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基础知识k线:袁世凯家族3

第三章  发迹台阶

1．十字路口的选择：沉沦或崛起

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清政府坐井观天，月亮唯有中国的最圆，自大到了好笑的地步，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充耳不闻。封闭和排外带来的后果极其惨痛，一场海战刚刚开打，庞然大物竟轰然倒在了“小日本”手下。面对败局，国人无不震惊，为国家的命运扼腕叹息。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八日，李鸿章率团赴日本谈判议和。作为败方的代表，李鸿章这次日本之行十分狼狈。谈判桌上，战败国一切皆处于不利，日本提出极苛刻的条件，逼李鸿章答复。谈判进行到第三天，李鸿章回旅邸途中竟遭日本浪人枪击，子弹轰入面颊，当场晕厥。李鸿章缠着纱布，吊着绷带，坚持回到谈判桌上，尽管他的这个行为赢得了国际同情，但是他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依然很苛刻，被人骂作辱国丧权。

李鸿章归国后，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国人骂声一片，所有脏水全都往他头上泼。在极度悲凉的心境中，这位73岁的老臣写了一首马关记事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恩师李鸿章处境艰难，袁世凯的日子也不好过，有人指责他擅启边衅，是清政府战败的罪魁祸首——这样的指责过分苛求，并无什么道理。但是，对于36岁的袁世凯来说，内心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加上在朝鲜经历的诸多磨难以及那些烦心的家务事，他感觉身心疲惫，甚至于萌生了退出政坛的想法。

当时西洋人见中国战败，一批军火商应运出现，向清政府兜售军械装备。因情形不熟，语言不通，常常雇请中国人为经理，国人称之为买办。袁世凯见仕途堵塞，即求致富，想去当一名办洋务的“买办”。但是当买办是有条件的，需要缴纳保证金数万元，袁世凯两袖空空，无从措手。

先前袁世凯充任前敌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来往甚密，结为莫逆之交，王英楷身高体胖，人称王胖子，是东北有名的巨富（后来娶了孙传芳的胞姐，成为孙的姐夫）。袁世凯给王英楷写信求助，王胖子挟重金来到天津，问袁世凯要钱何用。等袁世凯简略说明情况，王英楷眉头紧锁：“以前看你英气逼人，以为胸有大志，现在看来，志向未免太小。”袁世凯说：“洋人国务大臣退位后，经常以充当工商经理为荣，老兄为何责我志小？”王胖子说：“买办者，为洋人所雇佣，你又不识洋文，如何在此间谋生？且买办手段，在于奔走官场，狗苟蝇营，非你所能。如今正值朝廷战败后的噩梦初醒时分，百废待兴，为何不乘时势大展才干，却偏生要去做洋奴才？”袁世凯如同醍醐灌顶，怔怔地看着王胖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王胖子侦知，河间有个姓赵的古董商，与李莲英有亲戚之谊。遂用银子打通关节，让袁世凯有了被慈禧太后召见的机会。有这条线索引路，袁世凯在皇城根下大展结网功夫，分别走了李鸿藻、翁同和、荣禄、奕劻的门路，诸位大臣把这个能带兵善作战的袁世凯当做奇珍异宝，纷纷将其纳入自己的夹袋，视做门生。

把持督办军务处的是清廷最重要的几位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和、李鸿章、荣禄。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上述几位大臣会商编练新军事宜，同时授命袁世凯负责起草练兵计划和规章制度。不久，他们奏请朝廷变通军制，并奏请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军。朝廷发下圣旨，令袁到天津小站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遵令前往，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事业——北洋练兵。

2．北洋军阀的始祖

一场失败的战争震撼了中国大地，国人似乎从睡梦中惊醒了。当时的现状是：旧式绿营和八旗兵已处于崩溃边缘，一时间改练新军之说大盛。晚清栋梁张之洞率先倡练江南自强军，简称南洋军。其后袁世凯接手北洋新军的操练，在晚清和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北洋军阀”遂成为国人老少皆知的一个名词。

所谓“北洋新军”，是脱胎于“淮军”的一支新式军队。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援助江苏，招募准军七千人，奠定了淮军这支私人武装为骨干的军队基础，连军队的番号也是以姓名为标记，如张树珊、张树声兄弟的“树”字营，周盛传的“盛”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等等。

小站是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小集镇，淮军曾采取屯田法在此驻军二十多年。早先，清廷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此训练定武军，胡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袁世凯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是将四千人的北洋新军扩充为七千人。随后组织了“新建陆军督练处”，请老朋友徐世昌担任总参谋，唐绍仪担任总文案，又请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推荐军事人才，荫昌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4人，梁华殿到小站后不久，一次夜操中失足跌落河中溺死，其余3人都被委以了重任：王士珍为工种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劳务处总办。随后王、段、冯三人得到“龙”“虎”“狗”的绰号，被人称做“北洋三杰”。除了“北洋三杰”外，袁世凯还从两方面物色军事干部，一方面继续在北洋武备学堂搜罗人才，另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忠诚于他的老兵老将。

袁世凯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评论他的人一般都认为，袁是一个骑墙派，新派旧派两边爱。说这是一种事实可以，说这是袁世凯处心积虑得到的结果，却也未免。从这个时期的表现来看，袁的政治立场并不鲜明，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在袁看来，中国积弱已久是因为缺少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于是练兵应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无论新派旧派，只要练兵强国他就支持。正是因为这么一种态度，他很快成了各方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人物。

北洋军的武器装备，清一色从国外采购而来。有奥地利造的曼利夏步枪、马枪和战刀，有德国克虏伯军工厂出口的57厘米过山炮、七生特半陆路炮等，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精美佩刀，领、哨各官及兵丁鞋袜“一律黑色，不准参差”，官弁服装袖口处绣有红色官阶标志。在练兵方法上，一改旧式操法为“洋法”操练，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当北洋军的教官，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名洋务局），教习处总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操场稽查也是两个德国人，名为施壁士、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此外，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乞凯芬、骑兵稽查兼教习曼德、德文教习莫兴理、号兵乐队总教习高斯达等，都是袁世凯的幕中人物。

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来中国考察政治军事，曾赴小站参观过袁世凯所练的北洋新军，据他在《论中国水陆兵备》一章中叙述的情形说：“当各队操演之时，各兵类皆年力精壮，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式整齐。先在本营操场操演阵式，后至旷野操演两军攻击之阵式，各将弁与兵丁皆娴习口号，熟谙行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矣。惟炮队则尚待整顿。若照现在情形，只能于操演之时聊备一格，未足以为临阵之用也。”贝思福的观察报告对袁世凯颇多赞扬，据此不难想见当年小站练兵的实际效果。

新建陆军七千余人，规模并不算大，但是组织严密，其后势力日张，几乎布满全国。名声昭著的北洋军阀体系从这里生发开来，民国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军长、师长、旅长多出自于小站，他们对清末民初数十年间的政局影响极大。

在小站练兵期间还有桩事情值得一提：袁世凯先后主编了两部兵书，一部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另一部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两部书四十余万字，是新建陆军三四年的练兵经验总结。

一谈到袁世凯编兵书，人们动辄嗤之以鼻，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主编兵书纯属欺世盗名，甚至有人说袁花费银子请人代笔而成，这些说法有违事实，也不公允。

《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一书纂集于戊戌变法期间，是光绪皇帝倡导的百日维新计划中的一部分。书中内容主要是小站练兵条令、规章的集结。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编纂时间稍晚一些，仍是由袁世凯领衔，调集了北洋主要幕僚文案和武将，计有46人之多，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阮忠枢、言敦源等响当当的人物，都是这个写作班子里的成员。此书二十余万字，费时三个月完成，内容包括训练、练兵、攻守、驻扎、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等诸多兵种的操法，以及电信、电雷、测绘等论述，是一部近代中国陆军兵书。在这部书的编纂过程中，袁世凯发凡起例，立定框架格局，为全书定下“不求深意奥妙，只求文理通顺”的编纂行文原则。

