人不安宁的能量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可能获得安宁。 二十五、三种所谓“安宁”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安宁”这个问题上来了。三年的小岛生活，顾城的心境果真是安宁的吗？顾城一再宣称他是安宁的，这不可能全是撒谎；然而他对安宁的反复声明，又不能不令人怀疑这种表白究竟有多少真实。 依我之见，顾城的心情大致上有三种状态。第一，在自然中，在爱情中，在简朴的生活中，顾城确实获得过安宁。不过这种安宁，写在纸上虽可洋洋万言，但在实际的生活流程中却只占有很少的时刻。因为对安宁的感受，如同对幸福的感受一样，通常离不开对比，因而它只存在于刚刚摆脱困扰的那一短暂的瞬间。安宁略一持续，你就会感到无聊沉闷了。这对于象顾城那样天性敏感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第二，由于小岛生活本来就缺少刺激，顾城又努力用老庄和禅宗的思想自我修炼；因此，他确实有可能变得比较清心寡欲、看淡红尘。这种心态，讲得好听些叫超脱；讲得难听些叫麻木。如果顾城是浑浑噩噩之人，他或许不难在这种麻木状态下“混吃等死”地活下去。然而偏偏他又性好玄思，耽迷幻想；那么，他就很容易滋生强烈的厌世轻生的意念。必须看到，人对各种愿望的追求，乃是生命中能量的表现，是对生命执着的表现。因此，“看破红尘”往往便意味着厌倦人生。你越 超脱，你就越觉得“活着没劲”。无怪乎顾城会越来越频繁地想到自杀、自绝了。就在他杀妻自缢之前二十天，顾城在洛杉矶接受曾慧燕电话采访，一方面谈到他在小岛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和谐，一方面又谈到死亡、谈到自杀。这看起来很矛盾：既然你生活得那么美好和谐，为什么又总是想自杀呢？不过依照上面的分析，那其实倒并不矛盾。因为对顾城而言，所谓安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生各种欲望的自动放弃，从而也就是对生存欲望本身的自动放弃。不错，在日常用语中，“超脱”是个好词。但我们平常所说的“超脱”实际上是指一个人在“有所为”的前提之下的“有所不为”。顾城的“超脱”却是几乎到了放弃一切的地步。顾城讲到要“过三关”，虽然他并没有真过，但这个“过三关”的意念却足以表明他对生活、对生命已然放弃到何等程度。在经常感到万念俱灰、了无生趣这层意义上，我们应当承认顾城的心大概的确常常是“安宁”的。 第三，诚如顾城所言，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令人不安宁；人必须找到一种形式与之吻合，一切才会有意味，不安宁也才会转化为安宁。顾城选择了小岛生活这种形式，因此他以为他会获得安宁。但是，正象我前面指出的那样，一切形式，都唯有经由他人的见证与评价才能产生意味，从而也才能实现心灵的安宁。于是，顾城就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堪称悖论的境地：一方面，除非顾城的小岛生活能够赢得世人的关注与赞赏，否则他内心的不安宁就不可能转化为安宁；另一方面，除非顾城事先就对外宣称他自己是真正安宁的，否则他就不可能赢得世人的关注与赞赏。在这里，“安宁”必须预支，尔后才有可能兑现；或者反过来说，为了兑现，必须预支。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安宁的，顾城首先必须让自己相信他是安宁的。这好象失眠者的自我暗示。一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很快就会安然入睡。”于是，他的心情才可能真的平静下来，他才可能真的安然入睡。这就是说，顾城反复向别人讲他是安宁的，其背景恰好是他相当不安宁，因此这不是真话。不过那也不是简单 而言的谎话。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力图促成所言说者自我证实的自勉自慰。 不消说，预支“安宁”是很冒险的。那好比贷款投资。倘若投资效益未如人意，你不仅会血本无归，而且还会债台高筑、信用破产。然而一般贷款者的心理是，越是投资效益差，他越觉得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他越是要进一步贷款，再进一步投资，以期扭败为胜，因此在债务中越陷越深。顾城的情况便是如此。顾城越是不安宁，他越是要对外强作安宁状。到了今年八、九月，顾城结束了他在欧洲的研究访问、不得不准备回小岛之时，他的心绪十分恶劣。据顾城在德国的友人史明说，顾城的“压抑感染了他身边的人。”洛杉矶友人顾晓阳则透露，顾城在寄住他家时，经常对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几至痛不欲生。