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外汇业务:袁世凯家族2

第二章  公子正途

1．  上马杀贼，还是下马读书？

袁世凯的幼年时代，有这么两件事值得一提。

他出生之时，二爷袁甲三在剿捻前线打了个大胜仗，取名世凯，有凯旋而归之意，不仅寓意祝福，希望捷报频传，也寄托了曾祖母郭老太太对儿子的一片思念之情。

相传袁世凯幼时胆识过人。据《容庵弟子记》载，5岁那年，袁寨遭遇捻军袭击，全寨男丁全都登上城墙御敌，袁世凯趁乱溜到哨楼，像看戏一样观看战争全景，面无惧色，让人赞叹不已。

在袁世凯成长的道路上，袁保庆是第一个对他发生重大影响的人。

5岁多时，袁世凯被过继给袁保庆为子。袁保庆以知府身份发往山东补用，携带家眷到济南上任。为了管束好这个宝贝儿子，袁保庆特意聘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举人担任启蒙老师。这个人叫王志清，是个熟读经书不识麦稗的老夫子，授课全无趣味，让人昏昏欲睡。对于刚从偏僻乡村来到繁华都市的袁世凯来说，这种“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迂腐先生实在不对脾胃，加上嗣母牛氏的溺爱，更不把王志清放在眼里。袁世凯想到的戏弄老师的办法带有浓烈的乡野气息：夜黑时分，捉了无数只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埋伏在王志清下馆必经的路上，等老夫子走近，憋着嗓子弄出几声怪叫，吓得王志清魂飞魄散。搞清楚是学生的恶作剧后，王志清愤然辞馆，再也不愿意教这个刁顽的孩童了。

袁世凯小时候不爱读书，是个事实。告别袁寨来到济南，周围喧闹的一切都让这个孩子感到新奇，斗鸡、滚铁环、玩蟋蟀……这些以前从没接触过的游戏，魔法似的吸引着他，使他犹如掉进了一个疯狂任性的旋涡。嗣母牛夫人对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宠爱有加，更是助长了他的玩兴。稍大一点以后，又结识了一帮浪荡少年，整天混在一起斗殴掐架。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迷上了骑马、拳术和摔跤，幻想中的英雄偶像是水浒兄弟，一套拳脚闯天下，替天行道，惬意人生。过了几年，嗣父袁保庆调任江南盐巡道，迁居南京，一个更让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马上成了袁世凯粉墨登场演出的舞台，纵马清凉山，练拳雨花台，荡桨秦淮边，年纪轻轻也玩起了偷食禁果的出格游戏，成天出入于怡红院、销金楼，学着大人模样吆喝起了幺二长三，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绮丽梦乡。后世人们的传说中，袁世凯俨然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其原因也与他在济南、南京两地的孟浪生活有关。

嗣父袁保庆去世以后，三叔袁保恒看到袁世凯无人管束得住，出于栽培袁家子弟的考虑，作出了一个决定：让袁世凯进京读书。

说到读书，四叔袁保龄对他有个评价：“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这句评语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几个叔父对袁世凯这个侄子摸得相当透彻，他们要对症下药，对侄子实行严格的家庭教育。有能力的长辈资助子侄读书，往往采取的是设立私家学堂，聘请贤能的办法，袁保恒又格外加了一条：吩咐袁保龄亲自监督，促其成材。为了抓好袁世凯的学业，袁保恒、袁保龄这两个叔叔煞费苦心，聘请了三个家庭教师，一个是讲解诗词歌赋的周文溥，一个是教习书法的张星炳，另一个是传授八股制艺的谢廷萱，并特意把他的书桌安排在几个老师的书案旁边，以管束其“嚣浮之气”，每天清晨鸡一叫就起床晨读，晚上10点钟熄灯就寝，隔三差五进行检查，等等。这是他一生中读书最为用功的几年。袁世凯的学问底子，与这一时期的勤勉读书关系甚大。经过严格调教和痛苦磨砺，袁世凯对读书的兴趣比以前浓厚了，人生志向也高远了许多。

光绪二年（1876），17岁的袁世凯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

从牢笼般的考棚里走出来，袁世凯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初试锋芒，自我感觉还不错，据史料记载，袁世凯的这次科举考试成绩骄人，名列陈州府前十名。（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记》），但是一个意外，袁世凯却落榜了。

这是一个对袁世凯影响深远的事件：湖南长沙人瞿鸿（礻几）考中进士之后，外放河南学政，这是个临时性的职务，官衔不大，权力不小，旧时官宦富家子弟以考取功名为正途，自然要格外巴结主考官，因此当一回学政就成为让人艳羡的发财机会，“一任学政官，十年花不完”，可见权力寻租的无穷魅力。瞿鸿（礻几）在山东督考期间，充分享受到了宾至如归的待遇，地方官像供奉祖宗似的招待。到了陈州，偏偏遇到了个知府吴重憙，这是个广东人，出身望族，又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压根没把当时才是个六品编修的瞿学政放在眼里。他向手下交待，降低瞿学政的接待规格，不仅如此，还发文件通知属下各县一律按小棚规格接待。瞿鸿（礻几）无端受到这种侮辱，心头的忌恨不言而喻，以至于迁怒到吴重憙管辖下陈州的考生身上。过了几年，瞿鸿（礻几）再放河南学政，终于寻到了报复的机会，凡陈州生员一律不取。刚巧袁世凯是这一年参加的科举考试，尽管他成绩优良，瞿、吴二人在官场上玩的那一把火，还是殃及了这一条“鱼”。

这个典故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后来都与袁世凯的生活有过关系。晚清政坛上有场著名的政治风波，史称“丁未政潮”，瞿鸿（礻几）和袁世凯分别是双方阵营的主角，也不知道其中夹带了多少当年恩怨的痕迹？

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袁世凯初考科举失利之后，隔了三年，又考了一场，然而第二次的失利使袁世凯对考科举取功名之路彻底绝望了，一气之下他烧毁了过去的全部诗文，发誓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以至于多年以后，他当了民国大总统，提到读书人嘴里还是十分尊敬，挂在嘴边的经常有句口头禅：“这比做文章容易多了。”清朝晚期，袁世凯与张之洞联手出击，奏请朝廷停止科举考试，推广新式学堂，被清廷采纳，从而使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终结，晚年忆及往事时，袁世凯始终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得意的一笔。

袁世凯曾经有一段在陈州安居逗留的历史。

袁氏大家族分家以后，袁世凯自立门户，成了一家之主，娶妻于氏，生了长子袁克定。这座大宅院原是祖父袁甲三生前购买的，袁甲三忙于剿捻，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大宅院一直没派上什么用场，还得托人帮忙照看，实际上是一幢闲置资产。这份家产分到了袁世凯名下，他便动了搬出项城袁寨的念头，随家迁居的还有嗣母牛夫人，以及嗣父留下的几个姨太太。

在陈州，袁世凯过了几年诗酒文人的生活。小时候跟随嗣父袁保庆在济南、南京过的那几年好日子，养成了他行侠仗义的性情。没过多久，袁世凯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文人雅士。诗词歌赋，曲觞流杯，高雅和情趣是需要经济基础做后盾的，袁世凯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即使与那些自命清高的小知识分子们相处，也能一跃而成领袖。不久，由他出资创办了两个文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房，并主动承诺承担文社所需的一切费用。从此，陈州的骚人墨客定期到这里聚会，吟诗作画，谈天说地。

2．人情练达即财富

在袁世凯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就有他当年在陈州结交的那批文人朋友的影子。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吴重憙，一个是徐世昌。

当时，吴重憙是陈州知府，地方父母官，又是袁世凯的“受知师”（科举考试中对自己主考官的尊称），由于这重特殊关系，袁世凯对他很尊敬。前边说过，吴重憙得罪了朝廷派来的学政瞿鸿（礻几），袁世凯无辜遭殃，吴重憙心里隐隐还有一丝对袁世凯的歉意。因此陈州府的文社聚会，吴重憙经常光顾，兴趣来了也一起吟诗联句。知府是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居然拨冗参加闲云野鹤般的聚会，对于文社主持人来说，也是一种荣耀，袁世凯对此始终心怀感激。