新建陆军是在淮军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免不了带有旧式军队的痕迹，私人武装色彩浓厚是其显著的特点。在新建陆军和北洋的各类军事学堂中，大树特树袁世凯个人的绝对权威，指使各营军官向士兵们训话：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应该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各营驻地的军帐宅第内供奉起了袁世凯的生禄牌位，士兵进出须得弯腰鞠躬，以至于北洋六镇的官兵“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

这么一来势必惹火烧身，有人弹劾袁世凯，奏了一本，平地里又起了风波。

写奏折的是监察御史胡景桂。此人字月舫，北平人。据说，他上这个奏折是出自于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指使。袁在练兵草创时期，无意中得罪了天津绅商，他们认为袁世凯办事急躁鲁莽，专横跋扈，这些手眼通天的人物将意见捅到京城，被李鸿藻知道了，李是当初保荐袁的大人物之一，他担心落个“滥保非人”的恶名，也担心清流名声受损，于是派其手下胡景桂去搜集袁世凯的材料，以脱掉干系。胡景桂弹劾袁世凯的有这么几条：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性情谬妄，扰害地方。袁世凯得到被人参劾的消息，又听说背后指使者是大人物李鸿藻，心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堕，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

奏折引起了光绪皇帝的关注，派兵部尚书荣禄前往天津调查“被参各节是否属实”，顺便也实地考察一下袁世凯的能力。荣禄携在兵部供职的陈夔龙同往。他们到了小站，看到了练兵情况，步、马、炮兵全以西法操练，整齐划一。荣禄对此极为满意，他私下里决定要放这个特殊人才一马。胡景桂参劾的几条罪状，都还能想法子搪塞，唯独其中“诛戮无辜”一条很是难办。

原来，小站练兵之初，袁世凯发布了几条禁令，为了防止兵丁与商贩发生纠纷，不允许商贩进入兵营内做生意。可是商贩不把禁令当回事，依然摆摊设位，照常营业，情况报告到袁世凯那里，他下令抓几个商贩杀鸡儆猴，有个菜贩子也在被抓之列，心里愤懑不过，操起扁担朝兵丁砍过去，造成了一桩流血事件。袁世凯听了这个消息，发话叫手下将那个菜贩子“处理”了。这桩命案可大可小，说大，毕竟死了一条人命，“诛戮无辜”的帽子正好合适；说小，在军营内违犯禁令，按军法处置也说得过去，顶多担个“执法过严”的责任。荣禄和陈夔龙商量，倘若据实奏报，上头必定要追究，袁世凯必然会遭到撤职处分，新军刚刚开练，再找个生手接办不易。按照荣禄的主意，给光绪皇帝写了份调查报告，复奏所参各节，均查无实据，请从宽议处，仍严令认真督练新军，以鼓励将来。

在荣禄的庇护下，袁世凯总算安全度过了这一关。

不是冤家不聚首，事过几年之后，命运给袁世凯安排了个报仇的良机。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擢升山东巡抚，胡景桂是山东按察使，正好是袁的直接下属。一想起当年满肚子的委曲，袁世凯恨得牙发痒。出人意外的是，袁世凯并没有乘机打击报复，甚至没有给胡景桂穿小鞋，反而任命胡兼任武卫右军先锋营务处，参与新建陆军事务。在向朝廷写的秘密考评中，袁世凯给予胡景桂优良的评语：“该员诚朴亮直，能任劳怨。讲求刑名捕务，均能实事求是。”再后来义和团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向清政府提出的惩办“祸首”名单中有胡景桂，按理说袁世凯正好顺水推舟，借外国人的刀砍下胡景桂的脑袋，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做，而是向德国驻烟台领事诉说胡的冤情，敦请德国领事到北京说情，救了胡景桂一命。

袁的这番举止让胡景桂大受感动，从此对袁忠心耿耿，竭诚效命，成为袁世凯棋盘上的又一颗模子。

3．官系网中的穿针引线功夫

从朝鲜回国后有段时间，袁世凯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嵩云草堂，与官居翰林院编修的徐世昌来往甚密。出炸子桥胡同不远，就是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和浏阳会馆，维新派的几个著名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经常在那里碰头聚会。袁世凯当时还笼罩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阴影中，最初听到那些维新派的声音，犹如吹过一阵清新的空气，心头为之一振。

“公车上书”事件发生后，康有为成了万众瞩目的政界新星，维新派以他为旗帜，骑墙派向其靠拢，连平常人们认为是守旧派的那些人也伸出了绿橄榄枝——谁都知道，在康有为背后，有个铁了心支持他的光绪皇帝。

强学会在北京创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当红高官纷纷解囊捐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各自捐了二千两银子，张、刘二位的银子收了，李鸿章的银子却被维新派严辞拒收，使得李中堂很没面子。袁世凯是强会学的发起人之一，宣布成立的那天，他当场报捐了五百两银子，等于在光绪皇帝的新党名单上挂了个号。

袁世凯尤其善于搞关系，对用得着的人（即便现在用不着将来能有用的人），不惜花血本去结交。对康有为自然也不例外。康有为官品太低，奏折不能直接送到光绪皇帝手上，往往要通过其他人代呈，而守旧派的都察院、工部故意刁难，不肯代递。袁世凯得知消息后，主动帮助康有为向督办军务处转呈。通过这件事，康、袁二人建立了合作关系。袁世凯奉派到小站练兵，康有为专门为袁设酒饯行，还特意安排了一场京剧，当舞台上演到十二道金牌召还岳武穆一节时，不知袁世凯在激昂的锣鼓声中想到了什么，多年以后，康在给袁的一封信中还这么写道：“昔强学之会，饮德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维新派虽说是书生造反，但是他们知道，变革要想成功还得抓住枪杆子。几经考量，他们物色的是掌管新建陆军大权的袁世凯。

有个重要人物叫徐致靖，江苏宜兴人，其父徐家杰是李鸿章的同年至交。徐致靖虽说是进士，却颇有与时俱进的意识，思想上倾向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就是通过他引进到光绪皇帝身边的。徐致靖有二子，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次子翰林编修徐仁静，都是维新派中坚，还有个侄子徐仁录，是康有为的学生，少年意气，激扬风生。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观察新军练兵情况，少不了含有进一步试探袁世凯的意思。

选择徐仁录前往小站，是因为其中另有一层特殊关系。徐仁录有个姐姐，嫁给了江南才子言謇博，此人是袁世凯重要幕僚言敦源的同胞哥哥，兄弟二人都是大学者吴汝纶的得意门生。有姻亲言敦源的介绍，徐仁录在小站行动更加自如。袁世凯对维新党派来的徐仁录亦另眼相看，专程请徐世昌来天津与徐见面“聚谈半日”，又安排大公子袁克定与徐长谈，同时设盛宴款待，袁世凯亲自接待时，其高级幕僚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全都在场陪坐，并请阅兵，极尽宾主之欢。临回京之际，自然要厚赠程仪，这是袁世凯最拿手的一出戏，京城里的那些维新党，该考虑的人员他全都考虑到了。

这是一桩对双方都还算公平的买卖。没过多久，袁世凯经徐致靖保举被光绪皇帝召见，其官衔也从三品按察使升到了二品候补侍郎。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记载：“袁热衷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文中提到的某太史即徐世昌，某学士即徐致靖。