然而一接到曾慧燕从纽约打来的采访电话，顾城立刻就振作起精神，向记者侃侃而谈他在小岛生活是如何美好和谐。其实在这时，顾城心中积郁的痛苦与骚乱，已经濒临炸裂的边缘了。 二十六、沉寂的火山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选择了孤独清苦的生活道路。这部分地是出于被迫。由于他们个性独异、落落寡合；家境既不优裕，周遭又得不到有力的资助；自己的作品不为世人理解与重视，辛苦劳动而所获报酬极低。但他们贫贱不移，以艺术作为生命，全力投入到创作，坚持固有理念，不肯屈就时尚。他们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作品，而自己却陷于穷愁潦倒。不少人因贫病而早夭，有的到后来也精神失常，以自杀终结其悲剧性的一生。顾城的情况与此有些类似，但细比之下又有所不同。重要的一点区别是，顾城在小岛并未全力投入创作。依顾城自述，他去小岛本来是为了在一个他从少年起便心神向往的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灵感与刺激，从而创作出更美好的诗歌。这就和高更去南洋大溪岛作画的故事很接近。可是顾城很快便发现小岛生活并无助于他的诗歌创作。因为谋生的繁劳，他甚至连写诗的时间都变得更少。面对此种困境，倘为了诗歌创作，顾城就该改变其生活；然而顾城却倒了过来，他宁要坚持那种生活，而把诗歌置于“可写可不写”的地位；更准确地说，他是刻意地要把自己的生活本身成为一种艺术。于是，顾城自己就把自己逼进了一个绝地。更麻烦的是，按照所谓真人的定义，顾城还必须在这种极端困苦孤寂的状态下做出一副怡然忘我、安然自得的样子。这就需要他不断地苦苦地压抑自己。长期下去，焉能不精神崩溃？又由于这种崩溃是长期压抑不得渲泄的结果，故而一旦爆发就很容易采取狂乱暴烈的形式。就此而言，顾城所反复声称的安宁，不过是火山爆发前的沉寂而已。 二十七、从无终结的痛苦到痛苦的终结顾城并非自甘寂寞之辈。顾城压抑自己，只是压抑自己的苦恼与焦躁，压抑自己对名声的渴求与失望。他并没有压抑自己的表现欲。事实上，有关顾城在小岛上的一切，都不是经由外人的偶然发现、而是经由顾城本人的主动讲述才广为人知的。本来也是，顾城身处荒僻的小岛，他自己不对别人讲，别人怎么能知道？顾城一直在向各处投寄稿件，并常常附上自己的绘画和精心拍制的照片；象那部自传体小说手稿，顾城就大概给了不止一家刊物，后来又送去深圳拍卖。对于各种会议与活动的邀请以及媒体的采访，顾城也一向是来者不拒。顾城还把各地有关自己作品和活动的评论报道都一一妥善剪留，经常出示和赠与旧友新知。据顾乡说，在出事前几天，顾城正在紧张地写一部关于他和谢烨与儿子木耳的书，顾城表示书写完就自杀，“说这样就可以把这本书哄起来……。”在去年年底德国的《Minima Sinica》杂志上刊登了一段顾城的讲话，其中专门提到他要自杀的愿望。在今年九月十八日接受曾慧燕电话采访时，顾城再次讲到自杀、讲到死亡。这些情况表明顾城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即便在自杀一事上，顾城也不是打算悄悄地离开世界，而是希望自己的死亡能引起世人对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更大重视。依我看来，上述说法作法(当然不包括杀谢烨一事)均无可厚非。只是它们与顾城为自己塑造的安宁自在、不求闻达的真人形象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这既是顾城的自相矛盾，更是“真人”理想本身的自相矛盾。许多人都说，满腹经纶而不求人知才是最值得称赞的，但问题是，这种人又怎么能让我们知道呢？那和行善不求人知仍略有不同。你给一位街头盲人琴师留下几枚硬币，他不知道你是谁，但他确实感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帮助。好象一个艺术家隐姓埋名、不要报酬地发表作品。要是这个艺术家连作品都不发表，他还算艺术家吗？所以，顾城的自我宣传倒不为错，虽然他做得稍嫌过分。 平心而论，，顾城的自我宣传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不少人在听到顾城小岛生活的故事后都很感动，誉之为“真人”、“异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至于其中的自相矛盾，以及由此引出的自我否定，那倒是赞赏者们很少注意到的。可惜的是，顾城不可能从这些赞赏中获得满足和安宁。因为这个世界太大、太多元、各种各样的信息丰富，因而顾城能得到的赞赏太稀少又太遥远。尤其是，顾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反过来就锁定了他。当顾城宣称他与世界充满冲突、格格不入、只有在远离人群的荒岛上才能安心立命时，他等于给自己宣判了在小岛的终身禁闭。