后来袁世凯官场得意，出掌北洋，成为朝廷要员，没有忘记当年的“受知师”，让其担任直隶布政使。在袁世凯回乡葬母期间，吴重憙还代理了40天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此后他一直是袁世凯北洋系列中的重要一员。吴重憙早年仕途蹉跎，在陈州十年未得升迁，在袁世凯的眷顾下，官场亮起了一路绿灯，升迁甚速。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在电报、铁路收归官办的旗号下，乘盛宣怀丁忧守制之机，挤掉了其电报局督办职务，袁世凯向清廷推荐的住沪会办电政大臣，就是吴重憙。

在袁世凯的提携下，吴重憙先后担任过江西巡抚、邮传部侍郎、河南巡抚等职，直到清帝逊位，吴始解职，寓居于天津。即使退出了官场，袁世凯仍以公府顾问名义，每月发给他八百元补助金，由此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袁世凯在陈州结交的另一个文人朋友是徐世昌。这个人出身于河南辉县，祖父、曾祖父都是天津盐商，家境宽余，到他父亲这一代开始败落。徐世昌7岁那年，父亲病故，寡母隐忍持家，对儿子管教甚严。徐世昌也懂事早熟，不到20岁就出外谋生，在洛阳、安阳、扶沟、淮宁等县衙充任文案，后为陈州官宦人家李觐候看中，聘为家庭塾师。在袁世凯创办的文社中，徐世昌是一名热心的成员。

青年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穷困潦倒的日子，满腹经纶，一脸穷酸相，袁世凯慧眼识金，不仅不嫌弃，还和他义结金兰，两人经常在一起秉烛夜谈，打得火热。有一天，徐世昌吞吞吐吐说出了他的心事：意欲进京赴考，无奈阮囊羞涩，难以启程。袁世凯一听大笑：徐兄为何不早说？这有什么难的，金钱事小，前途事大。于是慷慨解囊，资助一笔资金，以壮行色。

这是一笔使袁世凯终生受益的投资。光绪十二年（1886），徐世昌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名京官成了袁世凯深入官场的重要内线；再后来，随着袁世凯政治地位的上升，徐世昌又成了他在仕途上的得力助手。

从袁世凯早年处理他与文友吴重憙、徐世昌的关系上看，此人虽然年纪轻轻，已是人情练达。

官场规则众所周知，一靠关系二靠钱，没有这两件金钢钻，别揽那个瓷器活。而袁世凯恰恰对这两样甚为精通，不是刻意求之，而是性格使然，幼年时的家庭教养和成长环境使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洞察世事，许多事情做起来只需率性而为，便能水到渠成。

这么说来，嗣父袁保庆当年的努力总算有回报了。

同治九年（1870），袁保庆调江苏补用，署理盐法道。这是个让人艳羡的肥差，袁保庆能升迁到这个位置，与他的好友马新贻有关。

马新贻是回族人，出生于山东菏泽的一个官宦世家，道光年间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担任合肥知县时，曾随钦差大臣袁甲三剿捻，在此期间，袁保庆得以相识，进而相知，两人结为至交。官场上有同榜李鸿章做奥援，马新贻升迁迅速，没有几年便当上了两江总督。袁保庆署理盐法道，就得力于他的推荐。

南京历来是精英荟萃之地，进入近代以来，江浙一带士绅得沿海地区开放风气之先，吐故纳新，更是加速了该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袁保庆携家带口来到这个金粉旧都，自然免不了踌躇满志。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加强对儿子的培养，多次带袁世凯参加官场上的逢迎酬酢，社交往来。闲暇之余，袁保庆还写了一本书，名为《自刈琐言》，将他十几年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心得感悟归纳总结，其中全是为官之道的经验谈。后来有人说袁世凯善于演戏，看看袁保庆书中这段话，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若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笑乎？”

官场的耳濡目染以及嗣父的耳提面命，对于幼年袁世凯的影响不可低估。在他成人后的几十年政坛生涯中，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像一头潜伏在深海中的巨鲸，无论沉下还是浮起，都会卷起一排排滔天巨浪。

袁保庆在南京做官那几年，日进斗金，大富大贵，一贯性格古板严谨、尊崇程朱理学的他，也有在冷板凳上坐不住的时候，偶尔跟随其他官宦去逛逛妓馆，吃吃花酒。有个姓金的姨太太，就是在他南京期间续纳的。谁知此妇娶进门后，碰翻了元配牛夫人的醋罐子，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闹得不可开交，袁保庆紧皱眉头，如坐针毡。

这道谁也插不上手的难题，却被袁世凯轻松化解了，以嗣子身份夹在中间，竟然能巧妙地加以调和转圜，使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化解终结，确实需要有点处理人际关系的本事。看着夫人和姨太太放下争斗围着袁世凯笑眯眯的场面，袁保庆像吃下了一块蜜饯，他在心里说：儿子的“小考”又过关了。

类似的“小考”袁世凯经常遇到，而且每次成绩都很不错。

袁世凯轶事中的一则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中牵涉到一桩扑朔迷离的疑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刺杀马新贻的凶手叫张汶祥，原是太平军将领，交战中活捉过马新贻，蒙不杀之恩，二人交好。后来太平军战败，张汶祥又被马新贻擒获，自然也不能杀，不仅不杀，两人还歃血为盟，拜成兄弟。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在马新贻乘轿去检阅士兵的途中，有人持一把匕首刺来，马新贻断骨穿心，当场毙命。行刺后，凶手立在桥上，并不逃跑，众人睁眼看时，却是马总督结拜的兄弟张汶祥。

案子发生后众说纷纭。有人说张汶祥是为失败的太平军复仇，有人说此案与湘军有关，也有人说是因为一桩桃色事件——马总督抢占人妻，张义士打抱不平。朝廷对这件命案十分重视，命大臣张之万主持审理工作，袁保庆充承审员。在审案中，张汶祥一味闪烁，刁狡异常，没有确供，袁保庆是马新贻的好友，主张以大刑伺候，逼张汶祥开口，但是主审官张之万担心重刑之下凶犯毙命了不好向朝廷交待，力主不可。定案后，袁保庆不肯在审理书上签字，并当场放言：此案不审理清楚，则弃官归田。

这件事在袁保庆心头萦绕，久久难以排遣。一日，袁世凯、袁世敦、袁世廉等几兄弟聚于一室，袁保庆提及此事，顺便出了个题目，命子侄们各抒己见，谈谈自己的看法。袁家几兄弟面面相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唯独袁世凯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认为嗣父袁保庆坚持不签字的气节固然可佳，但是使气说出辞官归甲之类的话，不是一个在官场上历练多年的人应该说的，即使弄丢了官帽子，也于事无补。

袁世凯的话让袁保庆大出望外，多年的培养教育终于有了成效，儿子袁世凯心智已开，他在“人情练达”这一关上初步成熟了，需要去经更多的风雨，见更大的世面。

3． 迷茫中掉进了温柔乡

袁世凯两次参加科举都铩羽而归，精神上有种挫败感。他烧了以前的全部文稿，不再梦想从青灯黄卷中博取功名。通过捐纳，得了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诗酒酬酢，歌舞相伴，在陈州过了几年悠闲的神仙日子。

他的正室妻子于氏是河南沈丘一个土财主于鳌的女儿，有几个钱却没什么文化，也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袁世凯缺少共同语言。于氏生下长子袁克定以后，夫妻间的关系有所改善，接着发生的两件事，使他们的感情再一次濒临破裂的边缘。

第一件事是因为文化差异。有一天，袁世凯看见于氏喜欢系一条红色绣花的缎子裤带，笑着开玩笑说：“看你的打扮就像个马班子。”这句话惹恼了于氏，发火顶撞说：“俺不是马班子，俺是有佬佬家！”现在的读者看这两句话，只会感到有种冷幽默，可是在当时的袁氏夫妻看来，却是比天还要大的事。“马班子”是方言土语，意指四处漂泊的妓女，于氏回答她有佬佬家，意思是她有娘家，是明媒正娶抬进袁家门的。不料于氏这句话使老公火冒三丈，原来袁世凯生母正是“没有佬佬家”的小妾出身，老婆当场揭短，无异于在他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从此以后，他们的感情更加淡漠了。