维新党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翁同和。此人字声甫，江苏常熟人，时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也是维新变革的主谋。为疏通与翁的关系，袁世凯真可谓煞费苦心。在记忆中搜索能与翁同和牵上关系的花名册，惟有南通状元张謇最合适，翁师傅赏识张状元，是天下人尽知的事实，只要张謇能在翁同和面前帮忙说几句话，不愁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可是自从在朝鲜与恩师张謇闹翻后，袁张二人多年不通音讯，靠张謇说话完全不可能。袁世凯不死心，继续在花名册中翻来覆去寻找，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言敦源，祖籍也在江苏常熟，与翁同和是同乡。言敦源（1869～1932），人称仲远公，是孔子门生言子（言愝）的第八十一世孙，孔圣人门下七十二弟子中，七十一人皆为直鲁弟子，唯有言愝一人出自长江以南之江苏常熟，被称做“南方夫子”。如今江苏常熟尚存有言愝故乡，称做言子巷，并有言子墓、洗砚池等历史遗址，皆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言敦源自幼聪慧，10岁即能诵“九经”，后以监生应顺天试录科第一，翁同和见其文章精练得体，颇有桐城风范，特召见而嘉之，极为赏识。

袁世凯犹如搜罗奇珍异宝一般，立马罗致入幕，将言敦源收入夹袋之中。这样一来，袁世凯与“常熟相国”之间有了一条便捷的秘密小径，言敦源果然不负厚望，诡谲行走于天津小站与京城翁府，从中穿针引线，亟欲促成袁世凯与维新党的“政治蜜月”。此后袁世凯与翁同和往来逐渐密切，与言敦源不无关系。

袁世凯曾经上书翁同和，洋洋万言，论及用人、理财、练兵诸事，蔚为大观，袁在上书中陈辞：“中国如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切要易行之端，应当及时力求振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袁世凯亲自进京面谒翁同和，慷慨激昂地谈论时局，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必须来场大变法才能保住中国。并且拿出刚刚出版的画报给翁帝师看，上面画着有被列强瓜分之忧的地图。

遗憾的是这条关系线刚搭建好不久，翁同和就被贬官还乡，朱谕发下那天正是翁68岁生日，按中国人的习惯掐头去尾，是70岁整生，已经备好的喜庆聚会变成了悲凉的送别场面，这位鞠躬尽瘁的老臣甚至连和光绪帝说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他跪在微雨中，目送皇帝渐渐远去的身影，真有黄粱一梦之感。

顺便再说说言敦源的结局。此人在北洋历任文案、总办、巡警道、盐运使直至代总长。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他在唐绍仪组织的第一届内阁中出任内务部次长、代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称帝之举而辞官，由北京移迁天津寓居，协助其姻亲周学熙从事实业，成为一代儒商。著名教育家，袁世凯的老师严修提及言时曾说了这么一句话：“北洋旧僚唯我和言敦源不爱官。”到了晚年，言敦源以吟诗作画自娱，经常与严修、李叔同、翁克斋等津门名士唱和往来，同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资助兴建南开女中。言敦源生前遗留的诗文集《南行纪事诗》《先先庄文存》《先先庄诗存》等，由其次子言雍陶、幼子言韦叔及挚友许克猷、郭风惠整理后已在台湾、香港出版。

在袁世凯的一把如意算盘上，类似言敦源这样的“算盘珠子”不计其数，什么时候该拨弄哪颗，他早已烂熟于心。比如杨士骧，就是袁世凯十分称心的一颗“算盘珠子”。

中国官场传统向来看重资格出身，曾国藩始创练兵，即有李鸿章、胡林翼等幕府襄佐，所以得成中兴大业。袁世凯小站练兵，进士翰林匮乏，仅罗致了徐世昌一人，难免让人轻看。于是擢升了一批科举正途出身的幕客，如杨士骧、陈昭常、朱家宝、梁士诒、荣庆等。

杨士骧兄弟8人，均有科举功名，高的是进士翰林，低的也是秀才。最有名的是老四杨士骧和老五杨士琦，两人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重要幕僚。杨氏兄弟在出道之前爱作冶艳游，日夜出入于花街柳巷，还常常使出混混伎俩，设置风流骗局让人钻。后来杨士骧迷途知返，用功读书终于考取了进士。

由于有过这些花天酒地的经历，杨士骧的最大特点是能“屠钱”。在一般人看来，花钱如流水断然难成优点，但是袁世凯却不这么认为，千金散尽始复来，在官场上敢于花银子、善于花银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特殊的气魄和本领。据说，当初北洋存有公款一千多万，仅仅一年间就被杨士骧挥霍一空，袁世凯知道这个事后，也只是一笑了之。不知是袁、杨之间有什么私人秘密呢，还是袁世凯格外宽宏大量？不管是相互欣赏也罢，臭味相投也罢，反正这两个人搅在一起互为援手，就能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台大戏。

袁世凯从小站练兵起家，到后来做了直隶总督，他可以支配的钱财更多了。如何充分发挥银弹攻势的威力来开拓政治事业，是摆在面前的一道新课题。在解这种难题方面，袁世凯历来是个高手，现在老天爷又给他差来了杨士骧这个助手。

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一直体弱多病，时常请假，照病情推测，恐怕不能久于人世。于是庆王将入军机领衔的消息不胫而走。最先探知这个情报的是袁手下的杨士骧。杨进入官场走的是李鸿章和奕劻的门路，庚子年间，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谈判议和，所带的侍从随员中少不了这个八面玲珑的杨士骧，议和过程中，外国人什么事都只同李鸿章交涉，把真正当家的庆亲王冷在一边。外国人敢得罪奕劻，李鸿章可不敢，遇事必须与庆王商量着办，其中两边跑腿联络的人物是杨士骧，久而久之，他与庆王府的关系便亲如一家了。

袁世凯听杨士骧说了这个消息，心思大为所动，派杨士骧拿十万两银票去送给庆亲王。庆王见了一张十万两银子的银票，起初怀疑眼睛看花了，仔细一看，可不是十万两吗？就对杨士骧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骧回答得极其巧妙：“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这些微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钱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奕劻本来是个贪欲极强的人，听了这番大拍马屁的话，很是受用，银票也照数全收，心里比吃了蜂蜜还要高兴。

杨士骧说的话决不含糊。奕劻入军机之后，袁世凯这边的银两源源不断地供应，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到庆亲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都由袁世凯买单，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也全都由袁世凯预先布置，不费庆王府一文钱。

袁世凯投之以李，庆亲王则报之以桃。遇有重要事件，以及简放外省总督巡抚藩台等官职，奕劻必定先商于袁，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材，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不仅如此，庆王和袁世凯结成的政治联盟还经常左右晚清政局，演变成了一股无人能敌的政治力量，比如史称“丁末政潮”的那场风波，就是他们联手扳倒瞿鸿（礻几）、岑春煊的一个例子。以至于在辛亥革命以后，满清权贵的后裔们认为袁世凯夺去了大清王朝的江山，是因为奕劻帮了大忙。

袁世凯与庆亲王搭上关系，杨士骧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杨士骧接替袁世凯，登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可惜没干多久，宣统元年（1909）死于任所。

敢于用财而不敛财自肥，足以使那些志向不高的小人物心理充分满足，并心甘情愿为其效命奔走，更何况袁世凯看起来似乎像汉高祖一般的豁达大度，英雄不问出处，唯才是用，因此，前来投奔者不计其数，袁世凯的高级幕僚张一麐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

4．戊戌政变中的尴尬处境

维新党保举以及光绪皇帝的两次召见

翁师傅被贬职还乡，并没有使光绪皇帝踌躇不前，相反，他加快了变革的步伐。为了推行新政，光绪下令革去阻挠上书言事的怀塔布、许应骙等人官职，又提拔维新派志士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4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成为光绪身边的智囊人物。年轻皇帝的态度使维新党人兴奋异常，误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时机就在眼前。

这时候，徐仁录从天津小站考察回到京城，他带了两条情报：一是袁对维新变法热心，极力称道康有为；二是袁对荣禄有不满情绪，认为荣禄反对汉人掌握兵权，不肯增加小站编制。现在看来，这两条情报都含有水分，透露出太多的虚假信息。那些话或许袁世凯压根没说过，或许他说了仅仅只是为了搪塞徐仁录，可是维新党全然当了真，并为之情绪激昂：袁世凯的屁股总算坐在咱们这边来了！