如果他后来又返回俗世，那岂不意味着此前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假不实？换句话，除非他亲手粉碎自己塑成的形象，否则那个形象就要求他付出毕生的代价。倘若顾城不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处境的绝望，他不会去死；倘若顾城清醒地理解到造成此一绝境的全部原因，他也未必去死。偏偏顾城是一个感性远大过理性的人，因此，在不堪忍受且无止无休的精神压力面前，他选择了死。就在德国《Minima Sinica》杂志的那篇报道中写到；顾城有一次问谢烨：“让我们一起死吧！”谢烨答：“可以，我们一起死，但是你得先把我杀死，因为我可不愿意自杀。”此文发表于九二年十二月，当时“大鱼”之事也许还没有发生。这是否意味着：顾城之所以要在自杀前斧砍谢烨，不仅是出于爱，也不仅是出于恨；那还是因为，顾城认为谢烨是和共同编织那套神话、共同塑造那个形象的唯一合作者，因而当他决意要以痛苦的终结结束掉那场无终结的痛苦时，他必须带谢烨同行。 二十八、置死地而后——死 换一种更实际的角度，也许我们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当顾城重新回到小岛时，他还有些什么呢？女儿国已经灰飞烟灭；英儿走了，谢烨也要走了；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英儿，更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谢烨。此刻的小岛，诗情画意都荡然无存，只剩下冷漠、孤寂、荒凉、凄清。这就是他称颂与追求的自然之境么？他真能在这里神思遨游、心安气定么？还有那每日的柴米油盐、琐务缠身，令人不胜其烦。谢烨的小说《岛上千日》，送出去有一年了，原指望获得一种轰动效应，以求得外界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种鼓励和肯定，到现在仍石沉大海；就算发表了，昨是今非，无异于残酷的反讽。还有他自己的那部《英儿》，虽是呕心沥血，只怕也曲高和寡。顾城还要写作，他不能不写作，不是为了快乐，只是出于绝望。事到如今，顾城自忖，或许回国是唯一的退路，但那并不是出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况且，他早已心力交瘁。过去，顾城也绝望过，在那时，自杀的念头反而挽救了他。如尼采所说：“想到自杀是个很大的安慰，因此你就能渡过每个痛苦的夜晚。”大不了一死，一了百了。于是，顾城又一次让自杀的念头麻醉自己。顾城希望自己再度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他以表面上的出奇的理智和平静走进生活：写书、办离婚手续、学开车。然而就在这时，“大鱼”要来了，顾城的心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不是他失去自制，而是他再不愿意继续自制：到时侯了，该结束的就让它们统统结束吧。这里的“它们”是要包括谢烨在内的，因为他把后者直看做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二十九、关于形而上学的自杀倾向 顾城之死并非畏罪自杀。也就是说，顾城不是因为杀了人才自杀，而是要自杀才杀的人。不少顾城的朋友都表示他们对顾城的自杀不觉意外，使他们深感意外的是他的杀人。根据顾乡的讲述，当顾城自缢时，现场的顾乡并没有拼力抢救。那时候顾乡还没发现谢烨，她只听顾城说他“把谢烨给打了”，她并不知道谢烨被打伤到什么程度。因此，顾乡并不是想到顾城已经犯下命案、难逃一死，不救也罢。顾乡只是“觉得把他救过来太残酷了。”这就是说，作为姐姐，顾乡深知顾城求死之意甚坚，阻拦反属无谓；死亡对顾城是彻底解脱，勉力救活可能对他倒是更大的折磨。从顾城的亲人和朋友的这种感觉，我们不难想象出顾城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阴郁绝望的心境。我们可以把顾城归入天生具有自杀倾向的一类人。加缪讲过：“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我们知道，在世间万种生灵中，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免一死的动物，因而人也是唯一会自杀的动物。举凡人生的各种追求、各种价值、各种意义，没有一样经得起“打破沙锅问到底”。三问两问之后，你就会面对到虚无这个大黑洞。因此，你就会陷入没顶的绝望和无底的空虚；你会对生命感到强烈的困惑；对死亡，由于感到深刻的畏惧反而会激起某种被诱惑的向往。好在我们大部分人的生存意志都太强。当我们走出孤独，进入人群之中；当我们离开暗处，来到光天之下；当我们放下冥想，从事于任何一种实际的活动：那些晦暗的念头便烟消云散，即使再想到它们也已感受不到那种无可挣脱的使心下沉的力量。