袁世凯在陈州的几年，坐吃山空，分得的家产眼看挥霍殆尽，遂决意北上，去京城谋一个差使。为筹措进京的川资，他到处找亲友借钱，还是不够，只好厚着脸皮找老婆，叫她去娘家想想办法。谁知老婆的几个兄弟听了消息不仅不借钱，反倒将袁世凯狠狠臭骂一顿，骂他是让老婆倒贴的窝囊废，还说了特别难听的话：“没本事就在家里呆着！”这让袁世凯感到自己倒霉极了。所谓倒霉就是自尊心受伤，犹如当头一棒，十分丢脸。多年以后他发迹了，老婆有个兄弟进京找袁姑爷想谋份差事，袁世凯招待小舅子好吃好喝几天，什么差事也没给他安排，临走时还送了一句话：“没本事就在家里呆着！”一报还一报，在这类家庭矛盾上，袁世凯从来都是个记恨心强烈的人。严格意义上说，这第二件事也怪不着于夫人，但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夫妻冷战之后，袁世凯还是把怨恨迁怒到了于氏身上。

袁世凯在给老婆的一封家书中写道：进京后正巧逢上三叔袁保恒往热河公干，虽有婶母殷勤招待，仍不免心情郁闷，又遇到天公不作美，连日阴雨，独坐书斋，一颗发愁的心几乎要被屋檐下的雨水滴碎了。四日后天气放晴，遂往琉璃厂散步溜达，途中遇见一人，亲热地同他打招呼，袁世凯感到奇怪，他与那人素昧平生，“不觉视其面而作呆想”。那人解释说，他姓倪，昔日曾做过袁保庆的幕客，见过少年时的袁世凯。袁世凯摸摸后脑勺，似乎恍然大悟。倪某邀请他上酒楼，要为刚到京城的他接风洗尘。

两只酒杯一碰，袁世凯满腹心事活络了。此次进京的目的之一是报捐功名，急欲寻一政界人士询问京中纳粟之例，于是开口就问倪官人如今在哪里高就。倪公谦虚地回答说，他在吏部跑腿。袁世凯想，吏部乃执掌权衡者，必然详悉卖官鬻爵的情况，当即向他详细咨询。倪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袁世凯一听，全属官场经验之谈，于是乘着酒兴，将报捐功名的想法合盘托出，并与之相商，该捐何职为目前最佳捷径。

倪某沉吟片刻说：根据足下情况，应当报捐实缺小京官最实惠。足下既有叔父（袁保恒）在京供职，不妨暂时投靠，遇到好机会再谋外放，事半而功倍。说着将声音一顿，低压嗓门继续说，足下如想纳捐，倪某愿助一臂之力，安徽最近就有个机会，因为赈灾，要优惠供应一批官帽子，银两只需要原来的六成，正好家母舅在安徽做官，可以托他帮这个忙，唯一的遗憾是得破费手续费三百，因为赈灾捐例已于上月停止，如今欲填以前的时间，得给具体经办人打点。

袁世凯一听冲口说道：“哪有什么问题！”

两人当场约定，第二天下午先将手续费送去，再谈交易。次日，袁世凯雇车前往羊肉胡同，迎面果然看见倪公馆的招牌，投刺（递名片）而入，倪某欣然领他入室就坐，告知已经获得母舅许可，援皖赈例报捐工部营缮司主政，共需银一千五百两。袁世凯递上带来的三百两银子，倪某略作犹豫，吞吞吐吐说道：“我也是托人帮忙，对方要求一次收足捐银。”袁世凯恳求再三，倪某改口答应先预收一半，余款等拿到捐照后再一并缴纳。袁世凯回到寓所，取银三百，交到了倪某手中，约定后天来取捐照，同时缴纳剩余的银子。

哪知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三天后袁世凯依约前往羊肉胡同，倪公馆的招牌已经摘除，房中家具物品荡然一空。急忙找到房东一问，却被告知，姓倪的房客昨天早晨挈带行李搬走了。再问房东，那位房客是否在吏部供职？房东一脸茫然，想了一会才告诉他：“不会吧，我听说那人是个古董贩子。”

过了几天，袁保恒从热河公干回到京城，袁世凯吃了哑巴亏，也不敢对三叔说。

袁保恒问他可曾遇见徐世昌，袁世凯答不知地址，无从投谒。袁保恒说，往翰林院探访，应该有人知道。袁世凯雇了辆马车直奔翰林院，果然找到了徐世昌。两人从陈州一别至今，见面后有无数话。袁世凯说了他被骗的经过，徐世昌笑着责怪他说，京城既有令叔，又有老友，捐纳何至于如此之急迫？损失六百金，尚属不幸中之万幸，倘若以一千五百金换张假官照，更是麻烦事情。

徐世昌在京城翰林院生活了几年，官场关系网已初步建立，他说有个同年挚友叫张佩纶，很为当朝大臣李鸿章赏识，收做了东床快婿，不妨走张的门路，进入直隶总督的幕府中谋碗饭吃。袁世凯一听求之不得，心中暗想，刚受一次骗，马上就撞上大运，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兴冲冲乘车赶到天津参谒李鸿章，延见后略问数语，李鸿章便举起了手中的茶杯。这个官场规矩袁世凯很熟悉，是通知下人送客的意思，不免意兴悻悻，壮志全无。徒步走回旅馆，借杯中物浇胸中块垒，正独自喝酒，忽闻张佩纶来答拜，二人坐下寒暄几句，袁世凯即以参谒时的冷淡情景相告。张佩纶一听，哈哈大笑，说道：“兄弟误会了，家岳接见来宾，器重其人者不作敷设语。近日北洋事务繁多，家岳正当用人之际，如果不信，三天内必见委札。”袁世凯将信将疑，结果第二天，李鸿章的聘书就到了，委请袁世凯佐理文案，职位是机要科二等文牍员。

官场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袁世凯没干多久，被提升为一等文牍员，本想攀着这根绳索青云直上，然而他的升迁挡了别人的仕途，幕府中的同僚因嫉生恨，事事掣肘，以至于群起而攻之。有人当着他的面说：督署幕僚都是翰林进士，从未见过以生员而厕身其间者，不知老弟走了什么门路？袁世凯满脸通红，猛地想起三叔袁保恒的教诲：“不觅得一榜出身，不可进入政界。”悔意顿生。

仕途上的相互攻讦经常不择手段，目的是把对方搞臭搞垮，要把一个人搞臭搞垮的不二法宝是桃色新闻。正巧前几天来了个朋友，是以前南京城风月圈中的故交，袁世凯招饮妓寮，重温昔日之绮丽春梦。这一情报被人侦探到了，成了炮轰袁世凯的重磅炮弹。张佩纶本是清流出身，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听到这个桃色传闻，将袁世凯狠狠训斥了一顿。

灰头土脸的袁世凯，担心若再恋栈，后来之构陷将较今日更甚，名誉毁尽，以后反而不好相见，遂生激流勇退之意，写了份辞职信，来找张佩纶。

张佩纶大为惊讶，赶紧对昨天的训斥表示歉意。已经学会了在官场演戏的袁世凯笑着说：“小弟这次辞职与此无关，实为家母病危，昨晚收到电报，催我速归。”说着袁世凯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电报纸，递给张佩纶看，托张在李鸿章面前美言，代他请假半月。

袁世凯辞去李鸿章幕府中的职务后，再也没有回来。所谓“母亲病危”本来就是他编的一个谎话，金蝉脱壳后，袁世凯感到前途迷茫。读书考科举这条路他已死了心，报捐功名之路也是如此艰难，袁世凯深深感到自己犹如汪洋中飘摇的一叶小舟，不知明天的风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