维新党人决定，要向光绪皇帝推荐袁世凯。这份保举的奏折以徐致靖的名义，由康有为执笔，该折称赞袁世凯“年力正强，神勇兼备……惜可练之兵仅止七千，为数太少，为力过单，虽曾奉旨添练数营，徒以饷无所措，不敢冒昧招募。”折子中还说，“该臬司（袁世凯）尝言：假令西兵倍我，与之战，可胜；再倍我，亦可胜；若使数十倍于我，惟有捐躯效命而已。言之慷慨泪下。”这种夸大其辞的话很像袁世凯的口吻，言大而夸，未必切合实际。然而光绪皇帝看到这里，却完全被其打动了。不久即颁布谕旨，要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就是这个袁世凯，身为二品大臣的大学士兼直隶总督荣禄曾经予以保荐，但光绪皇帝并未召对，亦未破格提拔，只是将荣禄的奏折作“留中”处理；而现在经过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推举，光绪皇帝即匆匆召见，并颁谕称赞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顿戎行之至意。”光绪皇帝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使守旧派人物感到震惊，使慈禧太后起了疑心，也为他后来被囚禁瀛台埋下了伏笔。

关于光绪皇帝两次召见的情况，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九日，袁世凯奉召由天津乘坐火车抵北京，租寓法华寺。此时光绪住在颐和园，袁即托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八月初一，袁世凯天未亮即起，四鼓时赴宫门伺候，光绪在毓兰堂召见，问了他军事方面的一些情况，袁均据实奏答。退下后回到住所，忽有苏拉（清廷内府中担任勤务的跑差）来报，皇帝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得知消息的友人前来纷纷祝贺，袁世凯“自知非分，汗流浃背”，认为暴得大名则不祥，准备力辞，被友人劝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次日再次面见皇帝，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惶恐不安，光绪皇帝笑着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好，办的学堂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就是在明确暗示袁世凯，以后不要受荣禄节制。

维新党的推举和光绪皇帝的破格重用，实际上是将袁世凯推到了旋涡中心，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要想逃避已无可能。

后党的反扑·衣带诏·包围颐和园

早在荣禄赴天津出任北洋大臣时，后党势力就积极着手安排一场秋季大阅兵仪式，要恭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驾临检阅新建陆军。据说，检阅过程中有个政变暗号，慈禧走到荣禄的军营中，立即宣布废黜光绪皇帝。显然这是一个谣传，慈禧虽说已退居二线，却仍然是晚清大局的总舵手，要废黜光绪，根本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但是光绪却听信了这个谣传，情绪激动地对庆亲王奕劻说：“朕誓死不往天津！”于是外间传闻又起，说天津阅兵之议取消，光绪的情绪这才稳定下来。不过到了七月底，遭到光绪皇帝革职的怀塔布等七位守旧派大臣连袂到天津去看荣禄，几天后，御史杨崇伊等人又到天津，这些守旧派大臣如此密集地穿梭于京津之间，究竟同荣禄商谈了些什么？光绪皇帝和维新党大为疑惑。之后不久荣禄忽然调派聂士成军五千士兵驻扎天津，又命董福祥军移驻距离北京彰德门40里的长辛店，军事调遣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使光绪皇帝寝食不安。

光绪两次召见袁世凯并破格提拔，其中隐含的用意之一，就是倚重袁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年轻的皇帝，以对付后党的突然袭击。对袁世凯能制服后党，康有为等人深信不疑。然而风云忽变，八月初二，光绪颁发明诏，敦促康有为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并称“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光绪压力很大，日子并不好过。这之后就有了“衣带诏”事件。八月初三清早，林旭从宫中带来了光绪皇帝所写的密诏：“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林敦谷持还缴命”。

所谓“衣带诏”，就是藏在衣带间带的秘密诏书。汉献帝时，曹操擅权将篡夺帝位，献帝将秘密诏书缝在衣带里，托国舅董承带出宫外，这是“衣带诏”的由来。如果光绪皇帝果真有“衣带诏”传出的话，那说明情况确实到了万不得已的紧急关头。然而许多年后历史学者研究证明这一切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衣带诏”是康有为等人伪造的。

“衣带诏”事件，将真实的历史涂抹上了演义的色彩，唤起了舆论同情，使帝后两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加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康有为不仅编造了“衣带诏”的谎话，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不实之嫌，据说，我们后来通过康有为等人的著作所了解到的历史有很多是被颠倒了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大家所熟悉的戊戌变法史，就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

伪造“衣带诏”的目的之一，是为包围颐和园造舆论。据谭嗣同的好友毕永年在《诡谋直记》（原文载《近代史资料》总63号）中记载，维新党邀请他来北京是想搞一场兵变，待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禁慈禧太后。康有为对毕永年说：“袁（世凯）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说着康有为拿出了袁世凯给他的一封信，字里行间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等语，不消说，这封信也是康有为伪造的“作品”。

毕永年是维新派重要骨干，曾经与唐才常合作联络长江沿岸的会党准备起义，唐才常被捕杀后他来到北京，没想到正好撞到了戊戌政变的核心秘密，他留下的《诡谋直记》，为后来人解开这个百年谜团提供了重要证据。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在包围颐和园的密谋付诸实施之前，维新党请来了袁世凯的重要幕客徐世昌一起看密诏，要说服徐世昌同意他们的谋划。这是一次生死聚会，在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几乎全都哭了。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徐世昌除了低头抹泪之外不敢作任何表态，他深知后果的严重性，一旦失败极可能诛灭九族。但是哭也不能解决问题，既然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惊险一幕。

据毕永年说，谭嗣同本人是不赞成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他认为这么做极不妥，但是康先生非得要做，并且有皇帝的密诏，他也没有办法。既然是组织上决定了的事，为了维新事业，谭嗣同不惜一走龙潭虎穴。

对谭嗣同这次夜访，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极尽夸张演义之色彩，将谭嗣同写成了“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的漫画式人物，这里有袁世凯竭力为自己洗刷的苦衷，不能全信。谭嗣同是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从小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这次深夜造访断然不会刁蛮撒泼，何况袁的幕僚中有个湖南人叫尹铭绶，有这个同乡从中斡旋，袁世凯与谭嗣同的谈话应该是充满了友好和睦的气氛。

袁、谭谈话的具体细节已无从考据，大体内容肯定离不开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话题。听到此处袁世凯的脸色微微有些变了，他支吾着应付说：事关重大，需要回天津布置，一时还不能行动。

送走谭嗣同后，袁世凯立即把他的智囊尹铭绶叫来商量。尹铭绶与南通状元张謇是同科榜眼，据说本来状元应该是尹铭绶，因翁同和十分欣赏张謇，主考官张之万只好让步，结果张謇成了那一科的状元，而尹铭绶则屈居榜眼。袁、尹两人认真商议一通，均认为光绪皇帝根本不是慈禧太后的对手，即便单纯从军事力量对比上看，荣禄节制的董福祥与聂士成的军队各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中旗兵不下数万；而自己只有七千人，双方兵力过于悬殊。

如果说这是一场政治赌博，那么赌的就是整个家族的身家性命，袁世凯不敢贸然下注。他还要等一等，看一看，最后才决定是不是下这一注，怎么样下这一注。

天平上的最后一颗砝码

维新党诸人有个错觉，总认为政变要到天津阅兵时才会发生。他们并不知道，政变之谋已如箭在弦上，随时都有可能射出。

政变最初的发动机是杨崇伊。此人字莘伯，江苏常熟人，与帝师翁同和是同乡，但是政治观点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帝党领袖，一个是后党先锋。杨崇伊倒是和李鸿章打得火热，结成了儿女亲家，谁都知道，李相国和翁师傅是冤家对头。