生活中哪怕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都会吸引我们的关注和情感。仅仅是出于习惯或被动的应对，也足以使我们沿着生活的轨道一直走下去。于是，我们就津津有味、或者是马马虎虎地活着。 所以加缪怀疑是否有人会为了形而上学的原因而自杀。也许真的没有。每一个自杀者都是为着某种具体的原因去自杀的。不过话说回来，人和人毕竟不一样。有些人确实要比别人更容易让死的念头缠住自己，他们的心情确实要比别人更容易常常处在灰暗之中。因此一旦遇到什么麻烦，别人都不难承受的，换成他们就过不去。顾城大概就是这种人。从亲友的叙述中我们可知，顾城天性多愁善感，孤僻内向，拙于实际而敏于玄思，畏避现实而耽迷幻想。基于这种个性，正象顾城自己讲到过的那样，他从很小起便对生命的困惑有强烈的感受，对死亡怀有一种难以挥除的憧憬。顾城父亲顾工说，顾城小时大脑曾受重伤，有阵发性精神病。那或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十、倾向的自我强化作用 不幸的是，顾城天性上的这些特点，和那种形而上学的自杀意念一道，更由于其艺术活动和哲学思考而进一步强化。诚如休谟所言“渴慕哲学的情感和渴慕宗教的情感(还有渴慕艺术的情感——引者)一样，它似乎易陷于一种不利的地步；就是说，它的目的虽然在于改正我们的风俗，铲除我们的恶习，可是它会借鲁莽的处理专门培植人心中一种得势的趋向，并且因自然性情的偏爱把人心更坚决地推向本来已经太偏的那一造。”我们知道，顾城早年即失学，他是靠自学成才的。这就是说，顾城从很小起便是按照他固有的口味读书。那便造成了精神上的偏食症。尔后大陆渐行开放，顾城本也想博览群书、广采众家，但一来是他知识底子太薄，二来是他太自负，在铺天盖地的知识浪潮冲击下反而来个大撤退，这就把当年由于环境所迫造成的偏食现象，变成了一种更自觉、更顽固的偏食个性。在《自然哲学纲要》一文里，顾城谈到他的生死和对生活的态度。一望而知是受了老庄禅宗的影响，还有就是一点存在主义。这种知识资源本来就相当片面，再加上顾城自己的误读便进一步把这种片面推向极端。顾城很轻易地表示赞同庄子从“生命来于虚无并归于虚无”引出的“生死无别”的结论。其实这话的前半节涉及事实而后半节涉及价值。从前者并不能逻辑地推出后者——“生死无别”意味这人们应该对生死等量齐观也就是否认生命的珍贵性，故而属于价值判断。由此，顾城提出“真人”应当“赴死如生”。平常我们说的“视死如归”，是指追求超越个体生命之上的神圣价值；但 顾城的“赴死如生”只是表明对生命本身的轻视。另外，当顾城大力推崇人生虚幻、功名富贵空虚无常、人应当解脱有限意念、听其自然、泛若不系之舟等观念时，那部分地是因为这些观念投合了他固有的散漫习性以及对人世的复杂纷扰的怯避心理，于是，这些天性中的偏向便借助于合理化而变本加厉、失去节制。在艺术上，顾城既然以精于表现被压抑的孤独的自我体验以及远离红尘的童心世界和大自然而赢得巨大的成功，那么这种成功就反过来鼓励他更有意识地深入内心而远离外界、追求自然而回避社会。就象卢梭，因为在“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悬赏征文中一鸣惊人，此后他便依照他的论文去生活。顾城的择岛而居，除去某种客观情势的因素外，便是这种个性偏向与哲学思考及艺术创作相互作用自我强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可避免地又成为强化其原有的思考与创作特点的有力原因。在这种孤拗的心态、固执的观念和特异的生活条件下，顾城与现实的矛盾、包括与英儿、尤其是与谢烨的矛盾日趋剧烈。伴随着生存状态的不断恶化，顾城的自杀倾向、自杀意念终于走向了自杀行为。  三十一、“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在现代社会，一般人都认为，一个人有权自杀，但无权杀人。顾城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顾城曾经明确提出：“对于愿意生存的人，你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无所谓生存不生存的人，就只能说：己所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说，你想死，但你不能把死也加之于别人。但问题在于，顾城决意自杀，并非为了殉道殉情殉节，也不是因为不堪忍受肉体的折磨苦痛。在上述一类情况下，自杀者的情绪可以是热烈的，但神智大多是清醒的、比较理智的。顾城决意自杀，乃是精神长期压抑下的爆炸。它是狂暴的，因而也是任性的。所谓任性，就是指那种明知不对、但不做不快、非做不可的冲动。众所周知，任性往往是虚弱的表现，因为它总是指向缺少强大反制力量的对象或者是那些虽然强大但不会进行反制的对象(小孩子对一味溺爱的父母任性便属后种)。