顺便说一下张佩纶。这个人是晚清著名的清流少壮派领袖，史称“翰林四谏”之一。其父张印塘，曾官居安徽按察使，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与李鸿章有生死之交，结下了友谊。张佩纶一生有三次婚姻。前两任妻子去世后，李鸿章把女儿李经（王寿）（小名鞠耦）许配给他，其中既有欣赏的成分，也有笼络的意思。张佩纶比李经璹大17岁，不过这对老夫少妇感情倒也融洽，经常一起吟诗作文，尤其热衷于谈论政治。几十年后，张家出了个有名的孙女，叫张爱玲，给中国文坛带起了一阵强劲的旋风，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出了北京城，袁世凯茫然四顾。

灰溜溜回老家陈州，不是大丈夫所为，将会遭到世人耻笑。思量再三，决定先到上海叩访以同知官居上海水利厅的王雁臣老师，去碰碰运气，看能否谋份差事。哪知到上海后，还没找到王雁臣，却掉入了温柔乡，在烟花柳巷中遇到了一个红颜知己。

此妓女姓沈，身世颇具传奇色彩，原是扬州妓女学堂培养的一匹“瘦马”（妓女的别称），为上海某盐商看中娶为如夫人。谁知进门不到半年，盐商不幸患病身亡，沈姑娘才上岸鞋子还没干，又只好再下海，回到堂子里重张艳帜。她从小受过很好的艺妓训练，琴棋书画样样都行，伺候男人也有一套办法，袁世凯见了，惊为天人，神魂颠倒，乐不思蜀。

一个是落难公子，一个是痴情佳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千古演唱，演到袁世凯这一辈也没增添多少新意。据说袁世凯为沈氏赠有一联：“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己少；英雄落魂，百年岁月感怀多。”也许是袁世凯身上的霸气和英雄魅力起了作用，沈姑娘被这个身材矮胖的男人彻底俘虏，女子一恋爱就犯傻，她心甘情愿作牺牲，要拿出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泪钱，倾其所有资助袁世凯寻求前程。

为了和沈姑娘多厮守几天，袁世凯花光了身上所有的旅费，又卖掉了随身所带的两个古玩鼻烟壶。鼻烟壶为其叔祖袁甲三的遗物，壶长三寸，口径半寸，玛瑙质，色泽鲜艳，隐隐透现龙凤花纹。这是件价值2000金的宝物，袁世凯托一个朋友以500金的价格典押给上海陆巡道。事有凑巧，这位陆巡道是王雁臣的亲戚，一天在一起时，陆巡道拿出鼻烟壶给王雁臣看，王雁臣一惊，马上认出这是袁家宝物，追问来历，陆巡道将经过说了。

王雁臣这才知道袁世凯已到沪月余，急急派人把袁找来，严词责问。掉进了温柔乡的袁世凯处境艰难，一听老师的训辞句句在理，不禁潸然泪下。王雁臣见这个弟子有悔改之意，便拿出银子帮他赎回了那对鼻烟壶，叮嘱袁世凯努力用功，不要自艾自弃。袁世凯幡然醒悟：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任由岁月蹉跎？

后来袁世凯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建功立业之路，等到在朝鲜站稳了脚根，马上将这个沈姑娘接来做了当家的如夫人。在袁世凯此后一生中，他对这个姓沈的姨太太始终宠爱有加。沈氏一生无子，将二子袁克文过继给她做了嗣子，后院中的家事也一概交她处理（袁世凯后期又娶了天津杨氏为五姨太，此女相貌一般，但是持家才干突出，遇事有决断，遂将家务事管理移交给她了）。袁世凯搞洪宪帝制，穿上皇帝龙袍，沈氏也着了皇后装，有人戏作一联讽刺：“流氓皇帝，婊子皇后”。这副戏联表达了人们心中愤慨的情绪。

袁世凯的上海之行还有一个收获：在旅栈中，他认识了准备进京会考的阮忠枢。此人字斗瞻，祖籍安徽合肥，出生于淮军将领家庭。袁世凯遇见阮忠枢时，正是他阮囊羞涩、倒霉透顶的时候。二人住在简陋的旅馆里，心忧天下大事，促膝交谈十分投缘。听说袁世凯意欲北上青岛投奔吴长庆，想成就一番事业，阮忠枢慷慨解囊资助了一笔盘缠。袁世凯发迹后，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聘请阮忠枢为北洋总文案，成了他最为信任倚重的心腹之一。在多个场合袁世凯这么说过：袁就是阮，阮就是袁。可见两人感情之深。

4．“庆”字营中的一把屠刀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花钱如水，称做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称做屠人；岑春煊性好弹劾，称做屠官。其中袁世凯屠人，应是说他任山东巡抚期间杀了不少义和团，也与他在吴长庆营中以及后来在朝鲜严厉治军有关。

吴长庆（1833～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是李鸿章门下重要的淮军将领。

这个人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关系甚好，有一则掌故是这么记载的：当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筹办团练，在庐江被太平军围困，托人火速带信请求袁甲三援救，长子袁保恒认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此时不能分兵救援，侄子袁保庆则认为，孤城垂危，不可不救。终因援兵迟迟不到，庐江城沦陷，其父吴廷襄殉难。经历了这件事，吴长庆对袁保恒恨之入骨，不再与他来往，对袁保庆则态度友善，结拜成了兄弟（事见刘厚生著《张謇传记》）。

有同袁保庆的这么一层关系，吴长庆对前来投军的袁世凯热情非常，不过在职位安排上并未委以重任，每月给10两银子，叮嘱他安心读书，并特地指派张謇、朱铭盘等江南名士辅导袁世凯的学业。在吴长庆看来，总角之年的袁世凯尚需要历练，目前的任务是读书增长学问；而在袁世凯看来，吴军门对他大材小用，感到满肚子委曲。

不过袁世凯在结交关系上有他特殊的本事，很快便获得了老师张謇的好感，没多久，张謇向吴长庆推荐这个新收的门生担当了庆字营营务处帮办，每月支饷银30两。但这也是个虚衔，没有什么实际权力，让袁世凯高兴的是，现在他手下有二名勤务兵供使唤了。

在吴军门的手下，袁世凯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任劳任怨，严以律己，看着这个年轻人一天比一天有出息，吴长庆也相当满意。

庆字营是剿防太平军、捻军时临时拼凑起的一支武装，人员成分复杂，加上吴长庆本身是个儒将，以仁爱宽厚治军，致使营务日渐废弛，官兵聚众赌博的现象经常可见，更有大胆嫖客甚至将妓女公开带入营中，轮流享乐。

这年春节，正月初二夜晚，睡在军营帐蓬中的袁世凯忽然被一阵叫喊声惊醒，起床披衣一看，原来又是聚众赌博的双方在争执。但是这一次比以往闹得更加严重，数百人各执刀枪密密匝匝围成了一座小山，早已有血气方刚的军人动了家伙，袁世凯赶到时，地上已经躺了两具尸体，四周到处溅满污黑的血浆。

由于正值春节，军营放假五日，吴长庆也不在营中，面对有可能兵变的情况，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应变能力。和袁世凯一同来到现场的还有老师张謇以及护卫队三十余人。张謇是个文人，试图采取秀才遇兵的方式解决问题，那是很难奏效的。袁世凯首先喝散众兵，让其各回军营，紧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四个带头闹事的头领，军法处置，处于斩首极刑。此事在庆字营中引起了极大震慑，袁世凯在给他老婆于氏的一封家书中说，前来观看行刑的兵丁“屏息而散”，军营中平日常见的张狂嚣浮之气荡然无存。

春节假期结束，吴长庆回到营中，听说袁世凯处死四人的消息，心中不悦，把袁世凯叫来训责。多亏老师张謇在旁边坦言，要不是袁世凯处理果断，恐怕会有哗变之忧，现在军营中早已是血流成河了。听张謇这么一说，吴长庆才幡然觉悟，当面对袁世凯给予嘉奖，三天后官升一级，委任为劳务处提调。为此，袁世凯在给妻子的家书中感叹道：余与姓张的人为何如此有缘！在天津时得一张佩纶热心襄赞，现在又得一张謇鼎力相助。