从维新变法一开始，杨崇伊就不断给慈禧太后上奏章，主要内容无非是就康、梁这些维新党尽变祖宗旧法，排斥打击老臣。慈禧太后看了这些折子，虽说不悦也还能忍耐，光绪皇帝亲政后搞维新变革是经她默许了的，太后心里有个底线：无论怎样变来变去，都不能丢了大清江山。然而，八月初三杨崇伊上的一道密折，却搅起了慈禧太后心头沉寂已久的波澜，显然这道密折是杨崇伊在天津与荣禄等旧派大臣商量后而拟的，核心内容是请太后重新训政，附带有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光绪马上要见一个叫伊藤博文的日本人，而且聘请他到中国政府来当顾问，祖宗所传之天下，如今要拱手让给这个伊藤博文了。

这条消息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无异于一枚重磅炮弹，她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伊滕博文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战后和谈时任日方全权代表，签订《马关条约》，让中方谈判代表李鸿章颜面扫地也使大清帝国受尽屈辱。这样的人居然要来中国襄助新政？甚至有谣言传到了老太太的耳朵里，伊藤博文是由康有为勾结而来，目的是要绑架太后到日本，而且光绪也参与了预谋。伊藤觐见光绪皇帝那天，太后一反常规，垂帘在一旁监听。伊滕博文说的英文，由张荫桓进行现场翻译，在躲在幕后观察的慈禧太后听来，那些叽哩咕嘟的鸟语实在让人怀疑；张荫桓同伊滕博文手挽手亲热的样子，也好像隐含什么意义；更让她气愤的是，光绪好像知道她躲在幕后偷听似的，把伊滕博文招到身边，低声耳语了好几分钟。这些敏感的细节强烈地刺激了慈禧太后，事前那些诡秘的传说，似乎全都得到了印证。她毕竟是65岁的老妇人了，多年执掌国权养成的孤傲性格使她终于恼羞成怒。

伊藤博文成了天平上的最后一颗砝码，也成了戊戌惨案的引信。慈禧太后决定第三次出面训政。事情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在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件背后，深处还有一些隐秘的路径，长久被岁月的风沙掩埋，长满了青苔和杂草，天长日久也似乎被人遗忘。只要细心梳理，便会生发出无尽的感慨。

八月初六日，朝廷明发了一道上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次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拏交刑部，按律治罪。”

值得注意的是这道上谕中并没有提要犯谭嗣同。直到三天以后（八月初九），才有圣旨传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又过了五天，八月十四日，朝廷宣布上述人员的罪状是：“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

至此，事情总算水落石出。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袁世凯的告密是戊戌政变强有力的助推器。

慈禧太后这个晚清真正的掌权者，下令逮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废止了所有的改革举措，将光绪囚禁瀛台，成为天字第一号终身政治犯。历史的进程在这里转了个弯，中国的现代化，也不知晚了多少年。

袁世凯告密之谜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皇帝后，即乘火车返回天津，抵达天津老龙头车站时已是暮色苍茫。即使袁当晚匆匆赶到荣禄府上告密，荣禄也得第二天才能到北京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当时京、津两地的火车只有白天行车，无夜班车）。从时间上看，此时戊戌政变已经发动，慈禧太后实行训政是八月初六日上午，按常规这样的特大行动必须提前布置，至少在八月初五日前慈禧就有了“政变”的既定安排。袁、荣提供的情报则是整个事件的助推器。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间所起的作用不能小看。首先，袁世凯被光绪召见这件事本身，就加速了政变推进，袁被提拔授予兵部候补侍郎，昭示了光绪皇帝要抓枪杆子的心事，也是催生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袁世凯已经被绑在了维新党的战车上，无论他愿意与否，都将与这个大事件发生必然的联系。尤其要说的是袁世凯事后的告密，使维新党雪上加霜，如果说光绪皇帝仇视袁世凯是个“误会”的话，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之死，怕是与袁脱不了干系。

袁世凯在告密前的这一段心路历程，应该是极其复杂的。八月初五日晚，他在老龙头火车站下车时，天津的文武百官早已备好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这个从皇帝身边归来的新贵。袁世凯要端起架子应付周旋，不显山不露水地通报皇帝召见概况，天津火车站离直隶总督府，坐八抬大轿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袁世凯见到荣禄，怎么说也得两三个小时。到达荣禄府宅，刚刚坐下报告了光绪皇帝召见的情景，叶祖邽来找荣相谈事，过一会儿，达佑文也有事来请示（叶祖邽、达佑文都是荣禄的幕僚），犹疑不决间将至二更，只好约以明早再来造访详谈。

从《戊戌日记》这些吞吞吐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袁世凯摇摆不定的心情。次日早上，朝廷明发了太后再出训政和捉拿康有为的公文，袁以为密谋已经败露，他也有可能被划进维新党的圈子遭致捕杀，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在荣禄面前长跪不起，到底还是将维新党围园的计划全盘托出了。

袁世凯事后告密，他感到最对不起的是光绪皇帝，口口声声解释，“此事与皇上无关，如累及皇上，我唯有仰药而死。”光绪已被囚禁，并不知道康、梁有围园劫后的计划，以为太后训斥他的“维新党要围园劫后”是袁的诬告，据说，光绪被囚禁瀛台后，经常在纸上画乌龟，写一个袁字，用针狠扎，他对袁世凯刻骨仇恨也是理所当然。很长的一段历史中，袁世凯一定心怀愧疚感，毕竟光绪因他而加重了罪名。

简略说一下维新党诸人的结局。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谭嗣同与通臂猿胡七、大刀王五拟救光绪，因宫内戒备森严未果，胡、王劝谭也去日本，被他拒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如有，请自嗣同始。”说罢闭门不出，等待缇骑来捕。“四京卿”中另一位人物杨深秀同样“不识时务”，京城维新派闻讯纷纷逃避之际，“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并诘问光绪皇帝被废的原因，自然难被朝廷容忍。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也是光绪的英文教师），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早已列入捕杀名单。杨锐原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进京参预新政（同时推荐的还有刘光第），与林旭同列一班，遇林旭所拟签语激进时，必强令改换，不料朝局变动也随之遭祸，张之洞营救不及，遇难。以上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

张荫桓是戊戌维新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他是京城唯一懂洋务的政治家，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低级成员（户部左侍郎），但他所扮演的角色却极其重要，是光绪皇帝最为倚重的一名重臣。政变事发后，张荫桓还来得及转移家属主要成员和细软，销毁部分书札、文件，他在锡拉胡同和房子，即归以操纵赌博著称的粤商刘学询所有。慈禧太后原来是准备将张荫桓与“六君子”一起处决的，后因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干预以及日本署使林权助、伊藤博文的警告，英日方面通过李鸿章经荣禄说服慈禧，晓以利害。慑于列强的威吓，慈禧不得不改变主意，改判为流放新疆。张荫桓性格狂狷，恃才傲物，目无余子，谪戍新疆时，沿途仍然有官员接送，张荫桓嘻笑谑称：“老太太跟我开玩笑，差我到关外走一回。”把慈禧称做“老太太”，吓得地方官面无人色。庚子年，八国联军来犯，新疆巡抚饶应祺（湖北恩施人）不知就里，以为处理外交正需要张荫桓，乃上书请求开释，谁知道这一提醒反误了卿卿性命，慈禧太后怕张荫桓为洋人所用，明旨下令就地斩决。

戊戌政变抓捕维新党后，慈禧亲笔批文斩立决的头一个人是徐致靖。李鸿章有心援救，又觉不妥，便求助于太后的红人荣禄帮助。不料太后听了荣禄求情的话大怒，责怪他不该为维新党开脱。荣禄跪在地上申诉：“徐致靖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新政，只是混在里头唱唱昆曲，玩玩围棋，自从升任礼部右侍郎，皇帝连一次也没接见过他。”太后派人一查，果然没有皇帝召见徐的记录，这才由死刑改判死缓，保下了徐致靖的一条命。实际情况是，徐致靖50岁以后患了一场耳疾，耳聋得厉害，因此光绪召见变法人士的名单里没有他。