否则它从一开始就会陷入自我否定、从而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一种习性。顾城有首名诗，题目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然而顾城生长在一个高度压抑的社会。对于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他又常常 采取偏于退缩回避的态度。因此，他的进攻性就往往不是指向外部世界、指向敌人恶人，而是指向自己、指向亲人爱人。他的任性往往表现为折磨自己和折磨爱自己的人。谢烨不幸便一再成为他任性的对象。三十二、在自杀者的阴影下 由此想到，我们是否应该对某些传统文化和宗教谴责自杀的立场抱几分同情呢？这些传统文化和宗教并不反对殉道殉节殉情，也不反对人在忍受不了无法医治的肉体痛苦时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它们谴责自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自杀总是会在自杀者的亲人中留下痛苦和损害。这是否还包含着如下一层考虑：如果一个人并非为殉道殉节或病痛而自杀，那就表明他对个人最珍视的生命已不再珍视；当一个人连都自己的生命都不再珍视时，他是否还会小心注意珍视别人的生命呢？当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有些自杀者，恐怕是把别人的生命也不再放在心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不凭着任性而伤害他人呢？如果这个人过去就有过侵犯他人的举动，那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有些自杀者是沉默的，或仅仅是自怨自艾的。这种人相对与人无害。但顾城不属此例。顾城对自杀讲得太多太多。他不但抽象地说自杀，而且还常常以“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要自杀”这种句式说自杀。这就是说，他是要把你的某种行为当作刺激他自杀的直接原因的。这已然暗示着迁怒于人。其间包含的危险不是就更大了吗？不错，顾城的理智使他清楚地知道谢烨是无辜的。但是，象顾城这种自杀，既然不同于殉道之类，它本身就是非理智的行为，那你怎么还能指望他在自杀时保持理智呢？ 三十三、一线天隔 顾城之死，引起不少友人的沉痛哀悼。这种哀悼又引起另外一些人的不满。我以为这些不满是有道理的。毕竟，斧砍谢烨是一桩不可原谅的暴行，更何况它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不过我也理解那些友人的哀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无论如何也难以把顾城和杀人凶手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其实这只是告诉我们，有时侯，有的人做出不可原谅、不可弥补的大错，确有可能系于一念之差而非为人奸险怙恶不悛。所以古人才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叹。当年的梵高，曾在一气之下用剃刀去杀高更，只因为没追上才没杀成。事后梵高万分惭愧，于是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假使当时高更躲避不及而又治救延误呢？假使高更与梵高继续朝夕共处，安知梵高会不会再次失控而作出同样的行为呢？站在法律的立场，我相信，即使那些对顾城之死深表哀悼的朋友们，多半也会同意顾城有罪。除非有专家证明顾城精神失常。著名的法国学者、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就因精神失常杀死妻子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据说，顾城曾先后两次把谢烨差点掐死，警察要把顾城送入精神病院，皆因谢烨拒绝签字而作罢。这样看来，顾城的暴行是否应更多的归于精神失常？不过，即便按照时下西方流行的标准将疯子不视为罪人，那我们也不宜在惨案发生之后首先便对杀人而自杀者痛表哀念。人事之复杂纠结，有时真会让人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才好的。也许，在“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时侯，以“不说什么”为好；要么就不如把交集的百感一并说出。另外，我也不同意因为这最后的结局便把顾城的人品及作品一概否定的态度。似乎是由于这最后的暴行，便足以证明此前的一切较好的举动言谈全系蓄谋作假。那显然是低估了人之为人的高度复杂性。 三十四、几分是恶、几分是病？ 现在看来，假如当初谢烨把顾城送进精神病院，其后果至少不会更糟。