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处心积虑，心机太重，先是设法削弱吴长庆的兵权，取得李鸿章的信任，尔后取而代之。据说，因为这个原因，吴长庆的后代提到袁世凯，至今仍然怨恨不已，等等。

袁世凯在庆字营中整束军纪，操练新法，老弱者裁汰之，顽固者革除之，使得暮气沉沉的庆字营气象焕然一新，深为吴长庆所赏识。但是正如他的四叔袁保龄在家书中所指出的，“你以少年得重名，不患不富贵，但患不稳重。”果然过了不久，有谣言传来，说袁世凯心怀叵测，意欲取吴长庆职位而代之。哪知事情也真凑巧，中法战争打响，朝廷派遣了刘永福前往抗御，仍嫌兵力单薄，在张佩纶的建议下，李鸿章决定派吴长庆率兵驰援广东。这么一来，正好印证了谣言所传不虚，袁世凯百口难辩。就连吴长庆临行之前，也神情悻然，朝袁世凯投来了愤懑怨恨的目光。

其实这实在怨不得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官职五品，位卑言轻，根本不可能在掌控北洋大权的李鸿章面前说得上话，即使托人说上话了，李鸿章又怎么可能听其安排？清朝的兵力虚弱是有名的，中法战争爆发之时，纵观清朝能够领兵打仗的将领，也还真的只有吴长庆是最合适的人选。看来袁世凯这次被冤背了一口黑锅。

再说一说袁世凯与张謇的关系。

进入庆营以后，袁世凯处处得力于恩师张謇，两人感情融洽，目标一致，都是在吴长庆手下讨饭碗，一心辅佐吴军门治军打仗，度过了一段“政治蜜月”。随着袁世凯地位的不断升迁，两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到朝鲜以后，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与之对照的是吴长庆政治上的失势。张謇认为，其中袁世凯一定做了手脚，加上袁世凯对他前恭后倨的态度变化，更是让张謇对自己以前荐袁的举动而懊悔。他写了一封长达千言的信给袁世凯，措词尖刻，指责袁的狂妄无行（袁先前称张为老师，后来改口叫仁兄），调侃道“足下之地位越高，则鄙人之称谓越小。”袁世凯看完这封信十分气恼，两人断绝了往来，这一断就是十年。

辛亥革命前夜，这一对师生重新聚合到了一起，不过彼此间关系有了极大变化。

张謇是清末状元，一生致力于实力救国，工厂办了一个又一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资本集团，上世纪初，这个人是中国知识界的精神领袖，自视颇高的胡适也称他为“很伟大的失败英雄”。在政治上张謇主张君主立宪，这与清末时袁世凯的政治观点相吻合。宣统三年（1911）五月，张謇北上赴京途中，专门到彰德拜访了被清廷斥黜的袁世凯，两人订立了政治上的攻守同盟。当时的三种政治势力（旧官僚、立宪派和革命党）既相互缠绕又激烈争斗，而在这三种势力中，张謇放弃孙中山，选择了袁世凯，他希望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来完成政权的更迭，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务实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

透过清末民初这两个大人物纠缠在一起的恩恩怨怨，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现实异常复杂的一面，让人扼腕叹息。

5．一场兵变带来的机遇

光绪八年（1882）清朝藩属国朝鲜发生了一场兵变，史称“壬午事变”。朝廷派吴长庆率兵前往弹压，历史将一次机会摆在了袁世凯面前。

事情得从朝鲜王哲宗去世说起。哲宗无子，立12岁的李熙为王，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监国摄政。李昰应是个守旧派人物，对一切变革都看不顺眼，对日本维新尤为不满，仅仅因为日本大使在拜见他时穿了一套西服，就下令断绝朝日两国通商，韩人与日人交往者处死。日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

李昰应有个内侄女叫闵慈英，美丽异常，且又知书达礼，在高墙深锁的王宫后院里，这一朵娇艳的花分外引人注目，于是被李昰应收为儿媳妇，成为王妃。

谁知道事与愿违，闵氏成为王妃后，并不是按照预定的治国方略行事，摄政王的指挥棒不灵了，这让李昰应大为光火。事情还在进一步发展，这个王妃闵氏，上帝在赐予她漂亮外表的同时，也赐予了她智慧和才干，她利用太后赵氏厌恶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以及李昰应的长子载冕等人，逼迫李昰应让开位置，让国王李煕亲政——李熙性格软弱，闵氏是铁腕女人，实际上是闵氏自己当政。

掌握政权后的闵氏开始了一系列改革，由仇日变为亲日，聘请日本军官训练“别枝军”，以代替李昰应的“亲军营”。在改革军队的过程中，大批士兵被裁汰，留下来的士兵又经常领不到军饷，矛盾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一场兵变。驻扎在朝鲜京城的五千士兵因军饷拖欠太久，多次向政府恳求发饷，政府迫于压力发了一个月的军饷，可发下的粮食里面居然掺杂了沙石，愤怒的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一哄而起，杀死了日本军官。大院君李昰应乘机煽动，七月初，士兵包围了王宫，欲杀闵氏。闵氏见势不妙，赶紧换了套衣服仓皇出逃，带着幼小的儿子跑到族人闵应植家中避难。

遭遇兵变后的王妃闵氏向清政府求援。其时李鸿章回籍丁忧，署理北洋的是张树声，经请示清朝廷后，派庆军入朝鲜援助国王李熙和王妃闵氏。

随后上演了一场惊险生动的“鸿门宴”，袁世凯在戏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庆军抵达汉城南郊，驻师屯子山，吴长庆轻车简从，只带了几个贴身侍卫造访李昰应。宾主相见，略作寒暄，李昰应愉快地答应第二天到庆营回访。

次日，李昰应如约前来，他的扈从侍卫却被挡在了军帐之外。

二人坐下没谈几句，李昰应似乎感到情况有异，意欲起身，吴长庆使了个眼色，久候一旁的袁世凯立即上前，半扶半挟，没等李昰应反应过来，将他塞进了一个事先预备好的二人小轿，星夜上路，在马山浦登上兵船，经天津塘沽港，转道送往保定软禁。

之后，清军又找到了因兵变流落民间的王妃闵氏，由袁世凯护送回了王宫。

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明显可以看出清廷当权者思维逻辑的混乱。王妃闵氏有排华亲日倾向，被清廷当做了帮扶对象；大院君李昰应亲华仇日，却遭到清廷的软禁。政治和外交上的糊涂举动，使朝鲜后来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过在朝鲜的这次兵变中，袁世凯是最直接的受惠者，事后论功行赏，吴长庆称袁“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经回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请，袁世凯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

这一时期袁世凯声名鹊起，另一个因素是他的严格治军。

清末的军队，腐朽是有名的，无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堪一击。庆营的兵丁基本是临时征募而来，军纪松弛，作风败坏，医治这样一个重症病人，非得下重药方能有效。

由于袁世凯被定性为千古历史罪人，关于他的正面史料十分鲜见，即便偶尔有零星细节，也被淹没在唾骂之中。《容庵弟子记》是袁世凯的弟子早年写的一本书，其中记录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事迹，披露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刚踏上朝鲜这块土地时，袁世凯听到一条举报：有人奸淫了朝鲜妇女。他严令追查，很快抓获了那个人，毫不留情地斩首示众。最让人吃惊的是，有一次吴长庆巡视军营，见城墙前有无数人在哪里围观，趋前一看，城墙上挂着七颗血淋淋的人头。吴长庆感到纳闷，回到营中，忽听袁世凯来禀报，城墙上七颗人头是他所为，为严肃军纪先斩后奏。

袁世凯手下有个武弁，平时打仗卖力，很被赏识。一次行军中，从他身上掉下了块红绸巾，众人觉得奇怪，袁世凯追问他也不答。结果第二天有个朝鲜富绅来告状，家中美妾遭人奸污，经指认正是那个勇敢的武弁。许多人来为武弁求情，袁世凯心情也很矛盾，踌躇再三，还是得斩首示众。准备行刑之前，吴长庆也来替那人说情，“乞贷一死，坐久不去”。袁世凯久久没有说话，忽然起身，手捂着肚子要去上厕所，顺手从桌上翻出一本书让吴长庆阅读。不一会儿，袁世凯回来时朝吴长庆拱手请罪：“武弁已杀，大人宽恕。”吴长庆面部表情瞬息万变，终于大笑：执法应该如此。