长子徐仁铸时任湖南学政，也属维新党，同时是个大孝子。徐致靖被捕后，他给朝廷上书要为父亲顶罪，未被理睬。

徐致靖一直在牢中坐到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太后、皇帝西狩，清政府机构已经瘫痪，大牢里的犯人差不多都跑光了，可是徐致靖仍认为自己是大清国的犯官，不肯走出监狱半步。当时管监狱的司官乔树楠是徐致靖的年侄，亲自跑到大牢里告诉他，明天狱中不开饭了，徐致靖这才跟着前来接他的儿子回了家。出狱后徐致靖依然“待罪京师”，两个月后，得到朝廷恩准，离京去了杭州，居住在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意思是“六君子”之外仅存的一名老头子。

除了两个儿子徐仁铸、徐仁镜外，徐致靖还有个女儿，嫁江南苏州才子许直庵，生子许姬传。徐致靖晚年经常与幼孙姬传为伴，教他读书、习字、演唱昆曲。许姬传后来成为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的秘书，著有《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和《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等书。

徐致靖有个弟弟叫徐致愉，光绪年间曾任新泰知县，其人生平事迹默默无闻，却有两个不同凡响的儿子：一个叫徐仁锦，一个叫徐仁钰，两人均就读于济南山东高等学府，这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堂，国学、外语、现代科学知识并重，这所学堂毕业的学生被称为“洋举人”。兄弟俩先学土木工程设计，后来改行从文，给《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报刊写专栏谋生，笔名分别是徐凌霄、徐一士，著作等身，影响不小。

关于《戊戌日记》并非多余的话

袁世凯一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唯独留下这部《戊戌日记》。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部日记，只是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一篇回忆录，全文三千二百字，前后时间十二天（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日），记叙袁与戊戌政变有关的大体事略。文末注明，日记并非逐日所记，而是事后在八月十四日一天内补记于天津督署。由此也能看出，这部《戊戌日记》在写作之初，就是袁世凯存心为自己和后人留下的一篇辩诬文字。

《戊戌日记》写成后，十年秘不示人，据说只有袁的少数几个亲信弟子知道。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袁世凯被光绪的胞弟，摄政王载沣罢官免职，几罹杀头之祸，门生散去，在其幕僚张一麐辞别南归之时，袁将这个小册子交付给他，嘱其伺机发表。

张一麐回到南方后，与袁世凯的另一位幕僚亲信费树蔚联手，将这部《戊戌日记》在江苏南通“翰墨林”书局刊印发表。既要选择发表，又要选择远离政治旋涡中心的南方一隅发表，从中可以看出袁世凯难言的苦衷。他身上背负的那口“黑锅”实在太重了，发表《戊戌日记》的目的主要是为自己洗刷罪名。须知此时袁世凯罢官回籍，性命几乎不保，他必须表明他并没有陷害光绪皇帝。在那种时候，一方是太后，一方是皇帝，告密与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尽管这是个百口莫辩的尴尬，袁世凯还是要竭力为自己剖白。

《戊戌日记》刊印之初，即被当时的人们认为不可信。原因很简单，对光绪皇帝强烈同情导致了对袁世凯的极度憎恶，普遍认为袁是奸雄，不会说真话；另一个原因是戊戌政变已经相隔十年之久，这部日记可能是后来袁世凯与张一麐泡制的伪作。其实这部日记写作的时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中的事是否真实。

袁世凯的两个亲信幕僚张一麐和费树蔚，在此也值得一说。

张一麐（1867～1943），字仲仁，江苏吴县人，是袁世凯早年亲手发掘出的一个人才。征战朝鲜时李鸿章交给袁一项政治任务，将大院君拘捕到保定软禁，负责看护大院君的总管是正定县知县张是彝，袁世凯与张是彝交往中发现其子张一麐是个人才，将他收罗入幕，起初是一般文案，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但是张一麐勤奋自律，经常买书自修以补学力不足，月薪六十金未尝求加一文，一年之中没对幕主提任何要求，往往别的幕僚都入睡了，唯独他还在灯下刻苦用功。这种任劳任怨的作风很被袁世凯看重，遂成为袁世凯的机要秘书。

袁世凯称帝，张一麐百般劝说，说到动情处几乎掉下眼泪。有一次，正副堂会议举行筹备大典，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张一麐站起来大声发言，陈诉实行帝制的各种危害。在场有位武夫对张怒目相视，听着听着拔出了手枪，就要开火。幸亏人称老狐狸的北洋灵魂人物徐世昌扯了扯张一麐的衣角，将张一麐带出了会场，才躲过了一场灾难。此后张一麐辞去了他在北洋政府里的职务，与他跟随多年的幕主分道扬镳。晚年张老先生定居苏州，抗战期间曾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很受周恩来的尊敬。

张一麐有四子二女：长子张为宣幼殇；次子张为资是留学美国纽约大学的法学博士，民国时曾在外交部做过官；三子张为鼎是东吴大学理学士，任职中央信托局，这是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一个业务局，主要业务是采购军火和垄断进出口物资的收购，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军火采购部；四子张为璧是辅仁大学理学士，幼年寄养在友人赵椿年家中，赵是进士出身，民国初年曾任财政部次长，所著《现代本草生药学》是我国第一部生药教科书，建国后在北京医学院任教，被誉为中国生药学泰斗、药材学奠基人。张一麐的长女张为珂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的经济学硕士；夫婿程忠阳一生致力于实业，在著名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创办的重庆天府煤矿担任过矿长。次女张为璇，毕业于端方、郑孝胥等人创办的中国公学，建国后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文革中被迫从北京城搬出，迁居老家苏州吴殿直巷；丈夫刘先生是个工程师，此时也被关进了“牛棚”审查，工资被扣，生活来源中断，每天等米下锅米却没有着落，张为璇自觉丧失了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和女儿刘小迁一起撕碎床单上吊自杀，仓促离开了人世。

张一麐有个弟弟叫张一鹏，曾任蔡锷的秘书，是苏州最富的士绅。张一鹏的长子叫张逸候，笔名满涛，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回国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成为著名的翻译家，译著有《别林斯基选集》《果戈理选集》等。次子张伟如，留学美国学化学专业，归国后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于上海商检局。张伟如有女名叫张万芳，后改名张可，也是一名翻译家兼戏剧学者，莎士比亚戏剧研究颇有建树。张可18岁时认识王元化，互相间萌生爱情，直到10年后（1948年）两人才在上海慕尔教堂举行了基督教婚礼仪式，开始了一场历经劫难而美如钻石的婚姻。王元化后来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女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有个《张可女士》的专门章节，称张可是“那个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

费树蔚（1883～1935），字仲深，江南吴江人，是南社领袖，晚清著名诗人柳亚子的表舅。其人幼时聪慧，19岁考取秀才，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能诵，被晚清重臣吴大澂视为奇才，把女儿吴本静嫁给了他，成为袁大公子克定的连襟。正是有这么一层关系，费树蔚也进入了袁世凯的幕府，成为袁的亲信幕僚。

翰墨林印书局是清末状元张謇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家乡南通创办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印刷出版机构，书局所选地址西园，原是一个几近荒芜的园子。张謇是清末立宪派领袖，为配合立宪运动的兴起，书局出版了不少有关宪政的书籍。费家与张謇交情很深，正好张謇此时也急于同袁世凯重新搭上关系，双方一拍即合，张謇满口答应出版《戊戌日记》，为后来人们研究袁世凯和戊戌政变留下了一份重要史料。费树蔚曾担任过北京政府肃政史、信孚银行董事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费树蔚直言劝谏，未予采纳，遂辞官离去，隐居苏州，购买了曾为唐伯虎故居的桃花坞大街176号老宅，命名“桃坞别院”，与章太炎、张仲仁、金松岑等友人在园院里诗文唱和，有《费韦斋集》存世。