据说在出事前一两个月间，谢烨曾对好友讲到自己的恐惧，生怕顾城会加害于她。但谢烨终于未能及时防范。这也不难理解。精神病、心理病不象其它病症，由于缺少定量分析的化验检测手段，一般人都觉得很不容易鉴别清楚。在这里，“正常”一词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天才”往往意味着某种不正常。同时，一般人对现阶段的精神病治疗技术也总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另外，当事者又往往拒绝承认有病，拒绝接受治疗。说来也有趣，一般人都能够坦然承认自己有胃溃疡或高血压；人们害怕得癌症，耻于生性病，但若自觉有什么症状，仍然急于弄清楚以便及时医治。唯独对精神病心理病，不少人好象打心底里就拒绝承认、甚至拒绝求诊。亲友们也很难开口建议，似乎那是对当事者人格的不尊重，要么就是怕招致虐待的恶名。估计谢烨就是有太多的顾忌，所以最终也没有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以致酿成惨烈的悲剧。我们知道，在割耳事件后，梵高自己也承认精神上出了问题，他接受医生建议住进了精神病疗养院；后来他从亚耳转至奥华，继续接受医生的照料。在此期间，梵高拼命作画，产量惊人。最后他开枪自杀。这当然也是悲剧，不过与顾城之事毕竟大不相同。如果顾城能被送往就医，结局何至于此？我并不认为一切恶都只是病，不认为一切观念问题、意识问题都是所谓心理的问题。不过从顾城的情况看，似不应排除精神病或心理病的这层因素。

三十五、不是结束语的结束语
惊闻顾城夫妇凶耗，王克平写道：“我等自命不凡之辈，亦免死孤悲。”本来，兔非狐，狐非兔；“我们”不是顾城，故大可不必因顾城之事而暗自神伤。然而，在同是“自命不凡之辈”上，“我们”和顾城又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不免会由人及己，生起若干感慨来。前人有言：世界对感觉者而言是悲剧，对思考者而言是喜剧。我似乎可以写上一句：当代社会，对平凡者而言是喜剧，对自命不凡者而言是悲剧。随着社会开明、物质丰饶，在今天，一个普通人比以往的普通人活得更尊严、更自由、更裕、更有趣、更安全以及更健康。但对于那些雄心万丈的人来说，生活虽然不是更辛苦，然而却是更艰难；或许你有了更多的奋斗机会，但是你只有更少的成功希望；更准确地说，你更难取得你所期待的那种辉煌而持久的成功。民主制度的建立，使每个人在政治上都变得重要，从而没有任何人会太重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但它又把商业精神带进了文化，这就难以避免地给精致文化——包括严肃的艺术创作和纯粹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面对着知识爆炸，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求广博则失之浮泛，求精深则失之狭隘；大众时代产生了一种新的偶像，它要求的不再是敬仰而是认同；社会日益多元化，越来越难以有一种声音可望引起整体的回响；历史的轨迹越长，“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即前人成就的阴影越巨大；自由发展的机会越多，后浪推前浪的挑战越严峻；无怪乎安迪·沃霍会说：“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出名十五分钟。”当然，我们不能把出名和成功混为一谈。出名不等于成功；然而，成功常常要求出名。生于当代的自命不凡之辈，其志也大，其忧也深。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正如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们不能不怀抱希望，因为我们体验过太多的绝望。我们不甘放弃奋斗，不过也常常陷于消沉。我们领略过成功的喜悦和出名的刺激，但更多的是挫败的伤痛和被压抑、被遗忘的苦闷。我们从不曾失去坚强的自信，同时也从不曾停止过自我怀疑。有时侯，生存环境变化得大小太慢，我们必须顽强的忍耐；有时候它又变化得太大太快，我们不得不迅速的调整乃至于从头做起。在我们的努力与成就和期许三者之间，永远存在着高度的张
力。当然，上述种种感受，在程度上或在侧重上都会因人而异。这种差异决非无关紧要，它们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人们可以批评顾城缺乏“享受有限成就的那种平静良心。”可是，倘若失去了永不满足的不懈奋斗，平静便流于平庸。而在构成顾城悲剧的诸种因素中，难道不也包含了他追求平静的矫枉过正？水不能被火烧干，火不能被水浇熄，这是我们很难获得但又必须获得的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