袁世凯的声名日益渐增，潜伏的危机也就越逼越近。光绪十年（1884）四月，李鸿章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奉天金州，加强东北防务，其余三营仍留汉城。以与吴长庆相商，任命记名提督吴兆有为三营统领，袁世凯提拔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两人之间的种种矛盾找到了一个喷泄口，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吴兆有是二品总兵，又是驻朝鲜清军的最高统领，袁世凯只是个五品同知衔，照规矩该是吴兆有的副手，但是袁世凯颐指气使，专横跋扈，大有凌驾于最高统领之上的态势，连朝鲜国王李煕和王妃闵氏都分不清他们究竟谁指挥谁，哪个人的官大。

袁世凯素来与朝鲜官员过从甚密，为了抚慰战争中的殉国牺牲者，他曾经从军饷中拨出部分经费作为烈士家属的抚恤金。吴兆有借此大做文章，一封状纸将事情捅到了李鸿章那儿。更加让人气闷的是，李鸿章居然听信馋言，叫他自己掏腰包赔偿。

内忧加上外患，一直将袁世凯视做一大心病的日本人乘势作乱，向清廷狠狠告了一状，指责袁世凯挑衅，威胁说中日冲突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弱国无外交，清朝末年，凡有外交上的纠纷，清政府必定吓得屁滚尿流，经军机处几个大臣紧急磋商，奏报朝廷，决定派吴大澂、续昌前往朝鲜调查。

出兵朝鲜对于袁世凯来说本来是个机会，现在机会忽然变成了一连串烦恼，更有人落井下石，看到袁世凯失势，纷纷告刁状，控告他贪污军饷，蓄养官妓，贩卖烟土。面对一系列打击袁世凯伤心极了。在给妻子的一封家书上，他愤懑地写了四个字：“官运恶极”，“当时拟拔剑自刎，幸被幕僚所劝阻。”在极度倒霉的时候，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在最倒霉的时候，命运之神为袁世凯派来了一颗福星。

这颗福星是吴大澂。

在清廷派出的调查人员中，吴大澂担任组长角色，因此调查刚一开始，他还能与袁世凯保持一定距离。随着调查的深入，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吴大澂慢慢感到，面前这个矮胖的男人真的是受委曲了。

出生于江南的吴大澂是个清流健将，在他担任陕西学政的时候，就曾大胆上疏请求停止议修圆明园，对同治皇帝奢华的大婚，他也敢于疏请裁减庆典费用。这样的举动，无论放到哪个时代都需要勇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员儒将对社会抱着一种务实的态度，对勇于任事的袁世凯尤其欣赏，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吴大澂不仅没有责备袁世凯，反而认为他劳苦功高，百倍安抚，这让袁世凯大受感动。

在异国他乡的酒楼上，这两个情投意合的官场中人喝得酩酊大醉。他们谈论人生经验，讲述官场趣闻，抒发生活感悟，发千古之幽思，叹世间之炎凉，成了一对契合的挚友。吴大澂曾给袁世凯赠有一联：“凡秀才，当以天下重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吴大澂将女儿许配给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妻。关于这门婚事，后边的章节还会细说。

回到天津后，钦差大臣吴大澂找到李鸿章，将袁世凯着实赞美了几句，称之为“天下奇才”。回到京城复命，又说了一番袁世凯的好话。在吴大澂的大力斡旋帮助下，袁世凯的处境渐渐好转，像一艘穿过惊涛骇浪归来的船只，重新赢得了人们赞赏的目光。

6．“捉放李”与“小钦差”

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眼里，此前的袁世凯只是他棋盘上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甚至不记得那人长得什么样，印象中似乎见过面，但这种五品官他一生中不知见过了多少。吴大澂从朝鲜归来后的重点推荐，让李鸿章对袁世凯发生了兴趣，另一个人在特殊场合下的特殊提醒，则使李鸿章对袁世凯开始刮目相看。

这个人叫伊藤博文，日本内阁总理，著名的改革派首领。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伊藤来华访问，重点谈到了双方都很敏感的朝鲜问题，席间伊藤谈到要惩办袁世凯，言语中隐含试探。李鸿章的表情却很木然，他对袁世凯的情况并不熟悉，随口支吾应付了几句。这让伊藤大为惊讶，不禁说道：“放着这样的人才居然不重用，看来贵国人才真多啊。”李鸿章尴尬地笑了笑，当场不便说什么，心里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惩办当然不可能，口头应诺却是外交场合必要的灵活手段，李鸿章答应伊藤，以私人名义对袁世凯警告。

送走吴大澂和伊藤博文后，李鸿章一道命令发到朝鲜，要召见袁世凯。

针对朝鲜局势，袁世凯侃侃而谈：从中日双方在朝鲜的势力优劣这个角度看，以前朝鲜是清廷藩属，百依百顺，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国王李熙性格懦弱，被亲日派王妃闵氏控制，形成了中日在朝鲜势力均衡，北方的俄国又要从中插一杠子，争夺势力范围。打个形象的比方，朝鲜就像是一头人人眼馋的羚羊，中、日、俄三方为争夺这头羚羊急红了眼，而羚羊却狡猾地在其中周旋，拼命要逃脱任人宰割的地位。谈完了局势，再说人物的关系：国王李熙徒有虚名，不必多说；王妃闵氏颇有心计，不得不防，在中、日、俄三国的利益中她谁也不想得罪，经常还玩弄一下以一方制约另一方的小把戏，像杂技中的走钢丝。根据实际情况，非得由朝廷派遣一位大臣驻镇汉城，亲临监督，防止出现变故。袁世凯还帮李鸿章出了个主意：闵氏看样子靠不住了，不如放回软禁在保定的大院君李昰应，此人固然保守，但他忠实于清朝，又能制约李熙和闵氏，放这只虎归山，对中国朝鲜两国都有好处。

后来，李鸿章果然是依照袁世凯的办法实施的。

这次召见结束后李鸿章仍令袁世凯回朝鲜供职。袁世凯恳求说：“不是我不听从中堂大人的安排，实在是家中老母亲病重多日，一再来信催促我回家探视……”袁世凯演技高超，说着眼泪哗哗流淌下来，李鸿章刚经历了丧母变故，袁世凯的泪水触动了他的心头之痛，一时间看得眼眶湿了，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还半开玩笑地说了句：“王八肚里一杆枪——你真是归心似箭哪！”

过了不久，李鸿章派人把李昰应接到天津，要对朝鲜以前的摄政王进行考察。亲自交谈一番后，他感觉到正像袁世凯所说的，李昰应其人虽说保守，但是很忠实于清朝，于是决定放虎归山。

在李鸿章心目中，护送李昰应回朝鲜的最好人选是袁世凯。他多次问来天津办事的袁保龄：“你侄子还会不会出来做事？什么时候能出来？”袁保龄回答说：“小侄多年来有个心愿，要以科举正途为念，为叔父的也不便多加阻拦。”李鸿章遗憾地晃动脑袋，说出了他心中真实的想法，认为只有以袁世凯的应变之才，才能担当起护送李昰应回朝鲜的大任。说罢眼巴巴地看着袁保龄，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期待。袁保龄看到此情此景，内心有些感动，答应催促袁世凯出山，当场表态说：“即使有千难万阻，也不能躲避。”

几乎是在同一天，袁世凯收到了四叔的家书和朝廷催促他出山的电报，展读过后心潮澎湃。他吩咐车夫备车，不顾正在下着的滂沱大雨，星夜启程，从陈州直奔天津。

看到袁世凯从天而降，李鸿章喜不自禁，一改往日的严肃面孔，话语中洋溢出几分诙谐：“台已搭好，客也请到，只等你来登场了。”

按照原来议定的方案，为了震慑李熙、闵氏，还需委派一名高级武将随同前往。李鸿章告诉袁世凯，方案有所改变，只有袁率水师小队数十人执行任务。袁世凯欲问其故，李鸿章笑着反问道：“听说袁大将军到，欢声雷动，谁敢抗拒？”