其子费福熊，成年后改名费巩，1925年冬，费巩娶袁克定之女袁家第（后改名慧泉）为妻，在苏州桃坞别院完婚，结成了一桩亲上加亲的姻缘。婚后不久费巩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又赴法国巴黎和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后被竺可桢校长聘为浙江大学训导长，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历史，有《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等多部著作问世。1945年，费巩为保护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军统秘密绑架，关在渣滓洞中，后投入硝镪池里杀害。

透过张、费两个家族史演变过程中的这些片断，多少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近代望族世家的文化底蕴、家教家风、复杂的姻亲关系以及不无神秘和传奇色彩的趣闻轶事。

5．在山东巡抚的任上

在袁世凯上任山东巡抚之前，他的两位前任李秉衡、毓贤都主张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这种做法无异于纵容，客观上促使山东义和团闹腾得更加热火。袁世凯对此不以为然。他在致徐世昌的信中说道：山东巡抚甚无用，把局势弄得一团糟！不久，他又上书朝廷，提出了整治山东时局的几条意见——实际上是袁世凯的自荐书，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是，只有他出任山东巡抚最为合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四日，朝廷传令毓贤进京陛见，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这一年袁世凯41岁，正当壮年。

对山东这块土地，他既熟悉也充满了浓厚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山东简直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少年时跟随嗣父袁保庆到了济南，第一次见到除老家项城以外的大世界，对他心灵的影响甚大；青年时投军吴长庆营中，从山东到朝鲜，迈出了他人生的重要一步。

袁世凯认为义和团是些装神弄鬼的把戏，是小儿科，一个国家的兴盛强大，岂是靠装扮玉皇大帝、孙悟空，烧几张草纸，喷几口神火糊弄来的？他在心里拿定主意，上任后要好好整治一番。可是此时慈禧太后正在气头上，把对维新党的刻骨仇恨迁怒到了光绪身上，准备将光绪废掉，就另外立了个大阿哥。外国公使好像串通了似的，不仅拒绝入宫祝贺，还试图进行干涉，这让慈禧很没面子。有人给她出主意，山东最近出了个义和团，打出的旗号是“抚清灭洋”，据说道行高深的大师兄能够上天入地，刀枪不入，不妨利用义和团去打那些洋鬼子。慈禧依计行事，接二连三传下谕旨，对义和团驱逐西教、焚烧教堂、杀戮洋人的举动大肆鼓励。

袁世凯接到诏令，心中很是犹豫。从情绪上讲他是抵制的，道理如上所述。但是毕竟刚刚经历过戊戌政变那场风波，朝廷对他是否真正信任，还是个未知数，这种时候不能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冒险。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袁世凯决定将朝廷的诏令原文下发，并且附了个通知，要求全省各州、县遵旨办理。

有个候补道员叫徐抚辰，字绍五，湖北江夏人，此时正在袁世凯的幕府中担任洋务文案，听说了这个消息，马上来找袁世凯力谏不可。袁是政治老手，柔声细语对徐安抚了几句，并没有收回通知的意思，以为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哪知徐抚辰是个办事认真的人，见袁幕主是在应付他，当场也没多说，归家后便收拾行囊，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袁世凯灯下展读徐抚辰留下的信件，言辞恳切，句句中的，不觉为之汗颜。信中剖析义和团之荒谬：人人都说，外国有你的洋枪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口念咒语，不用枪炮，大刀一挥，洋人就倒……这种神魂颠倒的诳语有何道理？朝廷因戊戌政变，外国人保护康、梁，反对立大阿哥，触怒了太后，遂有依赖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招数。如果洋人一旦打赢了这场战争，那时候太后也许才会清醒过来，你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啊！如随波逐流，不仅一生功名毁灭，恐怕还会殃及身家性命。袁世凯看完书信，立即下令八百里加急，火速追回已经下发各州县的通知，同时派人拦住正在路途中的徐抚辰，将他重新请回了袁氏幕府。

袁世凯是擅长演戏的高手，常常能把一场平庸的戏演得活灵活现，精彩纷呈。即便在场观众笑得人仰马翻，他却能稳坐钓鱼台，丝毫不动声色，逼真的效果让人叹服，“戏”中弥漫的血腥味道，又让人不寒而栗。

有个提督名叫程文柄，是义和团的忠实支持者，大概是想把上司袁世凯也拉进支持者圈子，主动推荐了一个大师兄，声称降神附体，刀枪不入。那天把一身仙风道骨的大师兄请到校场，程文柄提起手枪，照准他胸前轰地一声，大师兄不躲不闪，毫发无损，在场的一百多名兵丁响起了一片叫好声。袁世凯颔首微笑，示意试验继续，于是程文柄布置好的一伙人纷纷开枪射击，大师兄安然无恙。

袁世凯对大师兄待如贵宾，口称要禀报朝廷，对其给予恩赏，当场决定，过些日子请大师兄多带几个兄弟来，再表演一次。

再次表演，袁世凯事先吩咐手下人，让大师兄和那帮兄弟立下“生死状”，并请同乡画押作保。

表演开始了。程文柄和十几个士兵轰然开枪后，对面站立的一排“神魂附体”的义和团纹丝不动，脸上甚至还挂着傲慢的笑容。袁世凯走下观摩台，似有奖赏，忽然掏出一支德国手枪，转身朝大师兄射击，手起枪响，大师兄身体摇摇晃晃倒了下去。枪声是个信号，刚才布置好的士兵枪弹齐发，刚才还在微笑的一排义和团齐刷刷栽倒在地，血肉翻飞。校场上的血腥表演结束了，袁世凯脸上露出讶异神色，唤来身边的人，去瞧瞧法师们耍什么花招。验尸者报告，十几个法师玩完了，袁世凯似乎还不相信：“这是大师在使诈呢！他们刀枪不入，不会有事的。”说完朝程文柄看了几眼，程文柄羞惭难当，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

袁世凯认定义和团为旁门左道，是打着仇视洋教的旗号纠众劫财的强盗土匪，应该赶尽杀绝。恰好载漪、刚毅等主战派主张对义和团“抚而用之”，怂恿太后宣布义和团为“义民”，义和团遂大批涌向北京，很快达到了数万人。而山东这边没有了义和团的骚扰，加上袁世凯下令地方官对洋人和教民实行保护政策，反而呈现出安静祥和的局面。

袁世凯在山东推行新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时至今日，山东人说到袁世凯时期修建的那条铁路，依然兴味盎然。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二十三日，刚刚上任山东巡抚不到一个月的袁世凯，就与德国铁路公司总办海因里希·锡乐巴订立了一份正式的铁路章程，表面看起来轻松，其中却蕴含了诸多艰辛。事实上胶济铁路已经动工一年多了，由于义和团仇洋运动，德国公司在勘测路基拆屋迁坟中遇到了不少麻烦，发生了多起流血事件，被迫停工数月，德国胶澳总督托尔帕尔委派锡乐巴到济南谈判，如果不是遇到袁世凯，此事还将无期限地拖延。在双方谈判艰难之时，袁世凯想起了一个人：清政府驻柏林大使荫昌。这个前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曾经在关键的时刻帮过袁世凯一个忙，推荐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进入新建陆军，后成为著名的“北洋三杰”。袁世凯恳请荫昌回国帮他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明达洋务并熟悉德国法律的荫昌果然不负袁望，帮助他完成了谈判铁路章程的大部分细节，促使中德之间建立了“双方均感满意的交往关系”。

中国修建铁路曾经走过了一段步履艰难的路程。第一条铁路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全长仅1公里，是英国商人杜兰德修建的，建成通车后，“观者骇怪”，有御史上书认为冲撞了满清龙脉，是不祥之怪物，被太后下令拆除。

一方面政府对修建铁路这类“洋务”不感兴趣，另一方面老百姓仇视老外，认为修建铁路是想抽他们的血，以致流血事件连绵不断。面对来自这两方面的夹击，袁世凯没有退缩，他渴望通过变革改变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他要让国人明白一个道理：德国人的铁路，也会变成中国人的财富。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古城济南迎来了它历史上的第一列火车。看见庞大的钢铁怪物猝然来到面前的时候，老百姓有的兴奋，有的漠然，他们也许还不会意识到，就是这列运载洋火洋油以及山货土产的火车，将成为山东现代化的一个开端。