事实上这是个两边都不讨好的行动。对于朝鲜国王李熙和王妃闵氏来说，清廷将李昰应护送回韩，等于在他们身边安了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之忧，只不过迫于清廷的威力不敢公开反对罢了；对于李昰应来说，在他登临权力顶峰之际忽然被活捉到保定软禁几年，对清廷的怨恨不言而喻，尤其是对执行那次任务的袁世凯，一提到名字就咬牙切齿。

尽管情况相当棘手，袁世凯仍费尽口舌，两边做工作，圆满完成了这次任务。

袁世凯回天津复命，李鸿章听了汇报，对他更为器重，立马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汉城，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其前往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当能措置裕如……拟请以知府分发，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

没过多久，朝廷批文下发，袁世凯赏加三品衔，接替陈树棠担当驻朝商务委员。

光绪十一年（1885）底，袁世凯携带新娶的美妾沈姑娘以及一帮亲信随员赴汉城上任，这一年他才26岁，正是英气逼人的年龄。袁世凯所担任的商务委员一职，简称为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这个官职是北洋大臣的属吏，地位或许稍逊色于各国驻朝鲜公使，权力却在其上。此后9年袁世凯在朝鲜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上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小钦差逞大威风，不但使朝鲜朝野大为慑服，环伺朝鲜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也为之瞠目结舌。

袁世凯在朝鲜八面威风，靠的是两项政治资本：其一，朝鲜成为中国的藩邦已有数百年历史，天下共知，这是使得袁世凯腰杆子粗壮最根本的一条；其二，受国王李熙之请，袁世凯帮朝鲜训练了五千亲兵，德式操法，欧美装备，这种现代武装使朝鲜军容大振，国王李熙在阅兵后大为赞赏，要封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只不过因为李鸿章怕袁太招摇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此事才算作罢。为了答谢袁世凯，国王李煕还是奖赏给袁世凯四个宫廷美女，一人早死，余下三人被袁世凯收做了姨太太，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就是一位姓金的姨太太所生。

对于袁世凯一手遮天的这种格局五大帝国自然不满意，纷纷在朝鲜国内培植各自的势力，各种政治派别明争暗斗，或保守或激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相互之间虽说也有矛盾，但此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把清朝的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四叔袁保龄再一次写信为袁世凯指点迷津。四叔在信中说，至人生当大任，须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认定道理去做就是了，犹如寡妇守节，守一年众望相孚，守三年大功告成。四叔在信中还说，如今的天下事很难办，内有政府，外有北洋，大家都在敷衍了事，以稳定为大局，没有几个人真正在为国家着想的。你（袁世凯）办事锋芒太露，免不了会得罪一些人，今后切记要谨慎从事，“专靠才智做事而不济之以学问，自古及今未有不败者，戒之慎之！”

袁世凯在朝鲜专横跋扈的姿态，最终还是引起了国王李熙、王妃闵氏的极度反感，乘这个小钦差三年期满之机，请求清廷撤换袁世凯。尽管清廷驳回了李熙、闵氏的请求，但是袁世凯的日子仍然每况愈下，一天比一天不好过了。久而久之，他见不能驾驭朝鲜局势，身心疲惫不堪，再拖延下去甚至会有性命之忧，遂起了逃离苦海的念头。

经过多次恳求，李鸿章最终还是被他说动了。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袁世凯脱掉清朝官服，换了套平民百姓的服装，在一乘绿呢小轿的簇拥下仓促逃离朝鲜。登上平远号舰艇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岸上稀疏的几个送行者，心里头百感交集。12年的朝鲜岁月，袁世凯堪称功不可没，风光无限，然而离开这个国家时却如此凄凉。

半个月后，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7．国事家事，事事烦心

袁公子落泊的时候，结识了色艺俱佳的沈姑娘，这位苏州名妓成了袁世凯的最爱。因为这一段患难之交，袁世凯对沈氏尤其宠爱，到朝鲜任官时，将她接到汉城做了如夫人，不但让她管理家务，抚养长子袁克定，还让她以正室夫人的身份频频出席重要的外交场合。

沈姑娘的肚子也懂得知恩图报，到朝鲜没几年，终于有了身孕，袁世凯对她更是恩爱，想起往后黄金般灿烂的日子，沈姑娘整天笑眯眯的。可惜天不遂愿，一场大病从天而降，差点夺去她的性命。通过经心调养，病是好了，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了。沈姑娘哭得昏天黑地，抱着脑袋嚷嚷觅活寻死，袁世凯往床头一坐，安慰她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孩子以后还会有的。沈姑娘止住哭声，将希望再一次寄托在未来。哪知这场大病毁了她的前程，使她变得弱不禁风，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

这个最受袁世凯宠爱的沈氏，一生再也没有生育。不过，在袁世凯的安排下，将次子袁克文过继给了沈氏，无论是同僚故旧聚会，还是在各种外交场合，沈姑娘总是抱着襁褓中的那个孩子，以至于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袁克文是沈氏的亲生儿子。

美妾沈姑娘的烦心事刚结束，家里其他的矛盾又来了。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生前有几个姨太太，其中一个是王氏，另一个是陈氏，小时候她们都对袁世凯不错，随着袁保庆以及正室夫人牛氏的相继去世，王氏和陈氏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经常发生口角之争，最后闹到了分开住的地步。袁世凯本来是个有孝心的人，到朝鲜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后，想把两位姨奶奶接到汉城赡养，陈姨奶奶满口答应，王姨奶奶却死活不肯离开陈州老家，说起来原因太过荒唐：她害怕被嗣子袁老四骗了。不仅如此，王姨奶奶还仗着她先被娶进袁家的缘故，非要担当家长角色，挣一个正室夫人的名分。袁世凯大为光火，在给二姐袁让的家书中愤懑地写道：“（她）自比先太夫人，宛以上人自居，大谬矣。我为家长，何能反为奴才耶！”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一生多子，除过继给袁保庆做嗣子的世凯外，还有五个儿子：世昌、世敦、世廉、世辅、世彤。

大哥袁世昌一生没有出外做官，留在老家经商务农，日子过得不富裕，但也不算太差。袁世凯在朝鲜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时，他不知从哪儿听到消息，说袁世凯在朝鲜当大官，荣华富贵享受不尽。袁世昌的心事活络了，开始了他平生以来最长的一次旅程，买张车票赶到天津，然后乘坐海轮辗转来到汉城，见到袁世凯张口就要1800元，这不是小数目，袁世凯问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袁世昌回答，准备将来娶儿媳妇用。袁世凯一听火冒三丈，袁世昌的儿子才六七岁，要结婚少说得等十年，哪有这么早预备娶儿媳妇钱财的道理？见袁世凯不理不睬，袁世昌鼻子都气歪了，一味胡搅蛮缠，嘴里骂骂咧咧，情急中忍不住还推了袁世凯一把。袁世凯是练过武术的人，顺势还了一掌，袁世昌被推搡得坐到了地上。这一场兄弟纠纷闹到几乎要动武的地步，经过周围的人劝说，双方才勉强收手。袁世昌回到了老家，仍然对这件事不依不饶，破口大骂袁世凯忘恩负义不是东西，不仅不给钱，还动手打人。二姐袁让写信问袁世凯怎么回事，袁世凯只好忍住心头的愤懑，耐心作了一番解释。

在袁氏几兄弟中，袁世昌死得最早。有子二人：袁克暄，袁克明。

袁克暄受袁世凯影响较大，一生从事外交事务，清末曾为驻美使馆参赞，民国后回国在外交部任职，后置理参事。

袁克明长年居住乡间，守着父亲留下的那点田产过日子。少年时爱好习武，曾拜衡阳龙佐才为师学习剑术。袁世凯称帝后，他认为有封侯之望，千里迢迢从家乡来到京城，住在老表张伯驹家中，等待袁世凯给他一顶官帽子。帝制失败后，袁克明无心恋栈，灰溜溜地回到老家项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兄弟辈中，袁世凯与袁世廉的关系最为密切。

袁世凯从小过继给袁保庆。及至年龄稍长，嗣父去世，袁世凯又随吴长庆去了朝鲜，家中留下嗣父的几个妻妾年龄已老，长年无人照应，袁世廉就从项城迁到陈州，帮助操持家务，侍奉饮食、起居、汤药外，还为婶母按摩捶背，俨如亲生儿子一样孝顺。袁世凯到朝鲜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嗣母牛氏放心不下，嘱袁世廉、袁世辅前往朝鲜去辅佐袁世凯。

袁世辅是个混混，整天吃喝玩乐，一生没做什么正经事，因为赌博，在老家欠了一大笔债，他来朝鲜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做了大官”的袁世凯弄些银子去还赌债。袁世凯自从在京城被人蒙骗以后，平生最恨的就是“赌博”二字，对袁老五向他借钱的请求不仅没答应，还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袁世辅窝了一肚子火，又不好发作，在汉城呆了半个多月，只好悻悻离开朝鲜回了老家。这事过去了许久，袁世凯仍不解恨，在给二姐袁让的一封家书中他写道：“人既无兄弟之情，我何必有手足之谊，不相闻问可也，可恨，可恨！”清朝末年，袁世辅通过纳捐在江苏获得了一个小官，民国以后在家赋闲，直到1927年去世。

其子袁克庄，年轻时才华过人，可惜科举考试废除了，只好在京津一带做幕僚，通过袁世凯的关系，认识了不少政坛要人，段祺瑞便是其中之一。凑巧的是，袁克庄和段祺瑞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孕，于是两家约定，只要一家生男一家生女，就成为夫妻。不久，袁家生子袁家鼐，段家生女段式巽，儿女成年后，两家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

袁家鼐、段式巽结婚后不久，年方28岁的袁克庄就去世了。通过袁世凯与段祺瑞的安排，这对小夫妻搬到天津，住在日租界须磨街的段府。段家小姐段式巽一生无子（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偏又个性要强，将她大姐家的儿子李家晖“借回家玩几天”，却是刘备借荆州，再也不肯归还，改名叫袁缉辉，收做了养子。大姐段式萱有几个儿子，嘴里也不便多说什么，只好依了这位幺妹。这个段式巽年轻时身体羸弱，人们都认为她活不了多大岁数，谁知却活到了92岁高龄，1993年病逝于上海。

袁家鼐、段式巽的独生女儿叫袁迪新，这个小女孩从小跟在外祖父段祺瑞身边长大，天生丽质，冰雪聪明，抗战胜利后，袁迪新在北京“军调处北平执行处”下属的新闻处当翻译，“军调处”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三方面的人员组成（各方代表分别是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将军），主要任务是调解国共关系。袁迪新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英语基础非常好，周围又都是耀眼的政坛人物，于是她也顺理成章成了一颗瞩目的明星。解放后袁迪新当了几十年的中学英语教师，直到1979年退休后，仍然被聘请到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等院校教授英语。

话题扯远了，回头再说袁世廉。

在生父袁保中家里，袁世凯排行老四，袁世廉排行老三，两个人年龄相当，志趣爱好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在兄弟辈中，袁老四和袁老三的关系最为密切。

袁世廉初到汉城时，身份是给袁老四当管家。其时袁世凯家中除了大姨太太沈氏外，又娶了朝鲜王宫的三个女子为妾，长子袁克定也被送到了朝鲜，另有五六个前来投亲靠友的河南老家人，以及侍候袁家的侍女家丁保镖等等，男女老少加起来有二十多人，已经初具大家族的规模。

袁世廉原来通过纳捐，买了顶候补知府的官帽子，一直没有担任实职。到朝鲜后，眼看着袁家老四在官场上翻云覆雨，也跟着长了不少见识，心中跃跃欲试，想在官场上历练历练。光绪十二年（1886），终于让他逮住了一个机会：中朝签订了釜山电线条约后，架设汉城到釜山的官员由中方电报局选派，袁世廉闻讯而动，让袁老四帮他谋取这桩美差。起初袁世凯心有不舍，但又考虑，此次是袁世廉出头的绝佳良机，不能因自己的家事耽误了兄弟的前程，于是靠着北洋这条关系线，为袁老三谋了个电报局帮办的职位。

官场有官场的规矩，看起来容易的事，做起来往往难过登天。袁世廉上任电报局帮办没几天，就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架设电线，需经受日晒夜露之苦，和工人们同吃同住，这些都还好说，关键的是如果饷银不能按时发放，还得忍受诸多辱骂——而饷银是由上头划拨的，经常拖欠，一拖欠就是一两个月。这让袁世廉两头受气，经常感叹自己里外不是人。干了半年多，他深知虎口夺食不易，又请袁世凯帮他另谋差事，此时正好有湘人李兴锐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李兴锐原是曾国藩的幕僚，委办粮台事务，后来当过两江总督，袁世凯通过周馥的关系说通了李兴锐，让袁老三随同去日本任领事。谁知事到临头风云忽变，李兴锐忽然患了一场大病，出任日本大臣的计划被取消了，袁世廉想当领事的美梦自然也泡了汤。他只好打起精神，硬撑着干完了督修电线工程的苦差事。

在袁世廉任电报局帮办期间，他的妻子携带小女来到了朝鲜，居住在袁世凯府中。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加重了袁府的负担，对于这件事，袁世凯心里不乐意，但是嘴上也不好多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只好听之任之。

谁知这件家务小事，却引起了兄弟间的一场大误会。袁世廉从朝鲜辞官回到河南老家后，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谣传，说他指使妻子女儿赴汉城打秋风，让袁世凯很感难堪，甚至有人说他是骗取了袁世凯的钱财后逃跑回了老家。这些谣传使袁世廉十分伤心。他对天发誓，今生再也不到朝鲜去了。

袁世凯从二姐袁让的来信中得知了这些情况，心里也是相当难受。几十年的兄弟情谊，决不能轻易让它毁于一旦。在给二姐袁让的家书中，袁世凯详尽剖白了自己的心迹，托二姐帮忙制止那些闲话，并亲自给袁世廉写信，释去袁老三心中的愤懑。

此后袁世凯与袁世廉哥俩的感情修好如故。从朝鲜回国后，袁世廉谋得了徐州兵备道一职，上任不久即患了风痹症，半身麻木，连走路都感困难，只好辞掉了徐州兵备道的职务。其时正遇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3岁的溥仪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摄政王载沣拿袁世凯开刀，下令让他“着即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灰溜溜地回到了彰德洹上村隐居。他将正在养病的袁世廉也接到了洹上村，兄弟俩时而泛舟湖上垂钓，时而扶杖散步，下棋聊天，享受天伦之乐。为了表示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心境，袁世凯还将他与袁世廉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湖上垂钓的照片送到上海颇富盛名的《东方杂志》刊登，名曰“蓑笠垂钓图”，当然这只是做样子给满清权贵们看的。

在彰德洹上村，袁世廉的病情时好时坏。袁世凯特意花重金请了法国医生梅尼为他治疗。梅尼医术精湛，在中国行医十多年，屡次获得清廷颁赏的宝星职衔。在梅尼极尽心力的治疗下，袁世廉有所好转。然而在梅尼赴哈尔滨防疫期间，袁世廉病情忽转恶化，痰气涌塞，呼吸困难。在袁世廉的弥留之际，袁世凯和次子袁克文日夜守护在他的病榻前，极尽手足之情。对袁世廉之死，袁世凯异常悲痛，他亲自为三哥选定坟地，定于秋天下葬。后因辛亥革命爆发，等着要袁世凯办的事极多，此事便再无下文。

袁世廉遗有两子：长子袁克智，父亲病逝时尚在读书，后来情况不明；次子袁克成，民国时任河南军事稽查，顶头上司是赵倜。赵系河南汝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被袁世凯封为德武将军，长期任河南督军兼省长。他对袁氏家族的这个后裔特别关注，打报告要将袁克成提拔破格为少将，后因未获袁世凯批准而告作罢。赵倜又请授以二等勋章，袁世凯大笔一挥改成了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