此时袁世凯已升任直隶总督，但他仍然对山东投以特殊的关注目光。他与接任山东巡抚的周馥联名上书朝廷，奏请开放济南等通商口岸，这也是后来被人们称做近代史上一个神话的山东开埠。不久即得到批准，济南等地开埠成为现实。

济南近代史上数不清的“第一”都与“开埠”密切相关。例如：经三纬二路的第一家电影院（小广寒电影院），火车站南侧的第一家西餐馆（石泰岩饭店），庄钰、刘福航创办的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济南电灯公司），英国传教士怀恩光创建的第一家自然博物馆（广智院），济南第一家戏院（兴华茶园），位于高都司巷的第一家洋行（礼和洋行），第一家外国银行（德华银行）等等。

周馥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这对姻亲在政治上联手，把山东当做施行新政的试验田，先后设立了银元局，创办了商务总会，还将各地的书院改成了新式学堂，最具影响的是将济南泺源书院改为官立山东大学堂，招收新生三百人，由周馥之子周学熙担任校长，聘请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教务长）。

说起袁世凯在山东，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他剿杀义和团，仿佛除了一把血淋淋的屠刀之外其他不值一提，实则不然。在山东巡抚任上的700多天里，袁世凯大力推行新政，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臣发起的“东南互保”运动，是为晚清政局力挽狂澜的大手笔，可圈可点。

6．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

在家庭生活中，袁世凯是个肯负责任的人，对父母是孝子，对儿女是严父。

赴济南上任山东巡抚，他带着长子袁克定，有意对他进行培养和历练，对其他子女也不放松教育，尤其是对次子袁克文，更是倾注了许多感情和精力。《袁世凯家书》中有一封“示次儿书”是专门写给袁克文的，那时克文才10岁，袁世凯即对他进行严格要求：“近闻你行事喜效名士，此非具有真才实学者……安得将所读之经史子集，尽记头脑，以充腹笥，惟有勤动笔多思一法。于读书时，将典故分门别类，摘录于日记簿，积久汇成大观。”

他还为袁克文拟定了一份立身课程：“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裯；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读史：柔日读史，日以十页为限，见有典故及佳句，随手分类摘出，以资引用；作文：以五十为作文期，以史论时务间命题，兼作诗词；静坐：每日须静坐一小时，于薄暮时行之，兼养目力；慎言：言多必败，慎言，即所以免祸；运动：早起临睡，须行柔软体操；省身：每日临睡时须自省，一日作事可有过失，有则勿惮改，无则加勉；写日记：逐日记载毋间断，将每日自早至夜，所见所闻所作之事，一一记出。”课程表列得如此细致，可见严父的一片慈爱之情。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官位稳定之后，索性将袁克文接到济南，放在身边亲自督促。

随袁克文来到济南的，还有袁世凯的生母刘老夫人、妻子于夫人。此时山东形势并不太平，被袁世凯围剿的义和团要同他拼个鱼死网破，扬言要杀光袁的全家。乘着暗夜，在巡抚衙门照壁上画了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趴在洋人的屁股后头，旁边写着一句歌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袁世凯怕他生母受惊，密令侍卫队严加防守，谁也不得在袁府走漏丝毫风声。袁世凯自己则一日三次入内请安，赔着笑脸同刘老夫人说话聊天，极尽一个孝子的本分。

在生母病重期间，袁世凯日夜守护在旁，亲侍汤药，精心照料。刘老夫人去世后，他立即电奏开缺回籍守制，朝廷认为正值时局艰难，没有批准，谕令赏假百日，在抚署穿孝服照常上班。袁大孝子十分郁闷，胸中装着个难解的心结。当年嗣母牛夫人病逝时他正在朝鲜，未能在身边亲伺汤药，已成终身遗憾。如今生母去世，虽说能在身边照料，但却不能及时安葬，终是心头之痛。他给朝廷再写了一封信，恳请回老家安葬生母，依然未获批准，只好将刘老夫人的灵柩移到济南城外，由其三兄世廉、五弟世辅、六弟世彤等人扶柩回河南原籍落实安葬事宜。

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安宁，袁世凯发誓要为刘老夫人厚葬。然而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上头不准假，心里有厚葬的想法，时间上也只能往后拖。好在清代停丧不葬之风盛行，这是从宋代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人死了暂时停丧不葬，一是相信风水，希冀推迟葬事求个吉利的日期，给活人带来富贵兴旺；二是眼下经济实力不济，想等以后阔绰了再行葬仪。也有像袁世凯这样的，因为时间上安排不过来将葬事往后拖。

经过反复合计，袁世凯决定把生母的葬期定在第二年秋天。他再次给朝廷打报告，奏请赏假两个月。这一次朝廷格外开恩了，慈禧亲自下了道懿旨，赏给他40天丧假回籍葬母，同时加恩赏给刘老夫人正一品封典，著河南巡抚派员前往致祭。朝廷如此厚爱，袁世凯感到很有面子，马上具折叩谢，恭设香案，立生母灵位祭拜。

此时袁世凯已是直隶总督，在官场善结交，又是喜好张狂的个性，随带官员、仆从及护卫兵队数百人，极尽炫耀铺张之能事，衣锦还乡，八面威风。本以为这趟回老家会把生母的葬事办得无限风光，哪知道事与愿违，在刘老夫人的墓穴一事上，袁氏兄弟发生了严重分歧，吵得不可开交，闹到最后还差点动了武，害得袁老四窝了一肚子气。

按照袁世凯的想法，生母刘老夫人应该与生父袁保中同葬一穴。可是袁世敦不高兴了，他捣鼓着叼在嘴边的水烟袋，翻起眼白乜斜袁世凯一眼：“哪有继室同穴的道理？”依袁世敦的说法，要将刘老夫人葬在祖坟边上作个陪衬。袁世凯火冒三丈，仍然憋着气解释，虽说生母是继室，但是刘老夫人去世早（袁保中正室夫人也姓刘），后来一直是生母操持家务，实际上也同正室夫人差不多。袁世敦摆出一家之主的派头说：“你不要以为官大就能拿这种口气同我说话，袁家的事我说了算！”说罢一甩袖子再也不予理睬。

袁世凯生父这边兄弟五人，除了老大世昌、老二世敦是正室夫人所生外（世昌此时已死），其余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均为继室刘老夫人所生，在过去的封建家族中，嫡出的长子自然是一家之主，加之袁世敦性情古板，袁世凯兄弟几个人再多官再大，也拿他毫无办法。

一气之下，袁世凯与同母的世廉、世辅、世彤商量，只好另择墓地安葬他们的生母。

袁世凯对风水舆地颇有研究，他认为“择穴须认定方向，重在择日”，“只求不受风，不受水，不近道路，符合干暖的原则即是佳壤”。他托老友周馥帮忙，花重金请了个著名的风水先生，此人叫杨焕之，四川射洪人，周、杨二人乘火车专程来到彰德洹上村，在红冢洼为袁的生母挑了一块吉地厚葬。杨焕之后来还成了袁世凯的顾问。

本来回乡是为厚葬生母，却不料成了一次伤心之旅，袁世凯这辈子再也没有回过项城，他与同父异母的二哥袁世敦的关系也随之破裂，像摔碎的瓷器再也无法复原。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血浓于水”，在对待袁世敦的问题上，袁世凯并没有像世人所猜想做的那么绝。有个例子：山东巡抚毓贤在任期间，袁世敦是管带亲军统领，相当于一个知县，因为杀义和团太多的缘故，被毓贤参劾“行为孟浪，纵勇扰民”，给予革职处分。袁世凯上任后，碍于官场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便直接处理这件事，事后仍然通过张之洞帮忙，向朝廷奏请为袁世敦平反，官复原职，可见袁还是讲情分的。